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

却波渔翁

钱锺书（1910—1998）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无锡一个书香世家，因周岁“抓周”时抓了一本书，父亲钱基博便为他正式取名“钟书”。1920年考入无锡东林小学。1923年，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1929年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中文与外语两门科目均为满分，数学却不及格，学校经过郑重商议后将他破格录取。进入清华后，钱锺书发奋用功，以博学多知、思想新锐闻名于全校，号称“清华三杰”之首。据他的同学后来回忆，青年时期的钱锺书不仅精通中、英文以及哲学和心理学，对历史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等等也都有着广泛的兴趣，对于几乎任何问题都能侃侃而谈，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在清华读书期间，钱锺书与同样是名门之后的杨绛相识、相恋并最终订婚。1933年，钱锺书于清华大学毕业，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两年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临行前与杨绛完婚，随后杨绛以自费留学的方式与钱锺书同船赴英。1937年，钱锺书获牛津大学副博士学位，同年，入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亲时，因沪宁沦陷而寄居上海租界，写成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中国科学院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高校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锺书遂彻底摆脱教务，专职于研究工作。1950年初，钱锺书曾短暂从事过《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定稿工作。1955—1957年，在文学研究所郑振铎、何其芳等人的支持下，他穷两年之力完成《宋诗选注》，对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作出了精到的分析与评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锺书、杨绛均被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揪出，被迫接受劳动改造。1969年11月，钱锺书作为“先遣队”被派往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从事烧茶水等轻体力劳动。“文革”期间，钱锺书克服重重困难，以巨大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管锥编》的写作当中，终于于1975年完成《管锥编》的初稿，此后又陆续修改，最终于1982年出版。《管锥编》分上、中、下三卷，对中国最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了详细的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比较的角度作了精辟的辨析和阐发。从1982年起钱锺书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4年，钱锺书另外一部重要的学术论著《谈艺录》的补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中西比较诗论，通过对中西文学与艺术的比较分析，钱锺书打通中西，融贯古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真知灼见的重要理论观点。1989年，杨绛题写书名的《钱锺书论学文选》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几乎包含了钱锺书学术著作的精华。1998年12月19日，长期饱受病痛折磨的钱锺书在北京逝世。逝世当晚，国家领导人亲自给杨绛打电话，对钱锺书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钱锺书治学的一贯理路是中、西比较，通过对中国和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具体文本的细致分析，得出中、西文学与文化的共同之处与不同之处。钱锺书最反感的做学问方式是脱离具体的文本以及现象，想当然地假定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具有与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专属于自己的本质特征，认为中、西文学与文化是泾渭分明、互不关涉的两个独立系统。在他看来，中、西文学与文化作为人类心智与情感作用下的产物，其互通性是首要的和绝对的，而其差异点和分歧点则是次要的和相对的。在《论中国诗》中钱锺书指出，“中国诗只是诗，它也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心。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正如西洋诗里也存在所谓中国的成分”。中、西文学与文化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正是这种互通性使得它们具有相互比较的可能性。从中西文化的共通性出发，钱锺书既反对东方本位主义，又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主张中西文化间互相参照，平等交流。
钱锺书特别标举文学艺术的审美性质，认为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在题材与体裁上千差万别，缤纷多彩，而其审美属性则一以贯之。审美属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特征。诗中有史，但史并非诗；诗言志，但志也不是诗本身。诗歌艺术的关键不在于它要表现什么，而在于它如何表现，题材或内容并非艺术的第一要素。“他学定义均主内容，文学定义独言功用——外则人事，内则心事，均可著为文章，只须移情动魄——斯已歧矣！他学定义，仅树是非之分；文学定义，更严美丑之别，雅郑之殊。”不论是主观的“情”“志”还是客观的“道”“理”，都必须经过审美的表现，才能够成为人们的欣赏对象，才能够博得读者的赞同与共鸣。“志”或“道”就其被表现于文学作品中而言，已经脱离了自己的生糙的外在属性，成为艺术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古代人讲“言志”、“载道”，今天的人讲“抒情”，在钱锺书看来其实都片面割裂了内容与形式、题材与体裁的关系，过分强调了内容与题材在文学艺术中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文学艺术的审美本性。
从文学艺术的审美本性出发，钱锺书先生主张文学艺术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文学艺术与其所属时代的经济与政治力量之间并非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他进而认为，特定时代的文学、哲学、宗教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状况等等，都可以看作是某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它们平行四出，异辙同源，彼此之间互相映射阐发，“初无前因后果之联谊”。文学与经济、政治、阶级关系等因素互相影响、共同作用，很难说谁决定谁，谁支配谁。
钱锺书并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自成体系的文学批评理论，但他所创立的多学科交叉、多角度切入、多材料互证的文学研究方法，以及在具体文本的比较分析中所不时迸发出的思想的火花，其价值却是永存不朽的。钱锺书先生中西互证、博采众长的独特治学方法以及他睿智通达同时又刚正不阿的出世态度，都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吴泽泉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