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龙体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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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哲嘉在原为国子监的北京首都图书馆里，典藏了一部名为《崇陵病案》的书稿。“崇陵”指的是光绪皇帝，根据前清的习惯，臣民以陵寝之名称呼先帝，顾名思义，《崇陵病案》就是关于光绪的医疗记录。本书的主人公除了病患光绪之外，还有一编著者力钧。力钧曾在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问入宫担任御医，此书的主题就是力钧医治光绪皇帝的经历。
　　
      清朝宫闱的医疗秘辛向来是众所瞩目的焦点，被外国视为了解中国朝政的重点情报而广加搜集。民间对于这些宫廷的隐私更是津津乐道，以小说、杂文、戏剧等方式流传，至今热潮不减。不过，后者的信息往往属捕风捉影，即使曾经参与宫中医疗的所谓目击证言，也往往基于自身的利益或认知角度的差异，同样众说纷纭，彼此间相互矛盾之处甚多，甚至连档案也无法当作凭信的最后标准。

　　相对于其他许多沸沸扬扬的清宫奇案，力钧的医疗故事受到的注意极少，不过，这份稿本所提供的原始证据却是最多的。《崇陵病案》其实是一本剪贴簿，内页部分有约百页大张的白报纸，上面粘贴各种文件、手稿，再经手工装订而成书。该书可以分成前言、本体与附录三个部分。前言部分共5页，包括了力钧之子力嘉禾所写的小传，民国癸未(1943)年自称“世愚侄”的李兆年、“后学”赵树屏以及民国乙酉(1945)年自称“受业”的汪逢春等人所写的序言或读后感。可见该书最后的编辑时间已在力钧身故(1925)二十年之后，然而根据力钧的同乡好友、知名文学家林纾(1852一1928)的记载，力钧生前就给他看过所录一卷的《崇陵朱书脉案》，据说力钧平常珍密不肯轻易示人。可见本体部分早已成形，其中包括了一份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治疗光绪的回忆录，以及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至九月连续两个月力钧诊治光绪时，医患双方一来一往的书面对话，篇幅共52页。

　　附录部分，则是一些围绕着这场宫廷医疗的相关私人记录。包括“王公大臣治愈录”，这是力钧进宫前治好十余名军机大臣、亲王贝勒等身份高贵病人的医案；在光绪三十二年治好慈禧太后病，因而得以进宫的回忆录；以及医治光绪期间力钧向他的亲友透露宫廷内幕的信稿。这些文件多非以定稿形式保存，时而可见红笔修改的字迹。

　　光绪三十三年的医患对谈过程无疑是本书的核心。医患双方针对病情几乎逐日交换书面意见，连续数十日，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恐怕在世界医学史上也甚为罕见。在这个意义上，《崇陵病案》绝不只是清官秘辛的谈资，更是一份研究医患关系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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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这得要归功于光绪皇帝的特殊的习惯，如果不是他非要把自己的病情与对治疗方针的指示亲笔写下，好让医生细细参详，这样的史料无从产生。而力钧遵旨把这些文书带回家中，整理成册，并将自己当日所开药方的草稿浮贴其上，善加保管，从而让这段医患对话的历程保存至今，自然也功不可没。这样的自述病状，光绪称之为“病原”，从字体上看来，“病原”的书法与奏折一致。事实上，他们本来就是由宫中奏事处的抄手按照光绪的手书病状，以政府文书格式誊写而成，属于第一手文献。有关《崇陵病案》本体部分材料的可信度，可以由清宫医药档案整理出来的《清官医案研究》之相应部分，而得到确证。

　　然而，尽管本书素材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但并不意味着编排手法不存在问题。如果参考《清官医案研究》的摘引，就会发现光绪曾在为龙体把脉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的“病原”中，痛斥力钧的医学见解，这份羞辱性的文件就没有出现在目前的书稿中。而且，此处的遗漏似乎不是偶然的遗失，很有可能是在全部的文件按序粘贴完成后，才被整页割除的。目前的“病原”中，二十六日的结尾与二十八日的开头部分均不存，但是因为光绪没有书写日期的习惯，所以如果没有注意到文字的语意断裂，便不容易察觉中间缺漏了一天多的病状。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粗糙的斧凿痕迹可能反而说明了力钧不善于说谎。

　　他如果真的有意作假，仿造书法、格式制作一篇假的“病原”贴在该处，除非详细查对其他史料，可能根本看不出来。当然，此书以忠实呈现原始史料为最大特色，同时却又在关键处掺杂一些笨拙的小诡计来遮羞，这与力钧欲借此书树立个人形象有密切关系。

　　不管是附录部分信稿所透露的意向，还是子侄辈后来《序言》中所写的感想，在在指向一个共同的主旨，即力钧寄望读者在看过此书之后会同意：光绪皇帝在他的调治下已见起色，若能让他继续发挥，宿疾必可治愈。可惜，由于慈禧的恶意阻挠，以及嫉妒他的其他医生的百般掣肘，力钧无法滞留宫廷，结果皇帝之疾回天乏术。

　　无论《崇陵病案》是否达到作者的期待，该书的传世足使力钧不朽。该书除了保留了这段珍贵医患对话历程的贡献外，他还创下了几个记录：力钧曾在早年自修西医，独创了一套融合中西医的新理论，他所走的路数与医学史家所谓早期的“中西汇通派”相当不同，他独特的医学思想借着该书流传下来，日后必可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一个有趣的研究个案。另外，约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由力钧一个人单独为皇帝诊疗，这也是清官医疗史无前例的殊荣。而这种罕见的情境，使得力钧的光绪医疗成为一个理想的特例，让我们得以观察在一般情况下所无法得知的宫中诊疗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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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力钧的中西医新理论力钧(1855一1925)，字轩举，号医隐，福州永福人。他是福建的名人，除了具有举人身份，曾经入京出仕，累官四品之外，还在地方上经营银币局、盐业、英日文学堂、报社等等事业，活跃一时，但是最为人们熟知的还是他的医术。根据力嘉禾所写的小传，力钧和许多其他的儒医一样，曾饱尝科举落第的惨痛经历。然而，别人大多是因为无法中举得官，为了生计而被迫从医，力钧却是因为浸淫于习医之乐过甚，荒废了准备科考。力钧对医学感兴趣的机缘，始于他11岁时逛书店，在那里，他偶然翻阅到《史记》的《扁鹊仓公列传》，为里面的名医故事所迷，从此只要稍有闲暇，就沉浸在阅读医籍的乐趣中。除了自修之外，他也曾拜师学艺，偶尔还撰写一些医学方面的考证文章。他最早接触西方医药知识是在光绪九年，据说他在读了《西药字释》一书之后，还写过该书与《本草纲目》同异的考辨。他最早开方医病是在光绪十六年，用“白虎汤加大黄”医好自己女儿的疑难大病，当时群医都已经放弃治疗，而他第一次出手，就解决了群医束手无策的难题，从此医名鹊起，甚至流传到海外。光绪十七年，一位新加坡的华人富商礼聘他到南洋疗疾，富商在康复后，为了酬谢力钧，想推荐他在当地的医院行医。力钧拒绝了这个邀约，不过在马六甲地区停留了一段时间，用以考察当地的医药。由于南洋中药奇缺，所以他刻意研究西药代用之法，据说“功效大著，岛侨誉称为中西名医”。

　　从上述的历程来看，力钧的医学根柢在中医，所谓兼通中西，除了早年的国内自修西医医书外，与他在新加坡时西药临床试验的经验有关。他在那里发明了一套混合中西医的新理论。以今日的观点看，力钧常常误解或曲解当时西医的理论。尽管如此，根据自己实践这套理论的成功经验，他对自己的医学新论的价值与效果深信不疑。

　　光绪二十年，一位挚友苦劝力钧回到“正途”，追求科举功名，这次他听从了朋友的意见而远赴北京应考。这趟京师之旅并未如愿金榜题名，却把他的医疗生涯推向另外一个高峰。他在北京居留期间，医好了许多达官显要，他医术的效验随即在上层社会流传。公卿显宦争相延请诊治，门庭若市之余，力钧无法专心读书，遂以父病为名，请辞回乡。但是，北京的贵人们不愿意长久放走这位良医，数年后他们给力钧安排了一个商部主事的官职，好让他返回北京，为他们看病。力钧回京后，来问病求治的人，有军机大臣鹿传霖(1836一、徐世昌(1858一1935)，宗室载振(1876～?)、庆亲王奕勖—1916)等等。力钧除了医病之外，和病人似乎也结下了相当的情谊，最后在这些亲贵好友的力荐之下，开始了御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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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钧进宫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庆亲王邀请力钧到他的私人花园“承泽园”晤谈。席间，庆亲王忧心忡忡地告诉力钧：最近皇帝圣躬欠安，病势沉重。太医院御医诊断为体质虚损所致，因此开了许多补药，然而这些药方非但无效，反而增添了新的病症。庆亲王将皇帝的症状一一向力钧细述，问他有无医治良方。力钧坦言太医院御医误诊，认为皇帝的真正病因是宿食不消，积滞体内。庆亲王听了以后，告诉他这与皇帝的看法一致无二，他既然深受皇恩，应该尽力报效，命力钧写下书面意见，由他转呈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过目。

　　闰四月二日，慈禧与光绪将力钧的意见交付军机大臣公议，鹿传霖极力赞美力钧的医术，怂恿两宫召唤力钧。于是，两宫决定起用力钧。慈禧命庆亲王次日把力钧带来，跟工部尚书陆润庠(184l一一起医治皇帝。慈禧之所以任命陆润庠参与此事，乃是因为陆润庠先父陆懋修(1818～1886)为晚清医界“复古学派”的一代宗师。一1同时，慈禧也嘱咐庆亲王，要敦促力钧务必全力以赴。

　　次日的会诊在颐和园的仁寿殿举行，慈禧高坐北面正中央，光绪则侍立在她的左侧。当时慈禧也身染微恙，所以陆润庠和力钧就先为她诊脉。太后把她的双手并列平放在一个“脉枕”之上，让两人同时诊脉，陆润庠诊右手，力钧诊左手，诊毕对换。诊脉完毕之后，慈禧和两人寒暄。她先问陆润庠是否曾为人诊病，陆润庠回答曾有看病经验，但是自从服务内廷后就停止了。慈禧说：“尔家学渊源，脉理必精。”接着，她转向力钧，日早已耳闻他医治好载振的故事，说皇帝的症状跟载振类似，希望他留心诊治。

　　此时内侍也为光绪另外准备了宝座，好让他坐下接受诊脉。当时力钧眼中所看到的光绪才三十六岁，却早已宿疾缠身，“颜色清癯，精神疲倦”。然而，病恹恹的光绪在自述病症时却滔滔不绝，诊脉后他向两位医生备述自己“口干、胸满、夜不成寐、日不思食、腰酸腿软”

　　等症状，这些老毛病大多与他新近罹患的急病毫不相干。等到皇帝说够了，两位医生再度被带到慈禧的跟前，此时慈禧又“令皇上自述病因”，这次皇帝承认他长久以来深受遗精的困扰。然后慈禧问力钧打算怎么诊治皇帝，力钧回答他预备暂且先专门处理眼前的急病，长年痼疾的部分留待日后慢慢调理。两宫对他的构想表示满意，令二人退下开方。

　　内侍把两人带到大殿侧边的军机处朝房，告诉他们只有在意见无法协调的情况下，才需要个别开方。两人随即在慈禧的治疗策略上取得共识，但是在光绪的病情方面却有争议。陆润庠所开的药方，仅仅是就太医院的原方略作加减而已，力钧“力执不可”，认为太医院的温补处方对龙体有害无益，坚持要另开一方。陆润庠经过些微考虑，在力钧的“疏解”处方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陆润庠处世的态度与力钧大相径庭。他不像力钧有强烈的主见，也毫不在意在瞬间转换立场。他的父亲陆懋修不但是位享誉一时的名医，更是旗帜鲜明的医学思想家，但是其父为信仰而奋斗的“家学渊源”，在陆润庠的身上丝毫看不出来。在宫廷医疗中，他永远不单独站在与他人敌对的立场，所以不管成败总有人分担责任。相对于陆润庠的圆滑，力钧总是不惜据理力争。

　　次日，当力钧踏人宫门，立刻受到热烈的欢迎。宫中的内侍告诉他，服用了昨日的处方药后，皇帝颇见起色，急病已然“大愈”；而太后则是“大关防通畅，今早睡极酣，为数日所未有”。内侍催促他再度觐见，接受两宫的嘉许。由于当日天气阴雨，为了褒奖陆、力二人，慈禧恩赐他们“人直准头张伞”的殊荣，并且命力钧明天再度进宫，看看已经困扰她数年的老毛病。

　　次日慈禧告诉力钧，她长久以来为消化不良所苦，每次吃完饭就打嗝，舌苔变厚而口渴；如果吃多了就感觉饱闷，吃少了却又会似饥非饥、暖气、吞酸，问该服用什么药才好。力钧主张最好多吃流质食物，建议每天饮用鸡汤三次。太后随即命李莲英速速去办，而且还嘱咐不得仗势压低价钱，夺取民利，否则“小民诅咒，服亦无效”。

　　力钧的处方再度立竿见影，次日慈禧感觉自己的宿疾霍然消失，对力钧的医术赞不绝口。她说自己平生最怕药味，为了避免吃药，往往有病也不敢说，因为每次内侍只要一听说太后身体欠安，就会马上宣召太医院派员诊治，每次总是开数十味药材，“大熬一碗极浓苦汁”，让她光闻味道就想呕吐，入口后更是恶心老半天，肠胃也胀得满满的。而力钧则完全不同，这几天他的处方总是只有少数几味，药喝起来也舒服。而昨天更是仅凭饮用鸡汤，不用服药而病愈，真是“神妙极矣”!太后命从今起力钧每日前来诊脉一次，并“研究饮食卫生，期于身体有益”。

　　当力钧退至军机处朝房，向大臣报告面圣情形时，太监总管崔玉贵却突然怒冲冲闯入朝房，大刺刺地高坐桌上，盘腿嗔目呼嚷：“老佛爷听力钧言，一天不吃饭，只饮鸡汤，似此办法，则农家只须喂鸡，不必种稻，真异闻也!万一胃气弄坏，此错谁担?”面对崔玉贵的来势汹汹，大臣徐世昌挺身护道：“鸡汤补益，胜五谷多矣。外国医院嘱人多饮鸡汤、牛乳。”这样，崔玉贵才悻悻然退去。

　　在力钧的眼中，崔玉贵似乎是被谠言正论所压倒才哑口无言，不过，更可能的是，让崔玉贵知难而退的只是徐世昌的官位，而不是他所举出的论据。这个故事即使是出自编造，也可以视为一种寓言。

　　力钧想传达的似乎是：真金不怕火炼，他基于正确学理的主张得到公论的肯定。这种想法正是《崇陵病案》的成书宗旨。

[ 本帖最后由 玩家天下 于 2010/1/6 11:0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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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绪与力钧的医患对话根据同乡好友林纾的记载，力钧在宫中“研究饮食卫生”的生活如鱼得水，慈禧对他恩宠有加，不时赏赐，内侍也对力钧十分尊敬。

　　力钧在宫中的愉快生活持续了一年多，直到一日他在路上巧遇光绪。林纾记载：

　　一日，趋近辇道，崇陵驾至，医隐敛避不及，长跪道侧。

　　崇陵日：“力钧，若供奉禁中，朕知若之深于医也。”医隐顿首谢。越月，手敕召力钧。

　　这次偶遇让光绪与一年前医好他的病的力钧重逢。如果这个记录属实，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力钧侍奉的只有慈禧一个人。慈禧想要独占力钧的医术，不愿光绪与其一起分享，可见，慈禧没有履行当初的诺言，让力钧继续调理光绪的宿疾。这次偶遇之后不久，光绪未经一般公文程序，而是透过手诏来宣召力钧。我们不知道光绪是否先跟慈禧商量过，但是，可以确定，这一方式似乎对慈禧不尽尊重。

　　就这样，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起，力钧开始为光绪作单独的诊疗服务。按清官惯例，一般由多名医生会诊，公议立方。¨副所以这种做法违反了清宫诊疗的成规。自从一年前力钧奇迹般地治愈了慈禧和光绪的急病，慈禧一直没让光绪跟力钧接触，这种讳莫如深的态度一定诱发了光绪的好奇心以及期待感，所以在光绪一旦回想起力钧的高超医术，就要紧紧抓住这颗救星，期待他能够拯救自己江河日下的健康。

　　在力钧开始诊疗前一天，光绪预先写下自己的症状，交付奏事处抄录，让力钧阅读过后再请脉。留下这样的书面记录是光绪皇帝的另一项创举。按照宫中的规矩，御医询问帝后的病情被视为不敬，但不询问病情，势必影响诊断结果。所以求医若渴的光绪想出了这种办法来超越宫中礼仪的限制，不但可以让医生得到更多的信息，也允许其带回家慢慢参详，以便从容想出一套万全的诊疗方策。

　　光绪所发明的这种笔记被称为“病原”，篇幅长短不一，他接受力钧单独诊治的这段时期，字数在一百至六百之问不等。其中大部分是症状的描述以及疼痛不安的诉苦，光绪很喜欢不厌其烦地记录相关细节。

　　此外，由于皇帝平日熟读医书，1141有时会对自觉症状提出医学解释。不仅如此，他还学以致用，为自己开方令御药房调配。甚至曾有几次批评医生所开方子不够高明，要求医生依照他的指示开方。

　　光绪所发明的“病原”还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用来当作i贝0验医生医术的标准答案。有一次，他写下了一份“病原”，但预先不给诊脉的御医看，等见到医生的诊断结果与他的感觉不符时，才把“正确”

　　的解答出示，借此羞辱医生。¨副正因为宫廷医疗中有时必须以皇帝的感觉作为裁决的准则，所以医生们往往为了避免争议，干脆直接把“病原”中的文句抄入脉案之中，然后在不违背皇帝见解的前提下，进行理论解释与开立药方。

　　第一份“病原”约600字，大体重复了一年多前初次见面时所抱怨的症状。在这份“病原”里，皇帝叹诉遗精是他百病缠身的根源，在一番冗长的症状详述后，他给自己的毛病所下结论是“虚”，在结尾部分指示力钧：

　　以上诸症，似非峻补不可。然禀赋大伤，上盛下虚，素有浮热，多服补剂，唯恐上焦虚火更盛而下部之虚弱……用药总宜于补益剂中稍佐以养阴泻火之品，裨虚热渐渐下引，兼实下焦，始为合宜。

　　换言之，在开始诊察之前，病人已经为医生决定了“合宜”的治疗基调。光绪所指定的是一个以补益为主，泻火为辅的折中处方，在中医的理论中，前者往往属于温热而后者则属于寒凉。

　　力钧的反应完全出乎光绪的意料。力钧完全越过中药药理温凉两极的理论来看问题，在进行简单的中医脉学诊断之后，他以自创的中西医混合理论来分析光绪的病情：

　　臣力钧请得皇上脉息左弦郁，右濡滑。病在肝气不舒，胃气不健。谨案：周身血管由肝脉管出，汇总血管，出心右房，过肺入心左房。……因心房之血右入左出，入时血行之力较旺，上激右脑筋，故右疼。出时血行之力渐减，不能上激左脑筋，故左晕，此皆由于肝病而血不足之见症也。……至于脊背痛，身倦嗜卧，则脑虚所致。脑虚故督脉病，故梦遗自泄耳鸣脑响诸症并见。甚至鼻涕亦激动脑部。总之血虚气亦虚，药力但能行血益气，而补养仍借饮食，谨拟行血益气之方，附以饮食补养之法。恭候圣裁。¨¨在这份脉案中，力钧大量运用了英人合信(Benjamin Hobson，—1873)所新创的汉字西医术语，如“血管”、“左房”、“右房”、“脑筋”等等，都是传统中医理论中完全不存在的概念。不过，如果稍加考察，又可发现他虽然使用了西医的术语，但是解释的时候却义与当时通行的西医理论颇有出入。如“周身血管由肝脉管出”的说法，并不见于合信的《全体新论》(1851)；心2 o而将脑虚与脊椎、梦遗耳呜等症状相提并论，把鼻涕与脑部互相勾连，本系中医的身体观，心纠是西医极欲痛斥的概念。

　　在探讨清末中医如何尝试汇通中西医学时，力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个案。若要详细叙述其中的医学思想问题，需要另外撰文专门处理，在此先回到医患关系的脉络上。

　　当光绪读到力钧所呈的脉案，看到跳脱他所提供的诸如“上盛下虚”的病理脉络，而且以一种新奇的语言带出一个他所未曾想像的结论，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尽管光绪不懂力钧的理论语言，却从中药学的观点，来评量力钧所开“补养之法”究竟是凉还是温。光绪注意到，力钧所极力推荐的“饮食补养”，就是当初治愈慈禧的鸡汤。尽管力钧自认乃是基于南洋所学到的西洋药理，但是以中药的角度来看，鸡汤乃是“扶阳抑阴”的温补之物，显然违反了光绪所下的“泻火为辅”

　　的旨意。于是，光绪当场质问鸡汤性属“纯阳”，而且，更糟的是鸡肉“动火”，与他期望的“降火养阴”背道而驰!力钧何以会提出如此荒唐的处方?光绪要力钧讲出个道理来。

　　就宫廷医药档案制度而言，皇帝与御医的口头对话不会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但我们可以从力钧次日写给庆亲王的私函里，得知光绪对第一天诊疗的反应。力钧承认他当时为天子的不测之威所震悚，但是仍然坚持自己的处方。Ⅲ。信中并未交代当天的谈话是怎样收尾的，但是从次日起，光绪暂停指挥处方。心纠而且此后数日力钧仍然持续以原先的血管理论来分析病情。如此看来，光绪似乎压抑了自己的定见，同意让他放手一试。

　　然而，力钧并未从皇帝的让步感到荣宠，相反，他怀疑太医院御医们说了他许多坏话。这些太医院医生们在去年力钧治愈两宫时，可谓丢尽了颜面，所以他疑心这些人会扯他的后腿。在深感孤立之余，他决定寻求奥援，写信给他的担保人庆亲王。在信中他表示担心皇帝可能已经听进了若干“先人之言”，对他的处方有了成见。力钧表示对医牛的不信任将是康复最大的阻碍，所以请求庆亲王帮他说好话，以恢复皇帝的信心。此外，力钧也表示他愿意顺应病人的心态，把引起“动火”忧虑的“鸡”汤，换成牛肉或羊肉汤，并在信中附上一纸处方，让庆亲王拿去给皇上进言。

　　不仅如此，力钧还觉得他对医患关系的掌控不足。七月二十二日，力钧又写信给庆亲王，附上一份他新设计的表格，预备让皇帝按表填入他的症状。信中还说他的福州口音阻碍了与皇上的沟通，请求庆亲王帮忙说服皇帝每天填写这些表格，以帮助他的诊断。

　　庆亲王可能根本不敢把表格进呈皇帝。光绪费了那么多工夫所写的“病原”，是为了帮助御医诊断，而力钧竟然要求皇帝仅对表格所列的选项勾画，剥夺了病人自由表述的权利。或许，力钧在新加坡对西医的这种问诊方式习以为常，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即使对一般平民顾客，这也属无礼之举。这也意味着，力钧认为“病原”中的话语许多都是没有用的噪声，所以他需要用表格来筛选。仅凭这一点，皇帝就可能暴怒，并会接受旁观者的挑拨，但力钧对此却毫无警觉。在他看来，医疗似乎只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活动，病人的看法以及可能引发的反应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尽管上述种种冲突似乎随时可能发生，在诊疗初期，二人相处得似乎还不错。在七月二十三日，皇帝感觉到他的一些老毛病消失或已经改善，于是他承认“连日服补养之剂，似见功效”，“背串痛稍轻”。旧9。力钧当天给皇帝的脉案写道：“心跳减少，此系饮食补养之效，但血管初通，阳气未足。”以下几天，他以仿佛能透视病人体内的口吻，报告血管、微丝血管窒塞与通畅的情形。

　　皇帝并未对力钧的理论加任何评论，但缄默并不代表同意。事实上，皇帝可能完全漠视这些新奇的语言，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他看得懂的部分。就在他赞许力钧的这一天，他发现力钧开了较多的温补之剂，这点让他相当担心，所以他提醒力钧应该补充一些清凉的药材来平衡。他也引用了中医的箴言“虚不受补”，提醒力钧注意。

　　然而，力钧尽管称说他按照要求开出了“补中寓泻”、“和解”的方子，但从处方的实际内容来看，他依然自行其是，在后来几天陆续按照自己的补养计划开出桂枝、附子等“热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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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力钧一再忽视光绪的感受，冲突终于爆发了，导火线是光绪口腔中的小泡。就在七月二十三日，光绪感觉“舌间似欲起泡”，并忧心这可能与温补食物有关。三天之后，光绪确认这些小泡正式成形。

　　以他的诠释，这个发展证实了他数日来对温补疗法的担忧是正确的，而且力钧开方名实不符也瞒不过他。所以他在七月二十六日恢复了指挥处方的往例，正式要求力钧修正用药方向。旧纠但力钧却不认为自己的处方需要更改，委婉地说光绪的病情正处“血管通畅，病机大愈之候”，应该乘胜追击。作为妥协，他把药方中最“热”的桂枝、附予去掉，主要立方用意延续不变。

　　光绪对于力钧的说法大不以为然。七月二十七日，光绪申斥力钧，批判他过于夸大自己的功劳，光绪说自己“气体本虚，又不受补，故外感之症易治，内伤之病数剂药饵断难言愈”，又说他已“服药年余，并未见效，岂区区数剂遂能立见功耶”。

　　光绪态度的骤变吓坏了力钧，在当天的药方里，他撤去了温补之品。在次日的脉案里，他承认皇帝的看法，同意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康复。数日后的八月三日，他更进一步列举了许多还没有改善的皇帝症状加以检讨，作为自我批判。‘3纠力钧屈服于病人，这为自己日后的诊疗之路埋下了祸根：他让皇帝确认自己能做出比医生更正确的判断。他的屈服暂时缓和了皇帝的怒气，所付出的代价却是从此丧失了发言的权威。

　　光绪虽对力钧不满，但对他还是有所期望的。在七月二十七日的“病原”中，他指示力钧应该要“专顾本病之病”，但是这个“本病”

　　到底是什么呢?仍有讨论的余地。三天之后，力钧拿出了他的答案。

　　他指出“病原则系脑气筋病与微丝血管病”，两个词都是来自西医的《解体新书》，而对中医来说，这两个词汇不具任何意义。力钧还是用他的理论作为诊疗方针，而光绪仍然未多加理会。事实上，光绪只提过这些术语一次，那是在八月初三责问力钧为何未提出新的诊疗方针时，抄录的脉案词句。13刨光绪开始习惯用严厉的口气对力钧讲话了。

　　力钧的一再失误，给了太医院医生反击的机会。力钧总是疑心他们的暗中陷害，一直苦于没有证据。在八月初，他的担心俨然成真。八月初二力钧在给庆亲王的信稿里写道，光绪当着力钧的面朗读别人所开的处方，并且问他对这个方子有什么看法。虽然皇帝不说谁是药单的作者，力钧直觉这乃是出自太医院的手笔。在信中他告诉庆亲王他的处境：

　　皇上按口宣示，未必不以为然，万一误服一剂，则前功尽弃，且与章京(按：章京，官名，是清代各衙门办理文书的人员。此处乃力钧自称)所开之方，大相反对。太医院随得左右，难保无先入之言，上荧睿听。况服药之理，心有所疑，往往无效，章京学问浅陋，东南各省不乏名医，万恳上召来京会同请脉。病之寒热虚实定，则药之温燥补凉自定……此次脉息已调，病机已转，心跳已愈，遗精已瘥，拨乱反正，转危为安，此其时也。再用温通以去寒，补固以(下缺尽管力钧仍然没有找到太医院医生掣肘的确证，但是从日后的发展回溯，太医院确实已经在此时出手了，正是他们动摇了光绪对力钧的信任。他们顺着光绪的心理，告诉他吃了太多的温补药材，现在最佳方策就是赶快服用清凉之剂来加以平衡。借由强调中药药性寒热的对比，太医院的御医成功地离间了光绪对力钧的信任，令光绪忽视了实际上已经改善的遗精、心跳等。力钧深感孤立无援，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即引进其他外来医生，联合对抗太医院的影响力。正如同先前徐世昌成功斥退崔玉贵故事所隐喻的，他相信只要是真正的良医，一定会作出公正的裁判，赞同他的处方才是医好皇帝宿疾的不二法门。

　　光绪不理解为什么力钧如此不听话，坚拒使用寒凉的药品。他把力钧的药方拿给军机大臣们看，询问他们的意见。鹿传霖再度力挺力钧：“皇上不但宜服桂、附，最好服鹿茸。”皇上问鹿传霖服过鹿茸否。鹿对日：“臣延力钧治病，前开方皆石膏黄连知母大黄之属。”光绪云：“此药朕未服过。”鹿言：“体质不同，故用药亦异。”据力钧所得到的情报，其他在场的军机大臣大多支持自己的疗法，当天光绪的结论是他将再考虑力钧的意见。但是，力钧的心情并未因为皇帝态度的软化而好转，因为他所依赖的庆亲王竟然是在场者中唯一见风转舵的人。庆亲王附和皇帝的意见，数落力钧不应该服用桂、附等热药医治光绪。

　　尽管力钧和他的支持者鹿传霖企图阻止光绪服用清凉的药品，不久之后，力钧就放弃了己见，契机是光绪八月初二所患之感冒。在忍受了两天感冒的困扰后，光绪提醒力钧注意他的感冒一直没有医好。力钧这次没有再多加申辩，默默地在药方里加进了治感冒的性凉药品。㈣1而在三天之前，他还写信给庆亲王疾呼皇帝必须远离一切凉药。

　　看到力钧折服于己，光绪欢天喜地，在一个星期内不断夸奖力钧的疗效。光绪相信自己的体内得到了均衡，可以宽心服用力钧的处方。在“病原”中，光绪表现出对力钧前所未有的满意和信心，深信力钧最后一定能医好自己的疾病。在八月初十的“病原”中，光绪写道：

　　“膳前鸡露，每日于酉刻服，每次均服中碗之多。次日又写道：“每日所呈脉案，皆照方服食，从无间断及更改之时。”在这个星期里，力钧唯一让光绪不尽满意的是口中的小泡尚未去除。光绪不断催促他用更多的寒凉之剂，但语气远较之前和缓委婉，同时他也向力钧解释当初他为什么那么焦躁，那是因为这些小泡使他想起了十数年前的惨痛经历：“因服热剂，彼时气血尚盛，以致面上口舌喉间，遽起火泡，牙亦作疼，以后只用清凉之剂，此症始止。”M纠力钧与光绪的关系好转，非太医院所乐见，太医们很快找到了离间二人关系的方法。八月初七，光绪称昨晚“身冷有两点余钟，久后即发烧头痛口渴，亦有两点余钟之久，大似疟疾”，询问力钧是否是疟疾之症。㈨1力钧的回答仍是基于他的血管理论。他回答道：“实因血管甚虚，外感寒气……此即内热为外寒所胜，血管窒塞，脑筋之运动不灵。”此后数日，他继续陈言“似疟非疟，为血虚之见症”、“由微丝血管之血不足”。但是，光绪并不认可血虚的看法，沉浸在自己的忧虑中。八月十六日，光绪严命力钧：“频频发作，屡问是否疟疾，总以非疟对。若真疟疾，又当现何病象?应即明白具陈!”H¨力钧在当天的脉案中辩解，皇帝的御恙并非疟疾，如果是疟疾，发寒或发热将在每一周期的同一时间发生，这个周期也许是每天，或许是隔天或隔两天，但皇帝的情形并非如此。

　　力钧后来写信给一位内务府大臣指出，太医院医生们不断在疟疾问题上煽风点火，皇帝从不听信他的解释。他痛诋太医院医生误导皇帝相信自己罹患了疟疾，指出领导全国医政的太医院的医生竟然连真假疟疾都分辨不出来，“中国医学不明，一至此极，诚堪浩叹!”

　　最后，他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北上的江南名医身上，相信具有权威的裁判出面，真相自能大白。”引八月十九日，江南名医陈秉钧(1840—1914)与曹元恒(1849—终于抵达北京。皇帝问二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有没有罹患疟疾。他们的结论与力钧一致，不过沟通技巧却远较力钧圆润。

　　他们用中医的术语“营卫不和，营争为寒，卫争为热，微寒微热由此而来”，委婉地否决疟疾的猜疑。从此以后，皇帝再也没有在“病原”

　　里提及疟疾。然而，没有任何资料说明在谜底揭开后，太医院医生是否受到惩罚，力钧是否得到了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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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力钧出逃陈秉钧和曹元恒证实了力钧的结论，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同意力钧的解释。事实上，他们并未表态要跟力钧合作。陈、曹二人的乡谊以及同行北上的交情促使他们自成一个小团体。此外，陈秉钧仇视西方医学，并且曾公开讥嘲西医。在晚年，他极力推动设立社会组织与中医学校，以便与西医抗衡。所以，在医学理念上，他们也反对力钧汇通中西的理论。至此，会诊的宫廷传统又复活了，光绪也坐视诊治他的医生们分裂成彼此不相为谋的三派：太医院、力钧，以及来自江南的两位名医。

　　陈秉钧和曹元恒处理医患关系的手腕与力钧截然不同，他们毫不犹豫地批驳太医院医生的见解，∞41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绝对顺从光绪的感觉下药。钧在此时仍然继续为光绪看病，是单独开方。

　　据他与陆润庠开方时的规矩，看来他跟陈、曹无法共事。事实上，后来在写给一位唐姓友人的信件中，力钧指出，在那个月他因为饱受惊吓而无法专心于医治，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出办法来逃离宫廷。在他的余生中，每当想起那段时间的经历，“困苦之情，至今手足犹颤”。林纾记叙当时的情景：

　　医隐奉东朝懿旨，拜觐于乐寿堂诊脉，署方大称旨，赐羹赐锦段赐克食，宠赉隆渥……调卫得宜，圣躬当日健，稍陈服食者数事，既退值，东朝之赐立止，巨踏相见，希反恒状。供奉三月引疾归，遂绝朝请。p刊最后，在一位同乡好友陈衍(1856—1937)的帮助下，力钧逃离了宫廷。据陈衍年谱记载：

　　轩举丈名钧，永福人，己丑举人，号医隐，官农工商部郎中，能医。庆邸荐供奉内庭，医西后屡效，赏赉优渥，加四品衔，德宗亦命诊病。有间，后怒曰：力钧胡尚不死!而外间以为力钧将为后药死德宗也。轩举丈危惧，无以为计，先母病中闻之，谓家君日：轩举君熟人，何忍坐视?……轩举丈乃以鸡血滴唾壶，伪称喀血。内庭遣太监来验而信，乃免。

　　力钧的记录与林纾、陈声暨大致符合。他在九月二十二日写给内务府一位官员的信件中指出，由于在十九日当着慈禧的面吐血，他得到了三天的假期。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求延长假期。在信中，他列举了在颐和园仁寿殿的慈禧御前、内务府公所，以及庆亲王的承泽园三处吐血之事，证明自己的肺炎非常严重。根据西医的理论，他现在需要彻底静养。b9。或许因为他的症状疑为肺炎，为了避免这个难治之病传染，他立刻被批准可以出宫。

　　力钧离宫后，仍有很多王公亲贵想找他看病。不过，他的朋友载振警告如果他被发现是装病，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力钧只好寂寞地躲在家里，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形容自己“不啻囚系”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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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九月二十六日，即力钧最后一次诊疗光绪皇帝之后的第七天，光绪停止召见任何医生。陈秉钧和曹元恒每天清晨人宫报到候宣，可直到次年三月之前，光绪都没有见过他们。资料显示皇帝在病情突然恶化后，才重新召唤医生为他诊疗。换句话说，从光绪三十三年秋天力钧离去后，直到次年春天，光绪的身体虽未必健康，但病情大致稳定。

　　是否是力钧留下的处方起了作用?病人的回答是否定的。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八，也就是力钧离去十个多月后，光绪在另外一通“病原”中对力钧的评价是，“力钧请吃葡萄酒、牛肉汁、鸡汁，尤为不对!”饮食补养乃是力钧的核心疗法，光绪因采行此法而一度减轻心跳、遗精等老毛病，甚至赞赏过这个方法好，可是不过数月，就又拒绝承认力钧的疗法有效。

　　力钧的想法跟皇帝恰恰相反。他自认已经证明光绪之病绝非不治之症，从诊疗开始就屡次向皇帝报功，在受到申斥后，虽然力钧不再张扬，仍不时提醒光绪疗效如何。在《崇陵病案》附录的信稿里，他罗列了经他治疗后改善的种种症状。读过脉案、信稿的叙述以及光绪帝数次善意反应后，为《崇陵病案》写序的后人一致同意力钧的结论。旧1诚然，书稿的“病原”中也包含了皇帝的若干斥责，力钧并不试图隐瞒这些，不过，借由信稿补充太医院医生恶意谋害的情节，力钧揭明了病人不满的来源以及他最终无法成功的原因，倘若没有这些因素阻碍，力钧相信，他是一定可以成功地医好光绪皇帝的。

　　力钧的这种诠释方式暴露出他对病人不切实际的期待。他期待有一个驯服的病人，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第三者的‘先人之言”的干扰。但是在人宫之前，力钧已经行医多年，应该知道病榻边群医会诊的情况，不但医生问常须彼此争辩以博取患者的认可，而且常有一些亲友围绕在旁提供各种“先入之言”，他们也跟患者一起从医书中摘章撷句，考验医生的才学。而且，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意见受到医生的忽视，就会毫不犹豫地更换另外一位医生来诊治。旧纠这些都是力钧医疗光绪时所遇到的，除了受到慈禧迫害之外，力钧与一般医生每日所经历的基本相同，而他为此感到十分委屈。从《崇陵病案》中的口吻看来，力钧真的认为病人不应该向他挑战，即使这个病人是皇帝。

　　力钧对医患关系所持的态度与他同时代的中医截然不同，而比较接近现代专业已经建立以后的西医师，或许是他在新加坡所接触的西医塑造了这种心态，但这点无法证明，而且就算确有影响，仅凭此也仍嫌解释力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力钧并非缺乏在中国的行医经验，尤其不缺乏侍奉身份高贵患者的经验，各种资料显示慈禧与王公亲贵对他都非常满意，但是唯独在治疗光绪的时候碰壁，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回顾力钧医疗的成功记录，可以发现有两个特点：一是语言，二是时间。他用以诊断的独特医学语言，混用了许多西医术语与似是而非的西医观念，对一个普通的中国病人来说，了解尚且困难，更别说跟他辩论了。因此，当病人同意让他一试，恐怕多半不是被他的医理所说服，而是因为他之前所建立的声誉。从目前的记录来看，他的疗法总是在一两天之内见效。如此一来，他的理论也就不须对病人多作额外解释。也因为如此，在医治光绪之前他与病人的关系一直保持平顺。

　　上述模式刚开始对光绪也有效。光绪总是指东画西，预先提供医学解释和处方要他的医生照办，但是这一招对力钧行不通，他们的语言牛头不对马嘴，所以光绪在首次对话不通后就暂时缄默，寄望力钧医治他人屡效的奇迹再度在他身上发生。跟别的医生不一样，力钧不听皇帝指挥，坚持用他的独特疗法，从头到尾，力钧一再用血管通不通之类的话来解说皇帝的疾病，但是显然一直到最后皇帝都不曾了解过力钧在说什么：力钧再三用血管不通来说明为什么光绪会觉得忽冷忽热，而光绪却认为什么都没有解释。他们两人之间永远无法沟通。在光绪给了力钧一段时间的观察期后，力钧的确也获得了一些光绪本人也承认的效果。如果不是光绪的病情如此缠绵复杂，以及光绪对口中小泡的歇斯底里的心态，在力钧手下，光绪恢复健康的可能性并非没有。由此看来，力钧最该检讨的是他跟皇帝之间的沟通方式，而不是外在的阻力。

　　事实上，光绪在最初几天曾给过力钧一个机会，以便使他证明自己的理论有效。对于力钧几次漠视自己的感受、否定自己的意见，光绪也忍耐下来了。光绪征询军机大臣意见，说明他对医生亦非一意刻薄。光绪对待医生的节制态度也可从疟疾的争论看出。照力钧的说法，皇帝相信了太医院医生的蛊惑而深信自己罹患了疟疾，但尽管如此，在江南名医到达之前，他从未强迫力钧接受他的意见，或者径自勒令力钧按照疟疾的疗法给他开方。他只不过不断重复地询问力钧同样的问题，即自己是否真的没有罹患疟疾?当陈秉钧和曹元恒给了他一个附带着中医理论解释的否定答案后，光绪从此便缄口不言了。这些都说明光绪要求的是医生能给他一个他听得懂的合理解释，而即使这个解释与他的成见不合，他也愿意接受。㈣。

　　上述例子，尤其是最后一个，说明皇帝在追求一个合理的解释以使自己安心接受诊治。光绪饱读医书，随时准备介入医疗决策，在此之前，他会给医生一个机会让其陈述己见，而不会武断地随便干涉。

　　总之，他采用了一种理性而非专擅的态度来评鉴医生。

　　口中小泡是一个有趣的插曲。光绪的口中小泡并未给他带来任何疼痛，但他坚持力钧要优先处理这个问题。此时光绪的做法跟后来对疟疾的疑惑明显不同，对于后者，光绪忍着寒热间歇的痛苦，却仍然要得到一个理论解答，这与光绪对于无痛小泡的态度似乎矛盾，但实际上也许并不如此。由于光绪幼时的经历，光绪对于小泡意味着什么已经有牢不可破的答案了。他的想法也许是错的，但是对于那个记忆深刻的解释仍然与他自修医书的成果有关。在光绪看来，解决小泡是处理问题的最理性的方法。对于这样的病人，必须要由一位深刻体察人性的聪慧的医生才有办法应付，而始终把医疗看成是纯粹技术性行为的力钧无法胜任。他的《崇陵病案》或许可以让一部分读者同意光绪的病情本非不治，但是也暴露出像光绪这样的病人，其实并非力钧所能救治。

　　当然，即使真的有理想资质的医生出现，宫廷的政治环境仍然可能使其无法发挥。从这个角度看，力钧的失败也就并不怎么令人惋惜了，反而可以让我们更平心静气地来看这本《崇陵病案》故事的寓意。无论如何，力钧的天真与笨拙让我们得以省思宫廷中医患关系的实态。在民间行医、一路顺利的经历，让力钧勇于向皇帝提出纯技术性的意见，并且催促皇帝接受。而在太医院之类官僚机构训练出来的医生，是绝对不会以如此直率的风格行事的。另一方面，陈秉钧与曹元恒那样的民间医生虽然也勇于对其他医生提出异议，但是他们也不敢反对皇帝。力钧的独特出身背景让他忽略了皇帝的自身感受，由于他的莽撞所引发的反应，让我们看到即使贵为天子，为了自为龙体把脉己宝贵的生命，皇帝旗在政治权威与知识权威之间权衡利害，从而不计较御医的顶撞。

[ 本帖最后由 玩家天下 于 2010/1/6 11:17 编辑 ]

luck52

福州老乡啊！可惜福州的中医都是垃圾。

玩家天下

反而可以让我们更平心静气地来看这本《崇陵病案》.............崇陵病案？？？那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