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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斌武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李约瑟博士多年来已发表的有关研究我国古代医学的若干篇论文，阐述他对我国古典医学的历史评价和我国古代医药学对西方医学的贡献.作者认为，李约瑟的观点对于正在钻研中医药学的现代中国学者是有启发的。作为我国传统的医药文化倘能获得进一步的发掘和发展，对未来的科学世界仍然会有新贡献。
古代医药学是我们的祖先数干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中不断创新与发展，具有辉煌建树的一项科学。是祖国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的知识宝库。然而以往人们对它的了解和研究非常薄弱，多少年来被掩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陆续出版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重视。这部著作不但提供了大量的古代和现代文明中的科技知识，而且详细地分析了各个民族文化中有关哲学与宗教思想以及古代学者的文化活动。本文只想对李约瑟博士对我国古代医药学的研究作一简要的评述。
李约瑟，原名JosephNeedham，中文名号“丹耀”，英国人，1900年生。早李约瑟的科学观年在剑桥大学读书，从28岁起就在剑桥担任生物化学研究员与实验员以及讲师等职务。后来他一直担任剑桥大学凯思学院院长，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从1946年到1948年，他是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的自然科学部主任，后来担任该组织荣誉顾问。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中国担任中英科学合作馆主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后来到重庆。
李约瑟在中国共四年，他到过不少地方，予人以良好的印象。在中国工作的年月里，开始了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他学识渊博，又善于与中国学者交朋友，并在北京琉璃厂购买了大量图书，由1948年着手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长达47年，去年3月24日，李约瑟博士不幸在伦敦逝世，终年95岁。据讯此书已基本完成。共8大卷，出版书数约计30多本大分册。
李约瑟研究我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有一个强烈的信念: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阻碍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并非一片空白，而是长期以来被淹埋在最低层，尤其中国古代医药学，应该作一次新的探索和追寻，有必要进行一种水落石出的研究。
阅读李约瑟的论著，使我们深信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在思想体系方面，除了哲学思想，伦理学思想、宗教思想以及由人文成化的学识的所组成的人文科学思想外，还包含着朴素的、刻实的、谨严的自然科学思想。可是我们中国学者往往对西方近代科学那种伟大的建构表示震惊，转而把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在科学上相比，确实有彼高我下的感觉，却忽视了两者具有奇妙的关联。李约瑟认为，西方现代科学世界的建构，其实得力于古代中国的影响。他的论著列举了许多西洋人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比如有九项被欧洲人视为最了不起的科学建树，其中六项—罗盘、火药锐炮、印刷术、机械钟、蚕丝、马镜是中国人发明的，可以用来说明西方现代科学及受益于古代中国的贡献。
他说“科学技术史前不限于欧洲，也不局限于欧洲的接受的传入成果。在公元最初的14个世纪里，中国向欧洲传播了许多发现和发明。’，①“火药武器的发明肯定是中古时期中国最大的成就之一。人们发现火药武器是在接近唐代末年的公元9世纪，那时有了发现炭、硝石(即硝酸钾)和硫磺的混合物的最早记载”。它“在欧洲则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欧洲历史学家已承认，14世纪臼炮的首次轰鸣，敲起了城堡的丧钟，因而也敲响了西方军事贵族封建制度的丧钟’，②。“西方人还不知道磁极的存在之前，中国已经有人对于磁力的减弱或增加，为之忧心忡忡了’，③等等。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对“中国有没有科学”、“中国古代有否科技成就”颇多争议。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大家不会认为我国古代医药学具有科学性。我们只要读一读鲁迅先生的杂文《我的父亲》便可知道。那时，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的科学成就乃奠定在文艺复兴的“有计划的实验”上面，能够找出事物的因果关系，而中国被视为不重实验的民族，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科学成就可言。李约瑟对这种论调极为反感，他觉得作为一个学者，不管他是洋人还是中国人，当他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的文化完全不懂时，就应当首先站出来，承认他对这类文化的科学发展一无所知没有资格妄加评述。李约瑟在《中国科学对世界影响》一文里，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论调。他说:“在中国古代一本道教书里，强烈要求炼丹术士:干万不要把炭末、硝石、硫黄混合起来，特别是加上砒石(按即砷)更不得了。有些炼丹术士试过这样做了，胡子烧掉了，房子炸为平地’，①。发明火药正是中国人这样实验出来的。
李约瑟的观点是:正因为古代西方人不重视科学实验，他们就比不上中国人对西方科学世界的功绩来得大。通过中西方科技的比较，李约瑟提出了两个值得思索和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产生于文艺复兴后不久的西欧?为什么中国在前14个世纪中，他们在获得科学知识并为人类造福方面均较欧洲更有成就?’，⑤这具有极大的思想启迪意义。
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李约瑟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医药学，其论李约瑟论古代的生化药物文被收集在((中西艺术志)))<CherhesandCraftsmeninChinaandtheWest)一书里，颇有影响。Lee-seseeees-eeeeee二eseses今天，现代医学取得了很大发展。专家们已明确蛋白质和核酸是生物体内重要的大分子化合物，在生命活动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明确了代谢与遗传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人体代谢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生物催化剂—酶的参与，而绝大多数的酶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在遗传现象中扮演主角的是核酸。核酸虽然是非蛋白质物质，但通过复制，父母能够把同样结构的一份脱氧核糖核酸(DNA)传给子女。有了一定结构DNA,便产生一定结构的蛋白质，给子女带来了与父母一样的生理特征和形态特征。近年来，由于进一步明确了生物体的生长主要是核酸、蛋白质对物质合成代谢的结果，于是代谢过程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生化药物的设计和制造。例如，在阐明了核酸代谢的基础上，设计生产了5-氟尿嗜陡、甲氨蝶吟等有效的治癌药物。特别是产生了从动物脏器中抽提出来的激素类药物。目前在临床医疗方面，生化药物如某些激素(生长激素与抵制激素)，三磷酸腺昔(ATP)的钠盐剂与维生素等都已普遍地应用于临床。我们正处于现代科学快速猛进的时代，我们重温李约瑟论述中国古代医学的成就，相信对当代青年科学工作者是会有启发的。
中国古代有没有象激素这一类的生化药物制剂?在李约瑟之前，人们对此多持否定的态度，而李约瑟则不然。他说:“西方医学在使用雄激素和雌激素来治疗性功能障碍方面，仅仅是较近时期的一项进展。但是，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早在公元n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在应用含有这些激素的药物制剂了。从现代的生物化学的观点来看，其制作方法必定使得那些天然物质在相当程度上得以纯化。这在医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新篇章’，@，“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在性激素作用下产生一些现象”。中国在远古时代就已在人的身体上施行了阉割手术，同时也在动物身上采用。“阉割后的动物能够很快催肥，并且肉质鲜嫩”。理论和文献的证据是:“公元1378年，叶子奇在他的著作《草木子》一书里谈到:精的外华在胡须，气(李约瑟说:中医术语中的“气’，是与希腊人所说的“元气’'pneuma相类似)的外华在眉毛，血的外华在头发。公元1575年，王世贞阐发了上述观点:“头发从属干心，生成干火之气，所以生长在头的顶部。胡须从属于肾与肇丸，生成干水，所以生长在头的下方。眉毛从属于肝，生成干水，所以生长在头部的两侧⑦。正因为这样，肇丸的“气”促使了胡须的生成，成为男性外观的一个特征。而妇女与阉人(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虽然可以长有头发和眉毛，但都不长胡须。辜丸之“气”既然促使了胡须的生成，“很自然，一旦皋丸的重要性得以确认，中国的古代医家就会很快把它应用到医药方面”。“在《本草纲目》一书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肇丸组织的药物制剂(干制品或鲜品)，它们取材于猪、狗或绵羊。主要用干治疗男性性功能衰弱，遗精，性腺机能减退，阳萎以及其它的现在应雄激素治疗的疾患”。
从现代的药理学术来看，各种雄性素都可口服，如攀出酮，不过口服后所发挥的效能，远较肌肉注射为低，因为•肇街酮在肝脏里会被改变而失效。但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医家懂得将采用口服皋丸组织的方法给药，只要有足够的剂量，还是能起到治疗作用的。他指出“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使用富含雌激素的胎盘组织可以用来治疗妇女闭经等疾患”。“而在西方，一直到”世纪中叶(1849)，西方医学家贝托德(A.A.I3erehod)才通过实验证明把肇丸组织植入人体的其它部位能起到有效的替代肇}L的作用’..,8,
李约瑟还认为，从现代的生物化学观点来说，人体中含性激素成分最丰富的是胎盘、胎衣和尿液。而在中国古书里却是充分知道这个事实的。比如，庄子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都有关干尿液对性健康和性活动起作用的记载”。据李约瑟的看法，中国古代的尿液疗法开始是“饮尿”。他说:“中国早在东汉(东元25-220)时，有几个道家方士已经懂得“饮尿”是吸收性激素的一种方法(按:《后汉书•甘始传》有记述)。中国古代有些妇女以饮尿来驻颜(推迟老化)，李约瑟为我们找到了文献根据:金元时代的著名医家朱丹溪曾经照料过一位八十多岁的妇女，但她从外貌上看，好象是四十来岁。在回答朱丹溪的询问时，她解释由于把人尿当作药物饮用，数十年如一日，才会这样健康并且从不得病。朱丹溪说过:“尿液的沉淀物能通过排尿消除伤害肝脏和膀恍的邪火”。为此，李约瑟指出:“中国在中世纪时期是大规模地从尿液中制取包含有效成份的药剂唯一的国家。尿液要通过沉淀、再溶解、蒸发、干燥、升华与结晶等步骤，才能获得成品，这真是一个颇不寻常的史实。⑨从尿液在医学上的应用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学者的实验精神。
李约瑟据以论证自己观点的文献根据是《本草纲目》。在这部古代医学巨著中，李时珍明确说“秋石还原丹久服去百病，强骨髓，补精血，明目清心，延年益寿”。李约瑟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在16世纪，李时珍说过，尿液的沉淀物‘与血同行’，并能通过其先前经过的道路把其它物质排出体外”。“虽然尿液的沉淀物能够怡疗性机能减弱。但因其来源不洁净，王公贵族们都不愿意服用它。因此，中国古代的药物化学家—方士们开始把尿液的沉淀物纯化成‘秋石’和‘秋冰’，这是一种特制的药用制剂”。-.u由此可见，《本草纲目》里所论述的“秋石”，作为一种药物在中外医学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出现的一种生化制剂。制剂的全过程就是尿液分馏纯化的化学过程:把一切尿的质素，如尿盐酸、磷酸盐、硫酸盐以及所有类脂醇和尿甘酸化物等都会被释出，而附融于“植物脂质”的东西就留下来，再采用一种提炼方法，抽取性激素，从而炼成药丸。李约瑟认为，最古老的尿液分溜方法的详细记载可迫溯到H世纪初期，但可惜有些医书没有流传下来。而在西方以尿液提取性激素是20世纪的事情。
在李约瑟的论著里他还谈到中西药物研究中的一个“巧合”。本世纪有一位德国化学家名叫亚道尔夫•温道斯(A"Windaus1876-1959),1928年，他以研究固醇结构与维生素关系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这位专家在1909年有一项发明，被科技界认为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用一种“肥皂树”(皂荚树)上的豆子(皂荚子)加进入尿液中，使尿液沉淀，让一切尿的质素都留下来，从而提炼性激素。而据《本草纲目》论述:古代有一种“阴阳两炼丹”，炼法是:“用人尿十余石，各用桶盛，每石入皂荚汁(肥皂树豆子汁)一碗，竹杖急搅百干下，候澄去清留{i.<沉淀物)，并作一桶，如前搅……”李约瑟说:“在《本草纲目》一书中有关这种制取方法的评述有力地表明，在10到16世纪之间，这种方法在中国曾经广泛地使用过’啦。由此可见温道斯在本世纪初所发明的肥皂豆法，也就是利用“植物脂质”把尿液中的类固醇(即山类物质)分离出来，这种方法远在中国古代已广泛应用。按李约瑟的研究，约在11至18世纪之间，中国古代化学怡疗家(李约瑟用语)已经创造了含有性激素(亦即性内分泌)的配制药。
李约瑟论中西医学的成就
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代医药学的研究及对中西方医学成就的评估有几个重要的观点。
(一)东方医学，无论是印度的、中国的、阿拉伯医学对现代医学都有贡献。因此，研究东西方的医学文化有必要把现代的西方医学与传统的中国医学进行比较。
有人把近代西方医学笼统地只说西方医学(“西医”)是不恰当的。现代的西方医学虽然是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之上。但是，如果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医学是非欧洲文明的医学，似乎它们并不具备近代科学的基础，或者认为它们对欧洲文明毫无贡献，都是不对的。事实上，东西方的医学文化在历史上确有一个交接与交流的过程。历史事实是:早在公元8世纪中期(公元751)，阿拉伯人东侵，当时许多人被俘到贝格特(现在伊拉克的首都)，其中有造纸工匠，制金铁工艺，还有医生。公元762年，有些人趋船回中国，有些留下来成家立业。据阿拉伯著名作家亚布发拉(Abul-Farajal-Nadim)所写的《科学举要》一书里，记述有一个中国医生与当时阿拉伯一个名医拉哈兹斯(Rhazes)的交往，中国医生请他把罗马名医加伦(Galen)的著作尽快大声朗读，他自己立刻用草书急促地翻译记下来。毫无疑问，中国医生也曾把中医的情况告诉阿拉伯人。现在我们可以在名医阿维森纳的名著《医典》里，看到阿拉伯人记述的中文字切脉名称。李约瑟说:“生物学中的脉学，毫无疑问，在中国对脉动的研究和罕见疾病的临床诊断影响着17世纪到”世纪末期整个利一学思想。”他又认为，“如果不综合各文明的成就，便不会有真正的现代的世界医药学”。他说:“因此，我用‘现代—西方’来与‘传统—中国’并列起来研究。
(二)古代的科学世界，中国一直是先驱者，医学也不例外。什么时候西方医学断然超越了中国医学?这是值得深思和探索的问题。他指出: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古代天文学、数学、应用物理学、化学以及机构制造等，中国都是先驱者，古代医学也不例外。就以近代免疫学来说，事实证明，西方整个免疫学正是在中国中古时期医学思想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李约瑟说:“人们普遍认为近代医学科学中最伟大最有益干人类的学科之一—免疫学产生于人类为预防天花而施行的种痘实践中”。“而中国比其它任何文明国家对种痘实践的文字记载要早得多”。“天花预防接种这一科目是世界医药史和利一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项内容，因为它构成了所有免疫学方法的最原始的形式”。
据李约瑟的研究，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开始掌握并应用接种技术。可是，在接种技术有据可查之前，它还经历了一段长达五个世纪之久的保密实践时期。“种痘实践终于从保密的阴影里显露出来，从而开始被写入中医书籍里”。他又说:“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现成的交流途径，而接种技术正是沿着这条路得以西传”。传到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1700年士耳其的接种实践被介绍到英国，而后又被介绍到整个欧洲与北美。总之“整个免疫学的起源基于中国中古时期医学思想的实践;
但是，今天很多人一想到中医，就凭空认为它只是一种用草药治病的“土医”，是古怪而又相当落后的东西。李约瑟说:“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它，完全错了。我们应当说，它是一种极其了不起的文化的产物。这个文化的繁富与深度可比美干欧洲”。什么时候西方医学断然地超越了中国医学?李约瑟说:“坦直地说我们愈加思索，就会时间定得愈晚，因为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比如我们判定临床的发明(Morgagni和Auenlnugger1976Laennec1819);以研究生物碱为中心的药剂化学的兴起(1820);对神经生理学的新认识(1811)asteur之后细菌学的发展(1857);自1798年之后免疫学的进步;外利手术消毒法(1865)和麻醉法(1846)的进展;X光学(1896);放射线疗法(居里夫妇1901)以及放射线同位素(1931)，然后是寄生物学和对疟疾原形体及其生命循环的发现(1880-1898);最后是维生素的诞生(1921);硫酸盐药物(1932)和抗生素(1940)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我们深思”。“如果从治疗法而非以诊断法定为成就的指标，那么西方医学在1900年以前果真能以中国医学进步多少，我不无怀疑”。这也就是说，在十八世纪以前，我国医学的进步还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三)中西方医学都有“自然疗能”的概念。中国古书里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常治无病之病”自有科学道理。李约瑟说:“医病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增强人体的治病能力;一是如何抵抗外来病菌的入侵。在西方除了对病原体直接加以歼灭这个观念外，我们还有自然疗能这概念，这是自希波克拉底斯(Hippocrates—古希腊医生，世称医学之父)和加伦开始，就是坚实地主张两者务必相辅相行，相依相存”。对外来病菌的侵入，中医的理解是广义的，包括“外在的不明其实的邪气，有害的气候，或者是遗留下来的某种毒素和毒质，比如昆虫爬过的食物之类”。至干医疗方法自古以来采用外攻外用之药(包括毒药)和内服内用之剂(也包括有毒之药)两种给药之法。但是李约瑟说中医另外有一种医疗方法，所谓“治未病”，《淮南子•说山训》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高明的医生经常治疗尚未显出其迹象的疾病，因而这种病就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自然疗能—增强人体抵抗力，促使病体内抗毒素或康体素(Cortisone)即脱氢皮质幽酮的产生，从而改善人体的免疫系统。可以这样说，中医的治疗法既是服用杀病菌的药物，又是采取增强自身抵抗力的措施。这两方面在李约瑟看来，理论上形成了一种“相生学说”—一方面增强病者的固本机能;另一方面，对入侵病体的病菌出击迎战。这种相生的学说，据李约瑟的看法是恰好对应着另一种相生学说—病理学思想上的刺激与反应的相对概念。消除外在病因，无论是寄生菌或病毒，
不过是跟生物刺激相通的一个概念;而所谓增强病人的抵抗力，又不过是与生物反应说的观念相成而已。从病理学的理论角度看，疾病主要是一种功能异常或失却平衡，也就是体内的一种或某种成分反常地胜过了另外的成分。李约瑟认为，这在古希腊医家和中国医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希腊人称“平衡”，中国人称“太过”、“不及”。他指出:医学上的“平衡”与“亢进”的概念自从现代内分泌学发展起来以后，这种概念实际上已获得了复活。。
(四)东西方的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至今还未融合。历史事实说明:从公元2世纪左右起，中国与西方都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医学家。李约瑟说:“从对病者的诊断及临床史料来查考，以及从不同资料来比较，可以看出中医的诊断及治疗方法是由各个部门(病理学、诊断学、方剂学、药物学等)而构成的一套完整的利一目，对于现代临床科学，提供了有用的有价值的启示。在这个意义下，中国医学与同期的希腊罗马医学，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可以比美”。
至于中西方医学的融合间题，李约瑟的观点是:中国型与西方型某一门科学，都有一个“融合期”与“交流期”，在历史上什么时候融合起来从而消除了种族性的色彩，而成为世界性的现代科学?或者说，在历史上什么时期，西方型断然跨越了中国型?彼此之间形成显著的差异。这两个问题都是值得探索的。比如在自然科学方面，东西方的数学、天文学以及物理学在第一次相遇之后一下子就汇合起来。在公元1644年明代末期，中国与欧洲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彼此之间再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西方从17世纪之后，那种崭新的实验的科学不免跨越了中国的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顺次开展出19,20世纪沛然而兴的现代科学。干是东西方中古时期的科学与现代科学便包融衔接起来。至于医学，李约瑟认为:“东西方的医学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至今还未融合”。也就是说，一直到今天，东西方两种文化传统仍然没有能够交汇融合，形成统一的现代医学。
李约瑟对我国古代医学的学术贡献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古代医药学，观点新颖，论断精辟，尤其是对中西医药学成就的评估，对中国学者启发很大。他的论著对我国医药学今后的发展，如同暗室里一盏灯，将会起到重要的导航作用。特别是对那些深受学术封闭而在钻研我国医药学的学者，可增强信心，使他们更明确中国医药学的重要意义。只要我们不遗弃历史，进一步发掘、探索、继承和发扬固有的传统医药文化，它对未来的科学世界仍然会有一定的贡献。事实上，我国古代医药学的辉煌历史，常使我们猛省起来，没有必要看轻它，学术研究也不可能逃离历史，而历史事实却经常在促使我们面对现实，抚今迫昔，成为鼓励和鞭策我们迎向未来的起点;激发起人们新的精神与新的希望。李约瑟说:“传统中国在科学技术及医学方面的许多成就，总是使我们自己感到吃惊’，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下面从三个方面来作点说明。
(一)据文献，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医务制度和一个良好的医学教育制度。远在周代，就已经设置医官制度，选拨一些高明的精通业务的医生担任医务长—医师。某一个地区的人民群众看病，首先找医务长，由医师指派医生为病家治病。医师实际上是不脱产的医官，他不但掌管医药学的行政法令，而且管理且协助各科医生办好医药卫生事务。周代的专科医生有食医(饮食卫生)，疾医(内科)，疡医(外科与骨科)以及兽医(兽畜医疗)等。
医生是按等级受傣禄，而医生等级的升降和傣禄的多少是按照他治病的实际疗效的百分比来衡定和计算的。比如兽医，就要考核病兽死亡的情况和数量作为医生等级升降的依据。至于医学教育，历朝都十分重视。唐宋时期，承袭周代的医官制度，设置医学博士和医学生，研究医药学，并掌管各地区的巡回医疗。由于社会对医生业务水平的要求十分严格，因而国家便采用科学考试选拨医官，规定“医学入仕”(做医官)必须经过考试。关于医生的培养，自古以来是双轨制;除了朝庭设置太学院和太医局集中培养九利一医生外，还有家庭祖孙世业和师徒受业等培养方式。在元朝，蒙古人为了巩固统治，镇压汉人，废除了很多好的制度，但对医事一项并未偏发。李约瑟十分赞赏我国古代医药学的各项制度，曾撰写专章论述中国古代的医药制度，对否定派的胡说八道予以驳斥功。
(二)中医学理论有“阴阳五行学说”，医家认为必须给予科学的阐明。医学里“阴’川阳”这两个范畴，中国近代医家已经确认它来源由《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以阴阳两气的变化用来阐述一切自然现象变化的法则以及事物之间内在的联系。至于《内经》讲五行生克，与西汉阴阳家所谓“五行常胜”的观点是对立的，而与后期墨家“五行无常胜”的观点相一致”。李约瑟认为，在中医学的理论体系里，“阳”与“阴”被看成生命体必不可少的部分是有科学根据的。当中国古医家认为阴与阳两者都是生命体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个认识涉及到两者的关系。“宇宙间阴、阳这两大力量总是被认为用波动理论的原始模型来表示:当阳达到顶点时，阴处于最低点，两种力量从未在超过一瞬间占有绝对优势(即使在那种很短暂的一瞬间，当阳或阴达到其力量的顶点时，它们仍然不完全是全阳、全阴的)。因为一种力量立即开始下降并缓慢地、稳步地为它的对手所取代时，其整个情况又会往复发生。这是席文(NathanSivin)所称的中国自然哲学的原理，所谓中国原始物理学的第一定律”。‘ra至干五行学说，李约瑟说:“它不是中国最古时期的医学用干推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五行学说是自然主义学派—阴阳家的产物。倡导者是邹衍(约公元前350-20年)，影响很大，传播很广，几乎遍及于中国古代(上古、中古)非医学利一学和原始科学领域之内，因而医家也不能不受它的影响。“然而中国医家在把五行说应用于医学理论的时候，为了与他们的六重范畴的理论相符合，而另外加上了一个第六因素。”这就是心胞络(脏)三焦(腑)。对中医理论中所增加的一脏(心包络)一腑(三焦)，李约瑟认为重在生理作用而不重在形态实质。这个论断对中医的临床实践是有启发的。近年来，我国的针炙医生运用针刺疗法治愈心脏机能不全，心动过速，高血压等心血管系统疾病，正是选用了手厥阴心包络经络诸穴位幼。这多少也能说明“六脏”对应“六腑”、“六经”主要是机体的生理功能上的相对应。
(三)中药方剂配伍与组合的奇妙。《伤寒论》里有一张古方“茵陈篙汤”，三味—茵陈、桅子、大黄—成汤，为清解阳明病里实热的方药。临床上多用干卡他性黄疽初期。日本研究汉医的医生用它来治疗卡他性黄疽、流行性肝炎、血清性肝炎以及尊麻疹和皮肤痰痒等疾病。@其依据是:茵陈篙有消炎利尿的作用，治黄疽有特效;山桅也有消炎利尿的功效，治黄疽也有特效;大黄为缓泻消炎之药。三者合之，清泻里热，可治黄疽及其它病症。有几个日本医生把这张药方做了化学分析和动物实验以及临床观察，明确了茵陈篙含有茵陈酮、香豆素、绿原酸以及咖啡酸等成分，但能起利胆作用的有效成分是一种“甲基七叶内酷”<Demethylesculetin即脱甲基七叶亭)。实验表明:茵陈水浸制或精制液对健康动物及四氯化碳所致中毒性肝炎的动物，都有使胆汁分泌明显增加，并有抑制肠道蠕动的作用。病家服用茵陈篙汤煎剂，不但胆(分泌量明显增加，而且胆中的胆酸和胆红素的排出量也有所增加。同时，病人服药后，用X线造影观察，药物对病人的胆囊亦有收缩作用。但从药理上观察，茵陈篙是菊科草本植物，其叶供药用，它本身的利胆作用微乎其微，而山桅根本就没有利胆作用;单味茵陈或单味山桅都只能起轻度的收缩胆囊的作用。大黄也极少有利胆作用。可是三味配成一剂，却有卓越的利胆、催胆以及消除胆红质代谢障碍的功效。这表明，中药的复合方剂只要配伍合理，组合恰当，便能出现新的综合疗效。至于这三味药材加热后，其中分子结构所具有的有机特性如何产生特殊的化学反应?从而增强药物性能，对此，目前谁也没有本领去解释。
笔者用李约瑟博士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我曾试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和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务在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我相信，中国古代医药学光辉灿烂的历史必将鼓舞人们去征服新的高峰，在科学技术和医学上作出新的贡献。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九六年第三期
（此文系CAJ文件文字识别（OCR）所得，个别地方有错别字，望见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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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18 19:1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