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医疗路线令我刻骨铭心－永志不忘【转贴】

yiyiyaya

地富都出来了！笑死我了。楼主是不是每次吃饭睡觉拉屎放屁打嗝前都要念一段语录啊。。。

真是懒得跟你说了，你凭啥就就把我跟那些人归到一类，仅仅因为反你的“神”了，哪怕搜索我在坛子里的发言，你再说话也不迟。好了，你的神还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怎么都没有调查一下，就又拿出你得神最擅长的非左即右的两极思维来扣帽子了。

再进一步，哪怕我没有建议去封那些中医伪科学论的帖子，我就是跟他们狼狈了？这是什么逻辑呢？

ok，这是我最后的回复，我不会再浪费我的时间和坛子的资源，没法给你说；愿做神的愚民你就好好做吧，也是一种幸福。
p民一个我还真要看高我一下；我以为都能看清这个天朝的本质，看来光有阳光也没有用，有的物类就喜欢活在阴暗里。
我的话很清楚，一切独裁头子都是“英明”的，也都是人民的敌人。

double_mj

我觉得大部分认同中医的人，都会认同毛主席

诊断国家就像诊断人体一样，整体和局部，处于哪个发展阶段，性质如何等等

haoyun2006

你知道这样一个现实吗，改革开放前农民的子女读大学的占整个大学生的60%以上，而今天比率颠倒过来了。作何解释？再说农业税在过去也有减免，补贴也不是没有（粮油补贴）还有过去村村有卫生所，人人看得起病，可以做到小病不出村，今天的农民感冒都看不起。毛主席的医疗路线是值得提倡和借鉴的。

原帖由 zsy_000 于 2010/6/28 23:58 发表
毛泽东免过农业税吗？给过农民补贴吗？现在的生活比毛泽东时代真是好到天上去了。实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hhbffq

原帖由 yiyiyaya 于 2010/7/4 17:02 发表
地富都出来了！笑死我了。楼主是不是每次吃饭睡觉拉屎放屁打嗝前都要念一段语录啊。。。

真是懒得跟你说了，你凭啥就就把我跟那些人归到一类，仅仅因为反你的“神”了，哪怕搜索我在坛子里的发言，你再说话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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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不过是一只碰壁的苍蝇而已————至于苍蝇从何处产生，这是常识，无须细究！
开口“独裁”闭口“FP“————有明显的”台独“倾向嘛————可惜”台独“式民主只能产生”罪犯萎总桶“————只具备马桶功能而已！————期望一只马桶具备讨论高深的学术问题之能力，这显然是一个国际玩笑！

hhbffq

作者:罗书法 于 2010-07-04 21:27:12 发表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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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鸿燊教授说：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修养不到的时候，不要老去评价那些伟人、圣人，所以说叫人要有敬畏之心，敬天命，敬大人，敬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有的人没事了，还学着贬贬毛泽东，你跟人家在一个思考层面吗？人家叫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人家把地球都当乒乓球看。所以，人的格局非常重要。 同样是拿个碗，若是带着要饭的心态去托钵，托得再好，你也只是一个丐帮帮主；但是，若是带着爱心去托，你就能托成一个菩萨。托不了衣钵的人是布不了道的。 有些人没事干，总喜欢逮住人家一两句话就去评价人家。哪个人敢把自己一天的话都拿出来说说？哪个人敢将一天干的事都拿出来摆一摆？逮住人家一两句话就去评价一个人有失偏颇，你好好把圣人、伟人们的书籍通读了，看看人家的境界，看看人家的格局，看看人家里面是什么呼唤，你才能真正读懂一个人。毛泽东这么伟人最后被定性为三七分，我们到了最后呢？能有五五分或是倒三七分已经很不错了。

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77012046/1.html

hhbffq

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陈美霞 ★　　

　 　

★从1996至今是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是该所创所所长；1986至1996年间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卫生行政研究中心暨研究所研究员、助理教授及副教授；1981至1986年间则是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助理教授。　　

　 　

　 　

这篇论文是笔者2001年应美国社会学学者威廉。科克蓝（William C. Cockerham）之邀而写的英文论文，发表在一本由科克蓝主编、跨国出版社Blackwell出版的大学及研究所层次的医疗社会学教科书上（英文书名：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此教科书共二十六章，其中有九章讨论医疗社会学理论，另外十七章则从社会学观点分析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与亚洲地区十七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各章由已经累积相当研究经验的社会学者执笔，其中有关中国大陆之一章——即本文——由笔者负责。此书2004年再版。　　

笔者90年代初期在芝加哥大学教学作研究时开始研究中国大陆的医疗卫生，当时，西方学者早已陆续指出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一些问题。在芝加哥、或在中国大陆，我每当与大陆的学者或学生谈论中国的医疗卫生改革，都会谈起这些问题，我最常说的是，「中国大陆即使要走市场改革或资本主义的道路，也不见得必须把医疗卫生体系市场化、商品化，如，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却拥有非市场化、非商品化的公医制。」然而，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市场化的路就这样义无反顾的、快速的走下去。　　

1996年，我回到台湾，在成功大学医学院任教，仍继续我对中国大陆医疗卫生的研究。同时，我观察台湾的医疗卫生体系，发现它也跟中国大陆一样，急剧的往市场化、商品化的路滑下去。2001年，藉科克蓝邀请的机会，我较系统的将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问题以改革前后历史比较的观点分析，写出这篇「大逆转」的论文。同时，我把写成的论文给了中国大陆的学者，建议他们将它翻译出来在大陆发表，或许有针砭的作用。但是，此事石沉大海，我也因全副精力投入批判台湾医疗市场化、商品化的工作，而无暇追踪了。　　

2005年夏天，我正在芝加哥大学短期研究，在芝大图书馆上网，赫然看到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的研究报告及大量的相关报导，批判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的错误，我当时感慨万千：这不就是我2001年论文提出来批判的吗？当年八月，我去北京作研究，因缘际会认识了清华大学求是学会的同学，谈起医疗卫生改革的问题，有共同的愤慨与忧心。我提起这篇「大逆转」的论文，他们热情的表达愿意帮忙翻译。本篇是近五年前写的，部分数据需要更新（如，当时中国尚未加入世贸组织），但是，因为论文是以历史的角度分析的，仍有它以古鉴今的意义，而且文中所指出的问题至今犹在，是以请清华同学翻译发表。【作者】　　

　 　

摘要　　

在毛泽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发展出一个以预防为主、十分革新性的医疗卫生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发展合作医疗制度；使用赤脚医生；通过群众运动执行全民保健计划；中西医结合；越来越注重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然而，在过去20多年的市场改革中，中国将原有的医疗卫生体系改变得面目全非。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从预防为主转变为医疗为主；合作医疗体系大部分解体；赤脚医生不复存在，绝大部分转为专业化的乡村医生，很多人转而从事更赚钱的工作；官方不再注重群众动员，反而重新强调医疗技术；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取向变为更依赖西医；医疗资源日益从农村转向城市地区。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戏剧性的变化，的确说明毛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发生了「大逆转」。　　

　 　
　 　
关键词　　
改革，医疗卫生，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爱国卫生运动，中西医结合　　
　 　
前言　　
　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毛领导下的中国建立了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着重在发展国营经济，重视公共福利事业，强调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集体主义以及社会平等精神，而在各种服务以及产品的分配上则刻意降低市场的角色。但是，1978年邓小平掌握中国领导权后，却将中国带上了另外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戏剧性地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将原来的公有部门、企业和机构私有化，解散农村公社，强调个人责任制，容忍社会不平等的增长（Hinton 1990; Leung 1994; Wong 1994; Weil 1996; MacFarquhar 1997; Meisner 1999）。这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被一部经典作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记实》（1966）的作者韩丁（Hinton）描绘为「大逆转」（1990）。　　
在毛时代，中国以成功发展革新性的医疗体制和强调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体系给全世界以深刻印象。这一体系包括：发展合作医疗制度；使用赤脚医生；通过群众运动执行全民保健计划；中西医结合；越来越注重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然而，在过去20多年的市场改革中，中国将原有的医疗卫生体系改变得面目全非。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从预防为主转变为医疗为主；合作医疗体系大部分解体；赤脚医生不复存在，绝大部分转为专业化的乡村医生，很多人转而从事更赚钱的工作；官方不再注重群众动员，反而重新强调医学技术；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取向变为更依赖西医；医疗资源日益从农村转向城市地区。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戏剧性的变化，的确说明毛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发生了「大逆转」。在这一篇论文中，我们将（1）讨论在市场改革以前医疗卫生体系的主要组成，及其对全民健康状况的影响；（2）分析市场化改革以后医疗卫生体系的变化，及其对人民健康和医疗状况的影响；（3）讨论医疗卫生事业的大逆转对中国和世界的启示。　　
　 　
市场化改革以前的医疗卫生状况　　
解放前的一个世纪中，中国饱受内战和反帝战争的蹂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烂摊子经济萧条、社会危机重重、民众中传染病、寄生虫疾病、营养不良疾病肆虐（Sidel and Sidel 1973）。在战后初期，平均寿命不到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50㏑（Jamison et al. 1984）。医疗卫生从业人员总数少的可怜，无力解决当时人民群众大量的健康问题。从事医疗服务的主体是传统中医和草药医生，许多都缺乏必要的培训和锻炼，无法应对和处理流行疾病和疫情（Sidel and Sidel 1973; Sidel and Sidel 1982）。当时，全国性的预防计划和体系是不存在的（Sidel and Sidel 1973）。　　
面对这些状况，新中国必须发展医疗卫生体系，以有效解决人民当前迫在眉睫的健康问题。当时，世界上其它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最常用的解决途径是采取西方模式或修正的西方模式。这种模式主要的特点包括：（1）严重依赖通过昂贵财力投入培养出来的高技术的专科医生；（2）非常强调较高的医疗技术水准；（3）治疗为主的导向；（4）关注个人医疗服务，而不是建设公共卫生计划（Li and Wang 1995; Wilenski 1976）。这种模式对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也许适合，因为在这些国家里人口死亡率随人民生活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卫生设施的改善而下降。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是不恰当的。有限的国家资源使得发展中国家无法培训足够数量的高技能的西医医疗人员，以完成当时大量的、紧迫的医疗任务。而且，一旦这些医疗人员从学校毕业了，大部分都会呆在城市里，农村居民仍然得不到充分的医疗；昂贵的医疗技术，多半也只有城市居民才能负担得起；以极少数高技能的医疗人员提供个人医疗以及个人卫生服务的方式，无法有效解决在农村贫困人口中传染性疾病蔓延和营养不良疾病充斥的问题（Wilenski 1976）。　　
新中国是少数几个选择异于西方医疗模式的国家之一，它发展了具有重大革新性的公共卫生体系：主要依靠经过很短时间就可培训出来的较低技能医护工作者；发展了劳力密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医疗技术；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集中精力实施公共卫生计划，而不是单纯关注个体健康（Rifkin 1972; Rifkin 1973; Wilenski 1976; Maru 1977; Wilenski 1977; Blendon 1979; Sidel and Sidel 1982）。　　
革命后很短的时间内，新中国提出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四项指导方针（Wilenski 1976; Sidel and Sidel 1983）。这些指导方针确定了接下来30年时间内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框架。这四项指导方针是：　　
1. 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　　
2. 预防为主；　　
3. 中西医相结合；　　
4.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面向工农兵与预防为主　　
建国前，农民和工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最弱势，传染病、寄生虫疾病、营养不良性疾病在工农群体中肆虐。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新中国把工人、农民、士兵作为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注一），这一点也反映在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方向上（Sidel 1975; Wu 1975）。同时还强调预防为主，而不是治疗为主。在建国后的三十年时间里，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新中国实际上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预防而不是医疗部门（Jamison et al. 1984）。　　
为了改善环境卫生状况，新中国发动了公共卫生运动：消灭了「四害」——老鼠、苍蝇、蚊子、臭虫（注二）；消灭了性病；控制住了疟疾、血吸虫病等主要地方病的传染源；给民众注射多种预防传染性疾病的疫苗，使人们免受天花、白喉、肺结核等疾病侵害（Heller 1973; Sidel and Sidel 1973; Wilenski 1976; Jamison et al. 1984;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for New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991，应为「《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译者注）。为了保证这些运动能取得成效，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以预防为主的基层组织。许多公共卫生工作者受到培训，传染病预防中心或防疫站也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地区建立起来，并配置了必要的卫生设施（注三）（Heller 1973; Rifkin 1973; Sidel 1975）。这些防疫站同生产队卫生站、公社卫生院以及其它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相互紧密配合，成功的执行了公共卫生计划，发动了公共卫生运动（Rifkin 1972; Heller 1973）。这些运动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通过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来完成。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是公共卫生运动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后面的章节将专门讨论这一议题。 　　
　 　
合作医疗体系　　
合作医疗体系是中国农村为公社的农民提供预防性的服务、基础医疗和疾病治疗服务的筹措资金和支付系统。在1949年，大约85％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地区（Sidel 1975; Hu 1976）。在合作医疗体系建立之前，农民看病必须自己掏钱支付医疗费用（Feng et al. 1995）。然而在农业合作化之后，这种个体支付方法同集体经济之间越来越不协调（Zhang 1960）。结果在50年代中期，当时正值农业合作化高潮，很多合作社开始实验性的、为解决农民医疗保健而建立起合作筹措资金及支付体系（Zhang 1992; Feng et al. 1995）。由于合作医疗制度在执行疾病预防计划方面非常有效，可以保证病人在早期就得到诊断、治疗，并且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的基层卫生组织，因此，党和政府大力鼓励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并为之创造便利条件（Zhang 1959）。从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革运动期间，合作医疗制度取得长足发展，相继在很多人民公社建立起来。到1976年为止，大约93％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Zhang 1985; Feng et al. 1995; Carrin et al. 1999）。　　
公社福利基金和公社成员缴费是合作医疗体系的两大资金来源。在不同的人民公社当中，集体基金的比例也各不相同，从30％到90％不等，平均水平大约为50％。每年公社成员从自己的收入中提取0.5％～2％，缴纳给合作医疗体系（Carrin et al. 1999）。公社成员缴费标准，以上一年合作医疗支出情况为依据进行计算，经过一段时间标准就会发生变化（注四）。在大多数人民公社里，如果农民患严重一些的疾病，合作医疗体系因为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设备条件，而需要转到县医院进行治疗时，农民必须支付基本的挂号费和部分医疗费用。合作医疗体系提供卫生教育、家庭生育计划、预防注射、传染病监测及报告和其它预防性的服务，同时备有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物（Zhang 1966; Zhu 1989）。合作医疗体系的管理由大队干部、赤脚医生和农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Zhang 1966; Zhu 1989）。赤脚医生——后面会专门讨论——是合作医疗体系的核心卫生工作者。　　
由于公社是合作医疗体系的资金来源（主要就是公社合作基金和成员缴费），公社具有非常强烈的动机降低合作医疗体系的开销（Wen and Hays 1976）。这种降低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励公社确保成功执行「预防为主」政策和开展公共卫生运动，以便减少公社中疾病和疫情的发生，自然而然合作医疗体系的医疗费用就减少了；其次，在病情加重以前，合作医疗体系努力为病人提供预防性的和基本的医疗服务，并提醒农民一旦病情恶化，治疗费用会更高，督促农民采取预防措施；再次，为了减少药物的花费，合作医疗体系尽量避免过度使用或滥用药物，公社种植、采集、加工、使用具有广阔前景的当地药草、药材，而减少使用昂贵的西医药物；第四，合作医疗体系限制送到县医院去的病人的推荐数量，因为县医院比农村合作医疗诊所的费用高昂得多。赤脚医生充当这些推荐病人的「看门人」，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转送县医院（Zhang 1965a; Zhang 1965b; Kwangchow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1978，应为「广州省妇幼健康照护所（1978）」，译者注; Hu 1981; Zhu et al. 1989）。　　
不论农民们的经济地位怎样贫困，合作医疗体系都提供给他们基本的医疗服务。这也为农民节省了不少时间，在之前，农民为了取得医疗，他们必需要花很多时间走远路；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里，合作医疗体系使赤脚医生和其它医护工作者很容易取得初级医疗服务技术，使医疗服务在空间上同农民生活融为一体。此外，合作医疗体系还加强了公社卫生所的地位，通过公社基金确保卫生所人员获得必要的培训（Zhang 1965a; Feng et al. 1995）。　　
在城市里，存在两种主要的医疗资金筹措和支付体系，分别是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公费医疗建立于1951年，由政府承担经费来源，主要面向国家干部和学生提供医疗服务，这部分受益群体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劳保医疗也建立于1951年，主要由国营企业提供资金，为工厂中的工人和职员承担全额的医疗花费，并为职工的家庭成员承担50％的医疗花费（Hu 1976）。　　
　 　
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注五）的词语原是50年代末上海郊区农民对身边半农半医的同伴的亲切昵称（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from Shanghai 1968）。在1958年——大跃进的开始阶段（注六）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高潮时期（Zhu et al. 1989; Meisner 1999）——大量的上海医师组织起来奔赴农村，办短期培训班，将大量农民培养成卫生工作者。主要的想法是，这些受培训的农民医护人员，会以不脱产的方式为当地的农民提供卫生与医疗的服务（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from Shanghai 1968; Peking Review 1974; Peking Review 1975）。在文革期间，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人民公社中迅速发展，赤脚医生数量引人注目的大幅增加（Zhu et al. 1989）。到1978年，中国农村大约活跃着180万赤脚医生（Chen et al. 1993），平均在每个生产大队中有3个赤脚医生（Wang 1975）。　　
每个生产队都会选拔他们自己的赤脚医生。最重要的标准是被选拔的人大公无私，愿意「为人民服务」。其它标准，比如教育程度、年龄和个人兴趣是比较次要的（Sidel 1972a; Ronaghy and Solter 1974; Huang 1988）。在各个公社之间，培养赤脚医生的方式各不相同。然而，所有的公社都强调预防和治疗常见疾病，培训期也都在3～6个月之间（Wang 1975）。培训计划大多在县医院执行，有的时候也在公社卫生所或生产大队由城里来的流动医疗队进行培训（Lyle 1980）。合作医疗体系十分注重在职经验的监督和指导以及在职继续教育（注七），也承担这些活动所需的费用（Wang 1975; Lyle 1980）。　　
赤脚医生的工作内容因不同的公社或生产大队而有所不同（Sidel 1972a）。但是，他们通常有共同的工作任务，包括预性的工作，例如健康教育、卫生防疫、环境卫生、急救、公共卫生运动，以及为一般病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等（Sidel 1972b; Hu 1976）。因为赤脚医生需负责完成合作医疗体系的工作，上面这些职责也是合作医疗体系的主要工作内容。赤脚医生的收入计算方式跟其它农民差不多。公社成员的收入取决于所在公社的总收入和个人的「工分」数量。赤脚医生的医疗卫生的工作也被视为农业劳动的一部分，以「工分」方式计算（Sidel and Sidel 1983; White 1998）。　　
同西方医疗模式相比，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系统有几个鲜明的特征。首先，赤脚医生为数众多，经过短期培训可以满足农村地区紧迫的卫生医疗事业需要。其次，赤脚医生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谁患有什么病症、什么季节会复发了如指掌，比从城市来的西医更了解实际情况。再次，作为农民，赤脚医生同他的病人有同样的阶级地位，比那些来自其它地方技术高超的医师有更强烈的为本阶级成员奉献一生的愿望。此外，半农半医的工作方式缩小了医护工作中的脑体差距，阻止了脱离群众的精英医师的出现，而在西方模式中，这种精英医师大量存在，社会地位都是明显高人一等的（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from Shanghai 1968; Wei 1975; Miao 1976; Sidel and Sidel 1983）。第四，赤脚医生的推行不仅仅让医疗服务普及化，也让卫生知识普及化，使医疗工作不再成为专职医疗工作者的特权（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1974; Chu and Tien 1974; Wang 1975）。　　
最后，赤脚医生的推行促进医疗服务人员的去专业化，对传统的西方医疗教育进行了革命性改造（注八）。西方医护专业通常排斥培训那些较低技能的医疗人员从事简单医疗工作、治疗常见疾病，因为他们认为这会降低他们的专业水平（Kao 1974; Wilenski 1976）。赤脚医生的推行打破了这种专业排斥行为，为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创造出一种新的角色。总体上讲，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使其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最大化，而使其对昂贵的医疗高科技或高技能医疗人员的依赖最小化。这一政策的实行的结果，使得新中国可以从容面对农村专业医疗人员严重短缺形成的挑战（Wang 1975; Wilenskil 1976）。　　
　 　
医疗卫生工作中的群众运动　　
对于共产党来说，革命战争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进行下去并取得胜利（Mao 1934; Xu 1960; Wilenski 1976）。这种认识的基础在于他们深信普通群众只要被赋予正确的认识，适当的动机和权力，就可以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群众路线」同样被应用到卫生事业中，因为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要迅速地改变中国大多数人的卫生面貌，没有群众的全力参与是不可能的。在全民参与卫生运动的过程中，人们增加了卫生知识，更清楚他们自己的健康问题，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他们更倾向于改变平时的不卫生的习惯。在毛领导下，「自力更生」是新中国国家建设的另一个显著主题。在卫生方面的群众路线，同样被贯彻了中国式的「自力更生」政策，群众被动员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卫生问题。　　
群众广泛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中，这些卫生战役通常都是全国范围的。尽管卫生运动每年会有四到五次，最深入的运动通常是在工农业生产间隙期间展开。在中央、各省市、县区、公社、以及小队层次，都有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运动的执行（贵州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区史编辑委员会1993；广州地方史编辑委员会1995）。农村小队的委员会通常由赤脚医生来领导（Jamison et al 1984）。在运动期间，各种信息传播手段（如报纸，收音机，小册子，墙报，漫画，讲演，小组讨论，戏剧，街道宣传，展览等等）都用来鼓动人们参与到简单的公共卫生行动中，从清扫街道到灭杀钉螺（Wilenski 1976; Sandbach 1977; Schwartz 1977; Sidel and Sidel 1982）。卫生运动的重点在于预防疾病，包括预防注射，环境卫生，消灭传播疾病的昆虫等。　　
　 　
中国传统医学与西医的结合　　
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医是最古老的关于医学知识和实践的学问。在四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中医对于保持中国人民健康以及保证中华民族的生存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随着19世纪末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医的功效和中医大夫们受到严重的挑战。受到西方科学思想和西方显著的先进技术的强烈影响，许多中国人更乐于用西医药，而置传统中医于不顾。西医大夫们、还有社会中其它一些人士批评中医「不科学」，「迷信」，「不可靠」（Croizier 1968; Lee 1981）。同样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传统医学也都受到严重的破坏。很少有国家，在发展全国卫生保健系统中，能够维持传统医学工作者的待遇和地位，或把这些大夫成功有效的整合到正式的国家卫生保健系统中（Wilenski 1976）。在中国也是，新政权承继下来的卫生保健系统是以西医为基础的，中医受到非常厉害的压迫（Chen 1947; Wilenski 1976）。　　
新中国建立之初，只有少量受到西方医学训练的人才，而大多数又都在城市。然而，还有数量在十倍以上的中医大夫们活跃于乡村与城市中（Sidel and Sidel 1973; Wilenski 1976）。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群众，必须要依靠他们的参与。结果，新中国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初就宣布了中西医结合作为新中国卫生医疗系统组织的四大基础指导方针之一（Wilenski 1976; Sidel and Sidel 1982; Guangzhou Local History Editorial Committee 1995）。中医的深入研究，包括针灸和草药治疗方法，得到加强，人们不断发现新的治疗方法。　　
　 　
乡村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新中国的许多公共卫生计划，如爱国卫生运动，在国家建立之初就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行。尽管如此，针对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国家政策直到1965才算真正建立起来（Hu 1976; Wilenski 1977）。在50年代培养的公共卫生工作者都集中的城市里面，兴建的医疗卫生设施也集中在市区中（Heller 1973），同时国家卫生部的资源也大部分用到城市里面（Lyle 1980）。这种情况引起那些关注农村人民需要的国家领导者的不满。到1955年，毛已经开始批评国家卫生部只关注城市医疗，而不管农村的医疗需要（Lampton 1977）。实际上，到60年代中期，还只有20-40%的医生呆在农村，而农村人口当时占到总人口的85%（Hu 1976）。毛的著名的1965年 「6．26」指示开始严厉的批评卫生部的城市偏向，并指出了新的以农村为主体的指导方针。毛的指示说：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 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毛的指示也激发了大量的城市医疗卫生工作者在「下乡」的运动中到乡村去（Qien 1965;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of the Peking Tuberculosis Research Institute 1975; Yuan 1975）。据估计，在一些城市医院，多达1/3的医务人员到农村工作锻炼。这些医务人员——通常是在流动医疗小组中——花费半年到一年时间在农村。他们下乡过程中，提供医疗和疾病预防服务，训练赤脚医生，加强农村的卫生组织，提高其教育程度，同时也在学习农民健康问题过程中接受「再教育」（Sidel 1972b）。这些来自城市的医疗卫生工作者中许多——大约有10万——定居在农村（Maddin 1974；Wu 1975）。毛的指示发出之后，国家开始更加关注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例如，中央政府在文革之后有60%的卫生预算花费在农村。这与1965年之前的20-30%形成鲜明对比（Hu 1980）。　　
　 　
医疗卫生体系的影响　　
上文中提及的市场化改革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虽然在很多的方面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依然存在着问题。比如，即使在毛泽东对偏向城市的公共卫生部门进行批评近十年之后，城市医疗仍然更方便，医疗技术质量水平也更高（Sidel and Sidel 1983）。合作医疗体系财政上的自给自足在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上，给予了公社完全的控制自由，但这样也导致了公社之间水平的不一致。富有的公社一般会得到比较充分的医疗卫生保障，而穷困的公社则条件相对不足（Huang 1988）。同时由于赤脚医生的训练由各地方决定，他们的水平也因此良莠不齐。一些赤脚医生有时会因为尝试超出他们能力的治疗而遭到批评（Hsu 1974; Sidel and Sidel 1983）。另外，在较穷的公社里，由于收入较低，工作又重，赤脚医生的流失率比较高。此外，虽然国家提倡中西医结合，传统医学从业者地位依然低于西医。　　
然而，正如Sidel and Sidel（1983）指出的一样，相对于中国发展出这样一套国际公认、成功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成就，上面提到的问题都是微不足道的。它丢弃传统的西方模式，而发展出一套有创意、适应中国建国后三十年内的实际情况的体制。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有感于这样伟大的成就，在1978年召开的、著名的阿马阿塔（Alma Ata）会议上，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划的模范（Jamision et al. 1984; Yang et al. 1991; Chen et al. 1993; White 1998）。此外，中国独特的医疗卫生体系创建，深刻的影响了其它国家的医疗改革，启发那些改革者们多多发展适合自己的医疗卫生制度，而不是盲目照搬其它国家的制度（Jamison et al. 1984）。　　
1949年之后中国人民在健康状况方面的改善在世界范围内有目共睹：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平均寿命从1949年左右的35岁增加到了80年代早期的70岁。出生婴儿死亡率也从1950年估计的约千分之二百五十减少到1981年的低于千分之五十。1980年，中国的平均寿命高于很多收入水平比中国高的国家。1960到1980年人民平均寿命的增长幅度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其它国家（注九）。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对于中国卫生部分的讨论直接称呼中国的成功为「中国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Jamison et al. 1984）」。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成功并不是人民健康状况快速改善的唯一原因。教育水平增加，食品供应充足及平均分配，供水和卫生设施的改善都对此作出了贡献（Jamison et al. 1984）。的确，中国在卫生与医疗方面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造的其中一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部分。　　
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都是由其政治及经济制度所决定的（Hsu 1977;Albrecht and Tang 1990）。正如很多学者（如，Liang et al. 1973; Vogel 1973; Hsu 1977; Bledon 1979; Parmelee et al. 1982; Sidel and Sidel 1982）指出的，中国在建国后三十余年时间内发展的这种特有的医疗卫生体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基础所决定的。然而，由邓小平领导和决策的市场经济改革彻底的动摇了这些基础，并会随之引发扎根于这一基础上的医疗卫生体制的瓦解。反过来，改革后的医疗卫生体制将会体现出邓小平和其它市场经济改革者所创建的新型社会体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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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bffq

市场改革下的医疗卫生系统　　
70年代末，当邓和他的政权开始市场改革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条件远比1949年好。不过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民依然为许多新老疾病所苦。寄生虫和传染性疾病依然在中国一些地方流行，尤其在乡下。此外，那时中国正经历一个疾病形态的变化时期，诸如癌症、心脏病、中风等等慢性病正取代传染病和地方病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Jamison et al. 1984; Burngarner 1990; Zhang and Chen 1996; Ministry of Health 1997）。　　
然而，中国的改革者从毛时代继承了优良的医疗卫生体系，因此这个疾病形态的变化虽然严重但其实不难应付。这个优良体系包括（1）组织良好的医疗卫生体系，实践也证明它对增进人民健康很有效果；（2）比49年之后的一、二十年还要更充足的医疗卫生人力（注十）。因此似乎理所当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利用已经建成的医疗卫生体系来继续先前的努力，以根除在乡下流行的传染病和地方病。为预防、控制和治疗新出现的慢性病，卫生部门自然应当一方面继续采用已有的方案（例如「预防为主」和群众动员），同时提高医务卫生工作者的水平并发展新的预防、控制慢性病的方案。但是中国的改革者没有沿着这条路走。　　
市场改革的结果是农村公社制度在80年代早期解体，农业生产被去集体化，而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注十一）。市场改革和责任制同样席卷城市。中国将经济决策转交给了个体企业和组织，遵循追逐利润的原则（Meisner 1999）。城乡的市场改革破坏了医疗卫生保健系统的政治、财政、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从而破坏了这个体系。此外，改革者—其中许多人在文革中受害（最典型的就是邓，他在1966－1976两度被驱逐出权力中心）—把文革中发展壮大或普及的所有政策废除，包括医疗卫生保健的创建（Zhu et al. 1989; Chen et al. 1993）。因而改革后，上节所述毛时代的卫生政策和方案迅速被抛弃。改革者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改向，变成个人保健导向的、高科技导向的、医院导向的、资本密集的、商品化的、和偏向城市的西方模式。而这正是建国当初所抛弃的模式（Yang et al. 1991; Smith 1993; Henderson et al. 1994）。　　
　 　
轻忽公共卫生和偏重医疗服务　　
与市场改革一致的，政府规定医疗保健财政必须基于自负盈亏的原则（World Bank 1992）。全中国市场改革产生的经济环境已经不适合于公共卫生的目标了。卫生防疫站不再能从政府获得充足的资金（注十二）进行普遍的监测、建立公共卫生设施、控制疫病或预防注射计划。自负盈亏的一个结果是，卫生防疫站提供可以增加收入但是卫生价值低的服务（注十三），而不再提供没有利润的基本预防服务或公共卫生计划（注十四）（World Bank 1992）。防疫站甚至对预防注射这样的预防性服务和治疗肺结核这样的传染病的服务收费。结果穷人接受这类服务的机会被缩小了（Hsiao 1984; World Bank 1992, 1997; Tang and Gu 1996）。由于每个医疗机构都是财政独立的，卫生防疫站不再有能力请求其它医疗机构的协作（注十五）（World Bank 1992）。　　
许多其它的医疗机构也已经是偏向医疗服务的提供而轻忽公共卫生的预防计划了，因为前者更有利可图（Wegman 1982; World Bank 1992; Cheung 1995; Bloom 1998; Cai et al. 1998; Henderson and Stroup 1998）。卫生部门也增加对医院和治疗的投入，而减少对预防计划的投入。越来越多的卫生经费被用于购买先进的医疗技术，而疾病预防的经费增长却停滞不前（Henderson et al. 1988）。简单说，预防在卫生预算内的优先级非常低（Hu 1987; World Bank 1992）。　　
　 　
合作医疗体系的瓦解　　
合作医疗体系与集体化密切相关（White 1998）。「没有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会有农村的合作医疗，」中国前卫生部长钱信忠坦率地指出（Qien 1993）。伴随农村公社的消失和集体化的瓦解，国家对合作医疗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以及财政上的支持也腐蚀了（Young 1986; Zhu et al. 1989; Chen et al. 1993; Liu et al. 1995）。不顾农民对合作医疗的强烈支持，合作医疗被完全拆除。事实上，一些村庄想维持他们的合作医疗，但却被阻止（Chen et al. 1993）。结果有合作医疗的村庄比例从1976年的超过90%减少到1986年的4.8％（Feng et al. 1995）。在90年代，即使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中央的鼓励，这个比例在1997年也只增长到7%（Tang 1997）。　　
随着合作医疗的瓦解，多数村庄付不起他们的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因而这些医疗工作者只好改行。许多乡村的生产队卫生站卖给个体医生或承包给他们，市场改革前所有的诊所都是集体所有的，但到1990年这个比例就降到只有47％（Feng et al. 1995），乡村的初级医疗保健已经大部分落在私人控制之下（Aldis 1989; Hillier and Zhang 1990）。到90年代末，已经大约有90％的农民自费看病（Aldis 1989; World Bank 1997），在贫困农村医疗和医疗保险的缺乏显得尤为严重（Handerson and Cohan 1982;Gu et al. 1993）。私营者追逐利润，从而忽视预防服务，偏重医疗服务的提供，因为后者更有利可图。农民甚至要为预防注射和妇幼健康等预防性服务付钱（Aldis 1989; Zhu et al. 1989; Chan et al. 1993; Feng et al. 1995）。　　
中国政府警觉到农村——尤其贫困地区——医疗的严重财政问题，开始推行农村医疗预付方案——类似美国的健康维护组织（HMO,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Cretin et al. 1990; Ho 1995; Tang 1997; Bloom and Tang 1999）。然而这个方案是自愿参加的，研究显现，很少有农民为保险方案的价值所动，因而很多人不愿意参加这些风险分担的方案。事实上，一些被推出来的这样的计划已经破产（Tang 1997; Bloom and Tang 1999; Cartin et al. 1999）。这个保险计划在有高利润率的成功企业的乡村或许能实现（Khan et al. 1996），但在贫困地区很难（Gu et al. 1993; Tang 1997）。　　
市场改革对城市的医疗保健也有重大冲击。两个保险系统——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已发生深刻变化。两个保险系统的费用随着改革越来越高，其中因素有通货膨胀、人口老化、医疗高科技的飞速扩张、昂贵药品的滥用等（Liu and Hsiao 1995）。例如，1952-78, 1978-85和1985-97各个时段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1％，8.2％和24.4％（Liu and Hsiao 1995）。成本的增加以及国家向医保系统投入充足资金能力的减弱致使国家采取合理化措施来维持这个系统，包括建立全国性的部分负担政策以及把财政负担分散到城市和企业身上（Bo and Dong 1993; Gu and Liang 1993; Ding 1994; Cai 1995; Grogan 1995; Zhou 1995）。　　
因此，公务员、事业机构职工和国营企业工人不再享有免费医疗服务。还有，上述合理化措施造成城市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医疗可获性的极不平等；贫困城市的公务员及国家职工和低利润或无利润企业的职工需要付出更高比例的部分负担、而却享有较少有给付的医疗项目。更甚的是，当移居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同时合资、集体和私营企业（政府没有要求他们提供医保）的数量也在增长时，城市里没有任何形式医保的人群越来越庞大（Grogan 1995）。　　
　 　
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　　
改革前，公社的工分制度和合作医疗的集体基金支持赤脚医生们完成工作（Cheung 1995）。毫不奇怪的，当公社和合作医疗瓦解后，赤脚医生的数量从1975年的180万降到1982年的140万再到1984年的120万（注十六）（Sidel and Sidel 1983; Zhu et al. 1989; Smith 199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价格的提升使得1978年后农业劳动更加有利可图。因此，许多赤脚医生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干农活而不是卫生工作上，并且好多人到乡镇企业找工作、或忙于经商或者搬到城里找更高收入的工作（Zhu et al. 1989）。　　
邓的改革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重视「专」（专业技能）甚于「红」（政治态度）（Meisner 1999）。改革中，赤脚医生被规定要参加测试，通过鉴定的就成为「乡村医生」。培训时间比改革前更长了——六个月或更多（Zhu et al. 1989）。提升赤脚医生的技术确实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对更高质量医疗服务的要求增强，而盛行的慢性病的治疗也比较复杂。然而现在的训练更多集中在理论上而非实践上，更多在临床和治疗上而非预防上（Sidel and Sidel 1982; Koplan et al. 1985）。许多赤脚医生希望通过鉴定，因为这意味着可以提升名声、带来更高的收入、因而成为国家职工、得到升等或更多的津贴（Chen et al. 1993; Smith 1993; White 1998）。许多乡村医生私营开业，因此是利润导向的。很多报导指出这些现象的存在：开大处方、打不必要的注射剂以及人为的创造医疗需求。结果从业者忽视例如提供预防服务这样的、获利少的工作（Young 1989）。总之，使赤脚医生转变成乡村医生的专业化，以及后来的医疗保健的私有化，已经使赤脚医生制度原有的创新的精髓丢失——事实上它就是为满足农民的需求而设计的一个去专业化的、草根阶层的医疗保健系统。医疗保健重新被专业医疗工作者所控制。　　
　 　
群众运动退出医疗卫生工作　　
卫生事业与群众运动结合的政策已经很明显的从国家卫生工作方针中去除了（请见，如，World Bank 1992; Xu 1995）。在毛时代，公社会通过工分制对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农民予以补贴。现在取消了这种制度，参与卫生运动的农民从数量和参与时间上都明显地下降了（Sleigh et al. 1998）。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都缺乏号召工人农民参与卫生运动的威信。这问题部分源于资金的短缺以及村、镇、县各级卫生单位的不配合。改革之前帮助进行卫生动员的群众组织，包括妇女联合会和共青团，政府都不再支持他们开展卫生运动（Cheung 1995）。多数组织在市场改革后都缩编了，结果他们参与卫生群众运动的能力下降了（注十七）。通过合作提高公共卫生水平的鼓舞人心的氛围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是毛时代群众卫生运动成功的一个组成因素，而这些在改革开放后被竞争观念和「致富光荣」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了（Sidel 1993;Cheung 1995）。　　
　 　
从中西医结合到以西医为主　　

支持传统中医仍然是中国国家卫生方针的一个重要面向（World Bank 1992; Xu 1995）。但相比改革前，很清楚，中医的作用已经不那么显著了，医疗越来越依赖于西医（Zhang 1981; New 1982; Sidel and Sidel 1982; New and Cheung 1984; Zhu et al. 1989）。由于改革的影响，草药种植园现在不如以前普遍了（New 1982）。许多草药店铺关闭了。有关中草药的研究在地方政府的卫生规划里是十分次要的（Zhang 1981）。由于公社的解体，不再有集体基金支持组织群众采集、种植、生产中草药。以云南省西南部的农村为例，在改革开放前，这些农村所用的药品有40％到80％是中药；但是90年代后，80％的药品依赖西药（White 1998）。外国制药公司与当地医院勾结，向中国医药市场出售大量西药。中药的生产相比之下没有竞争力，逐渐失掉他们的市场份额（China Times 1998）。　　

　 　

重点从乡村转移到城市　　
在毛泽东时代，城乡之间在医疗资源和卫生设施方面的不平等下降了，特别是在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指示发表之后。然而，这个趋势在邓的市场改革之后被逆转了（Henderson 1999）。改革之后，国家医疗卫生预算对城市的投入相比对农村的投入大大提高了（Smith 1993; Liu et al. 1995; Hillier and Shen 1996; Bloom 1998）。政府的医疗卫生资源多被用于培训高技能的医疗工作者、建设资本密集型的医疗设备和医院以及购买高价仪器，所有这些都倾向集中于城市地区（Young 1989; Hsiao 1995; Bloom 1998; Liu et al. 1999）。结果，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地区投入的资源一直在减缩中。城乡人均医疗费用的差距从1981年的3倍扩大到90年代的5倍（Hillier and Shen 1996）。农村卫生站也经历了技术人员的严重短缺。甚至，他们几乎没有人指导也没有在职培训（Young 1989; Shi 1993; Liu et al. 1995）。　　
尽管「为工农兵服务」仍然是政府宣传的一部分，但农民、工人不再是国家医疗卫生体系主要考虑的对象。农民必须自己支付绝大部分的健康维护与促进费用。「铁饭碗」政策曾经保障了工人的免费医疗和其它福利，现在则被完全废除了（Leung, 1994; Wong, 1994）。大多数工人不得不支付大部分医疗费用，许多人根本没有保险。而且，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奉行利润至上的政策，毛时代一直认真保障的工人在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措施也恶化了（Chen and Chan, 1999）。既然医疗和福利有显著下滑，那么许多农民和工人感到被政府出卖和抛弃就不奇怪了（Weil, 1996; Hinton, 1990）。　　
　 　
市场改革对医疗保健投入及其状况的影响　　
1978年之后的市场改革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巨大发展。GDP从改革伊始就以高达9％的速度增长（Liu et al. 1999），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调整通货膨胀之后也每年增长6.1％，这个速度至少是美国的三倍（Hsiao and Liu 1996）。然而，经济的增长没有给中国人民的卫生保健和健康状况以相应的改善。尽管共和国医疗支出在1978到1993年间每年以10.9％的速度猛增，这样的投入却并未给大多数人的医疗保健带来改善。全国人口中未加入保险的比例从1981年的29％增加到1993年的79％（World Bank 1997）。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大多数居住在农村。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把卫生资源从农村移到城市的举动更激化了这个矛盾。　　
结果，在医疗的可获性和健康状况方面，城乡间的差距逐渐拉大（Shi 1993; Liu et al. 1995; Bloom 1998）。而且，两大健康保险系统——公保和劳保，虽然仅仅覆盖了中国人口的15％，他们却占了医疗卫生经费的2/3（World Bank 1997）。城乡间的医疗卫生投入的差距愈演愈烈。在最近一次关于贫困县的调查中，发现30％的村子没有医生；28％的农民因为付不起钱不去看病；25％不得不借钱，6％不得不卖掉财产以支付就医费用（Hsiao and Liu 1996）。另一项在1994年进行的调查表明59％的农村病人拒绝住院，因为他们没有支付能力，而城市病人则有40％是这样（Liu et al. 1999）。另外，约30－50％的贫困农民是因为看病花钱而致贫（Hsiao 1995; Liu et al. 1999）。农村和城市里面不同阶层之间的医疗可获性的差距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了（World Bank 1992; Grogan 1995; Hsiao 1995; Bloom 1998; Liu et al. 1999）。　　
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后健康状况的变化比较复杂。总体的健康状况是提高了，但是步伐比毛时代大大减缓了。传染病的发生率减低了，而慢性病发生率则增高了（Liu et al. 1999）。最近的一个研究调查表明，从1975到1992年，2到5岁的儿童身高增长了，但是身高的增长在城乡之间并不相等（Shen et al. 1996）。其它健康状况指标事实上是令人担忧的。尽管经济增速很快，婴儿死亡率在80年代早期就停止下降了（World Bank 1997; Liu et al. 1999）。5岁以下孩童死亡率——一个表征国家健康状况的可靠指标——的下降在1980年代中期就停滞了。这让人忧虑，因为在相似经济增速的国家他们的5岁以下孩童死亡率不会像中国这样停滞的。一些地区曾出现过意想不到的传染病爆发（Zhang 1985; Zhu et al. 1989; Liu et al. 1995; Hillier and Shen 1996; World Bank 1997）。平均寿命几乎没有改变，从1982年的68岁到1993年的69岁（Hsiao and Liu 1996）。　　
在几乎每个健康指标上，城市人口都比农村要好，而且差距显著增大了（Bloom 1998; Liu et al. 1999）。举例来说，城市婴儿死亡率自从1980年代早期一直稳步下降，而农村则在90年代婴儿死亡率却增加了。事实上，对中国的30个贫困县的一个调查发现令人难过的倾向：婴儿死亡率从70年代的50‰上升到80年代末的72‰（Liu et al. 1999）。当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在扩大时（Hinton 1999; Weil 1996; Meisner 1999），两个地区内部的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健康差距也恶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寓意　　
市场改革前后中国医疗卫生系统的大逆转，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表明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大变迁对医疗卫生系统的影响有多重大。大多数有关中国医疗卫生系统及其改革的研究，都赞扬改革前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计划的设计和有效执行以及当时中国人民健康的改善，而对这样的体系在改革开放后遭到瓦解感到遗憾。一些研究者警告中国选择西方医疗模式所潜在的问题，那就是，发展医疗和第三级保健而牺牲公共卫生以及初级和次级保健；把重点放在城市医疗却牺牲乡村卫生保健；不断增加的城乡之间以及不同收入族群之间的健康不平等；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还有像那些按照市场模式、采用西方模式运行医疗卫生系统的工业化国家所面临的其它种种问题，等等。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卫生保健的三个主要研究报告的作者（Jamison et al. 1984; World Bank 1992; World Bank 1997）就是这种既赞赏中国之前的卫生保健成就又对卫生保健改革发出警告的典型（注十八）。这些作者告诫中国不要追随西方的、主要依赖医疗与高科技的医学模式（注十九），不要让市场的力量控制卫生保健的供给（注二十）。确实，可能是因了世界银行的建议，或者害怕因为卫生保健的恶化使自己失掉统治的合法性——真正原因还有待考察——从1994年起，中国政府重新发动并鼓励农村合作医疗系统的建设（Bloom and Tang 1999; Carrin et al. 1999）。　　
中国重建在改革之前发展出来的成功的医疗卫生体系是否可能呢？不太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在市场改革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大逆转，如前面述及的，破坏了先前的医疗卫生体系的基础。第二，中国得以建立自己的独特的医疗卫生系统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毛的独立自主的政策所产生的强烈的民族自信。它渗入到人们的意识中，使他们认为中国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铸造一个独特的未来。然而，对比鲜明的是，改革之后，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再次抬头，因而削弱了民族自信心（Meisner 1999）。在卫生保健系统，中国终结了严格的独立自主的科技政策，改革刚开始不久就从西方引进医疗技术。此外，在医务工作者间和政府部门里弥漫着对西方医疗模式的崇拜（Blendon 1981; Sidel and Sidel 1983）。而且，中国将很快加入世贸组织（译者注：已在2003年加入），因而更紧密地纳入世界体系中去，这使得中国更加容易受西方影响的冲击。第三，「为人民服务」和为集体利益努力是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准则，而市场的竞争价值观却主导了改革后的社会。第四，改革后的卫生保健系统已经在不同地域和阶层间制造了巨大的差异，产生了国内外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并且还不断的从改革后的新体制中榨取利润。基于上面四大因素的分析，这篇论文不得不引出一个悲观的结论：没有另一场社会革命，重建先前毛时代发展出来的医疗卫生体系是不可能的。因此，现有的改革了的、西方模式导向的道路会继续下去，并决定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　　
　 　
致谢　　
我要感谢芝加哥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给予我研究员的资格使我能够利用学校的图书馆资源，还要感谢韩丁给我提出有益的评论意见，以及斯特芬．丹尼尔．罗森博格为我提供的编辑帮助和我的研究助理郑萍萍提供的杂务方面的帮助。　　
　 　
　 　
注释　　

　 　

注一：大多数战士是来自乡下的农民。　　
注二：麻雀开始被定为四害之一。不过，当人们发现消灭麻雀所带来的生态问题后，便用臭虫取代麻雀作为四害之一（Horn 1969）。　　
注三：公社是中国农村基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人口通常在1万到6万人。公社兴起于五十年代后期、土地改革结束后发起的集体化运动中。公社所辖的最小分支是生产队，通常由居住在一起的数百社员所组成。几个生产队结合成一个大队，通常对社员的健康和其它集体事务负有更广泛的职责。一个公社通常包括10到30个生产队。公社是农村最基层的正式国家权力机构，它对社员的教育、福利、健康等集体事务负责。公社之上是县和省级的权力机关（Sidel and Sidel 1982）。　　
注四：例如，浙江省的一个公社因为大病比以往减少以及中草药种植和应用得到普遍的提高，每年每人的合作医疗入会费从1972年的1元（当时等于0.45美元）减少到1973年的0.35元（Hu 1976）。　　
注五：「赤脚」这个说法反映了这些医务人员的主要身份是农民。不过通常--尤其当他们从事医疗工作时--是穿鞋的（Sidel and Sidel 1982）。　　
注六：大跃进是1958至1960年在中国开展的一场意识形态上和经济上的运动。其意识形态基础是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经济目标是促进农村地区的工业化，从而解决城市失业和农村不充分就业的潜在问题（Meisner 1999）。　　
注七：例如在福建的一个生产队，一个赤脚医生在她16年的医疗实践中所接受的妇科、内科、外科、免疫学和中医方面的继续教育累积起来超过了4年（Huang 1988）。　　
注八：在西方的医疗体系下，从事医疗的人是专业化的：只有那些受过长期的专业教育并得到执照或从业许可的人才被法律允许提供医疗服务。　　
注九：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均寿命从1960年到1980年提高了27岁，而同期低收入国家提高约为15岁，中等收入国家为9岁，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为4岁（Jamison et al. 1984）。　　
注十：例如，到1980年代，牙医除外的中国医务人员（包括西医、医生助理、中医和护士）占人口的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Jamison et al. 1984），这是1949年后该比例不断增长的结果（Sidel and Sidel 1982）。　　
注十一：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农户交够国家规定的定量之后，可以在自由市场高价出售剩余的农产品获取利润（Weil 1996）。　　
注十二：例如，国家为流行病防疫工作所提供的经费从1978年占GDP的0.11%下降到了1993年的0.04%（World Bank，1997）。　　
注十三：例如，卫生防疫中心为增加收入，长期兼而从事为工厂测试水质、为企业验证食物和化妆品的卫生，以及为厂矿职工进行收费的体检等（World Bank，1992）。更严重的是，199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通过对疾病预防服务的收费和其它的、如实验测试和收费体检等专门服务实现的收入占到县级卫生防疫站预算的56％，更占到了县级妇幼保健中心预算的67%（Bloom 1998）。　　
注十四：例如，环境卫生项目被忽视（World Bank 1992）。以血吸虫防治工作为例，报导表明因为公共卫生项目被忽略，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钉螺的栖息地便不断增长、重灾区扩散范围极广（World Bank 1992）。　　
注十五：在毛时代，来自生产大队卫生站和公社卫生所的赤脚医生和其它卫生工作者是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主力。但他们在市场改革时期，成为分散的独立的医疗从业者，这就使得传染病防疫站不再有能力组织他们投身于公共卫生计划中。　　
注十六：赤脚医生的数量在不同的文献中略有差别。例如杨的研究（Young 1986）指出1975年有近160万，1986年有近128万，这一资料就与其它研究不同。但无可争议的是所有的研究都指出了人数下降的普遍趋势。　　
注十七：慢性疾病部分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如吸烟、过量食盐摄入、动物脂肪占饮食比重增加等）。因为这些不健康习惯在中国很普遍，通过个人途径的来促进健康行为是无效的。更有效的途径是群众动员、这一市场改革前广泛使用的老策略。工作场所和环境的污染将同样导致癌症、呼吸道疾病这样的慢性病。提高大众群众对这些问题的警惕性并通过广泛参与解决问题，群众动员同样是很有效的途径。　　
注十八：世界银行报告的作者们呈现显著的例子，特别是因其在关于中国卫生保健的三篇报告中警告中国私有化、市场化会给卫生保健带来的难题。世界银行的这个立场是不寻常的，因为这与世界银行长期以来在拉美和其它国家推进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系统的私有化的立场是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关于世界银行推进私有化的情况可参考Danaher （1994）Paul and Paul（1995））。　　
注十九：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西方医疗模式偏重治疗（而不是预防）、对慢性病依赖高科技手段，效率低下。　　
注二十：世界银行的报告（World Bank，1992）警告说，如果中国继续现行的论量计酬医疗系统，并让市场主导医疗系统，那么医疗费用无法控制的飞涨、医疗保健极端不平等这样的灾难性的状况很有可能发生。　　

（因篇幅所限，未刊登书目，有兴趣者请参阅原文。）

关键字： 六二六指示 医疗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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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前30年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培养模式探究

作者：李德成 　　 　　 期号：2010年第2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着手在农村构建一种有  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依靠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有计划地培养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到80年代初，在全国农村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医疗卫生体系模式。                                                               一、新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创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道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奇迹，其中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行和推广，农村基层卫生人员的广泛培养，被一些国外专家赞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为缓解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提高农村居民对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改善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做出了卓越成绩，因而受到广泛的赞扬。这一“中国模式”是在一个百废待兴、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度里创建的，是通过短时间、大范围、低费用、高效率地培训出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从而解决了广袤区域内巨大人口所需的基本医疗服务问题，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独一无二，因而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   ［1］ ，并被誉为成功的“卫生革命”。 ［2］ 这种模式的创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不断推进制度与政策创新、为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下，国家获得了非同寻常的适应能力。                 1949年，新中国所面临的是一个经济萧条、社会危机重重、科学文化卫生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局面。民众中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流行而卫生资源却十分匮乏，当时，全国中西医药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只有505040人，卫生技术人员仅占总人口的0.92‰。全国仅有医院2600所，病床80000张（平均每千人口0.15张），占全国人口85%以上的农村仅有病床20133张。据1947年统计，全国县医院只有1437所，且都非常简陋，每所医院平均只有十余张病床，医疗设备甚少，至于村、镇的卫生医疗机构更是屈指可数。与此同时，药品供应严重不足，绝大部分化学药品不能自制，连最简单的医疗器械也要依靠进口。   ［3］   有限的卫生  资源远远满足不了广大劳动人民防病治病的需要。在广大农村地区除有少数中医郎中外，医务人员更是非常稀缺。即便是乡村的中医郎中也主要集中在圩镇或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在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的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更是非常突出，迫切需要建立基层医疗机构。           面对这一状况，新中国必须发展覆盖全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以有效解决人民迫在眉睫的缺医少药问题。但是，发展什么样的医疗卫生体系才能有效解决地广人多、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卫生问题呢?新中国选择了异于西方的医疗模式，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重大革新性的公共卫生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是依靠经很短时间培训出来的较低技能的医护工作者，发展劳力密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医疗技术，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集中精力实施公共卫生计划而不是单纯关注个体健康。在这一卫生思想指导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依靠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有计划地培养农村基层卫生人员，构建出一种全新的卫生体系，使农村基层医务人员与上一级医务人员以及城市里更高级的医务人员联系起来，使其医疗技术得到不断提高。                                                       二、合作医疗普及前农村卫生人员的培养模式           新中国刚成立，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疾病泛滥的问题，适时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国家首先结合疾病预防工作，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并派遣卫生人员到各地调查传染病情况和制定疾病预防计划。在预防计划实施之前，首先必须建立农村医疗卫生体系。而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医疗卫生体系就必须发展卫生人员，以充实扩大了的基层卫生保健机构。于是中央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计划在农村培养基层卫生人员，以缓解卫生资源缺乏的压力。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具体实施办法（草案）》，指出:“根据1951年工作计划为逐渐建立和发展基层卫生组织之目的，必须培养大量基层卫生人员”，并将基层卫生人员分为:卫生员、妇幼保健员（助产助理员）、护士助理员三种。提出卫生员应从“工农子弟、小学教师（包括乡村小学教师及民校学生）中选拔，男女不限”;“妇幼保健员、护士助理员以乡村旧式产婆、高小毕业的女生、工厂女工、农村妇女及小学教师为对象”。对他们进行“短期训练，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训练方法为“卫生员由区级卫生所负责训练（如该所未成立时得由县卫生院代为训练）;妇幼保健员、护士助理员由县卫生  院负责训练”。 ［4］   同时规定了卫生人员训练班课程表，护士助理员、妇幼保健员培训期为半年，卫生员培训时间为8周。           50年代初，各地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精神，因地制宜，采用短、平、快的培训方式，培养了第一批农村基层卫生人员。这一阶段的培训工作主要是由各地卫生机构选拔农村青年进行就地培训。以浙江省嵊县为例，该县从1954年11月29日至1955年1月16日，在溪北乡官地村试办农村保健员培训班。训练内容为防疫、急救、妇幼卫生等，共培训26人。1955年2月上旬又在城关、崇仁两个点进行了为期5天的培训，共培训农村保健员1100名。培训课程为血吸虫病、外伤急救、防疫常识、妇幼卫生。同年11月又分两次培训保健员203人. ① 随着农村卫生工作的推进，国家相继在农村建立了基层卫生组织机构，到1958年，各县基本上都建立了县医院;1958年后，又建立了公社卫生院，农村卫生资源匮乏的局面得到了改善。 1959年4月15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加强人民公社卫生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要在农村大力培训“四员”，即卫生员、保育员、炊事员和接生员，并指出:“卫生员、保育员、接生员的选择应贯彻青壮老相结合的原则”。 ［4］（pp.9～10）  在农村医疗预防保健体系逐步建立的情况下，  为了加强对农村医疗机构的管理和对农村卫生人员的培训工作，1962年卫生部下发了《卫生部关于改进医院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要求“县医院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农村卫 生医疗机构进行业务技术指导”。  ［4］（p.265）    1965年，卫生部医学教育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卫生  厅局和41所高等医学院校下发了《关于继续加强农村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接生员训练工作  的意见》，提出:“从1965年起，在3～5年内，争取做到每个生产大队都有接生员，每个生产队都有卫生员”。培训卫生员要达到:第一，能识别20～30种当地常见疾病，能处理农村生产生活中常见的小伤小病，并会简易急救，能使用常用药品，掌握简易的针灸治疗方法;第  二，掌握消灭“四害”和水、粪卫生管理方法，具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进行一般卫生宣传 的知识;第三，能进行疫情报告和传染病的简易预防工作（如预防注射等）。对接生员的训练  要求是:能进行新法接生、产前检查、产妇和新生儿的简易护理;能进行计划生育的宣传工  作;能安放子宫托和指导放置阴道隔膜。   ［5］   这一文件具体详细，对农村卫生人员的培养具有很  好的指导作用。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指示发出后，各地加大了对农村不脱产卫生人员的培训力度。如浙江舟山专区4个县采取集中培训和下生产队辅导相结合的方法，到1966年共培训不脱产卫生员1331人，此后还不断进行补训和复训，并且以需要什么学什么的原则进行培训。 ［6］  9月，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再次强调要“大力为农村培养医药卫生人员。争取在五到十年内，为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培养质量好的不脱产的卫生人员，为公社卫生机构一般配备四到五名质量较好的医生”，并对农村卫生人员的性质、任务、培训方式作出了规定和要求:“不脱产卫生人员，在生产队是卫生员，在生产大队一般是半农半医。卫生员要求会针灸、会治常见的小伤小病，会做一些预防和急救工作。半农半医要求能处理最常见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并指导卫生员的工作”。培训方式“可以由下乡医疗队和当地卫生机构培训，也可采取在农业中学办卫生班等其他形式。生产大队半农半医可采取农闲训练、农忙归队、学了就做、做了再学的办法，连训二、三年结业”。“对所有卫生人员的选拔和培训，都必须注重政治思想条件，抓紧政治思想教育”。 ［4］（pp.29～30）   根据这一报告精神，1966年全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农村卫生员培训。             60年代中期后，随着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和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初步建成，农村卫生员培训开始分层。一是农村生产队卫生员培训，二是生产大队保健员培训。保健员是从以往卫生员中卫生工作做得好的人员中选拔出来的，再进行培训，让他们掌握几种乃至十几种农村常见病和急救处理的知识和技能，然后担负起本大队的全面卫生工作，主要承担治疗一些较大的常见病和传染病以及急救处理和转院工作;定期到公社卫生院或县医院汇报本大队卫生工作情况并接受指导、培训。  为了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流行，从1960年开始，卫生部门把农村卫生人员组织起来，为农村居民进行大规模的预防接种，使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   ［7］            为了加强这项工作，1965年1月，卫生部下发了《关于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队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巡回医疗队的任务一是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巡回医疗，为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治疗疾病;二是为生产队培养不脱产的卫生员和接生员，并加强对基层卫生组织的技术指导和技术训练。   ［4］（p.620）    2月，  卫生部又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的通知》，再次强调:“培训与巩固农村不脱产卫生员，是城市巡回医疗队下农村中的一项中心任务。”卫生部要求各巡回医疗队在巡回医疗期间，利用技术优势，加强对农村卫生人员的选拔和培训。这样，卫生部门组织  的城市医疗队下农村为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时，也就地选择一些青年农民进行短期培  训。   ［4］（p.627）   以“杭州市第二批医疗队二队”的培训工作为例，该医疗队在当地公社和大队的协 助下，选拔了一批18岁左右的贫下中农子弟，对他们进行短期培训。培训内容有生理解剖、病理知识、常见疾病与药物、防疫卫生、外伤处理、战地急救、针灸、简易护理操作、计划生育等，上课时间为20天，之后进行实习，每期培训时间共两个月。他们在下乡巡回医疗的5个月当中，共为4个公社1个镇培训卫生员165名。   ［8］   而另一个培训医疗队———浙江农村卫生建设“试点工作队”对半农半医人员的培训内容有:人体结构生理、微生物、常用药物、医  疗技术、农村卫生（包括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管理）、外科、针灸、五官、皮肤病、妇婴卫生和  计划生育、外伤急救等共11门课程。学员还初步学习了68种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和15种诊  疗技术，较熟练地掌握60多种针灸穴位、70多种西药和57种民间草药的应用，并在以水管、  粪改为中心的防治工作中进行实践锻炼。   ［9］   可以说，这一阶段对农村卫生员的选拔既重阶级成  分，更重文化基础知识，培训的内容则较深、较全面。这种“全科医生”的培养模式对卫生  员的成长很有益处，这一时期培养的卫生员中有很多人在合作医疗时期转变成了“赤脚医  生”。                                                           三、合作医疗普及后农村赤脚医生的培训模式             对于农村卫生人员的培养，卫生部原定5～10年的时间达到一定的规模。这就是说，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让他们多掌握一些医学知识，这样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但是毛泽东针对当时农民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和国家卫生资源有限的矛盾，决定加大培养力度，只要他们能治疗一些小伤小病、能缓解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采取补救的办法，在当地进行培训，并在实践中提高。他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中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把医疗卫生的  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5］（p.18） 这一指示一方面较客观地指出了当时的医学教育不适应农村医疗卫生发展的弊端，对以后的医疗卫生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农村医疗卫生体制变更的一个转折点;另一方面，也对当时卫生系统的干部和广大的医务工作者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此后，大量的城镇医务工作者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给整个医疗卫生工作带来了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0年第2期   很大的负面影响。               随着毛泽东“6·26”指示的发表，特别是1968年《红旗》杂志刊登了上海市郊江镇公社赤脚医生调查报告后，农村卫生人员的培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该报告认为:医学教育必须改革，再不能用西医方式培训医生;医学院校应该从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中招生，培训工作要在1～3年解决农村卫生服务的需求;在普及医疗服务的基础上提高服务质量，让人人都能得到医疗保健而不仅仅是城市居民。各地赤脚医生的培训应采取更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10］   此后，农村卫生人员的培养规模加大，速度加快，农村卫生人员的称呼也改为“赤脚医生”。           自从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长阳土家自治县乐园公社贫下中农创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和体会后，合作医疗开始普遍推广，全国大部分生产大队都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全国性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基本建成。赤脚医生作为最基层的医务人员，其选拔、管理、 培训等都纳入了合作医疗体系之中。           合作医疗兴起后，各地为了解决农村卫生人员不足的问题，加大了对赤脚医生培养的规模和速度。以江西省为例，江西省革委会为了贯彻中央的精神，在1969年初下发了《关于大力培训“赤脚医生”的决定》，要求“在两年内大力培训赤脚医生15万名，建立农村卫生网，彻底改变全省农村卫生面貌”，并提出了培养计划:“1969年培训6万～8万名，每个生产大队有6～7名赤脚医生，组成医疗服务组，建立农村卫生网，全面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培训的重点虽仍放在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预防和治疗上，但思想政治教育被置于重要地位。决定还规定:“教学内容要因地制宜，少而精，要中西医结合，土洋结合、以土  为主;要医疗、预防、制药采药三结合;赤脚医生要学会建立卫生村的卫生知识，要掌握 ‘三管"（管水、管粪、管食堂）、‘四灭"（灭蚊、蝇、老鼠、钉螺）的知识，要掌握一般的节育技术，掌握接生技术。要掌握当地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血吸虫病的防治技术。赤脚医生要掌握针灸、草医、草药、土方、土法。赤脚医生应该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成为创立我国新医药学的一支骨干力量”。培训主要采取就地培训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式，培训时间也大为缩短。“赤脚医生主要在基层培训，可以集中在公社或大队开办抗大式的训练班，也可以个别带教，集中培训每期三个月左右，应抓紧在农闲季节进行。”   ［11］   在决定的指导下，江西省  进行了大范围的赤脚医生培训工作，到1975年底，全省生产队有不脱产卫生员67679人，有接生员28842人。   ［12］   各级党组织和卫生部门都十分重视对赤脚医生的培养和教育，做到政治上有人管，业务上有人抓。经常组织赤脚医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忆苦思甜;进行党的基本  路线教育，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团员。在业务上，采取办赤脚医生大学，上卫校、短训班，同医  务人员上下轮换，医疗队传、帮、带和例会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赤脚医生的政治思想和业务  水平。   ［13］                当时全国各地对赤脚医生的选拔条件和要求大致相同，都要求出身好，热爱农村，愿意全  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培训方式也基本上是就地培训，即采取一段时间的集训后，再分期复训和轮训。                随着合作医疗的发展，各地不断积累培训经验并探寻新的培训方法，有的举办“社来社  去”赤脚医生大学班，有的搞赤脚医生函授班。如“北京第二医院同郊区县和有关医院合作， 在农村相继办了四个‘社来社去"赤脚医生大学班。四个班共招收有三至五年以上实践经验的赤脚医生205人。教员由第二医院、友谊医院、工农兵医院、宣武医院、朝阳医院的基础教师和临床医生担任”。   ［14］   学员毕业后全部回到大队当赤脚医生。又如“江西省宜春地区1973年创办了赤脚医生大学（招收150名学员）;江西省中医学院1974年恢复中医函授，第一期招  收赤脚医生4000多名，第二期招收赤脚医生6000多”。   ［15］   对赤脚医生的培训工作一直持续到 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0年3月，卫生部下发了《关于搞好三分之一左右县的卫生事业整顿建设的意见》，要求:“大队合作医疗站（卫生所）要有经过系统培训，达到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并保持相对稳定。”各地要“以现有的医疗卫生机构为实习基地，按照教学大纲，系统地培训赤脚医生和举办在职的初、中级卫生医务人员进修班”，使“赤脚医生要能用中西药两法防治当地的常见病，能做一般的外伤清创缝合，急救处理，对‘两管五改"、计划  生育和妇幼卫生等进行一般的技术指导。女赤脚医生要会新法接生”。   ［4］（pp.302～304）   通过对赤脚医  生广泛而持续的培训，全国在短期内造就了一支百万人的“赤脚大军”队伍。在合作医疗发  展鼎盛时期，全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人数达500多万，其中赤脚医生180万名、卫生员  350万名，还有接生员70多万名。这支队伍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拥有的卫生人员总  量（220万名卫技人员）。   ［5］（p.20）   到1985年，鉴于赤脚医生的数量膨胀而质量不高，且在培训、  使用和考核方面缺乏规范，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赤脚医生名称。赤脚医生经过考试，合格的并  入乡村医生，不合格的成为卫生员。                20世纪80年代前，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农村基层卫生人员的培养活动，  造就了一支扎根农村、献身农村卫生事业的医疗卫生“大军”。当时对赤脚医生的培养工作有其独特的特点，打破了传统的西医主宰模式。其特点为:对赤脚医生的培训重点放在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上，并且极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也可以说是医德教育）;在培训中考虑到西医治病花钱多、医疗设备要求高等农村卫生所无法承受的现实情况，重视和推广中医知识和治疗方法，特别是针灸被广泛传授给赤脚医生，并根据当地中草药的资源情况，培训学员如何采、种、制中草药。在师资方面，有北京或省城来的巡回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有地区医院的医务人员，还有县医院和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但主要还是依靠县医院和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因为他们有大量的农村卫生工作的实践经验。这就使得培训工作与农村卫生需求紧密结合，培训目标有的放矢。另外，学制不长，并将初训、复训、轮训相结合，使赤脚医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成长和提高。总之，在合作医疗体系下逐渐形成了一套大规模、有计划、自成一体且行之有效的农村赤脚医生培训机制。                                                        四、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培养模式的启示               在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培养模式的运作下，农村的基层卫生人员在短时间内被大规模地培养出来，有力地缓解了长期以来缺医少药的窘困局面，极大地改善了居民健康状况，其经验对当今新农村建设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仍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这种培养模式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在当时是最为可行的选择。中国农村地域广袤、 人口众多且发展极不平衡。刚成立的新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居民健康状况极差而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的状况。这就要求必须寻找一种既廉价又迅速的发展模式来培养农村基层卫生人员，以应对农村地区迫切需求的防病治病的现状，弥补国家难以实现医疗保健服务整体覆盖的缺陷。前述培养模式突破了空间与人群的约束，使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最大范围地覆盖到中国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为全面实现农村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提供了一种合理选择。              其次，这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农村卫生人员能够扎根农村，成为“不走的医疗卫生队 伍”，安心在农村为农民服务。当时选拔的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大多是从村庄社区中产生的，他们又回到乡村社区进行生产和服务，服务的对象也是早已熟稔的亲朋好友、乡村父老，一种细  密编织的乡情、亲情使他们在进行医疗卫生服务中多了许多责任和道义，医患关系也较为融  洽。同时，户籍身份和较低的起点又决定了他们施展才华的基本空间和舞台。因而，这是一支  “根”扎在乡村的队伍，稳定性相当强。            再次，这种模式大大降低了培训成本。农村基层卫生人员采用就地培训的方式，培训的时间不长，以初训、复训、轮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提倡在实践中学习，这就大大降低了培训成本，使赤脚医生成为一支廉价且容易供养的医疗卫生队伍，适应了农村社会的发展状况。赤脚医生的报酬只略高于一般劳动力（最高也只是大队干部的水平），不仅使合作医疗体系完全可以支撑，而且其支付方式也乡村化了，不是按期的现金支付，而是与其他社员一样都在年终分口粮、算工钱。这一切都在乡村自身的逻辑中行进，与乡村剩余少、现金缺乏的基本情况相  契合。              第四，这种培养模式使医疗卫生服务在城乡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农村基层卫生人员不仅与省城、地市和县、公社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关系更为密切，而且通过这座桥梁，把大城市已经广泛应用的现代医学传到农村来。对此，被学术界誉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的陈志潜着深切的体会:“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生是非常需要的。许多经验表明，由有奉献精神的行政人员和即使只经过很少训练的村级水平的人员所组成的卫生实施系统，也确实能把科学医学知识 的好处带给村民。”   ［7］（pp.6～7）                第五，这种模式是对国家卫生体制的伟大创新，为广大农村居民的卫生保健服务提供了强  有力的组织系统。这一系统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在一个国家，如果不可能做到每一个小镇或村庄都有高级医师，那么在大多数的居民团体甚至在许多贫穷和边远地区步行距离内有一个或更多的中级卫生人员则是可能做到的。这种模式只是在已存在的政治—经济—行政组织机构中增加了卫生保健服务系统。对于中国的这一经验，许多外国朋友给予了高度评价。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塔哈达博士说:“我所看到的像中国这样的真正的初级卫生保健不多。中国这套经验非常丰富，对发展中国家有参考意义，因为经过多年实践，证明是确实行之有效的办法。”国际农村医学会主席约·坦尼教授也说:“中国在推进社会大卫生、实施初级卫生保健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中国的经验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用，对发  达国家也有参考价值。”   ［16］              最后，这一模式明显有别于西方医疗模式。一是农村基层卫生人员的低起点、大规模培养，促进了医疗服务人员的去专业化，对传统的西医教育进行了革命性改造。西医专业通常排斥培训那些较低技能的医疗人员从事简单医疗工作、治疗常见疾病，因为他们认为这会降低其专业水平。而中国模式打破了这种专业排斥行为。二是这种模式培养的卫生人员同病人有着同样的地位和相似的生活环境，比那些来自其他地方技术高超的医师有更强烈的为本阶级成员奉献一生的愿望。此外，半农半医的工作方式缩小了医护工作中的脑体差距，阻止了脱离群众的精英医师的出现，而在西方模式中，这种精英医师大量存在，且社会地位高于普通人。三是赤脚医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谁有什么病症、什么季节会复发了如指掌，确实更了解病人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四是为数众多的农村基层卫生人员，经过短期培训可以满足农村地区紧迫的卫生医疗事业需要;赤脚医生的推行不仅仅让医疗服务普及化，也让卫生知识普及化，使医疗工作不再成为专职医疗工作者的特权。            总体上讲，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培训出大量的农村卫生人员，使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最大化，对昂贵的医疗高科技或高技能医疗人员的依赖最小化。这一政策的实行效果使得新中国可以从容地面对农村专业医疗人员严重短缺形成的挑战，也显示了新中国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中使医疗制度创造性转换的一种伟大雄心。正如列文森所言: “他们关注的目标不是要为中国寻找一个西方模式，而是要为长期受到西方剥削的各国建立一个中国模式。他们想从这里（中国历史）求得解决他们本身问题的钥匙。”   ［17］                                                                                           ［参引文献］    ［1］陈佳贵:《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2］世界银行:《中国:卫生模式转变中的长远问题与对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3］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62页。   ［4］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编《农村卫生文件汇编（1951～2000）》，第247～248页。 ［5］张开宁主编《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6］《浙江省舟山专员公署卫生局关于保健员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1966年5月30日）》，浙江省档案馆J165-   16-81。   ［7］陈志潜:《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8］杭州市第二批医疗队二队:《培训不脱产卫生员工作小结（1965年10月19日）》，浙江省档案馆J165-  15-78。   ［9］浙江省农村卫生建设试点工作队:《半农半医第一阶段教学工作初步体会（1966年5月21日）》，浙江省  档案馆J165-16-47。   ［10］《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红旗》1968年第3期。   ［11］江西省革委会:《关于大力培训赤脚医生的决定》，江西省档案馆X032-2-059。   ［12］《1975年全省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进展情况》，江西省卫生局编《工作简报》第2期，江西省档案馆  X111-1976永-005。 ［13］《在斗争中农村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不断发展壮大》，江西省卫生局编《工作简报》，1976年6月14日，  江西省档案馆X111-1976永-005。   ［14］《卫生部〈卫生革命简报〉中介绍的各地卫生革命经验摘编》，江西省卫生局编《卫生工作简报》第4  期，1976年3月25日，江西省档案馆X111-1976永-005。   ［15］《我省在合作医疗发展中对中草药利用的情况介绍（1976年）》，江西省档案馆X111-1976永-008。   ［16］张自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大卫生观》，《中国初级卫生保健》1994年第1期。   ［17］〔美〕列文森著，郑大华、任替译《儒教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

                                                                                                (http://www.iccs.cn/detail_infom.aspx?sid=1561)

关键字： 新中国 农村 合作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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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群众纪念毛主席“六二六”光辉指示45周年

发布: 2010-7-04 08:54 | 作者: 新德

隆重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

光辉指示发表45周年“座谈会”记实

巍  龙

        在喜迎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89周年的“七.一”即将到来之际，6月26日下午2时，家住重庆主城区的原“重庆毛泽东思想学会”的一部分新老同志主动放弃休息，自发地同受邀请的大学生青年朋友们欢聚在一起，以一个别开生面的“座谈会”形式，隆重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光辉指示发表45周年。        首先，大家共同学习了《毛泽东选集》第六卷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发表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隨后，大家围绕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进行了不拘形式的畅谈发言。        抢先发言的是一位由技术工人苦练成为机械工程师的老同志，他激动不已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光辉指示，时隔今天虽然已整整45周年了，但他老人家“指示”中的“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的话语，仍让人感到不但无比亲切，而且是一针见血！无论任何时候，毛主席都是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回顾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虽然我们城市里的干部和工人，甚至包括其家属子女都是享受公费医疗，但广大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农民兄弟由于交通的不便和经济暂还处落后状况的多种因素，因此，缺医少药的现像仍然普遍存在。电影《春苗》中所揭示出的，也仅是当时无数山区农村的一个缩影。《六.二六》光辉指示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心系人民，高瞻远瞩，通过调查研究，给广大农民兄弟发出的福音！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六.二六》光辉指示的阳光照耀下，全国各地的农村合作医疗卫生院、卫生所，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迅速建立起来。经过短期培训后的“赤脚”医生们，都深怀一颗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的赤诚之心，翻山越岭，走村窜戸，为广大贫下中农送医、送药、送温暖。同时，还从降低医药成本的角度，大量开发中草药，充分地有效控制了药价，立竿见影地为广大农村及时解决了缺医少药的急难，使广大农民兄弟真正尝试到了“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公社，大病才到县”的甜头。从而使我们看到了由于毛主席《六.二六》光辉指示的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医疗卫生亊业在整个中华神州大地上，可说是发生了一次质的转变和飞跃！       但好景却不长，自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致使人民的地位权利，逐步丧失，什么“房改”、“教改”、“医改”等等，凡与人民衣食住行、切身利益相关的都通通进行了所谓全面改革，完全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宗旨和基本原则。正如老百姓所言：“房改”把全家腰包掏空，“教改”将父母逼疯，“医改”让人提前送终。        仅就“医改”而言，试看当今大大小小的医院、诊所、药店，哪里还有丁点儿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气息？所凸显出的都是一些严重违反伟大领袖毛主席“六.二六”光辉指示的“拜金主义”、“精英主义”、“实用主义”，既肮脏又龌龊，污秽不堪，劣迹昭彰，让人不可理喻。尤其是在贫富悬殊已到底线的当今，除国家公务员能真正享受到公费医疗，生活在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即使生了病，一般都是“小病拖，中病杠，大病就进火葬场”。在全世界171个国家中，我国的医疗卫生亊业被排在了倒数第四位的位置上！我们作为优秀中华民族的子孙，难道不为此而憾颜？        接着发言的是一位时年80高龄的老工人，他说：在45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重温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六.二六”光辉指示，倍感毛主席的伟大和亲切，他老人家毎时每刻都把人民的油盐柴米酱醋茶等一系列民生问题记挂在心上，这就充分说明，也正如有一首歌的词中所写：“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之一，时刻不忘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生辛劳，呕心沥血！我们为中国人能有这样的伟大而又英明的国父而骄傲自豪！虽然“改革”的这些年来，毛主席给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地位和权利已被资产阶级篡夺，但毛泽东思想的魂还在！我们一定要高举“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的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通过各种斗争，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本属于中国劳动人民的地位和权利！

    老工人说，广大劳动人民一旦没钱看病，唯一的只好等死，原我们九龙坡区建筑系统（属集体性质）黄桷坪队的中共党员（系单位政治指导员、复退军人）万明安同志2008年1月因病住进医院，由于爱人无固定工作，并且还要供其儿子读书，因此，全家生活极为困难，几天后，当住院时预缴付的医药费己用完，医院就通知停药。其爱人东借西借又借不到钱，加上万明安原在的单位又不复存在了，被逼得没办法，于是万明安同志趁只好自已含着悲愤，狠心地拔下输液针管后死亡。朋友刘祖国同志的外甥（刚从部队服役回城后待安排工作）从5楼摔下，急呼120抢送324医院，其母亲跪下求医生抢救，然后急回家借医疗费。结果其伤者在医院一直摆了三个多小时，都一直无人问津，待其母亲借到钱后赶往医院，儿子已停止呼吸，虽然此事也惊动了当地公安部门和成都军区领导，由于该院已由私人承包，只适当赔付了点安葬费后，事情也就不了而了之。在“改革”的30年来，类似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简直让人无需一一例举。归根结底一句话，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话音刚落，一个长期身居农村的老同志抢着发言说，以上发言的同志讲的都很生动！对于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作为三代都是农民的我，应是最有切身体会和发言权的。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先后相继消灭了吸血虫、麻风病等多种疾病，为使幅员广大的农村也能解决病有所治的急难问题，1964年下半年，毛主席心系劳动人民，不辞辛苦到江西、江苏、浙江、河南等地农村访贫问苦，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发现在广阔的农村里，农民缺医少药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偏远的山区矛盾就更为突出。同时，他老人家还在调研考察中发现，一些地区的老百姓按李时诊“本草纲目”中的单方也能治理很多常见病，所以便想到了对中药材的开发利用，认为大量开发中药材，既可降低医药成本，又可解决药物的紧缺问题，从而让广大农民都能看得起病、吃得起药。毛主席的“六.二六”光辉指示也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出的，当时，我家所在的重庆南岸区白沙沱地区，各大队有合作医疗卫生站，公社有新建的合作医疗卫生院，直接受益者当然就是我们占全国人口60%还更多的农民。连周边的城市居民也愿意到我们的卫生院来就医，原因是因为服务周到，价格便宜。一般的伤风感冒，至多花上一二毛钱方能解决问题，不要小看赤脚医生们在就地山上所采集的中草药，那的确是既能治标又能治本，花小钱能治百病。我们很多人经常在茶余酒后的摆谈中，一旦回想到在毛泽东时代那段铭刻在心的历史时，都情不自禁地饱含热泪，发自肺腑地想要高喊一声：毛主席万岁！        可是，谁要是提起自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的这“改革”的30多年，尤其是“医改”的这些年，留给我的不仅是酸楚，而且还有着更多难言的苦衷！由于“医改”，伴之城市国立医院的改制，农村合作医疗卫生事业也陆续被撤掉，一夜之间私人诊所、药店处处皆是。        隨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一个受邀参加座谈会的80后大学生，他兴奋而又激昂地说：今天，我们八位应邀参加伟大领袖毛主席“六.二六”光辉指示发表45周年座谈会的同学，都感到很幸运！虽然，我们对刚才学习的毛主席“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的问题了解甚少，但“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这两个词语却对我们并不陌生，因为自从我们逐渐长大懂事后，也常听爷爷及父母摆过这些事，他（她）也都常誇当时的“合作医疗”这好那好，而我的一个姨也就曾当过12年的赤脚医生，后来调县医院作内科专职医生。据她讲，她并沒有上过什么医学专科学校，只因为初中毕业后，在家碰上了选送到县医院参加短期培训学习的好机会，其医术都是在实践中学习的。刚才，我们听了几个老前辈的发言，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极感生动，简直是给我们上了一堂在学校实在难得听到过的现身说法的教育课，从而使我更加认识到全面贯彻落实毛主席所亲手制定的“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可以坦率地、直言不讳地讲，结合“医改”的失败，我感觉“教改”也是失败的，我为什么这样讲，在校园里完全听不到广大工农兵的声音，都是一些讲师、教授受“主流媒体”和“市场经济”，尤其是“拜金主义”的影响，所教的都是些如何投机取巧，如何尔虞我诈，哪里还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70%的学生成天都沉醉于网上游戏，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抱负，更不讲有什么共产主义的远大志向。尤其是90后的“靠老派”，认为爹妈有钱有势，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四老仅一“宝”，自己任可“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学不学无所谓，反正混满几年后，东拼西揍搞个所谓“毕业论文”，方能侥幸拿个“文凭”，即是拿不到“文凭”，这些年来，一贯受人尊敬、被称颂为“灵魂工程师”、“辛勤园丁”的教授、博导们几乎都是见钱眼开的势利“君子”，很多人的心思根本就没有放在如何教学上，而是暗地“偷闲”办商店、公司或兼职其它名目繁多的职务，同时，不时还要贪婪地变换着戏法榨取学生和学生家长的钱财。因此要想用钱通过他们买个更实用的“学土”、“硕土”、“博士”什么的，这还不是垂手可得？“改革”的这些年来，到底出了几个华罗庚、陈景润？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好好地深思？        80后大学生的发言获得了大家一次又一次的掌声！        最后发言的是曾留学俄罗斯、现经营着外贸业务的一个中年同志，他说，自有人类以来，生老病死，是我们毎一个都不可回避而都必将要面对的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都是把人看作第一重要因素，他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主席发表“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毛主席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角度，考虑如何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得起病、吃得药，有效地保护好“人”这个笫一宝贵的因素。而当今的“医改”，却严重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重要原则，现在的医院全都是按资本主义那一套，满脑子考慮的都是如何从病人身上大把大把地捞取黑心钱，简直还不如某些佛教所倡导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提！我所耳闻目睹的无钱治病而导致跳楼、跳河自杀或在家等死的事例，那是举不胜举，太多太多。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没落、腐朽在中国的再现，也是当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所釀成的恶果。某些高官们口口声声要给人以尊严，造福于人民。弱势贫困群体连病都看不起，药也吃不起，难道还有尊严和幸福之感？

    “座谈会”从下午2时一直持续到6时结朿。会议即将结朿时，临时主持人作了极简短的总结发言，他说：今天这个“纪念会”开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让人最感到欣慰的是，受邀参加“座谈会”的大学生青年，分别有80后、90后的代表，其中还有年轻新党员、“学生会”干部、“时政协会”理亊等各方面代表，我们热诚欢迎你们！我们愿和你们交朋友。诚挚地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你们所寄托的“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殷切期望，多到工农兵中群众中去，到社会实践中去，必定能将迷盲变为清晰！向“五.四”运动的青年学习，更加坚定自己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作为我们老同志应甘作铺路石，为你们这些朝气蓬勃勃、富有理想和远大报负的后来者铺路！让我们永远记住魏巍老人临终前从医院传出的三句话：“毛泽东思想是打不倒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队伍是摧不垮的，为人民我们坚持的真理是封不住的！”

    “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mozart

强烈要求斑主封掉zidro类似的打入论坛内部的反动马甲，对yiyiyaya,zsy等予以思想历史教育，弥补其父母在其成长过程中的教育缺失，改不过来的就关禁闭----内经上说”非其人勿授”

[ 本帖最后由 mozart 于 2010/7/7 08:5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