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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印刷得黑乎乎、卖6角9分钱、薄薄的书，在一群年轻人中间疯狂地传阅。当这本烂得起了毛边、快散架的书传到孙云晓手上时，他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
他回忆说，自己像着了魔一样，整个人被书里主人公、那个叫“小豆豆”的女孩捉去了。他“非常震惊”地看到了另一个儿童的世界。
后来，他辞掉了报社记者的工作，开始专门从事儿童研究。如今，这位著名的青少年教育专家称，他20多年来一直都在“往小豆豆指引的那个美妙的地方走”。
孙云晓甚至说过：“作者黑柳彻子对童年的发现与证明，不亚于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
那一年，1983年，是小豆豆第一次进中国。
至今，这本《窗边的小豆豆》在中国已经发行超过300万册，价钱从6角9分，到8角7分，再到今天的20元；封皮颜色从最初的薰衣草紫，到草黄，再到如今淡淡的粉。
1981年在日本出版的这本书被译成33种文字，在全球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日本每3个家庭就有一本，成为日本历史上销量最大的图书。黑柳彻子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日本最伟大的女性。
如今许多人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小豆豆。
“好了，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当黑柳彻子遏制不住自己的冲动，一晚上把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写满3大张纸的时候，她已经是48岁的中年“豆豆”了。
小时候的黑柳彻子是个让老师头疼的“怪豆豆”。她一堂课上百次把桌盖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关上，因为她很好奇家里桌子的抽斗是拉出来的，可学校的桌子上面有盖，和垃圾箱的盖子差不多。
她惹的乱子不少：常常跟正在教室屋檐下筑巢的燕子说话；画画嫌画纸太小，把颜料涂到课桌上；天天趴在教室窗边，等路过的广告宣传员表演节目，好不容易教室里安静下来，她又冲着全班同学喊道：“宣传员来啦！又来啦！”
终于，这个淘气的姑娘刚上一年级没多久就被学校开除了。那是1940年。
妈妈没有告诉小豆豆她是被“开除”的。直到小豆豆长到20多岁，妈妈才告诉她真相。当时妈妈只是淡淡地说：“我们去一个新学校看看吧，听说那里很不错呢。”
一个全新的世界在7岁的小豆豆面前打开了。在这个叫“巴学园”的新学校，门柱是两棵挂着树叶的小树，她惊讶地叫：“从地底下长出来的门哩！它一定长得很快，马上就能超过电线杆子呢！”
教室是6辆电车。车里有行李网，车窗也全都是原来的样子，只是把司机的座位换成了黑板，把电车的长椅子拆下来，换上了小学生用的桌子和椅子。
连校长小林先生看起来也“怪怪的”。他40岁上下，穿着皱巴巴的衣服，牙也掉了几颗，脚上的鞋早已磨秃了。后来小豆豆知道，由于老让孩子们从他身上跨来跨去，或是骑在他肩上，甚至爬到身上，他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
初见小豆豆，这个不修边幅的小林校长一个呵欠也没打，探着身子非常认真地听她说了整整4个小时的话。小豆豆说的全是东扯西拉不要紧的事儿：自己爱把剪刀放在嘴里，咔嚓喀嚓地剪着玩，被以前的老师批评“会剪到舌根的”；鼻涕流出来的时候，自己总爱刺溜刺溜地吸鼻涕，老挨妈妈骂；爸爸在海里游泳游得真棒，还会跳水；家里有只狗……校长不停地问她：还有吗，然后呢？最后，校长用温暖的大手摸摸小豆豆的头，说：“好了，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小豆豆感到，生平第一次遇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因为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听自己讲话。
小豆豆和同学们在电车上的“旅行”开始了。
学生没有固定的座位，可以随便选择自己爱坐的。上课没有课表，在第一节课开始的时候，由老师把当天课表上全部课程的问题都满满地写在黑板上，然后对学生们说：“好，就从你自己喜欢的那门课开始吧！”
不管是语文也好，算术也好，学生们都是按自己的爱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喜欢作文的孩子在写作文；坐在后面的孩子爱好化学，就点燃酒精灯，把烧瓶烧得咕嘟咕嘟直冒泡儿，时不时搞几次引爆实验。
如果上午完成了一天的学习计划，下午就可以出去散步，那就叫“散步课”。美术课时，还可以在礼堂的地板上尽情地涂涂画画，自由地采取各种姿势，跪着、坐着都行。
还有的课程是在农田完成的，校长请一位农民给孩子上课，教大家怎样锄地，怎样播萝卜种子，怎样施肥，以及认识蛇、虫子、蝴蝶。
小林先生总是对老师说：“不要把孩子们束缚在老师的计划中，而要让他们到大自然中去。孩子们的梦想比老师的计划，更要大得多。”
在巴学园，每个学生都有一棵自己的树。属于豆豆的那棵树很粗，爬起来滑溜溜的，在离地两米高的地方分成两个大枝，分杈的地方就像吊床一样。
同学泰明患有小儿麻痹症，从来没有爬过树。小豆豆用各种办法，最后顶着泰明的屁股，把他弄上了树顶。豆豆一边理着汗淋淋的头发，一边鞠躬说：“欢迎光临。”泰明倚在大树上，笑着答：“打扰了。”对泰明来说，这是第一次在树上看风景，他高兴地说：“我知道了，原来爬树是这样的。”
两人在树上待了很久，说了很多话。泰明热切地说：美国有一种叫做电视机的东西，如果日本也有这东西，在家里就能看到相扑比赛了，据说就像一个盒子一样。
多年后，小豆豆真的出现在电视里。起初只有黑白电视机，她只需画紫色的口红就可以上节目，后来，变成了彩色电视机，她必须化浓妆才行。
小豆豆成了日本最著名的主持人。
“小豆豆真是个好孩子呀！”
“小豆豆”进中国10年后，在哈尔滨读小学的小涵邂逅了她。
小涵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扎着小辫，怕弄乱了头发不敢摇头”、“看到牛肉用钩子挂着，就自己单手吊在单杠上说要当‘一块牛肉’”、背着红书包蹦蹦跳跳的小豆豆。
她幻想着学校的大门长出树来，幻想自己的同桌每天都在换。她也希望每个学生都有一棵树，可惜“东北的树都是荆条”。她甚至模仿小豆豆穿着灯笼短裤，蹦起来看自己腿上的肉有没有“颤巍巍”地跳动，因为只有大姐姐的腿，肉才会颤动。
突然有一天，小涵看到自己大腿的肉也会颤动，她一下子明白：喔，我长大了。
在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中国学龄孩子的记忆里都有一所“光明小学”，那是一所“完美”的学校，比如数学课本的应用题里就有光明小学的最新动向：“光明小学近日添置一批娱乐设施，总共花费1020元……请问每个篮球多少元？”“光明小学举办秋季运动会，为运动员购买奖品共花费2000元……”“光明小学举办元旦晚会，需要购买100只气球……”
直到有学生看了《窗边的小豆豆》以后，称再也不向往光明小学了，原来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是巴学园。
在巴学园，小林校长每次遇到小豆豆都要对她说一声：“小豆豆真是个好孩子呀！”
每逢这种时候，小豆豆都会甜甜地一笑，然后又蹦又跳地答道：“是呀，我是好孩子！”
黑柳彻子说，“小豆豆真是个好孩子呀”这句话，影响了自己一生。
多年后，她的《彻子的小屋》成为日本电视史上最长寿的谈话节目，她也创下未曾生病请假、未曾穿同一件衣服上节目、始终维持一贯的洋葱发型等多项纪录。24年来，在这个节目中受访的人数高达近6200人。
她在节目里说：“孩子是雪白的吸墨纸，尽早让他们染上绚丽的色彩吧。”
她还是出色的舞台剧演员，在日本著名的季节剧院演出共达13次，是在这里演出次数最多的演员。最后一次公演，观众们的掌声竟然持续了30分钟之久。
在她的角色里，有美国西部第一位自立女性卡拉米提·简，有歌剧演唱家玛利亚·格蕾斯，有法国著名女演员莎拉·贝尔纳，也有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可她认为，自己一生中演得最好的角色还是“小豆豆”。
当彩屑飞舞、掌声响起，舞台中央的黑柳彻子常常想起巴学园那个简陋的食堂舞台。
小林校长提议，每天中午大家围成一圈在礼堂里吃饭的时候，让一个人站到正中间说些自己喜欢的话题。小豆豆第一次上台很害怕，校长先生弹起了钢琴，她开始唱《故乡》，“追逐小兔子的那座山啊……”可是豆豆只发出了“追——”这一声，无论先生怎样为她弹着前奏，她都只能发出“追——”的声音。
就从这次最蹩脚的演出开始，第一次上台就丢尽了脸的小豆豆，日后成了一颗巨星。
巴学园里，有几个身有残疾的孩子。校长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要帮助他们”这样的话，他说的只是“要一起做啊，大家要一起做啊！”
小林校长为了让这些身体有障碍的孩子能够克服自卑心理，想了很多巧妙的办法。
他让大家都不穿泳衣，一起到池子里游泳。当手指粘连的孩子一层层脱下自己的衣服时，起初害羞，后来完全跟大家融在一起。校长就这样让每个孩子相信：“无论什么样的身体，都是美丽的。”
同学高桥个子很矮小，手脚非常短，而且他的个子永远就这么高，不会再长了。高桥站在比自己还要高的跳马面前时，校长鼓励他说，“没关系，你能跳过去的，绝对能跳过去！”校长仅仅在最后一刻才伸手托了他一下，让人感觉这就是高桥自己跳过去的。
开运动会时，校长特意设计适合高桥的项目，最后每个项目的第一名都被他拿走了。校长专门寄语他：“不要忘记夺得第一名时的自信。”
奖品也有趣极了，冠军是一根萝卜，亚军是两根牛蒡，第三名则是一捆菠菜。以至于小豆豆在很长时间内都以为运动会的奖品一律是蔬菜呢。
若干年后，个子永远只有小学生那么高的高桥不仅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任职，还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他并没有因为身体上的缺陷而怀有自卑的心理，他永远都记得校长对他说的话：“你绝对能做到。”
小林校长几乎摸过50多个孩子每个人的头对他们说：“你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无论做什么事情，大家都是一样的。”
事实证明，巴学园的50多个学生都很成功，有的成了物理学家，有的成了音乐家，有的成了大电气公司的骨干。每年大家还相聚在一起，如今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坚持认为，这种聚会就是给故去的小林校长最好的礼物。
“萝卜放在锦盒里就成了人参？”
李跃儿几乎与孙云晓同一时间读到《窗边的小豆豆》，她是在《译林》杂志上看到的连载，她也用了“震惊”这个词形容当时的读后感。
很长时间里，这个画家满脑袋飘着小豆豆在巴学园的画面，她在心里画了无数张油画、水粉画。她发现，小时候的自己很像小豆豆。几年后，她有了儿子，她发现儿子也很像那个小豆豆。“原来每个人都是小豆豆。”她决心做些什么。
后来，她放弃了当画家，专职做教育，创办了“李跃儿巴学园”。她的巴学园的口号是：孩子是脚，教育是鞋。她说：“父母放松的心，就是孩子的巴学园。”
事实上，在北京的日日新学堂、在山东东营市的一所学校、在黑龙江哈尔滨闽江小学……中国许多学校里，都已经有巴学园的元素。甚至有的学校牌子边就挂着“中国的巴学园”招牌。
书里的很多细节成了教育工作者的经典案例，一些老师会把班上的同学说成“张豆豆”、“王豆豆”，最顽劣的叫“钢豆”。
但孙云晓以及畅销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尹建莉都说“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巴学园”。
“萝卜放在锦盒里就成了人参？”尹建莉说，模仿巴学园的外表很容易，做电车教室、甚至分给每个学生一棵树都不难，但巴学园的教育精髓很难学到——中国会有哪个校长或老师能花上4个小时听一个孩子说冒着傻气的话？
孙云晓说自己第一次读完《窗边的小豆豆》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从这本书里发现了“什么是儿童”。当时“文革”结束没几年，整个社会的儿童观都趋于政治化、成人化，是“小豆豆”为人们打开了一个真正的儿童世界。
在巴学园这个日本二战时期战火纷飞的世外桃源里，连吃饭都变得很有趣。全校50多人围在一起吃饭，开饭时，小林校长总是喊：“请大家把海里的味道和山里的味道拿出来。”其实，“山里的味道”指蔬菜、鸡肉、牛肉什么的，“海里的味道”就是指海鱼、紫菜。学校不要求家长给孩子的菜太奢侈，一根海带就算“海里的味道”。
吃饭前，校长还和大家一起唱：好——好——嚼啊，把吃的东西，嚼啊，嚼啊，嚼啊，嚼啊，把吃的东西都嚼完……唱完歌，大家这才说：我吃啦，向山里的味道、海里的味道进军！
就这样，没有一个孩子挑食，说讨厌吃鱼肉卷之类的话，也没有一个孩子会有谁的菜很高级、谁的菜很寒酸这样的想法。
学校没有校歌，应学生们的要求，校长作了一首，谱了曲，教孩子们唱。歌词只是3个字的重复，孩子们觉得不好。小林先生虽然闹了个大红脸，还是谦虚地把自己的作品从黑板上擦去了。
学校有时候让孩子们在礼堂里支帐篷过夜，大家讲鬼故事，还有同学头戴报纸、拿手电扮演妖怪。有的一年级小学生被高年级同学的鬼故事吓哭了，可一边哭一边还问：后来呢？
小林校长要求家长给孩子们“穿最不好的衣服到学校来”，因为衣服无论弄破还是滚成泥猴全都没关系，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了。
“无论什么样的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拥有美好的品质和才能。”这是小林校长常说的一句话。
“黑柳女士，请您再干20年吧”
8月9日是小豆豆的生日。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中国读者祝贺“小豆豆生日快乐”。在一代代的读者心里，巴学园的小豆豆永远只有7岁。今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一些中国读者在第一时间焦急地问：小豆豆还活着吗？
在日本，那个一纸风行的“小豆豆”也把1933年出生的黑柳彻子永远定格在7岁。很多年里，黑柳彻子几乎每天都收到“写给小豆豆的信”，其中不乏5岁的孩子、103岁的老人。
有个美国的黑人男孩写信说：“小豆豆，你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吗？如果是的话，请到我家里来做客。”也有一位女高中生从少年管教所来信说：“如果我有一位像小豆豆的妈妈那样的母亲，或者遇到像小林校长那样的老师，也许我就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
这本书完全改变了黑柳彻子的生活。1984年，一位联合国的官员在东京，跑遍书店购买所有的《窗边的小豆豆》，分给同事，认为“再也没有比她更了解孩子的了”。她也因此被任命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历史上第一位亚洲籍亲善大使，年薪1美元。
小豆豆开始走近其他国家的小豆豆们。她历时14年，遍访非洲14国，发现原来世界上的豆豆们如此不同。她给孩子们发绘画纸和蜡笔，让孩子们画动物，可只有一个孩子画了一只苍蝇，另一个孩子画了一只鸟，其他孩子什么都没画。这里没有动物园，没有电视、图画书，身在非洲的许多孩子甚至不知道大象这种动物。
黑柳彻子还去了很多国家，见过各式各样的教室。而在科索沃一间简陋的教室里，老师们的工作竟然包括教天真的学生辨识伪装成易拉罐饮料的地雷。
她不由地想起童年里巴学园那美丽的6间电车教室。小林校长鼓励孩子们充满理想，哪怕五花八门。小豆豆曾幻想当电车售票员，当宣传艺人，还想过当间谍。可同学笑她，“要想成为间谍，必须非常聪明、漂亮，而且要会好多国家的语言”，最重要的是“豆豆太爱说话，不适合做间谍”。而很多年以后，非洲的一个孩子告诉她，自己的理想是“我想活下去”。
黑柳彻子做亲善大使的14年里，募集的捐款达到31亿多日元，捐款人数达到222165人。这是历任亲善大使中募集到的最高金额。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人说：“黑柳女士，请您再干20年吧。”
黑柳彻子说，真想给每一位捐款者写信，对他们说声谢谢，可那样的话，“光邮票就得花去一千零六十五万七千四百零六日元”。
她用《窗边的小豆豆》的版税创立了“小豆豆基金”，办聋人剧团。当主持人，她每年要换300多套衣服，她把这些衣服慈善拍卖，捐给福利院的孩子盖房子。
做这些时，她能想起小时候，与拖着残腿的泰明一起在树上看风景的场面。可惜那之后几个月，泰明就去世了，小豆豆也第一次明白了生离死别的含义。
几十年来，黑柳彻子的脚步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她也渐渐老去。可无论她走得多远，面容有多老，有时候一个小动作就暴露了“小豆豆”的天性。
一次乘火车，因为误以为抵达车站前5分钟会有人通知，她脱了靴子放心地看小电视吃海带，不料突然到站了，让这位著名女演员乱作一团。她右手提着靴子，拿着大衣，左手拿着电视机，光着脚跑下车，站到了月台上，嘴里还拖着一米长的海带条——她就这个模样儿面对着欢迎的人群。
“这不正是最初的小豆豆吗？”孙云晓说，“童年的快乐是一生快乐的源头，童年的不幸是一生不幸的开端。”
有时候，小林校长为了维护孩子善良的本性，不惜一切代价。一次，他借钱给小豆豆去一个骗子那里买树皮，因为小豆豆相信吃不出树皮的苦，就是身体健康。
她让全校同学沿着树皮的四周每人都咬了一口，没有一个人说苦。那么，大家都没有病，个个健康，豆豆高兴极了。尽管那块树皮好象被海狸狠命咬过似的，已经破烂不堪了，小豆豆却仍然坚持每天早晨上学之前，把它从桌子抽斗里很珍贵似地取出来咬上一口，再说上一声：“我没有病！”然后才去上学。她甚至在学校附近看到一条野狗，就想把树皮塞到野狗的嘴里，结果差一点儿被狗咬伤。
这个树皮的骗人把戏，小林校长看在眼里，却从未戳穿。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有眼睛却发现不了美，有耳朵却不会欣赏音乐，有心灵却无法理解什么是真。”小林校长这样感慨。
“哎，今后再办个什么样的学校呢？”
1991年，孙云晓去拜访91岁的冰心老人。冰心对他说：“让孩子们野花般自然生长吧。”
那一刻，他想到了巴学园的小林校长。他觉得这是两个真正懂教育、懂儿童的人。
孙云晓数次想过寻找小豆豆。他去日本出席活动，对方问他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他说：我别无求，只想拜访黑柳彻子。可惜，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没有见上面。
多年后，他总结了教育的12字原则：发现儿童、解放儿童、发展儿童。
事实上，很多人是带着含泪的微笑读完《窗边的小豆豆》的。曾有少年读者说：要是有一天，能够有一种药水，让成了大人的孩子时时刻刻记得自己曾经也是孩子，小孩子就不会有那么多泪水了。
还有人开玩笑建议把小豆豆列为“禁书”，因为巴学园那样的理想国，会让压抑惯了的中国孩子崩溃，“中国孩子的童年被一代代地偷走了”，“小豆豆如果长在中国，就会成为最没出息的土豆”。
如今，小豆豆进中国28年了，这本书也被节选入人教版的小学六年级教材。那个“用大粪勺去捞掉进粪池的钱包”、那个“爬铁丝网把衣服挂烂怕妈妈骂，谎称路人向她背后扔飞刀”的小豆豆，越来越深入人心。
翻完不到300页的书很容易，可黑柳彻子还希望她的人生篇章更长些。
如今，这个78岁的瘦瘦的老人每天在东京的公寓里，一丝不苟地做一种日本摔跤队员教她的能长寿的屈蹲运动，尽管那个摔跤队员早在11年前就死了。她用昂贵的面膜对付满脸的皱纹，每天坚持走路，时常背上双肩包、穿上运动鞋、戴一顶棒球帽，尽量让自己变得漂亮些。
她渴望100岁还能上电视，哪怕只能坐在轮椅上。
事实上，小豆豆很少来中国，尽管她很喜欢熊猫，小时候看到黑白相间的足球就认为那是缩成团的熊猫。她第一次来中国，是上世纪80年代给《窗边的小豆豆》配交响乐。那时候，中国人还穿“人民服”呢。
2010年上海世博会，她出现在日本馆，画着精致的妆，背上背着很大的天使翅膀，用尖尖的高音唱《茉莉花》、《在那遥远的地方》。可惜她实在太老了，完全记不住词儿，舞台上只有她一个人不时地看手里的单子。
那个“心地善良，帮别人削铅笔，用嘴啃自己的铅笔”、那个“因为好奇看着报纸就跳，结果跳进粪坑”的小豆豆，已是不折不扣的老人了。
“老豆豆”很清楚，自己当初跟小林校长的一个约定，永远实现不了了。
在巴学园，有一次，她没有往校长身上爬，而是膝盖挨着先生的膝盖，很严肃地说出自己的理想：我长大以后，要做这个学校的老师，一定做。
可惜，几个月后，美国B-29飞机上的数枚燃烧弹投向巴学园，落在了电车教室上，巴学园成了一片废墟。
黑柳彻子在书里这样记录道：校长站在大路上，静静地看着巴学园在燃烧。他依然穿着那身皱巴巴的黑色西装，像平素那样把两手插在上衣兜里。校长先生望着火光向旁人说道：“哎，今后再办个什么样的学校呢？”
最终，小林校长也没有创办新的小学，在69岁那年与世长辞。
当年在废墟上，校长与小豆豆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小豆豆真是个好孩子呀！”
无论这本书多少次再版，只要翻开扉页，就有这样一句话：谨将本书献给已逝的小林宗作老师。这句话的下面，是几只手献上的一支鲜红的花。
一生中，小豆豆曾相过三次亲，第一个人是医生，第二个是医生的儿子，第三个是脑外科医生，可“经历了各种美好爱情”的黑柳彻子终身未嫁。她当年进电视台，立志要当“能读画本的妈妈”，可这个理想没能实现。她没有自己的“小豆豆”。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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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5 00:1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