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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8 14: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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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心源自叙
医有黄帝、岐伯、越人、仲景，四圣之书，争光日月。人亡代革，薪火无传，玉楸子悯后世作者不达其意，既解《伤寒》《金匮》，乃于己巳二月，作《四圣心源》，解内外百病，原始要终，以继先圣之业。创辟大略，遇事辍笔。庚午四月，北游帝城。十一月终，南赴清江。辛未二月，随驾武林。四月还署，研思旧草，十得其九，厥功未竟。八月十五，开舟北上，再客京华。壬申十月，作天人之解，续成全书。癸酉二月，解长沙药性，五月删定《伤寒》，七月笔削《金匮》，八月修瘟疫痘疹，成于九月十七。维时霖雨初晴，商飙徐发，落木飘零，黄叶满阶。玉楸子处萧凉之虚馆，坐寂莫之闲床，起他乡之遥恨，生故国之绵思。悲哉！清秋之气也，黯然远客之心矣，爰取《心源》故本，加之润色。
嗟乎！往者虞卿违赵而著《春秋》，屈原去楚而作《离骚》。古人论述，往往失地远客，成于羁愁郁闷之中，及乎书竣业就，乃心独喜，然后知当时之失意，皆为后此之得意无穷也。向使虞卿终相赵国，屈原永宦楚邦，则《离骚》不作，《春秋》莫著，迄于今，其人已朽，其书不传，两人之得意，不如其失意也。
当世安乐之人，其得天者诚厚，然隙驷不留，尺波电谢，生存而处华屋，零落而归山丘，身与夕露同晞，名与朝华并灭，荆棘狐兔之中，樵牧歌吟之下，其为安乐者焉在！窃以为天之厚安乐之人，不如其厚羁愁之士，丈夫得失之际，非俗人之所知也。
顾自己巳，以至壬申，历年多矣，元草未就，是天既长与以穷愁之境，而不频假以消闲之日。帝眷之隆，何可恃也，良时非多，勖之而已。
癸酉九月甲戌昌邑黄元御
四圣心源后序
医学盛于上古,而衰于后世,自黄岐立法,定经脉,和药石,以治民疾,天下遵守,兴之或贰,于是有和、缓、扁鹊、文挚、阳庆、仓公之徒相继而起，各传其术，以博施当世，而方药至张促景而立极，厥后皇甫谥、王叔和、孙思邈祖述而发扬之。起废瘤，润枯弊，含生育物，绝厉消沴，黄岐之道，于斯为盛。自唐以降，其道日衰，渐变古制，以矜新创。至于今元，刘完素为泻火之说，朱彦修作补阴之法。海内沿染，竟相传习，蔑视古经，倾议前哲，攻击同异，辩说是非，于是为河间之学者，与易水之学争，为丹溪之学者，与局方之学争，门户既分，歧途错出，纷纭扰乱以至于今，而古法荡然矣。
夫医虽艺事，而拯疾痛，系生死，非芝菌星鸟之术。可以诡诞其辞也。阴阳有纪，五行有序，脉络有度，非博辩横议所能推移其则也，一病之作，古今如一，非风俗政令有时代之异也。一药这入，顺逆俄顷，非百年必世可虚遁其说也，然而宋元以来,数百年间，人异其说，家自为法，按之往籍，则判若水火，综其会通，则背若秦越。夫岂民有异疾,药有异治哉?或俗学废古,恶旧喜新,务为变动,以结名誉。凡在学者,莫不绋然,而医其一也。故脉决出而诊要亡，以生人之道，为杀人之具，岂不哀哉！故凡艺或可殊途，唯医必归一致，古经具在，良验难诬，有识之士，不能不是古而非今矣。
余少好医学，博览方籍。读黄氏《素灵徽蕴》、《伤寒悬解》，其于黄岐秦张之道，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于是乃求其全书，积二十年不可得。岁在已丑，承乏馆陶贡士张君蕴山为掖校官，得其书六种，录以畀余，乃得究其说，而益叹其学之至精。长沙而后，一火薪传，非自尊也。
余既刊《素灵徽蕴》、《伤寒悬解》、《长沙药解》，而《四圣心源》为诸书之会极，乃复校而刊之。粗举源流正变，以引伸其说。世之为医都，能读黄氏书，则推脉义而得诊法，究药解而正物性，伤寒无夭札之民，杂病无膏肓之叹。上可得黄岐秦张之精，次可通叔和思邈之说，下可除河间丹溪之弊。昭先圣之大德，作生人之大卫，不亦懿哉！若乃规囿习俗，胶固师说，未逸研究，骇其偏矫，失后事之良资，为下士之闻道，则非余之所敢知矣。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阳溯张琦
[ Last edited by netnova on 2006/8/8 at 15: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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