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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怪病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在高昂的植皮费用面前，一位农村妇女选择“割皮救子”
本刊记者/刘子倩 特约撰稿/王保生
(发自河北行唐)
为了救儿子，郭立青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医生的第二套手术方案。
这位别人问她年纪都会大脑短路的40岁村妇，在救儿子的问题上从未犹豫。可是手术比较残忍，总面积有近三张A4纸大小的六块皮肤要一刀刀从郭立青身上割下，然后再一块块地补在身患黑色素癌的4岁小儿子身上。
其实，第一套方案比较完美：用美国进口的异体脱细胞真皮移植，供体不用承受太大痛苦。但代价是每平方厘米1000元人民币的费用，共有1600平方厘米面积的真皮需要移植，这对于这个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家庭，郭立青一家要320年不吃不喝才能攒够。
两套方案似乎是一个选择题，其实还有第三个选项：放弃。
但对于郭立青来说，选项是唯一的。“我就要割皮救子。”郭立青紧紧地攥着病历。丈夫王振东坐在一旁抽着闷烟，一言不发，儿子王子宁却很开心，因为妈妈告诉他，做完手术就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浑身白白净净的。
白白净净，这个简单的要求，对于小子宁来说，却是奢望。他出生时，浑身便长满了大小不一的黑痣。一家人最初不明就里，及至小子宁长到四岁时，才知道，这是一种叫做“先天性黑痣”的病变，黑痣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大，最终可能发生癌变。目前治疗这种病的最好办法就是割除黑痣后进行植皮。
事实上，自从小子宁出生，这一家人的命运就被改变了。
“我怕村里人笑话”
郭立青的家在河北省行唐县只里乡习村，距省会石家庄仅50公里。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村庄，一条狭窄水泥路穿村而过，民居杂乱地建在道两旁，农民们将玉米捆扎着放在房顶，谁家屋顶玉米多，谁家便是种粮大户。
郭立青家不好找，离那条水泥路有段距离，隐于一条胡同之中，并非村中的“黄金地段”。不过，郭立青家也好辨认，与邻居相比，她家的屋顶空空荡荡。同村的人都知道，她家为了给儿子看病，连房子都差点卖了，哪还有心思去种粮食。
习村有三四千口人，年人均收入三千多元，农民大多是农忙时种地，闲时进城打工。郭立青一家四口，也靠种地为生，丈夫王振东偶尔会出去打打零工，供16岁的大儿子上学。大儿子性格随父亲，木讷寡言，憨厚老实，而小儿子更像母亲，活泼开朗，能说会道。
在农村，家有两个孩子很普遍，但郭立青一直觉得有个儿子就知足了。直到2004年，一场意外让她改变了想法。这年冬天，郭立青一家三口煤气中毒，邻居发现时，三个人都已口吐白沫，紧急送到县医院高压氧舱，才算捡回了三条命。乡亲们于是劝她，再生一个吧，万一家里再出事，俩孩子总比一个强。
2007年11月，37岁的郭立青剖腹产下一子。这年是猪年，郭立青与大儿子也都属猪，郭立青眉头一翘，一家“三头猪”，这日子能不殷实吗！可她发现，丈夫与婆婆并不开心。在她追问下，王振东才告诉她小儿子满身黑痣。当护士把儿子抱过来时，郭立青放声痛哭。“黑不溜秋的，胳膊上，腿上到处都是黑痣，后背都长满了。”
郭立青本来觉得，这孩子是带着全家大难不死的福气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成想是磨难的继续。夫妇俩琢磨着那就给孩子取个好名字，叫王子宁，盼望着儿子平顺、安宁。
王子宁还未出满月，郭立青夫妇就抱着孩子去石家庄儿童医院和河北省附二院做了检查。医生说，等孩子长大了做个手术就行了，黑痣对智力和身体发育没有影响，夫妇俩这才放了心。
确如医生所说，子宁成长得一直不错，似乎比同龄孩子还聪明些，10个月时就会叫“妈妈”，一岁多就能说歌谣，三岁就可以讲“小哪吒”和“奥特曼”的故事。但郭立青不敢抱他出门，“我怕村里人笑话。”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2008年夏天，村里人都好奇地来看小子宁，有的还会偷偷地扒开孩子衣服看。这让好胜的郭立青有点受不了，到了晚上就流泪。
有村民劝她：趁孩子小，还是扔了吧。脾气倔的郭立青立刻跟人红了脸：“扔？三个闺女也换不来我这宝贝儿子！”她缓了口气说：“当娘的扔亲生骨肉，不遭雷劈？”郭立青发誓，再苦也要将小儿子抚养大。
郭立青当时不知道，痛苦的日子远没有开始。
借钱治病
其实，让郭立青揪心的是，小子宁背上的黑痣长满了又细又长的黑毛，到了夏天，后背也不出汗，但热得发烫。郭立青有次带着孩子去买衣服，售货员看到小子宁的黑痣便告诉她，他们村有一个男孩从小也是长满了黑痣，18岁那年考上了大学，但却得黑色素癌死了。这可吓坏了郭立青，回到家就给石家庄电视台《非常帮助》栏目打了电话。栏目组帮她安排了石家庄某医院，住了18天院，花了两千多元，没有任何效果。
最终，还是通过媒体协助，帮小子宁联系了北京空军总医院烧伤整形外科。该科医生邹晓防告诉他们，小子宁患的是非常严重的先天性黑痣病变，患者之中有千分之八会发生癌变。依照小子宁的情况，最好手术。
这家医院有一个和美国“天使妈妈”基金会合作的慈善项目，鉴于郭立青家的困难，该基金会决定资助小子宁3万元，院方也减免了70%的手术治疗费用。“若不减免，这套手术全做下来也要十几万。”邹晓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剩下的费用怎么办？郭立青抖出家里的存折，与手术费相比，里面的钱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万般无奈，夫妇俩带上小子宁挨家挨户地借。而在这之前，一家人煤气中毒住院时花的两万多块刚刚还清。
每到一户人家，小子宁就会给人鞠躬：叔叔伯伯借给我一点吧。郭立青不愿回忆这段经历，她觉得这是段耻辱。然而，热心的村民伸出了援手，多则数千，少则百元，最终借了两万，又从亲戚那里凑了三万元，揣着五万块钱，一家人坐上了进京的班车。
今年6月13日，当确定手术方案时，郭立青毫不犹豫让医生用她的皮。“别的母亲能给孩子健康的皮肤，我却不能。我觉得对不起孩子。”郭立青哭着说。王振东本想让医生使用自己的皮肤，还未开口，就被看出心思的妻子拦住了：“你要照顾我们全家，还有你爷爷奶奶和父母四位老人，万一你出个闪失，这个家就真完了。”
或许是本能，郭立青对于后果没有多想。两天之后，母子分别被推上手术台。“我想我们母子连心，肯定会成功的。”郭立青说，医生要给郭立青用300元一支的止疼棒，以便麻醉醒来缓痛苦，她拒绝了，“给我儿子用吧！”她叮嘱医生。
“妈妈救救我”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手术，医生将母亲腹部的1600多平方厘米的皮肤成功移植到儿子的背部和腿部。手术的成功，并不能减缓术后初期的巨大痛苦。
在郭立青看来，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那种痛苦，“那是硬生生地扒了一层皮啊。”郭立青每抽搐一次，汗水就会浸湿被子，头发像刚洗过一样。用纱布裹成木乃伊样子的小子宁则躺在母亲旁边的病床上，不停地哭喊。“儿子在那边撕心裂肺地哭，老婆在这边死去活来地哼哼。我该怎么办，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平日内向的王振东啪嗒嗒地掉眼泪。不忍看到妻儿痛苦状的王振东要下楼给儿子去买饮料，可腿怎么都抬不起来。
白天，为了防止伤口溃烂，王振东每天用吹风机给小子宁吹风，光吹风机就用坏了两个。晚上，小子宁疼得不停地喊：“妈妈救救我！”自己还疼痛难忍的郭立青立刻假装振作：“我怕我一哭会更影响孩子。”当小子宁伸着手说“妈妈能不能拉拉手”时，郭立青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喷涌而出。
术后第四天，郭立青便要求医生停药，他们承受不了每日1000元的费用。但除了减免部分，再算上资助的费用，手术费还差7万元左右，算上身上的5万，还差两万块钱。他们曾想通过农村合作医疗报销部分费用，但先天性疾病不在报销的项目之中。
大儿子留在医院照顾母子，王振东只能再回老家借钱，东拼西凑，还差几千块，最后王振东一咬牙把家里的麦子全卖了，那是一家四口全部的口粮。没过几日，郭立青给丈夫发短信：快回来吧，我们仨连吃饭的钱都快没了。
因钱窘迫，这已不是头一遭。1991年，刚刚结婚郭立青因交不起2块5毛钱的电费，不得不与丈夫逃回娘家躲账。“20年了，还是死在钱上。”郭立青眼泪再次流了下来。
8月17日，不顾医生的反对，一家人出院了。康复医生告诉王振东，孩子需要一到两年的康复时间，并手把手教给王振东康复按摩的方法。
“我希望他天天开心”
回家后，痛苦并没有终结。按照医嘱，每天要给小子宁洗一次澡，做两次按摩，每次洗澡要求倒入五瓶收敛创口的药水。药水每瓶要50元钱，用不起，郭立青每次只倒入一瓶，再抓几把盐放进去。即便如此节省，小子宁每天的药费还要200多元。
最为痛苦的是按摩，小子宁浑身仍然红肿，稍有触碰就叫嚷苦不止，可是按照医生的手法，每按一次都要按出手印。自打出了院，天天都是小子宁的受难日，一天受难两次。每当郭立青固定住小子宁的小手，王振东双手按下时，小子宁都会呼天抢地哭喊：“爸爸轻点轻点。”寡言的王振东也会激动起来：“爸爸也想轻点，可那治不好你的病啊。”
按摩十几分钟后，小子宁在哭泣中睡去，但不停地变换着睡姿，紧皱着眉头，大口地喘着粗气，偶尔会颤抖，像是做了噩梦。 伤心时，郭立青便去回忆小子宁给这个家带来的短暂快乐。“他会指着电视里女歌手说，‘妈妈，我也给你买红裙子’，还说等我老了背着我，喂我饭吃。”郭立青掩面而泣：“一个四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有什么后悔的呢。”因为停止用药，郭立青的伤疤开始硬化，医生说如果这样下去，她可能连腰都再也弯不下了。“我不怕，只要孩子能好就行。”
如今，最让郭立青感动的就是每天十几个陌生人的慰问短信和电话。许多人称赞她是伟大的母亲，她却不以为然：“哪个母亲换在我这个处境上，都会这么做的。”自从媒体报道此事后，她也收到了几万元的捐款，她最关注的是报道中能否登上她的联系方式：“明年还要给孩子做第二次手术呢。”
郭立青说，孩子也让她有了进步，一个农村妇女也学会了说对不起。“每次碰到他的伤口，我都会向他道歉。”
在郭立青的床边，贴着一张落满灰尘的彩画，两个婴儿在地上欢乐地爬着，画的左上角印有四个字，开心宝宝。每当小子宁睡着，她都会看着这幅画发呆，“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天天开心。”郭立青说。
(实习生陈希对本文有贡献)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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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7 21:1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