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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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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litary.china.com 2005-04-13 11:15:48 何新 【大 中 小】
■何新
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善良的中国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兹综括史料，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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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在编制《汉武帝年表》时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人(按此即西语china即“秦人”之称的起源)，(希腊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希腊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linitza)，又称秦尼斯坦(Tzmista)。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sthan)。数名皆同一语源，由海道传播至西方者。(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53—54页)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语源。)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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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此事请参看本书《论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3
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所谓“瘟疫”，即瘟病，瘟也是发热的意思。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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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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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八十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谓“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统计全国人口五千六百五十万。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统计，全国人口仅有一千六百余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情况，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并不仅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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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从有关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故称为“伤/疡”。
根据史料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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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6
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浮屠(佛教)于战国末已传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或始于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远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人认为是金佛象。带到长安后，武帝诏于甘泉宫中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绘画)。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已流行崇信佛教。当时人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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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我们应注意到，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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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吴质书》中曾悲叹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裴松之也说：“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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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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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裴松之也说：“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如阮籍的“
七哀”：?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七哀”亦哀叹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艾蒿和菖蒲有明显的医药作用。艾，俗称艾蒿，家艾，散发出一种清黍的气味，是一味中药。南朝陶宏景《名医别录》载：“艾，主灸百病”叶入药，性温味苦，有和营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艾叶油有明显的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作用，叶加工如绒，称“艾绒”，为灸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复制成艾片，中医学上用于芳香开窍药；也可用作杀菌、防腐、兴奋剂。?
菖蒲，生于水边，又名“剑水草”、“白菖”俗称蒲草。《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8?
“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
“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
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
“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号放纵之论盈于朝野。（晋书·言传）?
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中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时孔门儒家正统（如孔融）反曹，仍崇尚名教以尊汉室。而曹丕乃倡导清谈，尚通脱非名教以破之。魏代汉后，玄言清谈由曹丕等之提倡而成为学术主流。晋室废魏，司马氏复以推崇名教为标榜。当时崇尚名教者拥汉、拥晋。反名教者则拥曹氏。阮籍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晋书，阮传）古今论魏晋清谈者多，但对上述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特点，则鲜及之。??
9?
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由此可知，山水之美，也是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
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余嘉锡对此有详考。）用这些原料炼出来的药物，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寒食散发候篇》云：“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 ?
所谓“历岁之困”，应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换句话说，五石散在当时之流行，是由于被认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自何晏用后，在士人中逐渐流行。“寒食散之方虽起于汉代，而用之者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导也。”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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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关于寒石散祛治伤寒的药效，史料中有所记载：“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遣人执杖防阁，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挥衫，体更肥壮。］??
10?
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除此之外，为避疫疾传染，当时许多士人远避人世，寻找干净土，于是又有回返寻找大自然的风尚，遂导致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新语·任诞》)?
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石林诗话》说：?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 (《苕溪渔隐丛话》引)??
11?
吴世昌说，魏晋名士习尚服药、饮酒、清谈、放荡、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乐、好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近时文坛论及魏晋风度，犹有人推崇魏晋时士人之服药、饮酒、山水遨游，认为魏晋士人崇尚“自由”。却殊不意识到这实际是根源于一种大不自由的背景——当时社会动荡，民生艰难，又时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夺人性命。因此，对于士人来说，魏晋时期乃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所谓通脱、放达的存在主义，不过是精神上寻求解脱的一种自慰的表达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中亚史纲要》：?
公元165年，在帕提亚战役中发生了一次很著名的事件，当阿维狄俄斯·卡希厄斯率领的罗马军队进入泰西封时，他们遭受了一种毁灭性的流行病的袭击，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同一时期在南阿拉伯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只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而这种流行病开始于贵霜帝国，又沿着贸易通道流传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
（03年4月25日写于沪上云水山庄）
［附 录］匈奴失踪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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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匈奴哪里去了？?
驰骋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
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统万城，是世界上发现的惟一的匈奴都城遗址。随着它在沉睡千年之后浮出沙海，中国文物部门已经开始对这一遗址进行恢复性修缮工作。站
在这个巍峨的城墩之下，手抚如石头一般坚固的城墙，人们不禁会问：这沙漫墙头的古城难道就是匈奴的遗响，在中国北方驰骋了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的匈奴哪里去了？?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历史上一度十分强盛的匈奴，在中国北方、中亚乃至欧洲各地不断地进行争战、迁居、再争战、再迁居，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居民的混杂、通婚和民族融合，作为民族的匈奴在公元6世纪后基本消失，渐渐同化到其他民族肌体之中，或者说其所经地区其他民族或多少都带上了匈奴“因素”。?
匈奴是约公元前3世纪时兴起的一个游牧部族，在不断吸纳或吞并周围部族的基础上迅速壮大，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游牧部族之一，建立了游牧民族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并在秦汉之际使西域诸国多臣服于已。但随后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分裂，使匈奴内部分化愈来愈复杂，便如“溢堤的洪水”影响着欧亚大草原的历史进程，而其西迁更是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影响了世界历史。?
著名民族史专家、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周伟洲教授说：“历史很巧合，匈奴建立起草原奴隶制帝国之时，中原则建立了以农耕为基础的封建制帝国。随着两大政治、经济集团以及匈奴跟其他游牧民族间关系的发展，匈奴与中原王朝或战或和了三四百年。终在内外交困等诸多因素之下，许多匈奴人或南迁，或西迁（近则中亚远至欧洲），或滞留草原，通过婚姻、吞并、臣服、迁居等形式最后渐渐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作为匈奴后裔之一的统万城建造人——赫连勃勃，其部名铁弗匈奴，就是匈奴人与鲜卑族通婚的后代。”??
都成了鲜卑人?”
关于匈奴族的迁徙，中国史书除其内迁和滞留草原有较详记载外，对匈奴的西迁语焉不详，多谓“向西方跑了”，而欧洲学者则多有涉猎。匈奴史专家、内蒙古大学教授林干说：“公元前一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约五六十余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一个民族融入其他民族的进程是很快的。”??
匈奴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一样
写有10余部匈奴研究著作的林干认为，欧洲史学家中最早记载匈奴人活动的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玛西里那斯，其后关于匈奴的事便在欧洲史中骤然多了起来。他说：“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374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隋唐史专家、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说，“虽然如昙花般的匈奴王国在欧洲消失了，但是许多匈奴人很可能留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
北京大学教授齐思和、原匈牙利驻华大使优山度也认同此观点。王世平认为，匈奴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陕北民歌如“信天游”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
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后裔?”
王世平指出，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父亲姓刘，其子孙也姓刘，只有赫连勃勃自号“赫连”。现在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的后裔。匈奴的部族很多，进入中原后多以部落或氏族为姓。如姓呼延的、姓独孤的等，但不能说姓这几个姓的一定是匈奴后裔。?
自号“长安匈奴”并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作家高建群说：“公元5世纪时北匈奴阿提拉在欧洲建立起匈奴帝国，南匈奴几乎同时在中国建起帝国，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向定居文明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在战败后匈奴人便融入到其他民族之中了。可以说，这个伟大的民族至今也没有消失，它的血液还在当代其他民族的身上澎湃着。”?
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
（2004年3月30日《深圳商报》李勇、冯国雷文）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
这种生化武器是什么？老何承认其实他也不知道。“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是人家能大胆假设：“但从有关史料（老缺注：从不放过任何掉书袋机会的何大拿在此可能是忘了注明是什么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
根据史料（老缺注：未注是何种史料，同上）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老缺注：此处与下一自然段是现代医学对“出血热”的研究结果，与汉武时期的瘟疫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当然亦不排除可以认定同一的可能性。）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匈奴人如何使用这种生化武器呢？何大拿接着作惊人之语：
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就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
匈奴人使用生化武器的直接后果是：
武帝名将霍去病早夭，死时年仅二十四岁。死因于史并无记载。但何大拿凭《汉书》本传记的一句话：“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而断定，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所以这位年轻将领之死“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且不说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本缺注：实际是一场宫廷之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更令人佩服其敢于大胆设想的是这场“生化战”的结果，是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
1.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2.激化了社会矛盾。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
3.形成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新学说。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就屡发“大疫”，是为“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的先兆。至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大疫猛烈，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由此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朝代的更替皆因“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4.刺激了宗教的发展。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
5.据以形成了当时的文学特点。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夭折短寿或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老缺注：请注意这是一个非逻辑的结论：当时很多人死于瘟疫——建安七子死了——所以他们也死于瘟疫。）”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
6.在哲学领域亦有作用。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例如“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而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老缺注：其实人家曹丕不就是打了个比方！）
7.导致了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由此可知，山水之美，也是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
8.领导服装新潮流并间接造就二十世纪的一代文学宗师。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9.拉动制酒业的社会内需。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新语·任诞》)?
10.开创一代懒人之睡风并一直影响到后世如吾等。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老缺注：俺怎么记得“闭关”是和尚才干的事？）
11.赋予民间纪念屈子仪式以新的文化内涵。《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12.对中古欧亚历史和文学也有深刻的影响。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
13.最终导致了匈奴部族自身的灭绝。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
整理后记：以上红字为老缺所注，其余为何大拿原文。
农历乙酉年元月初十四于北京东便门寓中
大嘴军事论坛 ? 战略与战术 ?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2006-10-4 21:29 嘻刷刷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善良的中国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兹综括史料，简述如下。??
1?
我在编制《汉武帝年表》时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人（按此即西语china即“秦人”之称的起源），（希腊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希腊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linitza），又称秦尼斯坦（Tzmista）。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sthan）。数名皆同一语源，由海道传播至西方者。（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53—54页）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语源。）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2?
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此事请参看本书《论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3?
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所谓“瘟疫”，即瘟病，瘟也是发热的意思。）?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4?
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八十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
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谓“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统计全国人口五千六百五十万。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统计，全国人口仅有一千六百余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情况，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并不仅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5?
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从有关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故称为“伤/疡”。）?
根据史料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6?
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浮屠（佛教）于战国末已传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或始于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远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人认为是金佛象。带到长安后，武帝诏于甘泉宫中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绘画）。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已流行崇信佛教。当时人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我们应注意到，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7?
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吴质书》中曾悲叹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裴松之也说：“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如阮籍的“
七哀”：?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七哀”亦哀叹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艾蒿和菖蒲有明显的医药作用。艾，俗称艾蒿，家艾，散发出一种清黍的气味，是一味中药。南朝陶宏景《名医别录》载：“艾，主灸百病”叶入药，性温味苦，有和营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艾叶油有明显的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作用，叶加工如绒，称“艾绒”，为灸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复制成艾片，中医学上用于芳香开窍药；也可用作杀菌、防腐、兴奋剂。?
菖蒲，生于水边，又名“剑水草”、“白菖”俗称蒲草。《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8?
“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
“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
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
“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号放纵之论盈于朝野。（晋书·言传）?
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中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时孔门儒家正统（如孔融）反曹，仍崇尚名教以尊汉室。而曹丕乃倡导清谈，尚通脱非名教以破之。魏代汉后，玄言清谈由曹丕等之提倡而成为学术主流。晋室废魏，司马氏复以推崇名教为标榜。当时崇尚名教者拥汉、拥晋。反名教者则拥曹氏。阮籍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晋书，阮传）古今论魏晋清谈者多，但对上述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特点，则鲜及之。??
9?
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由此可知，山水之美，也是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
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余嘉锡对此有详考。）用这些原料炼出来的药物，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寒食散发候篇》云：“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 ?
所谓“历岁之困”，应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换句话说，五石散在当时之流行，是由于被认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自何晏用后，在士人中逐渐流行。“寒食散之方虽起于汉代，而用之者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导也。”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关于寒石散祛治伤寒的药效，史料中有所记载：“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遣人执杖防阁，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挥衫，体更肥壮。］??
10?
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除此之外，为避疫疾传染，当时许多士人远避人世，寻找干净土，于是又有回返寻找大自然的风尚，遂导致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新语·任诞》)?
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石林诗话》说：?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 (《苕溪渔隐丛话》引)??
11?
吴世昌说，魏晋名士习尚服药、饮酒、清谈、放荡、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乐、好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近时文坛论及魏晋风度，犹有人推崇魏晋时士人之服药、饮酒、山水遨游，认为魏晋士人崇尚“自由”。却殊不意识到这实际是根源于一种大不自由的背景——当时社会动荡，民生艰难，又时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夺人性命。因此，对于士人来说，魏晋时期乃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所谓通脱、放达的存在主义，不过是精神上寻求解脱的一种自慰的表达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中亚史纲要》：?
公元165年，在帕提亚战役中发生了一次很著名的事件，当阿维狄俄斯·卡希厄斯率领的罗马军队进入泰西封时，他们遭受了一种毁灭性的流行病的袭击，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同一时期在南阿拉伯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只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而这种流行病开始于贵霜帝国，又沿着贸易通道流传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
（连载：汉武大帝 作者：胡玫 编剧：江奇涛 2003年4月25日写于沪上云水山庄）
［附 录］匈奴失踪之谜
匈奴哪里去了？?
驰骋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
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统万城，是世界上发现的惟一的匈奴都城遗址。随着它在沉睡千年之后浮出沙海，中国文物部门已经开始对这一遗址进行恢复性修缮工作。站在这个巍峨的城墩之下，手抚如石头一般坚固的城墙，人们不禁会问：这沙漫墙头的古城难道就是匈奴的遗响，在中国北方驰骋了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的匈奴哪里去了？?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历史上一度十分强盛的匈奴，在中国北方、中亚乃至欧洲各地不断地进行争战、迁居、再争战、再迁居，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居民的混杂、通婚和民族融合，作为民族的匈奴在公元6世纪后基本消失，渐渐同化到其他民族肌体之中，或者说其所经地区其他民族或多少都带上了匈奴“因素”。?
匈奴是约公元前3世纪时兴起的一个游牧部族，在不断吸纳或吞并周围部族的基础上迅速壮大，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游牧部族之一，建立了游牧民族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并在秦汉之际使西域诸国多臣服于已。但随后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分裂，使匈奴内部分化愈来愈复杂，便如“溢堤的洪水”影响着欧亚大草原的历史进程，而其西迁更是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影响了世界历史。?
著名民族史专家、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周伟洲教授说：“历史很巧合，匈奴建立起草原奴隶制帝国之时，中原则建立了以农耕为基础的封建制帝国。随着两大政治、经济集团以及匈奴跟其他游牧民族间关系的发展，匈奴与中原王朝或战或和了三四百年。终在内外交困等诸多因素之下，许多匈奴人或南迁，或西迁（近则中亚远至欧洲），或滞留草原，通过婚姻、吞并、臣服、迁居等形式最后渐渐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作为匈奴后裔之一的统万城建造人——赫连勃勃，其部名铁弗匈奴，就是匈奴人与鲜卑族通婚的后代。”??
都成了鲜卑人?
关于匈奴族的迁徙，中国史书除其内迁和滞留草原有较详记载外，对匈奴的西迁语焉不详，多谓“向西方跑了”，而欧洲学者则多有涉猎。匈奴史专家、内蒙古大学教授林干说：“公元前一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约五六十余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一个民族融入其他民族的进程是很快的。”??
匈奴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一样
写有10余部匈奴研究著作的林干认为，欧洲史学家中最早记载匈奴人活动的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玛西里那斯，其后关于匈奴的事便在欧洲史中骤然多了起来。他说：“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374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隋唐史专家、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说，“虽然如昙花般的匈奴王国在欧洲消失了，但是许多匈奴人很可能留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
北京大学教授齐思和、原匈牙利驻华大使优山度也认同此观点。王世平认为，匈奴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陕北民歌如“信天游”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
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后裔?
王世平指出，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父亲姓刘，其子孙也姓刘，只有赫连勃勃自号“赫连”。现在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的后裔。匈奴的部族很多，进入中原后多以部落或氏族为姓。如姓呼延的、姓独孤的等，但不能说姓这几个姓的一定是匈奴后裔。?
自号“长安匈奴”并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作家高建群说：“公元5世纪时北匈奴阿提拉在欧洲建立起匈奴帝国，南匈奴几乎同时在中国建起帝国，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向定居文明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在战败后匈奴人便融入到其他民族之中了。可以说，这个伟大的民族至今也没有消失，它的血液还在当代其他民族的身上澎湃着。”?
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
（2004年3月30日《深圳商报》李勇、冯国雷文）
2006-10-13 10:50 tomcat
那个时代就知道搞生化战争了，我敢说提出这建议的那个匈奴人真是TMD天才，他是怎么想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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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万只带疟疾蚊 揭秘纳粹德军欧洲唯一生物战
时间：2006年02月15日08:02 我来说两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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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科学】二战中，纳粹放为阻止美国和英国军队通过意大利前进的步伐，放出了大量携带疟疾的蚊子，最新的研究表明，这可能是发生在欧洲的唯一一场生物战袭击。
耶鲁大学历史教授弗兰克-斯诺登称，他在研究美国档案和意大利士兵日记的基础上，写成了《在意大利征服疟疾》一书，书中称这场生物战由纳粹医生、昆虫学家埃里克-马提尼在1943年的秋天策划。
埃里克是纳粹党卫军司令海因里希- 希姆莱的朋友。
德国人抽干了从意大利南部通往罗马道路两旁的沼泽，在其中放入几百万只疟蚊幼虫，后来又放入水。美国和英国士兵在这些沼泽地以南的安齐奥着陆，因为他们提前拿到了防疟药，所以在这场生物袭击中活了下来。但是尽管如此，那 里的条件在几个星期内仍然非常恶劣。美国和英国士兵在与德军交战过程中有大量死伤，当地的意大利民众得疟疾的人数猛增，不过好在没有发生疟疾传染病。 当地人口24.5万，官方记录的患疟疾人数1943年有1217例，到1944年达到了54929例。斯诺登教授称，非官方的统计数字还要高得多。
《在意大利征服疟疾》一书下月将在英国出版，斯诺登在书中写道：“1943年9月，德国下令疏散了沼泽地方圆10公里内的平民。此举是为了保证没有人看到他 们的恶行。”直到1950年，当地发生疟疾仍然很普遍，后来人们再次抽干了这片沼泽地，里面的蚊子才绝种。(章田)
[ 本帖最后由 BSXLBSXL 于 2007/3/9 13:27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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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7 20: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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