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毒论诠析

梁知行

作者：常富业 王永炎 李辉 李云


【摘要】  针对“毒”的研究日趋活跃，为深化对毒的认识，有必要从源头上对毒的经典论述进行梳理和诠释。文章简要回顾了《内经》关于毒的论述，将《内经》所论之毒概括为病因之毒和药物之毒。认为当前在毒的研究中，要注意以下3点：毒是一类致病因素，但非孤立性致病因素；毒具有从化性和非孤立性；毒有大毒、常毒、小毒之分；治毒必须用毒药。强调治毒不能尽用清热解毒，当根据毒邪的性质，选择相应药性峻猛的药物，达到治毒的目的。


【关键词】  病因 毒 毒邪 诠释

   
毒邪是一类重要的致病因素，既可由外侵入，也可由内产生，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和演变密切相关。深入研究毒的概念、内涵，从源头上剖析其致病特点，对一些重大疑难疾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上，尤其是清代重视毒的研究，曾对深化认识外感温病，提高温病的防治效果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随着社会的演变、环境污染的影响和饮食结构的改变等，使疾病谱也发生了变化。如何深入研究目前一些重大疑难疾病，搞清其发病机制并提高其临床疗效，成为医务工作者关注的焦点。为此，作者对于现代疑难性疾病和增龄衰老性疾病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毒于其中的作用。相继提出了毒邪入络、损络等系列学说，掀起了国内毒邪研究的高潮。为深入研究毒，诠释毒的概念和内涵，剖析毒的致病特点和临床表征，弄清其致病靶位和易损环节，进而确定相应的干预方案，本文试就《黄帝内经》中关于毒的经典论述进行初步梳理、诠释。

　　
1  《内经》毒论回顾

   
《内经》中对毒的论述，主要集中于《素问》部分，出现于12篇共34处。大致对毒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1  病因之毒此所称的病因之毒，主要指六淫之毒或外毒，但也暗示有内涵更深邃的“毒”。 如在《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论之毒当属于六淫之毒或外毒，“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于《素问·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的前半部分所论之毒，既属于药物之毒的范畴，也属于病因学的范畴之毒，且有更多的内涵。指出：“寒热燥湿，不同其化也。故少阳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谷苍丹。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辛苦甘，其谷丹素。太阳在泉，热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咸，其谷黅秬。厥阴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谷苍赤，其气专，其味正。少阴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谷白丹。太阴在泉，燥毒不生，其味咸，其气热，其治甘咸，其谷黅秬。化淳则咸守，气专则辛化而俱治。”文中提出了“寒毒”“湿毒”“热毒”“清毒”“燥毒”等名词，这些毒，显然指病因，为外邪所演化而来，提示毒不是独立的一种致病因素，而是邪气演变的产物。按照天人相应的观点，人之五脏六腑犹如天地之五运六气，天地运化能生外寒湿热燥，人之变化亦能生内寒湿热燥。外寒湿热燥能演变为“寒毒”“湿毒”“热毒”“燥毒”，内寒湿热燥亦能演变为“寒毒”“湿毒”“热毒”“燥毒”。以上对毒的提纲论述，为后人认识毒指明了方向。

　　
1.2  药物之毒《素问·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素问·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素问·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素问·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素问·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素问·示从容论篇第七十六》《素问·疏五过论篇第七十七》《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素问·徵四失论篇第七十八》和《素问·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的后半部分共10篇所论之毒属于药物之毒。如《素问·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云：“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素问·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语：“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

   
此言药物之毒，从内涵来说，并非单一。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第七十一》云：“黄帝问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此毒，显然既是药物之毒，也含有干预或治疗方面的含义。《内经》首次将毒赋予药物和治疗学含义，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内经》提倡治未病的思想，认为治未病，胜于治已病。既是未病，显然不需用“毒药”，一旦已病，则非“毒药”不可胜任。只有“毒之”，方能直达病所，切合病机，驱除病邪，达到疾病向愈。当然在这里所说的“毒药”，既包括现代所说的毒药，也指药力峻猛，或说药力大，治疗作用明显的药物。不能一概认为单指“毒药”。

   
《内经》首次提出的药物之毒和毒药的含义，可以这样来理解。大致药物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药有毒也。机体之所以为病，大致病因于毒也。以药物之毒去攻疾病之毒，所谓以毒攻毒，可能是《内经》作者的初衷。遗憾的是，《内经》中对此论述得过于简略，未能详细介绍毒药的属性和所攻之毒的种类，对毒的内涵也未加界定。但也不难看出，疾病之所以为病，盖体内有毒在作祟，为后人认识和深入研究毒奠定了基础。

　　
2  循着《内经》的思路如何认识毒

　　
2.1  毒是一类致病因素在《内经》中就已经确立了毒是一类致病因素，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由于社会的落后，缘于自然环境即天地因素的疾病较多，因而，对毒的认识只能限于天地方面的成因。由于天地环境因素所造成的毒，当然是外毒。初步指出了外毒有“寒毒”“湿毒”“热毒”“清毒”“燥毒”等。虽然未能介绍上述毒的致病特点和临床属性，但也不难看出，大抵“寒毒”为病当具有伤阳、寒邪的属性；“湿毒”为病当具有遏气、黏滞的属性；“热毒”为病当具有耗阴、酷烈的属性；“清毒”为病当具有侵犯肝胆和心包、影响神志和决断的属性；“燥毒”为病，当具有津少液涸干燥的属性，甚至临床上可以出现金水不降，水金不相生，阴虚火旺的证候。

　　
2.2  毒的从化性和非孤立性《内经》中所言的毒作为一类致病因素，具有明显的邪气从化性。意谓毒非孤立而为之，乃邪气从化于机体和周围环境的状态而成。

   
结合现代的认识，大抵“寒毒”从化于外界的寒邪峻猛或机体的阳虚寒盛；“湿毒”从化于外界的湿气太盛或机体的胃虚阳弱、脾不运化；“热毒”从化于外界的暑热酷烈或机体的阳亢有余；“清毒”从化于外界的木气不柔、木火不合或机体的心肝火旺；“燥毒”从化于外界的燥气太盛或机体的金水不布和肺肾阴虚。

   
毒的从化性，决定了毒的非孤立性。这种非孤立性的内涵，意指毒不是一种单独存在的致病因素，而是原致病因素蕴积的结果。换句话说，毒的形成必须有成毒的母基因素或说是潜在的、持久的其他致病因素。

   
可以说，《内经》所提出的毒的从化性和非孤立性，当算是毒的最重要的特性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强调毒的从化性，是说毒乃邪气从化而成，但并非任何邪气或疾病的任何阶段都可从化为毒。只有当致病邪气峻猛酷烈或非峻猛酷烈，但于体内长期滞留时，才可从化为毒。在此，既要强调认识毒于疾病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要避免陷入万病唯一毒的泛毒论。

   
既然是从化之毒或说是从化致毒，而又有非孤立性的特点，那么，启示医者在寻找或认识毒时，就应当按照从化之前的病邪性质及机体的整体状态，来考察从化的可能性。同时按照这个思维，来认识毒的属性和临床表征。

   
目前在临床上，言毒、论毒和治毒的意识在进一步强化，然而如何辨识毒，却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即使目前，也无法总结出毒的特有的临床表征。

   
结合毒的从化性和非孤立性的特点，可以认为，毒的临床表征，可以表达为原致病邪气数量猛增、致病性质骤变、致病力量骤强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又可以由于邪气所在部位的不同，而表现为相应靶位的损伤过程，而这个过程，从即刻属性来说，呈现出机体的正气与邪气相互作用后，正邪交争剧烈的某种状态。

　　
2.3  药物之毒有大毒、常毒、小毒、无毒之分，以药物之毒测病因之毒，病因之毒也应有大毒、常毒、小毒、无毒之异《素问·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明确将药物之毒分为大毒、常毒、小毒、无毒，按照以药测病的方法，作为病因之毒，也可以分为大毒、常毒、小毒。结合上述的邪气从化致毒原则，大致原致病邪气峻猛者，可以从化为大毒；原致病性质不甚峻猛者，可以从化为常毒；原致病性质相对柔弱者，可以从化为小毒。如果原致病性质一般，且在一定时期内，对正气的损伤不剧，或呈慢性病程者， 则标志者尚未从化致毒，即无毒。在这里提出毒的分类方法，有助于在临床上把握病情，确定干预方案，以进行恰当的治疗。

　　
2.4  治毒必须用毒药《内经》关于治毒的论述，可以说比较具体。如《素问·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云：“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明确将毒药分成了大毒、常毒、小毒、无毒、有毒等，意味着对于疾病来说，可能也有大毒、常毒、小毒、无毒、有毒的疾病阶段和状态。同时可以推测，疾病进入了毒的阶段，就必须用毒药，即毒病就要用毒药。

   
进一步是否可以认为，对于大毒阶段或说大毒为病，在用毒药治疗时，是否也可遵守“十去其六”的原则，其他依次类推，常毒阶段或常毒为病，当“十去其七”，小毒阶段或小毒为病，当“十去其八”，无毒阶段或无毒为病，才可“十去其九”。总以不过为度，以免正气受伤，于事无补。

  
需要说明的是，何为上述治毒之药，即平常所说的解毒药？毒药既然是药性峻猛之药，那么，反之亦可以说，药性峻猛的药物就是治毒之药。

   
目前在临床上，说起毒的治疗，动辄就要用清热解毒药。认为只有清热解毒药才是解毒治毒之药。显然是把毒的概念和内涵简约了。对于热毒，选择清热解毒药是正确的，而对于寒毒为病，或说疾病进入了寒毒阶段，择用清热解毒之药就是药不对证了。鉴于此，从《内经》所说的“寒毒”“湿毒”“热毒”“清毒”“燥毒”来看，对于“寒毒”的治疗，可选择药性峻猛的散寒药物；“湿毒”就可选择药性峻猛的辛散芳香药物，其他依此类推。

   
总之，《内经》中有关毒的论述，对嗣后历代医家认识“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刻领会《内经》毒论思想，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握毒的概念及其致病性质，加深对毒的理解，为当前进一步认识“毒”和研究“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