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绪之死谈中医之衰落

不才

从光绪之死谈中医之“衰落”

1908年11月14日，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傍晚时分，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驾崩，享年38岁。第二天下午，慈禧皇太后病死在中南海仪鸾殿。两人的相继谢世不到24小时，使各种评论和猜测随之而起。由于光绪帝在戊戌变法后就被慈禧太后囚禁，许多人怀疑，慈禧太后因为害怕她死后光绪帝重新掌权会翻案，所以在自己临死前将他害死。于是，光绪被人谋害致死的种种说法也就由此产生了。
在晚清文人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和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中摘抄的清代笔记里认为，慈禧太后病危期间唯恐自己死后光绪重新执政，推翻她一手制造的种种冤案，于是令人下毒手将光绪害死。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等书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里仗着主子慈禧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他们生怕慈禧死后光绪重新主政，会清算他们往日的罪孽，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在慈禧将死之前先把光绪害死。
在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在清理崇陵地宫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体长一点六四米，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和头发，也未发现中毒现象，与清史档案专家、医学专家的分析判断相吻合，应该说光绪属正常死亡的结论是正确的。
但在2008年11月3日报载，钟里满等经过长达5年的精密研究，对光绪皇帝的头发进行了不同截段的分析，结果表明，光绪皇帝的头发中含有超出正常水平数百倍的砒霜。结论是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其间还排除了光绪皇帝服用中药导致砷中毒的可能性。究竟是谁对光绪皇帝下的毒手，又是什么时间给光绪皇帝服了多少砒霜，这些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和政治斗争一定是紧密相关的。至于为什么光绪偏偏比慈禧早死一天，是偶然的巧合，还是陷害致死，这仍然有待于后面的继续研究。
政治因素在这里咱们先抛开不论，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是研究历史和政治。砒霜中毒的因素也暂且不论，因为不管有无砒霜中毒，我们现在面对的都是有一定之证的光绪皇帝的脉案。下面，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探讨一下光绪皇帝的死因。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医案(也称“脉案”)中，有大量光绪帝的病案。其中既有当年宫内御医们为光绪帝诊病用药的档案，也有光绪帝本人为使御医们知其确切病史病状而口述或亲书的“病原”，尤其是光绪帝临死前半年的“脉案”，保存得相当完整。这些珍贵的原始诊病记录，为我们揭开光绪帝的死因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依据。
本人资料有限，只能从《清宫秘档》及《清稗类钞》中的一点点蛛丝马迹中摘取一些记录予以分析，籍以讨论中医之得失。
从这些“脉案”中我们发现，光绪帝从小就体质羸弱，失于调理。他自幼多病，长期遗精，关节炎严重，身体素质很差。如光绪帝在37岁时自己写道：“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腿、膝、足踝永远发凉”“稍感风凉则必头疼体热”“耳鸣脑响亦将近十年”。光绪帝常患感冒及脾胃病，用药十分频繁。
光绪皇帝38岁驾崩，上述病症应在光绪13年、光绪皇帝17岁左右就出现了。将这些表现简单分析一下不难发现，光绪皇帝得的不是什么疑难病症，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太阳、少阴合病，天长日久，病势弥深，少阴虚衰则太阴阳气必衰，因而常患感冒以及脾胃病是在所难免。解决方案也不复杂，当以太阳及少阴之剂合而参之，重温少阴，则少阴得复、太阴得温、太阳得守则外邪难干，病势必然得以遏制。而时值大清，正是温病学派鼎盛，方家多以时方入药、多以寒凉入药。可怜光绪皇帝，屋漏偏逢连阴雨。
据载，到光绪二十四年末及二十五年以后，他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体质直线下降。

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初八日的医案是这样记载的：

朱焜、门定鳌、庄守和、张仲元请得皇上脉息左寸关沉滑稍数，人迎见浮，右寸关沉滑而数，两尺细弱，沉取尤甚。头痛恶寒，身肢酸痛。面色青黄而滞。……头觉眩晕，坐久则痛。左边颊颐发木，耳后项筋酸疼。腭间偏左粟泡呛破，漱口时或带血丝，咽喉觉挡，左边似欲起泡，右边微疼。……舌苔中灰边黄。左牙疼痛较甚，唇焦起皮，口渴思饮，喉痒呛刻，气不舒畅，心烦而悸，不耐事扰，时作太息。目中白睛红丝未净，视物眯朦，左眼尤甚，眼泡时觉发胀。耳内觉聋，时作烘声。胸中发堵，呼吸言语丹田气觉不足，胸中窄狭，小腹时见气厥，下部觉空，推揉按摩稍觉舒畅，气短懒言。两肩坠痛。夜寐少眠，醒后筋脉觉僵，难以转侧。梦闻金声偶或滑精，……心中无因自觉发笑。进膳不香，消化不快。……下部潮湿寒凉。大便燥结。小水频数时或艰涩不利等症。

御医的分析是这样的：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阴不足，虚火上浮，腠理不密，感受风寒使然。今仅暂用疏风寒之中，仍寓养心扶脾润肺生津滋养肝肾之剂。尚宜节劳静养调理。（果然是御医，考虑的很周到）

还是这番表现，咱们也来当当“御医”，从六经的角度分析一下皇帝的表现。

“头痛恶寒，身肢酸痛。面色青黄而滞。……头觉眩晕，坐久则痛。左边颊颐发木，耳后项筋酸疼”。这一番表现太阳表寒无疑。“醒后筋脉觉僵，难以转侧”此亦为太阳表寒，太阳被遏，津液难于濡养筋脉之象。按，此太阳被遏，虽为表寒所致，然终源于腠理不固，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太阳司表，与少阴表里。太阳卫外不固终源于少阴阳衰，由皇上“腿、膝、足踝永远发凉”“稍感风凉则必头疼体热”久矣可知。可见皇帝少阴阳衰亦久矣，诸医何视而不见呢？

“腭间偏左粟泡呛破，漱口时或带血丝，咽喉觉挡，左边似欲起泡，右边微疼。……舌苔中灰边黄。左牙疼痛较甚，唇焦起皮，口渴思饮，喉痒呛刻” “目中白睛红丝未净，视物眯朦，左眼尤甚，眼泡时觉发胀”。这一番表现因少阴阳衰而致虚火上浮无疑。笔者在其他章节中有所论述，此虚火上浮绝非“阴虚火旺”所致，正是因为少阴阳衰，阴寒内盛，元阳无所附丽反而上浮而成“虚火”，而并非什么“肝阴不足，虚火上浮”。“舌苔中灰”，笔者愚见，灰即是黑之浅者，为水之本色，亦阳衰阴盛无疑。“口渴思饮”者，正是少阴篇所论“虚故饮水自救”之义。

“气不舒畅，心烦而悸，不耐事扰，时作太息”“ 心中无因自觉发笑”。（足）少阴阳衰，累致（手少阴）心阳不振，主无所依，故“心烦而悸，不耐事扰”。因喜为心志，其无故而喜者，乃其象露之于外而亟待救护者也，亦心神行将涣散之象，需急急救之，诸医亦视而不见。

“夜寐少眠”五脏六腑之大主无依无靠，元阳将竭，安得眠睡。

“耳内觉聋，时作烘声”：元阳衰微，精无所化，无法上呈耳门，故作是状。    “梦闻金声”：这一征象极为重要。金为肃杀之气。梦闻金声为体内杀气太过无疑，即为阴寒之气过胜。而御医们却“充耳”不闻。

“进膳不香，消化不快……下部潮湿寒凉，小水频数时或艰涩不利等症”“ 偶或滑精”：此少阴阳衰，开阖不利，太阴不运无疑。
“大便燥结” ：大便燥结一事，特别是中老年人，多为阳气渐衰所致，而今人多认为为阳明燥热所致。不错，阳明燥热固然可以导致大便燥结，而大部分人，特别是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大，由阳气之渐衰而致便秘者居多。光绪皇帝之便秘，纵观全局，少阴阳衰已极，太阴中土受累已成定局。
综上所述，光绪皇帝寒客太阳，少阴阳衰已极，太阴受累。此时应外散表寒，急救少阴（此少阴为手足二少阴）兼顾太阴方可转危为安。
御医们所开出的药方是这样的：

防风二钱，川芎一钱五分，薄荷八分，羌活一钱五分，云茯神苓各二钱，元参三钱，干地黄三钱，霜桑叶二钱，花粉二钱，桔梗二钱，甘草八分，建曲二钱，引用甘菊二钱，生姜三片。

这张方子要想治好光绪皇帝的病应该是难上加难了。

如果笔者的分析不错的话，此一剂药绝对是“虚虚实实”了。元参、薄荷、干地黄、霜桑叶、花粉寒凉之物，虽有羌活、防风、川芎等物穿插其间，但除力薄之外，亦发散之物，于元阳无助，反而耗散，终不敌寒凉之力。其他诸药，无关痛痒，因之不但无益，反受其累。如此，光绪皇帝的体质想不下降都不行了。
此日脉案可谓详尽，而自此以后二三年脉案，大都与此相近，想必用药也与此相近，且病情逐渐加剧（想不加重都不行了）。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皇帝的疾病不断恶化，从未好转，从脉案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其病已入五脏，阳气将竭，病情日趋严重。
无怪光绪帝本人对自己病情日益加重也十分着急，在他亲书的“病原”中，一再指责御医们无能。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因自己的病虽“屡易方药仍属加重”而斥责御医们“总系药不对症”和“草率立方”。七月初八日，他诉说自己：“病势迁延，服何药总皆无效，且一症未平，一症又起”。七月十七日，他责备御医“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八月初七日，他更申斥御医是：“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等等。这些斥责言词反映出他当时焦躁绝望的心情。
各位明察，似御医这番治疗，光绪皇帝指责御医们无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光绪皇帝焦躁与绝望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御医代表了当时中医的最高水平。“最高水平”的“御医”都解决不了问题，皇上还有什么盼头呢！
可见，御医只是皇宫大内之医、名医只是名医而已，未见其然是明医。

似这样寒凉直折用药，再经受政治上的种种打击，光绪皇帝能撑到38岁驾崩，已经是造化了。

下面再摘录几段脉案，读者自行分析一下。

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初九日，江苏名医曹元恒在医案中写道：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对症的严重病状。只得开些平安药：鳖甲心三钱，水灸；新会皮七分、云茯苓三钱、飞辰砂三分、拌；石决明四钱，盐水煅；盐半夏一钱五分、粉罴榭三钱、杭菊瓣一钱、炒谷芽四钱，水煎服。五月初十日（6月8日），陈秉钧更在“脉案”上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之语，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全部失调，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

笔者按：阴阳本一体，真的无药可用么？仅仅是因为“肝肾阴虚，脾阳不足”么？如果御医执着于“肝肾阴虚，脾阳不足”，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根本不识阴阳！“肝肾阴虚，脾阳不足”也就无从谈起。

“鳖甲心、新会皮、云茯苓、飞辰砂、石决明、盐半夏、粉罴榭、炒谷芽、杭菊瓣。”此方在此危机关头绝不是什么“平安药”！笔者愚见，此为雪上加霜。

光绪驾崩的前夜，六位医官均被促起，“但闻宫内电话传出，预备宾天仪式。疑为已经驾崩。宫门之外，文武自军机以次，守卫森严。次早六钟，宫门开，仍在军机处伺候，寂无消息。”候至中午，方被传请脉，杜钟骏记载了光绪的最后时刻：
于是予与周景焘、施焕、吕用宾四人同入，于在前先入皇上卧御床上。其床如民间之床，无外罩，有搭板，铺毯于上，皇上瞑目，予方以手按脉，瞿然惊寤，口目鼻忽然俱动，盖肝风为之也。予甚恐，虑其一厥而绝，即退出，周、施、吕次第脉毕，同回至军机处，予对内务三公曰：“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内务三公曰：“总须开方，无论如何写法均可。”于是书“危在眉睫，拟生脉散”。药未进，至酉刻而龙驭上宾矣。
笔者按：真是荒唐至极，危机时刻，生脉散可以救驾么？
当然，御医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咱回过头来，再为御医们想想，因为他们会遇到我们普通医生难以遇到的诸多问题。
御医们以及召来的各地名医面对的是“天字第一病号”的病人以及森严的皇宫大内，不得不瞻前顾后、束手束脚。而皇帝又“自明医术”。比如，皇帝“最恶用杜仲、菟丝子两药，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由此又可见光绪皇帝对御医之挑剔。申报载：据内监云，近两月来，各医所开药方，皇上辄不愿饮，十剂之中仅服一二剂，独周医（按：指周景焘）之药，颇得圣上欢心，故四日之中已诊三次。
    由是可知，皇帝吃药看病全凭自己好恶，不遵医嘱，这样身份的病家，谁也奈何不得。被万岁爷认为“脉案很好”的杜大夫处方，吃过三剂就成了内廷新闻；周大夫“颇得圣上欢心”，四天内请脉三次，也成了坊间新闻；其他人的方子，命运不得而知。从另一个角度可不可以这样说，如果御医开的药方不和皇上心意，轻则不予理睬，拒而不服，重则削俸罢职、甚则身首异处也未可知。因而，御医们是如履薄冰，不得不顺着皇上的心意开方子，皇上虽“自明医术”，可这个明能明到哪里去呢？真明的话，能让御医这么瞎治吗？真明的话，自己不就解决了吗？因此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御医们只能揣摩着皇上“自明医术”的水平开药。
还有，医家治病，须有一定的持续性，而杜钟骏作为一名初入内廷的地方名医，对每天轮流请脉、“人人负责，人人不负责”的当差制度，感到十分困惑，曾向内务府大臣继禄提出质疑：“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此系治病，不比当差，公等何不一言？”继禄的回答更令他一头雾水：“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跟外行讲不通，他又去问出身悬壶世家的吏部尚书陆润庠。杜钟骏恭曰：“公家世代名医，老大人《世补斋》一书，海内传诵，公于医道三折肱矣。六日开一方，彼此不相闻问，有此办法否？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请公便中一言。”陆公曰：“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 两位高官的回答都是“向来如此”，杜钟骏在官场“潜规则”前碰了一鼻子灰，得出结论：“此来必无成功也”，只好默然而退。
诸多原因导致了光绪皇帝“英年早逝”，慈禧对光绪皇帝在政治上的打压以及生活上的迫害，固然难辞其咎；方方面面的原因让御医们不得不瞻前顾后、束手束脚；清宫的腐朽又演绎了御医们“人人负责，人人不负责”的当差制度。这一切都促使光绪皇帝早早地“龙驭上宾”。
尽管如此，笔者以为，这些仍不能做为御医错误辨治的借口。如果抛开其他不说，仅仅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御医们施治的不如法是导致光绪皇帝死亡的直接原因之一。
大家别嫌笔者啰嗦，笔者能力有限，生怕自己分析错了，因此还要加上这个前提：如果笔者分析对了。
如果笔者分析对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医自《内经》时代走到大清国，流派多多，不可谓不繁荣，最繁荣的，当属温病学派了。既然中医繁荣至此，辨治水平应该是空前的。中医“发展” 了、“前进”了，超过张仲景时代甚至超过《内经》更是情理之中！何以代表中医“最高水平”的清宫大内的御医们以及各地的名医们是这样的水平呢？
中医走到清代，被认为是中医多元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温病学派的兴起，似乎大大地丰富了中医，大大地发展了中医，以至于到今天，中医仍然受着温病学派极大的影响，这一点从我们绝大多数“中医”治疗感冒的辨证思想上不难看出。
笔者在此不想讨论中医的学派问题，更不想讨论学派间孰优孰劣的问题。笔者在此，想通过光绪皇帝病案的分析，来讨论中医辨证的正确性问题，同时透过这个问题，看一看中医有了这么多流派的出现，从汉代走到大清乃至于走到今日，到底是兴盛了还是衰落了。
自《内经》问世以来，中医逐步形成了公认的几大流派：即有医经学派、经方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伤寒学派、温热学派、汇通学派，大体体现了中医的“发展”轨迹。
医经学派主要是对《内经》进行补充、校正、阐释，并结合临床，反过来解释《内经》的一些悬疑。如王冰将全元起的《内经训解》遗缺的第七卷补全，即今天的运气七篇大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保持中医学理论的完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王冰的“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更是为中医者尽人皆知，并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他医经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吴崑、马莳、杨上善、张景岳等等，在此就不一一说到了，读者如想了解，读读医史就可以了。
经方学派不是现在意义上的经方派。现在的“经方派”特指“伤寒派”，即以《伤寒论》见长并施之临床的中医一脉。而此经方学派却是指经验方，因前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为了不断提高疗效，对已获疗效的验方积累与搜集而形成的一派，其代表人物很多如陈延之，葛洪等等。
河间学派的开山鼻祖为刘完素。刘完素为宋·大观年河间人，故人又称刘河间，其开山学派称为河间学派。其学术思想实来源于五运六气，他说“识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化，明可见矣”。又因为六气之中，火居其二，通过兼并同化的理论，力倡“六气皆能化火”之说，著《宣明论方》，用药多从寒凉，又称寒凉派。其弟子穆大黄，荆山浮屠，马宗素等，代表人物张从正，朱丹溪等等。从来对热病的方治而自成体系者，实自河间始。
易水学派是以脏腑证候及病机为主线进入临证的治疗体系。其创始者为张元素。张元素亦于五运六气极有研究，但与刘完素截然不同，他不倡“六气皆能化火”，而以脏腑的寒热虚实来分析疾病的发生和演变，从而耳目一新，形成了中医新的一派。其代表人物为李杲，王好古等等。
伤寒学派即现代所称的“经方派”，是以《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为体系的中医学派。事实上，《伤寒论》是最为忠实地发扬了《内经》理论精髓而无所偏废，真正把握了《内经》的“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因而有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方家圭臬，其内容在此就不多论了。代表人物为王叔和，孙思邈，成无己，方有执，柯琴，尤怡等等大家。
温热学派可以说是由“河间学派”派生的。经过明、清逐渐发展起来的。其肇始于明代末年，山东浙江温热成疫，流行极广，诸医以伤寒之法治之不效，吴有性独辨其为瘟疫，而非伤寒。他认为瘟疫为乃天地之厉气，自口鼻而入，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营卫运行之机为邪所阻，便郁而为热。治疗总宜疏利和分消。著《瘟疫论》，并精于辨气、色、舌、脉、神等，为温热学派开山。后又经清代余师愚、叶天士、薛生白、王孟英、吴鞠通等人不断丰富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外感温热、湿热病见长的温热学派。一直到今天，外感病的治疗一直受着这一流派的深远影响。
汇通学派者，盖取西方医学与祖国医学汇聚而沟通之义。这是至今仍然存在着巨大争议的一个“学派”，与现在的中西医结合相同或者类似。自明末清初，西方医学传入我国后，开始接受西说的有汪昂、赵学敏、王清任等诸人，或取其脑说之新，或取其制药之巧等，都是力图接受科学真知，以彼之长，补我之短。汇通中西诸家，当以王宏翰、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为最。王宏翰欲从基础理论方面汇通；朱沛文主张汇通应以临床验证为准则；唐宗海虽谓中西应取长补短，但最终汇而未通；张锡纯的衷中参西仅局限于在临床上中西药物的综合应用，虽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终无若何成就。
在民国时期，恽树珏、陆彭年两人，一主张改进中医学，一主张中医科学化。恽氏主张以中医为本体，尽力用现代科学知识来阐明他。陆氏所谓科学化，即以西医理论解释中医，凡符合者属科学，不符合者即斥为不科学，因而走向是西非中，重西轻中的歧途。时值今日，中西医结合仍然是当前形势下中医院校的一个修习学科，所谓中西医结合只是中医、西医兼修而已，但能不能使“中西医结合”与创新，到今天仍然是个未知。
以上就是中医两千年来所谓的“发展”轨迹，笔者将其简述，和大家复习一下。事实上，与其说是发展，不如说是流传至今。
粗略了解了中医的学派之后，大家会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中医有着那么多的学派，各执一法而施之临床，你用寒凉、我用攻下、他用滋阴等等。试想一下，同一个病人，如果同时面对不同的学派，必然会开出不同的方药，而且是方向截然不同的方药！而病人的病情是个定数，其结果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握中医辨证的正确性呢？如果各个学派面对的是阳气衰微的光绪皇帝，总不能说不论病情如何，因为我是河间派，我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妄用寒凉；因为我是易水派，我就可以大滋其阴……。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医的精髓也就不复存在了，中医的辨证论治也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学派辨治的随意性，医理使用的片面性，舍本逐末的中医的边缘理论或者所谓经验理论大行其道，现代这个时期面临的则是现代医学理论的错误渗透，从而导致的中医辨治的错误。
学派只是开启中医辨证思想宝库的方便钥匙。有了这把钥匙，学者应该更方便地开启通向中医辨证思想宝库的大门，而不是执持此学派的“理论”凌驾于中医经典之上，认为本学派的理论是高于一切的，这便失去了学派的真正意义，而成为自大之夜郎了。
那么，中医辨证的正确性问题又如何把握呢？笔者愚见，诸多学派皆应回归《内经》，以《内经》理论为主导，放弃各个学派对《内经》的片面知见，整体把握《内经》，然后再客观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果如是，中医辨治何来偏颇？中医辨治亦可异彩重放。舍此别无他法。
大家看看光绪皇帝的病案，再看看现代的中医，在某些中医的手上（这个某些不在少数，当然也包括了名中医），中医辨治的正确性早已不复存在了！中医经过了这么漫长时间的“发展”，有了这么多流派的“支持”之后，中医“衰落”了！
有人这样评论过中医的发展。
“如果说《内经》是理论性的，框架性的，宏观性的，那么这四大流派则是实用性的，具体性的，微观性的，和《内经》构成了一个指导临床实践，操作性强的完整体系。河间学派是伤寒学派的继承与创新，易水学派和温病学派是河间学派的继承与创新，可以说四大学派已经将《内经》发挥到了极至。中医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理应开创一个鼎盛的局面。残酷的现实却是面对西医的入侵，鼎盛的中医衰落了！”
这里又引出一个问题，中医既然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衰落又从何谈起呢？西医的“入侵”和中医又有何相干呢？

西医根本没有入侵！错误是中医人犯的！
中医的“衰落”和西医没有任何关系！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中医自出世之时就是这个样子，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根本就没有达到过顶峰，也从来没有衰落过。
衰落的是中医的子孙！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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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才

中医内科之忧  
曾几何时，中医有了内科了。跟着又有了脑病科、糖尿病科、心血管科等等分科了。
受现代医学的影响，现代中医的分科是越来越细，比如中医的内科、外科、消化科、泌尿科、脑病科、糖尿病科、心血管科、皮肤科、骨科等等，于是乎跟着忽忽悠悠地出了一批中医的专家，比如中医心血管病专家、中医脑病专家、中医肾病专家、中医糖尿病专家、中医脾胃病专家、中医皮肤病专家等等不一而足。囿于时代特点，如果勉强说骨科、外科可以作为中医的一个单独科目的话，那么其他的中医的这些分科应该说是很致命的，因为这些所谓的分科用的是同一个中医的“系统”，这些分出去的科目，在使用中医的理论时，往往将中医的“系统”肢解，在理论的使用上往往也是片面的使用一部分他们认为有用的、正确的。或者执一家之言，以偏代全。更有甚者，有些人纯粹是胡编乱造些所谓的中医理论，自以为是创新，实则牵强附会，不伦不类，为害后学。比如笔者曾经见过有些“中医脑病专家”的“医家”就编出过（人家可能自认为是创新）“脑阴虚、脑阳虚”等等理论，还写出了与其相应的临床表现，辨治方剂，“洋洋大观”，非常详尽。照此下去，将来中医妇科出现“子宫阴虚、子宫阳虚”，“中医的肝胆科”搞出“胆囊阴虚、胆囊阳虚” 等等，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真到了这些东西大行于世的时候，真正的中医也就不复存在了！
其实中医的系统，如果不予以全面的审视的话，任何一部分都不是绝对正确的！打个比方，《内经》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那么这个“风、掉、眩”一定是来源于“肝”的，这是永远都不会错的！但这个“肝”却可能是来源于“心”、也可能是来源于“肾”、也可能是来源于“脾”、也可能是来源于“肺”；还可能是来源于“虚”、还可能是来源于“实”等等，因而，这个肝是“心之肝、肾之肝、脾之肝、肺之肝……”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果不加分析其他原因，您执著于这个“肝”不放手，这个“风、掉、眩”的“因”您仅仅想到了一个“肝因”，那么您可能分析对了，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您分析错了！因为您并没有把“心、脾、肺、肾、虚、实”等等因素考虑进去。其他的大家可以类推。
这诸多因素 “肝” 的治疗原则当然是不一样的。现在举一个现成的例子。
“中风”一病，《中医内科学》将之归于“肝胆病症”之中，显然是认为“中风”的主要发病原因是“肝阳暴张，内风旋动”所致，因此是以“肝阳暴张，内风旋动”做为一条主线来贯穿于中风病的始末。当然，其中又分出若干类型来分出不同证型的不同治法。仔细看看其每一个证型的治疗中，都离不开“肝阳”与“肝风”，这就给人一个误导，“中风”一病是由于“肝阳”与“肝风”造成的，舍此别无原因，看一看天下的中医治疗中风时所用的方剂就清楚了，几乎全国的中医都在使用“天麻钩藤饮”与“镇肝熄风汤”来治疗中风。笔者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在主任的指挥下，治疗“中风”几乎只用一个“镇肝熄风汤”，依笔者观察，患者几乎都是那样，不见什么疗效。当然，问题没出在“镇肝熄风汤”上。
这实际就犯了前面说过的错误，并没有追究这个“肝”因的来龙去脉。
笔者曾经治疗过一个“中风”患者，这个患者被现代医学诊断为“大范围脑梗塞”。这个病人是在农村，医疗条件一般，西医的治疗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先进。发病一月以来，其临床表现是非常严重的，语言障碍，烦躁不已，严重呛咳，自发病以来始终是下着胃管的，左右肢体仅右上肢能活动。笔者着眼于“阴阳之道路”升降失常与少阴病和参，用大柴胡汤合少阴之剂治疗，柴胡用至100余克，附子用至30克，桂枝用至50克，仅两周时间便撤掉了胃管，肢体已经能活动了，已能说简单的语言了。
有人说这大柴胡汤不也是着眼于肝胆吗？您错了！笔者是着眼于升降与少阴，没有着眼于肝胆，再者，大柴胡汤一升一降，哪里是肝胆呢？咱从药物上再分析一下，果然是“肝阳暴张，内风旋动”的话，这柴胡可是有升阳作用的，100余克柴胡、30克附子足以让这“肝风”在病人体内刮“龙卷风”了，漫说治病，要了病人的命是轻而易举的事了，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因而这样片面地拆解使用中医的理论，而不将之放到中医理论的系统中去，不可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中医的理论恰恰不能肢解。
表面看来，在某一门类中，如果一直深入下去，这种纵向的研究似乎要比泛泛的研究中医理论要深入、透彻，比如中医研究“糖尿病”的专家，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中不断搜寻，李杲几张方子，朱丹溪几张方子，可能还要多找几个，等等、等等，然后汇集一处，加上一些现代医学的理论以及现代医学对中药的某些认识，提高总结，经过不断筛选，于是乎得到一张方剂------一张集诸家及现代于一身的“方剂”，在经过临床的“千锤百炼”之后，一张治疗“糖尿病”的方剂诞生了。而实际上这种大杂烩式的方剂不但无法高出古人，而且与其相应的现代医学的“病”，也是无法治愈的，大家可以看一看目前市场上林林总总标榜治疗现代医学病名的中药能不能治疗与其相应的疾病呢？具体说，哪一个治疗“糖尿病”的中药能治疗“糖尿病”？哪一个能够“消炎”的中药又能“消炎”了呢？……。
笔者以为，这不但不会是新的成果，而这种大杂烩式的科研，恰恰是现代中医的致命伤！因为这样“研究”出来的东西从根本上说，依照的就不是中医的理，尤其是近些年，所谓“中医”的“科研”，至少笔者所看到的“中医”的“科研”，没有一个不是在套用现代医学的科研模式，所用的，也基本上是这个药的这个成分能干什么、那个药的那个成分能干什么。说到中医理论的时候，走走过场，搪塞几句而已，好在也没什么人去追究，就是追究也追不出个所以然来，左右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因而有些不懂中医的人认为中医的理论就是车轱辘话）。因此，这些“科研”没有在中医的系统中审视过，只是七拼八凑的大杂烩而已，硬说临床疗效如何如何好。好与不好，恐怕只有研究者自己知道。这是几句题外话。
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医科研都是这样。
在此声明，笔者并不是反对中药冠以能够治疗西医的病名。因为在现在是市场经济，中医、中药要面对方方面面的强大压力走向市场，要生存，并且，中医与西医在不断的“融合”，不管中医、西医是不是能够真正结合，但“中西医结合”正在“深入人心”，更多的现代医学病名正在为人们熟悉、接受，西药又因为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毒副作用而不是尽如人意，因而，中药上冠以西医的主治病名，或者是西医的主治功能，更能为人们所接受，如“某某消炎片、某某降糖片”等等，更利于药品的销售与推广，这在帮助中药的生存上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仅仅是中医中药的一种生存手段、销售手段而已，与中医相去甚远，与中医的“理”更是相去甚远。如果中医人也认为这是真正的中医，或者认为这是中医的发展状态，笔者斗胆说一句，真正的中医距离“灰飞烟灭”也就不远了。
好了，我们回头再看《中医内科学》。
作为中医学系统的核心教材，也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的教材，《中医内科学》几经改版，但问题还是多多。
先说传承问题。
中医是极其重视传承的，这个传承一定是沿着一定的系统来完成的。比如说，你学李杲，你就要沿着李杲的著作系统来研习；如果学朱丹溪，你就要沿着朱丹溪的著作系统来研习；如果学张仲景，你就要沿着张仲景的著作系统来研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前辈已将中医理论嚼碎消化了，然后将这些嚼碎消化了的理论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重新组织、整理而成为中医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当我们学习他们的理论时，一定要看到他们的理论体系之后的东西，然后沿着他们的思路进入他们的思想体系，这是进入的不是单纯的医学体系，而是整个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包含了这些医家“医业有成”的成长轨迹。由这个思想体系扩展开来，我们才能真正掌握你所学习的这位医家的思想，通过这个思想的掌握，你一定能够回溯到中医理论的本源----《黄帝内经》之中去予以提高，而不是停留在这位医家的思想当中，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如果是仅仅停留在这位医家的思想当中，想超越这位医家是没有可能的。
而不同医家的不同的医学著作或者说医学体系，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就好比不同的“器”。依医家的的不同，这个“器”可是有大有小，有精有糙。这“器”大呢，盛的东西就多；如果“器”小，自然盛的东西就少。“器”精则文思机敏，博古通今。“器”糙则医艺小成，文思浅薄，可能仅在某一方面有所体会。作为我们后学者本身，每个人同样是不同的“器”，而这个“器”则代表着我们的根器，这个根器，同样是有大有小，有精有糙。大者自然可装入内、难百家，而小者自然难成大器。但任何事都是辨证的，小者修炼可成大器，大者久废亦成粪土之墙。
如何选择所学医家，除机缘外，学者还要回光返照自身之“器”，要量体裁衣，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如果器是一杯，硬要加一桶，加也加不进去。反之，器为一桶，仅加一杯，则是学无所成，反倒是耽误材料了，那您一定是学了中医而又不喜欢中医，或者是在中医里根本就没什么悟性，果然如是，还是早早改行为妙，免得中医里又多一个庸医！
但是，依笔者看，选就要选大家，选最本源的。这样才能紧紧的贴着中医的根。当你紧紧贴着中医的根时，你所看到的，不论是内还是外，一定是最正确以及最准确的。
这是不是说当我们学习一个医家的思想体系后就不可以学习其他医家的思想体系了呢？不是的，当你在其中某个医家的学术体系中有所认知并将其牢牢掌握时，这时再涉猎其他医家的学术体系，你就会迅速的汲取他人的学术精粹而融入自己的学术体系中，这样会保证学者的医学思想的清纯和广博。而不是一上来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学你一方、学他一法，东拼西凑，杂乱无章，不可能成个体系。笔者以为，这样学一辈子也不会有个结果，如果有结果的话，那一定是个糊里糊涂的结果。
当然，这仅仅是笔者的一家之见。
而我们的《中医内科学》所选用的恰恰是东拼西凑，杂乱无章——我认为是这样。
简单说一个感冒。
中医内科将感冒分为风寒束表、风热犯肺、暑湿伤表、气虚感冒、阴虚感冒。而与之相应的治疗方剂则选用了《外科理例》的荆防败毒散、《温病条辨》的银翘散、《温病条辨》的新加香薷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参苏饮、《通俗伤寒论》的加减葳蕤汤。您看，一个感冒，选用了四本书的五个方剂。表面看来，我们将最有代表性的医家的最为有效的治疗方剂，分门别类，放在一个病中的不同证型中使用，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并且是集诸家之大成，但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应该说，这几位医家的思想体系因该说是互不想干的，他们每个人或者说每本书的医疗思想，并没有统一在同一个对中医的认知体系内。基于此，对同一个疾病必然要产生不同层次的认识。当我们单独运用一位医家的医疗体系认知疾病时，可能是最为简洁、最为准确的。但如果将几位医家硬放在一起考虑一个疾病，并只用一个人考虑一个方面时，是不是最为简洁、最为准确、最周全就不好说了。
是我们用“风寒束表、风热犯肺、暑湿伤表、气虚感冒、阴虚感冒”这个不成系统的“系统”将这些医家串联在了一起，这样，包括用药、药物用量、辨证思想跳跃都很大，并且用药繁杂，难于把握。况且，《中医内科》并没有提及每味药物用量，这同样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大概作者们认为应该把用量问题留给大家去发挥，去想像。如果这种教学方法是对的，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一本没有药物用量的《伤寒论》，留给大家的又是什么呢？仅仅是混乱吗？
阳虚感冒怎么办？少阴直中又怎么办？有人说举一反三嘛！问题是这种教学方法能反出三来吗？
这样分析一下，诸位读者以为如何呢？强调一下，这个观念绝不是强加给读者的，如果您认为笔者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我建议您，这本书就看到这里，免得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反过来，作为荆防败毒散也好、银翘散等等也好，只要认证准确，在临床上肯定是行之有效的，但如果不读懂原医家背后的东西，真正会用的又有几人呢？
下一个话题是《中医内科》中脏腑辨证出现的问题。
《中医内科》以脏腑辨证为主线。“黄疸”一病，在《中医内科》中被列在“肝胆病症”疾病中。
在病机分析中，认为黄疸是由于“湿邪困遏脾胃，壅塞肝胆，疏泄失常，胆汁泛溢而发生黄疸”。
首先是湿邪困遏了脾胃，而后壅塞了肝胆，导致肝胆疏泄失常，因而胆汁泛溢而出现了黄疸。在这样一个总的、所谓的病因病机的笼罩之下，只要是黄疸，在“中医”的病机中，都离不了“胆汁泛溢而发生黄疸”这样一个总的发病机理。并例举了古人对此病的理解，例如张景岳认为“胆伤则胆气败，而胆液泄，故为此证”。您看，这和现代医学就比较接近了，只恨张景岳没说出“肝炎、肝硬化、胆囊炎、胆结石”等等，但至少说出了黄疸和胆囊、胆汁是有关系的，您看，中医的对黄疸的认识比西医要早得多了，虽然没说出肝炎来，可还是值得中医人額手称庆一番的。
现代医学对黄疸的认识在此就不多说了，一般就是肝炎、肝硬化、胆囊疾患、胰腺疾患等等。现代医学可以对黄疸这样认识，中医应如何认识呢？“黄疸”一病是不是中医的“肝胆病症”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明白中医的脏腑问题，请注意，笔者说的是“中医”的脏腑问题，也就是要搞清楚中医的脏腑能不能等同于西医的脏腑，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中医内科》所说的“黄疸”是中医的“肝胆病症”永远是笔糊涂账，也就永远无法说清楚。
有人说这个问题还不简单吗？学习中医基础首先要学的就是中医的脏腑学说，只要是学中医的，都应该知道中医的脏腑学说。我看不尽然。
中医的脏腑和与西医相同名称的脏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具体说，以“肝”为例，中医的“肝”是截然不能等同于西医的“肝”的。西医的肝是消化腺，是人体的化工厂，大量的活性蛋白的生产与灭活都在肝中进行，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功能，在此无需赘述。笔者要强调的是中医的“肝”，中医的“肝”如果硬要与现代医学的解剖学意义上的各个系统做个归纳比较的话，那么中医的“肝”则包括了现代医学的神经系统、消化系统、造血系统、循环系统、免疫系统、泌尿系统等等这些系统的部分功能，而不是单单等同于西医的藏在右肋之下的那个“肝”。因此，中医的“肝”在西医的系统中仅仅是一个概念，并没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肝”存在在那里。
与此同理，中医的心、脾、肺、肾都是如此，读者可按这个思路自己进行比较，在此就不一一归纳了。
还有一点需要说清楚，可能是历史的原因，是现代医学，准确说是中国的现代医学借用了中医使用几千年的脏腑名称并赋予其现代医学的各种功能。除胰腺之外，也叫做肝、心、脾、肺、肾等，你借用了也就借了，但由此造成的中医与现代医学在脏腑功能上的差异及混乱应该不是中医的责任吧，但恰恰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些号称科学斗士的人，在批评中医时，并没有搞清楚中医的脏器绝然不是与之同名的现代医学的脏器，借此鼓噪，反而以之为攻击中医的“证据”，颇有忘恩负义之嫌。下面摘录一段。
“脾是重要的储藏血液的场所和最大的周围淋巴器官，具有过滤血液、破坏衰老的红细胞、调节血量、产生淋巴细胞和免疫应答等功能，并无消化功能。但中医到现在还声称脾主运化，是人体消化系统的主要脏器，如果脾的功减退，就会使机体的消化吸收代谢都出现失常。中医又声称脾主统血，即有统摄血液在经脉中运行，防止逸出脉外的作用，如果脾气虚不能统血，会出现便血、尿血、崩漏等疾病。在中医看来，脾的功能不可谓不重要，人体离开了脾是无法存活的。但是在临床上，有一些病人因为外伤不幸脾破裂、难治性的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瘢、血吸虫病的巨脾等原因而被切除了脾，他们并没有出现中医所说的这些疾病”。
这番话就是典型的用现代医学的眼抑或是现代科学的眼来审视中医，其他的谬论还有很多，其结果只能是中医一无是处，并据此对中医大肆攻击。但可笑的是，这些人并没有搞懂中医。
在没有搞懂一件事之前就对其品头论足，直至疯狂攻击，这应该是不科学的吧。“科学”不是这样教你的吧！至少，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吧！

搞科学的人在说话之前连个科学态度都没有，这些人佩谈科学么？

在此，笔者奉劝某些人一句，不要随意地举起你那只“科学的皮鞭”。

我再说句不好懂的话，在现代医学未借用中医的脏腑名称之前，藏在左肋下的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脾就是中医的脾。而自现代医学借用脾之名并揭示其新的功能之后，那个脾就再也不是中医的脾了。

这句话不好懂，实在不懂就接着看下文。

接下来大家想一想中医的“胆”应该包括了西医的哪些系统的功能。
《灵兰密典论》“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
《 素问·五脏别论》“脑、髓、骨、脉、胆、女子胞，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府”。
您看，“胆”在内经中有两意，一者“奇恒之府”，二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并未提及胆汁及胆汁色黄等义。
如此，“胆汁泛溢而发生黄疸”在中医的理论中还能立的住脚吗？
那么黄疸在中医的理论中应该如何解释呢？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云“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
《素问·五脏生成篇》“色味当五脏……黄当脾、甘”。
《素问·诊要经终论》“阳明终者，口目动作，善惊，妄言，色黄……”。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溽暑湿热相薄，争于左之上，民病黄瘅而为附肿”。
《诸病源候论》云“脾脏中风，风与瘀热相搏，故全身发黄”。
《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寸口脉浮而缓，浮则为风，缓则为痹。痹非中风，四肢苦烦，脾色必黄，瘀热以行”。
《伤寒论·辨太阴病脉证并治》“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太阴当发身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黄家所得，从湿得之”。
看看以上中医的这些理论，其中并未提及“肝胆疏泄失常，胆汁泛溢”。而是强调黄为土色，而属土者，太阴与阳明，在脏腑则为脾与胃，强调湿为因，而黄为“脾”之本色，只有“脾”才会令人发黄，“肝胆”如果因病态而出现病色的话，只能是“青色”而不是“黄色”，笔者这里说的“肝胆”是中医的肝胆而不是西医的肝胆。
那么黄疸与中医的肝胆就没有关系吗？不是的，黄疸完全可以因“中医的肝胆”疏泄失常而导致，但是，这中医的“肝胆因”一定是作用在“中土”之上方能成为黄疸，而绝对不是“肝胆疏泄失常，胆汁泛溢而出现了黄疸”，否则只能是“青疸”。
扩而展之，肾（水）、肺（金）、心（火）是不是也可以导致黄疸呢？当然可以！
有人说，医学发展到今天，中医理论不能总停在《黄帝内经》里，应该有一个发展，这个问题非常之严重！中医理论能发展吗？如何发展？
有些人说，传统的中医黄疸证治已被病毒性肝炎、胆石症、钩端螺旋体病、新生儿溶血性贫血等疾病分割，中医学的辨证受到了西医学辨病的极大冲击，加之现代检测手段对传统中医诊断方法的替代，传统中医理论和临床体系已处于革新重构的风口浪尖。既然我们已无法屏蔽西医信息的传入，还不如敞开胸怀、发挥智慧、主动吸纳、择其精华、修已不足，更能体现中医学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已所用的博大襟怀。
但笔者以为，很多中医理论的所谓发展，只是将某些西医的理论附会于中医，并不是真正的发展，其结果只能是不伦不类，似是而非。
中医理论西化式发展并非始于今天。
叶霖《难经正义》“西医言胆囊式如梨，附于肝右之小方叶中，贮青汁，乃回血入肝，感肝木之气化而成。人食后小肠饱满，肠头上逼胆囊，使其汁流入小肠之内，以融化食物，而利传渣滓。……胆管闭塞，其汁入血，即病瘅黄矣。”显然是参照当时西医解剖学提出的一种新的疸证病因病机学说。
民国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称“黄疸之证，中说谓脾受湿热，西说谓胆汁滥行，究之二说原可沟通也。”他喜用胆汁溢于血中解释发黄，提出：“此乃肝中先有蕴热，又为外感所束，其热益甚，致胆管肿胀，不能输其胆汁于小肠，而溢于血中随血运遍周身，是以周身无处不黄”。
您看，叶、张二位老先生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充分利用了仅有的一些一知半解西医的解剖学知识解释了黄疸的起因，与现代的《中医内科学》如出一辙，表面上中医的理论得到了充实，得到了发展，而实际上是将中医理论引向了歧途！有人说有那么严重吗？笔者以为有！因为看完这番论述后，很容易就将中医的肝胆与西医的肝胆混为一谈，而将“黄为土色”“太阴与阳明”为中医所论的黄疸之正因抛在一边，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一个最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在治疗上，一味地强调黄疸的所谓“疏肝利胆”，而将“脾”----这一直接导致“黄疸”的正因弃而不用，直接导致了中医临床的失败，责任在谁？中医？西医？
中医理论能发展吗？！
既然有人主张“我们已无法屏蔽西医信息的传入，还不如敞开胸怀、发挥智慧、主动吸纳、择其精华、修已不足”，笔者也尝试着“发展”一下中医理论，还是说肝胆。现代解剖学揭示，肝胆在右肋之下，脾脏在左肋之下，因此中医“两胁为肝胆所主”之说似乎不妥，“少阳司两胁”更是站不住脚，应改为右胁为“肝胆”所主，左胁为“脾”所主！经络循行也应该重新改道，肝胆经在右面走，脾经在左面走！诸位以为如何？！
中国人对生气之后人的脸色的形容常用“脸色铁青”一词，因为生气会导致肝气郁结，而反映在患者脸上的颜色则是“青色”。如果“肝胆疏泄失常，胆汁泛溢而出现了黄疸”被纳入中医理论的话，今后的文学作品再使用“脸色铁青”时则需要改为“他被气得脸色铁黄”了。
笔者以为，中医理论只需搞懂，不需发展！任何所谓的发展只能是蛇足！您看好了，我说的是“中医理论”。
试想，在还没有搞懂的情况下就去发展，这个发展会是什么呢？
光说没用，我们说几个病案。
一患者，也是一位老朋友，“澳抗阳性”多年，虽如此，平素却也没什么表现。忽一年查体，发现谷丙转氨酶增高。因其自学中医多年，于是自行开药多剂，法以疏肝理气，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为主，服药数月，未见丝毫之效。
于是找到笔者，尽陈前事。笔者看过脉证，开出以小建中汤为主化裁的方药，仅一月余，谷丙转氨酶降至正常。
患者不解，因问及笔者，说我纳了一个月的闷儿，为什么我用疏肝理气，活血化瘀这么久而未见效，你用健脾扶阳这么快就见效了。“肝”的病不舒肝却以健脾为主，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问他，你把你的临床表现说一说。他说，主要是疲劳，四肢无力，不耐劳力，怕冷，大便溏而不畅，粘腻不爽，腹部胀满不舒，下午及入夜尤甚，不思饮食，不喜饮水，舌苔白腻。于是笔者就问他，你这些表现是哪里的问题呢？这些表现有中医“肝”的问题吗？需要疏肝理气，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吗？他想了一下，恍然大悟，对呀，我被西医的肝炎给迷惑住了，把西医的肝和中医的“肝”看成一个了，只想到一味的疏肝理气，而没想到这些表现根本就没有中医的肝的事，疏肝理气怎么会有效呢？

另一患者男性，今年42岁，患乙肝多年，自五年前开始出现肝硬化，出现大量腹水，在本市一家肝病专科医院经中医、西医反复治疗，结果越来越严重，竟至腹大如鼓，形容消瘦，面呈灰黑色,静脉使用白蛋白已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为了控制腹水，医院竟然让患者控制饮水，于是患者不管多渴，也只是喝一点水饮饮嗓子，再不敢多喝一点。这样控制的结果是虽然腹水减少了，但患者极其口渴，尿色深黄，由于缺水，患者舌苔皮肤干燥，痛苦不堪。于是先让患者不加控制，想喝就喝，过数日，虽然腹水见多，但患者精神却有所好转，舌苔皮肤也不那么干燥了。这才是患者的本来面目。再看所使用的中药，无一例外的全是清热解毒利湿、活血化瘀、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之药。而患者的表现是什么呢：面色灰黑，极度畏寒，下肢浮肿，手足冰冷，大便溏薄，口干舌燥，口虽干而不喜饮水，睡眠欠安，纳食减少，舌淡胎白水滑，脉沉紧。B超显示肝萎缩、肝硬化、大量腹水。综上述表现，患者一派寒凉，阳气衰微，而前面医者仍用苦寒直折，徒伤阳气；行气疏肝，徒伤脾胃。患者的肝功能持续恶化，一步步向死亡的边缘走去。

现代医学对于此病的治疗大家都很了知，在此不论。

如果问起前面诸位医者使用清热解毒利湿、活血化瘀、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之药的理由是什么呢，答案恐怕是患者的肝有毛病。就这个患者而言，既然肝硬了，就应该活血化瘀、疏肝理气、软坚散结！既然有病毒感染，就应该清热解毒利湿！您看，这“中医”是要多烂是有多烂。

咱现在就此患者分析一下。这个患者虽然在现代医学体系中患的是“肝硬化”，但在中医的体系中，其所有的表现和“肝”似乎没什么关系。单说“面色灰黑，极度畏寒，下肢浮肿，手足冰冷”这几个表现，明明白白是个“少阴（肾）阳衰”之象，怎么着和“肝”都联系不上，那“清热解毒利湿、活血化瘀、疏肝理气、软坚散结”除了添病还会有治疗意义吗？

于是改用大剂量温阳之药，方以真武汤为主化裁，仅月余，患者畏寒大减，纳食增加，面色已不似前面灰黑，稍微转红，虽正常饮水，可腹水大部消退，最可喜的是，白蛋白已从前面的22g/L增加到35.9g/L，且谷丙转氨酶大幅下降，这是患者五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当然，像这样的病人，要想治愈已是没有可能。但在正确辨证的前提下，采用中医的治疗方法，可在最大程度上使患者病情好转，并且方法简单，费用低廉，疗效较高。比如肝硬化的那个病人，每月两三个白蛋白输进体内，只是解决一时的问题，血液中的白蛋白水平却始终无法提高，转氨酶也降不下来，并且费用高昂。在正确用药后，病情可以说是迅速好转，白蛋白水平也随之迅速提高，并且能够稳定在这个较高的水平上，基本上不再使用白蛋白了，这也是以前的治疗无法达到的。说起费用，一个白蛋白的费用病人吃一个月中药也用不了。

在此笔者不想评论中西医孰优孰劣，只想说明，在辨证思想错误的前提下，中医是毫无长处可言的、是毫无特色可言的！在看似越来越进步的所谓的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断送了一个又一个患者的性命，同时也断送了伟大的中医！

另一患者，二十五岁。因消瘦一月余经诊断系“肝癌”。此患者并无胁下痛等表现，因此，在诊断为“肝癌”之前还颇费了一番周折。试想，如果出现右胁痛等表现，在现代医学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肝胆的问题，“肝癌”的诊断也就无需费什么周折了。最主要的是，患者后来迅速出现黄疸，而且颜色黄而无泽，正是《内经》所述“不欲”之黄色。但追问患者不适之处，仅为不思饮食，疲劳无力，腹胀满不舒，口虽渴但不思饮水，大便自利，日数行或干燥难排。腹痛，但他这个疼痛不是肝区痛，而是剑下部位疼痛，并且遇寒加剧，自始至终并无“肝胆”的任何表现。需要指出的是，此患者直至去世，中医并未参与治疗，但笔者自始至终予以观察，从中医的角度予以思考，在此仅是原盘托出，作为此处的一个元素，也提供给大家进行研究。

现在分析一下此患者的临床表现。不思饮食，疲劳无力，腹胀满不舒，口虽渴但不思饮水，大便自利，日数行或干燥难排，这些完全符合“自利不渴” 的太阴病的表现，直至后来患者全身发黄，正合太阴之“真脏色现”，也正是太阴之绝证，正如《素问·脉要精微论》所说：“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五色精微象见矣，其寿不久也”。

假设，仅仅是假设，此时中医参与治疗，如果不进行上述分析，如果按《中医内科》进行“辨证论治”，我想，使用“疏肝利胆、活血化瘀”，甚至“清热解毒、软坚散结”“中医药抗癌”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对于“太阴病”是全然不会予以考虑的。果如此，我考虑，患者本如游丝之命，只是早些断掉罢了。

上面两个病案，虽然不是黄疸，但却同是现代医学“肝”的疾病，在中医的体系中，并不是“肝”的问题，一个从“土”治，一个从“水”治，都解决了问题。后面一个病案，虽然是“肝癌”，虽然中医没有参与治疗，但经过这番分析，决然没有中医的“肝胆”的问题。因此，黄疸一病，究竟是不是“湿邪困遏脾胃，壅塞肝胆，疏泄失常，胆汁泛溢而发生黄疸”应该是很清楚了。当然，笔者的能力有限，所治病人也是有限，读者如有歧义，可多研究其他医者的关于黄疸的病案以及对黄疸的认识，看看黄疸究竟是“湿邪困遏脾胃，壅塞肝胆，疏泄失常，胆汁泛溢而发生黄疸”，还是本于“太阴”而发黄疸。黄疸一病，究竟应归于中医的“肝胆”，还是应归于“太阴中土”，我想，诸位读者及为中医者自有判断。

smo0o

我看楼主还是少扯中医。
你要说就说光绪的医生，别扯中医这个词。

宫廷医生，保命第一，再说满清基本都近亲结婚。还有很多不利养生的习惯。
洋洋洒洒浪费别人时间，误导后学。

pandaii

前、昨天，我药里放了杜仲，遗精了。按黄宫绣《本草求真》的说法，如果遗精，似乎也不该用。
至于菟丝子，我就不知道了。但黄元御对它似乎不怎么看好

pandaii

伤脾胃

精已伤

楼上那位仁兄有没有看完楼主写的帖子啊？就说误导后学？！顶楼主，此“肝”非彼“肝”，“心”、“肾”、“脾”、“肺”，亦复如是

bbk

现在已经证实光绪是死于砒霜的
不关中医的事

zhoug611

内忧外患，因果自成。
中医理论是发展了，出现了百家争鸣，各执一说，但是中医的基础理论还是阴阳，是根基，其它的论述是针对某些特殊情况的发展，是枝节。
所以，在证治上，没有在阴阳的大方向上思辨，反而在细枝末梢徘徊，这是治疗无效的根源。

木鱼儿-

原帖由 不才 于 2010/1/20 13:18 发表
从光绪之死谈中医之“衰落”

西医根本没有入侵！错误是中医人犯的！
中医的“衰落”和西医没有任何关系！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中医自出世之时就是这个样子，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根本就没有达到过顶峰，也从来没有衰落过。
衰落的是中医的子孙！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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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骂的范围太大，几个御医无法代表一个时代的中医水平。就算是误诊，西医比比皆是。很正常。中医的子孙们努力的很，成绩也很惊人。中医吧不会走向消亡。

谌卫军

主流中医的水平确实是楼主所论的样子，但是民间的好中医还是不少的，就是因为中医像伤寒论序里所说的“舍本逐末”，不寻求经旨，各承家技而致今日这种局面，如果中医有西医那么开放，资源共享，经常总结互相提高，那已是臻于完善，统领医学界了！这就是中医的宿命，是他的特色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