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养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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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子的养生思想
《管子》的作者承袭了老子关于“道”是宇宙本原的思想，但明确提出“道”即“精气”的观点。在养生方面，《管子》认为“精”是生命的物质基础．故主张存精以养生，指出，“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脏以为泉源”（《管子·内业》）。此外，他又提出存精的具体方法，则“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摧，福将自归”（《管子·内业》），主张虚其欲以存精。
《管子》还提出了起居有时、节制饮食、适应四时等重要的养生原则。如《管子·形势篇》云：“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累而寿命损”，这些养生原则是很实际的。
《管子》还十分重视精神调养，《管子·内业》中指出：“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保持乐观情绪，也是养生的重要内容，而调节情绪则可用雅情怡兴的方法。
先秦诸子提出的养生思想、原则和方法，渗透到医学领域，充实、丰富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为养生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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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儒家养生思想
在养生学方面，儒家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强调精神调摄  《礼记·缁衣》说：“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养心与养形是养生的重要内容，然而精神与形体之间，具有统帅支配作用的是精神。养生首先要强调精神调摄，而最好的方法是减少物质欲望，即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人生存在着欲望是正常的，然而只能在社会许可的条件下实现欲望，不可有过分地要求，这就需要遵循“礼”的原则。正如《论语·颜渊》中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还提出了君子三戒，即“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行则从礼、君子三戒等内容，即为寡欲。儒家关于精神调摄的原则，在中医养生学思想中得到了阐发和应用。
2. 注意身体护养  这也是儒家养生思想的一个方面。合理的安排生活、注意起居有时、劳逸适度、饮食有节等，是护养身体的基本原则。反之，如果不注意这些原则，“寝处不适，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这是需要予以注意的。
3．倡导饮食卫生  孔子对于饮食卫生十分重视，为了保证身体健康，他提出了饮食保健的原则，即《论语·乡党》中所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饮食精，则营养丰富，脍宜细，则味道美，可增进食欲，有利于消化吸收。并且，提醒人们一定要食新鲜、清洁的食物，以防止疾病的发生。他指出：“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则不食；色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贪。”强调了食品要精细、烹调要得当，进餐要定时，经久变味、腐败发臭的食物不宜食用等饮食卫生要求。同时，也提出了调和饮食五味，要顺应四时的原则。
儒家的养生思想，是极宝贵的养生经验，因而为历代养生家所遵循。时至今时，仍有其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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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先秦杂家养生思想
《吕氏春秋》是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就养生思想而论，它是先秦诸子著作中，内容最丰富的。其思想体系不仅承袭了道、儒两家的内容，也旁采了墨、法等家之说。全书计一百六十篇，涉及到养生内容者，约五十篇之多。现将其养生思想的主要学术观点简述如下。
1.毕敬之务，在乎去害  先秦杂家认为，人活百岁，是生命的自然寿限。而许多人未能活到这一寿限，究其原因，多由于在生命过程中受到种种危害和干扰。如果能找出原因，并采取措施排除这些危害和干扰，则有可能使人长寿，达到自然寿限。这即是“毕其数”。并指出，长寿之“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吕氏春秋尽数》），这一学术观点阐明了人的自然寿限及达到自然寿限的可能性，并指出去害是使人长寿的重要保证。而“去害”的具体措施，就是养生。
2.趋利避害，顺应自然  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趋利避害，这是杂家养生的原则。《吕氏春秋·尽数》说：“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何为害？五味太过，五者充形则生害，此其一，乃饮食为害；七情太胜，过胜则伤神，乃情志为害，此其二：六淫太过，太过则伤精，乃六淫为害，此其三。知其三害而避之，使之无过，自然神安而形壮，年寿得长。”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知本求因、趋利避害、颐养神形，是杂家养生思想的重要观点。
3.动形以达郁  《吕氏春秋》认为人之精气血脉以通利流畅为贵，若郁而不畅达，则百病由之而生，在《达郁》篇中指出：“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脏、六腑、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所由生矣。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同时指出，活动形体是使体内精气流通以保障生命活
动正常进行的有效措施，“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吕氏春秋尽数》）。经常运动形体，则精气流行，恶无由生。吕氏提出的这种动形达郁的主张是对养生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先秦杂家的养生思想，融合了道、儒、墨、法诸家之长，参以己见，故有其独特之处。“毕数之务，在乎去害”、“趋利避害，顺应自然”及动形达郁等主张，即是其代表，由此可窥及一斑。
二、先秦时期的养生实践
夏代以后，由于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改善。在长们的生活实践中，人们懂得了采取一些措施，讲究卫生，以增进健康，防止疾病。
（一）提倡讲究个人卫生
夏商时期，人们已经有洗脸、洗手、洗脚等习惯。如甲骨文中既有表示洗脸的“沫”字和表示洗澡的“浴”字。而在《礼记内则》中，则有：“五日则（火覃）汤清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火覃）汤清浴，足垢，（火覃）汤清洗”的记载，并认识到“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说明在周代，定期沐浴已成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二）注意饮食调养
注意饮食调摄的养生实践，大概在夏商时代已经开始，到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对于食物的分类已经很细致。据《周礼》记载，当时已经有了专门管理饮食卫生的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同时，对病人的营养和临床结合起来，创造了“食治学”。对于饮膳烹饪，也注意到五味调和。《吕氏春秋本味篇》中云：“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多后少，其齐甚微，皆由自起。”
在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有与现代汉宇“酒”字相似的“**”字。同时，还发现酿酒场地遗址，说明当时的酿酒业已相当发达。随着酿酒的发展，酿醋、制酱、腌制食品也相继出现。饮食的改善，不仅可增加营养、开胃进食，也可以健身防病。如酒可以通血脉，行药势；醋可以健胃，并有收敛作用；曲可防治肠胃病等。
（三）导引健身
导引是我国传统的健身术，它将呼吸、动形和自我按摩等内容融成一体。如果说上古时期，人们作舞以宣导之以疗疾病是一种原始、无定型的动作的活。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导引已经发展成了保健功，现存最早的、且完整地描述呼吸锻炼的，是战国初的《行气玉佩铭》，说明这种行气保健动已形成一种专门学问。
（四）敬老养老
敬老养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这一传统大概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开始了。对老人的敬养，不仅是礼仪上的待遇，也是具有养生内客的，涉及到情志、起居、饮食等生活诸方面。《礼记·内则》中说：“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伙食忠养之”，“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侯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可以看出，当时在老人养生方面积垒了丰富经验。
（五）优生优育与胎教
先秦时期，在婚烟制度上，也提出了一些合理主张，如同性不结亲、必成年而婚配等。在《左传》中，即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之论。《周礼地官司徒》中说：“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这些主张对于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是十分有益的。
先秦时期，对于妊娠时期的养生保健也十分注意。如刘向《列女传》载：“太任（周文王之母）有身，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说明当时对于胎教已有一定的认识。
（六）环境卫生
先秦时期，对于环境卫生也十分重视。商代的甲骨文中，即有扫帚的“帚”字。《礼记内则》中，即有“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漱衣服，敛枕簟，扫室堂及庭”，说明清洁扫除在当时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及个人的日常卫生习惯。此外，在公元前四五世纪，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懂得了处理污水，当时即有所谓“陶窦”，据说就是当时的下水沟。对于粪便管理，史载更早即有“厕所”，《周礼》说：“宫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匽，即路厕。这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环境卫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注意环境卫生是保证健康的有效措施。
（七）药物养生
在先秦的有关文献中，对于延年益寿的药物已有不少记载，如在《山海经》中收集了药物百余种。其中，有一类为补药，如櫰（huai音怀）木、枥木、狌狌（按：同猩猩）等，具有强壮身体、增强记忆力、延年益寿的功效。这些药物为后世养生家、医家探讨抗老防衰、益寿延年的药物，开阔了思路，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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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经》奠定了养生学理论基础
《内经》总结了先秦时期医药学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先秦道家、儒家、杂家的养生思想为《内经》养生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内经》则是集先秦诸子理论及医药学实践之大成，为中医养生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将其要点归纳如下：
（一）对生命起源的认识
《内经》认为生命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素问·宝命全形论》指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认为自然界的阴阳精气是生命之源，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
（二）天人相应，顺应自然
《内经》把人与自然界看成一个整体，自然界的种种变化，都会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即天有所变，人有所应。因而，强调要适应自然变化，避免外邪侵袭。如《灵枢·本神篇》指出，要“顺四时而适寒暑”，《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则提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四时顺养原则。《素问·上古天真论》又明确指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从而开辟了中医防病养生的先河。
（三）对生命规律的阐述
《内经》对人体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规律有精妙的观察和科学的概括，不仅注意到年龄阶段的变化，也注意到了性别上的生理差异。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男子八岁为一生理阶段，女于七岁为一生理阶段的生理阶段递变规律，《灵枢天年》以十岁为一阶段的递变规律，分别详细阐述了人的生理变化特点。
（四）对衰老的认识
《内经》详细论述了衰老的变化过程及衰老表现，并指出情志、起居、饮食，纵欲、过劳等一方面调节失当，是导致早衰的重要原因，并提出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素问  上古天真论》），初步建立了抗老防衰及老年病防治的理论基础。
（五）明确提出养生原则和方法
《内经》不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养生原则和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如调和阴阳，濡养脏腑、疏通气血、形神兼养、顺应自然等原则，以及调情志、慎起居、适寒温、和五味、节房事、导引按跷、针灸等多种养生方法。而且特别强调“治未病”这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将养生和预防疾病密切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内经》集先秦诸子之说，参以大量医疗实践，形成了中医理论体系，为中医养生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总之，先秦时期是我国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人类更好地认识自然，认识生命。长期的医疗实践，为医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而《内经》则是这一时期内医学发展的系统总结和结晶，它为中医养生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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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汉唐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制终于代替了奴隶制。汉、唐两代都曾出现过封建经济高度繁荣的景象，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对医学及养生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时期内，出现了不少著名医家和养生家，以及养生专论、专著。对养生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秦汉之际，特别是秦代“焚书坑儒”的高压政策被解除以后，道家、儒家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佛教的传入，也逐渐影响了我国意识形态及医学的发展。自隋代王通提出儒、佛、道“三教归一”的纲领后，三家之说便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推行于世，并且互相渗透、融合。其中，有关养生方面的内容，便被当时的医家、方士所继承，从而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
一、养生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汉唐时期的养生学思想发展，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①对养生理论的阐述往往是融医、儒、道、佛诸家养生思想于一体，各取其长。②汉唐时期的养生家，往往也是著名的医学家。其具有丰富的医学理论及临床实践经验。因而，对养生方法的论述，多具体、实际而有效。③这一时期的养生专论、专著，在理论上有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既承袭了先秦的学术思想，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并作为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予以专门阐述。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兹将江唐时期有关养生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主要内容概括介绍如下。
（一）张仲景的养生思想
东汉医家张仲景，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医学理论，博采众长，著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其中，也从病因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养生观点。
1.养慎  养慎即调护机体以顺应四时之变，仲景认为：“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病则无由入其腠理”（《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明确指出，注意四时变化，外避虚邪贼风，是防病保健的一个重要方面。
2.调和五味  仲景特别强调饮食与养生的关系，“凡饮食滋味以养于身，食之有妨，反能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因而“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明确指出，饮食之冷热、五味之调和，以适宜为度，方可起到养生作用。反之，于身体有害。
3.提倡导引  仲景对导引吐纳也十分重视，他主张用动形方法防病治病，如《金匮要略》中云：“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
仲景的上述养生思想，具体体现了中医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原则。
（二）华佗的养生思想
华佗是与张仲景同时的医家，他继承了先秦《吕氏春秋》中的动则不衰之说，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动形养生的道理，如《三国志华化传》中载其论云：“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
华佗对导引健身术十分重视，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为模仿虎、鹰、熊、狼、鸟五种动物动作的导引法，称之为”五禽戏”。方法简便，行之有效，大大促进了导引健身的发展。
（三）王充的先天禀赋说
东汉时期的王充，在养生方面，提出了禀气的厚薄决定寿命长短的观点，在他所著的《论衡》中强调指出：“若夫强弱夭寿，以百为数，不至百者，气自不足也。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寿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
王充还认为，生育过多，往往影响下一代健康，他指出：“妇人疏字者子活，数乳者死。……字乳亟数，气薄不能成也”。所谓“疏字”是指生育较少，少生少育则禀受父母之精气强，故子女健壮而寿命亦长；反之，“数乳”者，则禀受父母之精气薄弱，故子女体衰而寿命短，因而提倡少生少育。王充的这一思想，将优生与长寿联系起来探讨，是很有见地的，大大丰富了养生学的内容。
（四）《神农本草经》重药补
成书于东汉时代的《神农本草经》，共载中药365种，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药物为补养之品，计120种，多具有补益强身、抗老防衰之功效，提倡以药物增强身体健康，如人参、黄芪、茯苓、地黄、杜仲、枸杞等，均为强身益寿之品。后世医家据此而创制了不少抗老防衰的方药。
（五）方士之术的利弊
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如秦始皇、汉武帝等都追求长生不老，想方设法寻求长生不老方药。因而，社会上方士盛行，炼丹术、服石法、神仙术以至房中术等，曾风行于世。鼓吹和信奉炼丹、服石可使人不老不死者，此不但无益，反而有害，误服者多中毒暴死。故自汉以后，许多医家都指出乱取丹石之害。但也应看到，当时统治者的谋求长生，客观上促进了方士对炼丹、服石、导引等养生方法的探索。
东汉时期的魏伯阳，即总结了前人经验，著成《周易参同契》三卷，阐述了炼丹的理论和气功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亦如实地指出了金石对人的危害。书中有关气功的论述，至今仍有研究和参考价值。而其所述炼丹之术，在化学史上亦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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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家学说与道教养生术
西汉初期，统治阶级很重视清静无为的黄老哲学，即指托名黄帝，渊源于老子的新道家学派，这时的道家思想，已经将阴阳、儒、墨、法等各家思想批判地吸收进来。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六一要旨”云：“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可以看出，这是承袭了先秦道家贵生、养神的思想。同时，也是对汉武帝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思想的有力批判。
汉武帝既崇尚儒术，又祟信神仙，然当时黄老之学声望甚高。于是，方士们逐渐将黄老之学与神仙术结合，形成为具有宗教色彩的黄老道。宣称他们的那套“养神保真”之法，可以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然而人不能永远活下去，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养生学应摒弃其荒谬的成仙思想，而取其养生之术。事实上历代道家养生名家几乎都是以其养生术而传世的。
道教所行养生之术很多，如外丹、内丹、服气、胎息、吐纳、服饵、辟谷、存思、导引、行蹻、动功等等，这是将古代所流行的养生之术，皆吸取进来，加以发挥。
由于道教注重养生，崇信神仙，故而将诸子之说，兵、农诸家之书及占星、阴阳、五行医经医方等数术方技诸家之书广为收集而为道教经籍。因而，道教经书之中，内容广泛而丰富，有关养生的书籍多收其内。
东晋医家葛洪，精研道教理论，在养生方面做出很大贡献。他从预防为主的思想出发，首先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认为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长寿。
葛洪对于导引、吐纳等养生术也十分重视。在他所著的《抱朴子释滞》中指出：“行气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首次提出了“胎息”功法，并详述其要领。
葛洪对炼丹之术也进行了研究，他在《仙药》中论及的植物的如灵芝、茯苓、地黄、麦冬、巨胜子、楮实子、黄精、槐实、菊花等，经现代研究分析证实，确有抗衰防老、益寿延年的作用。当然，他的金丹长生之论在养生方面并不足取，但在化学上却是一大贡献。
南朝的著名养生家陶弘景，精于医学，通晓佛、道，“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精研，便有养生之志”（《梁书·处士传》）。他辑录了“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的许多养生文献，而成《养性延命原》一书，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养生学专著。全书共二卷分为：教诫、食诫、杂诫、服气疗病、导引按摩、御女损益等六篇。
书中论述的养生法则和方术甚多，概括起来，大致有：顾四时、调情志、节饮食、宜小劳、慎房事、行气吐纳等几个方面。
《养性延命录》收集了先秦及两汉时期的养生文献，也反映了陶弘景的养生学思想，这本养生专集对于推动养生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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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家养生思想的传入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很难考定，但一般都以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入中国，明带始建白马寺为据。
随着佛教的传入，大量经论被翻译过来，当时传译的僧侣学者大都利用老、庄之学的概念来译解佛经，由文字“ 格义”到思想会通，经过长时间的消化和吸收，佛学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很大发展。公元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极盛时期。
佛学的传入，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仅据隋唐史书记载，传来的医书和方药书就有十余种。佛学本身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彻悟成佛”，然而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进行修炼，所以佛学中也含有与佛教教义结合在一起的有关养生健身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汉唐时期的养生家们既取其养生作用之长，纳入中医养生思想之中。例如：
参禅  禅是禅那（dhyana）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做禅定。此法是将心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故称参禅。在修习禅定的过程中，有调身、调气、息心静坐的方法，静坐气功，只是修禅的形式或基础，并非修禅目的，但初学静坐的人必须懂得这些调身调气的方法，使身心保持健康状态，以保证修禅的顺利进行。这种方法是有强健身体，却病延年作用的。养生家则将此融入吐纳导引健身功之内，成为以静坐为特点的健身功法。
又如达摩《易筋经》原为佛门养生健身功法。达摩又称菩提达摩，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者，相传《易筋经》是他译写的，故称《达摩易筋经》后传于世。成为中医养生学中的健身术之一。唐代《千金要方》中记载的天竺国按摩法，也是由当时印度传入的佛教徒常作的一种体操式的按摩法。
佛学认为人体也是由自然界构成物质的四大元素--地、水、火、风和合而成。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人之体温、热量，风为呼吸。一般说来，“四大调和”，人方可使田，一大不和，生一百一病，四大不调，生四百四病。所以，佛家也强调身体的和谐统一，这一思想与中医理论近似。孙思邈将其收入《千金要方》之中。
佛学讲求调理人与自然、社会的“互存关系”，因而十分重视环境调养，植树造林，行医施药等公益事业。特别是植树造林，犹为突出。而寺院地址的选择，也是十分讲究的，多为环山傍水，山清水秀之处，环境清幽，景色宜人，既是佛教修行之处，又是养性怡人之环境，以宁静、空气清新、环境幽美为特点，为养生调摄增添了不少内容。
佛家有很多戒律，如五戒、十戒、普萨戒等。这些戒律多是对佛教信徒修行时的纪律约束，具体地说是对酒、色、食、财等诸方面欲念的节制和约束，以使人专心修禅，提高道德品质的修养。这种思想被吸收而融入养生学中，充实了养生学中“养神”、“固精、“节欲”等方面内容。
佛家的经典著作十分浩瀚，一部大藏经即有1076部5048卷之多，后世又续有增加。其中，有关养生的论述十分丰富。此外，隋代智（岂页）法师著的《六妙门》（即《小止观》）、《摩诃止观》（即《大止观》），以及阐述心理修养的《百法明门论》、《妙云集》等等，均是论述养生的佛教典籍。不仅对佛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对于养生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值得进一步发掘、整理，以使其为社会、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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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儒、佛、医思想的汇通
汉唐时期，道、儒、佛思想盛行，三家之说影响着当时整个社会。并且互相渗透、融合。当时的道家思想--黄老哲学，已经融进了儒、墨、法、阴阳等诸家之说。而佛教的传入，也并非全部照搬，而多利用老、庄学说来译解佛经。实际上，被翻译过来的佛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合了中国的哲理。这种融合、渗透，自然也影响到中国医学。这一时期的著名医家之所以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发展，也往往是受其影响。不少医家于道、儒、佛之说有精深的研究，他们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吸收、融合、汇通了道、儒、佛的理论观点，使之成为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充实、丰富和发展了养生学内容。在这一方面，只有代表性的医家，即是唐代的孙思邈。
孙思邈精通道，佛之学，广集医、道、儒、佛诸家养牛之说，给合自己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著成养生专论。不仅在《千金要方》中有大量养生论述，还著有《摄养枕中方》，内容丰富，功法众多，在我国养生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在养生学方面的贡献，大要有五：
第一，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治未病”的思想，以此为养生原则，提出了“养性”之说，在《千金要方养性序》中反复强调“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是以圣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
第二，奠定了我国食养学的基础。他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孙氏认为饮食是养生防病的重要手段，他在《千金要方》中，列食养、食疗食物154种，分谷米、蔬菜、果实、鸟兽四类，多为日常食品，并论述其性味、功效，以供人们酌情选用。此外，他还提出了老人饮食的具体要求。孙思邈的食养、食疗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强调房中补益。在《千金要方·房中补益》中指出：“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强调不可纵欲。为防止性生活不当而诱发某些疾病，在《千金要方养性禁忌》中指出：“男女热病未差，女子月血，新产者，皆不可合阴阳”。这些观点，都是很科学的性保健内容。
第四，重视妇幼保健。在《千金要方》一书中，他破历代医书之惯例，首例妇科三卷，次列儿科二卷，除疾病治疗外，对妇幼保健的论述甚详。算得上是世界上从社会角度强调妇幼保陆的第一人。
第五，融道、佛、儒、医于一体，收集、整理、推广养生功法。由于孙思邈用于道、佛之学，对其养生之理论及养生之术皆有精研，故在他的《千金要方》中，既有“道林养性”、“房中补益”、“食养”等道家养生之说，也有“天竺国按摩法”等佛家养生功法。不仅丰富了养生内容，也使得诸家传统养生法得以流传于世，是我国养生发展史上有价值的医学文献。

一路香

第四节宋元时期
两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思想上倡导融道、儒、佛三教于一炉的所谓“理学”，又出现“新学”哲学流派，他们既有争论，又互有渗透，互有吸收和发扬，这对医疗保健有一定影响。在医药卫生保健方面，改进医事管理，发展医药教育，促进医药保健的发展。此外，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医疗保健取得成就提供了有利条件。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和发展，对医学的著述和传播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古代的养生学说，得到了较好的结承，并且有了进一步发展。金元时期，许多著名的养生家和医家，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见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养生方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充实和完善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
一、养生保健方法的日臻完备
宋元时期，养生理论和养生方法也日益丰富发展。
北宋末年，官方出版的《圣济总录》，共二百卷，二百多万字，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及养生、杂治等分66门，内容十分丰富。该书前数卷大量论述了当时流行的“运气”学说，而且对养生保健的一些方法做了相当详尽的介绍。可见，当时十分肯定这些方法的效果，并倡导这些保健方法的适用。宋代宫廷编著的方剂专书《太平圣惠方》，不仅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书，而且载有许多摄生保健的内容，尤其注意药物与食物相结合的方法，如记述了各种药粥、药酒等。这些方法符合医疗保健的需要，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宋元时期，全面整理了前代本草文献，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同时期世界药物学领域占领先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元医家和养生家根据阴阳五行等理论对于药物的性味功用等多有发明，使其既适用于疾病辨治，又有利于防病保健。例如寇宗（大+皕=爽字形）编撰的《本草衍义》中，根据体质和疾病，选择相应性味的药物。指出只有明了药性，有的放矢，方可收到治病保健的目的。此外，张元素的《珍珠囊》，李杲的《用药法象》、朱震亨的《本草衍义补遗》等，对此多有发挥，更切适用。
针灸学在宋元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闻名国内外的“针灸铜人”以及新的针灸专著，如《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资生经》、《十四经发挥》等，同时，又出现了子午流注针法，主张依据不同时间，选择不同穴位，达到治疗保健的目的。
宋代整理的《正统道藏》及其辑要本《云笈七签》，虽属道家书籍，但书中记述很多导引、气功、按摩等有关方法，对于防病保健具有重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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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子的养生思想
《管子》的作者承袭了老子关于“道”是宇宙本原的思想，但明确提出“道”即“精气”的观点。在养生方面，《管子》认为“精”是生命的物质基础．故主张存精以养生，指出，“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脏以为泉源”（《管子·内业》）。此外，他又提出存精的具体方法，则“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摧，福将自归”（《管子·内业》），主张虚其欲以存精。
《管子》还提出了起居有时、节制饮食、适应四时等重要的养生原则。如《管子·形势篇》云：“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累而寿命损”，这些养生原则是很实际的。
《管子》还十分重视精神调养，《管子·内业》中指出：“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保持乐观情绪，也是养生的重要内容，而调节情绪则可用雅情怡兴的方法。
先秦诸子提出的养生思想、原则和方法，渗透到医学领域，充实、丰富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为养生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