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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aoweike789
谣言（rumor）和流言（gossip）都是毫无根据没有确切来源的信息。严格地分，流言是没有目的而讹传的，谣言则是蓄意制造的。一般来说，谣言和流言的制造者都为匿名，我们很难查找谣言和流言确切的信息源,也难以判断其动机。在缺失上述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将谣言和流言区别开来。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在这里用传言统称谣言和流言。
从古到今，无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下，谣言和流言始终存在于人类生活当中。它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心理反应，也是一种典型的人类集体行为。在传播学科建立前，传言一直是社会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传播学科建立后，传言也成了传播学界的一个研究主题。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的传言研究并不多。在中国近三百年来有关传言的重大事件中，有三项研究值得我们在这里介绍。它们分别是哈佛大学孔飞力（Philip A.Kuhn）所做的1768年"叫魂"案研究；中山大学李若建有关20世纪50年代"毛人水怪"谣言的探讨；复旦大学徐晖明、广州大学严三九对2003年广州"非典"事件中的流言传播分析。
一.叫 魂
孔飞力是美国“汉学三杰”之一。他通过整理清朝乾隆时期的档案，以细腻的笔触，对发生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起自江浙，波及山东、河南、直隶、山西等12个省，影响近2亿民众的“叫魂”案进行了独到的解读。
所谓“叫魂”，即“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1]的一种行为。有关“叫魂”的谣言最初始于浙江德清县一座叫慈相的破败寺庙，寺里几个穷和尚为了阻止佛教徒前往县城附近香火鼎盛的观音殿烧香，就在徐姓俗世朋友的建议下于1768年初春散布一个海宁石匠在观音殿附近做法“叫魂”报复同行——仁和县吴东明同时陷害香客的谣言。谣言经由徐某在德清县到处传扬。[2]在最初的传播中，谣言就变化出了众多版本，影响最大的版本是吴东明用他人的发辫、衣物等进行诅咒从而加固德清县城根的水门和桥梁。“叫魂”谣言很快引起了德清百姓的恐慌，几经改造后开始大范围传播。
谣言传播的极快，1768年春在浙江爆发，当年6月，“叫魂”谣言已经越出长江扩散到了近千里外上游城市的汉阳府[3]。至初秋蔓延到华北[4]，再向西行进，于10月在陕西境内出现。[5]在半年时间里，“叫魂”这个幽灵就盘桓在了大半个中国。这个传播速度对中国古代社会来说，已经非常之快。举个参照例子，1840年浙江定海被英国占领，尽管定海知县向北京快马加急禀报，但道光皇帝还是在24天后才得到这个战报，而其时英国舰队已驶达天津。官方信息传播的落后，直接延误了军机。但，在“叫魂”事件中，民间的信息传播远比“明发”和“朱批”[6]来得迅捷。
我们可以把“叫魂”看成是一种巫术，按照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的分法，“叫魂”属于接触巫术。[7]巫术是伪科学（中国古汉语中没有“巫术”一词，但可以用“妖术”指代），它既被人类长期使用又被人类长期恐惧。“叫魂”谣言之所以能够在传播技术落后、交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以最快速度流播，民众认为妖邪人士完全可以通过偷割发辫、盗取生活用品甚至召唤名号的方式剥夺他人灵魂的迷信思想是关键因素；而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因商业需要而建立的几乎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包含一定的组织传播，以人际传播为主）也是引起“叫魂”大恐慌的重要条件[8]。
再从妖术的具体实施者来看，当时的民众普遍认为工匠、云游的僧道和乞丐是“叫魂”的肇事者。很明显，这三类人都属于流动人口。中国虽然在清朝出现过康乾盛世，但1768年前后中国社会人口不断增长、粮价持续上涨，尽管当时的白银供给量有大幅增加，但货币在社会中产生利益是个缓慢的过程。因此在“叫魂”恐慌发生的前后，部分百姓的生活已变得窘迫。在社会经济对个体有限的接纳情况下，大批人口开始向外部与下层流动。其中的不少人成了四处寻活的手工艺者、没有政府身份认可的僧道以及被人嫌弃和惧怕的乞丐，成为被“社会经济挤压出来的人”[9]。外来性始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线。反过来说，就是因为社会负荷过重，导致了民众被迫流动，社会的动荡造成了民间的不安和恐惧心理，民众认为“周围尽是邪恶、他们的生命受到隐蔽势力的威胁”[10]。“叫魂”危机便一触即发。
就当时的清朝掌权者乾隆皇帝而言，“叫魂”所造成的社会恐慌直接影响到王朝的安定，同时“叫魂”事件中比例甚高的剪辫案例也让满清政府认为是汉族对异族领导的不满与反抗[11]。因此弘历不得不和他的各级官员一起进行了一场谣言平息运动。在乾隆有关“叫魂”的第一个上谕中，他要求各地官员“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严拿重治罪，否则将倡播之人查拿一二，严加惩治，以儆其余……”[12]在以人治为重的古代社会，“叫魂”制造了无数冤案，无辜涉案者非死即伤数百人之众。清廷为追查谣言、平息恐慌所做的包括谪贬、监斩官员在内的诸多努力最后都被证明徒劳的。
在谣言面前，缺乏相关科学知识和舆论控制技巧的古人始终没有找到破除妖术的“解药”，让“叫魂”这个幽灵在中华大地自在地游荡了许久，直到1768年冬自行消失。
二.水 怪
江苏、安徽、山东三省，在盛行“叫魂”谣言的一百八十年后，于20世纪50年代的建国初期，又爆发了“毛人水怪”谣言[13]。在传播过程中，谣言跨越了以上三省，持续时间超过一年，前后共涉及数十个县，被影响人口上千万。有百余人为此丧命，上千人被捕。它是当代中国最大的谣言之一。
有关“毛人水怪”谣言的核心内容为：“有一种伤害人的怪物（毛人水怪），会伤害和割除人体的生殖器官，并用于给前苏联制造原子弹”[14]。这是一个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谣言，它与新中国政权及邻国苏联有关，并且对两者充满敌意。它的形成和传播无疑同当时正处于一个空前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有紧密关联。
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进行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基本清除了反革命、会道门等旧势力残余（以安徽省为例，在1950年10月到1953年12月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1万人，处决3万余人，服徒刑人数将近5万[15]），部分原来社会的精英分子变成社会底层。被轻判或继续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及那些失去既得利益的官僚、地主、资产者等人群，被认为是“变革中的受冲击者”。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新政权和新社会心怀怨恨及报复心理。因此一般可以认为，这些“变革中的受冲击者”是“毛人水怪”谣言的主要制造者和传播者。
谣言来源有其复杂性。就“毛人水怪”谣言来说，在建国前，部分解放区就存在“水鬼毛人”的谣言，只是当时并未引起注意；在江苏、安徽、山东之前，与三省在地理上并不相邻的内蒙古中部和河北张家口地区早在1950年初也曾爆发过有人“挖心、割蛋、抖肠子”的恐怖谣言[16]。这些都与“毛人水怪”很类似。因此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断定“毛人水怪”具体的原始发源。
换个角度，谣言来源的复杂，说明其背后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因素。“毛人”和“水怪”，源于民间传说[17]，是古典文学作品当中常见的鬼怪形象。按照李若建的观点，“毛人”和“水怪”是民间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一种。而之所以这种集体记忆会突然演变成恐怖的谣言，在李若建认为是治淮水利工程的原因。
治淮水利工程中，开挖新沂河和三河闸水利枢纽两大重点工程工地是“毛人水怪”谣言大爆发地。两个工程每处工地都有数十万的民工。由于治淮工程是在建国之初就开始的，“无论是政府的财力还是管理水平均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18]广大民工尽管付出了巨大劳动（更有部分伤亡），但劳动报酬低、干部管理态度差以及工期延误等原因使相当一部分民工对工程和管理人员产生了抵触情绪。于是有意无意地制造并传播了谣言；一些逃避参加工程的农民是“毛人水怪”谣言大传播的第二个因素，农民的逃避是出于治淮工程劳动条件差、和工资低，于是谣传只要去工地上工，村里就会出“毛人水怪”；第三个因素，是上文提到过的“变革中的受冲击者”。以安徽省为例，当地公安部门在治淮过程中共投入了1.32万服刑犯人[19]。如此众多的犯人，再加上存在于社会中的其他对新政权怀有敌意的人，他们在工地面积有限而劳动人数巨量的情况下，极方便对民众进行挑拨蛊惑。在后来公安部门对谣言的追查当中，反革命分子、会道门、流氓等阶级异己分子在被捕的人中占了很高的比例。可见“变革中的受冲击者”在谣言的爆发和传播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是“造谣的主体。[20]”
再来看“毛人水怪”谣言对社会的具体影响。谣言爆发后，社会顿时陷入大恐慌。山东郯城县群众彻夜不眠，田地荒芜，无人务农；江苏省及苏北35个县，几乎所有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15县市，因“毛人水怪”谣言共有群众814人被误伤，34人冤死。其中江苏泗阳、灌云两县共误伤群众152人，误打死19人，吓死2人，淹死2人；安徽省和县个别乡为了防御“毛人”和“水怪”，出现了小村并大村。安徽省肥西县，出现了男女老少集体就寝，健壮男子守夜的现象。在集体夜宿过程中，又发生了踩踏和强奸事件[22]。
值得注意的是，被群众认为是“毛人”和“水怪”而抓捕、打死、打伤者，实际上都是外地人。这与“叫魂”事件相近[23]。可以说，“叫魂”、“毛人水怪”共同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外来性质的人和事始终都存在着不信任。
那么“毛人水怪”最后是怎样平息的呢？是否也与“叫魂”事件类似，任听谣言自生自灭吗？不是。人民政府开始并没有料想到谣言的严重，等到后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开展调查，在充分把握了谣言的传播特点和主要传播者（即社会变革的受冲击者）后，下派大批官员深入谣言盛行地区，对民众进行科学讲解，宣传教育；同时，出动大量警力用强制性的手段对谣言传播者进行了严厉打击（根据江苏、安徽、山东三省的不完全统计——见图6，在平谣过程中，三省共逮捕1583人，处决75人）[24]，在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后，“毛人水怪”谣言被平息了。
比较“叫魂”与“毛人水怪”，两个谣言在内容上都涉及对人体的“采生折割”——是中国民众长期持恐惧心理的行为。谣言的传播都是依靠口耳相传，谣言所覆盖的地域也多数重合。而之所以清廷对“叫魂”无计可施，新中国政府却能将“毛人水怪”谣言成功平息。人民政府有效的社会控制是关键因素。根本地说,正是因为我们掌握了谣言的特性，才有可能“对症下药”。这在2003年应对SARS流言过程中，也有所体现。
三. 病 毒
2003年，中国有超过半年的时间被一种叫SARS的病毒侵扰，共有包括台湾在内的30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直辖市先后出现疫情。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止2003年7月11日，感染SARS病毒的全球人数为8437人，其中中国7754人，死亡人数730人，治疗出院人数6882人[25]。
SARS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国外人士曾将SARS归咎于中国，抛出“黄祸论”），也给国内制造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最典型的就是流言盛行。
有关SARS的流言，在2002年底疫情出现之初就已在广东省河源市出现，流言的基本内容是：“河源受一种不明病毒侵袭，并有患者死亡，有医护人员感染此病。”[27] 2003年1月中旬至2月初，广东省中山市、广州市也先后出现流言，并在2月8日、9日、10日到达顶峰。据广东省移动公司的统计，2月8至10日三天内的短信流量分别达到了4000万条、4100万条和4500万条[28]。流言借助电话、手机、网络等现代化通讯工具，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到广东省其他地区并向全国各地蔓延。种种流言的核心部分为：“有一种传染性非常强的疾病正在广州地区流行”[29]。后经正式渠道证实，流言除了核心成分及少量细节（如传播途径）真实外，大部分内容失实。基本失实的流言直接导致社会出现抢购板蓝根、某种进口处方药、白醋等。
在流言盛行之前，公众对于发生在周边的怪异病症早有疑惑，一直希望能够从政府和新闻媒体那里得到解答，但两者均始终保持沉默。疾病症状的怪异，政府、传媒的缄默，加之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禽流感、炭疽疫情以及公众集体记忆中的鼠疫、霍乱和AIDS，面对无法确定的危险，焦虑和恐慌成了公众的主要情绪，这导致了流言的产生。流言就是“公众应付社会生活的一种应激状态，是公众解决疑难问题的不得已形式。”[30]
流言被视为“公众在特殊的社会情况下表达的意见或情绪倾向”根据沙莲香和西布塔尼（Shibutani，T）对“特殊的社会情况”的四种分类，我们可以把“非典时期的社会状况归于第三类：“人们的信息需求大于体制性渠道的消息供给，或者为适应环境必须的信息无法及时获得”。[31]
在徐晖明、严三九的问卷调查中，有56.1%的受访者认为流言盛行的原因是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的缺席[32]；有63.7%和12.5%的受访者认为医学专家和政府官员的意见最可信赖，其次是包括社会学家和传播学者在内的社会科学家（8.4%），之后是媒介工作者（7.6%），亲友（7.0%）和网友（0.8%）分别排在最后[33]。这些结果既印证了舆论的学理说法，也给2003年2月11日流言之所以会在广东省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后立即破除提供了解释。
客观地说，尽管广东省政府和媒体在2003年2月的流言平息当中起到关键作用，但由于政府和媒体在后来SARS疫情进一步严重时的再次沉默，给流言的兴起又提供了机会。在有关SARS信息的获知途径上，有72.1%的受访者是通过人际传播的渠道获得的[34]。“人际传播的首要动机和目的就是获得信息。”[35]在政府和媒体集体“失语”的情况下，民众只能依靠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口耳相传来传递所谓的“内情”和真实的不安。研究表明，在有关SARS流言的传播过程中，每位受访者平均接收6个人传播的流言，又平均向4.7个人传播流言；同时民众接受流言数量与传播流言数量呈正相关，即接受流言数越多的人，其传播流言的数量一般也较多[36]。对于流言来说，这种复制是几何级的，绝对巨量。如果，信息的权威渠道在2003年4月20日不打破沉默的话，社会动乱将最终爆发。“老百姓最怕什么？一是怕他的事我不知道。二是怕知道了解决不了。现在要通过媒体让老百姓放心——我知道的你们都知道。”（王岐山语）[37]
流言属于讯息形态的舆论。所谓讯息形态的舆论，是“通过传播讯息而间接表达意见的舆论形态。当外部刺激引发人们相互告知某些讯息或有意回避、封锁某些讯息的时候，只要形成一定的规模，即是舆论形态的表达”。[38]流言对公众越显得重要，讯息本身越表现的模糊不清，流言就被传播的越广。[39]
2003年4月20日中国政府的决策及随后媒体的行动，体现了引导讯息形态的舆论的正确方法，即及时提供公众认为重要的但又不大清楚的讯息；及时澄清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舆论，提供公众一种批判能力；在舆论流动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提供公众满意的讯息，并以此将讯息中符合社会规范的暗示渗透到公众意识当中[40]。
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4月20日之后，在SARS疫情变化、防治情况、研究进展都高度公开的情况下，仍然在当年5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失实流言。这次流言首先在2003年5月3日的两湖地区（湖北湖南）出现，内容是“婴儿初生就说话，放鞭炮驱非典”；4日在湖北、湖南两省全境传播；5日开始凭借通讯工具跨省传播，内容被不断“本地化”（即流言的“同化”）；6日在浙江、安徽、广东、江苏、江西、贵州、福建、云南、山西、陕西10省疯传，流言达到顶峰，各地政府开始辟谣并追查鼓动者；7日又在四川、广西传播；9日流言衰减[42]。流言仅用4天时间，就传遍了14个省。传播速度已非“叫魂“所能及。
在这里，通讯技术的发达是流言迅速传播的一个前提条件，同时，尽管SARS的一般相关信息已高度透明，但SARS本身的未知和不可控性给公众对信息的判断失误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不理性的部分仍长期存在[43]，民众对巫术、鬼怪等始终都抱迷信态度。这就导致了像“一个孩子生下来就会说话，说要在午夜前喝绿豆汤，放鞭炮，吃煮熟的鸡蛋，可避免非典病毒”[44]、“必须在今晚（5月5日）12点之前放炮，烧3炷香，可以防人瘟，过了12点就没效了”、“ 纳雍县（贵州）有个80多岁的老头（另一说法是60多岁的老妪）已经哑几十年了，日前突然开口说话，‘今年是灾害年，要在立夏之日放鞭炮驱邪。’说毕，老人便咽气身亡。[45]”这样违背科学、严重失实的流言被广泛认同和接受。于是在流言涉及的14个省，民众不论文化高低，也不论身份地位（包括部分政府官员），各家各户大放鞭炮，争食“灵药”。在20世纪50年代的“毛人水怪”谣言盛行时，也曾流传这样的“防毛”方法：“不怕枪，不怕炮，就怕点灯来睡觉”、“不怕火、不怕枪，就怕红糖拌生姜”[46]。可见，50年间，传统心理始终在中国民众当中占有一定地位。这是值得我们探讨和反思的。
结 语
发生在三百年时间里的中国有关“叫魂”、“毛人水怪”和“SARS”的传言，为我们从历史角度研究传言的传播变迁提供了可能。传言的产生和传播始终都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这是我们在研究和应对传言时需要注意的。每次传言都基本会对政权统治、社会稳定及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和威胁。
通过对三次传言研究的了解，我们既获知了传言的一般内在机制，又掌握了传言在具体时代条件下的产生动因和传播样态。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我们对传言逐渐有了较好的认知和应对能力。同时，对传言有所把握，并不代表我们能够从此杜绝它的发生。传言会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出现。我们今后需要做的，就是继续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传言现象，对舆论学进行有益的补充，也为相关方面在控制传言上提供参考。
注释：
[1]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版，第1页；
[2]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第242页；
[3]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第31页；
[4]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第200页；
[5]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第202页；
[6] “明发”和“朱批”都是清朝皇帝对官员的回应方式，前者属于常规下达途径，后者则属于机要回应。文中以二者指代清朝政府信息系统。有关清廷信息系统的内容具体可见《叫魂》第169-171页；
[7]刘景华编著：《世界思想文化名著精读丛书.文化.社会.人类学卷》，花城出版社，2003年8月版，229-230页；另见陈钦庄、陈飞燕著：《宗教学与世界宗教研究》，[韩]新星出版社，2003年8月，144-146页；
[8]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第43页；
[9]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第50-60页；
[10]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第299页；
[11]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第67-87页；
[12]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第101页；
[13]李若建：《社会变迁的折射：20世纪50年代的“毛人水怪”谣言初探》（以下简称《“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4]李若建：《“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第182页；
[15]李若建：《“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第194页；
[16]李若建：《“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第182、188页；
[17]李若建：《“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第188页；
[18]李若建：《“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第189页；
[19]李若建：《“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第194页；
[20]李若建：《“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第195页；
[21]图3-6引自《“毛人水怪”谣言初探》一文
[22]李若建：《“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第195、196页；
[23]李若建：《“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第197页；
[24]李若建：《“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第197-199页；
[25]以上数据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网站：
http://www.moh.gov.cn/news/searc ... =&keywords=SARS
[26]图8引自：http://env.tsinghua.edu.cn/yjs/fdpic/
[27]徐晖明、严三九：《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的流言传播》，《新闻与传播》，2004年第3期，第44页；
[28]陈海、江华：《广州抗击不明病毒》，《南方周末》，2003-02-13，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213/xw/tb/200302130499.asp
[29]徐晖明、严三九：《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的流言传播》，第44页；
[30]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03页；
[31]陈力丹：《舆论学》，第103页；
[32]徐晖明、严三九：《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的流言传播》，第47页；
[33]徐晖明、严三九：《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的流言传播》，第48页；
[34]徐晖明、严三九：《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的流言传播》，第45页；
[3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82页；
[36]徐晖明、严三九：《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的流言传播》，第46页；
[37]予悦：《政府、媒体、公民：抗非总动员》，《新周刊》，2003年5月15日，第10期，第19页；
[38]陈力丹：《舆论学》，第98页；
[39]陈力丹：《舆论学》，第108页；
[40]陈力丹：《舆论学》，第108页；
[41]图9引自：《流言，4天飞传14省》，《南方周末》，2003年05月15日，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515/xw/tb/200305150713.asp
[42]《流言，4天飞传14省》：《南方周末》，2003年5月15日，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515/xw/tb/200305150713.asp
[43]周晓红：《传播的畸变—对“SARS”传言的一种社会心理学分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6/02/819.html
[44]江华：《河南：流言在城市间跳跃》，《南方周末》，2003年05月15日，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 ... zs/200305150651.asp
[45] 易颖 、肖郎平：《贵州：流言传播与处罚》，《南方周末》，2003年05月15日，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 ... zs/200305150652.asp
[46]李若建：《“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第192页
舆论学期中作业,是期中四篇小论文之一。本以为新闻热点研究的作业，写的中国电影的东西，会最快写好，也会最早放到博客上。结果失策，怎么写都写不完，只好先写四分之一交上去。
有关谣言和流言的东西其实写写也慢，要不是周二时告诉老师请他“宽限”几天，我真写不完。没把我累死。内容上还需要细微改动的。
文章来源地址：
http://laoweike789.bokee.com/4913867.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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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21 11: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