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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函，仅五百余字，但饱含着一位老医务工作者对农村卫生工作的关心和对中医药事业的热爱。
一段批示，虽寥寥数语，却体现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和对医务人员的关怀。
今年10月22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69岁的栾文忠教授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栾教授根据自己近年来连续六次参加支边医疗队的感受，谈到边远地区农村仍存在缺医少药问题，当地医院缺乏现代医疗理念和正规医疗流程，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再次倡导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精神，即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还在信中对污蔑中医“伪科学”的言论进行了驳斥，表达了自己对中医药的坚定信念。
看到信后，温家宝总理很快于11月1日给予批示，并让卫生部派人去看望栾文忠教授。
卫生部领导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分别做了批示。11月8日，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带领卫生部办公厅、农卫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有关负责人一同前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看望栾文忠教授，转达了温家宝总理的关怀和问候，并对栾教授心系农民疾苦，关心中医药事业发展表示感谢。
本报记者日前专此采访了栾文忠教授。
“六·二六”指示精神并不过时，当前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仍应放在农村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记者见到了栾文忠教授。年届七旬的他看上去仍然神采奕奕。谈到写信的缘由，他先给记者讲述了他参加支边医疗队的经历。
从2001年起，他共参加了6次支边医疗队活动，去过内蒙临河、巴彦淖尔、呼伦贝尔及贵州遵义等地，今年刚刚去过乌兰浩特。虽然基层条件艰苦，但栾教授每次都主动请缨。在这些边远地区，他为当地医生讲课培训，不仅教授医疗技术，而且努力改变当地的医疗理念和医疗流程。
在支边医疗的过程中，栾教授发现，这些地区农村经济尽管有了较快发展，但群众缺医少药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许多农村家庭因患大病而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导致脱贫后又复贫。在乌兰浩特，一位农村脑瘤患者需要手术治疗，在当地医院需花费一万多元，但患者根本无力承担，只能选择放弃治疗。
栾教授支边回来，为医院职工作了总结报告。栾教授谈到了自己的疑惑，就是近二三十年很少听人说起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精神了。当他在发言中提到时，年轻的医务人员竟然都一脸茫然，很多人不知道“六·二六”指示精神。再加上这两年出现的取消中医言论，栾教授觉得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国家重视，于是就给温家宝总理写了这封信。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其实这句话是他同身边医务人员的谈话记录，是由其身边的保健医生送交卫生部党组的。栾教授说，谈话记录中毛主席对医学教育、科研和医院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虽然有些过激，但表达了卫生工作应该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思想，尤其是“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核心内涵到现在仍不过时，需要提倡。因为，中国有10亿农民，农村卫生工作搞不好，整个医疗卫生工作就不能说好；农民的缺医少药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的生活质量就不能提高。
栾教授说，在国家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后，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观。对于常见病还可以，但是大病的保障不够理想。对于大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农民还是负担不起。这也可以理解，我们国家农村人口多，基数太大，要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需要一个过程。看到温总理能在百忙中给自己的去信作批示，如此重视医疗卫生，他很感动，并表示自己对大力推进农村卫生工作，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很有信心。
对于农村卫生工作，栾教授建议，应该逐级培训，定点扶持，并保障连续性。他说，目前虽然有医疗队前往边远地区支援农村卫生工作，但去的专家往往过于专业，对当地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并不很了解，而且每年派去的地方不同，没有连续性。因此，应该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西安、武汉等医疗资源集中的大城市挑选医疗技术过硬、经验丰富或有专长的医生，派往中等城市，培训中等城市的医务人员，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再从中等城市选派业务骨干，培训县级医疗机构人员；最后由县级机构组织培训乡镇的乡村医生。这样有利于提高基层乡村医生对于当地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水平，有效利用医疗资源。另外，可以采用定点扶持，从大医院抽调人员一对一帮扶边远地区，并坚持每年都去，保证连续性。而对于基层医院，他建议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派人前往大医院进修学习，同时请专家过来指导培训。
“取消中医”纯属荒诞，基层农村需要中医药
栾文忠教授长期从事神经外科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擅长显微神经外科。1983年由著名神经外科专家薛庆澄教授推荐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建了神经外科及神经外科专业；1985年和1988年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学习显微神经外科；1988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神经病学研究所客座教授证书。1991年获国家特殊贡献专家津贴。他还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编委，《中华神经外科研究》杂志编委,《中国脑血管疾病》杂志编委，《国外医学》神经内、外分册编委。这样一位在西医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却对中医有着深厚的感情。
栾教授告诉记者，当年卫生部非常重视“六·二六”指示，组织大批城市医务人员下到农村去。他当年就被派到了太行山脉中一个叫朝阳沟的山村。在那里他亲眼所见村里的赤脚医生们使用中医药为老百姓服务，效果很好。在那个时期，为了降低医疗成本，很多农村的赤脚医生都是土洋结合，即一方面从公社卫生院买一小部分药品，另一方面自己采集中草药，让群众煎服，并且都经过针灸的培训，为群众针灸治疗。当时流行的歌谣就有“一根针、一把草，社员有病不怕了……”、“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出诊愿翻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等等。栾教授自己也亲自去采药，回来做成制剂，为农民治病。由于中医药成本低廉、疗效很好，在农村深入人心。近几年，栾教授去支边医疗，仍然能深切感受到农民们对中医药的信任和欢迎。“我自己虽然是搞西医的，但平时有个感冒什么的病，却喜欢服用中药。”栾教授笑着说，“中药副作用小，只要对症，效果很好。”
近来有人在网上发表“取消中医”言论，栾教授看到后非常生气。他说，像何祚庥这样的院士，本身自己是搞物理研究的，对中医不懂，却污蔑中医是“伪科学”，实在是荒诞。栾教授说，西医传到中国不过百年历史，数千年中华民族医疗保健工作全是靠中医中药，中医药在中华民族繁衍兴旺上起了决定性作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中医的辨证施治、标本兼治理论深邃伟大，“治未病”思想更是非常先进。不但不能取消中医药，而且还要用现代的科学技术使其更加发扬光大。一些反对中医的人不懂中医，其自身才是伪科学。
中医药的发展，有两个方面需要加强，一是要与现代科学诊断技术结合起来，二是中药剂型要改进，方便患者服用。另外中医医院需要突出中医特色，现在有些中医院虽然挂着中医牌子，但不管是诊断还是治疗，都用的是西医的方法，很少用到中医药。这样发展下去，对中医的发展非常不利。
后记
12月8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农村市场商品和服务所存在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看病的满意度不足四成，其中药品价格贵、医疗收费不合理、医疗水平差是农民不满的三个主要原因。
记者了解到，栾文忠教授写给总理的信转到卫生部，陈竺部长看后，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要抓硬件建设，更要有人力资源；既要抓制度安排，又要有配套政策。最近我部与财政部已就启动招募优秀中青年卫生人员去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工作的行动达成一致。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卫生部将继续加大农村卫生工作的力度，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相关措施也初露端倪。相信在政府部门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下，农村卫生工作将会有大的改善，农民对看病的满意度也将提高。
稿源： 中国中医药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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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14 19: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