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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证候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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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5 12:48: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辨证论治的前提是辨证,只有正确的辨证,才会有针对性的治疗。汉代以前,人们对疾病的认识还没有安全上升到理论阶段,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从《伤寒论·序》中可以看出。
  
      怎样对证候进行分析?张仲景在古代哲学———阴阳学说指导下,将伤寒证候分为两纲,即三阴三阳。然后在两纲之内辨其六目,即表里之位、寒热之性、虚实之体。这就是后世人们所概括的“六经辨证”,实为八纲辨证的渊源。这种分析方法是古代医学认识论的飞跃。有了这个纲目,就使后人如同“饮了上池之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
  
      在具体分析方法上,张仲景用比较分类法、考论虚实法、假喻达旨法、对偶举证法等,对397条进行了交叉印证、反复推论。使得这些条文井然有序,病证分明。
  
      比较分类法
  
      是最基本的逻辑方法。这种方法是在比较的基础上,根据事物之间的异同,探索他们的内在联系与运动规律。此法有两种。一是异中求同法,即在不同病证中找出他们质的相同点,以便合而治之。《伤寒论》中每篇的第一条就是对千变万化的疾病的高度归纳,每一个方剂的代表证候就是对诸多疾病横断面相同部分的集中概括。例如54条:“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如果我们把“脏无他病”解释无内脏疾病,那么这里所说的“卫气不和”就是外感疾病的共有证候。又如101条:“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这里所说的“柴胡证”实为半表半里证。我们可以把这种“柴胡证”看成是广义的证候,它并不需要脉症俱现,也就是说在不同疾病、不同体质、不同性别上见到一症即可。晋代以后在对《伤寒论》条文重新排序时,有人就采用桂枝汤类、柴胡汤类等去组合,这其实是对伤寒病证的异中求同法。二是同中求异法,六经病各篇的脉症并治,就是对同病的辨证与同证的辨治。例如同是太阳病,就有中风表虚、伤寒表实之分。同是中风表虚证,就有桂枝汤证、桂枝加葛根汤证、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等。又如24、25条,服桂枝汤后,大汗出、脉洪大均相同,不同的是后者有大烦渴不解,为热伤气阴所致,故用白虎加人参汤清热益气养阴;而前者仍为表虚不解,故继续用桂枝汤治疗。
  
      考论虚实法
  
      就是试探法,也叫验证法。这里所说的虚实是逻辑学上的名词,指客观事物的存在与否。东汉哲学家王充说:“事有证验,以效实然。”张仲景不凭主观臆断去处理疾病,对于似是而非的病证,多用试探法以求虚实,在获得确凿证据后,再对证治疗。如209条:“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故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矢气者,此有燥屎也,不可攻之。若不转矢气者,此但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论中还有若干以药测证的条文,如159条关于下利的辨析,先予理中法,利更甚者,知病在下焦,改用赤石脂禹余粮汤。还有332条恐为除中,食以索饼法;75条教试令咳以测耳聋法等。这种胆大心细的诊断方法,对于病情复杂或疑似多端的病证无疑是很需要的。
  
      设喻达旨法
  
      古称“连珠法”,是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一种表述形式,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相似。不过中国古代多以“二段式”表述,即“前提”与“结论”。《伤寒论》中关于证候性质的分析运用这种方法较多。如条文中“若……此为……”“但……此为……”“反……此为……”“何谓……名曰……”“……者,属……也。”“所以然者……故也。”“……者,必……”等。最有代表性的条文是236条:“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其他还如125、149、185、201、237等条。虽然有的条文不若上边所说明那样一定格式,但其分析的方法仍属“二段式”的范畴。
  
     对偶举证法
  
      就是把一组相反的证候或具有代表性的症状并列行文,从而明确显示他们的性质、关系及其治法。如7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这是区别阴证阳证的总纲,发热恶寒与无热恶寒的对偶举出,泾渭分明,利于鉴别,便于掌握。又如11条的寒热在皮肤与骨髓的对举;131条结胸与痞证的对举;大青龙汤证(38、39条)与小青龙汤证(40条)的对举;103条小柴胡汤证与大柴胡汤证的对举;327条脉浮与不浮的对举;279条桂枝加芍药汤证与桂枝加大黄汤证的对举;327条攻表与温里法的对举;378条寒呕与329条热呕的对举等。这种在条文与条文之间和条文内部的证候对举、汤证对举、脉象对举,对于理解证候必须与选择适当方药是十分有利的。
  
      伤寒证候分析方法还有反证法、淘汰法等。张仲景在运用这些方法时,虽然还没有达到十分圆满的程序,而且对于病、证、症三者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严格的划清内涵与外延的界限,但他已经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的辨证方法,并且依据这种科学方法,总结出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规律。如果我们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去探讨张仲景的学术成就,就不会被所谓深奥及其神圣所迷惑而畏惧不前,对《伤寒论》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疑点就会得到正确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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