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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现在还活着，他们能够行医吗？
如果按照现行医师资格考试政策，作为民间中医的他们或许是非法行医。
在上海、浙江、江苏，有不少主要靠家传、师傅相授或自学成才的民间老中医，行医数十载，一身医术。然而，这些本该被保护的老一辈民间中医，自1999年我国实行统一医师资格考试认证后，因受限于自身文化教育程度，许多民间中医因为没有“西医”通行证，就没有权利行医,甚至背上了“无证行医”的名号。
上海某区的张医生（化名）行医近五十年，不仅医术受到公认，还研发了不少专利，更难得的是他长期免费给难以支付高昂医药费的人看病，多年来在周边区域口碑较好。
这位年轻时曾被评为“劳模”的老人自退休后仍然坚持发挥余热，在家中给附近居民或慕名上门的病人看病。但就在不久前，因人举报，他接到了卫生监督部门查处其无证行医并予以罚款、停业的通知。
对于上海的民间老中医,一位业内人士对早报记者说：“他们大多是七八十岁了，直白地说，就是随他们自生自灭。这就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代人过去以后，剩下的就都是正规中医院校毕业的了。”
“无证”民间老中医是历史问题
上海的民间老中医多集中在从前的南汇区（现已划入浦东新区），他们中有的为了生计，有的纯粹是为悬壶济世，其中不乏多年来在当地较有名气和口碑的老中医，医术多为家传或自学而来。
在成为“过去”之前，他们有无合法化的办法？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由执业助理医师升级为执业医师，这是最直接的解决办法，但鉴于这批中医已在高龄，之前没有接受过正规中医院校教育，事实上很难通过考试。
行医数十年的老中医张医生向早报记者出示了自己上世纪末之前由地区卫生局颁发的行医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上海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评定的中医生任职资格证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以及各种发明创造获奖证书。无证行医由何而来？
据了解，对于从前有正规学历的中医，其医师资格均是由所属医疗机构进行认定的。自1999年起，我国出台了《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并分为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考试类别分为临床、中医（包括中医、民族医、中西医结合）、口腔、公共卫生四类。
集中在上海市郊的老一辈个体中医往往文化程度有限，则由上海市有关部门统一单独组织考试，通过后为他们颁发了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按照规定，他们可以在乡村独立行医，在城区却不可以。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上海从前的一些乡村区域现已被划入城区范围。这意味着，个体老中医在无形的变迁中沦为了“无证行医”。
针对非中医院校毕业人员，国家近年出台了师承和确有专长类的医师资格考试。但据了解，这类考试实质是为目前处于政策过渡时期的、或身处边缘地区无法进入中医院校学习的人而开辟的，所以上海没有实行这个师承考试。
如果维持原有的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又希望继续合法行医，他们就只能选择到公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任职，或是到愿意接纳他们的民营中医门诊部。“但这批老中医本身的综合能力有局限，很难进入某个机构成为单位人承担一些权利和义务。”还有一个办法是迁往乡村里继续独立行医，这解决了合法的问题，但是对于身已高龄、且往往一直扎根于所在地区的老人而言，这样的迁徙显然不可行。
为此，他们至今只能继续盘桓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一旦被举报，“认定了无证行医的事实，只能停业”。
区别对待将引发新的不公
据上海市卫生局统计，截至2010年底，民营中医医疗机构占全市中医医疗机构总数的90.7%，其中个人诊所就有205所，主要分布在徐汇、长宁、黄浦、卢湾等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区。民营中医医疗机构已经成为上海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我们调查，上海的医疗资源还不均衡。我们看到的民间中医多是在城乡接合部，也就是三级医院覆盖不到的地方。有需求，这些民间中医就应运而生。”上海曙光中医药研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朱抗美解释。民间中医的存在恰好也是目前医疗资源短缺或分布不均的间接反映。
但是这样“合理”的存在却不合法。据了解，上海目前还没有为民间中医开政策口子。由于上海市对法律的执行一向比较严格，这意味着，作为全国表率城市的上海出台特殊政策有着特殊难度。
其次还有一个公平问题。“中医的人才评价体系就是西医模式的。比如升副高职称，必须考外语、计算机，有论文两篇、结题课题一个。这跟高考一样，如果为他们打破现有规定，没读过书的人因为政策开口子就通过了，那些辛苦读书8年博士毕业的人怎么想？这又产生新的政策不公。上海市不具备为这些人单独出台政策的条件。”业内人士感叹。显然，这是很难端平的一碗水。
专家建议：价值评估后授权合法行医
“中医药诞生在民间，它的生命力也在民间。特别是那些还没被认识到的民间宝藏，随着年代久远也正在消失。”朱抗美肯定，民间是中医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为此，依托于基金会和上海中医药大学，朱抗美在2009年领导成立了特色诊疗技术研究所，其工作是收集散落在民间的中医特色单方和诊疗技术，并在一开始与捐献人签订合同，以保障其知识产权，在所献单方和技术通过研究验证后用于扩大生产。张医生处他们也去过，目前正在追踪其提供的医疗典型案例希望进一步研究。“如果证实治疗有效，这是很有价值的。”朱抗美说。
“外省市对民间医生已经在规范管理，该取缔的取缔，该给证的给证。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都做得不错。现在医疗改革的任务艰巨，中医药是可以发挥很重要作用的。特别是在缺医少药的边远地区，这些民间中医就起着拾遗补缺的作用。”
鉴于这类民间中医的灰色身份，朱抗美等人也在探索有效的保护方法。“比如对这些单方、技术进行分类评估，通过评估的，我们会着手对这些献方献技的医生进行调查研究，并派出博士毕业生跟着他们学习，帮助其总结，为他们培养接班人。”朱抗美说，这些工作已经在开展中，只是希望能进一步解决授权的问题。“比如有关部门能够授权独立的机构为这些通过评估的中医颁发证书，让他们凭着证书可以合法行医。”
然而谈到生产环节却似乎卡住了。由于民间献方的临床验证需经有关方面批准，且无相应收费标准，是否需患者知情同意等方面都存在操作困难，便很难对民间献方做出准确评价或完善，这就直接影响到了生产。“现在我国对中药生产管理也是采用与西药相同的模式，即使是已经在民间使用了一代又一代，经过无以计数的人服用，挽救了无数生命的中医药，也要照着目前的国际标准，从头做起，也就意味着一个中药的研发过程非常漫长。即便我们评估通过了，但厂方可能还持怀疑态度，所以献方献技至今还没进入生产层面。”
生产的遥遥无期，以及目前民间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监督不够导致维权困难，又让老中医对献方献技望而却步。这项工作尚面临许多棘手之处。
来源：东方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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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22 17:3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