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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汪晖事件的态度和看法
2010-07-20
草根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8月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2－1988年就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5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之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1997年以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两度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国从事博士后访问研究。左大培一直以经济学为专业，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近十余年来主要从事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同时也研究各种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运行、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对外经济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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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听说有人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举了一大堆事例来说明汪晖在学术上犯了“抄袭”之罪。汪晖是我少有的几个有点交情的文人，也是我在学术上真正信得过那极少数几个人之一。听说他有此种问题，当然不能不关心一下，但也只找了一种最省事的方法来了解实情：大略地读了一下出版汪晖着作的编辑在《乌有之乡》上登载的为汪晖辩护的长文，其中对指责汪晖有抄袭之嫌的文本各处都逐一作了分析，说明了汪晖根本就没有抄袭的问题。
看了这篇文章我就明白了，原来指责汪晖抄袭的那位不过是指鹿为马甚至无中生有，在汪晖着作中引证有点毛病甚至根本没有毛病的地方胡搅蛮缠而已。攻击汪晖抄袭者根本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根据，只是讲一些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歪理，把不是抄袭的做法硬说成是抄袭。在我的印象中，这种做法已经不仅仅限于“煞费苦心地搜罗缺点和错误，无限夸大，上纲上线”，而是具有指鹿为马地罗织罪名对人进行构陷或诬陷的性质。不过我对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历来没有什么兴趣，因此仅仅关心了这一下就想拉倒。我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人，那时虽然才十几岁，但在写大批判文章上也不想落后，当时虽然没能上升成任何一级的“笔杆子”，但是在努力“将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批深批透”的过程中，也体会出了这种大批判的奥妙，那就是：钻进一切窟窿中去搜集“罪证”，抓住片言只字无限夸大，上纲上线，最后给人戴上 “走资派”的帽子。我只在一点上佩服“揭发”汪晖“抄袭”的人：他在罗织罪状给人定罪名上的刀笔吏功夫肯定超过文革时写“大批判文章”的任何一个“笔杆子”。
接下来需要搞明白的是，揭发者为何对汪晖有如此深仇大恨，非要无中生有地将汪晖打成“抄袭者”不可？《乌有之乡》的网友们告诉我，原来揭发者是一个破口大骂毛泽东的“学院精英”。这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整个事件的原委：早在十几年前，中国的那些崇拜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就发起过对汪晖等“新左派学者”的围剿，那时这些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们就“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甚至不惜跑到洋教授那里去告汪晖等人的状，必欲置汪晖于死地而后快。我相信，以后将汪晖从《读书》杂志的领导岗位上搞下来，也少不了这些“新自由主义份子”运作的功绩。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的就是，汪晖自己面对这些新自由主义“精英”的“深文周纳”所发出的哀鸣。这回的“揭发”汪晖“抄袭”，不过是这些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十几年来一以贯之的努力的又一“成果”而已，目的还是那样简单：要掐死汪晖。
我本来就没读过汪晖的着述，也没有精力去参加新左派与哈耶克小尾巴们的论战。对这次的汪晖事件，我本来想保持历来的态度：为节省精力而保持沉默。但是汪晖事件却越闹越大，“揭发”汪晖“抄袭”的人已经煽动起一股浪潮，要逼着官方表态来给汪晖定罪和惩罚。据说有一个我与其座谈过的香港教授高调发起，随之有60多名“学界精英”联名要求，要中国的官方组织什么专门的委员会来审查汪晖的“抄袭”问题，连一些本来与此无关的电视上的名人也在跟着凑热闹。这可损伤了我还仅存的那一点点知识份子的自尊心，我已经到了不讲不行的时候了。
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汪晖是否抄袭，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问题。每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应当有能力去比对汪晖的着作和说他“抄袭”的任何文本，都应当有能力判断汪晖是否抄袭了。我相信我的头脑和判断力，我相信我自己能够判断汪晖是否抄袭。那些要求中国官方审查汪晖抄袭的人，难道你们已经连这样一点起码的判断力都丧失了吗？连这样的判断力都没有，你们还有什么脸以“知识精英”自居？社会还需要你们这些“知识精英”干什么？如果你还自认为能够算一个“知识份子”的话，你怎么就不敢说一声：“汪晖抄袭没抄袭，要根据我们每一个有头脑的人的判断，要由我们这些读书人说了算”？！凭什么要官方机构裁定一个学者是否抄袭？简直是荒唐之极！你们怎么就那么相信中国官方的审查能力？你们这样要官方去裁定这一类学术上的问题，就不怕由此而让官方在一切学术问题上都说了算吗？看来在这些连是否抄袭都判断不了的“知识精英”们统治下，中国的学术界将来只有归官方控制这一个前途。
我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事实似乎已经证明了攻击汪晖抄袭的人缺乏起码的判断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汪晖在其着作中引用了他人的论述后，本来已经注明了援引的出处，只不过在这个注中的出处之前加上了“参见”二字，这就被“揭发”汪晖“抄袭”者说成是“抄袭”。这样指鹿为马式的判断已经不能说是“错误地把非抄袭行为说成了抄袭”，而是让人感到揭发者陷人以罪的偏执已经达到了可笑的弱智程度。从指责汪晖抄袭者的这种偏执和弱智来看，他也确实不具备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是抄袭的能力。更要命的是，可能就是看到了他的这种缺乏判断能力，才导致了那么多的中国“知识精英”集体地丧失了自信心，连某些行为是否属于抄袭都不敢自己作出判断，而丢人现眼地去要求官方作出裁定。
不过我得再次声明，我自信我自己对某种行为是否属于抄袭这样的问题有着足够的判断力，我也相信中国的大多数学者对这一类问题有着足够的判断力，不需要听命于官方对这一类问题的任何裁定。
当然，有足够头脑的人也不会相信“揭发”汪晖“抄袭”者真会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弱智。《南方周末》这样的大众媒体热衷于报道在所谓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对“汪晖抄袭”的“揭发”，使人不能不相信这场“揭发”是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们所玩弄的一场在学术上打倒汪晖的阴谋。证据可以信手拈来：《南方周末》绝不是一个真正热衷于揭露中国学术界抄袭现象的报纸，不信就请听我下边所述的事实。
中国的一位以鼓吹无耻的私有化而几乎人人皆知的“着名经济学家”、“海归”的经济学教授十多年前出版过一本讲述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着作”，这本书在很长时期内被当作论述博弈论的“权威着作”，直到最近几年还经常被“经济学的学术文章”所引用。但是从大约十多年以前开始，我就不断听到一些深入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研究生对我说，这本书抄袭了西方一本介绍博弈论的权威着作。那位中国教授的这本书不仅在介绍博弈论的框架上沿袭了国外那本权威着作，甚至连其中论述的整个案例都大段地抄袭国外的着作，但是却不注明出处，还在其“着作”的封面上堂而皇之地写上是自己“着”而非“编”。这位涉嫌抄袭的中国教授肯定着名到《南方周末》久闻大名的程度，而且他与《南方周末》肯定有许多的“业务往来”。这或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南方周末》至今也没有发表过揭发这位中国的“着名经济学家”抄袭的片言只字。其原因很好理解：《南方周末》也是主张私有化的，怎么可能去揭发和打击自己的战友、鼓吹私有化的急先锋。
讲到经济学家的抄袭问题，我就不能不指责我的经济学同行：像我这样极端自私的人不关心学术界的纯洁，不肯花自己的一点点精力去揭露同行们的抄袭行为，这倒也罢了。可是我们经济学界还有一些喜好“仗义执言”的“正义之士”，他们关心“学术界的纯洁”，愿意投入精力去揭发和声讨抄袭行为。他们为什么也对“着名经济学家”这样明显的抄袭行为默不作声？像这次联名要求有关当局审查汪晖抄袭嫌疑的那些“知识精英”中，就很有几位是“着名经济学家”。我真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感到羞耻：不去揭发自己同行里真正的抄袭问题，却跑到别的专业中去声讨什么子虚乌有的“抄袭”。他们对“着名经济学家”这样明显的抄袭行为默不作声，只能是出于两个原因：或者是他们确实对当代的经济学前沿和中国经济学的状况完全无知，或者是他们有知而别有用心。到底原因何在，请他们扪心自问。
如果谈到与认定汪晖是否抄袭的事实无关的个人好恶问题，那我可以毫不掩饰地声明：从个人之间的关系上说，我只能站在汪晖一边，而绝不会站在想把汪晖搞成有抄袭罪行的那些经济学同行一边。原因很简单：在我看来，汪晖是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反对私有化的战士。他不仅专门写过文章批判私有化的企业改制如何损害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甚至亲自参与法律上的诉讼，维护当年他曾经工作过的工厂中那些受到私有化的企业改制损害的工人朋友们的权益。而那些貌似“正义化身”指责汪晖涉嫌抄袭的经济学同行们，我却真是不记得那一位曾经对掠夺人民大众的私有化企业改制有过片言只字的批判。稍一比较，高下立见。我不站在维护人民、工人利益的汪晖一边，还会站在哪一边？
不过，我之所以那样坚定地支持汪晖，还有更直接的原因：在1985年到1988年的3年中，我与汪晖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研究生，而且就住在同一层楼上。虽然我与汪晖专业不同，也从不敢冒犯他的领域去阅读他写的论着，但是3年中在同一个楼道中的生活，就使我通过每一天的碰面和闲谈深深认识了汪晖。汪晖那稳重而大度的举止，似乎总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谈吐，渊博的学识，深刻而周密严谨的见识，都让我对他不敢有丝毫的轻视。还记得我最初与他交谈人文哲学方面的学说时，就得知他竟然在仔细地研读19世纪德国那些大哲学家们的原着——而且读得是英文本，他当然可能惋惜自己还不懂德文。这样的治学风格，使我对他只能赞许甚至敬佩。
从那时起，我就深信，以汪晖的学术功底和见识，以他的处事风格和智慧，他不会、也绝不需要抄袭任何人，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通过抄袭谁来博取自己学术上的名声。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听说汪晖被指责抄袭时要弄个明白的原因，因为我不相信他会愚蠢到以这样的手段来在学术上毁灭自己。即便他真有什么在不认识他的人看来是毫无疑问的抄袭的文字，我也会倾向于相信，那只不过是写作过多的人可能会一时犯下的失误。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幸运的是，这次指责他抄袭的人竟连这种失误性的抄袭也没能挑出。我毕竟读过许多年的书，同学可谓多矣。如果风传别的同学抄袭，我可能远远不会这样关心。对有些同学我甚至可能会想：“他本来就是干那种事的人，他不干那个倒奇了怪了”。
坦白地说，在我接触过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中，我真正谈得上佩服的也只有汪晖。我的爱人至今都记得，我当年就对她说过：“汪晖岁数比我小，但是却真是一个作学问的人，他前程无量，将来在学术上一定会成气候。”20多年的事实证明了我当年的预言。我是绝不轻易予人好评的，廉价的吹捧更与我无缘。在我的记忆中，我可能再没有给过第二个人这样的评价和预言，这就是因为我在当时的汪晖身上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大学者的潜质。那时我已经知道汪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鲁迅的。我当时就在私下的谈话中鼓动他，不要满足于研究别人的学说，而应当争取作一个像他研究的鲁迅那样的大思想家。我看汪晖最近出版的那一套煌煌巨着，似乎是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这当然也只是一个猜测而已。
可以预言，我上边对汪晖的那些高度评价对汪晖可能更为不利，甚至对他起到毁灭性的灾难性后果。其原因在于，那些惯于舞文弄墨的人听到我如此盛赞汪晖而对他们不说一句好话，一定会暴跳如雷，更加坚定其掐死汪晖的决心。文人相轻，中国的文人尤爱相轻相毁。我实在怀疑，某些“知识精英”这次如此降低身份地参与对汪晖的围攻，其实是出于这样一种忌妒心理。不过，既然你们已经这样撕下脸皮作事情，就别怪我也讲点难听的话：且不说如何评价别人是我的个人自由，就是真讲实际情况，我说的也并不错。真正的大师是像汪晖那样扎扎实实潜心作自己的研究作出来的，而不是像干“揭发”汪晖“抄袭”那样的“揭发”工作“揭发”出来的。我之所以不去揭发经济学同行的那些许多人都明知道的抄袭行为，就是因为不愿耗费精力在这种根本算不上什么研究的地方。请任何人都不要逼我，让我加入这种我本不愿加入的揭发别人舞弊的竞赛中来。
其实，汪晖也是当年那些直接把“左派”当作我的名字来称呼我的博士生同学之一。这种称呼虽是玩笑，但也流露出了汪晖的看法：他那时一定还是认为我过左了。而我此后的研究道路，几乎与他完全不同。我其实一直在摆弄主流经济学那些高度数学化的经济学模型，与他研究的人文科学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对于汪晖在人文科学中所达到的成就和地位，我既不忌妒，也不羡慕，但是却有一种暗中较劲的打算，那就是：我但愿有一天在学术上能够作到可以与汪晖相类比的程度。
不过，我在写作的风格上仍然会刻意保持与汪晖的差别：在我看来，汪晖这种人的问题根本就不在所谓的“抄袭”上，反而是他们太多地注意注明出处，说明谁最先说了什么，让人感到他的论述过于繁琐。这也是我从来没有仔细读过汪晖的任何一篇论着的原因。当然，汪晖与任何人一样，有选择自己写作风格的自由。而我也要自由地保持我自己的写作风格。我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是：尽量清楚地让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让人信服；我要让人们知道的是真理，是正确的思想，而不是谁最先说了什么，什么思想的发现者是谁。
这样的写作风格当然可能使敌对者以为有机可乘，诱使他们像对付汪晖那样挑毛病说我“抄袭”。不过，我得事先就把自己的“阳谋”公开告诉这样作的“正人君子”：如果你们真想找出我“抄袭”的罪状，那你们可真就上了我的圈套了。我真正的苦恼一直是：不像汪晖的学术着作有那样多的读者和援引者，我真正的学术着作从来就没有多少认真阅读的人。我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多一些认真阅读我真正的学术着作的人，哪怕是多一个也好。任何人，只要他想揭发出我“抄袭”的“罪证”，就不能不认真阅读我的学术着作，而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坚信，认真阅读我的学术着作的人，只要他的思维能力没有问题而又不偏执到了极点，最后都将会被我的着作中的推理所说服。因此，只要能诱使人们仔细地阅读我的学术论着，我就已经达到了目的。
因此，敬请那些想揭发我“抄袭”的“罪状”的人，请你们认真严格地查阅我的那些学术论着吧！我求求你们了！我真是十分担心，怕你们没有时间或不愿花功夫来像对付汪晖那样查阅我的学术论着。当然，对于相当一批舞文弄墨的人来说，很可能他们就是有时间并且愿意花功夫来查阅我的学术论着，他们也查阅不了，因为我的论着中的那些数学推导他们可能根本就看不懂。至于那些存心要找我的毛病将我打成“抄袭”而又读得懂数学推导的人，他们可就惨了：这些人要是好好自己作研究，应当都能在经济学的数学化模型分析上有所建树，查找我“抄袭”的罪状当然会耗尽他们的精力，使他们无法在真正的学术研究上获得成就。不过，这也是我乐于看到的：谁叫你想无中生有地给我罗织“抄袭”的罪名，活该！
不管怎样，为了实施这样的“阳谋”，我要公开声明：我会一直按我自己喜好的风格写作，唯一可能的更改就是，有时可能参照汪晖的做法进行引证和作注，目的就是要让那些攻击汪晖“抄袭”的人气得发昏，最终不得不也下功夫阅读我的学术论着来搜集打倒我的“罪证”。先生们，谁愿意说我“抄袭”，就请你大胆地说吧；公众会要求你们拿出证据的，那就请你们尽情地查阅我的论着吧！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图景啊！我现在对你们说，不管你们搜罗了多少“罪状”来指责我“抄袭”，我都绝不会对你们作出回应，你们相信吗？
对于中国的知识份子，我只要提醒他们注意一点：那些一向以“新自由主义者”自居的人，竟然会想到要中国的官方机构组织什么专门的委员会来审查汪晖的“抄袭”问题。这些人日常标榜“个人自主”、“特立独行”，但是一碰到判断一个人是否抄袭这样的对知识份子来说最简单不过的问题，他们的思想就丧失了任何“自主”，既不“特立”，也不“独行”，却想跑去听官方作的什么裁定！这还有一点知识份子的“自由”味道吗？其实，这种悖论式的怪现象本来就说怪也不怪。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中早就清楚地说明，“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其实是要在“自由”的旗号下实行独裁，而且这种独裁不能不通过政治权力。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们在汪晖事件中的丑恶表演，只不过是这一原理的又一证明而已。
我相信，每一个要真正的自由的知识份子都会说：我有能力判断一种做法是否属于抄袭，用不着官方替我们下判断，强令我们承认什么算抄袭，什么不算抄袭。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真正的知识份子自己就应当是一个够资格的审查委员会，用不着任何人来告诉我们什么算抄袭，什么不算抄袭。就我个人来说，我不需要任何官方机构有组织的审查，也历来不相信这种审查。他们凭什么来审查我们？对这种审查机构所作的任何结论，我不可能给予任何先验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个人的最起码的思想自由的权利，我绝不会在任何强迫下放弃这一权利。
我还要说一声：对那些穷凶极恶地攻击汪晖“抄袭”的人，只要我知道了他的这种行径，我就不再会阅读他的着述。理由很简单：肯花这样多的功夫揭发别人“抄袭”的人，不会有多少时间放在真正的学术研究上，他的论着对我来说必定没有什么阅读的价值。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之所以不肯认真阅读汪晖的论着，本来原因之一就是嫌它繁琐，这种论着中总是在注明出处，说明一个思想的各种来源。连这样的论着都要攻击其“抄袭”、“不注明出处”的人，他写出的论着又会繁琐到何等程度！难怪有些读过这些人的论着的人会说，读这些人的论着，“看了半天，不知所云”。像我这样穷忙的人真是奉陪不起，只好畏而远之，不读拉倒。拜拜了您哪！
最后，为了给那些想揭发我“抄袭”的人留下点证据，特抄袭两段古诗来概括我目睹汪晖事件的喧嚣后的切身感受。我自己承认确实是抄袭了这两段诗，因为我没有说明它们的出处。我想不起它们是谁在哪里写的，又不想花时间去查清，就把这个不算难的工作留给那些想揭发我“抄袭”罪行的人吧。也让你们拿了美国人的钱以后，能够对出资人有个交代。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卢骆王杨当时体，轻薄为文讥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想揭发左派学者“抄袭”罪行的“正人君子”们，怎么样，我抄袭的水平如何？ |
发表于 2010/11/6 04:5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