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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鸿伟
大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才发现并认可“彭子”对于中医复兴的价值。
汽车向东北方向,驶出山西灵石县城区约15分钟,进入静升镇不远,就是号称“晋中第一宅院”的王家大院,巨大的景区宣传牌就立在公路边。记者要去的,却是镇上一处叫做三官庙的地方。
“这就是三官庙。”当地司机补充了一句,“告诉你还不信,啥也没留下。”沿着公路继续向前,车到张嵩村,连问两个老乡之后,沿着坑坑洼洼的碎石路,记者终于站在介庙前。眼前是一处建筑工地,修到一半的几幢仿古建筑兀立在坡上的农田和荒草之间。背后,绵山起伏;一箭地之外,隐约可见的一处荒丘,就是介子推的墓。
为什么找他
“1925年,绵山医院在张嵩村介庙建立(后迁静升三官庙),彭承祖(县长)兼任院长,设内、外、妇科,另设有中医研究会。有医生5人,1927年停办。”这是《灵石县志》里,关于1925年时任县长的彭承祖,唯一的一段记录。
1980年代初,重修县志时,时任当地中医院院长、被喻为“中医的脊梁”的著名老中医李可,曾和顶头上司卫生局长大吵一架,就是因为如此重要的一个人、一件事,竟只寥寥一语带过。
在李可心目中,—直尊称彭承祖为“彭子”,“因为他是中医复兴之父,是继医圣张仲景之后第二位医中圣人。他批判地继承、发展了古中医学,从头绪纷繁的古医经中,理出了‘生命宇宙整体观’、科学实用的中医系统科学,成为当代继承发展中医学的入门阶梯……为古圣继绝学,为后世创新篇,保存古中医学火种,彭子厥功甚伟!”
“我尊称他为彭子,还因为他是骨头最硬,脊梁最直的铁杆中医。他所处的时代,是西方资本集团垂涎中国四万万人的医疗市场,以办现代医院、庚子赔款培养青年西医,诋毁、弱化、消灭中医……在中医生死存废的历史关头,彭子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为传承古中医学正统,足迹遍及山西、湖南、江苏、四川、广西、云南,所到之处,办学、讲学,为民众义诊,口传身授,引导学生从事古中医学的临床验证,为祖国培育了大批中医后继人才。”
《中国各民族英杰》第四卷是这样评价的:“彭子益在大半生的医疗实践和医学理论探索中,最终准确地把握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精髓——一种对症下药、辨证施治的根本治疗原则;一种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系统性思维方法;一种追根溯源,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今年6月,彭承祖生前先后经30余次修订完成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终于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正式出版,一时成为中医界的盛事。为此,记者起程开始了迟到大半个世纪的寻找。
彭承祖,字子益(1871~1949),云南大理鹤庆人,白族,著名中医学家。著名文献学家、云南方志学家方树梅作有《彭子益传》,收在《续滇南碑传集校补》中,文中言:“析理之精,皇皇巨著,为滇医界放大光明者,则以彭子益先生为最著。”
据《云南辞典》所载,彭子“幼习医学,游京师,充太医院医员,遂得读内府医书,学益进……1949年,越南海防市长慕名延往治病,卒于客寓。”
然而,昔日的学校所在地介庙已悉数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眼前停工的建筑工地,是当地个体老板投资旅游业失败的现场。记者至此,已完全接受斯人斯事在山西杳不可寻的结局,只好转赴云南。
彭子其人
按照其人原籍的线索,记者来到云南大理州鹤庆县,彭承祖的祖籍即为彭屯村。
鹤庆位于滇西北高原,南距大理,北离丽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至元明清时期,该地区不但出现了“附子名医”饶国熙、“周石膏”周鸿雪、眼科专家赵良弼等名医,还涌现出《洞天秘典》、《续千金方》等大量医书。
“我们多方查阅地方文献,又联络县内中医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甚至查阅了现存的彭氏家谱,但没有寻访到彭承祖的踪迹。”鹤庆县副县长鲁正清说,“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按照本地传统,一个人必须成年之后才能人家谱,如果彭承祖18岁以前离开老家,他的名字没有人家谱是正常的。其次,一个人在世时不可能在志书中为他列传,而彭承祖去世于1949年,后历经各种运动和“文革”,地方史志的编修工作直到1980年代才开展,而此时知道其人其事的可能都已离开人世。再者,彭承祖没有直系后代生活在鹤庆,直接影响到他的事迹在家乡传承。”
按照方树梅所录,彭子益父亲曾在贵州省为官,其从小受到父亲的良好教育。其后游学京华,人京都清廷太医院,“名著于都中”。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太医院解散。早闻其名的山西督军阎锡山于1914年邀其入晋,先后署理汾西、霍州、介休、灵石、平陆县政,《医学衷中参西录》收录了他的文章“山西平陆县尹彭子益致山西医学会理事长书”。当时彭氏医名远播,慕名求医、拜师者众多,彭氏尝以县署为医馆,治病授课。
除在灵石创办的中医院和研究会外,彭氏并于太原开设中医专门学校,办传习班、专门班5期,培训500余名学员遍及山西各地。
抗战开始后,山西失守,彭子益遂去南京做“中央国医馆编辑员”,后馆长焦易堂先生设80人的特别研究班,彭子益由陈立夫推荐出任该班系统学教授。曾有“中国四大名医之首”称誉的施今墨创办《北平文医半月刊》,将彭子益聘为顾问。
南京沦陷,彭子益回到了云南。时任云南省民政厅长丁又秋聘他为师,召集省会昆明有志医学者先后400余人听其讲授医学。彭子益把所授内容编成讲义印发学生,“口讲指授,罄其蕴而后已,犹不自满”。每遇到日军飞机轰炸昆明,彭子益保护讲稿甚于保护自己的生命。他力柬云南应设立中医院,使学生们有临床学习的机会,教学效果才会更佳。
由于在云南的教学计划未能如愿,彭子益先后前往著名中医吴棹仙创办的重庆巴县国医学校、四川国医学院(成都)讲学,教授学生无数,其著述成为四川国医学院的讲义。
创建于1936年的四川国医学院,至1949年停办,累计招生23班,先后共培养学生近千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中国四所中医大学之一的成都中医学院(1995年改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其许多师资、学术文本或教学方法等均源自四川国医学院。后来的著名中医彭履祥、凌一揆、李介明、余仲权和郭贞卿等均毕业于四川国医学院。
1942年,云南学子再次诚邀彭子益返乡教学,但由于女婿在广西桂林患病奔赴照料而未果。随后,彭子益就留在了广西,数年间在桂平、博白和合浦等处讲学。1949年,应邀前往越南海防市,意外病故异国,享年78岁。云南的弟子们闻恶讯,无不悲痛万分,所幸他的毕生著作均被其弟子陈治皆收藏。
据陈治皆所述,彭子益生前无论在四川或是广西,每治愈一例危重病人,总结
得到一剂良方,都会写信告诉作为弟子的他,并随时与同行进行交流。“先生之治病也,诊脉处方,详记医案,以究效验,求理论与实践相吻合”。
彭子益关于脉法的论述,被台湾著名中医临床家马光亚在其所著《台北临床三十年》收录,马认为“其脉法确有可采之处”。
“我们的寻访工作还会继续,下一步要做的事,是组织文史工作者搜集彭子益的事迹,并不失时机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在编修地方志时,将其事迹纳入其中。”鹤庆县副县长鲁正清说。
遗著的寻找
其人已逝,其书可传?凝聚彭承祖毕生心血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此前一直流散民间。
云南名医吴佩衡之子吴生元先生对记者说:“建国后,父亲曾专门组织人手收集其遗稿《实验系统古中医学》,希望能够结集出版,遗憾由于资料不齐及随后的“文革”冲击等因素,直到去世也未能完成。”
1942年,74岁高龄的彭子益身在广西期间,再次对该书进行了重著,并说明“此书自民国10年(1922)起历充太原、北平、成都、重庆医学教本,南京中央国医馆特别研究班、昆明市中医学特别研究班教本,前后20余年,新旧同学2000余人,一致欢喜,认为确能使人认识中医学本身真相,增加功效,缩短学程之本,共修正过30余次,此书原名系统学,从同学诸君之请,改名《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此番遗著的出版,据主持点校工作的李可老中医称,“经半个世纪苦苦搜求,遍访山西全境、南北七省而不可得。终于在2005年夏末,由山东孔乐凯、广东梁健、广西刘加申提供信息,山西李洪渊亲赴北京国家图书馆影印成碟(残本),云南姚钧、北京陈璞无私献出珍藏秘本,又经七个月汇集各种版本,互补遗缺,终使彭子遗书基本搜集齐全。……彭子遗书的问世,将引起国家领导人与中医界高层的沉痛反思,将引导老、中、青三代中医走出误区与迷阵。”
《圆运动的古中医学》最早版本名为《实验系统医学》,印于山西省立中医专校,线装石印。李可在十年动乱“破旧”运动中冒险保存了其中的《伤寒理路篇》、《杂病根源篇》《温病汗泄篇》《系统药性篇》,虽非齐全,但属全书精华。
后在伤寒网和民间中医网的大力宣传下,终于找到了云南特别研究班讲义《惟物论的系统医学》、四川成都国医学院讲义《系统的古中医学》,以及彭子益年74岁时最后一版《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上编。伤寒论坛网友自发义务参与研究整理工作,回贴率、点击率在这个国内目前访问量最大的中医网站上,一度排名第一。
“中医的经典是一棵有生命力的大树,而现代学院里的中医教材只是从这棵树上取下的枯枝。堆积再多,如果没有中医的灵魂,在临床上就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这就是现代中医教育失败的根源所在。我本人从事了十多年中医教学管理和临床教学管理,看到99%的中医学生一直到毕业都掌握不了辨证论治,而扭转这一危局要给予一个明确的方向,我相信《圆运动的古中医学》是最恰当的。”该书整理委员会主编李洪渊对记者说,“原书的下编和其他版本还在整理当中。”
(本刊记者刘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转自 南风窗->2007年第1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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