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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在中医的学习之路上，不只一次听见老前辈对学习者的提醒：「要明白一味药的药性、药理、效用，若走上西方化学的『成分分析』这条路，就完蛋了。」
那么，一味药的药性，自然就该照中国传统的看法：性味如何，归于某经……等等论述了？这，就一般学中医的同好而言，是对的。但，如果是对于学「经方」也就是学《伤寒杂病论》的学习者而言，光以《本草备要．药性总义篇》的理论作基础，而详熟该书中的诸般药性，恕我撂下一句恶毒一点的风凉话：你对《伤寒杂病论》的理解，就会是「时方医」的领域，想不通的，就认为那是错字、错简，而与「经方派」的出手工夫有所出入。
时方派的本草学，和经方派的本草学，有着根本上不同的「认识观」，而讲难听一点，经方派之所以会堕落成今日的时方派，「本草理论」的改变，亦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因素之一。
即使去中国医药学院，也会听到那里的学生在说：「我们系的某某大教授说啊，光学《本草备要》是不够的啦，学药理还是要研习《神农本草经》才行！」讲得是得意洋洋，但是《神农本草经》的功夫，终究还是练不成。因为，他们所学的本草学认识观，绝大多是西方研究的「有效成分」，那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垃圾；而少数几个有志之士，专心研究中国本草学，晓得「桂枝解肌、麻黄散寒」，晓得「以皮行皮，以枝行肢」、「清气出上窍，浊味出下窍」了……但那仍是「时方药理学」，对经方中使用的「古典药理学」只沾上一点边儿。所以不够。
这篇文章，便是讲一些不正经的杂谈，就当做与诸同道闲聊，来说说什么是经方中历然可见、而时方派蒙然未知的药理、药性。让初学的同好可以稍稍分辨其中的不同，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有理路可循。但是，虽然说是「和初学的同道」聊聊，如果有读者是还未读过《伤寒杂病论》的，ＪＴ还是觉得可以不用看，怕会徒增混乱。
ＪＴ的论点，大部份来自于清末唐容川的《本草问答》和邹润安的《本经疏证》，许多好朋友们对这两本书想必并不陌生。
中医药理学的分水岭与本草史概说
中医分为经方派、时方派，这，不但中国人晓得，日本人也晓得。经方派在日本叫作「古方派」，而时方派在日本叫作「后世方派」，意思一样。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也都晓得，经方派和时方派的「分水岭」是什么──那就是所谓的「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虽然齐名并称，其实他们的生卒年是颇有差距的，并不是同生同死。而比他们更早出名的一位，相传是李东垣之师的人，就是张元素，也就是张洁古（易水先生，易老）。而张元素做了一件「功德盖世，罪恶滔天」的事情，造成了经方派从此变成时方派。那件事情，就是现在学传统中医的人耳熟能详的「归经理论」──某某药入某脏某腑、哪一条或哪几件经。
归经理论是错的吗？不能算错，很多时候是很有道理的，临床上也大大有用，尤其是示人一条明径，使人更能掌握用药一事，对学习中医者而言，是甚有帮助的。
但，它是对的吗？也并不全对。因为，它大大地「窄化」了一味药的药性。
同样是用中药，以「《神农本草经》、张仲景（或《汤液经法》的作者）所知道的药理学」创出来的方叫作「经方」，汉朝到唐宋，都还算是经方的时代。而以「归经理论」创出来的方，就叫「时方」，其中对每一味药的看法，都和经方是很不同的。
最古的《神农本草经》，其中提到的药性只有「性．味」，也就是「什么味道」、「温凉寒热如何」，而五色入五脏的概念，则是「稍微提及」，例如「五色灵芝各入哪一脏」，不是通盘性的认同。而其后，魏晋的《名医别录》，唐代的《新修本草》、《日华子本草》、《海药本草》、寇宗奭《本草衍义》，或是宋朝具代表性的《证类》、《大观》二本草……等诸多书籍，大都只是顺着《神农本草经》之后补入新发现的「效能」，却未曾对「本草理论」作更多的理论分析。（在张元素作大系统的归纳之前，入经药的论述，可散见于：汉．《神农本草经》大枣：助十二经；魏晋．《名医别录》甘草：通经脉；唐．《食疗本草》胡桃：通经脉；乳腐：益十二经脉；绿豆：行十二经脉；唐．《海药本草》阿勒勃：通经络；宋．《本草图经》瞿麦：通心经；苏叶：通心经；11世纪末《史载之方》某方：宜行其肾经、清凉之药：解利肺经；宋．《本草衍义》天竹黄：凉心经；桑白皮：治小肠热；宋．《本事方》真珠母：入肝经。……等等。至于引经药之记载则如下：《神农本草经》菌桂：为诸药先聘通使；《名医别录》桂：倡导百药；白附子：行药势；酒：行药势；5-6世纪《雷公炮炙论》绿蛇：令引药；唐．《食性本草》薄荷：能引诸药入荣卫；酒：引石药气入四肢；《本草衍义》泽泻：引接桂附等归就肾经；《本事方》椒：引归经；粥：引风湿之药径入脾经；宋．《杨氏家藏方》酒：引药入经络。──尚未有整体性之论述。）
到了张元素，他对古代的方剂做了一番整理，发现到「太阳病病到太阳、阳明之间时，会用到『葛根』这味药……」，于是就以此归纳出了一句话：「葛根是阳明引经药，如果感冒太早用了，反而会引邪入阳明！」同样，对于柴胡，后人也看做是少阳引经药，说它会「引邪入少阳」（明．李中梓），而至于桂枝，因为有帖「桂枝汤」是治「太阳病」的第一主方，于是「桂枝」的归经也就变成是「太阳经药」了。石膏，他也说是「大寒之药，不可轻用」。
这，有没有错？从某个角度来说，复方「桂枝汤」的确是「会」作用在太阳经，而单味药的柴胡、葛根和少阳、阳明二经也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可是问题就在于：「不只如此而已！」后世的学者，因此就随随便便把某味药找几条经随意归类，做学问是简单化不少，可是却太片面了，变成「见树不见林」，迷失了那一味药真正的本性。
可是，因为这种「时方药理学」方便好用又好记，而张洁古先生又的的确确是一位医术甚高明的医者，于是紧跟在他之后成名的「金元四大家」，也自然纳入了张洁古的这个系统，而有了相当好的成就，比如说李东垣自创的「补中益气汤」或是修改了宋朝陈自明《妇人良方》中的龙胆泻肝汤而成了「去男人下阴臊臭」专方的「东垣龙胆泻肝汤」，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堪称「伟大之方」。
可是，归经理论，却是一套「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却不等于真理」的不完全的理论，太片面了。洁古本人、金元四大家都是苦读《内经》起家的，偏得还不太多，但愈用到后来，纰漏愈大，新创的方剂效果愈来愈差，「一剂知，二剂已」变成了今日的「你回去吃半个月再来看看有没有好，如果没好我们再换药试试！」
到了后来，当然有人觉得好像事情不对头了，想要扳回如崩墙倒壁般的中医「末法」劣化状况，明朝不少医家都在重注《神农本草经》，想要从这个大根头去重新寻回些什么。当然也都是小有成就，但效果并不明显。
明朝那一位「把之前有的理论、药性全都收录」而编成《本草纲目》而被倪海厦先生痛批的李时珍，其实不是中药学劣化的源头。源头在张元素。光是他的几句「葛根引邪入阳明」，「柴胡引邪入少阳」，「石膏大寒不可轻用」就把经方中这三味药封印了八百年。明明没有这么一回事儿的，太阳初感，证齐全了，就可以用葛根汤；傅青主也用柴胡汤小制其方治伤风初感而很有效，并不会因此引邪入里，石膏更只是「凉」而已，不用八钱到四两甚至一斤，很难显出药性。可是张元素之后，人人都跟着这么说嘛，绝大部份的医者，小心翼翼地就都「尽量不要用《伤寒》、《金匮》方」了。
直到清朝，事情才有了转机。如果以医术而论，陈修园、徐灵胎等人，因为临床功力够，其著作《神农本草经读》或《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都有卓然不群之见，但那是临床上的强而让他们得以重新明辨了历代本草的得失，并不是真正在本草理论上有所革新。
本草理论在清代得以翻身，主要的功劳，其实起自「儒家」。
清代的儒家，对四书五经有了很大的「革命活动」，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古经典的注疏，绝大部分都被宋朝的朱熹垄断了，朱熹乱改原文，后代也只好照单全收；朱熹说某句如何如何解，后代也不好意思说不是。可是，总觉得有问题。但，离先秦时代那么遥远了，连同一个中文字的字义都古今不同了，要如何平反才是？于是清代的儒者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同时代的文献，做平行比对！」比如说《论语》中的某个字，朱熹说是这个意思，可是先秦时代的《庄子》、《列子》、《左传》、《诗经》、《尚书》等等其它书中出现这个字时，却都不是朱熹说的那个意思，于是他们就晓得：那是朱熹弄错了，那个字应当是某某意思才对。比如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习」字，先秦当时是「实践」之意才对（即使是现在的日文中也是『学到上手、会用』的意思，唐代传去的字义还在），「学到的常常能用在生活中，很快乐。」如照朱熹的说法，学了就一直温习，就会快乐了吗？正常人类怎会有这么一回事儿呢？
这么一种做学问的方法，一种新创的格物训诂之学（日本人也很爱用这一套），影响了中国少数几位由儒而医的医家，而其中有一系的传承，是：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清．刘若金《本草述》→清末．邹澍《本经疏证》→清末．周岩《本草思辨录》。
邹澍在《本经疏证》以及周岩《本草思辨录》用了「平行比对」的方式来批注《神农本草经》。而他比对所用的范本，就是中国医学史上唯一的一本「只要『证』合，药投下去，一定会好」，总有效率达到「神的绝对领域」的《伤寒杂病论》（用其它的书也不行，因为有时有效有时没效，未到『绝对领域』，比对会出错）。
他用「减法」来检证每一味药的药性，比如说，《伤寒论》中某一个汤剂比另一个汤剂只多了白芍三两，而这两个汤剂所治的主证却大不相同，于是，去推敲这两个主证之间病机的差异，就可以得到「这三两白芍在此处是做什么用的」之结论。而某几十个方用生甘草，某几十个方用炙甘草，慢慢减来减去，就推敲出了甘草生用炙用的药性之别……这样一点一点的「相减」，彷佛在玩「数独游戏」，渐渐摸索出一味药药性的不同层次……而结果，说也奇怪！减出的一句一句，竟恰恰就符合了《神农本草经》那一句一句如天书般令人百思不得解的主治，于是，「三贲」（读死人不赔命的三本难书）之一的《本草经》之谜，就和《伤寒杂病论》的绝对领域之谜，在二者相互的帮助下，一齐渐渐地被解开了！
如果有些药味在《伤寒杂病论》中没有足够的出现次数可以相减，邹澍就会去找次一级，却也趋近于「绝对领域」的孙药王《千金方》、《千金翼方》等书，再去配合《伤寒杂病论》，一味一味相减，做分析……这种苦工，光听也会知道有多可怕，可是竟然有人做到了，这真的是学问家的功夫，一般开业医生是没时间也没兴趣这么做的。
而另一位年代比邹澍稍晚几年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唐容川氏了。容川的理论，其《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中《本草问答》本身就阐释得非常完整，他的理学家思考所攀升到的本草学造诣，实堪与润安先生的《本经疏证》相互辉映，其金木药性相反、水火药性相反之论点，与敦煌出土的《辅行诀》竟然是相通的。
中医的大秘密「古典药理学」，终于在清朝的最后，得以重见天日。所以，生在民国时代而学中医的我们，可以说是很幸福的。
至于「时方药理学」呢？果真是害人之物吗？有时，我也觉得很难论断，或许该说是「看个人」或「有没有正确的理论与之配合」吧……（一说张元素另有秘传，都学会了就会超强，也就是说，张元素如今传下的东西，就是一本被撕去后半本内容的九阴真经，所以时方家才会多半练成铜尸铁尸的等级？）
有一位时方大家，他创的方剂，有效率几乎可以与仲景比美。如果仲景可称为「医圣」的话，这个人大概可以被叫做「医仙」了吧。这仙人就是与明朝皇室有着奇异的关联性，文学医学两得美名的傅青主（傅山），他的《傅青主男女科》也是家庭常备好书，尤其是妇女病，自己在家翻书吃药，比吃市面上一大堆中医开的药都好得更快。（其思想于清代陈士铎的著作中亦可窥见不少）
傅青主以时方药理学，加上五脏相传补泻的道理，去搭建他臻于颠峰的医术，依此事实，如果换成今日，恽子愉前辈的「看西医检验报告、透视片」来开中药，彭弈竣先生的「不开经方」、皮沙士先生的「平易之方」却也都其效如神，其事实也就并不值得奇怪，可以放下门户之见而都虚心叹服了。真的是「看个人」。
经方、时方药理学之差异
和人论医，有时会被反问一句：「既然你说经方派的方子这么有效，那为什么还会处在完全的弱势呢？怎么可能医生不晓得要用经方呢？」
这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啦……好比说，「如果」如今是一个「经方盛行」的时代，若有医生开药吃坏人，保证可以被告翻。因为拿《伤寒杂病论》来一对，就会晓得他哪里诊断错误，没处可逃的。可是，如今的中医是「百家横行」，于是乎曾在西医卫生署管事的ＪＴ的爸爸也曾笑说：「中医医坏了怎么告？除非是他开砒霜！」真的，毫无标准可言的，为了自身好存在，经方派还是消灭算了。这是略举一例。
不过，在本文中，我想专注在「本草学」领域的一个大因素。
一个人解释事物的标准，会影响到他看待事物价值的结果。
如今的「经方不盛行」，在「本草学」而言的原因，就是「医生变成诺贝尔文学奖评审」！
什么叫做「诺贝尔文学奖评审」？
就是，他们只会自己所熟悉的那一两种语文，任何外文作品却要英译了才能送审，你我们所熟悉的中文著作中，觉得好看得不得了的小说，或是动人得不得了的诗，哪一样翻成英语、德语还能维持它原来的文学力道的？不可能，中国人的单音节字所形成的声律美，译成外语就没了，于是，你译得再好，也是功力折损一大截。泰戈尔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集，还是他自己苦苦英译再请叶慈帮他改错字的哩！所以，外语作品得文学奖的，什么川端康成、什么高行健，他们的作品，都是「蛮具有适合英译的特质」之作，却绝非该国家本国人最受感动之作。本国人看了，还是打瞌睡的人多些。
而这件事情，拿到中医的世界来看：就会变成这样──考检考、特考也好，上医学院科班出身也好，《伤寒杂病论》，也就是《伤寒》、《金匮》二书是一定会读的。可是，为什么读了，而在学习过程中自己试吃，给家人吃吃，也算是在临床了，却不会察觉出《伤寒杂病论》真的比《温病条辨》之类的其它书更正确、更有用？
这不也是个「谜」？
其实，也不是谜。
如果你拿起今日的《伤寒杂病论》的标准本子，也就是《御纂医宗金鉴．仲景全书并注》来读一读，再拿起其它必读之书《本草备要》、《医方集解》、《温病条辨》来读一读。因为你是第一次读嘛，不懂的地方，也就看一看它们的批注，参考参考其它书所论的方义、药性……。然后，你就会觉得：《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真的是没什么了不起！什么号称「万方之祖」的「桂枝汤」，不也就和「参苏饮」差不多？浪得虚名，难怪后来被九味羗活汤和川芎茶调散篡掉！
这种「觉得差不多嘛」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最惨烈的一种感觉。因为在《医宗金鉴》和《医方集解》中批注桂枝汤方的注文，这种「将古书翻译给你听的语言」，就是那套一面倒、完全站在时方派角度解释事物的「时方药理学」！
你用那套阿猫阿狗的语言来看经方派的原典，结局就是那些阿猫阿狗会得到诺贝尔奖！
那套「解释系统」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和侮辱。重审桂枝汤(前言)
找一首经方来看看吧。
「桂枝汤」如何？
「名曰桂枝汤者，君以桂枝也。桂枝辛温，辛能发散，温通卫阳。芍药酸寒，酸能收敛，寒走阴营。桂枝君芍药，是于发汗中寓敛汗之旨；芍药臣桂枝，是于和营中有调卫之功。生姜之辛，佐桂枝以解表；大枣之甘，佐芍药以和中。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用以调和中气，即以调和表里，且以调和诸药；以桂芍之相须，姜枣之相得，借甘草之调和，阳表阴里，气卫血营，并行而不悖，是刚柔相济以相和也。而精义在服后须臾，啜稀粥以助药力。盖谷气内充，不但易为酿汗，更使已入之邪，不能稍留，将来之邪，不得复入也。」
「此足太阳药也。仲景以发汗为重，解肌为轻。中风不可大汗，汗过则反动营血，虽有表邪，只可解肌，故桂枝汤少和之也。《经》曰：『风淫所胜，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收之。』桂枝辛甘发散为阳；臣以芍药之酸收，佐以甘草之甘平，不令走泄阴气也。姜辛温能散（散寒止呕），枣甘温能和。此不专于发散，引以行脾之津液而和营卫者也。麻黄汤专于发散，故不用姜、枣，而津液得通矣。」
这是《医宗金鉴》和《医方集解》的说法。学传统中医的人，谁也觉得有道理。但是，以经方药理的学习而言，这样，还差得太多。
现在请诸君搁下「有效成分」，进入「气功」与「巫术」这两门「科学」的领域，来再看一次桂、芍、草、姜、枣这五味药……看看和时方医家所见到的有没有不同？
（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先岔个题，讲些别的事，故事才能继续往下走……）
中场休息的岔题：病毒究竟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科学」是一种慢慢「发现真理」的过程；在仲景《伤寒论》的时代，我们把病毒看做是一种「邪气」（中国人的「气」这个字就很有意思；「气」被中国人当做是「未知存在」的档案匣，凡是在该时点还不能确认的存在物，就被归于「气」类之中，等到科学渐渐发现它的存在了，就一一脱离「气」这个档案匣中，例如：空气、电气……），而到后来，电子显微镜发现了这种能通过陶瓷过滤器的微小「○？物」（介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一组基因）。于是，也就「顺便」发现了病毒的机制：一组基因，进到人的细胞内，对细胞下一些乱七八糟的指令，或许也因此破坏了生物的机能，但至少达成了它自身的目的：复制它本身。
病毒这种东西，可往形而下走一步，也可以往形而上退一步：
往形而下走，就是人类仿制它的生命形态而创造出的「计算器病毒」──一串指令──会令计算器为它复制、传衍这组指令。
而形而上的，日本人的家常话叫做「烦恼」，中国人称之为「执念」──某些念头在人心中不断勾起人去重复动同样的念头，而对这个人的人生造成或大或小的破坏……一种没意义的，具有自我保存、自我扩张之意图的，「无限耗能循环」。
这种结构的存在物，它的本体，究竟是一种「唯物」的存在，还是在它背后，还存在着一种可称为「邪念」的东西在操控着？好比说，计算器病毒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有设计它的人的「恶念」在创造它。
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这是一个尚待深思的问题。
先来跳开一下，谈谈另外两种东西的存在。
比如说宇宙好了，最近科学家计算出了「暗物质」的存在，我们这个有形可观测的宇宙，只占了真正「宇宙总存在量」的百分之四，只有百分之四而已！宇宙的其它大部分，都是未在三次元世界具现化的更高次元（形而上）的存在。我们所知的物质世界，只是「真正的宇宙」浮上海面的一小片投影而已。最高级的科学家不得不承认此事实，而最低级的迷信者亦信鬼拜神。似乎在中间的一般人，也就不必硬要否定「看不到的世界」的存在了。
另外一样，同时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双重存在的证明物，就是「人体」了。
人的身上有「经脉」，循行于人体的表面，用「穴检仪（傅尔电针）」之类的机械来测量人类体表的电流量，会发现某两点之间的电阻特别小，把这些电子循行较易的点连接起来，就画出了几乎完全等同于古书的「经脉」图形。也有人去检查「经脉」那个区块的肉体，也会发现经脉上下的肉体细胞乃至于骨细胞，其排列会形成某种方向性（参见《人体使用手册》）；可是，要因此就倒果为因地说：「那些低电阻的路径是那些排列造成的」却不行。因为，只要人一死，全身经脉就消失了，测不出来了。简单来说，就是：人体的肉身，是不具有任何经脉得以存在的凭据的。
正如同宇宙背后有「暗物质」也就是天外之天，人类亦有可称之为「灵魂」之「身外之身」的存在。而经络，就是长在灵魂上的「灵体的器官」，它和肉体的诸脏器有极密切的关系，却不是「就完全等于」肉体的脏器。
这一点，也就是「物心不二」（佛教语是叫「色心不二」）的观念，是中医哲学所特有，西方心理学也承认，而西医却尚无能实践的观念。
光是用电阻测量、或能量照相的「科学」方式，就会发现人一「生气」，就立刻会共鸣到肝经上，而对该经络的能量和物质化的「肝脏」部分造成坏影响。哪里有病，哪一经的能量就会测得出怪怪的地方，中国人说「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你要说「胆这个小球球怎么会管到人体的决定权？」但胆经不对劲时，被胆经挟在中间的人脑下视丘，就真的也跟着变成有点疯疯的，而不能决定要发烧还是要降温……。
再回题。当「病毒」这个东西侵袭人体的时候，西方的医学会以微观的方式「看到」细胞在被病毒指使着去不干正经事而去造病毒。这是一个层面，不错，它存在。但是，除此之外，在物质之外，病毒是有「本体」的，它的「本体」是存在于看不见的世界的，而且和「病毒的肉身」也就是电子显微镜看到的病毒是「分离」的。
这一点，「病毒」和「细菌」不同，细菌确确实实是一种小「植物」，灵魂不会脱体作乱。就算它有毒，它也不太会去「矫」它的存在环境，环境允许它生长就乱长，环境不允许，来了抗体或抗生素，它就死，并不比杂草更凶猛。
可是病毒不一样。它「霸道的支配意志」会显现在人体的侵占上。而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西药能杀灭病毒。因为病毒混入了寄主细胞核，等于是变成寄主的一部分，要杀就连寄主一起杀，药到命除病也除，死人是不会感冒的。
和病毒最像的东西，于人体，就是癌症了。有几种皮肤癌或子宫癌，西医也说那是病毒感染而细胞变质，恶化成癌细胞。
而倪海厦医师也说：「百病皆因风始，癌症医到后来，变成感冒，感冒能当场解决，癌症就会好，不能解决，癌症就会回来。」（风气即勾芒气，唯勾芒气其结构会形成不断复制自己的碎形图。详论于本文下篇再述。）
如果给西医听到，一定觉得有人要发狂了。但其实这事情并没有那么深奥。
一般而言，我们会认为癌症是「癌细胞吞掉好细胞」，想当然而尔。不过，有这么一个西医的实验：把癌细胞和好细胞之间隔着一片玻璃片（还是水芯片？有出处那本书我弄丢了，一直没再买回来），不让它们真的接触，可是，隔在彼端的好细胞，还是渐渐会被「带坏」而变成癌细胞。也就是所谓的「基因」，根本就可以因为磁场之类的「形而上」之力，而像录录音带一般「转录」过去。
癌细胞是「物质」，没错。但「癌症」也是一股「能量」，而且是有意志力的能量，这是第一点。而这一类的「能量／物质」，进入人体，又是如何运作呢？以病毒为例，它的传导，可以是从能量，也可以从是物质……
曾经有机会遇到台湾地位崇高的西医崔玖教授，ＪＴ问了一句话：「崔教授，您觉得病毒是能量还是物质？」崔教授马上正色道：「当然是能量！是一种『讯息』，不是物质！」
崔教授会这么说，是因为她有一次发俗称「蛇缠身」的「带状疱疹」，那是一种病毒感染，西医认为是「沿着神经节」传染的病。可是崔玖教授自身发过带状疱疹的经验却是：红疹在身上「画下了小肠经的图形」！人家是神经和经络的大行家，当然就会晓得：「那不是神经节！」ＪＴ的干哥哥也有一天晚上在家发蛇缠身，从后腰绕向前面，刚好是中国人奇经八脉中的「带脉」（如果从上背向下斜绕是神经，平绕是带脉），而家里没有药，我干爹就叫他吃「小建中汤」顶一顶，说也好玩：那条红线，就又循原路缩回去了！
不过，ＪＴ的西医朋友，却也跟ＪＴ说：他在西医院看到的，真的有人是沿着「神经节」长的。由此看来，病毒是一种物质了。也就是说：病毒这个东西，真的是存在于「跨两个次元」的暧昧领域的：有能量、灵的部分；也有物质、DNA的部分。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是这样，有人感冒，帮他切个脉，如果当时我们的体力不是很好，马上就会把他的病气吸进来，不要几分钟他的证状我也全套统统有，开给对方的药第一包得扣下来给自己吃……没有潜伏期什么的，直接就过来了。这是「灵气」的病毒。
有些比较厉害的病毒，从「气」传的能力就比较差，比如说要防艾滋病，竟然一层保险套就可以挡下来。而像SARS，只要带原者没发高烧，就算你在他前面玩，沾到他喷出来的飞沫，或给他把把脉，也没事。而脑炎，西医自己也说了，感染到的人只有十万分之七会发病……。
病毒就是这么一种奇怪的存在。
但是，当它感染到人体，发病了……它那「灵魂」的部分，却都几乎都是依附在人体有电流循行的部分──经络或是神经──而它磁场影响的范围，则以「邪气」的存在方式进攻人体的部分。
用古书的例子简单来说，就是「太阳病」的「头痛、项强」，那是病毒依附在太阳经所造成的经病；可是全身性的「恶风」或「恶寒」，病机学说所谓的「风伤卫、寒伤营」的状态，则是它的触手「邪气」的影响范围。至于实际上一粒一粒的「病毒」在哪里有几只的问题，古方派或时方派中医根本不需要管它。
因为就大通则而言，只要把它的「灵」和「物」之间的「邪气」部分消灭，凭依在经脉上的本体（灵）就会被赶跑，物质化的「病毒」也会一下子都消失。于是乎，初感用桂枝汤、麻黄汤发发汗，把邪气逼出去，感冒二十分钟就好了，细胞中的病毒到哪去了哩？不知道，也不必知道。
正由于病毒有这样的存在方式和消灭它的方式，「本草药理学」的研究，就不能不正视每一味药作用在「气」的层面其功效。
只说「有效成分」，那是执着在「物」的层面；但只去分析它的能量、波动，那又太唯「心」论了。可是，「心」、「物」二元论本来就是西方人做学问的办法，他们会觉得：你如果不把心、物区隔开，灵疗、药疗混在一起，变因太多，没办法「科学而客观地观察」。
纯就西方式的研究，「物」的「有效成分」存在否？当然是存在的，比如说黄连、黄蘗中提炼出的「小蘗碱」，单用来止痢也很有效。可是「常山」的有效成分，却是提炼出来了也没效，一定要连植物煮下去才行；瓜蒂散亦然（化学研究说「瓜蒂散」催吐的成分在「甜瓜素」，可是把这个成分注射到血管，人不会吐，于是他们就以「此成分乃刺激食道方起作用」作为定案──殊不知百年前日本经方家森立之嫌此药太难吃，于是制成药丸来使用。根本不沾食道，一样是吐得一塌糊涂。）。或许，倪海厦先生所说的：「黄砂糖不伤身，精制的白砂糖就会伤。」、「天然的食品不补到癌症，合成的营养补充剂会补到癌症」等等事情，也和「形」「气」的问题有些关系。精炼太多次所留下的成分，或是化学合成的成分，比较不带有「灵气」，也就是「另一个层次的生命能」，没有灵魂的，「死掉」的营养，活人的身体认不出它，同属于「死气／阴实」的癌细胞，却物以类聚，大大方方地接收它了。（人的癌症，西医称做「Cancer」，也就是十二星压中的螃蟹座。螃蟹座那个天空的地方，有一团灰沉沉的星云带，中国天文叫它做「居尸气」，也就是「存在于尸体里面的死气、阴气」，是一种「生命能量的缺席状态」。──当然，这只是一个巧合。西医给癌症取名为螃蟹是因为觉得乳癌向外扩张的静脉样子很像螃蟹脚的缘故。／所谓阴实，即为有其物质的部分，却无活人该有的生命能「阳」充实其中的组织）这几十年，爱斯基摩人开始吃精制糖之后，糖尿病患者亦暴增四倍。
而，同样是西方人在研究的「同类疗法」和「花波疗法」呢？他们这种「喜欢凡事要清清楚楚」，内外不可相及的性格，就要删除掉「物」的层面来做研究。比如说同类疗法，把一小撮砷放到水里面，再把那水冲淡100倍，然后重复此动作，如此重复很多次，100的负n次方这样下来，水里的砷的平均浓度连一个分子也没有了，但那种「被砷加持过的，保有砷的波动的能量水」，却可以拿来治砷中毒。而花波（台湾俗称『花精疗法』，但为避免和『精油』类的东西搞混，在此依ＪＴ老爸的建议，称之为『波』。）也是，在太阳光下，用水去撷取花朵的波动，冲淡10的n次方倍，再拿来治病（多像巫术呀!）。可是，「同类」和「花波」这两种「唯心去物」的医疗产品，以临床疗效而论，会发现它用来做心理谘商「调理情绪」的效果，远远胜过「治肉身的病痛」。本岛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崔玖教授用「花波」、「同类」二法治疗艾滋病患者，二十几个病人，没有一个发病，没一个死，原本个性晦暗的也变开朗了，病毒指数节节下降，可是，完全转阴性的，没有。治都治到灵魂上去了，缺乏对肉身的作用点。趋近于《内经》「移精变气」的「祝由」之法。
走极端的二者，都有其力量上的限制。
而中医的药理学……不，不只药理，根本在哲学上，就不是「心物」二元相对论，而是「心、气、物」三层统一论，练功的人会晓得「精气神」三宝，说白话就是「体、气、心」，这三样东西，虽然处在不同的次元，却是可以互相转换、不断交流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合道」三阶段修炼，丹道家称之为「三花聚顶」）「炼精化气」是把肉体的「质」转化成能量介体的「气」，「炼气化神」是把「气」能转化成「灵」能，而「炼神还虚」的「合道」状态，则是脱去一个灵魂「自我执着」的壳子，而变成宇宙法则（道）的一部分……。
中医的领域，不是直接针对修行，而是把「病人」拉拔成「平人」的状态，不要被病苦拖住，这样才能够往「真人」的方向去进步、修行。所以敦煌遗书中的《汤液经法》才又被叫做《辅行诀》。
但，中医既然会动到「气」的层面，「心」和「物」的层面，就一定会被牵涉到。说中医的很多理论需要去「悟」的，和这也大有干系。同样在说「寒」或「热」，这是在说物质层面的「温度」？还是「气」的层面的能量感知？这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三次元世界的人，所有形容的字汇，很难脱出五感的感受范畴，于是只好借用五感范畴的字汇去陈述形而上的东西，甚至是拿来作为借喻的「像征符号」。像是中医所说的「心」，很多时候指的都是灵魂的思考中枢，而不是西医所认识的「心脏」；而西医所说的心脏，在很多疾病的印证之下，和它相合的中医名词，常常是「心包络」而不是「心」。像倪海厦先生用厥阴经药「乌梅丸」去掉包住「心脏」的湿痰，那个「心脏」如果以十二经论，对应到的就会是手厥阴心包，而非手少阴心。
又比如说，唐容川说「命门」的功用是「小小火去煮滚一大锅水」，有人拿到中研院去发表，马上就会被围剿：「人体没有这个东西！」可是临床上有所深研的中医学习者，一定就会晓得：唐容川讲的是真的──只是说的不是物质世界的存在。
中国人之所以叫「中」国，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很晓得「不偏」的道理，很知道如何消除二元对立的难题，而且很实际，晓得「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最重要的是这套理论能「现在就」治得好病，而不是在唯心或唯物的层面兜圈圈，等兜完都死几亿人了。
所以，看本草，ＪＴ亦以这个角度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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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 20: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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