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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11日,三鹿集团发表声明承认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奶粉门”掀起巨浪。一年来,对三聚氰胺引发的“三鹿事件”的检讨,从官方到民间,从媒体舆论到案头文牍,都已可谓数不尽数。“结石宝宝”也成为这一年无法回避的词语。
一种陌生的化学物质与数十万儿童的健康相关联,一个产业与一个国家的食品安全相关联。一年之后,有的在改变,有的还没有。
年轻的父亲周进,年轻的母亲刘欢,他们的爱女周梦涵。在一年来的漫漫求医路上,他们四处求援,却放弃赔偿,他们孜孜以求的是爱女的结石病患能够痊愈。
一年后,3家医院,2次B超的检测结果是,周梦涵的结石消失了。但一年来的经历却让家长不敢轻易相信这样的“好事”。
一年来,有多少父母奔走在坚持的路上,有多少孩子仍在遭受结石病患的折磨,有多少人在求医和求说法的路上,选择了放弃、忍耐和忍受。
戏剧性的结局在那个小女孩的身上出现,结石不见了。可是,凝结在亿万国人心头的,对食品安全的结石却仍然难以消失。
一年来,“三鹿门”之后的国家食品安全政策接连调整,法规条款较之以往更为严格,越来越有法可依的食品安全治理将带来更为安全的餐桌。
周进笑得有些别扭,虽然他的喜悦发自内心,但他脸上的肌肉仍然显得有些僵硬,妻子刘欢在一旁看着他怪异的表情忍俊不禁。
9月7日下午,他们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周梦涵走出深圳市儿童医院的门诊部,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却依然不相信这是真的:孩子好了吗?苦难即将结束,新的生活就要开始?
3天3个城市3家医院,两次B超检查均未发现结石,就连医生都也感到惊奇,半个月前仍肉眼可见女儿血尿,而6月份做的检查显示,1厘米大的结石仍如铁般盘踞在孩子肾脏里,就像现在没了踪影一样真实。这名25岁的父亲因此心急如焚,绝望中写了一封求助信发在网上,募集捐款为周梦涵治病。
然而,9月4日,他带着1.4万元捐款来到广州市儿童医院,做好了让孩子接受手术的心理准备,没有想到医院检查后出具的报告单上却写着“双肾未见异常”。周进和妻子的第一反应就是医生搞错了,要求重新做一次,B超医生则对自己的专业素质充满自信,双方于是争执起来。在年轻的父母要求下,医生再次检查,最后依然坚持起初的诊断。
“你们难道希望孩子有结石吗?”医生对他们说。这个时候,周进夫妇已经意识到希望正在靠近,但他们又充满怀疑,想进一步确认,于是接下来又去了东莞求诊,最后走进了深圳市儿童医院的大楼。
怎么可能不希望女儿好呢?周进说,主要是近一年来的经历让他对一切产生了怀疑,而这一切又祸起女儿吃的奶粉。
查出结石
“1.2厘米×0.8厘米”,这颗结石此后一直横亘在一家人的生活中
深圳市儿童医院的走廊里,刘欢忐忑不安,医生只允许一名家长陪孩子,她只能远站在B超房门口看着探头在女儿身上滑来滑去。如果说几天前在广州的那次时间太短让人不放心的话,眼前的检查则持续时间较长令人紧张。医生好像和丈夫在说些什么,刘欢听不清楚,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就像一个犯人在等待着宣判。
一年前,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检出三聚氰胺的奶粉名单后,对许多中国的家庭来说,抱着孩子挤到医院里排着队筛查的心情就像等宣判,当被告知查出结石的那一刻,父母精神瞬间被击溃了。当时,周进夫妇在厦门打工,孩子留在湖南道县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看。
去年9月11日卫生部表示,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专家指出,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可导致人体泌尿系统产生结石。当晚,三鹿集团发布产品召回声明,承认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市场上约有700吨。
此后,周进在电视里看到三鹿事件的报道,他的忧虑与日俱增。妻子刘欢是河北徐水县人,剖腹产下周梦涵后回老家坐月子,孩子4个月大时,小夫妻想着为女儿将来存点钱于是出门打工,开始喂小梦涵三鹿奶粉。
“我们河北挺认三鹿这个牌子的。”刘欢说,孩子吃后就断不了,以至于后来想换好一点的奶粉都不行。选择三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便宜。“我们买的是那种十几元一袋的,送孩子到道县后,由于家离县城远,都是整箱整箱买的。”周进说“谁想到会出问题。”
全国各地发现越来越多的“结石宝宝”,周进打电话让母亲带着孩子到县医院检查,“当时我妈还正在给小孩喂三鹿奶粉”。第一次没查出结石,“只查了一两分钟,医生告诉我妈不放心一个月后再查”。2007年5月25日,女儿周梦涵正是出生在这家医院。
周进没等到一个月,找了在医院里当护士的姨妈,又给孩子做了一次B超。后来他在医院的检查报告背面写了一段文字,描述了这次检查的情景:“我颤抖着手把孩子的衣服脱下来,然后用力按住孩子的脚,看着孩子撕心裂肺地哭,我的心痛到了极点。孩子是爸爸没用,没钱给你买进口奶粉才让你受这么大的罪。爸爸对不起你。”
但他没想到这仅是噩梦的开始,“1.2厘米×0.8厘米”,这颗结石此后一直横亘在一家人的生活中,直到一年后,又从B超下诡异地消失。
周梦涵查出结石时,卫生部已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医疗机构对经筛查确诊为泌尿系统结石的患儿实行免费救治,不得拒诊患儿。筛查和救治费用由接诊医疗机构先行垫付,待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后,依法结算。
发现尿血
东拼西凑并借了5000元高利贷凑足2万元到医院,“医院说他们治不了”
周进初中没毕业,他说主要是因为家里穷,哥哥和姐姐也是如此。“虽然我文化不高,但我天天都看中央新闻。”让周进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在新闻里看到总理哭,我也跟着流泪。我当时想,如果国家要打仗,我会第一个冲到前线去。”
三鹿事件曝光后,周进还在新闻中看到,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的温家宝总理在美国表示,对婴幼儿奶粉公共卫生事件感到十分痛心。总理同时强调:“我以为,更重要是从这场事件中吸收教训。”
自从女儿诊断出结石后,周进便关注所有关于三聚氰胺结石的信息,甚至包括成人的普通结石。电视之外,互联网成了他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十三四岁就外出打工,为了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周进在县城上过几个月的电脑学校,后来他还在广州新塘当过网管。“我当网管很厉害的,当时能破译密码。”周进说,他和妻子就是通过网络认识的,而女儿的名字就是各取了他们网名中的一个字。
诊断出结石后,“医生告诉我孩子的病没法治,只能是回家喝水”。广泛收集资讯给了周进信心,他在湖南老家道县医院拒绝开转院证的情况下,带着孩子到厦门求医。“因为我孩子在厦门也买过三鹿奶粉,我起初想在那里也可以得到免费的治疗。”
厦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给周梦涵做的B超诊断单上写着:左肾可见一大小月1.1cm×0.6cm弧形强回声斑,后伴声影,超声提示:左肾结石。
去年9月11日,卫生部印发《与食用受污染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相关的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诊疗方案》后,9月12日,又接着下发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做好解释和宣传教育工作,消除患儿家长不必要的疑虑,引导其科学、正确认识患儿的病情。同时下发的“宣教要点”提出,无症状或症状较轻的婴幼儿预后较好。因结石的特点是松散或泥沙样,结石直径<4毫米时,家长通过给婴幼儿多饮水,勤排尿等方法,结石可自行排出。
周进说,在厦门第一次看病时,“孩子不要命地哭,脚拼命踢”,医院也没办法,让他带孩子回家多喝水,多运动,“揉揉肚子”排结石,虽然周梦涵的结石远大于4毫米。周进通过查询12320得知,这么大的结石很难通过这种方法排出。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感到恐惧。
有一天,小梦涵洗澡时想尿尿,结果周进在她的尿中看到了血。“我和老婆一路哭着带着孩子到医院。医生看了后说‘哦,尿血了呀。’”医院的检验报告单上,孩子尿液的红细胞计数为15181,而正常参考值是0-11.7。周进后来向母亲说孩子尿血了,孩子奶奶的话让他更加惊恐,原来在2008年3月,三鹿事件曝光前女儿就尿过血,当时医院诊断是上火所致。
“医生说住院需要3万元。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啊!”周进说,他找遍了有关部门,最后甚至打了110。最终,东拼西凑并借了5000元高利贷凑足2万元到医院,“医院说他们治不了,让我到北京市儿童医院去。”这时,已是年底,孩子在厦门已经看了两个多月病“都是自费,有收据的。”
拒领赔偿
“签了那个协议,就等于我放弃讨回公道的权力”
在“结石宝宝之家”的创办者赵连海的印象中,第一次见到周进是在石家庄,那是今年1月15日,之前他们只是通过网络联系,当时还有一名叫侯荣波的家长。“周进跟我说孩子情况不是很好,结石挺大的。后来,他还和我到了北京,但家里打电话说孩子发烧还呕吐又急忙赶回去了。”
那时,周进夫妇已经辞掉在厦门的工作,带着孩子到河北徐水县,试试在三鹿集团的所在地,是否能让小梦涵得到治疗。“我们找过河北的几家医院,他们都不接收,才去了北京。”
刘欢说,北京的消费很高,而且从预约到看病一天就得花费六七百元钱,“中午去,晚上才到,得到医院保安那儿领个票,才能在第二天早上4点去排队挂号。挂完号还要等几天,于是在徐水至北京来回跑了十几次。”北京市儿童医院的超声诊断报告显示孩子左肾有1.1cm×1cm的结石。后来又给孩子做了肾脏造影,“后来医生连造影都没看,说孩子病情还
没严重到卫生部的住院收治标准”。
“医生说,等到结石堵住输尿管,小孩子出现肾衰竭才能住院。”周进说,他当时很气愤,用手机将医生的话录了下来。
周进带着女儿往返于北京看病的同时,也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就在那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保监会发出《关于做好婴幼儿奶粉事件患儿相关疾病医疗费用支付工作的通知》,确定了“问题奶粉”医疗赔偿方案,由对此次事件负有责任的企业出资建立患儿医疗赔偿基金,对患儿急性治疗终结后到18周岁以前可能发生的与此相关的疾病给予免费治疗。
湖南老家包括厦门的政府部门联系周进,让他回去领2000元的赔偿金,“厦门那边说2000元不行,可以按3万来赔付”。但周进拒绝了赔偿,“我最需要的是给我小孩子看病,把病医好,赔偿的话,说实话我还真没想过你要赔我多少钱,而且国家这两年灾难很多,确实困难,没钱赔偿我都能理解。”
“赔偿承诺保证治疗到18岁,18岁之后怎么办。这完全是个民事赔偿,应该由企业和消费者协商解决,但这个方案出台前,有谁找过我。签了那个协议,就等于我放弃讨回公道的权力,如果孩子长大以后,我怎么向她交代。”周进觉得,接受赔偿协议与否,事关一个父亲的尊严。
后来,赵连海和周进等家长向卫生部等相关部门和企业提交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们对自己2009年元旦后接到的三鹿集团(22家问题奶粉生产企业代表)的《致患儿家长的一封信》的看法,提出七项要求,希望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和答复。
赵连海说,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目前对三聚氰胺的研究几乎空白,三聚氰胺对孩子已经造成的伤害程度有多大还是未知数,希望相关企业及部门出资委托权威研究机构进行研究,重点研究三聚氰胺的危害以及后续治疗方法,并将研究结果及时公开。
今年2月,卫生部发文对家长们的问题进行了答复,表示三鹿事件发生后卫生部即组织多学科专家研讨,向科技部提出了紧急启动《三聚氰胺致泌尿系结石的流行病学和临床诊治研究》的立项建议,内容包括临床流行病学和临川诊治研究立项、随访研究和动物实验等。科技部已批准流行病学和临床诊治研究立项,将其安排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根据目前的研究进展,尚未发现对泌尿系结石外,三聚氰胺本身对肝脏及其他脏器的损害。
这份回复还提到,筛查发现:3岁以上因食用奶粉导致结石的幼儿,多因在婴幼儿时期大量食用问题奶粉、结石滞留在泌尿系统未排出体外所致。
对于费用问题,卫生部的回复强调,对于医疗机构违反规定收取费用,当事医疗机构应立即如数退还家长,并赔礼道歉。周进说,他跑过的国内5个省份的多家医院,拒绝免费收治孩子的原因几乎一致:“一家医院说他们垫付后,谁付钱给医院,之前非典垫付的钱还没解决呢。”
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表示,受到婴幼儿奶粉不同程度损害的30万婴幼儿95%以上都已经接受了企业的赔偿。
周进没有像很多家长一样最终领了赔偿,这使他在经济上陷入困境。
危急时刻
孩子发病毫无预兆,突然间就快不行了,当时家里一分钱没有
在北京看病,周进很快花完了之前借的一万多元钱,孩子的外婆把猪卖了凑钱,最困难的时候北京的律师还捐钱给他。他曾想自费让孩子住院,医院的回复是普通病房已满,只有国际部有床位,要入住先交5万元。孩子这时尿很混浊、很臭,尿血也越来越频繁。
“到了我们把钱基本都花光的时候,一名医生才告诉我们医院里有个姓高的医生专门负责诊治‘结石宝宝’。”周进夫妇说,他们在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找到了高医生,做了孩子自得病以来首次免费检查,高医生还免费给了他们一盒药。小梦涵刚开始死活不吃那种药,到后来看到父母端药,会主动接过去自己喝了,这让周进心里不是滋味。
周进在北京认识了一些“结石宝宝”的家长,其中包括来自山东的侯荣波,得知他的孩子已经去世。侯荣波对周进说,他的孩子侯海淇出生后就一直喂哺三鹿奶粉,家中还有十桶奶粉的包装桶。2008年9月13日查出患有结石,9月17日又查出患有白血病,今年1月6日,快满一岁的孩子出现呼吸急促、循环系统衰竭死亡,死前肾脏里还有二颗较大结石和很多小结石。造成侯海淇死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连医生都不敢确定。
在侯海淇之前,2008年12月4日,湖北麻城的“结石宝宝”马雪菲在去医院途中死在了母亲怀里。由于没有母乳,这个当年1月12日出生的小女婴生前喝了8个月三鹿奶粉。周进听说,马雪菲死得也很突然,死前3天还到医院做过B超复查,显示结石比出院时小了。家里人都以为孩子逐渐康复,没事了。但12月2日晚上,马雪菲发热,第二天出现腹泻、呕吐,不想吃东西,哭闹不已。孩子父亲说,带孩子至乡卫生所打了两针,当时医生诊断为风寒感冒,没见好转,准备送大医院时,孩子就不行了。
马雪菲和侯海淇的家长都要求对孩子尸体进行尸检,但被相关部门拒绝。赵连海、周进等很多家长也都希望能够尸检,因为这不仅可以弄清两个孩子的死因,还能对研究三聚氰胺对孩子身体的伤害有帮助。
“我们都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刘欢说,当周进告诉家里人这件事情时,大家都以为他为孩子的病走火入魔了,没想到确有“结石宝宝”的死亡例子。后来,小梦涵突然出现呼吸急促,“只有进去的气而没出来的气了”,周进马上会想到像侯海淇等小朋友去世前的症状,于是十分紧张。
今年四五月份,小梦涵在深圳龙岗就出现了类似的状况。此前,吃了高医生给的药后,孩子尿血没有那么频繁了。周进夫妇商量,不如一边打工挣钱一边给孩子看病,于是举家到了深圳。周进说,年过半百的父亲本来该在老家养老,但为了孙女不得不到工地上干苦力。
孩子发病毫无预兆,突然间就快不行了,当时家里一分钱没有,全家吃饭是靠父亲从工地上打饭来。周进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诺基亚6500S手机为孩子看病。后来孩子住院,除结石外还查出低血钾和支气管炎。
之后不久,周进到东莞打工被查暂住证,从派出所出来后他接到母亲的电话,小梦涵又尿血了。回想过去的一年,周进百感交集,他刚开始根本没想到事情最终会变成这样。孩子的头发一直留不长,因为随时可能打吊针,长发不好找血管。医生交代,女儿不宜吃鱼吃肉吃鸡蛋,奶粉是绝对都不再敢给她喝了,而治病又需要加强营养,这让大人们无所适从。周进说,那天派出所的人来,都说看上去他比哥哥年纪大,但只有他知道,这一年他内心的变化远远比外表大得多。不说别的,他已经了解了不少医学知识,而且也知道如何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我现在还特别关注弱势群体。”
绝望之下,周进写了封求助信发到网上。信中他写道:“我不知道该去找谁,谁又会出来管这个事情,前不久抱着孩子去广州市儿童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的结石移动了,要尽快考虑手术,否则孩子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但要先交两万元钱的治疗费,两万元,对于现在的我别说两万就是两千元钱我都拿不出来了。”
让周进最为欣慰的是,他并不孤独,一年来他和赵连海等家长一直保持联络,他们同病相怜,互相鼓励互相安慰。赵连海说,三鹿事件虽然对孩子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事情曝光之初,他看到包括中央领导、全社会都对受害孩子表达了关爱,他觉得这件事说不定能成为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对完善制度,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包括国人道德价值观的重建都可能起到促进作用。“因为我们面对的毕竟是孩子,是国家的未来。这个事情不是不可以用智慧解决。”现在,赵连海只希望对结石家庭的伤害不要再继续。
最近一个月以来,老家政府部门的人不断打电话告诉周进,若他回去就可以报销医疗费。9月4日,在广州市儿童医院时,他还接到了三个类似电话,当他提出是否能先垫付医疗费给孩子看病时,遭到对方拒绝。
如今,账户上的捐款达到1万4千多元,孩子的结石似乎又从医生眼皮下消失了。昨日,为了让自己放心,周进夫妇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为周梦涵进一步检查,女儿的尿常规和肾功能均不正常。医生说,孩子依然血尿,只是肉眼看不到,建议他从泌尿外科转肾内科诊治。周进打听了一下,肾内科挂一个专家号要60元钱,而且要等到明天(周四)才能看病,在深圳市中心多呆一天就意味着多花钱,截至本报截稿,他还在犹豫是否继续给女儿做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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