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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医的渊源
我的曾祖父是老武汉大学国学院毕业,抗战时期任教于西南大学,因是地下党员1948年被软禁于重庆南温泉一座庙里,老和尚倒前法师时已103岁,曾祖父作为关门弟子得以受传其针灸秘芨。这个和尚不同寻常,孔祥熙到庙里来了则请坐,周恩来(时在重庆八路军联络处)来了则请上坐并敬茶,蒋介石来了理都不理。解放后不久曾祖父即获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参事室大章的“万病一针”牌匾,行医一方,奇闻甚多。曾祖父亦为针灸理事会理事。在文革中曾祖父以毛笔小楷写了十万余字的针灸秘芨原文及整理著述,抄家后可能已被付之一炬,一直作为悬案无从查找。曾祖父扎针,很多大病都是一次性痊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禁止行医,人们的口号是宁死也不要让曾祖父治病。但是实际上他被外地人请来请去,请到一个地方半个月、一个月也回不来,因为这家看了那家也要看,不要钱硬要塞,曾祖父象征性地一个病收五毛钱。每次回家兜里全装满了钱,过不了几天又被查抄没收。直到今日,还有许多人记得他老人家,一个村里就有几十个是万般无计后被救活的。
我父亲被调离本地教书,一直没有机会学习针灸,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机会学习一下。父亲只传承下来了基本手法和感觉,另外就是传承下来了几样独门的穴位组合配方,这是针灸典籍上所没有的。我父亲的本领不在石学敏院士之下,但是比起曾祖父来,仅及十分之一。首先是在理论、治法、选穴上三分之一不及,再就是同样的穴位扎针效果上最多也就三分之一。大家一定要知道,针灸的手法和感觉极端重要,如果不会就等于什么也没学,还会自欺欺人。现在的针灸师几乎全是这样的。曾祖父在世的时候,就有两个中医针灸师扎同样的穴位治一个人,一点效也没有,曾祖父回家扎一次就好了。父亲还经常谈到即使掌握了正端的手法后,没有一、两年实际操作都不能找到手下的感觉,那个得气的感觉难以付诸语言。老和尚曾在送别曾祖父时一再告诫针灸的危险,动不动就能扎死人。他有两个亲戚就是被自己年轻时鲁莽扎死的。现在的针灸师由于根本就不会扎,所以当然没危险。话又说回来,不能决人死生也就没有威力。如果一个针灸师都不经常发生晕针现象,他就根本没入门。高明的医师对针的感觉越柔和,气机的力量反而越大。针灸的威力不是神话,传说往往就是真实。到了现在普通人甚至包括学针灸的对这个认识都极错误。应该说,针灸已经断代了。能够扎准穴位的都不多,能够掌握补泻手法的罕见,能够得气的则是凤毛麟角。造作谬论、胡乱扎针的反而比比皆是。一定要读古籍,凡是这方面现代的书统统可以烧掉。古人说“一针二灸三中医”,针灸既然这样神效,为何在古时就是学针灸的少而学中药的多呢?因为针灸治病虽然神捷,但是真正会扎针则危险性极大,所以没人学。学中药最少还可以治不好也治不坏。到了今天,连教针灸的自己都不会了,在乱教人。“得气”成了下针后有酸麻胀等感觉,其实那仅仅表示扎准穴位了。我家的几样配穴是可以公诸世人的,但是又有什么用?都没个会扎针的,想找个替手都难,告诉他反而可能害他。他若会扎针,仅典籍上现成的东西运用起来都可以名震天下了。例如孙真人的回阳九针,那些脑卒中的病人第一次死亡即使心跳停止十几分钟都能救活的,而且一周就可下地。祖母就是一例。
家有绝技,我却没有学。我若是学习,病号遍天下,治还是不治?治病不是该我做的事,会不胜其烦,不治则又有违仁心。父亲常说,我只需三个月就能成就,一般人即使文化功底好,没有五、六年也不能得心应手的。但我就是不肯学。我与中医的渊源就如那个《天龙八部》里的段誉一样,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切记,中医是根源于中国文化的,学文化就是学中医。没有中国文化根基就无论如何也学不好。一个鸿儒只要一转向自然就是一个良医。这个时代莫说鸿儒,连儒者都罕见。大学里那些国学师只是一群书呆子而已,只能偶尔碰到一两个象个儒者。我不仅不肯学医,而且刻意屏蔽自己,一碰到阴阳五行都把眼睛躲过去。
但是,如果命运要教导你你是躲不过的。我最终还得与中医若即若离。首先是弟弟学习中医以继承衣钵,碰到了困难。父亲虽然有丰富实践经验,但对中医理论是不通的。可以这么说,不通就一窍不通,通则一通百通。所有从事中医的人员都应该铭记这句话,以此谦虚进德。父亲虽然在理论上不亚于那些大医院的中医师,而且要强于很多民间医师,但在我看来仍然是一窍不通。这并非我的标准太高,而是这才算中医自身客观公正的标准。黄帝在教训雷公时,斥其为三尺童子。雷公是何等人?现在的状况是,大家都几乎没入门,却都在妄作妄论,不可一世。平心而论,我自己也有这个倾向。在当代只有少数几个聪明一点的,还知道守正不移,思维还不大受西医及一些所谓科学的蛊惑,习惯于传统思维,不去乱加附会。在这个时代能够守住这一点的就很不错了,必有方正之德,“可以与立”;如果能够再进一步,把林林总总的西医知识用中医理论去经纬之,就“可以与权”了。不是这样的人是没办法学习易医的,也无法踏入大医之门。言归正传。弟弟读的是西医,中国文化根基薄弱,没有办法去理解《内经》,而父亲也教不了这个。我只好用我的理解去教他。诸如经络象什么,为何这样是补,那样是泻,我比喻着作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内经的一些格言也埋进了我的识田。这样的参研讨论过程有过几次,一般是回家过年的时候,每次一两周的样子。
有一年夏天,母亲突然病倒,眉额间有一个疮,诊断似乎是丹毒,发烧、吊水打了十几天,早晨一退下去,下午又烧起来,中药也换了几副,不管用,父亲、弟弟都有些慌,与西医、中医的一些本地人士商量都无效。同样的病附近有几个都好了,就是母亲没好。我也着急了,开始翻中医书,《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我虽未学医,由于有文化根底以及契入文字般若,看书是不困难的,而且能明其意。看了之后我很吃惊,那么多前贤良医一再警诫若肾水将竭,切忌寒冰杀伐,并且拟了加减八味丸方。我对古人是非常尊敬的,而且从他们用的语言就能看出他们的心地和忧虑。我知道只要是那样的人所言的切无荒怠。我着急了,建议父亲用加减八位丸,但被拒绝,肉桂大热药,怎么可以用?另外几个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也是同样说法。我琢磨了相火这个词的含义。古人是绝不会随便命名的,君相之间应该如何,从人事的道理比拟上我感觉到了相火可能会出来,一旦出来岂不成寒么?(这个时候我尚不知相火论、中寒等)
果然不久之后母亲说觉得体内冷,我又看到了关于相火论、中寒的知识,心中更加坚定。我对父亲提出了换药要求,仍然不被采纳。这时弟弟拿来了几片西药,说是最新最好的治丹毒的,我不让用,因为前贤告诫的语气是那样严重。刚出去了一会儿,弟弟还是试着给了半片(一次该两片),不到一小时,出事了,母亲感到透心凉,而外面还在发着烧,接着就昏迷过去了。我回来见此光景气坏了,把父亲、弟弟都赶开,我自己作主,这是明显中寒,赶快进姜附汤回阳,然后进加减八味丸药,救过来了,头上的气源源不断地下来,烧退了,头不疼了。我有感慨,为何朱丹溪这么受推崇的《相火论》,这些中医师到了用时就是不去遵照呢?因为他们不能做到真知实见,对很多理论都有玄虚感,《相火论》所描述的相火他们抓不住它的性质。我有易学根基,看朱丹溪说了半天的龙雷之火,我想这不就是一个震卦吗?这就是震的性情。再分析一下滋阴降火和引火归源用易经的比类,便是屯卦与随卦,应该可以贯通的。我想,假如人们知道易象易理并把它作为底层的公理,那么看这个相火论就能达到看得见的地步了。
弟弟有乙肝,为之困苦。过年回家时,我用卦象的观点分析了一下,于是产生了《慢性肝炎论治》。拟的方子用过后弟弟感觉不错。我家传有一套搜风败毒、 活血化瘀的针灸配穴法,父亲活用在急性肾炎上,非常有效。只要在一两周内找上门的,两三次就能完全治愈,而且还不复发。父亲只是觉得应该那样,却不知其所以然。我便试着用易经来看这个事情,结果一目了然。一切问题的焦点都指向一个核心,那就是六气与八卦的对应。如果这些明白了,就有了一双慧眼,可以直探中医之骊珠。我从精神角度把六气与八卦作了一番对应。例如巽卦对风木,易经中本来就有,无须疑问。但是诸如震卦对相火等却无依据。朱丹溪之说虽可启发为证鉴,但是这只是良医妙论,算不得大经大旨。直到日后我细读《内经》中五运六气篇章,看到了一大段讲六气现象的,才算给我的对应找到了证鉴。其中有相火为蕃鲜,易经中震为蕃鲜。了无疑义了。这就是易医的开始。有了易经这一支援兵,中医活了,并且能够笼盖汇通于西医。一马平川。打个比方,中医就象佛教,易医就如同教外别传的禅宗,有宗有教,必取大乘。看看内经中雷公问黄帝想知晓阴阳的分别,黄帝拒绝了,并说如果你知道了这个,就是“世主之学尽矣”,倘若学不好,反而会以讹传讹,惑乱师教的传统。黄帝无疑是英明的,医道之初,重在大经大旨的大略,不应该走轻灵之路,容易空花迷眼。医者贵在神之精微感应,最上乘的就是“不思而得谓之圣”。到了下一等才是明之观照。神圣的时代已经远去了,当今的人们只会取法于明了,不然便是无明。我既然已经作了对应,并略加开说以成《易医启蒙》,自然会有贤达从此门精进,最终成为贯通中西的大医。可是当今之时,众说纷纷,“黄钟不作,瓦釜雷鸣”,谁又能识得宝珠呢?
有了易医根基后,就会自然具备领悟贯通能力,自己会产生很多的观点。你会发现,这些观点与古代的医家以及西医的发现全都是吻合的,真正的左右逢源。有很多医家积其一生功力对某个方面的灼见,其实你早就自得于心了。例如人们常说健脾,脾法天地,你就会想这是一个含乾、坤的作用,应代表泰卦,再去翻翻古代大家的论述,还真有这么一说。你再看看六味地黄丸,熟地为坤卦。仲景言“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坤坎为师卦,这种作用壮水,坤离为明夷,阳光夷灭。中有泽泻,兑卦,兑坎为困,如果久用,岂不困顿于水么?师老兵疲,泽泻的弊端反而可能成主流。当你心生这么一个疑惑时,你还真的发现前人就已经明确地说到六味地黄丸不能久用,反而潜耗真阴。有了易经的帮助,你只要会用,偏方不再神奇,针灸配穴之道等皆可贯通。说个很简单的印证,如北极等极寒冷的地方,可以乘马,最好是狗,不畏严寒。为何?马是乾卦,乾为大寒,为太阳寒水,马能与之适应。寒极的时候甚至马也不行,要用狗。狗为艮卦,为湿土,土能克水,所以狗竟不畏之。我们本地的狗受伤快死了,扑在湿地上片刻竟还有救,为何?湿气能够资助于它。
我既已开出易医之路,就该重新屏蔽自己了。直至去年,非典肆虐,到了我住的小区也有得的,还有跳楼的。区区一个温病使得举国披靡。于是我又写了一篇论治稿子,被一些朋友到处传。有劝我在互联网上公布的。我想都没有试验怎么能够沽名钓誉呢。给了吕炳奎非典医疗小组一份,寄希望能用。但是吕老自己都没能获得一个病人(这里面有大隐情,我不讲)。吕老因为这事受了刺激,以至郁郁而终。吕老之前都治好了一两个轻微一点的。这个事也告诉我们,若想复兴中医,就必须有自己当家的气魄,如果想与那些假中医、中医药管理局的那些人为伍的话,只会被葬送。看到了这篇论治之后,香港的一个老朋友就一定要我给一个女孩子治病,红斑狼疮肾炎后期。我说我没给人治过病,我不会,连中药的基本功都没有。但是盛情难却,只好越俎代疮先分析试试。之前经过了对非典和几个同学病机的分析历练,我都没想到自己竟然一下子具备了贯通能力。所有的症状、人的根性禀赋、完整的病史能够一以贯之,达到看得见的地步。后来这个治病过程却经历了很多反复,见《慢性肾炎论治》。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彻底明白了当今中医界遣方用药的种种弊端。这与当今中医教学是息息相关的。这种教学方式残朴以为器,每个人脑袋中全是零散的条条框框和教条,活的灵魂不存,不被教成庸医都难。总结起来,一个医生怎样才算有看病资格呢?一、必须能把所有的症状、病史一以贯之,找到根本的病机。不能以一个根本病机去完整推演所有现象的,就不能说诊到病了。人们现在普遍只能给一些自己心里都不确切踏实的结论,而且这些结论甚至是鳞鳞爪爪不相关联的。这样的诊病不到家。二、必须要确立周全的治疗之道。这里有兵法、有道。人们往往把这一步省掉了,直接组方用药。也有的不加思索就确立了一个对治的办法,极少有人在这个环节还深深涵咏的。事实上,能在这个环节还能深思熟虑的人他的脑壳就不贫乏了。辅周则强,辅隙则弱。三、必须在组方中贯彻君臣佐使法则。大多数人用药是把相关用场的药物堆砌上去,或者死用经方,或者把经方肆意改个面目全非。如果用药是那么简单,只要堆药就行的话,什么病都治好了。动辄一个药方几十味药,一看就是庸医,药越多,几乎越不顶用,一群乌合之众。良医开方,每味药独挡一面,甚至起到多个作用。如果有某种药物要起预想的几样作用,那么它才是有必要派上的。药物的用量也须遵照古法。一个药方如同一支团队,只有良好的配合才能起到预设的作用,君臣佐使必须分明。不讲君臣佐使就不是药方。药物都是有利有弊的,在配伍中对弊端要有制衡,凸显出利益的一面。应用经方对于刚入道者是上策,但是要能明察是否完全对症。改动经方需要精微的斟酌损益,并且注意不要破坏原来的量比关系。目前司空见惯的是把经方胡改一气,内在的神势全被移易了。总而言之,最终的药方一定要是简洁明朗的,君臣佐使有章法,含着一种自己都能感觉到、模拟到的神势。如果没有这种成竹在胸的感觉,仅仅是与病情兵对兵、将对将的用药,那就难以全功,往往导致变症纷出或者与病势输攻拒守之间。以上三点是成为一个良医的基本要求。好炉造好钢,坏炉造废铁。对每一个病,无论大小,都应该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锤炼自己,直至三步皆得精华。这样锤炼出来的好钢日久才能铸成利器。
中医要复兴,必待大医出世。我想,即使大医转世也需要很多铺垫和启迪。这就是我们现在该做的。没有大医在,无论怎样呐喊也是没用的,甚至有的人是在吊嗓子争名夺利。要做什么事?首先应该把有志者结合起来切磋交流。“众以启贤”,组合起来、有团队就会有贤人出。其次,发现才器并以易医为媒引入胜境。易经不仅是中医的心法,而且能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具备形象比类思维能力,可以补上所有人缺失的关键一环。再次,掌握了内经、易经后,应该广学广益,最好是还能把各种祖传的东西汇集于选拔的人身上,以启迪其大成。一旦有一个人成就了,反过来他就会建立中西医完整的构架并开创新的时代。后面就是如何建立一个中医帝国的事情了,很简单。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我们不发没用的牢骚,现在就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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