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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都被鸡毛掸子打过
后来我们又听说了一个叫刘亦婷的女孩没被打
如今狼爸、虎妈又成了偶像
中国式家长20年教子巨大焦虑背后
他们试图从书中寻找教育法宝
他们对“好孩子”的标准也从“全能”的小超人变为身心健康的普通小孩
记者 郭晓燕
周伟励第一次听说狼爸萧百佑是通过网络上的新闻，也正是看到这条“把孩子打进北大”的新闻让任广东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的他内心感到一丝不舒服。
11年前，正是他第一次将“素质教育”这个概念引进了中国的图书出版界，他主持出版的留美博士黄全愈的《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甚至比畅销书《哈佛女孩刘亦婷》还要早向中国家长系统地介绍素质教育。
所以看见“狼爸”热卖，这个老出版人有点坐不住了。
他回忆，那是2011年11月一天午后，广州冬天有夏末的感觉，看完“狼爸”的新闻后，他就开始在办公室里不停踱步，年近60岁的他素来注重中医养生，轻易不开空调，但在那个午后，他把空调从25摄氏度一直调到20摄氏度，才终于觉得自己郁结的心情稍微有些舒展。
令这个在广州工作30年的出版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他孩童时代已经被厌恶的打骂教育居然又重新高调地进入公众视野。
“不是说绝对不能打孩子，但‘狼爸’的理念，我不能接受。”周伟励用近乎倔强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
90年代的教辅书时代成绩才是硬道理
陈虹（化名），现任广州购书中心教育书籍分管主任，1999年入职。
入职前，当时还是图书导购的她不止一次听前辈说起，家长们抢购教辅书籍的疯狂，“每年两假（寒暑假前后）累死人。”当时的她不以为然，“大学扩招都一年了，应该不一样了。”
但就在同年，陈虹亲眼见证了，开学前夕，学生家长抢购教辅书籍的“火爆”场面。
当时在学生两假前，整个广州购书中心，近千平方米的二层平台，人山人海。家长似乎也没有标准，多是慕名而来。
每逢这个时候，陈虹所在的广州购书中心都要启动“应急预案”，人手临时增加一倍，原本放书的过道清空，收银台加倍开放，可是近十米的长龙仍旧能保持整整一天。陈虹说，就好像广州第一家H&M（瑞典一服装品牌，在广州首开分店时，300人提前两小时在门口等候）开门时一样！
彼时出名的教辅书有，黄冈兵法、海淀试题、一课一练等，这些教辅书的扉页或者背面都有成功案例或者直接是书中前几页就印着看了此书而考上状元的头像。
陈虹觉得，那个时候的家长们也不管合适不合适，孩子做完做不完，直接将书扫下书架，抱了厚厚一摞。
1999年的购书中心，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家长们才缓缓散去，累得快散架的陈虹忍不住发牢骚，“有必要吗？”
身边一位家里有小孩的前辈听见了，郑重地回了一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不去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掉下悬崖。”
陈虹说，在六七年前，那个以应试教育为主导、教辅书卖到手软的年代，1.5万平方米的购书中心里留给素质教育类的书籍仅有五六面书架，“不过百来本，能卖出去就算不错了，别提畅销。”
彼时的中国家长还没听说过“家庭教育”这个词。
第一代中国“好孩子”
《花季雨季》中的那个勤奋女孩谢欣然
陈虹描述的这一切，1991年入学的“80后”的阿蔚深有体会。
她回忆，大概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同学们的桌上就陆陆续续摆上了教辅书，上了初中此情此景更甚，“好孩子”每天埋头做题，甚至互相较劲，专挑连老师都觉得头痛的选作题，一道数学大题有时甚至要花上整整一天来琢磨。
“80后”阿蔚经历的时代，最被中国家长们接受并记住的“好孩子”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1990年出版的畅销书《花季雨季》中的主人公谢欣然。
在书里，谢欣然是一个家境贫寒却勤奋爱学的好孩子。阿蔚记得，当时不少中小学都开展了《花季雨季》读后感评比活动，邀家长和孩子共同探讨学习书中的内容。
大人们也会引导孩子，“要像谢欣然学习，不要早恋，一定要考上大学……唠唠叨叨地就这几句。”如今25岁已经工作的女孩阿蔚学着小时候父亲教育她的样子粗着嗓子复述道。
阿蔚说，其实那个时候，她们都“烦”谢欣然。为啥？“太装了！”
她还记得《花季雨季》书中有一段这样描写谢欣然的：“欣然渴望成为一名大学生，从小就想，她渴望自己有一天能别上名牌大学的校徽，为父母争光，满足自己的心愿。……大学四年将全面地充实一个人。欣然渴望充实，她要上大学。”
“你觉得对一个高中生来说，这样的想法现实吗？”阿蔚反问。
“误尽苍生是语文”
教授被语文试题考倒
教育领域迫切需要“一股风”
广东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周伟励说，其实，阿蔚的这种“不现实感”不是个案，其实早在90年代初，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应试教育的弊端，国内开始有专家学者提倡素质教育，但社会普遍认同度仍不高。
20世纪末，大学扩招政策开始实施，一场关于语文教学的大讨论不期而至：著名作者王蒙和北大教授钱理群公开表示曾被高考语文试题考倒，媒体更直指“误尽苍生是语文”。
“作为出版人，当时我的思考还不太清晰，只是隐隐觉得，中国教育需要一股风，一股来自大洋彼岸清新而凛冽的风。”周伟励回忆说。
也正是在应试教育最盛的年代，20世纪1999年，留美学生黄全愈从大洋彼岸给周伟励带来了这股风，来稿原名叫《跨越文化的旅行——教育篇》。
这本书的作者黄全愈在引言中说，“我不是教育理论权威，我没有自己系统的理论和成功的实验，对许多教育问题我也找不到完整的答案……我只是想把我这些年来的疑问对比和思考，用我的家庭的亲历和见闻平白地叙述出来。”
在书中，作为父亲的黄全愈并没有把儿子矿矿塑造成“偶像”，他将更多笔墨放在了中美教育的天差地别上。
其中一个章节让人印象尤为深刻：1992年底，我第一次读到了美国儿童读物《小兔子之书》，我小小地吃了一惊，在书的末尾，我读到了与中国传统教育完全相反的内容：“乌龟总以为它能在赛跑中击败兔子……但他们不可能做得到。”
当时我问已经在国内接受过一段时间学习的儿子，“乌龟能在赛跑中击败兔子吗？”儿子不假思索且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能，因为兔子太骄傲自满了。”
然而时隔六年，现在我再问已经身处国外的孩子，“乌龟和兔子谁跑得快？”儿子在鼻子里不屑地轻轻哼一声，竟然懒得理我。看我非要他回答不可，便不耐烦地说，“怎么问这么stupid （俗不可耐）的问题呢？”
“乌龟怎么可能跑得过兔子。”儿子甩给黄全愈一句话。
一起震惊全国的杀母案才让素质教育火起来
1999年12月周伟励将此书更名为《素质教育在美国》推出市场，起初，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市场上的任何注意。直到2000年，一场震惊全国的血案爆发，才让这本书彻底“火”了。直到今日，周伟励还记得当年震动全国教育的血案。
当年新华社报道，徐力是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学生。1999年11月底，吴凤仙参加家长会议时得知，徐力这学期期中考试的成绩排在班级第十八名。回家后，吴凤仙很生气，狠狠地打了儿子一顿。徐力喜欢踢足球，吴凤仙就说：“以后你再去踢足球，我就把你的腿打断。”
重压之下的徐力感到母亲对自己管得太严，而且母亲提出的目标无法实现，深感委屈和压力。
2000年1月17日中午，徐力从学校回家吃完中饭后，想看会儿电视。吴凤仙提醒儿子期末考试要考前10名。徐力回答说：“很难考的，不可能考得到。”母子之间再次为学习发生顶撞。绝望中，徐力从门口拿起一把木柄榔头朝正在绣花的母亲后脑砸去，将母亲砸死。
有家长问“孩子整天看电视怎么办” 书的作者也答不上来
当这起杀母事件发生后，出版人周伟励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中国教育的拐点，他专门为《素质教育在美国》这本书召开了大型的新闻发布会。这本书的作者黄全愈也飞赴北京、上海、湖北等数十个大城市做巡回演讲。
他回忆当时出版社组织巡回演讲的情景，每次巡回演讲都有近百名学生家长前来参加，常常连作为主办方的他都没有办法靠近黄全愈，“里三层外三层，围得严严实实”。
但令这个记性仍旧十分不错的出版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家长们的重复提问，“我的孩子整天看电视怎么办？”“我的孩子不爱学习怎么办？”这些问题问得黄全愈哑口无言。
周伟励说：“当时的素质教育说白了是一种比较虚的理念，但家长却希望作者能给他们‘开处方’，这个不现实。”
但最终，这本当时被媒体称为第一次将素质教育这个概念引进中国出版界的书被加印了整整13次，总销售量高达22万册。
哈佛女孩 标准好孩子的出现
一年后，被人熟悉的《哈佛女孩刘亦婷》出版，在那个父母望子成龙近乎疯狂的时代，具体、活生生的刘亦婷成为了偶像，家长们无不渴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第二个、第三个刘亦婷……从2000年8月问世至今，此书持续畅销200万册。
家长们第一次知道刘亦婷，是在1999年4月12日，《成都商报》头版头条的一则独家新闻：《我要到哈佛学经济》。
最吸引当时家长的是记者报道的末尾：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四所美国名牌大学同时录取了18岁成都女孩刘亦婷，并免收每年高达3万多美元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消息借助网络，顷刻之间传遍全国，新华社向全球发了通稿；无数中学和小学的老师们，自发地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推荐刘亦婷的事迹。
和《素质教育在美国》有所不同，刘亦婷的母亲、作者刘卫华更倾向于给迷惘的家长们开出一张具体的“处方”。
在这本书中真实而细致地记述了刘亦婷0-18岁的成长过程，和父母在其不同成长阶段的育儿思路及培养方法，如：0-6岁全面开发心智，小学阶段塑造灵魂+训练技能、逆反期调整教育方法、中学阶段保持航向走向成熟、在各种社会实践中观察与思考、初次访美的出色表现、冲刺哈佛的顽强拼搏。
今年23岁，现在在广州一家服装策划公司工作的蔡小婷对这本书印象深刻。“好几年前，爸爸给我买过这本书，把书拿到我面前对我说：‘你看看人家’。”蔡小婷当时看了，而且还给爸爸写了信，“我的爸爸妈妈和那刘亦婷的爸爸妈妈不一样，所以我没办法和刘亦婷一样。”
蔡小婷说，她始终不喜欢刘亦婷，一是因为爸爸妈妈喜欢让她产生反感，二是因为跟这种中国标准好女孩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
蔡小婷还记得，那本书上说，“婷儿幼儿时代最钦佩的人是安徒生，因为他给全世界的小朋友留下了那么多美丽的童话；婷儿在少儿时代最钦佩的人是科学家和雷锋，因为科学家使人类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文明，而雷锋一生都在无私地帮助别人。”
“但我幼儿时代最钦佩的是卖糖葫芦的叔叔。”蔡小婷说这话时咯咯大笑。
从全能小孩到普通小孩
从文艺家长到特殊家长
从《素质教育在美国》书中把“素质教育”概念介绍到中国来的孩子矿矿，到中国标准好女孩的刘亦婷，再到后来因为《萌芽》中学生作文大赛兴起的少年作家韩寒、郭敬明，最后到《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普通小孩圆圆。
中国家长眼中的“好孩子标准”实际上是从样样拔尖的刘亦婷到韩寒这样在某个领域取得成绩的成功者最后到身心健康的普通好孩子。
教育学者、畅销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尹建莉说，当中国家长发现不可能每个孩子都能品学兼优时，他们就会转而追求一种“普通可触及的健康”。
这些塑造好孩子的教育畅销书也开始从之前对“素质教育”概念的推广转变为向中国家长提出更加具体的解决方法。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作者尹建莉在书中引用的例子都是现今家长们实实在在碰到的难题。
尹建莉在这本书中这样写道，“女儿圆圆刚上学时，学校给新生家长开会，提出家长应该经常陪着孩子做功课，每天检查孩子的作业等要求。但我没那样做，只是在最初几天，当孩子对学校生活、写作业这些事都还比较陌生时，在旁边给予她一些指导和提醒，让她尽快熟知一些基本的规则和做法。这个时间只有一周，后来就没再管她——既不陪写，也不刻意检查她的作业，最多是提醒她一句：该写作业了。”
直到最近狼爸、虎妈的出现，中国家长突然又发现，当年被父母打出三里地的棍棒教育一时竟成了最时髦的教育方式。
中国家长20年成长
试图从书中找真理
畅销书作家尹建莉说，中国这20多年家庭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和时代有关，另一方面和独生子女政策有关。
她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三十多年前，但在最初阶段，人们对于家庭教育的功能的认识还处于模糊阶段，直到《哈佛女孩刘亦婷》的出现，才让人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家庭教育的功能原来如此强大。从这本书开始后的近十几年家庭教育观念的发展，似乎总是和几本书相关。
其实，继“哈佛女孩”之后，卢勤的《告诉孩子你真棒》把一个重要的观念引导给人们，这对我们的传统中总是要求孩子谦虚、动不动就打骂孩子的做法形成冲击。《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则告诉家长如何尊重孩子，如何给他们自由的理解。
尹建莉认为，在优质教育理念的传播中，当然经常会出现异样的声音，但这往往并非出自教育自身的探讨，多半是商业炒作行为，只能忽悠一小部分人，形不成气候，不必在意。
对于“棍棒教育”回潮的说法，她更显得十分厌恶，“以后凡讨论要不要‘棍棒教育’的话题或活动，我都不回答，不参加。只有那些答案尚模糊、有意义的话题，才有讨论的价值。动物家长的行为到底好不好，这难道还是个问题吗？”
她说，“这不过是写书的人和书商在缝制一件惊人的皇帝的新衣。”
应该致力于创造幸福条件和机制而不是所谓成功模式
11月中旬，广州购书中心里，狼爸的《所以，北大兄妹》和《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同作为畅销书籍摆在一楼大厅。《所以，北大兄妹》进货260本，卖出186本。
既是母亲，又是广州购书中心工作人员的陈虹没有买这本书。她的女儿今年5岁，她说希望还是能用温柔的方法教育女儿。所以选择了尹建莉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耐心讲道理，其实挺有用。”
陈虹说，“但作为书店，应该公平点，给家长各种各样的选择。”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接受新深度记者采访时说，不论“虎妈”、“狼爸”还有其它一些爱心书籍都不值一读。“我也从不给这类书写序言、做推荐。”
他评价说，他们是以一己之见企图获得全民认可，追逐名和利。“首先，每个家庭之间不一样，没有最好的教育，只有最适合的教育。其次，我从未见过剑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父母写书，推广他们的家教经验。因为成功和幸福有很多种。第三，这种书在美国没有市场，却在中国和成功学一样盛行，和我们目前的土壤和气候有关。”
最后，王旭明说，中国的家长普遍缺乏教育常识，我们应该致力于为最大多数的人创造幸福的条件和机制，而不是一种所谓的幸福和成功模式。
狼爸前传
他忘不了母亲的抽打
和那根粤北老农的棍棒
记者 周至美 (微博) 实习生 张凯红 发自北京
“他的眼睛和眉毛都是向上飞扬的，他所见的事物都会经眼角和眉梢作昂扬向上的处理，绝不会像李清照那样‘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只要看看萧百佑的眼睛，你就会准确无误地理解‘眉飞色舞’这个成语的含义。”
《羊城晚报》编委何龙是萧百佑二十多年的同学和老友，在他的印象中，萧百佑永远都是眉飞色舞笑容可掬的。
但在当下，无论是舆论还是萧百佑本人，总是在传说着他的“狼爸”角色：用鸡毛掸子和中国传统国学管教他的四个孩子，把他们之中的三个“抽”进了北京大学。他喜欢别人叫他“狼爸”。
但萧百佑生活中并非“冷酷”的人。他长得天庭饱满地阁圆润，处处“体现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他精力充沛，成天呼朋唤友吃喝玩乐，从天南到地北。
他喜欢玩闹，却不让孩子玩闹。“只消一句话就能噎住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龙笑着说。
小时候的“狼爸”很调皮
萧百佑，原名萧锦华，是三个北大学子（他有四个孩子）的父亲；《所以，北大兄妹》的作者；北京一家公司的董事局办公室负责人；还有一个称呼，“中国狼爸”。大家都这么叫他，他喜欢这个称呼。
萧百佑1964年刚出生的时候就遭遇出身带来的困扰。
萧百佑的父亲在抗战征兵时加入了国民党部队，随后成为一个宪兵队小头目，这个身份让他在此后三十年的“反右”、“文革”等运动中处处挨批。
1970年，萧百佑——当时还叫萧锦华——上了小学。“读书无用论”充斥了整个大陆，大家争当“白卷英雄”，萧百佑的父亲被分配到佛山南海劳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个时候，萧百佑的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姐姐生活，母亲对他说：“你一定要读书，要争气。”
读书。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宣队、军宣队、农宣队就在学校监督“臭老九”。萧百佑很调皮，喜欢到棉纺厂学习工人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带领同学把车间的钢球拿走当弹珠玩，听它们撞击发出的“砰砰”声。
无产阶级去找他的班主任投诉了，他一个人抗下十几个同学的错误，担上“破坏公物”的罪名，被母亲痛打一顿。
他的调皮不改，初中的时候就把盐酸倒进前排女生的衣服上，害得老师“刘化学”用水来处理。他伙同一班同学穿街走巷追漂亮女同学，像北方部队大院的男生“拍婆子”，在楼下喊人家爸爸的名字，结果女孩的哥哥是公安局的，带着大沿帽走出门就吓退一群小狼。
母亲对他只一招那就是“打”呗
但萧百佑的成绩很好。“南方有一种树叫木棉树，我们叫英雄树，它不允许旁边的树长得比它高，因为它要争取阳光，笔直笔直往上长。”
但他做了优秀学生，做不了三好学生，因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宪兵头目。
他小时候被母亲打，用棍棒打。他母亲不识字，于是就把一张白纸抠几个窟窿蒙在书上，让孩子背诵课文。碰上标点符号的时候，萧百佑背出的还是“字”，那肯定错了。“打呗”，他母亲就会这一招。不仅如此，考不了满分，打；被家访，打；罚留堂，打；迟回家，打。
被打的当晚，连晚饭也没有了。
他在广州一中没有进入重点班，因为他晚交了注册费。他英语不好，也不喜欢学，他恨外国人，恨老年人跟他讲的广州英租界太河桥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直到他遇见梁灌林老师。他跟着梁老师读了文科班，没有入重点班读理科。不过，一张残破的《参考消息》改变他的想法，“这种报纸是党政领导干部才能读的，我在路边见到这张报纸的时候只剩下一个残破的中缝。我如获至宝，马上捡起来看，上面写着‘文科是理科的使用工具’。”正是这句“重理轻文”的话刺激萧百佑发奋读文科。
他报考的时候，填重点院校的志愿，只写了彼时心中最神圣的外交学院，填写了五遍；接下来在非重点院校填写了暨南大学国际金融系，也是五遍；旁边是十个“不服从分配”。
生活中偏偏就有这么蹊跷的事情，萧百佑说，外交学院面试过他之后，他的班主任找他谈话，要他放弃外交学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名额被我的同桌占用了。他的父亲是领导，我还记得经常陪他练习口语，在他家大房子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早餐原来可以是鸡蛋加牛奶的。”
这不能怪他的同学。即便没有那个同学，他也进不了外交学院，“外交学院的老师告诉我，我的家庭成分满足不了外交学院的要求”。最终，萧百佑以广东省文科第八名考入暨南大学。
粤北老农手中那根乌黑的棍子
在暨南大学，他做了学生会主席，“这可是真正的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出来的，我记得好像是78%的选票”。何龙被他拉进来当了学生会副主席。祸兮福所倚，他在这里还认识了他的老婆阿丹，成为他日后推行“狼爸”式教育的战术执行人。
1981级的大学生还很稀缺，萧百佑被分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做贷款工作。那个时候真是风光无限，在改革大潮推动下，生意如火如荼，“那个时候要是想受贿，早就可以赚到足以进班房的数字了”。
萧百佑的工作很顺利，待遇也不错，还成为广东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1989年，大儿子萧尧在香港出生了，后来，女儿萧君也出生在香港；他后来的两个女儿萧箫、萧冰出生在美国。四个子女的名字饱含浓重的国学传统寓意。
也就在20年前，萧百佑随广东省扶贫工作组到粤北山区的农户老张家中访贫问苦。老张家家徒四壁，穷得连“丁当”都响不起来。县委书记说，老张叔的两个儿子考上了清华。
“老农好像注入了兴奋剂，两眼闪出了豪情，善解人意地用手拿起身旁的一根满是油污的木棍，焦黑的嘴唇一张一合地吐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就是它把我的两个儿子打进清华大学的’。”
萧百佑说，他忘不了粤北老农手中那根乌黑的棍子，也忘不了自己身上被母亲抽打之后留下的斑斑血痕。他自信满满，准备要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孩子送入他心中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
于是，他成为了“狼爸”。
与其说他相信鸡毛掸子不如说他相信规则
无论是他自己，还是舆论，他都是一个残忍、独裁的“狼爸”形象：孩子不能随便打开冰箱，不能喝可乐，没有零花钱，甚至去参加同学聚会都要写申请、找班主任签字，最令读者难以接受的是，孩子做的稍有差池，就会挨藤条伺候。
萧百佑扛着鸡毛掸子走进电视台做节目，被专家怒斥为“奴性教育”。萧百佑不以为然。
朋友何龙从未见过萧百佑打孩子，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孩子都很有教养。萧百佑活跃、善于交际，非常开朗，即使在生意最不好的时候，也从未愁苦过。他为人随和，可以和记者在家里聊到凌晨一点，之后去吃夜宵。
在家教方面，他善于抓住一切机会教导孩子。
“他喜欢请人吃饭，在饭桌上，凡遇到能够给孩子带来裨益的人在场，他就把孩子叫来。有时候，孩子站成一排，好像是向计划生育示威。”何龙说。
记者看了他写给孩子的信，每一封信针对孩子的不同问题，大部分是关于孩子的写作问题，还有书法、辩论等，信件的抬头各不相同，有写给四个孩子的，有写给具体某个孩子的，指向非常具体，或长达数千言，或短短几十个字。
萧百佑是家教行为准则的制定者，并把这些规则量化，在孩子12岁之前触犯了这些条例的时候，就会得到父亲的“鸡毛掸子”伺候。这当然吸取了他母亲“打”的传统。他家教极为严厉，这遭到不少人的质疑。
“但为什么那些奥运体操冠军、芭蕾舞演员早期遭受教练和家长的严格管教，在脚尖流血流脓下艰苦训练继而取得冠军之后，被夸赞为‘刻苦训练’，而萧百佑严厉家教之后培养出三个北大学子就成为被讨伐的对象呢？”萧百佑的一位朋友反问说。
尽管“狼爸”是应试教育的拥趸，但另一方面，萧家孩子更多的是“素质教育”的一方面：儿子可以做满满一桌晚饭，招待远来的客人，女儿琴棋书画各有所长，他们的作文水平十分了得，“有时候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中学生写的，十分老辣”。
萧百佑说，他这些规则的执行与他太太阿丹分不开的。萧太太在丈夫出差的时候负责监督执行这些规定。“所以说，他是战略家，他太太是战术执行人。”何龙说。
的确，萧太太是萧家20年来安定团结和和谐稳定的保障，他们夫妻同心，和和睦睦。在11月24日晚，萧百佑先生在北京霄云路一家粤菜馆请同事吃饭，我坐在边上，看着“狼爸”吻了面前这个不化妆、不戴首饰的妻子，两次。
熟读红楼梦的儿子萧尧说爸爸的传统教育和封建教育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萧百佑的儿子萧尧并非对父亲的做法没有质疑过。这个早就能制作复杂的“红楼梦人物关系图”的北大学子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把自己被打和宝玉挨打联系在一起，发问道：“贾政（贾宝玉之父）最终还是失败了，我想宝玉一直要摆脱的，就是封建礼教和封建的八股科考。爸爸也一直说他对我们进行的是古代的传统教育，这传统教育和封建教育，究竟有哪些不同呢？”
不过，我惦记的是，之前萧百佑给我说起的那个20年前发生在粤北山区贫困户老张叔的故事。20年前，那个拿着一根发黑的棍子说“就是它把我的两个儿子打进清华大学”的老张叔，如今你还好么？
枪毙棍棒教育 对话“好妈妈”尹建莉
记者 周至美 发自北京
编者按
她旗帜鲜明地反对狼爸、虎妈的棍棒教育，对于“棍棒教育”回潮的说法，她更是非常十分厌恶，她说，这是动物家长的做法，其背后的动机“不过是写书的人和书商在缝制一件惊人的皇帝新衣”。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用自己的方法同样教育出了一个优秀的女儿圆圆，圆圆品学兼优，曾跳级两次，2007年16岁参加高考，取得了超过当年清华录取线22分的优异成绩，被内地和香港两所名校同时录取，被评为北京市市级三好学生。
她将她的教育理念集结成书，在这本叫做《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畅销书中，“不写暴力作业”等新方式的提出受到家长追捧。
她叫尹建莉，现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及专业写作，著有《好妈妈胜过好老师》，2010年11月15日，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她以448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9名，引发广泛关注。
本期新深度对话尹建莉。
她说自己看到了这20年来中国家长们的困惑和迷茫以及他们的进步。对了，要提醒的是，今年她的女儿圆圆，刚满20岁。
“我看到这20年来中国家长们的困惑以及他们的进步。”
新深度：中国的传统教育之中，戒尺一直握在老师的手里，现在依然存在。随着现代文明和教育的传播，人们借鉴了西方的多元化教育方式，提倡素质教育。中国家长似乎喜欢追寻“成功者的足迹”，比如十年前风靡一时的《哈佛女孩刘亦婷》，比如“虎妈”、“狼爸”，还比如你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中的一些经验。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家长也面临一些家教方式的波动和摇摆。
尹建莉：这一点并不需要专家的特别研究才能观察到。无论我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还是一个普通公民，一个普通的家长，我都能够看到这20年来家长们的困惑和迷茫以及他们的进步。
新深度：这20年中，中国家长都有了哪些进步？
尹建莉：中国这20多年家庭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和时代有关，另一方面和独生子女政策有关。独生子女政策始于三十多年前，但在最初阶段，人们对于家庭教育的功能的认识还处于模糊阶段，直到《哈佛女孩刘亦婷》的出现，才让人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家庭教育的功能原来如此强大。从这里开始的近十几年家庭教育观念的发展，似乎总是和几本书相关。继“哈佛女孩”之后，卢勤的《告诉孩子你真棒》把一个重要的观念引导给人们，这对我们的传统中总是要求孩子谦虚、动不动就打骂孩子的做法形成冲击。我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则以专业的经验和理论分析，让无数家长真正握住了教育的内核，比如对阅读重要性的理解，对如何尊重孩子，如何给他们自由的理解。
新深度：小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某某某家的孩子又被竹篾打出三丈远，现在我们听的好笑，但确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家长愿意用这样的手段？是因为当时教育方式和思维的匮乏？
尹建莉：因为家长文化程度低，对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所带来的损害没有认识。而且从心理学上来分析，家长对孩子的粗暴，往往是自身仇恨情绪的一种投射，即根本原因是家长自身心理有问题。
新深度：那现在的棍棒回潮，狼爸，虎妈的回归，您认为背后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
尹建莉：这背后没什么深层原因，只有一个简单原因：利用一部分民众的蒙昧和人性中的弱点进行商业炒作，目的不是教育，是名利。
“教育是有基本价值观的，打进北大的孩子可能在生命未来有所隐患”
新深度：您认为教育是有价值观的。
尹建莉：对啊。其实教育科学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产物，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一定是拥有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观的。而且教育又关乎人的成长，必须要有一些符合人性的东西，而人性是永恒的。当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知道教育一定是有永恒的价值观的。人们现在有一种奇怪的论点：教育没有对错之分。如果你说教育没有对错之分，那我就问偷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那我们是看站在谁的立场上是不是？
新深度：你的意思是，尽管教育方式有多种多样，但还是有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在里面。
尹建莉：对，这一定是有的。无数复杂的教育现象背后一定有一些共有的东西，这就是教育理论，就是所谓的共有价值观。比如全世界的孩子都需要得到尊重，也没有一个孩子喜欢家长打他。
新深度：这种“尊重”就是所谓共有的价值观之一，能这样理解吗？其他还有哪些？
尹建莉：再比如给孩子自由。作为一种常识，每个人骨子里都追求自由，你有没有觉得？同样，儿童只有在自由的氛围中，才能真正地健康成长，潜力才能够正常发挥。
新深度：反之，不尊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尹建莉：家长畸形的教育一定会产生一个畸形的后果，它不一定体现在哪个方面。你看现在有些家长洋洋得意地说他打了孩子，打进清华了，或是打进北大了。他所说的只是小孩的一个考试成绩，一个学习能力。我觉得往往以打骂教育的家长，往往是确立了一个俗世的价值观，然后用各种手段，强迫孩子实现它。有的是可以达到俗世的教育目标，比如考上名校。这是一种显性效果，可是他埋下了一个隐患，这个隐患在生命中迟早会爆发出来的。
为什么她用“不写作业”这样的方式惩罚孩子？
新深度：有一种辩护观点认为，孩子在12岁或是18岁之前，可能没有自己的价值观，需要家长去引导。
尹建莉：错误的。孩子在很小2岁的时候，当他刚刚开始有自己的意识的时候，他就开始有自己的自主思想。有的小孩就是说，他想玩这个东西，你不让他玩，他就会哭闹。人的意识都是一点一点发展起来，这是一种天性。就像种子，你给他适当的水和土分，它就会健康的成长。
新深度：我们来谈下你写的书吧，有一个章节是，罚她不许写作业。什么情况下你会罚孩子不写作业？
尹建莉：它其实是一个欲擒故纵的手法。孩子不是不想写作业嘛，我就说好，我以后惩罚你，不让你写，剥夺你这个权利，让他觉得原来写作业是一种权利。人一旦什么东西被剥夺掉以后就会出现反弹。这背后其实是心理学原理。不是我瞎弄，每一个招数背后都是有一套科学的原理在支撑着。教育就是一个蛛网，辐射出去很多的触角。
“我母亲也用过鞭子但那是替姐姐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新深度：可否回望一下，你的家长对你是怎样一种方式？
尹建莉：我觉得我的家长特别好，后来我的成长基本上都受益于父母。我现在倡导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做到了。我的父母很民主，不打骂孩子，我也从来没挨过打。在我那个年龄，小孩不挨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我就没挨过打。
新深度：三十多年前，打孩子其实很正常。
尹建莉：但是记住一定要少打。我们生活在一个大院里，经常有孩子被打的鸡飞狗跳，满院子跑。可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打过我一巴掌。其实，我觉得他们自身是非常好的榜样。父亲在县城里也算高干，特别低调。我妈妈做人方面的善良和正派，还有勤俭、向上，这些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尽管我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但酷爱读书。很多人家里连一张报纸都找不见，我们家有那么多的书，报纸，杂志。
新深度：你小的时候正是中国破四旧、反对文化、强调读书无用论的时候吧。
尹建莉：我觉得我爸爸就是一个内心思想上特有主见，特有独立意识，不跟风的一个人。你看，“文革”期间，大家都不读书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城里，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子女到农村。那里只有一个学校，只有两个女生，就是我大姐和二姐，每天就是背语录。她们就想帮我妈干活，我妈说，累死你们也得上学。我大姐和二姐当时就说我们上学有什么用呀，后来她们就天天跟我妈磨着，不去上学。后天有一天两个人约好干脆就不去了，我妈以前是跟她们讲道理，要让她们去，那天发现她们真不去了，我妈一怒之下，就从门后拿起一个赶猪的小鞭子，吓唬她们说，你们要不去我就抽死你们。吓得两个姐姐往前面拼命地跑，我妈就后面追着。我在我记忆中，我两三岁，模模糊糊依稀还记得这个事情。
新深度：那不也是用鞭子吗？
尹建莉：对，但本质不同。因为当时她们已经不去了，要是我，我也得用鞭子把我女儿赶回学校去。我觉得我妈那一鞭子，彻底改变了我两个姐姐的命运。我们父亲每年要花那么多钱给我们买书啊，订报纸，订杂志，我觉得这不是一般家长能做到的。
“暴力家长会产生一个暴力子女”切断“棍棒教育”恶行链条
新深度：教育方式是否有遗传的吗？
尹建莉：我是有这样观点的。恶行是一代一代相传的，往往暴力家长会产生一个暴力子女，等到他自己子女变成家长后，他就又会把暴力传给下一代。所以为什么我现在极力地宣传不要进行棍棒教育，就是切断这个恶行的链条。
郑家三代的教育童话
爷爷郑洪升：儿时享有自由的孩子，长大不一样
爸爸郑渊洁：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
儿子郑亚旗：“棍棒回潮”是错误的
记者 曹晶晶
郑渊洁？“我没听过他。”
他是编童话的？那他所说的教育方式“是个童话吧”，“而且是假童话……绝对是安徒生童话”！
“这个社会很多人养宠物，宠出个好猫好狗我相信，但宠出个好人我不相信。他从不打孩子，我不相信……”
2011年11月18日，用“棍棒教育”教孩子的“狼爸”萧百佑做客中新网《新闻大家谈》，在谈及郑渊洁的教育理念时，向他并不认识的童话大王“叫板”。
与“狼爸”的高压教育刚好相反，童话大王郑渊洁认为“好孩子是宠出来的”，他也“从来没打骂过孩子”。
纵观郑渊洁对儿子郑亚旗的教育方式，确实更像一个美好的童话。
“狼爸”认为，童话大王的赏识教育“不现实”，但在郑渊洁那里，他把童话变成了现实。
童话大王的教育方式另类得很著名：儿子从小就直呼父亲的名字，小学毕业就辍学，完全由父亲在家展开私塾式教育。
而父亲郑渊洁，这个2009年以2000万的版税收入，荣登2009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的童话大王，自称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
更加“童话”的是，郑渊洁80高龄的父亲郑洪升依旧活跃在微博上，今年9月，他上传了一张儿子郑渊洁两岁时的照片，迅速引发圈内明星和网友的围观。截至记者发稿前，他的粉丝数量已经达到了52325人。
近日，记者采访了郑亚旗和爷爷郑洪升，希望能一窥童话大王一家三代的教育童话。
父子“合谋”的童年
郑亚旗的学校时光并不怎么愉快。
他说，“其实老师倒没对我怎么着儿，就是我不适应老师，他们和郑渊洁教我的不太一样。”
郑渊洁告诉儿子要与人为善，应该尊重别人。
开学第一天，郑亚旗问郑渊洁：热的屎比凉的屎好吃吗？郑渊洁奇怪孩子为什么会这样问。
原来是一个女同学上课忘记带书，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她：“你以后吃屎都接不到热乎的。”
郑亚旗问郑渊洁：“郑渊洁，你说老师做得对吗？”
“当然不对。”
“既然不对你去学校和校长说，阻止这个事情。”
郑渊洁语塞了。孩子还在学校上学呢，为别人的事情找老师？他不敢。
从那个时候，父子俩就开始密谋不上学了。
“倒霉的是这名班主任一直教到了六年级。我们又怕她跟到初中去，所以我们就说不上了。其实是我运气不好，遇到了不太好的老师。”
这个想法当初是谁先提出来的，郑亚旗已经记不清楚了。“可能都有这个想法。”因为父子俩都觉得，知识应该是平易近人的，这样小孩才能好好接触，对它不产生恐惧。
至于郑亚旗的考试成绩，郑渊洁也没什么要求，及格就成。“他觉得考试成绩不能说明这个孩子的能力。”
于是，郑亚旗这个“幸运”的孩子，上小学的大部分作业都是父母帮忙写的。
小学毕业后，郑亚旗开始了他的私塾生涯，教材就是郑渊洁编的。这是10部以标准教材为参考、童话主人公皮皮鲁、鲁西西贯穿始终的教材。
回想起那段私塾生涯，郑亚旗出人意料地喊“累”。
“因为我是一个人听课，老师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必须很认真地听、反应、想。每天大概上3到4个小时左右，其实挺累的。”
但是，这种学习是快乐的，所以累也不会觉得厌倦。
傍晚，郑渊洁会带着郑亚旗到附近的刺猬河边去散步，那是另外的课堂，郑渊洁也会找出来电视上或书里的某个话题，认真地和郑亚旗讨论，聊天话题天南海北，无所不包。
给自行车喂牛奶
在教育方式上，郑渊洁彻底信奉赏识教育。
他曾经在车上和儿子聊天：“人类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渴望得到同类的欣赏。越是年龄小的人，越希望获得认同，特别希望得到父母的由衷欣赏。欣赏是天才催化剂。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
郑渊洁也确实是这样践行的。28岁的郑亚旗从来没有被郑渊洁批评过。在他的记忆里，郑渊洁纠正错误的方式很特别。
1985年，两岁的郑亚旗拥有了当时梦寐以求的交通工具——一辆幼儿两轮自行车。
而郑渊洁有一辆摩托车，他经常给摩托车加油。
“你这是干什么?”郑亚旗第一次见到加油的情景很是惊奇。“这是给车喂饭。”郑渊洁认为，这个理由很有想象力。
没想到郑亚旗把这个动作照搬到了爱车身上：拿着牛奶自己不喝，而是往小自行车上倒，要倒半瓶。“这是给车喂饭。”
那个时候北京的牛奶还是稀缺物品。“这要在别人家里，肯定早就挨打挨骂了，浪费了那么贵的牛奶。但是郑渊洁就没有骂我。”他也一直没提让我别倒了，直到有一天，他给郑亚旗买了一辆更大的自行车，他和儿子说，这个车是用核动力的，你不用再给他吃饭，他有很强的动力。从那天开始，郑亚旗就再没给车喂牛奶了。
“你要是残疾人，我们就要了”
郑亚旗8岁的时候，郑渊洁就给他“打预防针”：“18岁前，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18岁之后，我就不管你了，而是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
郑亚旗18岁那年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超市搬鸡蛋。此前，郑亚旗去各种公司递简历、面试，基本上都不成功。原因是：小学学历。
一个北京的企业，面试官拿着郑亚旗的简历，拍了拍他的腿说：“兄弟，你这不是假肢吧？”
因为有北京户口，却只有小学文化的人，几乎没有。对方觉得唯一的可能性是郑亚旗是残疾人。面试官还诚恳地告诉郑亚旗：“兄弟，你要是残疾人我们就要你了……我们用残疾人可以减税。”
即使在频频碰壁的时候，郑亚旗也坚信父亲的教育方法没有错，他从未怪过父亲没有让他继续上学。他觉得跟学历相比，他获得了知识和快乐，他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就算他一直找不到工作，他也没有遗憾。
郑亚旗认同郑渊洁的一句话：“人活着不就是经历？你以后就算找不到工作当作家了，你也有与别人不一样的视角，能比别人写得好。”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朋友说他们的超市雇搬运工。郑亚旗就去了。一个月后，一直痴迷电脑技术的郑亚旗找到了报社网络技术部的工作。一年以后，他成为部门主管。
“棍棒回潮”是错误的
郑亚旗找工作的时候，从不透露父亲是郑渊洁，如今却当了父亲的老板。他在2005年创办《皮皮鲁》杂志，2010年创建了北京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任CEO，他把老爸的事业发展得风生水起。
在郑亚旗16、17岁的时候，他不愿意让人知道父亲是谁。“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书？我说我写书比一般人更难。我写书，人家会说这个是他爸帮忙写的吧？是爸爸帮忙出的吧？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这些东西我不必介意。他给了我这个平台，肯定是一个优势。有人在我的微博上骂我，其实就跟在姚明的微博上说：‘你不就是因为你爸你妈长得高，你才能去打球吗’一样。”
最近引发热烈讨论的“狼爸”棍棒教育，郑亚旗听说过。他觉得，获取知识肯定是一个和平的事情，如果用暴力去进行这个事，一定是错误的。
狼爸信奉小孩在12岁之前必须打，因为他们不懂事。但郑亚旗认为，小孩是明白很多事情的。“中国有个词叫‘老糊涂’，其实，小时候的事情每个人都记得特清楚。”郑亚旗说。
“喜欢上就上，不想上就回家”
在郑亚旗看来，郑家一家三代人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给孩子充分自由。
“我读完小学要不要辍学的事情，郑渊洁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所有人都反对，但爷爷奶奶说可以。”
郑亚旗的爷爷叫郑洪升，80岁了，微博开了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很少发，也很少有人知道这就是郑渊洁的父亲。今年9月27日，郑洪升尝试着上传了一张图片，这张图是郑渊洁儿时的图片，引发了网友们的转发狂潮。
郑洪升在微博上写：“我想对年轻的父母说，你们的孩子现在虽然还小，但转眼就会成年。别束缚孩子，自由最重要。儿时享有自由的孩子，长大不一样。”
郑渊洁转发了父亲的微博，还不忘调侃两句：“这回我要抢在郑亚旗之前转。老爸，80岁的你要成为年龄最大的微博控了。”紧接着，郑亚旗也“不甘示弱”地转发爷爷的微博，郑渊洁则回应：“孝顺也要论资排辈。”
年轻的时候，郑洪升是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的教员，每天晚上要看书备课。那时条件差，全家只有一间屋子。
郑渊洁每天都看着爸爸趴在桌子上看书写字，而父亲的一举一动，是对孩子最强烈的教育。因为郑洪升喜欢看书，郑渊洁小时候就特想认字，想知道这书有什么好看的。
教育出郑渊洁这样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郑洪升坦言：“我和他妈妈从来没打骂过他，都以夸奖为主。”
郑渊洁犯了错也批评，让他写书面检讨，结果写了很多检讨，写着写着就成了文章。有一次，郑洪升看了郑渊洁的检讨，乐得笑出了声，因为写得有故事、有情节、有对话，“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郑渊洁认为，孩子适合什么样的教育就让他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与郑亚旗相反，郑渊洁的小女儿喜欢上学，郑渊洁就让她上学，说要供她读到博士。
郑亚旗说，“将来，我的孩子也这样，喜欢上就上，不想上就回家，在家学她爷爷的教材，我觉得也挺好的。”
记者：郭晓燕 周至美 张凯红 曹晶晶
来源：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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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6 11:44:53
发表于 2011/12/6 13: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