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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先生农民日报特约文章之六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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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1 13:08: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http://www.farmer.com.cn/wlb/nmrb/nb8/200710270056.htm

作者:熊春锦   10-31 23:07:38 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意思是说,君子把道义看得最重要,作为君子如果只有勇敢而没有道义,就会作乱;小人只有勇敢而没有道义,就会成为盗贼。为乱,为盗,都因一己私利而抛弃了义。不重视道德教育,失去道义的感召、引领,人们要么一蹶不振,要么铤而走险,“穷倒志,富癫狂”、“富贵险中求”等现象就会出现。而当道德昌明的时候,人们修德向善,真诚果敢,义无返顾地追求超越物质的精神境界,则会出现“饥寒生道义,富贵生慈善”的现象,在这两种现象的反差中,折射出“道义”二字。
  “道义”是什么?它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崇孝义,重情义,讲信义,谋公义,明大义。在家庭中孝敬长辈,加了个“义”字,表明这种孝敬发自内心,是晚辈赡养的责任也是感恩的真情。朋友间重感情,有情更有义,“风雨故人来”,历经风风雨雨的考验,真挚长久的友谊如醇酒香浓。生活和事业中讲求诚信,重视信义,承诺胜于生命。当义和利相冲突的时候,“道义”精神提倡以义取利,义利并举,在道德规范和集体有益的前提下谋取属于个体的利益,取利的手段正当合法,得利的过程公平正义,获利的效应自利又利他,在利自己的时候兼顾他人,辅佐大家。在集体、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头,可以舍生取义,义无返顾,义被升华为崇高的气节,如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中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意思说,假如对国家有利,我可以把生死交给国家,怎么能因个人利益而避祸趋福呢?
  道义是道德治世的精神风貌,历来为人颂扬,它最能够激发人们的道德怀念和向往,并在这种“道义”的激励下,舍弃个人的利益诉求,以天下人的共同利益为追求,越是在历史沉重和民生艰难的时刻,越是涌现一批以生命演绎“道义”的民族脊梁,这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中闪光而感人的人格魅力。
  上古时期,尧帝、舜帝、禹帝禅让帝位成为美谈,义风流长,直到商朝都还有推位让国的遗风,商朝时的伯夷和叔齐兄弟俩就曾经为谦让帝位而远走他乡。今天的人可能无法理喻:天下最为尊贵的就是王位,历史上眼花缭乱的宫廷斗争也好,群雄逐鹿也罢,为的就是要登上那把“龙椅”。明争暗抢都来不及,为何要让给别人呢?老子在《德道经》中说得好,“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他认为,统领天下的权利是神圣的,不是依人为的力量就可以强行占有的。古人崇尚以德治国,认为“德配天地”(道德高尚盛大,可与天地匹配)的人才可以担当仁爱和救助天下的责任。有德的人顺从民心民意,视尊贵和荣誉为其终生效命、造福民众的职责,当他感觉自己的德不足以治理天下的时候,要么让位于有德的贤才,要么真心推辞而绝不贪恋,体现了为义而辞、天下为公的磊落襟怀。
  老子说:“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妨”。其意是:把天下视为难得的私有财产,奔走猎取,人们就会私心发作,猖狂地捞取名利和地位,富贵成为道德言行的妨碍,机谋奸巧反成为盗取天下的帮凶。所以老子又规劝:“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意思说,如果把天下当作公众共享的福利,人们都在道义的规范下创造、维护、分享文明的成果,取之有道,民众就不会成为盗贼了。天下为公并不拒绝合理的个人所有,老子认为天下为公的基础是“少私而寡欲”,人们的个体私利在公共利益中所占比例要自觉减少,个人私心在大众需求前要适当弱化,在集体利益的实现中获取个人荣誉、实践相应责任。如这样,“公”的价值就可以树立起来,“私”的获得也得到大家的认可。老子还认为,道义的宗旨是“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意思说,作为王者或圣人,他应是公义的实践者和守护者,他永远没有自己的私心,心里时刻装着百姓的需求,尽力把社会财富调节在一个相对均衡的尺度内,民众的幸福指数就会在和谐中呈现。
  中华传统文化迥异于其他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修之身”(即通过修养心身而感悟自然规律)。收,则把天下视做身体;放,则把身体等同为国家和天下,天下与个人由于道义的贯通没有差别。所以道义的精神更多地体现了勇于承担天下的责任,勇于舍弃自我、成就他人的果敢。可见,惟有道义的庄严承诺,才有利益的众望所归。《三国演义》中通篇激扬着义气。在“长坂坡”一战中,刘备带着十多万民众从当阳赶往江陵,曹操数十万大军在后面追赶,大队人马每天只能走十多里,有人劝刘备丢下民众先走,刘备却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要成就大事必须以人为本,现在百姓投奔我,我怎么忍心丢下他们先走呢?)正因为刘备的宽厚仁义不弃民众,才会有后来的三分天下得其一的局面。
  利,它是一把双面刃,让利于大众,让大家受益,那叫“利益”;轻义重利,片面地向大众夺利,无义的争夺就叫“利害”了。古罗马建国之后,时代精英们放弃了“爱国、健康、纯朴、高尚、美德、荣誉”的道义,放弃了责任,“富人的眼睛只盯着黄金,他们由于生活奢侈,犹如发了霉的口袋已经腐朽了,装不进智慧、坦率和忠诚”,“在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中观察到暗藏着的衰败腐化因素……人的头脑都降到了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尚武精神也烟消云散了……”(琉善《冥间对话》)。罗马统治者再没有力量引导公民,帝国不仅失去了创新动力,摧毁了赖以进步的精神,而且也预示着文明的衰弱。
  中华文明是善于“海纳百川”的道德文明,具备高度自省精神和自我修复的强大功能。市场经济呼唤道义,亟须为惟利是图的“拜金主义”纠偏,为无序内耗的“竞争法则”解套。今天,在全社会倡导道义精神,可以约束和规范各团体、阶层、个人的利益实现,调节利益实现过程的落差,抚平利益竞争的创伤,为社会物质、精神财富的普遍分享提供和谐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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