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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全球抗病毒性流感峰会上，瑞士一位院士指出，近22年来52%的抗病毒药物源自天然植物。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院士的《中国抗病毒联合治疗概述》则指出，板蓝根是抗病毒中药的一个最典型代表。
在钟南山院士的牵线搭桥下，中国最大的板蓝根生产企业——广州白云山和黄中药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签订了合作协议：在为期一年的时间内，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供世界先进的病毒模型对白云山板蓝根颗粒的抗病毒作用进行筛查。
根据协议，相关科研经费将由NIH资助。凭借NIH的研究结果，该产品或将可在美国进行专利申请与保护。这是美国首次向中国中药抛出的橄榄枝。有报道称，最终的研究结果将可能影响欧美国家药物的政策走向，对中药产品走向国际有着重大意义。
中药销售在海外
“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一位记者因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并在术后接受了中国的针灸治疗，得以痊愈。这名记者回美国后，以亲身经历在《纽约时报》上对中国的神奇医术做了大篇幅报道，引起美国公众的兴趣，掀起了一股针灸热。由此，西方开始逐渐了解中国中医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以下简称“世界中联”）副主席李振吉教授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说。
世界中联对全球26个主要中医药学会团体的负责人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海外中医诊所平均每家每年中药用量在1.5万美元至2.5万美元之间。世界中联目前在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有186个学会团体，其会员拥有至少3万到5万家具有使用中药能力的中医诊所。据统计结果推算，并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物价水平，每年在海外通过中医诊所这一渠道销售的中药（含中药饮片、颗粒剂和中成药等），按海外销售价格计算约为4.5亿美元~7.5亿美元，按目前的汇率折合人民币大约为30亿~51亿元。
世界中联副秘书长黄建银表示，“中医诊所渠道主要是零售，而中药的分销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为国内企业在海外的独资分销机构，它是国内比较有实力的中医药生产企业在海外设立的分销机构，如天津天士力、北京同仁堂等；二为海外华人设立的独资或合资分销机构，如天津天士力荷兰神州公司，其销售网络遍及欧洲主要国家的中医诊所；三为海外大型医药（连锁）公司，这是外国人主导的企业，资金实力雄厚，基本控制着海外中药消费市场，中国企业或海外华人很难在短时间内与之竞争。”
未走出的圈子
有数据显示，世界植物药市场总价值目前已超过600亿美元，且每年还在以10%的速度增长。这无疑将给中国中药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事实是，中药产业尚未走出原料输出国的圈子。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中药部副主任罗扬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2008年全球与中国开展中药贸易的国家多达163个，中药进出口额达到17.52亿美元。其中，中国中药产品出口到全球154个国家，出口额为13.09亿美元。”
罗扬告诉记者：“从2006年起，中国中药出口额就突破了10亿美元，但近几年来，始终未在此基础上有更大突破，结构上也未有太大改变。亚洲仍是中药产品主要的出口市场，欧洲其次。”
去年中国对亚洲国家和地区中药出口额达8.56亿美元，同比增长11.3%，平均价上升44.53%。对日本、香港地区出口过亿美元，出口额在千万美元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有5个，分别为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对亚洲的出口产品以中药材及饮片、提取物和中式成药为主。去年中国对欧洲的中药出口为2.09亿美元，其中，对德国出口额最高，达到4268万美元，其次是西班牙，位列第三的是法国，对这三个国家的出口占对欧洲出口总额的55%。
“目前，在商会的会员中，中药企业并不多，只有300余家，规模也不大，且这些企业大多做的是中药材和原料性产品，出口的利润空间较小。即便是年销售几十亿人民币的同仁堂，在国际市场上与那些跨国药企相比，规模也相对小。”罗扬告诉记者。
事实上，中药提取物作为原料产品，在中国中药出口产品中近年来一直位列榜首。从出口国别来看，日本是中国第一大市场，去年出口额达1.25亿美元，其次为美国。据了解，日本从中国进口的提取物正是其用于生产“汉方药”的原料。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中药进口商也开始转型为从中国进口提取物和药材而后加工中成药的工贸结合型企业。
走出国门的诸多挑战
“立法和标准是最大的障碍”——在《环球》杂志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专家和业内人士都这样认为。在西方主流市场，中国的中药尚未获得“名分”，一直是以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营养保健品等形式在市场上销售，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药品。
拿欧盟的情况来说，2004年3月31日，欧盟通过了《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对已在欧盟市场以“膳食补充剂”身份销售的草药产品，允许再销售7年，并在此期间允许采用传统草药简化申请的途径来获取药品的合法地位。然而5年过去了，竟没有一款中药在欧洲成功注册。
问题的关键在于，按照《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规定，传统草药“在申请日之前至少已有30年的药用历史，其中包括在欧共体内至少已有15年的使用历史”。而中国中药是自1995年后才成规模地进入欧洲，因此以非药品身份在欧洲销售的中药产品根本提交不出有效的15年的销售证明，也无法搜集到一直安全使用的有力证据。
从目前的状况看，原本让国内中药企业受到很大鼓舞的欧盟《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现在反而成了中药进入欧洲最大的绊脚石。
李振吉告诉记者：“长期以来，由于欧洲对于传统草药没有明文规定，所以管理部门睁一眼闭一眼，‘民不举，官不究’。欧盟海关明知是中药，但因欧盟市场有需求，也就持默许态度。”
欧盟这种宽松和放任的态度，在客观上使中国中药出口获得了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但《欧盟传统草药法》出台使中药输欧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如果到2011年仍旧没有中药在欧洲获得合法身份，那欧盟将加强监管，甚至随时可能禁止中药进口。这让许多中药贸易商忧心忡忡。
“如果想让人对中国的中药产业产生兴趣，就得提出关于中药成分的科学性报告，让全世界都了解中药的活性成分，而不是只靠中国人本身的信心。”
“问题是西药就一个化学成分，而中药是成百上千种成分综合作用，所以用西药的标准和理论体系来衡量和管理中药，肯定会有问题。因此中药很难作为药品进入国际市场，”李振吉称告诉记者，“一方面，我们现在在和FDA等机构接触沟通，希望证明中国的复方理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尽快建设和完善中国中医药研究、开发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
中国中药的竞争力
长期以来，中国中药被频繁地拿来与源于中药的日本“汉方药”和韩国“韩药”进行对比。
有媒体报道说，日韩等国正积极进行中药的研制和开发，他们以低廉的价格从中国购入原材料后进行精加工，再以高价格销售到世界各地。例如，日本生产的“救心丸”，是在中国“六神丸”的基础上开发的，年销售额上亿美元；韩国的“牛黄清心液”源自中国的“牛黄清心丸”，年产值也近1亿美元。
罗扬告诉记者：“每年中国中药上市的新药有很多，而日本近30年基本没有新的汉方药上市，他们把精力全部花在临床研究上，包括标准分析、数据采集、疗效对比等。日本的‘汉方药’只有200多个品种，日本企业将这为数不多的产品做精、做大了。”
与日本相比，韩国国内的中药品种更少，约为100多种，不过在中药开发过程中韩国比日本更专。最典型的就是韩国特产的高丽参，据统计，在同等级的高丽参出口中，韩国产品比中国产品贵28倍。
对此，李振吉分析说，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日韩与中国走的是两条不太相同的路。日韩在研发中药时更多是运用西方技术而非中国中医理论，这样“中药西制”开发出来的产品更容易被欧美国家认可，可以说，他们做的是“洋中药”。
危机下的中药：危险期还是机遇期
日前，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打造一批知名中药生产、流通企业，加大对中药行业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的扶持与保护力度，扶持中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在罗扬看来，2009年对中药的海外拓展而言，可谓“冰火两重天”。她分析说，一方面，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药贸易的影响在加剧，中药产品需求弹性相对较大。同时，中药在多数国家尚未进入主流医药市场，也未纳入医疗保险体系，若民众收入受到影响，对未纳入医疗保险体系的药品需求依赖性将降低。且中药主要出口市场均不同程度受到金融危机影响，部分进口商已倒闭，消费市场萎缩。而汇率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也会造成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罗扬也认为目前是良好的机遇期。中医药如今在全球已得到广泛认可，在世界卫生组织推动的“人人享有初级保健医疗”的战略目标影响下，传统医药有望纳入一些国家的医疗体系。而目前，世界各国也都在对传统医药实施立法管理，从法律层面确立中医药的地位。再者，中药较西药毒副作用小，在治疗疑难病症上较为突出，近年来在抗击全球性重大疾病中更有优秀表现，这有利于让世界更好地建立对中药的了解与信心。
中药要真正实现国际化，标准化是最重要的一步。中药要积极参与国际认证，进而获得国际市场的准入证。另外一方面，企业一定要特别开发专门用于出口的规格、型号与品种等，特别是药品的说明书一定要翻译成对方国家的文字，或是统一的英文，这样有助于国外消费者更方便地认识中药。
文化理念的传播也需要重视。例如北京同仁堂在海外的药店都是以经营文化入手的，从店堂装修、中医中药文化展示到销售促销赠《大宅门》《大清药王》等等，到处渗透着古远的中医中药文化，收效良好。
专家认为，国外的消费者并不了解中药，更不理解中医理论，单纯地销售中药的话，难度较大。因此，可以用“以医带药”的方式进行销售。“但也不能完全靠以医带药，否则中药太被动了，我们要医药并举，事实上，已经有些中药在国外有自己的知名度，在中药的推广上很有优势，”李振吉提醒说。这样做不仅可以实现中药的销售，还可以实现对品牌与中医药文化的传播。
来源：《环球》杂志 作者：谢黎
[ 本帖最后由 梁知行 于 2009/6/23 11:37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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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23 11:3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