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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太康县张集镇，有父母把学龄前的孩子———最小的刚过三岁，出租给“杂技团”老板，在全国各地流浪乞讨，月薪从数百元到一千元不等。
在当地，这样的交易非常普遍。大人们经过一场饭局，甚至一支烟的功夫，就倒卖了一个幼童几年的“使用”权。这些失去童年的孩子改叫老板为“爸爸”，每天必须完成定下的乞讨数额，完不成者，往往会遭到殴打。
十几年来，这条利用乞童牟利的血链一直不为外界周知。今年春节，在学者于建嵘发起“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中，7名太康乞童在海南三亚被警方解救，当地政府派工作组远赴三亚接人，声势浩大。多家媒体赶到太康后，受害乞童的家长站了出来。
太康县公安局负责人称，对媒体和乞童家长反映的情况，警方正在调查之中。太康县政法委书记对媒体表示，将严查虐待儿童、强迫儿童乞讨等违法犯罪活动，一经发现，立即严处。南都记者 孙旭阳 发自河南周口
2009年12月25日晚，圣诞夜，6岁的翟娃蛋因心肺损伤造成的呼吸和循环衰竭，死于广西。他的尸体停放在桂平市人民医院的病床上。那是他短暂的一生中，躺过的最好的一张床。翌日凌晨，尸体被抢走，医院报警。中午，一群刑警牵着狼狗，在数十公里外，追上了15岁的犯罪嫌疑人翟满响。他被控因强迫乞讨，打伤翟娃蛋后致死。
翟娃蛋是河南省柘城县人，翟满响是邻近的太康县张集镇孟堂村人。两人都受雇于孟堂村村民、乞讨组织者翟雪峰。2010年6月，翟满响被桂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缓刑三年。自此以后，他一改之前供述，称打死翟娃蛋的其实是老板翟雪峰，他是被教唆顶罪的。
2011年2月10日，太康县7名乞童在海南三亚被警方发现，其中有4人自称来自孟堂村。3天后，太康官方组织工作组赶赴三亚，接乞童们回家。前去采访此事的媒体记者，在孟堂村口遇到了等待喊冤的翟满响。
自此，流行于当地多年的乞童行业浮出水面。除了翟娃蛋这样死于乞讨外，还有乞童被致伤致残乃至丢失。这些孩子大多在三四岁时，被父母出租给翟雪峰这样的“丐头”，领到各地乞讨。
娃蛋之死
他是当地乞童的典型缩影
那晚，翟娃蛋一直演到10点左右。他的晚餐，是路人施舍的一个馒头。吃完馒头，又翻了几个跟头，他仰头对“哥哥”翟满响说，我不行了，就是“爸爸”打死我，我也不演了。连续几天，翟娃蛋都在挨打，原因是他被指责在表演中偷懒。“翟雪峰用三角带抽娃蛋，还举起他往地上摔。”翟满响说，作为娃蛋乞讨过程中的监视者，他被授权可以随时“教训”他。“我只是轻轻打了几下。”
娃蛋原名叫冯国利，与翟雪峰并无血缘关系。2007年，他被父母租给翟雪峰“学杂技”后，随了翟姓，成了翟的“儿子”，以应付沿路警察的盘查。同样道理，原本辈分是翟雪峰叔叔的翟满响，也成了另一个“儿子”。在太康县的乞讨行业中，冒名是必不可少的惯例。
翟雪峰摔打娃蛋，得到了另一个乞童任芳芳的证实。任芳芳是翟雪峰远房的表妹。2007年，芳芳被父亲出租给翟雪峰，成了翟的“女儿”。芳芳说“娃蛋叫‘爸爸’摔死了”。
翟满响说，娃蛋死前两三天，一直叫“心口疼”。他走路越来越慢，动不动就蹲下来喘气，有几次还跌进路边的沟里。翟雪峰也道，娃蛋告诉他，“爸，我头晕”。尽管如此，2009年12月25日晚，娃蛋还是来到了桂平市人民医院附近的大广场。这里成为他乞讨生涯和生命的最后一站。
罢演后不久，他开始昏迷，从嘴角流出黄沫。翟满响用讨来的钱，从旁边的小超市买来一筒又一筒卫生纸，给娃蛋擦嘴。用了三筒半卫生纸后，超市老板娘拨打了120，要求他们马上去医院。
几个小时后，娃蛋死了。
“他是个苦命的娃。”翟雪峰说，娃蛋的父亲是个好赌的瘸子，母亲是个瞎子，却生了7个子女。三四岁时，娃蛋刚被出租时“月薪”500元，至临死前，已涨到1000元。
娃蛋是当地乞童的典型。南都记者调查的十几个乞童，都出自多子女家庭。所有的家长都说，他们之所以出租孩子去乞讨，是因为“穷”。与娃蛋一起乞讨的任芳芳，母亲患有癫痫，生了4个孩子，全家只有3亩地。父亲任尚田说，如果不让女儿出去学杂技挣点钱，这一家子“饿不死也差不多”。
当地父母出租孩子给“杂技团”之风，由来已久。早在2001年，六七岁的翟满响就曾跟着同村的翟明中去过东北。翟明中是翟雪峰的哥哥，他们还有个弟弟翟富军，兄弟三人都是“丐头”。在孟堂村，共有11名“丐头”。其中，人们公认翟家三兄弟赚钱最多，“一共三四百万”。三兄弟共8个子侄，一遇吵架斗殴，就群起而上，“谁都不敢惹”。
杂技之乡
有组织的杂耍乞讨近几年开始泛滥
张集镇曾在2004年获得河南省文化厅授予“河南省文化艺术(杂技)之乡”称号。距孟堂村不到2公里的温良村，则是这个杂技之乡的发源地。该村68岁的王广亮说，温良村的杂技是“土改”后，由村民张学道、张廷书和张廷臣引进。不但该村大人小孩学，周边也不断有人慕名来学。当地有谚，“喝了温良水，傻子也会踢两腿”。鼎盛期，全村2000多人，700多人都会表演杂技。
根据官方2008年底的数据，太康县所归辖的周口市，有专业杂技团150多个，业余杂技团和杂技班700个，从业人员共1万4千余人，在全国地级市中名列第一。
翟家三兄弟中，大哥翟明中师自温良村杂技鼻祖之一张学道。擅长骑独轮车和扔火把等。二弟翟雪峰跟着翟明中学会了独轮车。老三翟富军则基本不会杂技。现年41岁的翟雪峰回忆，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小学毕业，十几岁就背起铺盖，和哥哥一道闯荡。当时，农村刚包产到户，社会已不再铁板一块。每到一个地方，翟家兄弟总是先表演几手，然后就兜售自配主要成分是薄荷的药酒，宣称可治跌打风湿。
在村庄里，他们表演完杂耍，就会拎着一个口袋，挨家挨户要粮食，作为表演的酬劳。
这也是周口杂技艺人惯用的生存之道。直到2001年，翟明中领着一群孩子去东北，还沿袭这个做法。当时，他还带着翟满响父子俩。父亲翟祥明为他开车，儿子翟满响则在村里讨粮食。
在2005年前后，翟家兄弟开始组织幼童在城市，尤其是城乡结合部象征性地表演杂耍，主业就是乞讨。温良村老人王广亮说，二三十年来，一直有孩子跟随杂技团表演，但大规模的有组织乞讨，则在近几年来才开始泛滥。“以前玩杂技的出去，谁要来个红薯馍，都欢天喜地，现在你给他个白面馍，他都不要，只要钱。”
千百年来，豫东旱涝刀兵频仍，杂技一直是农民们维持生计的最后门路。父母把孩子送进杂技班，主要是为他们找条活路，而不是为自己谋财。现在，都变了。在温良村，尚存20多个以青年人为主力的杂技团，主要在歌舞厅表演。其周边村子的杂技团，则主要以杂技做幌子来乞讨。杂技老师免费招收幼童，随便教教，就推介给“丐头”们，中介费最初是学生第一个月的工钱，后来生源短缺，涨为两个月工钱。
2005年春，翟雪峰就一次性从邻村王庄寨杂技老师朱法领那里接收了两名学生：7岁的朱秋月和16岁的张凯。朱法领的杂技学校开在自家院里，并没有什么办学资质。两学生中，与朱同村的朱秋月学了几个月的柔功，会一种叫“衔花”的杂技，月薪500元。张凯几乎不会表演，主要就是带领并监视朱秋月乞讨，月薪400元。
按照翟雪峰跟朱秋月家签的协议，朱秋月死伤丢失的话，“一律只赔一万块。”翟雪峰说，“这都是有法律效力的。”
“丐头”最喜欢3岁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这些孩子的父母要么在外地打工，要么在本地挣扎生计，这都让孩子成为家庭的负担。“丐头”们领他们出去，还发工钱，负担似乎就转化为了资源。杂技老师推荐的人手有限，“丐头”都得亲自物色乞童，边教边用。翟满响、娃蛋和任芳芳等，都是翟雪峰直接与家长谈妥的。对交易双方来说，一顿饭，一根烟，就可以决定一个幼童数年的归宿。
孟堂村还有一个“丐头”叫翟文志。两年前，翟文志在邻近的淮阳县刘振屯乡，遇到了住在窝棚的刘中振一家。他丢下200元钱，就领走了刘5岁的女儿刘玉珍。
一定程度上，这些生活在贫穷中的家长还依赖“丐头”们。翟雪峰自称，“娃蛋太调皮，芳芳太笨”，他本不想要，都是他们的父母求情才收留的。据翟满响介绍，娃蛋和芳芳被“爸爸”看不顺眼的结果，就是经常挨打。
2009年12月26日凌晨6时左右，娃蛋死后数小时，翟雪峰的大儿子翟武坤闯进桂平市人民医院住院部4楼，裹上娃蛋的尸体，沿楼梯间走下楼。医护人员赶来阻拦，双方发生肢体接触后，翟武坤抱尸冲出医院。
“差点打起来了。”翟武坤说，他之所以抢尸，是怕医院把娃蛋火化了，没法给他亲生父母交代。
被虐的乞童
他们是乞讨“家庭”食物链的最底端
翟雪峰也开着那辆蓝色的“巨力”三轮车，拉着一行人和娃蛋的尸体，离开市区朝前方狂奔。在数十公里外的一个村边，他停了下来，开始跟翟祥明打电话，“你们家阳光(翟满响小名)出事了……”他没说翟满响打死人，而说他受了重伤，让翟祥明快到桂平。“我躲开警察，就是为了把阳光交到他爹手里。”
对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双方说辞不一。翟雪峰称，在他的逼问下，翟满响承认是他打死了娃蛋，“拎起领子，照着胸口使劲抡拳头”。翟满响则说，翟雪峰利用这段时间叫他顶罪，“他说我是未成年人，会判得很轻，我要是顶下来，他花钱一星期就能把我买出来，还会给我家十万块。”
其间，翟雪峰把娃蛋的尸体扔到三轮车的大篷顶。午饭时，一大群警察拉着警犬找到了这群人，把他们全部带回公安局。桂平市人民法院2010年第246号刑事判决书显示，被告人翟满响向警方供述，2009年12月25日晚22时左右，翟娃蛋在乞讨过程中吵骂观众，翟满响制止未果，就拉其到桂平广场邮局一间正装修的房子内，用拳头捶打娃蛋胸口十多下，之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这都是他教我说的。”翟满响说，翟雪峰的家人和其他乞童，也被串了供。
2010年6月24日，桂平市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翟满响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娃蛋的死，让另一乞童任芳芳至今想起，目光中还充满了惊惧。“娃蛋叫‘爸爸’摔死了……”2月15日中午，她的声音越来越哽咽。
2010年年初，农历腊月的一天，回到故乡的翟雪峰把任芳芳送回张集镇任庄村。任芳芳父亲任尚田说，当时是深夜，他没细看。第二天才发现，女儿头上有两块膏药大的疤，就像被“鬼剃头”一样；手指、舌尖、双耳和鼻孔等有多处伤损。
“问了好久才知道，我闺女一旦要不够钱就会挨打，翟雪峰还用剪刀铰伤她的耳朵和鼻子，用洋钉钉她的十个指头。还有一次，逼她吃屎。”任芳芳证实并补充了父亲的说法，据她回忆，“爸爸”逼她吃一摊刚拉的大便，“用棍子挑着吃”，事后也没有给她漱口。
愤怒的任尚田去找翟雪峰理论。在中间人的说合下，翟雪峰以芳芳遇到车祸为由，一次性付给任家2万2千元，协议约定“永不追究任何责任”，还盖着村委会的公章。芳芳在2007年初被翟雪峰带走时，还不足四周岁。第一年，她为家里挣了5000元；第二年挣了1万元。第三年，就是这2万2千元。
至今，上述3万7千元已经被任尚田花光。
三年里，芳芳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据她自述：没有零食，光吃面条，见不到肉，“爸爸”天天逼她演，不演就打。
跟她住一个大篷内的翟满响讲得更加详细：翟雪峰领着三个乞讨小组，每组都由一个大孩子和小孩子组成。无论刮风下雨，他们都要出去乞讨。清晨去菜市场，上午和下午去步行街，傍晚去广场，深夜去小吃摊，都是挑这些地方人最多的时段去。大篷车上有液化气罐，每天却只给乞童们做一顿晚饭，他们必须饿着肚子出去，午饭靠行人施舍，回来太晚，或要钱太少的话，晚饭也会被取消。
这个乞讨“家庭”十来个人，晚上都住在“巨力”三轮车车厢上的大篷内，大篷内铺设两层木板，分为了3个与地面平行的隔断，最小的乞童睡在最上层，大乞童睡在最下层，相对舒服的中间，则留给老板一家人。乞童们一年难得洗一回澡，大篷内臭气熏天。
3个学龄前乞童，是这个“家庭”食物链的最底端，谁都可以打他们。他们不听话、要的钱太少，遇到“爸爸”心情不好，都会挨打。“翟雪峰教我们，打人别打脸。他最喜欢用三轮车上的三角带抽小孩。怕别人看见，他一般都是把小孩拎到大篷里打，里面很闷，他就在脖子上搭个毛巾，出汗了就擦，擦干接着打。”
三个小组每天至少能乞讨上千元，最低不会少于三五百元。讨得最少的幼童，往往都要挨打。每天，翟雪峰和家人都会不停巡视乞讨小组，以防他们偷懒或偷钱。
自2009年春天入伙后，翟满响除了娃蛋，没见过翟雪峰手下的孩子住过医院。翟雪峰也证实，他在三轮车上准备了紫药水和感冒药等，“一般小病我自己都治了。”
任芳芳头上的两块大疤，显示翟雪峰的“治疗”并不可靠。据翟雪峰讲，2007年，他在湖南新邵县到新化县的路上，发生了车祸，芳芳身上所有的伤，都是车祸造成的。“当时没看见她头上有伤，就用碘酒擦了擦脸上的小伤”。“几天后”，他们赶到陕西临潼，发现芳芳大块头皮发软，送到陕西省荣军康复医院一看，里边已经溃脓了，只好切除了这些头皮。
病历显示，任芳芳当时化名“翟冰洁”，送诊时间为2007年7月1日，症状为“头部外伤流脓”及“头皮肤坏死”。短短“几天”内，本不见伤的头部伤情为何如此恶化？他本来沿路乞讨的三轮车，又怎么跑完从新化到临潼1100多公里的路程？对这些问题，翟雪峰的回答是“记不清了”。
翟雪峰的堂妹夫、太康县马厂乡王老家村村民王长青也是一名“丐头”。据王长青讲，一般组织乞讨的人，都会“教训”不听话的小孩，但都很轻柔，基本上以训斥和吓唬为主，不像翟家三兄弟，“逮住小孩就往死里打”。
王长青与翟家兄弟反目，是因为翟明中曾拐走他手下的乞童王文超，并在王后背刻四个大字，“精忠报国”。王文超告诉南都记者，他经常被翟明中殴打，“一天打三四遍”，比他吃饭的次数都多。
老三翟富军也被多人指责虐待乞童。5年前，他带走邻村宋庄的3岁男孩宋豪，月薪1100元。两年前，家人听说宋豪在乞讨中经常遭到毒打，就问翟富军要人，双方为此还打了一架。最后，在村干部的调和下，“违约在先”的宋家赔翟富军4000元，得以领回孩子。
当时的宋豪上门牙掉了四颗，手指缠着纱布，头上到处是伤口。家人询问得知，翟富军规定宋豪每天必须讨够300元，否则就打。有一次，宋豪还被关进冰箱里，冻得一身是霜、不省人事，用火堆烤了许久，才缓过神。
在宋豪乞讨期间，母亲冯亚丽曾多次打通翟富军的手机，与儿子通话，每次宋豪都说自己过得很好。最后，冯亚丽才知道，翟富军要求宋豪打开电话的免提，必须照自己的意思回话，否则又是一顿暴打。
至今，宋豪被打掉的门牙仍长不出来。“我儿子这么小就成了豁子。”冯亚丽叹息道。
大人们的协议与争执
“丐头”和乞童家长的“新仇旧恨”
娃蛋、任芳芳、宋豪……这些乞童的故事，原本或永远沉默。
春节期间，著名学者于建嵘发起“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2月10日，“随手拍”的海南三亚网友发现多名河南乞童。当晚，当地警方和民政部门主动救助了8名河南周口籍的乞童。3天后，太康县官方工作组赶到三亚，要接这些乞童回家。8人中，有4人自称是张集镇孟堂村人———正与翟雪峰同村。
2月14日傍晚，河南商报 (微博)记者王世宇来到孟堂村，偶然之间碰到翟满响。当时，他遇到的所有其他村民都不接受采访。一年来，翟满响背着“杀人犯”的罪名，让父母很为他的前途和婚姻担心。
父亲翟祥明曾在2005年至2009年间，担任孟堂村所在行政村宋庄的村支书。他的下台，据说就因为翟雪峰三兄弟的举报。翟雪峰对此并不避讳，“翟祥明不是一个好人”，并向媒体爆料，称伤残乞童宋豪之所以能跟他弟弟翟富军，是翟祥明做的中间人，为此，他还获得至少一千元的好处费。
此说得到了翟祥明的证实。这在他看来，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早在2001年，他刚三十岁出头，还曾携儿子翟满响，跟随翟明中到东北要过粮食呢。“有大爷大妈教训我，说你年纪轻轻，吃得肥白胖胖的，干啥不好，出来要饭？”他是翟明中乞讨队伍的司机，翟满响是乞童，父子俩的月薪都是500元。
干了三个多月后，翟祥明觉得没面子，就回到了老家。原本，他只想让儿子趁小学一年级的暑假，赚个千把块钱。结果看这个来钱挺快，就把翟满响撇在了东北，又干了一年。
2009年“再就业”，翟满响的工资几乎翻了一番，涨到了900元，却因一起命案“失业”，还被关进看守所判了刑。他全家将这一切，都归咎于翟雪峰。之前，他们关系非常好。作为村支书的翟祥明，还给翟雪峰出具假的家庭资料证明，方便其在外地蒙混盘查的警察。
翟祥明说，去年开庭审理娃蛋一案时，儿子在法庭上左顾右盼，没看到翟雪峰。退庭时，法警喊他过去给儿子说几句话。“他第一句就问我，爸，翟雪峰把那十万块给咱们没有？”
“我一下子就懵了。”翟祥明说，他马上逼问，获知了翟雪峰教唆儿子顶罪一事。翟满响被判三缓四后，他想上诉翻案，被律师制止，“律师说一旦发回重审，你儿子在看守所里呆的时间会更长。”
当时，他已经和娃蛋的亲生父母冯天保夫妇签了一份协议，他和翟雪峰各赔偿冯家3万元，换取冯家“不追究任何责任”的承诺。冯家夫妻还给桂平市法院的法官写了一封信，称翟祥明一次性付清3万元赔偿后，夫妇“决定”不再追究此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要求桂平市人民法院对翟阳光(翟满响)从轻处理。”
尽管冯家对儿子被轻判功劳不小，翟祥明却有点看不起那对夫妇。“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赔偿金，娃蛋咋死的，活的时候有多可怜，他们都没怎么问。”
因为没有确切地址，媒体都没有找到冯天保。事实上，翟雪峰给了冯家3万元，翟祥明只给了2万元。当翟满响被轻判后，翟祥明就不再有支付余款的打算，转而向翟雪峰索赔那传说中的10万元，立即遭到拒绝。新仇加旧恨，他宣布从此与翟雪峰势不两立。
他们互指对方为村霸，“上边有人，下边有打手”，“欺男霸女”。翟雪峰说，他与任芳芳的纠纷早已调停，“永不追究任何责任”。不料在翟祥明的挑拨下，任尚田跑到派出所告他虐待儿童，强迫儿童乞讨。“任尚田就是一个法盲，他跟我签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想反悔就能反悔得了？”
同样让他感到“冤枉”的，是乞童朱秋月的母亲王海英。2005年春天，7岁的朱秋月被翟雪峰带到叶县乞讨时丢失。2005年4月23日，翟雪峰妻子魏翠英与朱家签订协议，赔偿1万3千元，朱家承诺不找崔家“寻衅滋事，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直到永远”。同样没料到，去年夏天，王海英跑到派出所和法院，把翟雪峰告了。派出所派人到翟家，“翻墙逮走了我老婆，鞋都没让穿，后来到镇上还是一个亲戚给买了双鞋。”
翟雪峰爆料，张集派出所某人是王海英的亲戚，所以他们抓人才抓得这么卖力。王海英则认为“上头有人”的是翟雪峰，“我到处告，都是做个笔录，案都没立上，就让我回家了。”
采访过程中，王海英几乎是唯一一个提起孩子就痛哭失声的乞童家长。“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放孩子去学杂技。”她说，女儿朱秋月聪明伶俐，看到别人家的小孩玩杂技，非要去学。2004年春节刚过，还不到元宵节的一天上午，母女俩为这个吵起来，她威胁女儿再提学杂技就会挨打，她也要喝药。6岁的女儿说“你再打我都学”，说完，还趴在门缝偷窥屋内，笑道“妈妈，你骗我，你没喝药！”
2005年春，王海英夫妇都在温州打工。朱秋月的爷爷奶奶跟翟雪峰签了“用工协议”，将已经出师半年的朱秋月出租。2008年农历四月十七，朱秋月的奶奶蜷起双腿，用一条白布将自己吊死在柜子的锁鼻上。“婆婆一辈子胆小怕事，秋月丢了，我去找翟雪峰闹，她还生怕得罪了人，惹祸上身，去跟翟雪峰说好话。”
王海英找了3年女儿，找得倾家荡产。这个春节，她搜夺了两个孩子所有的压岁钱，还是凑不够钱浇麦抗旱，只好在院子里大哭。她已经忘记她曾经去过哪些地方了。“见到公共汽车我就坐，一下车就问我女儿。”
2月16日，任尚田在家里见记者的当天晚上，翟雪峰领着亲戚登门求情，据说都给任尚田跪下了。第二天中午，任尚田开始对部分媒体改口，称芳芳身上的伤要么是车祸造成，要么是天生，与翟雪峰无关。“我向他索赔十五万。”任尚田对记者说，亲戚们施加给他的压力太大，他决定对采访过他的媒体坚持之前说法，对新来的媒体则改口。
王海英不但索赔，还发誓要把翟雪峰送进监狱。2009年，她花2000元请来律师，向法院申请宣布女儿朱秋月已经死亡。去年，她借了3000元，向太康县法院起诉翟雪峰，索要女儿的生命权赔偿。2010年11月15日，太康县法院判翟雪峰除之前1万3千元的补偿外，再赔偿朱家93139元。翟雪峰不服上诉。
媒体记者不断登门，让王海英看到了曙光，“我不求女儿回家，我只见见她就行。不是为见她，我早就不活了！”
她一直等着翟雪峰被法办的消息。2011年正月十五下午，翟被警察带走调查。2月21日下午，太康县公安局负责人称，关于翟雪峰组织乞讨的情况在调查之中“不便透露”。
难以解救的童年
冒名的乞童们早已习惯了撒谎
2月15日，7名河南省太康县乞童在警车的护送下，回到故乡。从海南到河南，坐了30个小时的大巴，他们显得颇为疲惫。下午4时许，张集镇大街，7个乞童被分散到3辆汽车上，送往不同的村庄。其间，在围观者和摄像机的注视下，两名幼童忍不住内急，当街小便。
他们已经习惯了随地便溺，就像他们已经习惯了撒谎一样。当天，有孟堂村民告诉记者，该村回来的4个乞童：“翟武帝”、“翟唱唱”和“徐乙凤”、“徐乙超”这两对“兄妹”，都不是本人。
2月16日晚，该质疑被警方证实：4乞童全部属于冒名。至于闹“乌龙”的原因，警方解释为当时没有这4个孩子的户籍照片。在之前的几天里，他们“兄妹”扶持，最后被“爷爷”“奶奶”满含热泪接回家的动人场景，骗过了很多媒体。而冒名，只是他们乞讨路上必经的一步。为要到足够的钱，他们还得把“丐头”替他们编造的悲惨故事，说得滚瓜烂熟。
4名“替身”中，冒名“翟武帝”的赵坤燕15岁，年龄最大，家境也最好。他是张集镇人，在外乞讨一年多，家里新修一幢二层小楼，据说就有他乞讨的功劳。见到记者回访，他哈哈大笑。“太可笑了。”他毫不避讳自己骗人的经历，但否认曾打过“妹妹”。
“扮演”妹妹“翟唱唱”的8岁女孩刘玉珍，家住淮阳县刘振屯乡张庄村。她母亲是四川人，患有精神病，流浪到淮阳后，与刘父结婚。夫妇生有3个孩子，住在自家搭建的窝棚里。回家后，父亲发现她身上多处烧伤，右小腿上的伤口已经化脓。据她回忆，一旦她要不来钱，“哥哥”就用打火机烧她。但在太康县公安局对此案的调查报告中，并无对此的描述。警方还认定，返乡的8名丐童中，不存在拐卖儿童等情况。
冒名“徐乙凤”的冯梦晨，现年7岁，也是张集镇人。冯母张霞说，丈夫患腰间盘突出多年，无法干活，为看病至今欠债两万多元，无奈让女儿外出乞讨。3年前，冯梦晨被杂技老师介绍给“丐头”徐辉，每月工钱1300元，每隔3个月，张霞会接收徐辉一次汇款。3年来，冯梦晨只回过两次家。
2月17日，在家门口见到几个记者来访，冯梦晨上来就是拳打脚踢，之后很快走远。
冒名“徐乙超”的曹双全现年8岁，张集镇曹楼村人。父亲曹可平现年57岁，母亲王两38岁，患有精神病。曹可平45岁时，才娶的王两。曹双全说，两年前，曹可平把儿子出租给徐辉乞讨“月薪”1500元。
丐头徐辉和翟文志至今下落不明，据警方称正调查两人是否涉嫌违法犯罪。而被4名孩子冒名的两对兄妹中，翟武帝辍学，其余3人都一直在老家读书。其中，翟唱唱还在县城的小学就读。
这让王海英想起去年，她告翟雪峰一案开庭那天，翟雪峰家生孙女，他在法庭上很着急，辩论都不想辩，递给他的文书，他看都不看就签字。“他们也知道疼爱自家的孩子，可别人家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吗？”
2月21日，是当地小学开学的日子。任芳芳正在上海接受媒体采访；宋豪躲在家里继续不敢外出；曹双全和冯梦晨都去上学了，结果一个在教室里坐立不安，一个早退离校。
所有乞童中，任芳芳似乎是最开朗善良的一个。给她一瓶牛奶，她都会让给弟弟先喝。这个春节，爸爸没有给她买一件新衣服。一个价值几分钱的气球，她吹了放，放了吹，玩得不亦乐乎。
有个女记者与芳芳独处几分钟后，突然问她“两个爸爸，你恨谁？”
“都恨。”
来源：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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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28 17:2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