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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柳中原
《“国医”之殇———百年中医沉浮录》，郑洪、陆金国著，广东科技出版社2010年6月版。
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带来民族自信心的增强，是顺理成章之事，这似乎可以粗浅地解释，这些年来为何有一股席卷全国的传统文化热。从读经运动、提倡汉服，到各地拜孔仪式风行，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申报文化遗产成为热潮，中国传统文化如此大规模地粉墨登场，意气风发，在过往的历史中似乎并不多见。这种大背景下，作为通行几千年、与西方医学方式截然不同、更能体现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的中医，受到大张旗鼓地张扬，也就不足为奇了———打着养生旗号的书籍遍布书摊，半人半鬼的所谓神医招摇过市，如此种种，大都是拉着中医的虎皮做大旗。
然而，在近代中国，中医的命运岂止可以用多舛来形容，甚至一度到了要被废止的境地！《“国医”之殇———百年中医沉浮录》一书，正是对近代中医的百年沉浮历史做了一次勾勒性的叙述。作者在史料的基础上，大致以时间为序，从西医随西方传教士东来，由此引发中西医的数次名称变革，到民国年间几次大规模的中西医直接辩论交锋，及最终尘埃落定风平浪静，中西医各安其所。翻阅此书，有如看一部关于中医百年的纪录片，中间波澜起伏，结尾意味深长。
我以为，此书价值并不在于对中医传统的重新挖掘或弘扬，而是以中医近代百年历史中起起伏伏的命运，引发读者对更为广阔的中国社会变革的思考，让我们从撩开的中医沉浮的帷幕一角，一窥整个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艰难转型。
从“国医”到“中医”
乍看《“国医”之殇》的书名，或许会深不以为意。“国医”指中医无疑，中医至今犹存，中医从业者及信任中医的患者比比皆是，如何名之以“殇”？然而，若知晓“国医”一词的由来，便会对此有进一步的了解与认同。
在近代中国，但凡外来的事物，多冠以“洋”字，如洋枪、洋教、洋油、洋火之类，医学也是如此。随着基督教传教士的到来，各种科技文明才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西方医学。中国人对外国医生的称呼最初为“西洋之医”，简称为“洋医”，对应地称中国医生则是“华医”，但“洋”、“华”二字里包含一定程度的对立含义，显然不是极力想融入中国社会的西方传教士所愿意接受的。1857年，英国医生合信出版了《西医概论》，首次将西方的医学称为“西医”，对应地则将中国医学和医生称为“中土医学”和“中国医生”，后来被简称为“中医”。由于中与西只是地理概念上的区分，并未有直接的种族含义，这一称呼在晚清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我们所熟知洋务运动中的口号便是“中体西用”。从“华医”到“中医”的转变，已可看出西方人与中国人对待彼此时小心翼翼的试探。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接受了西方医学教育的中国西医们对此又有了意见：自己明明是中国人，学的又是通行世界的医学，为什么要被称为“西医”？到民国初期，尤其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有人提出应该以“旧医”与“新医”来做区分。著名的反对中医者余云岫正式将中国传统医学称为“旧医”，西方医学称为“新医”，虽只有一字之易，但已然有了某种程度的价值判断，“新”自然代表进步，“旧”当然代表落后。而与“新医”、“旧医”称谓通行的同时，西医也开始被认为是“科学医”，中医被认为是“非科学医”。此一称谓的变化，正与当时呼唤“德先生赛先生”、“只手打倒孔家店”的时代口号完全吻合，这一概念也深入人心。到二三十年代之后，以“新医”为名的报刊已经非常之多，占据了明显的上风。
中医界起初并未意识到这个名称有多重要，直到二十年代末期，“旧医”之名被广泛应用到各类政府文件当中，才恍然大悟似地进行了反击———此一举动又正暗合了当时社会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到1929年的全国性的中医抗争热潮当中，对“旧医”名称的抗议最为明显。中医界忿然提出了以“国医”来对抗。通常来说，以“国”为名的，体现出了民族文化的传承，隐隐有正统主流的意味，如国货、国学、国术、国粹等等。抗争的结果，是“国医”成为官方的正式称谓，中央国医馆也被批准成立。
围绕“国医”这一称谓，中西医又进行了反反复复的争议。一直到1936年，国民党政府正式公布《中医条例》，“中医”成为正式的法定名词，在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时间之后，“国医”时代正式落幕。经过政治、法律等多方博弈的结果，仍然是以“中医”、“西医”最能为社会接受，并且延用至今。
从“华医”到“中医”，再到“旧医”、“国医”，再到“中医”，几次称谓变迁的背后，蕴涵着丰富的历史背景。但正如《“国医”之殇》的作者所言，“有多少是真正的医学讨论，又有多少是裹挟于时代大潮下的浮嚣之争”？虽然参与争论的两方都是医学界人士，但是，我们何尝不能将其看作是中国社会的一次旷日持久的集体角力与思考？
广东：中西医融汇最初之地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政治与医学，看似相差甚远的两个职业，却相当默契地并存于中国传统文人的意识当中，说到底，“政”、“医”都是“修齐治平”理想的外化符号，是他们难以释怀的文化情结。因此，近代围绕着中医名称、存废等有过的多次争议，并没有真正从医理上进行争论，更多的是背后文化理念的冲突、行政管理权的争夺等———因此，与其说中西医有理论上的差别，不如说是中西文化冲突的根本体现。而广州，以特定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之故，成为中西医最早与最直接交锋之地。《“国医之殇”》并非一部近代中医的专门史，作者意在从点到面、以个案来透视历史，选取的则大都是与广东有关的个案，也与此有密切关联。
在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之下，独辟广州一地对外通商，才造就了十三行的辉煌。但贸易并未推动西医进入中国，而是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然到来。因此，广东在中国的西医发展史上有多项第一：第一间西医诊所（即1835年伯驾开设的“眼科医局”，后由另一位医师嘉约翰主持改名为“博济医院”）、第一间西医学校南华医学校（中山医科大学前身）、第一本中文西医著作《全体新论》、第一种西医刊物《广州新报》……
作为最早接触西医的城市，广州不可避免地成为中西医最早交锋与融合之地。在《“国医”之殇》当中，有诸多篇章便是直接展示中西医的对抗与融合：《晚清中西医的汇通与论争》，是在广州城中最初的中西医冲突，从而提出了希望融汇中西医之长的“中西医汇通”；《甲午之疫：广州不设防》则通过1894年发生在广州的大瘟疫，向晚清政府提出了如何介入医事管理与公共卫生改良的问题；《上医医国：中医教育自主转型》，则是中医为适应时代发展，在教育制度上所进行的尝试与改变。对广东近代中医史的剖析，某种意义上，是在庞杂的中医近代史中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切片。
值得一提的是，在个案的审视当中，《“国医”之殇》的作者对本土一些传统上不为人知的史料进行了充分利用与挖掘，很多史料甚至是第一次被使用，这对于研究认知中医近代史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开拓岭南近代史研究视野与思路，亦有着积极的意义。
另一方面，《“国医”之殇》的作者是中医从业者，对于中医在近代史上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及种种非议、批评甚至恶意攻击，在其笔端流露出天然的同情心，潜意识中欲为之辩护，亦是人之常情，但如何保持研究者的冷静与理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课题。
科学衡量一切？
百年近代史中，中国人最明显的一个感受便是屈辱。西方医学与列强侵入中国几乎同步，最明显感受到的就是科技的落后，是船坚炮利，由此，中国人对科学的崇拜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有人说，科学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成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其实，早在1923年，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
在《“国医之殇”》中，作者对著名的梁启超医疗个案进行了更详细的梳理，有助于让我们对那一时代有了更深刻的了解。1926年，梁启超被确诊为肾肿瘤，医生建议割掉坏肾，手术相当成功，但手术后梁启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糕，后被确认为是医生误割了他的右肾。此事一出，社会一片哗然，西医的科学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但梁启超不久后发表声明称：“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成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便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此文一度传为佳话，梁启超崇尚科学、深明大义的形象也深入人心，但事实上，梁启超私下有多次看中医的纪录，在给儿女、朋友的信件当中，也多次表达对西医失望，称自己服用中药后病状有明显改善，只是这一点他从未对社会公开过，甚至在声明中还批评中医治病为“瞎猜”。梁启超为何对西医宽容，却对中医苛责（至少在公开表态中是如此）呢？
作者又引用了胡适的例子。胡适患水肿而西医屡治无效，后由中医陆仲安治愈。但他与梁启超一样，讳言与中医的接触，究其原因，仍是认为个人治愈是私人小事，而承认中医能治好科学诊断之病确是大事，可以从根本上彰显其“科学”精神。对科学身体力行的推崇，其实正是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代知识分子，为了尽快革除旧时代的残余所表现出来的决绝态度，个人的生活体验倒可以暂放一旁。从这个角度来说，梁启超与胡适对待中医的个案，有丰富的时代况味。
吊诡的是，被西医暗指为“非科学医学”的中医，尽管与西医有诸多争辩，极力强调对文化传承的意义，强调自身价值与实际功效，但客观上，却是一直在努力改变自身以尽可能地接近“科学”，更从未有勇气站在“科学”的对立面。比如，中医极力进入社会公共医疗体系，按照现代教育模式来培养中医，在诊疗方式、病名统一、从医资质认证等等方面，实际上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与西医进行主动接轨，为自己的“科学性”寻找到理直气壮的依据。事实上，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意味的问题：科学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吗？
来源：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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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25 14:4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