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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萌芽阶段。约在西周早期出现的《易经》和《尚书·洪范》分别提出了原始的阴阳和五行观念，开始以理性思维方式来把握物质世界。其中《易经》尝试用阴阳两种物质及其势力的对立统一关系，来概括自然界万事万物以及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这些思想在战国末期问世的《易传》中得到了充分的阐发与体现。《尚书·洪范》用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元素的特性及归类方法，来说明天、地、人、万物的特性及其相互联系。春秋末期，中国古代哲学进入了建立体系、创立学派的时代。当时正值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新兴地主阶级要求以封建制取代奴隶制，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春秋时期官学垄断地位的被打破，以往长期积累而被禁锢的大量文化学术思想资料被释放，于是“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和争鸣便应运而生。“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背景因素：就社会背景而言，是当时社会大转型，即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的时期；就思想背景而言，当时是从诸侯分封割据制的政治思想向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大转型时期；就文化背景而论，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社会结构的改变、文化知识垄断地位被打破而相对普及、统治者“礼贤下士”风气的盛行等等，都为“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背景和必要的条件。先秦诸子虽然号称“百家”，实际仅有十数个学术流派。西汉司马谈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论六家要旨》)，刘歆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为十家(《七略》)。后来以兵家易小说家作为十家。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道、墨、法四大学派。《黄帝内经》在其理论构建过程中，除了精气、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影响之外，“诸子百家之学”的学术思想很自然地浸润并渗透于其中，用以解释相关的生命现象，解决相关的医学问题。此章仅就“诸子百家之学”的主要学术思想对《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予以提要性陈述，既体现了《内经》理论形成的条件，也在于说明“《黄帝内经》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结晶”的观点。?
1. 《内经》理论与道家学术思想?
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老子(聃)是其创始人及学术代表人物，后经战国中期的关尹、杨朱、尹文、宋 庚桑楚、子华子等齐国“稷下学宫”知名学者的继承和发扬，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学术思想流派之一，此时又分化为多个学术派系，其中分别以庄子(周)和管子(仲)为代表的两个主要派系影响较大。前者重视“道”，认为“道”是物质世界永恒的、无处不在的终极本原；后者认为“道”是无所不在而富有生机的精气，精气才是宇宙万物发生并存在的本原。战国后期这两派逐渐走向融合，形成了以《黄帝帛书》、《文子》、《 冠子》等著作为代表的黄老新道家思想，这便是道家“道气论”观点的由来。“道家”学术思想对《内经》理论形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此处仅从“道”、“气”及辩证思维等方面予以提要性介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这是道家对宇宙万物的起源以及宇宙万物结构模型的认识。认为“道”是演化生成“气”(即“一”)的母体，气(即“一”)是万物一体、万物同源、万物相通相应、相互联系的传媒和中介，因此有“通天下一气”(《庄子·知北游》)的结论，这也是道家“道气论”的源头。《内经》从四个方面继承并发挥了道家的道气论。
其一，道论。 “道”字在《内经》中出现了269次，单用186次。《内经》理论中直接继承了“道论”观点，广泛地运用“道”的概念来表达宇宙万物、生命活动的演化规律和相关的理论原则。具体言之，《内经》所用之“道”有宇宙、天地、自然规律之“道”，如“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素问·天元纪大论》)；有脏腑、经络、气血、营卫等生理规律之“道”，如“经脉之道”、“营气之道”等；有疾病发生、发展、演变过程之“道”，如“有道以来，有道以去。审知其道，是谓身宝”(《灵极·五乱》)；有诊脉、望色、察病、辨标本顺逆的理论原则之“道”，如“持脉有道，虚静为保”(《素问·脉要精微论》)，“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天之道毕矣”(《素问·至真要大论》)等；有针刺、用药治病原则、方法的理论之“道”，如“针道”等；还有将养生称为“道生”的养生保健的理论原则和具体方法之“道”，如“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其知道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素问·上古天真论》)。可见，《内经》以“道论”全面地构建其理论体系的同时，对“道”是不可直观的客观规律也有一定的认识，指出“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谕，受以明为晦”(《素问·征四失论》)。认为“道”虽然是不可直观的，但却是无处、无时不在的，大至天地，小到万事万物，无不受“道”的支配，无不遵循其“道”。掌握了宇宙万物生成变化之“道”，就可发蒙解惑；如果不能认识、掌握和利用自然万物变化之“道”，只能是“以明为晦”，迷惑不解。
其二，“道法自然”，“无为而治”。〖HTSS〗《内经》认为宇宙万物变化规律之“道”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或者违逆客观规律之“道”，只能认识、掌握、利用、遵循、顺应客观规律之道，因此有“道无鬼神，独往独来”(《素问·宝命全形论》)的明示。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道家提出了“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无为而治”的价值取向，《内经》不但禀承了这一思想，并将其运用于治则治法和养生理论的建立。如直接将《老子》“天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七十七章)思想用于创立自己的治病大法，这些治法不但有“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还将其发展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素问·至真要大论》)。将《老子》倡导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八十章)思想构建自己的养生方法，不但直接将“恬恢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作为具体养生方法，还将“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HT5，7〗忄〖KG-*3〗〖HT5，7”〗炎〖HT〗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素问·阴阳应象人论》)作为养生的最高标准。
其三，气论。〖HTSS〗《内经》直接将道家的气、精、精气概念引入医学领域，成为医学理论构建的主要概念。在《内经》中“气”字出现了2956次，单用996次：“精”字共出现了217次，单用127次；“精气”出现38次。可见气、精、精气是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由于道家所论的精气多属哲学范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内经》中的气、精、精气虽然还带有哲学的烙印，但却富涵深刻的自然科学特征，出于生命学科的需要，《内经》又创造了百余个以“气”构词的气概念。
其四，“通天下一气耳”。〖HTSS〗《内经》直接将“通天一气耳”(《庄子·知北游》)作为自己构建相关理论的指导思想，于是指出了“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素问·生气通天论》)的人与自然相通应的整体观念。这一观念全面地体现在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等各医学层面，并成为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之一。?
其五，辩证思维对《内经》理论形成的影响。〖HTSS〗道家建立了有无、动静、刚柔、有余不足等对立范畴，揭示了客观事物对立统一的现象和规律，仅《老子》一书所论的对立范畴有数十对之多，不仅论述了事物之间的对立关系，还涉及到对立事物之间的统一关系。其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就表达了事物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内经》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不仅将其运用于阴阳对立互根、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的阐述，而且将阴阳、五行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全面地运用于解释人体的形体结构、生理机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治则治法、遣药组方、养生防病的各个层面，并从医学的角度提出了“升降出入”、“邪正盛衰”、“虚实逆从”、寒热进退、正治反治、补虚泻实、治未病与治已病等对立概念，使道家创立的辩证思维在生命科学的层面得以体现和深化。
2. 《内经》理论与儒家学术思想?
“儒”源自商代，自孔子始成其“家”。经他整理、删改和发挥的上古五代文献被后世尊为“五经”。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仁义”、“礼乐”，主张“以德治国”，提倡“孝悌”、“忠恕”及“中庸之道”。他的学生对其学术思想加以发扬光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孟子和荀子所代表的两个学术流派。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强调“人性本善”，主张“王道”和“仁政”，提出了“民贵君轻”、“保民而王”的观点，高扬了儒家“舍生取义”的理想人格。孟子的思想对宋明时期儒家的发展影响很大。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强调“人性本恶”，主张“以礼治国”，提出了“天人相分”观点，宏扬了“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的理性精神。荀子的思想对汉唐儒学影响较大。孔、孟、思、荀等人所奠定的儒家的基本格调，注重治国和改造社会。儒家的学术思想在《内经》中的体现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将治国与治医进行类比，用国家中央集权最高统治阶层的建制，类比人体各脏腑功能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的整体配合关系，充分体现了儒家治国方略。这一观点充分体现在《素问·灵兰秘典论》对十二官在整体生命活动中分担不同角色的类比。认为“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还十分明确地将儒家治国之道与针刺治病之道类比，认为“司外揣内”认识方法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黄帝曰：余愿闻针道，非国事也。岐伯曰：夫治国，夫惟道焉。非道，何以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乎”(《灵枢·外揣》)?儒家治国理念以及用治国类比治医的观点表露无遗。二是儒家“天命观”对《内经》生命科学的影响。儒家的“天命观”承认自然规律，承认自然规律对社会、对人类生命活动的主宰作用，在此思想指导下研究人体禀赋、体质类型(《灵枢》的《阴阳二十五人》、《五音五味》、《通天》等篇)。在探讨生命活动固有规律时提出了“天年”期颐、寿夭面相等理论(《灵枢·天年》)。三是《内经》在承认生命规律的“天命观”指导下，构建养生的相关理论，认为养生必须遵循并顺应自然规律，只有如此才可能达到“谨道如法，长有天命”(《素问，生气通天论》)的最佳养生效果。四是《内经》受儒家“三才观”的影响，构建天一地一人三才医学模型。“三才观”是《周易》提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儒家予以继承和发扬，强调发挥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作用。这一观点促进了《内经》医学模型的构建，几乎将其中所论的生命科学知识都置于这一整体模型的构架之中，在《内经》大多数篇论之中均可觅其踪迹，其学术观点贯穿于所论的生理、病理、病证、诊法、治疗、养生等各个层面。这一医学模型的内容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素问》的《金匮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六节脏象论》、《玉机真脏论》、《脏气法时论》以及“运气七篇”之中。五是儒家“以和为贵”“中庸”思想对《内经》理论形成的影响。《内经》直接将儒家“过犹不及”；“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应当“允执其中”(《论语》)的“中庸”观点用以构建自己的医学理论。“中庸”观点的核心是突出了保持相对平衡是事物存在、发展的根本条件。儒家中庸思想在《内经》中是通过阴阳、气血、营卫、脏腑、经络的相关理论，全面体现在相关的医学理论之中。如《内经》认为“阴平阳秘”是生命活动处于最佳的和谐有序状态，一旦这种平和状态失常，就会出现“阳盛则阴病”、“阴盛则阳病”，或者有“阳不胜其阴”、“阴不胜其阳”，甚至“阴阳离绝”的病理变化。临床医生治疗疾病的终极目的就是使患病机体复归到平和状态，并作为指导治疗的最高行为准则，故有“因而和之，是谓圣度”(《素问·生气通天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的治病观点。儒家“中庸”思想还体现在《内经》运用五行理论说明五脏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认为无论是相生或者相克，都应当“执中而行”，否则就会出现“母子相及”或者“相乘相侮”的病理变化。如果“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五运行人论》)，并据此提出了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是“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化生大病”(《素问·六微旨大论》)的著名观点。在儒家“过犹不及”观点的影响下，《内经》建立了自己的发病观。六淫致病是气候的变化太过，超过机体适应能力所致；情志致病是七情过激所致；饮食不节致病，无论是“饮食自倍”、或者是“高梁之变”、或者是“大饮”，或者五味偏嗜，均为“太过致病”；甚至累太过、过度安逸等等。因此《内经》在高扬儒家“过犹不及”中庸思想的同时，形成了“生病起于过用”(《素问·经脉别论》)的著名发病观。六是儒家等级观念对《内经》相关理论的影响。儒家
十分重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这一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内经》的相关理论。如在“十二脏之相使、贵贱”的命题下，以封建帝制类比人体内脏的关系，确立心是“君主之官”，肺如同辅佐君主的“宰相”或“太傅”，肝像护卫君主的“将军”，脾如同为“君主”出谋划策的“谏议之官”等等。这一思想还体现于组方法度理论的创立，认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自此便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医组方遵循的规矩准绳。所用的药物也有“上下三品”(《素问·至真要人论》)的等级之分。《内经》还将这种等级思想用于运气理论中对气候变化及其对物候、发病规律的分析和判断，认为“君位臣则顺，臣位君则逆。逆则其病近，其害速；顺则其病远，其害微”(《素问·六微旨大论》)。
3. 《内经》理论与法家学术思想?
法家注重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冷静的眼光和理智的态度，精于各种利害关系的计算，信奉冷酷无情的功利主义。法家源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期有李悝、商鞅、申不容、慎到等人，后期则以韩非子、李斯为代表。前期法家多为从政者，是当时政治变法的积极设计者、倡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尤其是商鞅在秦国的两次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韩非子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在理论上提出了进化的历史观、功利的道德观、集“法”、“术”、“势”为一体的政治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不同阶段有各自的特点和主题，所以应当遵循“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处事原则，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某种利害关系：认为政治上应该以“法”治国、以“术”治官、以“势”守之。韩非子的理论为秦所用，加速了秦对六国统一的进程。“法家”之“法”，是指法律政令。认为无论是治国、治人、治事都应当有一定的法度。《内经》基于法家的这一思想，确定了诊察疾病时应当遵循“诊法常以平旦”；“持脉有道，虚静为保”；“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见微得过，以诊则不失”(即“见微知著”的诊治原则)；“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的“司外揣内”：“常以不病调(diáo音吊察也)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人迎寸口“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人小齐等”；以及人“人一吸脉再动，一呼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等等诊病法度。确立了治病必须遵循的“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逆者正之，从者反之”，等等治病法则，组方也应当遵循君臣佐使法度才能达到“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长有天命”(《素问·至真要大论》)的最终治疗效果。法家“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惫变”的动态灵活处事原则，在《内经》理论中也得以充分展示，就生理而言，由于受肾气以及五脏气血盛衰变化的影响，人体在不同年龄阶段，表现为生(出生)一长(发育)一壮(壮盛)一老(衰老)一已(死亡)不同阶段，男女两性虽然都遵循这一生命演化总规律，但又有差异，因此在各个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生理特征，要根据不同特征采用不同的养生方法，达到“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素问·上古天真论》)的养生效果。病症演变也是如此，就外感热病(伤寒病)而言，随着发病时日的延长，其病变部位、病理反应、临床表现必然是有区别蹬，于是《内经》在“世变则事异”的思想影响下，以六经为辨证体系建立的基础，初创外感热病六经辨证思路(《素问·热论》)。内脏病症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迁移，疾病在五脏之间传变的顺序、病变所在的内脏、病理反应、症状特征均有明显差异(《素问·玉机真脏论》)等。这一认识也是《内经》同病异治理论发生的基础，也是法家“事异则备变”思想的体现。这是中医“辨证论治”理论发生的文化背景。先秦诸子之学还有墨家、名家、阴阳家、杂家，以及纵横家和农家。因限于篇幅，故此删去《内经》虽然成编于《史记》、《淮南子》之后的西汉中晚期，但其理论与先秦诸子之学几乎是相伴发生的，其学术思想乃至遣字用词都深受诸子之学的影响，正如祝文彦《庞府堂华》所言，“《内经》一书，闻气坚削，如先秦诸子，而言理该(赅)博，绝似管、荀，造词质奥，又类鬼谷。”因此本文仅举例简介诸子十家学术思想对《内经》理论形成构建的影响，略示《内经》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结晶之轮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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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于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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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1 12: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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