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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内地一共有3万至5万新疆流浪儿童，数量10年间翻了10倍，且被犯罪组织控制程度更高、分布范围更广。
经济与社会问题最突出的南疆三州是流浪儿童主要输出地。缺乏教育、就业机会和家庭温暖成为制造流浪儿童的根本原因。
“身上的痛总会过去，但心里的却很难。”从回家到融入社会，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这既是更难的部分，也是建设新疆民生、重构民族关系的契机。
喀什北郊，一个昏暗的房间内，17岁的伊力亚10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
他已离家流浪10年了，在这个年龄他本该长成一个强壮俊美的小伙子。但现在，蚯蚓般的伤痕爬满了他的脊梁，一条伤腿正在萎缩。他的阿娜（维语：母亲），37岁的阿尔孜古丽，因惊恐而捂住嘴巴，在黑暗中“呜呜”地低鸣。
悲伤的母亲伸出双手，轻柔地抚摸着久违的儿子，仿佛他刚刚出生。伊力亚显然已经生疏了这样的亲昵，他的身体在生硬地逃离。“我爱她，只是时间过了太久了。”他说。
无论如何，伊力亚回家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这个破碎的家庭。自新疆于2011年4月启动解救流浪儿童行动以来，到6月已有接近150名儿童被接回，伊力亚正是其中一员。
但在其身后辽阔的新疆大地上，等待这样的幸运降临的家庭还有更多。一份来自新疆社科院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内地一共有3万到5万新疆籍 （绝大部分是维族）流浪儿童，他们被犯罪团伙拐骗控制，在棍棒和饥饿的威逼下以偷盗为生。
“（群体数量）10年间翻了10倍。”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员吐尔文江说，“更让人担忧的是，他们的组织化程度更高，分布范围更广。”
每年，数量庞大的维族儿童因贫穷或失去关爱被骗离故土，带着恐惧或幻想来到繁荣的内地。他们大多来自农村，缺乏最基本的语言、生存和辨别善恶的能力。他们既要承受人贩子和被盗者的双重暴力，又要遭遇同胞和乡人的道德唾弃，而他们往往因为过于稚嫩而无力反抗。
新疆流浪儿童现象首先演化成严重的治安问题，继而妖魔化着新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形象和声誉。在很多城市，对于内地人来说，善做生意的“买买提大叔”的身影早已远去，犯罪与贪婪是新的标签。
新疆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在2011年下定决心。4月，趁新一轮对口援疆全面启动的契机，自治区政府宣布派出工作组分赴各省，接回所有在其境内流浪的新疆籍儿童，此举很快得到来自国家公安部和民政部的响应和支持，由举一区之力上升为国家行动。
这意味着，更多像伊力亚这样的新疆流浪儿童的命运将得到改变。他们将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归故里，让一个个家庭和村庄重获安慰。同时，他们也将获得机会，成为良好的新人。“身上的痛总会过去。”在投入阿娜怀抱的那个下午，伊力亚在镜子前久久端详，“但心里的却很难”。
闯“口里”
现在，17岁的伊力亚和母亲形影不离，住在喀什北郊一个破败的平房区里。这是外婆的家，灰墙黄地，捉迷藏似的缩在巷子的最深处。伊力亚刚会走路的时候，他就跟着外婆在一处尘土飞扬的马路边叫卖3元一把的手制扫把，人行道是他的操场。
阿尔孜古丽体弱多病，几乎无法填饱两个儿子的辘辘饥肠。比这更糟的是，丈夫艾力酗酒吸毒，将一家拖入暴力和贫困的深渊。“我17岁就嫁给了他，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他却天天打我们。”阿尔孜古丽说。
艾力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就连赋予伊力亚生命时都少给了他四根手指和外形正常的右脚，医生说这是父亲长期吸毒所致。然而艾力并没有为此而愧疚，他偶尔赚点钱，然后输掉更多，包括儿子3岁时一次重病的医药费。那一次，伊力亚差点死于肺炎。
1998年，伊力亚4岁，父母离婚，他被判给了母亲。很快，父亲带着哥哥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听说去了“口里”。自古以来，新疆人以哈密星星峡为界，东进中原为“口里”，西出西域为“口外”。
艾力1980年代到过“口里”的广州卖烤肉。此时新疆正兴起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次“口里潮”，大批维吾尔商人进入富庶的内地，利用地域特色优势销售特产或倒运紧俏物资。“维族人老实厚道，还能歌善舞，很讨当地人喜欢。”一位维族老商人说。在很多城市，“买买提大叔”是人们一度对新疆人的亲切代称。
这些维族先行者带着财富衣锦还乡，传播着那些点石成金的传奇。更加庞大的淘金大军由此催生，“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
广州火车站一位退休员工回忆，大概从1987年开始，站前广场就出现了新疆人的身影，他们剽悍好斗，敢于和雄踞多时的东北人争地盘。立足后，他们又叫来更多的同乡，以偷盗或收保护费为生。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曾研究过新疆不法分子在内地作案方式的历史演变：起初由成年人进行偷窃，遭严打后，1990年代中后期发展为利用未成年人掩护作案，随后又演变为成年人幕后操纵未成年人犯罪。
这奠定了新疆流浪儿童的群体需求。“在很多新疆农村，由于贫穷和过度生育，很多孩子无法得到足够的教育、就业机会和家庭温暖。”吐尔文江说，“他们最容易被诱拐，带着对华丽生活虚幻的向往。”
研究者们发现，经济最落后、生育率和离婚率最高的南疆三州（喀什、阿克苏、和田）是最大的流浪儿童输出地。那里的父母负担沉重，终日劳碌，对孩子最大的关爱往往只是睡前清点一下炕上的人头。这些孤独且失去约束的孩子终日流连于乡间台球场、赌博机和免费公园，他们甚至缺乏最基本的戒备心理。统计数据显示，近九成孩子是被诱拐离家。
而犯糊涂的不仅仅是孩子。一些贫穷而单纯的父母听信了坊间传说和人贩子过于美丽的诺言，也自动送上他们的孩子。
古老的星星峡迎来了这群浩浩荡荡的童子军。他们出疆后，分化成涓涓细流进入几乎每一个内地城市。1990年代后期，新疆流浪儿童群体渐成规模，成为危害城市治安的恶性标志之一。
1999年夏末，艾力回来了。他在“口里”认识了几个人，并在怂恿下动了坏脑筋——找孩子到内地“办事”。1980年代艾力的那次闯“口里”以失败告终，他沦为小偷，每月获利两三百元，比教授还多。他非常了解这个行当的暴利，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两个儿子。
艾力在学校门外拦住了伊力亚，说带他去玩，随即把他抱上一辆面包车。伊力亚什么都没带，只有一张从书包里抽出的妈妈的照片。
他见到了哥哥热依木。在欢喜和不安的交杂中，两个小男孩坐着火车一路往东，穿越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山脉，进入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千里戈壁，但恐惧却取代了新奇——车上的面孔变得越来越东方，“他们盯着我们，好像要把我们吃掉，我害怕得两天没有合眼”。
伊力亚跟着爸爸经上海进入浙江某市。他惊叹于那里宏伟的建筑、汹涌的车流和璀璨的霓虹。在一个灯火辉煌的购物广场品尝完一碗牛肉面后，他感觉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偷钱，或者被打死
伊力亚跟着父亲住进了一家维族人聚居的宾馆。最初两天，父亲带他们去步行街、美食城和儿童乐园。新鲜感驱散了乡愁，甚至有那么一刹那，他充满幸福。
但第三天，那个熟悉的父亲回来了。艾力摊着手对两个孩子说：“钱都被你们花光了，你们必须弄点回来。”伊力亚瞪大了眼睛，仿佛没有听懂。爸爸张合着两个手指伸入上衣口袋，说：“偷。”伊力亚拉开门就跑。“我要告诉妈妈。”
艾力像拎小鸡一样提起儿子的衣领，用一条浸湿的视频线狠狠抽向他的后背。哥哥热依木在弟弟的嚎叫中屈服了，他摇着爸爸的腿，说愿意为弟弟做一切事情。
艾力喝得烂醉。两个孩子蜷缩在黑暗中，捧着妈妈的照片在呜咽中睡去。
暴力阴影几乎贯穿于这些儿童的流浪生涯。他们皮肉的安全完全取决于盗窃财物的多寡和人贩子的心情。来自喀什莎车的亚力昆仅仅因为人贩子输了钱而成为出气筒，铜制的皮带扣子使他的脚踝永久性变形，从此无缘任何有帮的鞋。“我无法决定命运，只能偷钱，或者被打死。”亚力昆说。
天亮后，艾力抱回一个塑料模特和一盆放有硬币的开水。对伊力亚的训练开始了，他需要掌握如下技能：从开水里夹起硬币而不烫伤，熟悉上百种手袋提包的开关方法，刀片的使用和识别各种真假钞票和手机。当然，还有和警察赛跑的本领。
两个月后，伊力亚出师了，他需要独自偷回一部手机。一天清晨，他穿上蓝色的窄袖运动服，徘徊在寒风凛冽的街头。他的手指已足够敏捷，眼睛也足够锐利，但他仍感到害怕。小时候妈妈教过他，如果偷盗，真主会夺去他的手。
但父亲在后面挥舞着拳头。伊力亚别无选择，跟上了一个穿红色棉衣的年轻女人——她刚往兜里放进一个新式电话。伊力亚和猎物保持着距离，心跳和脚步一样凌乱。犹豫了两个小时后，他终于伸手摸到电话的装饰绳，伴着对方的一次颠簸顺势取出。
妈妈的话没有灵验，没有人来取他的手。伊力亚又作了几次案，技术渐渐娴熟起来。一个月后，他偷一个钱包已经只需20秒。爸爸开始给他和哥哥下任务：每天1000元。
伊力亚所住的旅馆一带是外来维族人的聚居地，有很多新疆餐馆和干果车。其中不乏做正规生意的，但更多的是罪恶的幌子。人贩子们在店前做买卖，店后开设为藏匿场所。这些团伙少则几个人，多则上百人，组织严密，分工明确。除小孩外，还有头目、管家、监工和厨师。每个小孩都有一定数额的偷盗任务，完不成就打；如果逃跑，还会被挑断脚筋。
恐怖的场景无处不在。伊力亚曾见过一个监工抡着木棒打一个小孩。“他已经不动了，身上的血也开始发黑，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这里每天都有孩子消失，又有新的孩子补充进来，俨然一个私刑泛滥的独立王国。
伊力亚进步神速，很快就成为一流的高手。他很聪明地用弹力带将钳子绑在袖子里，夹了东西后松手就自动回缩；他把手术刀片藏在指甲和嘴巴里，除了割包，还能在警察面前自残要挟。
和其他流浪孩子一样，伊力亚也是警察局的常客。他们有着各种对付警察的办法，装聋、不懂汉语、吞铁片、撞墙甚至由人贩子围攻派出所，而办案人员往往因为顾虑民族团结问题而放人了事，无形中纵容了情况的恶化。
逃亡者
伊力亚孤独地成长着，身体悄悄发生着变化。他冒出了胡茬，肌肉像吸饱了水的海绵一样膨胀起来。他将对父亲的不满和对现实的困惑统统变成青春期的愤怒，他开始去酒吧，找人打架，还偷拍姑娘的裙底。
父亲因为长期吸食海洛因，挥鞭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弱。伊力亚已经不那么害怕了，他已经13岁了，可以公开顶撞父亲，或者偷他的钱去网吧和肯德基。一次，父亲叫他去医院里偷，伊力亚拒绝了，说在那里偷钱等于偷命，还推了父亲一把。
然而威胁不仅仅来自父亲。作为无依无靠的偷盗“个体户”，维族和当地的团伙势力常常掠走了他们相当部分的收入，一些腐败的警察也加入这个行列，如果遇上特别正直的，就要穿街过巷地玩猫抓老鼠的游戏。
当地人恨透了这些不速之客。一次伊力亚到菜市场购物，两三个当地人喊着“小偷”就上来打他。他的右额被狠狠地踏在地上，鲜血糊住了眼睛。当他推开附近所有诊所的门时，医生都说：“走开，小偷。”
那次之后他跟了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维族大哥。“我需要一个靠山。”在这些资源有限的城市里，团伙间的群殴和火并时有发生。伊力亚去过几次，将其形容为一场“残肢飞舞的血腥大片”。
伊力亚成了一名小混混，言行变得更加粗鄙和放荡。一次夜市中他和一个汉族青年发生口角，拿起可乐瓶就砸了对方的头。后来青年带人到旅馆寻仇，伊力亚光着上身从二楼窗户跳下，赤脚跑了大半个城。
父亲艾力觉得再也管不住这个儿子了，他想要钱而不是惊险的生活。为满足越来越大的毒瘾，艾力联系了一个团伙，以9万元的价格卖了伊力亚。
这个少年彻底愤怒了，他以罢工和绝食表示抗议。一个中年男人以一轮棍击宣示了权威，并且把伊力亚发育不良的右腿打断了。在床上度过了绝望无助的两个月后，伊力亚又被催促着上街作案。他想到了逃。
几乎时时刻刻都有流浪儿童在尝试这样的事情，只是成功率很低。除了由于他们的生存能力有限，还有人贩子层出不穷的防范手段。14岁的南疆儿童巴图尔，流落信阳的时候被人贩子在右臂上文了电话号码。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宣示私有权，二是一旦逃跑，其他兄弟团伙能把他送回来。
巴图尔讨厌这个牲口般的待遇，他偷偷把手臂抠得鲜血淋漓。人贩子把他重新带到刺青房，并恐吓会把电话号码刻满他全身。
伊力亚很幸运。一个阴沉的夜晚，他成功跑了出来。他步行离开团伙的势力范围，白天躲在网吧，晚上换过路车，逃到了数百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
“阿娜”的眼泪
这座城市位于浙江南部，有浩瀚的大海和繁荣的市镇。30岁的陈峰是这座城市的一名警察。2007年盛夏的一天，他在派出所拘留室里看到一个满身污秽、衣服破成了碎布条的维族男孩。
他是伊力亚。陈峰问他在这里干什么，伊力亚说跟爸爸来这里做生意。陈峰交代同事，如果没证据就放了吧。离开前，伊力亚拿到了陈峰留下的一件衣服和吃面的钱。
没有钱和身份证，伊力亚没法回家。他在附近一家新疆烧烤店找了一份工作，偶尔也到街头当扒手改善收入。出于感激，他和陈峰很快成了朋友。伊力亚请他吃烧烤，他教伊力亚讲汉语。
脱下警服，陈峰常常流露出伤心的往事。一次喝了酒，他向伊力亚讲起他夭折的儿子，竟不能自已地在大街上哭起来。伊力亚扶着他，用维语说：“你是个好人，胡达会保佑你，再给你一个孩子的。”
伊力亚在这个城市迎来了他人生第14个生日。陈峰请他吃大盘鸡，玩鬼屋和到海边游泳。换泳裤时，陈峰看到伊力亚身上的伤痕，然后微笑地保持沉默。在余晖闪耀的海浪里，陈峰说起小时候的农村生活和外婆朴素的人生哲学。
伊力亚羞愧极了。“他一定在暗示我要做个好人。”后来，在陈峰的帮助下，伊力亚和喀什的妈妈通上电话。当他喊出第一声“阿娜”时，话筒那头已经泣不成声。由于多年的悲伤、焦虑和绝望，阿尔孜古丽过早消耗了健康，晕厥症和皮肤病让她失去了劳动能力。
伊力亚归心似箭，但首先要找到哥哥。被父亲卖掉后，他们失去音讯。出发前，他和陈峰告别，说要回新疆读书。陈峰送给他一部掌上游戏机，叫他一定要再回来。“那是我人生中最伤心的日子。”伊力亚说。
伊力亚在一个清晨上路了，除了勇气，他一无所有。凭着零碎的信息，他先后到了上海、福州和厦门等地。2008年2月1日，他在一家宾馆里被警察发现并送回乌鲁木齐接受教育。在这里，他联系上哥哥热依木。1年零7个月后，他们被送回喀什老家。
归途，畏途
岁月消磨了母亲的风华，大面积的牛皮癣和关节炎让她行动迟缓。伊力亚离开后，她流干了眼泪，一天祷告五遍，祈求用生命换回两个儿子。
伊力亚的变化让她既欣喜又担心。虽然历经磨难，但总体上他还是一个善良勤劳的孩子。然而每当谈及离家的日子时，他却总是说谎。“我是不想让她难过。”伊力亚说。
还有一个不好直言的原因是，他害怕别人的目光。新疆流浪儿童现象不仅激起内地人的愤怒，也引起新疆人的不满，他们到内地做正当生意却被拒绝住店、乘车，就连在路上散步，都会遭到警察的盘查。“我们也是受害者。”一位内地新疆籍大学生说。
这种带有连坐色彩的“歧视”让新疆人和内地人一道，成为“接回流浪儿童”工程最积极的响应者。“背后的内涵就是重构新疆的民族关系。”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院长唐立久说。
尽管伊力亚回家后减少外出，但再坚固的门也挡不住流言蜚语。邻居见了他总是下意识地捂着包，更避免邀请他们去做客。伊力亚仅有的一次朋友聚会也因为秘密的泄露而败兴，有人即时离席。伊力亚曾经做过保安、网管和热水器安装工等工作，但总是不长久。长年的漂泊让他缺乏专业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
新疆流浪儿童的善后救助引起各方力量的关注和参与。2011年，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社会工作站对包括伊力亚在内的24个流浪儿童个案进行了跟踪，结果只找到14个，而且只有7个明确表示了进修学习的意愿。
社工柴雪与喀什一所技校接洽，希望让他们插班就读。校方表示，这些有“前科”的孩子还是自成一个班好，不然别的同学和家长会有意见。“社会需要以更宽容的心态来接纳这些流浪儿童。”柴雪说，“他们随时可能会因失去希望而反复流浪。”担忧的情况还是出现了，在最近的一次回访中，7名孩子里又有两名离开了喀什。
今年春节过后，在一次户外轮滑活动中，伊力亚甚至找到了女朋友。姑娘叫阿尼帕，是一名16岁的高三学生，理想是当一名医生。纵使前程远大，阿尼帕仍然在伊力亚潇洒雄劲的身影前虔诚得像个小学生。伊力亚也很喜欢她，“她的眼睛让我感到安详”。
一个晴朗的黄昏，怀着巨大的忐忑和不安，伊力亚向阿尼帕交代了过去。他低着头，像等待审判的罪犯。一段令人窒息的沉默过后，阿尼帕叫伊力亚望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胡达会原谅你的，我也会原谅你的。”
看病归来的阿尔孜古丽，则在同一个傍晚看见两个轮滑少年在广场上划着华丽的弧线，她认出了伊力亚。“这是我见过他最快乐的时刻。”
记者：叶伟民
来源：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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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4 17: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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