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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郭子光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自幼秉骋学，稍长即悬壶乡里，济世活人。后又考入中医高等学府，系统地学习和钻研中西医基础理论，从事中医教学、医疗、科研工作数十年。郭氏学术根基深厚，知识面广，研究涉足领域多，并能将各学科知识融会贯通，提出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而有所创新，常发前人之所未发，因而在中医学术发展上取得了较多的建树；且勤于笔耕，著述甚丰，为国内外中医同道所瞩目。冯显逊先生整理本文，对郭氏的学术成就和临床经验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阐述，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郭氏在中医学发展上的主要贡献，学习到郭氏诊治疾病的主要思路和方法。如郭氏在探索伤寒论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中，提出了“病理反应层次”学说；在开掘中医康复学术领域中，提出了“现代中医康复医学”的基本框架；在主张“病证结合”诊疗时，归纳了“病证结合”的４种诊疗形式等，都是非常独到的见解。整理者介绍郭氏临证诊疗时采用的５个步骤，环环相扣，有条不紊，思路十分清晰，令人很受启发。文中介绍名案共７种９案，资料翔实可靠，评析中理论与实践结合，使人清晰地看出郭氏诊疗时的思路与方法，与前面所介绍的学术精华和临证特色部分互相辉映。医论医话４篇，阐述见解亦多用临床实例加以印证，言之有物，值得反复思考、玩味和借鉴。编罢本文，感觉确是受益匪浅，相信读者也会和编者一样有相同的感受吧！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陆游《冬夏读书示子聿》之三
除旧布新，两者皆顺时而行，故无咎。
———《易经》
郭子光，字茂南，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２５日生，四川省重庆市荣昌县人。早年秉承家学，悬壶乡里。１９５３年结业于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专修班，１９５６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系本科，１９６０年提前毕业从事教学、医疗、科研工作至今。担任过助教、讲师、副教授，１９８７年被授予教授职称。曾任《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常任编辑、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兼任四川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仲景学说研究会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第四卷６３６院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秘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专家评审组成员、卫生部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卫生厅科技成果评审委员、成都军区总医院学术顾问等职。郭氏治学严谨，造诣精深，拥有丰富的临证经验，又勇于探索，勤于写作，曾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１００余篇，编著或主编医学专著１１种出版问世，还有参与编写出版的著作１０多种，有蜀中“多产作家”之称。又因为他在学术上功底厚、涉足领域多、见解独到，是国内外闻名的伤寒专家、各家学说专家、中医养生康复专家。曾多次应日本、韩国等医界邀请东渡讲学、交流，获得好评。１９９１年被成都市教育委员会评为先进个人，同年，被四川省教育委员会评为优秀教师。１９９２年，被国务院表彰为对高等教育做出突出贡献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在，他已年过花甲，仍然奋进不息，笔耕不已，除带研究生、为本科生讲课、继续科研、临床工作外，还积极参与国内外的有关学术活动，兼任四川省康复医学会副会长、四川省中医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海外联谊会养生文化研究会主任等职。
郭氏出身于中医世家，幼年攻读之余，其父郭治安即教以诵读祖传之《伤寒歌括》、《温病百言》、《药性六字经》、《验方歌诀》等书，心灵中已立下矢志岐黄之愿。治安先生精习内外方脉，因诊务太忙，积劳而早逝，妻弟廖济安尽得其传。济安先生擅经方、治“暴证”，名噪乡里，门庭若市。郭氏中学肄业，从师济安先生（郭氏之舅父）专攻医学，侍诊两年有余。济安先生精于临床，又品德高尚，凡求诊者不论贵贱，一视同仁，遇赤贫者则送诊施药，是一位把医术与仁术紧密结合的典范，郭氏受益良多。郭氏爱好广泛，求知欲强，除在系统学习中西医学齐头并进外，也是文学和哲学与方法论的爱好者，古今典籍、名著，期刊杂志，无不广泛阅读。他常说：“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只有摘录下来的东西才可靠”。所以，他每读一本书或一本杂志，都要将其中的重要事实、独到见解、名言名喻，摘录在册。他的一大堆笔记本和上万张卡片，就是“读书破万卷”而成。他在临床上白天应诊，晚上必翻阅中西医书籍，弄清当日所见的疑难，对典型的或有体会的病案，必翔实地搜集整理。如此日积月累，有所发现时才动笔著述。他治学严谨，不图虚名，论文、著述等从不假手于人，文字朴实，富有新意与启迪，获得读者好评。他精于医又善文，思维活跃，具有锐敏的洞察能力和综合概括能力，常能从一些事物的萌芽状态，即认识到医学发展之趋势。他的中学老师给他赠书的留言：“为学如逆水行舟，不可一篙放缓”成为他终生治学的信条。
他富于创新和开拓精神，坚持继承的基础上着重发展的方针。早在８０年代初期，他著《肺结核病》提出“三因鼎立”学说，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发病公式：原因＋诱因＋素因→疾病。截断公式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阻止疾病的发生，指出中医的防治措施具有环环阻截的意义。
这是对中医病因发病学的发挥。１９８３年，他著《伤寒论汤证新编》，倡“病理反应层次”学说以解释伤寒六经方证，别开生面，使人耳目一新，提高了对伤寒方证的科学性与实用价值的认识。
１９８６年他编著《中医康复学》，在全国率先开拓中医康复学术领域，填补了空白。１９９０年，他主第四卷６３７编《日本汉方医学精华》，是建国以来系统介绍日本汉方医学特点的唯一专著。他主张“科学无国界，能容则大”。他总结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结合临床中所见的无数事实，于１９６５年２月在《健康报》发表“关键在于提高疗效”一文，提出中医存在“无证可辨”等学术危机问题。此后，１９８７年，陆续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医学术历史上三滴突破的启示”；在《中国医药学报》发表“发挥中医临床优势的途径”；在《新中医》发表“略论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继续发展的途径”等文章，并以“论中医学术的创新与突破”为题，在北京全国二???年中医发展战略会上报告（编入《二???年的中国研究资料》第六十集）。指出当一门学科固有的理论不能解释新发现的事实，或不能指导处理新出现的问题的时候，这门学科就处于“学术危机”状态，意味着既是“危险”又是“机会”。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不断地克服危机中发展的。１０多年来，他密切注视中医克服“无证可辨”等学术危机的发展趋势，直到１９９２年，在《中医药时代》（现更名《湖南中医药导报》）发表“三种倾向对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影响”；１９９５年在《山东中医杂志》发表“论中医学术发展的大趋势”等文，敏锐地指出：自然而然出现的“病证结合”诊疗方法，逐步克服“无证可辨”等危机状态的同时，大大地提高了中医的临床疗效，促使传统中医朝现代化方向发展，已是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而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也只有在“病证结合”的诊疗方法中，才可能得到充分地发挥。与此同时，他主编《现代中医治疗学》巨著（国家“八五”重点医学图书），约请全国各地各科临床专家８０余位参与编写。该书以“病证结合”为主线，针对现代医学４６０多个病种疾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临床问题，提出中医辨证的认识和处理，对每一病种指出治疗的目标，以及中医治疗的要点、优点和难点，对中医暂时不能治疗须中西医结合或转手术治疗者，则提出明确的临床指征。该书１８０万言，总结了时代的新经验、新认识，在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病证结合”的诊疗体系，在促使中医学与现代自然科学接轨的道路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由于该书应合着时代前进的拍节，适应了现代临床需要，１９９５年出版问世之后，颇获国内外读者的好评。
郭氏热心中医教育事业，３０多年来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讲授中医内科、伤寒论、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养生康复等课程，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认真组织教学内容，一丝不苟。教学内容充实，富有启发性，列举的事实新颖，论证充分，概括性和逻辑性强，语言丰富，妙喻横生，教学效果普遍反映良好。他注重教书育人，寓德育于智育之中。讲《中医各家学说》时必叙述每位医家的医德事实，指出历代著名医家都是医德高尚者，反复论证医德与医术之间的密切关系。
讲养生康复课时，指出养德、养生无二术，阐明儒、道二家养生的基本观点，虽有一主动、一主静之别，但强调精神生活的优化与物质生活的超越，建设高尚人生，两者毫无二致。养德是养生的基本，这是中医养生学的突出特点。他也是一位积极的教学改革者。他认为提高中医教学质量，以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最为重要，目前中医课堂讲授的理论与现代临床实际相距甚远（尤其临床课程），所以改革现有教材的内容是关键。他认为，教材所以要一版一版地不断更新，就是为了不断地反映时代的新经验、新认识、新成就，他认为现有教材太过保守，是一种狭隘的继承观点作怪。以统编教材《中医各家学说》为例，对著名医家的选择止于清代，要求原原本本叙述各个医家的学术思想与成就，拒绝后世对其发挥与发展。例如，张景岳提出“引火归元”法，后世张锡纯在具体运用中有很大的发挥，而现代对这一独特理论有更丰富的积累，可教材中只提到张景岳的见解而已。如此狭隘的继承，不仅看不到发展，还使已经形成系统的一些学说支离破碎，如脾胃学说、气血学说等等。因此，１９８８年，他主编《中医各家学说》（西南西北第四卷６３８片区高等中医院校试用教材），对其内容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以“全面、系统、独特、实用”为编写方针，精选古今中外著名医家独特的学术经验，系统阐述古今中外的主要学说，其内容都包括后世的发挥与现代研究应用，做到学术观点与临证应用紧密结合，有论有案有方，学以致用。如此，使这门教材由封闭式变为开放式，向深度和广度扩展，面目为之一新，真正起到一门“后期提高性课程”的作用。他认为各家学说应以“学说”为主体，把医家的学术成就与经验分别纳入相关的学说之中，使之更加系统，达到“少而精”。为此，他又主编《中医各家学说》协编教材，推进本课程不断发展。他常引用《孟子·尽心上》所云：“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愧）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三乐也。”故郭氏一生以教书为乐事。
郭氏幼而学，壮而行，医风朴实，临证经验丰富，擅长内科疾病诊治。他承家学而不泥，师古尤重今，紧跟时代步伐前进。在临床上，他以“病证结合”为指导，宏观与微观互参，灵活机巧地运用中医理论，诊治疑难病证，每多创见，常起沉疴，远近闻名。他认为，宏观辨证（指中医四诊所见）与微观辨证（指西医检测所见）是互相补充与参照的关系，前者不能忽视后者，后者不能代替前者。在具体辨治时，宏观与微观如何取舍？如何兼顾？他摸索多年寻找基本规律，认为宏观辨证突出者当以宏观辨证为主论治，微观辨证突出而宏观辨证不明显者当以微观辨证为主论治，两者都突出则并重。例如，无症状性尿石症当以微观辨证为主论治；慢性肾盂肾炎病人，其肾阴虚或肾阳虚突出，尿培养有细菌或无细菌，都当以宏观辨证为主论治；慢性胃炎病人宏观辨证，其肝郁气滞、中焦湿热突出，而微观辨证幽门螺旋菌感染严重，则两者并重而治之，疗效较好。他认为，微观辨证所见，要以中医理论去认识和理解，以中医理论指导遣方用药，在中医辨证论治的范围内，汲取现代研究的发现，这不仅丰富了辨证论治的内涵，也是提高辨证论治疗效水平的途径。以慢性胃炎为例，病人胃脘胀满、疼痛，嗳气，舌苔黄滑而厚，宏观辨证为肝郁气滞、中焦湿热；而此等病人微观辨证多有幽门螺旋菌感染。现代研究证明黄连、槟榔对此种细菌有良好的抑制作用，而中医则认为黄连苦寒，苦以燥湿，寒以清热，槟榔行气消积。于疏肝调气，清化湿热方中，加入这二味药，不仅符合中医辨证论治原理，而且针对性更强，疗效更好。时代不同了，需要不同了，标准更高了。疾病谱在变，疾病传变、转归的机理也在变。例如，仲景描述的太阳表不解，由经入府，有蓄水、蓄血二证，今时就难见到了。不仅如此，古人治病以症状消失为治愈，今天则要求各种检测指标恢复正常才算治愈，标准更高了。
仲景早就批判过“始终顺旧”的思想，要源于古人，又高于古人，不要墨守旧章，刻舟求剑。所以，他用方很灵活，经方时方不拘，往往伤寒法与温病法结合使用，每取良效。他长于内科诸病，其中尤擅心、脑、血管及血液疾病。１９８６年５月，他应邀东渡参加第３７届日本东洋医学会年会，作“寒温结合”治疗心肌炎伴心衰的报告；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应日本广岛东洋医学会邀请，作“从肝脾论治血液疾病的经验”的报告；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应第８届国际东洋医学学术交流会邀请，作“心律失常的凭脉辨治”经验报告，以及１９９２年《新中医》发表“寒温结合治疗疑难病症”等文，都体现了他“病证结合”、“寒温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的一贯临床思路。他常引用《吕氏春秋·察今》的话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也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响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总之，他把毕生的精力与时间都献给了中医事业，力求在继承中发展，在突出特色中创新，其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他常感叹中医学宝库，就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所谓“入之愈深，其第四卷６３９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只有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死而后已。
学术精华
一、探索伤寒六经方证本质，倡“病理反应层次”学说《伤寒论》总结了我国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把古代理论医学（医经家）与临床医学（经方家）结合起来，成为理、法、方、药完备，内容明确而系统的中医辨证论治经典著作，确定了中医学自成体系的发展方向。古今数百注家对其诠释与推敲，而间不容栉，实际上成为后世医家在临床上采取措施，总结经验，探求新知的理论支柱。此书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郭氏认为，仲景采取“寓理于事，因事明理”的总结方法，沿用《热论》三阴三阳的概念为框架，用严格的事实的联系体现辨证论治的规律，其中融会了前人良好的医学思想，如整体观点、发展观点、普遍联系观点……，使此书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适应性。他指出，其书曰《伤寒论》，顾名思义，应该有“论”。然而，书中却没有“论”，除少数条文在其“所以然者”这个自注词后讲了一点道理外，尽是事实的记录。３９８条，一条就是一个事实，一个方证就是一个典型的事实，其高深理论与卓越见解，全都隐藏在这些事实之中。众所周知，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消逝。理论则可以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不断更新，同一事实可以用多种不同的理论来解释。
例如，古今解释六经方证，就有经络说、脏腑说、气化说、体质说、阶段说、证候群说等等，不下数十种，都能获得论中列举的事实的支持。说到底，表述事实的理论，具有多重的、开放的、有时是暂时的性质，不过是从不同角度说明客观事物的规律而已。仲景列举反映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自然状态及其诊治的事实，不言经络、脏腑、气化……而这些理论则已寓于其中；不言整体观、辩证观、恒动观……而这些观点即因事而明。
但仲景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材料的收集者，其所提供的已不纯粹是经验所得，或临床事实的简单复写，而是大量事实的综合与升华。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搜集先前数十代人已经证实了的成功经验，通过长期的、反复的“凭脉辨证”的实践观察，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那些在疾病过程中有联系的、经常同时出现的、能够反映病机本质的脉症，概括起来称为“证候”；“证候”与具有严格配伍规律的特定汤方结合在一起，称为“方证”。
如桂枝汤证、柴胡汤证、白虎汤证等，全书凡１１２个。“方证”是《伤寒论》从大量的、基本的、典型的多种疾病中综合起来的，并不是某一特定疾病的症状组合。如桂枝汤证：发热，恶风，头痛，自汗出，脉浮缓；柴胡汤证：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食，口苦咽干目眩等，见于多种外感疾病和内伤杂病过程中，并非某一特定疾病所专有。当然，无论是桂枝汤证、柴胡汤证或其他方证，都不是多种疾病共有症状的简单的综合，而是综合了那些能够反映病机本质的脉症组成的。如桂枝汤证反映了太阳病营卫不和的病机，柴胡汤证反映了少阳不和的病机等等。对于伴随桂枝汤证、柴胡汤证出现的反映非病机本质的症状就给剔除了。他认为，作为典型性事实的方证，不仅其自身组成的脉症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性，即使在方证之间的联系性也是显著的。论中许多中间性质的方证及其加减方证，就突出地体现了其间存在的联系性。
第四卷６４０例如，桂枝麻黄各半汤证、桂枝加葛根汤证、柴胡桂枝汤证，以及桂枝汤证的加减汤证等，就说明桂枝汤证与其他方证具有多方向的联系性。可以说，论中每一个方证都是继一个方证之后发生的另一个方证。当然不能说是继一个方证之后必然发生的另一个方证，这是因为人体正气强弱、脏腑虚实、感邪轻重不同，而有很大差别的缘故。方证之间的联系性，是人体疾病过程的客观反应，而这种联系性的规律性，则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点。
那么，仲景是根据什么把一系列看起来杂乱无章的症状、体征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个不同的具体方证？又把不同的方证联系起来组成六经病的呢？这种联系性能反映出伤寒方证与六经病的本质吗？对此，郭氏乃首倡“病理反应层次”学说加以解释。
郭氏认为，各种证候都必然从人体特定部位表现出来。而其部位有深有浅，有表有里，有经有腑，有在胸中、在心下、在气、在血等不同，形成不同的病理反应层次。六经病就是六个大的病理层次阴阳失调的反应，而各经病所属方证就是由浅而深的若干较小的病理层次阴阳失调的反应。六个大的病理层次中，如同时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病理层次的阴阳失调称为“合病”；先后出现则称为“并病”。在较小的病理层次中，也可以同时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病理层次的阴阳失调，如桂枝麻黄各半汤证、桂枝二麻黄一汤证等。所谓阴阳失调实指阴阳量呈现偏盛偏衰的状况，是病理层次反应状态强弱的表现。所谓六经病：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实际是按阴阳的多少，即反应状态的强弱划分的。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病理层次由于反应状态强弱的差异性，即有的层次阳＞阴，有的层次阳＜阴，这种情况同时出现，便形成所谓寒热交错，阴阳混杂的证候，如大青龙汤证等。不仅如此，即使同一病理层次，在不同的人或不同时间，其反应状态也是不同的，或阳＞阴，或阳＜阴，从而出现不同性质的证候。如病皆在表但有麻黄证、桂枝证之别；病皆在心下却有诸泻心证之异。无论是大的病理层次或小的病理层次，其反应状态都是人体在内外环境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反应，调节反应状态以达到治疗目的，则是《伤寒论》的全部治疗思想。其调节方法具有下述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调节的二相性。病理层次的反应状态具体表现为阴阳偏盛偏衰，平调阴阳以改善其反应状态，最忌太过与不及。太过，易向其反面转化；不及，又达不到目的。所以，仲景的组方思想多本二相性原则，其论中１１２方大多寒温并用，攻补兼施，升降两行，就足资证明。如桂枝汤既用桂枝、生姜辛温通阳，增强卫阳的升散性、动性；又用芍药、甘草、大枣酸甘敛阴，助长营阴的凝聚性、静性，以节制升散太过。又如小青龙汤，既用麻黄、桂枝之辛散，以增强在表之阳气的升散动性；用干姜、细辛、半夏之辛燥，以降低在里之阴（寒饮）的凝聚静性；又用五味子、芍药、甘草酸甘合化，助长阴的凝聚静性，达到在表以监制麻桂的过度升散，在里以防姜、辛、夏的太过温燥，免其饮去热生。诸泻心汤，既用芩、连之寒，又用姜、附、夏之温；炙甘草汤既用姜、桂、酒温阳，又用麦、地、胶益阴。如此等等，无不体现其汤方组合的二相性特点。
二是调节的固本性。从其用药看，论中１１２方用药９３味，用得最多的首推炙甘草，共７０方；次为大枣４０方、附子２３方、人参２２方。这些扶助正气的药物使用率最高的事实，表明仲景组方重视固本。再从治疗的方法上看，也处处以固正气为本。如用桂枝汤只取微汗，还要以米粥保胃；用承气汤急下存津，得便则停后服，免伤气液；用小柴胡汤和解少阳，配以人参扶正，使其?然汗出而解又不伤正气；太阳病告诫不可下，免伤胃气损津液；少阴病急温回阳；厥阴病告诫“下之利不止”，等等。所以，陈修园总结《伤寒论》治法的精神实质为“保胃气，存津液”六个字，道出了其调节的固本性特点。
第四卷６４１三是调节的整体性。针对各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所出现的各种病理层次的反应状态进行调节，本身就是整体观念的体现。但深入考究，仲景的调节方法往往不是直接针对失调的病理层次，而是从整体着手进而改变失调的病理层次的反应状态，达到治疗目的。例如，“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其中风发热是表证，不解而烦则病已入里，水入则吐是中焦停饮，称为水逆，不用麻黄解表，不用芩、连、膏、栀清里，不用姜、夏和胃，而用五苓散化气利水，“上病下治”而水逆自平，里和表解，就是整体性调节的手段。而且五苓散制方目的旨在利水，其中不仅用苓、泽利浊水，还用桂枝通阳气；不仅要利水湿于下，还用苓、术固脾气于中，虽着眼于利水，实调节于整体。总而言之，伤寒六经方证，是仲景当时条件下，为寻找调节人体反应状态的确定性，而总结出来的辨证论治体系。
郭氏应用上述“病理反应层次”学说揭示六经方证的本质与特点，其现实意义在于：为进一步阐明其物质基础提供了思路。但他认为，《伤寒论》毕竟是１７００多年前的著作，仲景的观察总结多是对疾病自然过程的诊治，其所提供的方证，虽然至今用之仍效验彰著，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今天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与古代大不一样了，对疾病的自然过程干扰很大，仲景描述的有些反应状态及其传变、转化规律，今天已不可见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对伤寒方证的应用又大大地突破了仲景的规范。基于这些事实，他曾提出创立六经辨证论治新体系，把仲景学说的发展推向新阶段。
二、开掘中医康复学术领域，提出“现代中医康复医学”基本框架康复医学，是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之外的第三医学。郭氏指出，康复医学的突出特征，不仅仅把人看作生物学的人，更重要的是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来对待。其深刻之处在于，把人体康复视为一种多维现象，涉及互相依赖、互相影响和制约的身体、心理、社会诸因素，不存在独立于这些因素之外的康复。所以，它以病人为主体采取的各项综合性康复措施，具有强烈的整体观念，达到比临床医学更高的目标：恢复功能，重返社会。其内容包括四大部分，即医学康复、教育康复、职业康复和社会康复，是一门已经形成一套完整体系的新兴学科。可以说，康复医学的兴起，标志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化，是现代医学的高层次发展，也是现代物质文明、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的丰硕成果。他认为，中医古籍如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后序》与清代《续名医类案·带下》等，虽然明确地使用过“康复”一词，但其内涵是很局限的，不能与现代的“康复”概念等同，古文献中更无“康复医学”之名。有关中医康复学术的理论、方法与经验，散见于历代典籍与各科著述之中。如其方法一部分包括在古代善后法、将息法、调摄法之内；大部分则属于临床医学范围，如偏枯、痿痹、拘挛、癫狂、痴呆等的治疗。中医康复学科的内容虽然丰富，毕竟没有形成一门具有特定范围与目标的学科体系。因此，发展中医康复医学实际上是一种创新。为此郭氏不惮艰辛，沉潜涵泳，广泛收集古今文献资料，把零零碎碎的经验、认识，提高到学科体系的高度进行系统化、条理化整理、研究，从而在全国率先开掘中医康复学术领域。他指出，中医康复学术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观点与方法属于传统中医学同一体系，只不过用于康复方面罢了。例如，中医学的基本理论：脏象、经络、气血、精气神以及阴阳五行等；中医学的基本观点：整体统一、辨证论治、正气为主、杂合以治等，都具体指导康复治疗。其丰富多彩的方法，除众所周知的针灸、推拿、气功、药物内服外第四卷６４２治、食疗、体疗外，还有取之于自然的热疗、光疗、声疗、泥疗、砂疗、磁疗、水疗、尿疗、香花、色彩、时序等等；还有利用社会因素如信息、行为等，达到以情胜情，促其心理康复的情志疗法。
他对这些康复理论与方法的历史沿革、原理与具体运用，以及对多种疾病的康复措施，都作了具体阐述。指出中医康复方法立足于充分调动人体自身疗能，是通过其自身调节而起康复作用的，具有能防能治能养，无伤害无痛苦，简便易行的特点，既适于建立专门康复机构，集中实施，又可分散在病人家中进行，开展康复自助。
郭氏驳斥了“中医无康复”之说。指出这主要是把康复医学的对象与范围，仅仅局限于肢体残缺、智力或感官障碍者，缘于中医没有康复工程技术和手术矫治等方法，于是便有此说法。
此说把一大批各类慢性疾病功能障碍都排除在外。事实上中医对各类慢性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脑卒中、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等功能障碍的康复，颇有特长，也是目前中医临床的主要对象。他不同意把康复与养生混为一谈。认为养生，是研究人体寿夭衰老的原因与过程，探求合理的生活方式，寻找防病抗衰方法，以达到健身却病，益寿延年为目的的一种学问，代有专著专篇论述，早已形成以形、神、精、气为基本理论的一门独立的学科———养生学。康复，则是针对疾病留下的后果，即功能障碍为对象，以恢复功能，重返社会为目标的一门学问。二者是不同内涵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虽然，中医养生的某些方法，也是康复医疗常用的方法，如气功、推拿、情志等等，但其选择性、针对性不同。把康复与养生混为一谈，其结果必然把中医康复降低到可有可无的地位，从而忽视充分发挥中医康复的有效作用。
郭氏认为，只有把治疗措施提到康复意义的高度来要求，才能充分开掘中医学的潜藏内涵。他说，现代康复医学各种康复措施的运用，都立足于整体观点、综合治疗的观点和自我锻炼的观点，一切康复疗法，如心理、运动、作业、理疗、职业训练和就业等，无不以病人为主体而进行。这些观点与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观点，即整体观、辩证观、正气为主和杂合以治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中医的这些正确观点，由于没有用康复的意义，即恢复功能，重返社会的高度来要求，而在具体措施中很少得到全面贯彻和充分发挥，必然影响疗效的提高。举例说，对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仅仅针对其痰、咳、喘、炎等标证的治疗，是临床医学的范围，如从康复医学的高度来考虑，则更要消除其通气障碍，恢复呼吸功能，达到回归家庭，重返社会的目标。于是，在康复措施上，一方面从整体调治，消除心理障碍，用方药补肺、补脾、补肾，以扶正固本；另一方面，配合腹式呼吸为主的气功锻炼和胸背部按摩等，以改善通气功能；同时进行适当的体育运动、耐寒锻炼以及饮食疗法等。如此杂合以治，全方位调动人体抗病能力、适应能力和自身调节能力，实践证明，确能提高人体免疫能力，调整神经、内分泌功能，改善微循环和肺通气功能，增强体质，减少复发机会，制止病变发展。但是，如果没有康复观念，其治疗往往“达标”即止，很少采取后续的综合性康复措施。中医的许多治疗方法，从临床医学的角度来看，其作用不大，而从康复医学的角度应用，则能充分发挥作用。例如，气功锻炼对高血压病的康复作用已是被公认的，证明不仅能降血压、降低血粘度、改善血小板聚集异常情况；坚持锻炼还可延缓、减轻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从而有助于减少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发生，改善预后状况。又如，以腹式呼吸为主的气功锻炼，用于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和慢性肠胃疾病，证明能促进唾液和胃液分泌，升高腹部温度，加强胃肠血液循环，使横膈活动增加，从而改变腹腔压力，起到肠胃“按摩”作用，使肠胃活动和消化功能得以改善；与此同时，也改善了微循环，增加了肺通气功能。
总之，练气功的影响是全身性的，可实现人体各方面素质的优化，充分发挥其固有的机能潜力，第四卷６４３以消除障碍，促进康复。由此可见，用康复的观念去开掘中医学潜藏的内涵，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医一切良好的医学思想与独特方法的优势，也是提高中医诊疗水平，扩大中医服务对象与业务范围，适应时代需要，在解决当前医学面临的难题———各类慢性疾病中作出贡献的重要途径，对整个中医学术的发展而言，都具有战略意义。
在我国特定的客观条件、学术环境中，发展我国康复医学事业的方针应是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康复医学。郭氏认为，其最具体、最突出的表现则是由于中医康复学术的加入，也必然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以现代康复医学为主体，零星地汲取一些中医的康复疗法，如中药、针灸、推拿、气功、传统体疗等；二是以中医康复学术为主体，汲取现代康复医学之所长，如运动疗法、作业疗法、康复工程、检测设备等。两种形式在不同程度上都能发挥中医康复的长处，但相比之下，后一种形式更能发挥中医学的康复思想、理论的独到之处和更有利于提高中医康复的水平。他把这后一种形式称之为“现代中医康复医学”，并为其创立提出初步设想。他认为，顾名思义，现代中医康复医学，一是要有“现代”特征，二是要有“中医”特色，三是属于“康复医学”内容。具体设想如下：１体现“现代”特征（１）采用现代康复医学目标。
（２）采用现代医学病名。
（３）采用现代康复医学评价。
（４）汲取现代康复疗法之所长而中医所缺的技术和设施。
２体现“中医”特色的内容（１）在康复医疗中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至少是在应用中医康复方法时应该如此。
（２）在康复医疗中以中医康复方法为主体。
（３）病历书写与康复评价，除汲取必要的现代康复医学的内容外，要充分体现中医“四诊”与辨证内容。
三、力主“病证结合”诊疗，归纳“病证结合”论治的四种形式“病证结合”，即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诊疗方法，古已有之，但时至今日，其内涵不断发展，更加丰富，与古代的概念大不一样了。郭氏认为，这是现代的学术环境，临床需要所决定的，是中医学创新与发展的标志，代表了中医诊疗的水平。
何谓“病”与“证”呢？概而言之，对某一种疾病来说，“病”是其过程中的共同性反应，“证”是其过程中的特殊性反应；对所有疾病来说，“病”反映其特殊性，“证”反映其某一阶段的共同性。所谓“病证结合”，不过就是对疾病过程一纵一横的认识与处理而已。进一步言之，辨病论治是以致病因子或病理损伤为特点，来区分不同疾病并进行处理；辨证论治，则是着眼于机体对致病因子和病理损伤的反应状态，来认识疾病的千变万化并进行处理。二者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疾病发生发展及其诊治规律。二者各自之所长，恰是对方之所短，可以说，“病证结合”诊疗，取长补短，相辅相成，无疑是提高诊疗效果的途径，也是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的方向。
所谓辨病论治，历代医家都强调其重要性。例如，宋代朱肱在《活人书》中说：“天下之事，名定而实辨，言顺而事成……不得其名妄加治疗，往往中暑乃作热病治之反用湿药，湿温乃作第四卷６４４风温治之复加发汗，名实混淆，是非纷乱，性命之寄，危于风烛。”“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如暗得明，胸中晓然，而处病不差。”这说明，明确了病名诊断，也就认识到该病的证候性质和病机演变的一般规律，遣方用药的大方向就不差了。例如，诊断为风温病，也就知道其证多属阳、属热、属实，一般按卫、气、营、血规律演变，治当辛凉等。事实上，许多疾病一般就属阳热实证或阴寒虚证或寒热夹杂之证，明确了病名诊断也就大体知道其证候性质与治疗方向了。在中医学里，许多病逐渐从证中独立出来，本身就是认识深化，学术发展的标志。例如，疟疾、痢疾、肺痨等病，在张仲景以前都是混在证候中的，唐宋以降，疟疾从疟证、痢疾从下利、肺痨从虚劳中明确地独立出来，就表明当时对这些疾病的病因病机、证候性质的特殊性有了新认识，于是便出现针对病因治疗的倾向，如用黄连治痢疾，常山治疟疾等，针对性更强了，大大提高了疗效。这就是认识上的突破而促进学术发展的实例。然而，医学科学的发展，总是以社会需要、临床需要为导向，今天，病人与医生都不满足于仅仅是中医诊断的病名和靠“四诊”为手段的疗效判定，而更要求明确现代医学病名诊断与客观检测指标。毋庸讳言，中医许多病名诊断比较模糊，如“胃脘痛”，实际包括了现代医学的胃、胆、心、胰等器官的多种不同性质的疾病。此等诊断显然不能反映疾病的本质，有的虽可异病同治，但毕竟影响用药的针对性和疗效的提高，有的甚至造成失误。事情还不止于此，由于检测方法的飞速发展，现代医学诊察出来的疾病，中医凭“四诊”往往“无病无证”可辨的情况，比比皆是，不能回避。客观需要促使中医自然而然地引入现代医学病名诊断及其检测方法，并对其进行辨证论治的探索，已逐渐积累起相当经验。所以，现今所谓辨病论治，实际是辨现代医学的病而治之。目前除少数疾病现代医学无特定的病名者外，中医固有的病名体系实际已退居到可有可无的地位。值得深思的是，中医对于能与现代医学“对号”的一些疾病，如疟疾、痢疾、感冒、哮喘、心痛、白喉、痄腮、蛔虫、绦虫等等，其疗效也比较肯定，可见认识疾病的特殊性非常重要。然而，中医能够认识到这些疾病的特殊性，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有的几百年、上千年。既然现代医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揭示出许多疾病的特殊性，有现成者可用，又何乐而不为呢？无数事实证明，使用现代医学病名不仅无损于突出中医特色，还有利于发挥其优势、提高疗效及其准确性，有利于交流与推广应用。
辨证论治，就是辨别证候进行治疗。一个证候是由一组有联系的能够反映病机本质的异常脉症组成，如湿热证、瘀血证、肝肾阴虚证、脾肾阳虚证等等。由于个体对致病因子和病理损伤的反应状态的差异性，人群中对同一种疾病过程可表现出多种证候，而多种疾病过程又可表现出相同证候。故同病异证，异病同证，一因多证，多因同证，同证同治，就是辨证论治的特点。
证候，是人体反应状态的总体表现，千百种证候反映着人体千百种反应状态，通过调节人体反应状态，达到抑制病因，促进损伤修复，从而治愈疾病，为治疗学展现另一广阔途径。传统中医辨证属于宏观范围，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入，逐渐出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地发展，即用中医辨证理论为指导，去认识和处理现代医学疾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临床问题和检测结果。郭氏初步认为，血脂水平升高，多属痰瘀食积之证；血液粘稠度增高，与阴虚、血瘀证有关；白细胞减少多属气虚，增多常为热盛之证；红细胞减少多为血虚，增多常为营热、瘀滞之证；尿中有脓细胞多为膀胱湿热；粪中出现巨噬细胞常为肠道湿热之象。如此等等，微观辨证自然而然地走进中医临床思维领域，使中医辨证论治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发展。
辨病与辨证各有优势与不足。以现代医学疾病为基础的辨病论治，着重病原因子及其造成的病理损伤为治疗目标。这种治疗方法，对于病原因子及其病理损伤在疾病过程中始终起第四卷６４５着主导作用的许多疾病的治疗，拥有显著的优势。例如，一大批传染性疾病，在其发病与病理演变过程中，细菌等病原微生物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抑制了这些病原因子，就能达到治疗目的。
又如，许多外科手术性疾病，局部的病理损伤，往往是整个病情发展变化的主导环节，只要根除了局部的病理损伤，也就能达到治疗目的。然而，辨病论治也存在不足，主要是轻视人体的整体联系性、丰富的自身调节、适应和抗病能力，以及反应状态的个体差异性。所以，即使对于已明确特异性病因或病理损伤的疾病，用同一种所谓特效药物或方法治疗，其中有相当比例的病人疗效不尽如人意。至于对综合性因素引起的各类慢性疾病，或原因不明以及无形态学变化而不能定位的功能失调性疾病，也就无从治疗。这类疾病的发病与转归，人体内因（包括体质、免疫、代谢等）与反应状态通常起着主导作用，个体差异性很大，而这正是辨证论治的优势。辨证论治的核心是扶正祛邪，调整阴阳，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扶正祛邪，旨在充分调动人体自身的调节、适应和抗病能力；调整阴阳，实际就是调整人体反应状态，即把病理性反应状态转化为生理性反应状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则是对疾病的整体、动态分析和重视个体差异性，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具体病情，调整治法方药，使之更切病机。显然，辨证论治的这些优点，恰恰补充了辨病论治之不足。然而，辨证论治也有其局限性，这不仅表现在宏观辨证对一些疾病的早期和恢复期无证可辨、无从论治方面，更为突出的是，对有些疾病即使辨证正确，用药对证，也难奏效。究其原因，就是对这些疾病的成因和病理损伤的特殊性本质缺乏认识。而此点正是辨病论治之所长。由此可见，二者结合，确有相得益彰之妙。
“病证结合”，既重视整体调治，也重视局部的病理损伤，促进了中医对许多疾病的病机与证候的认识更深入更具体，用方遣药更有针对性。例如，中风病（脑血管疾病）的病机，已经不是停留在朱丹溪、叶天士等所阐述的阴阳偏盛、风火痰虚、气血逆乱的整体水平，而是认识到局部损伤所形成的血瘀，是其发病与演变的主导环节。因此，即使是急性期的治疗，除沿用熄风开窍、清热豁痰、通腑固脱等古法外，要特别注重活血化瘀治法，积极促使血栓溶解或血肿吸收，从而把中医治疗中风病的疗效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再如胃脘痛，只是辨证论治是笼而统之的，忽视了引起胃脘痛的不同疾病的特质，虽可异病同治，毕竟针对性不强，影响了疗效的提高。若以“病证结合”论治，属于慢性胃炎或溃疡病所致者，一方面疏肝、调气或补虚，从整体调治，一方面又针对局部，或加用乌贼骨、瓦楞子等制酸，或用白芨等保护溃疡面，或用黄连、槟榔等抑制幽门螺旋菌；属于胆囊炎、胆结石所致者，一方面疏肝、调气从整体治，一方面清热、利胆、排石从局部治。如此等等，显然其治疗更全面，目标更明确。只有“病证结合”才能明确中医治疗的优势所在和不足之处，从而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治疗优势。以癌症为例，西医的手术、放疗、化疗对消灭局部癌块拥有优势，中医的治疗则远不如之；但中医对癌块所致炎症（多为热）、胃肠功能紊乱（多为湿）、血液高粘状态（多为瘀）、免疫功能紊乱（多为虚）、放疗化疗的副反应（有虚有实），以及改善体质，提高生活质量等，则具相当的治疗优势。在防治癌症中，取二者之长，使绝大多数病人的生存期远远超过其自然生存期，已是公认的事实。郭氏指出“病证结合”绝不能重病轻证，事实是辨证水平与疗效水平密切相关。他以瘀血证用活血化瘀法为例，指出还应分清寒热虚实的病性，轻重浅深的病势，适当选用益气活血，或行气化瘀，或温经活血，或凉血化瘀，或破血、通络等不同的具体治法，才能收到良好效果，这就需要深入掌握传统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运用。
郭氏归纳“病证结合”论治的四种形式，指出每种形式的特点、优点和适应范围：第四卷６４６１分证分型论治（简称分证论治），即对同一种疾病分辨出几种不同的证候类型进行治疗。如冠心病心绞痛，分为气郁痰凝、血瘀气滞、阳虚寒凝和阴虚血瘀等。不过，目前对许多疾病的分型尚未形成共识，处于见仁见智，各有经验的状况。但有一条必须遵循的原则，即对某一种疾病来说，其分证分型的标准应该统一，或以病因，或以病机，或以突出症状，总以利于临床辨证和治疗为准。若不统一，而用两个以上标准对同一疾病分证分型，必然导致证型混淆不清。分证论治，适于多因素所致，多脏腑受累，多病机演变的疾病。这类疾病在人群中型别突出，各证型的治疗方向迥异。如慢性萎缩性胃炎，常涉及中医的肝、脾、胃诸脏，其病机突出表现为气郁、阴虚、血瘀、虚寒等，其证型特征明显，治疗方向迥异，以此分证有利于辨证治疗。
２分期分阶段论治（简称分期论治），即根据疾病过程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病机变化特点，进行治疗的形式。这些疾病不同阶段的病机变化，在人群中具有共同的、突出的特点，而在同一阶段的证型类别则不明显，因其原始致病动因比较单一的缘故，多属外感热病一类。如麻疹分疹前期、见形期和收没期；肺痈分痈前期、成痈期、溃脓期和慢性期，等等。分期论治的优点是，能抓住其传变、转归的一般规律，掌握治疗上的主动。如麻疹顺证则按上述三期演变，若病情不循此过程进行，往往形成逆证，提示及早主动采取措施。
３方证相对论治，即把辨证与治疗融为一体，有是证用是方。如小柴胡汤证、白虎汤证，有其证就用小柴胡汤、白虎汤。此虽仲景伤寒的论治形式，现今实际上也发展成“病证结合”的一种诊疗形式了。如急性支气管炎有麻杏石甘汤证、小青龙汤证、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小柴胡汤证等；急性肠炎有泻心汤证、五苓散证、理中汤证、葛根芩连汤证、桂枝人参汤证等。
４固定方加减论治，即固定一方为基础，据病情加减通治一病，是现今常用的论治形式。
这种论治形式大体适于两类疾病：一是病因病机单一，病程较短，如疟疾、痢疾等；二是致病因素虽然比较复杂，病程也长，但其基本病机始终是共同的，如冠心病心绞痛便是一例。冠心病心绞痛虽是多因素引起，多病机演变，证候类型也很明显，但其气虚血瘀是贯彻始终的基本病机，在此基础上或气虚兼气阴虚、气阳虚，或血瘀又夹痰湿、气郁等。所以，既可分证论治之，又可以固定方剂对其气虚血瘀，再据其兼夹证情加减论治之。这种论治形式的优点是，便于掌握运用，便于总结经验。当然，一个有效的固定方，必须是在大量观察，摸索多年后才能凝聚而成。
临证特色
郭氏观察到，当今临床上面临的常见病、多发病和一大批难治之病（尤其各类慢性疾病），单因单果者至为鲜见，大多虚实夹杂，寒热混淆，表里同病，生克逆乱，或宿疾兼新病，或内伤夹外感，往往是多因素所致，多脏腑、多层次受累。尤其是一些难治的慢性疾病，纯虚纯实，或单一脏腑、单一层次受累者几乎没有。加之，病人的正气强弱、脏腑虚实、气血盛衰、情志状态、性格特征、饮食喜好、环境处所等，各不相同，个体差异很大，即使罹患同一种疾病，其病理反应状态也极其复杂多样。对这样的病证，如不辨标本主次，不分先后缓急，用药面面周到，处方庞杂不精，味数多而战线长，表面看似对证，实际鲜有疗效。他经过多年摸索，总结出下述５个临床治疗步骤，是其临证的显著特色。
第四卷６４７一、凡有外感先治感外感时邪，包括风、寒、暑、湿、燥、火六淫邪气，既是外感病的主要原因，又是许多内伤杂病复发、加重和影响治疗计划的主要因素。仲景所谓“外证不解，当先解外”的原则，实具普遍意义，外感、内伤，各科顽疾，概莫能外；不只风寒外感，当先解表，感受暑燥湿热之邪，亦当首先解除，再议治疗它病。总之，凡有外感先治感。
外感病风寒外束，表气闭郁，可以一汗而解，自不待言。内伤杂病复遭风寒外感，也须先解表、和表。使表气疏达，则里气不滞，有时不仅能愈外感证，还能促进原病好转，收一举两得之效。外感失于表散，以致表邪内陷，传变入里，造成变证、坏证，仲景《伤寒论》用了大量篇幅加以阐述，内伤杂病失于表散，其结果是相同的。尤其慢性病、老年病，多是气血亏虚，表卫不固，稍冒风寒，即患外感，原病往往因此复发，复发一次，病情加重一等；有的原病本已有很大好转，但因一次外感而前功尽弃；有的更因一次外感失治，表气闭郁，邪气稽留，正气不支，而导致死亡。所以，此等病人，有外感之时，自当首先解表、和表，而无外感之时，也应始终注意固表实卫，避免冒风感寒，不少慢性疾病，防止了外感即可使原病逐渐好转。
一般解表，或辛温，或辛凉，再视兼证，略事加减，不难掌握。惟有虚人外感，最难处理，只宜轻清宣透，微开皮毛，取微似有汗，切忌重剂发汗之品，有的还当配伍扶正之药，方保无虞。
桑菊饮、参苏饮、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为常用之方。此等病人，表卫最虚，给予解表治疗，约有两种情况：一是投一般解表剂不作汗，必加人参鼓动正气，才能?然汗出而解；另一种情况则是对解表药极敏感，甚者引起大汗亡阳亡阴之变，只有在实践中摸索掌握分寸。
六淫之中，风寒风热，多由表入，故以解表为先。而湿热邪气，则多犯中道，或流注下焦，亦当首先清利芳化，分消湿热，使其气机舒展，有的竟因此而导致原病好转。不如此，则湿热稽留，气机壅滞，变证百出，病深莫解，比比皆是。外感风寒湿热如此，伤暑伤燥亦如此。
二、气机不畅先治郁郁者，滞而不通之意。这里是指无形之气或有形实邪（痰、瘀、食、石、虫、矢、浊水等）阻滞，以致气机不疏为范围。不包括六淫邪气所致表气闭郁、肺气壅滞或三焦遏郁等外感邪气所致之郁。观察一个病人，如无外感存在，就当考虑有无气机郁滞的问题。
朱丹溪曾提出六郁之说，包括气火痰血湿食诸种。其实不过有形之实邪和无形之气郁两类。然六郁相因，恒以气郁为首，诸郁之治，莫不以调气为要。因无形之气郁日久，必导致有形阻滞之变，而有形之实邪阻滞，未有不导致无形之气郁者。故治无形之气郁自当调气，而治有形之实邪阻滞亦当调气。所以，承气汤下肠中糟粕阻滞，要配枳实、厚朴以行气；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等祛瘀通滞，要配枳壳、乌药、香附等理气；保和丸、平胃散等消食导滞，要配陈皮、莱菔子、厚朴等调气；二陈汤、苏子降气汤、滚痰丸等逐痰浊之郁，要配陈皮、厚朴、沉香等降气顺气；实脾饮治浊水停滞，要配木香、厚朴等行气，如此莫不体现调气为要。
就气郁而言，气郁即木郁，木郁即肝郁。肝滋生于木，涵养于土，性升散而喜条达。所谓治气郁当调气，实际调气即是调肝，调肝即是达木。只要肝气调达，则气顺血和，升降有常，脏腑第四卷６４８协调，脾胃因之而能纳能化，气血因之而能生能长，此治郁即寓治虚之义。尤其慢性疾病，多虚亦多郁，常虚郁互见，有时单治其郁而虚证自解，如不治其郁而单补其虚，不仅达不到补虚目的，反而愈补愈塞滞，病无宁日。然而，调气之药，多辛散耗气，气虚之人不可久用，阴虚之人不可多用，一旦气机疏利，或补虚培本，或饮食调养，各施其宜。
有形之实邪阻滞，常使窍道不通，传化不行，升降出入障碍，解除其阻滞为治疗之急务。实践证明，实邪一除，诸证缓解，实邪不除，虽治难减。然而，实邪的性质和阻滞的部位多种多样，治疗之方法各不相同。有的内科治疗即可，有的则需外科手术治疗，这里主要讨论前者。
最常见的实邪郁滞莫过于肠中大便秘结，以致腑气不通，传化不行。不仅外感热病传阳明之腑，当通里攻下，一下而解；许多内伤杂病，如高血压、口腔炎、胆石病、疮疡等，只要有大便秘结，就当先通下腑气，往往因此而诸证缓解。
若为瘀血阻滞，首当化瘀治疗，以通血脉。由于瘀血阻滞可发生在任何一个器官、系统，以及各种疾病过程中，故其临床表现至为复杂。总之，病久多有瘀，出血必有瘀，有郁常有瘀。轻者活血化瘀，重者破血通络。瘀血除，病始解。
若是结石阻滞窍道、管道，以致气化不行，也只有排除或溶解结石之后，才能使气机畅利。
如尿路结石、胆道结石、胃石等，古书只记载了肉眼可见结石，其余均须借助现代检测得知。治疗结石原无定法，大体结石之在脏者多虚多寒，在腑者多热多实，而结石郁久又常兼气郁血瘀。
总之，任何结石在发作之时大忌补涩，以攻石为主，佐以调气活血，石去则诸证缓解。
凡未经气化而停聚之水液，称为浊水。浊水停聚胸胁是为“胸水”，古称“悬饮”。浊水停聚腹中是为“腹水”，古称“水臌”。浊水漫于肌肤形成“水肿”，亦称浮肿。浊水停聚必使气机郁滞，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当化行不得化行。故凡浊水停聚都当以逐水为先。然而，此等病人，皆属虚中实证，只是虚实的程度不同而已。又因浊水停聚的部位不同，寒热性质各异，采取的逐水方法大不一样。有从大肠泄下夺水者，如腹水、胸水；有发汗散水者，如身半以上浮肿；若是阳虚寒盛而浮肿者，当温阳化气以行水，而阴虚湿热者，又当清热除湿，滋阴化气以利水。浊水停聚未有不气郁者；气郁日久又常兼血瘀；气郁、血瘀又必加重水停；水停、气郁、血瘀交互影响，呈恶性循环，不断加深病情。故治水当行气，气行则水行，病久还当佐以活血之品，才能收效显著。严重血瘀，络道阻闭，形质损伤者，则治疗较难。
再论痰郁。痰，为津液凝聚、煎灼而成，可留滞于人体任何部位，引起气机郁滞而为病。如痰阻肺气，则咳逆喘息；痰郁喉间，产生梅核气；痰阻心窍，使神志昏迷，或精神错乱；痰停胃脘，胃失和降，引起呕吐、反胃；痰留胸膈，便成结胸；痰阻胞宫，则月经失调、不孕；痰留经脉、肌肤，形成瘿瘤、包块、结节；痰挟风上扰，又可引起抽风、痉挛、瘫痪等。痰之为病，表现多样而奇特，故有怪病多从痰治之说。痰与水饮皆津液为病之实邪，同源而异流，究其属性而言，都有寒热虚实之辨。如痰有风痰、热痰、湿痰、寒痰、痰瘀等不同性质。又因其郁滞的部位不同，故痰无定证，治无定方。凡证候奇特，久治无效者，皆须考虑到痰郁之可能。至于治痰之药，各有专长，当随证选择。如半夏、茯苓治湿痰、竺黄、竹沥、瓜蒌壳、贝母治热痰；南星、僵蚕治风痰；干姜、生姜治寒痰；白芥子善除脂膜之痰；白附子善搜络中之风痰等。痰郁日久，必兼气郁、血瘀，故治痰不忘治气、活血，气顺则痰降，血活则痰行，实为治痰之高招，不可不知。
所谓有形实邪，还有宿食、虫积、异物等，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四卷６４９三、运化失司先理脾在病人没有外感和气机郁滞的情况下，一般就要考虑脾胃运化状况如何。如有脾胃运化失司，首当调理脾胃，俟脾胃健运，再调治其它。有的虽然气机郁滞（如浊水、瘀滞、结石等），但脾胃太虚不任攻伐，也当先行调理脾胃，再议治郁，或间隔实施。许多慢性病人，常因脾胃运化之恢复，带动整个脏腑功能向康复转化，从而促使原病好转。
由于人体之营卫气血全赖水谷化生，而水谷之运纳则是脾胃所司，只有脾胃健运，能纳能化，气血有源，五脏得养，生机旺盛，才有抗拒邪气、修复损伤的能力，而且药物亦赖脾胃运化输布才起作用。所以，除某些外感病（如湿热蕴结中焦等）、伤食证等，有一时性脾胃困顿，运化失司之外，许多疾病过程，尤其是慢性疾病，脾胃的功能状况，通常是其病情好转与恶化，预后善恶的标志。可以说，一切慢性疾病，只要脾胃不虚，则虽重不险，若脾胃一败，生化无源，病虽轻而难复。脾胃功能状态以纳运为首要，纳指受纳水谷，运指运化水谷，习惯上常以运化二字概括之。脾胃运化功能，是通过升降运动而实现的。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升降正常则脾胃健运，其突出表现是：饮食香，食欲好，胃口好，消化好；如食欲不振，不能进食，食量减少，少食亦消化不良，表明脾胃虚弱，运化失司。如升降反常，则表现为呕吐、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可因外感、内伤引起一时性气机障碍所致，亦可是脾胃虚弱的表现。前者随病情好转常能自然恢复，或略事调理即可恢复，后者是根本性的，较难恢复，是为这里重点讨论内容。
脾胃虚弱，有气虚、阴虚和阳虚之别。急性热病之后，调理脾胃收功，重在气阴。慢性久病，护脾益脾的法则当贯彻始终，即脾胃尚可之时，小心护胃固脾，慎用大热大寒，猛攻厉伐，峻补滋腻之剂。因大热伤阴，大寒伤阳，猛攻伤气，滋腻碍湿，峻补滞气之故。如其必用也须稍加反佐之药。例如，必用峻补滋腻之剂，可稍佐行气醒脾，芳香开胃之药，以轻展气机，催动运化，使其补而不滞。至于过分苦涩、腥臊难于入口的药物尽量少用，以免引起呕吐而伤胃气。脾胃虚弱之人，饮食调理十分重要，总宜清淡，新鲜，荤素混食，粗细混食，多样化，富营养，八分饱，勿过量为原则。
四、平调阴阳治原病从广义讲，前述三个步骤：治感、治郁、调理脾胃，其目的都属于平调阴阳范围，许多病证往往因此而缓解或治愈。这里所谓平调阴阳，是指经过前述三步骤治疗而原病未愈，当从平调阴阳入手，以改变其病理反应状态，达到治疗目的。如果原病不存在前述三个步骤治疗的病情，亦应从平调阴阳着手治疗，即“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以平为期”。此中切忌片面而纯粹地“中药西用”，即根据现代医学的病因概念，用中药来治疗原病。例如，由于细菌存在所致的一些慢性疾病，如慢性肾盂肾炎、慢性痢疾等，采取中药抑菌治疗。此种治疗往往没有效果，或疗效很不满意，有的甚至加重病情，如用平调阴阳之法，改变其细菌致病的条件性，则不治因而治因，常能收到较好效果。这正是中医最具特色的治疗手段，也是中医学的优势所在。不过，郭氏主张在辨证论治的范围内，汲取现代中药研究的成果。例如，痢疾，辨证为肠道湿热，选用黄连、黄芩、地榆、马齿苋等，这些药物既有较强的抑菌制菌作用，又能寒以清热，苦以燥湿；高血第四卷６５０压病，辨证为肝阳上亢，选用黄芩、决明子、地骨皮、菊花等，这些药物既有降血压的作用，又符合平肝清肝的论治要求；冠心病心绞痛，辨证为气虚血瘀，选用黄芪、川芎、当归、丹参等，这些药物既有较好的扩冠作用，又满足益气活血的需要。如此考虑，他认为能提高疗效。
然而，中医学所谓阴阳平衡即是健康，阴阳失调即是疾病，故平调阴阳就是治疗总则，这些都是以“四诊”为条件的宏观范围的结论。而临床上却经常遇到下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病人没有任何自觉症状，四诊检查也未见异常，但现代医学化验检测却发现了疾病存在，比如早期发现的癌肿、初期高血压、肺结核病、肝炎、肾炎等；第二种情况是，经过治疗之后，病人自觉症状完全消失，形神色泽，舌象脉象完全正常了，中医认为病已痊愈，但现代医学的化验检测指标表明，并未完全恢复，比如慢性肝炎、慢性肾炎、慢性肾盂肾炎、某些糖尿病人等；第三种情况是，中医“四诊”观察其阴阳失调的证候明显，病人的自觉症状也很突出，但现代医学的化验检测未发现任何异常，比如一些所谓综合征、官能症、原因不明性疾病等。须知，中医“四诊”发现的异常脉证是疾病的表现，现代医学化验检测的异常结果也是疾病的表现，二者都是客观存在，都应该承认。上述第三种情况，现代医学不能定位，“无病可辨”，也就无从治疗，而中医却有证可辨，按辨证论治，平调其阴阳，正好发挥中医的优势，自不待言。上述第一、二种情况，在宏观上阴阳处于平衡状态，“无证可辨”，而在微观领域的表现，则应认定为阴阳失调，其平调阴阳的方法，目前尚处于积累经验的过程中。
郭氏对上述第一种情况的处理，原则是现代医学有特效治疗者，尽早采取特效治疗，以免延误病机，如早期肺结核及时给予抗痨治疗等等。如现代医学对其无特效治疗或必须配合中医治疗者，当分下述三种情况处理：一是现代医学检测确诊的病与中医能“对号入座”，就按中医的认识预作治疗。例如，肺结核病与中医所言“肺痨”是一回事，中医认为“肺痨”是因“痨虫”所致阴虚肺热为基本病机，于是采取预保阴液，清肃肺热，抑制痨虫的治疗，实践证明，也能收到较好效果。二是现代医学检测确诊的病与中医不能“对号”，但现代医学没有特效治疗，其病又不具很快恶化的性质，这些病从中医角度看，其病机演变可能比较复杂，不便遣方用药预作治疗者，则根据其体质、气质情况，采取体育、气功、饮食、情志等自我调摄方法处理，如初期高血压、动脉硬化之类。其中有的则可摸索微观辨证论治的处理方法，如根据初期高血压、动脉硬化的血液流变性、血脂的变化等遣方用药，也能获满意效果。三是现代医学检测确诊的病与中医难以“对号”，又具很快恶化的性质，预后不良，而中西医皆无特效治疗，如癌肿等。对此类疾病，除采取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外，要积极摸索中医治疗经验，有的则可取二者之长结合进行。如对癌症的治疗，一方面采取手术、放疗和化疗，一方面用中医方法对抗其副反应，保证通过疗程，并改善体质，改善其血液流变性等。实践证明，二者结合实施能大大地延长其生存期。
他对上述第二种情况的处理，一般是按原来的病机治疗。他认为，虽然宏观上“无证可辨”，而微观上继续存在的异常的化验检测指标，实际上表明原来的病机变化尚继续存在，理应按原来的病机继续治疗。例如，慢性肾炎的蛋白尿，原属于脾肾两虚的病机，在其完全消失以前，当然意味着脾肾功能未完全恢复，继续原来补益脾肾的治疗，直到蛋白尿完全消失，显然是正确的。许多疾病的反复性大，即使化验检测指标正常了，也应针对原来的病机继续治疗一段时间，以巩固疗效。
第四卷６５１五、逐步减除治标药这里所谓“治标药”，是指用来控制某些主要症状和某些疾病发作而长期服用的中西药。
例如，一些慢性发作性疾病，如支气管哮喘、癫痫等，由于西药针对性强，有的病人就是长期依靠西药控制其发作，不敢稍微懈怠，而且量越用越大，服次越来越频，一种药失效了，又换用另一种药，常年累月地服用，并未获得根治。对于控制某些突出症状，如头痛、心痛、失眠、便秘、心动过速、高血压、高血糖，以及用激素控制的血小板减少、尿蛋白等等，情况也是这样。这类药物的作用虽然很局限，仅能控制标证，但因其不服用就不行，如突然停用，不仅不能控制其症状发作，有的还会使病情迅速恶化，当十分注意。所以，对这类病症缓图根治时，要着重治本，通过治本逐步减除治标药，最后逐步减除治本药，而达到根治目的。有的则是以中药逐步取代西药控制病情，达到避免西药副反应为目的。经验证明，逐步减除的过程要愈慢愈能成功，欲速则不达。因为这类长期不愈，反复发作的病证，多属脏腑损伤，或顽痰作祟，或瘀阻络道，其来也渐，其积也久，其生克关系异常紊乱。要把已损伤之脏腑培补起来，陈久之顽痰彻底消除，久瘀之络道疏通畅利，要把非常紊乱的生克制化调整正常，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绝非易事，只能缓缓图之。至于那些属于先天禀赋性缺陷的疾病，以及病程太长其脏腑之伤或络道之闭已成为不可逆损伤者，则药物治疗无济于事矣。
名案评析
一、散发性脑炎案朱某某，女，５２岁，家庭妇女。
１９８８年６月３０日初诊。病史：病人于半月前突然昏倒，神志不清，躁扰不宁，左侧口眼歪斜，手足不仁，不能动弹，即到专区医院诊治无效，转成都某医科大学附一院，进行各种必要的检测、会诊，最后诊断为散发性脑炎，但治疗无进展。乃邀请院外某老中医诊治，以其数日不大便，舌苔厚黑，用大承气汤急下之，病情毫无缓解。于是，自动出院前来门诊。
现证：病人语无伦次，语言謇塞，狂妄躁扰，不避亲疏，烦乱不安，反复颠倒，须数人照护。
察其神情呆滞狂乱，面色苍暗，口眼轻度歪斜，左手足运动不灵，时时口吐痰涎甚多。询其夜不能寐（每晚需服大剂量安定），不欲食，腹胀满，时而口渴思饮，已三日未解大便，一直不发热。
扪其四肢不温，腹满微硬而无压痛。舌面满布厚黑而干之苔，脉沉细数。
辨治：为阳明腑实，心包痰热化风之证。取寒温合法，用通下腑实，豁痰透热，开窍熄风治法。处方：（１）安宫牛黄丸，１０粒，每日２次，每次１粒。
（２）淡豆豉、栀子、竺黄各１０克，水煎２次，冲服安宫牛黄丸。
（３）大黄１０克，厚朴、枳实、芒硝（分冲）各１５克。３剂。每剂煎水分２次服，解大便则停第四卷６５２后服，如隔１日不解大便，又煎１剂如前法服，每日均解大便则停服本方。
７月６日二诊：其家人陈述，第一天服安宫牛黄丸后，当晚未服安定即能安然入睡，诸症逐日缓解，通泻药服３剂大便每日一次恢复正常，舌苔由黑转淡黄再变白润，饮食香，记忆转佳，并主动从事做饭、洗衣、买菜等家务劳动。但条理性差，偶有烦躁现象，自谓左侧面部肌肉尚有不仁之感，仍吐少量痰涎。察其舌正脉略数。乃停服大承气汤，仍用栀子豉汤加竺黄，冲服安宫牛黄丸，１日１粒，另以益气滋阴，豁痰熄风，调理脾胃等汤剂，随证调治。至８月３０日，其间复诊数次，共服安宫牛黄丸４０余粒，查肝肾功能，小便常规均无异常变化，西医各项指标亦恢复正常。患者送来锦旗一面，以表感谢云。
［评析］本案就诊时，其腹满不大便，舌苔干黑，是阳明腑实之证；神志昏乱，谵妄，躁扰不宁，不得眠，吐痰涎等，是心包痰热所致；口眼歪斜，语言謇塞，肢体偏废等，是痰热化风之象；因其热郁于内，不得发散，故虽有阳明腑实之证而不见发热。前医用大承气汤通腑实急下以存津，也有见地，所以未效是因承气只能下腑实，不能透郁热、祛风痰、开心窍故也。本案颇似三阴之烦证，因三阴烦证亦有躁扰不宁，反复颠倒，不大便等症状，其四肢不温，脉沉细而不发热，更为疑似。然而，三阴烦证必四肢厥逆，大汗出，舌苔虽黑必滑润，脉微欲绝。而本案四肢不温尚未厥逆，脉沉细而非欲绝，且舌干，不出汗，一派阳热闭郁之象。前医不用四逆辈从三阴治，而用承气汤从阳明治，显然已认识到其为真热假寒之证，术亦精也。诚然，前医拘于伤寒治法的局限性，未汲取温病学派的豁痰透热、熄风开窍等法配合使用，而未收到效果；假设只从温病论治，不用伤寒急下存津之法，其结果也会是鞭长莫及。故寒温合法，确有相得益彰之妙。
二、心肌炎、心衰案王某某，女，１５岁，高中学生。
１９８４年７月１５日初诊。病史：一月前一次感冒后，低热不解，渐觉心悸动不安，病情逐渐加重，以致心悸气短，动则更甚，无力行走，并出现下肢浮肿。西医诊断为“心肌炎·心衰”，给予强的松、心得宁、三磷酸腺苷、辅酶Ａ、维生素Ｃ等，未能控制病情，又加服中药多剂未效，而来求治。
现证：心悸动，气短甚，稍动则气短不续，以致不能平卧和下床行走，低热，不得眠，心烦易怒，头眩晕，口苦，咽干，时而恶心欲呕，胸闷，腹胀满，腹泻清稀，一日三四次不等，小便短少，近日下肢浮肿增加。一直服用上述西药维持，中药未间断。察其面色白光白，唇甲淡白，颜面及四肢浮肿，神清，息短，语音低弱、断续，腹丰满，按之濡，无压痛，双下肢中度浮肿，按之没指、不温，舌面满布深黄厚腻滑苔，舌质微红，脉疾促甚，歇止频繁，细弱无力而濡，六部皆然。
辨治：为少阳三焦湿热壅滞，心脾虚极之证，有大气下陷欲脱之势，病在重险一途。首先治以清热除湿，疏利少阳三焦，兼益气以固护心脾。若三焦气机畅利，则病有转机。处方：小柴胡汤加味：人参１０克（另煎浓汁兑服）、柴胡１０克、黄芩１０克、法夏１０克、生姜１０克、炙甘草１０克、大枣５枚、茵陈１５克、郁金１０克、白蔻１０克、厚朴１０克、茯苓１２克。１日１剂，水煎服。忌盐及肥甘辛辣生冷食物。如有效则逐步减停西药。
７月２２日二诊：上方服６剂，小便逐日增多，胸满、腹胀大减，下肢浮肿消尽，腹泻停止，低第四卷６５３热已退，心烦、口苦、不眠、咽干、恶心等症也随之缓解，能下床行走至室外，西药心得宁、强的松减至每日服一次维持。略能进食。察其脉数，歇止减少，脉仍细弱，深黄厚腻之苔几乎退尽。
种种证象表明，湿热分消，三焦气机趋于畅利，心脾虚象略有好转。原方去郁金、厚朴，以免过用耗气，加白术１２克与服。
８月２日三诊：上方服８剂，病情更趋改善，已能行走上２楼，西药全撤，只偶感心悸时服心得宁１次（１日或间日１次）。舌苔白润，中带淡黄，舌质色偏淡，脉略数，偶有歇止，余邪未尽，心脾气虚未复。以小柴胡汤全方加茯苓１２克、白术１２克，嘱服２０剂。
９月１日四诊：面有华色，情绪乐观，行动自如，早已全撤西药，开始复习功课，惟胃口尚欠佳，舌正，脉平，按之弱（自摸脉搏有时有歇止现象）。正气尚未恢复，全在调养之功。以香砂六君子全方作散剂常服，嘱其仍需静养，勿劳累，慎风寒，调养半年以待康复。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随访，病人春季已复学，本学期体育及格。
［评析］本案所表现之口苦、咽干、头眩和心烦欲呕而兼微热，是少阳定证已具；心悸、小便不利，乃少阳之或然证，辨为少阳病，当无疑义。三焦属少阳之域，病人胸中满闷，是上焦壅塞；腹中胀满，是中焦壅滞；小便不利，乃下焦不疏。三焦郁滞，水道不调，所以有浮肿诸证。不过，此种少阳三焦枢机失利，不是由伤寒中风引起，而是湿热邪气所致，这从舌象得到证明。由于湿热壅滞少阳三焦，故有低热、口苦、咽干、头眩诸证。由于气机壅滞日久，脾胃功能由困顿而损伤，运化低下，所以不欲饮食。更因不能纳化水谷以生气血，而引起心气营血严重不足，所以面白无华、心悸、气短，动则更甚。脉来歇止为气血不足不相接续所致。明代喻嘉言《医门法律》所谓：胸中大气，即膻中之气，为心所主，大气一衰，则出入废，升降息。初诊病人呈现如此严重之短气不续，脉疾促难计，又下泄清稀，大气下陷欲脱甚明，故谓病在重险一途。
察原服之厚叠处方，尽从活血化瘀论治，甚至使用苏木、降香、血竭、三棱、莪术等，峻猛克伐之品，其间也配用大剂量党参、黄芪、白术之类，毕竟损多益少，以致形成严重局面。究其误治之由，当归咎于凡心脏病即活血化瘀治疗的时弊，以致明明湿热壅滞，却视而不见，结果是愈攻愈虚陷，愈补愈滞塞，正气江河日下，病势与日俱增，大有随时脱竭之虞，良可叹也！然而，邪实正虚，最难处置，补之碍气机，攻之伤正气。而仲景小柴胡汤，扶正与驱邪并举，却适应了此种病机。首诊以小柴胡和解少阳三焦，疏利气机，加白蔻、厚朴，芳化中焦湿邪；加茵陈、茯苓清利下焦湿邪；以郁金畅通三焦气郁。其中半夏又兼燥中焦之湿，黄芩又兼清湿中之热，参、柴、草、枣、姜，益气补虚，以防大气脱陷。一般健脾益气，党参即可，防陷救脱，非人参莫属。只要气机舒展，则虚者受补，病情自趋好转。初诊后其小便通利是三焦气机疏畅的标志，然余邪残留最不易尽，故次诊以后继续以小柴胡加味与服，直至诸证悉解，才转入单纯地调理脾胃收功。临床上不注意余邪残留的治疗，以致酿成后遗症或转慢性的病例比比皆是，不可忽视。
本案的治验，是六经辨证与脏腑辨证相结合，以及伤寒和解少阳法与温病清利湿热法相结合治疗的结果，说明各种辨证论治方法，未可截然分开，尤其对一些复杂病情，往往需结合实施，才能适应。
第四卷６５４三、高热待诊案刘某某，女，７４岁，家庭妇女。
初诊：病史：两周前夜半突然发生腹痛，就近去某省立医院急诊，疑为胰腺炎、胆道感染，用阿托品、庆大霉素并中药治疗。此后反复发作，连续注射庆大霉素１０余日，腹痛有所缓解，但未尽除，时轻时重。罹病两周后，突于午后４时许，恶寒发热，体温高达３９６℃，服“解热止痛片”一次，汗出，体温下降。不到１小时，体温复升至３９２℃，乃邀急诊。
现证：恶寒发热，神志清楚，头眩晕，周身不适、倦怠，不思饮食，未曾呕吐，口不渴，腹中隐痛，轻微作胀。查其腹部柔软，并无板实、压痛之感，舌质鲜红，光剥无苔，脉象滑数。
辨治：断为里有气郁，复遭风热外感之证。与银翘散、四逆散原方合用与服。
次日午后８时复诊：热势更高，体温４０℃，汗出，且午后有往来寒热之状，口微渴，心烦躁，已三日未解大便，舌质鲜红，光亮无苔，脉转洪数，腹中隐痛如前状。断为少阳、阳明合病，且阳明证多，有入腑内结之势。治以清泄阳明为主，兼枢转少阳，导行腑气。用白虎汤合小柴胡汤化裁与服，旨在使上焦得清，津液得下，腑气通行，热去津回而缓解。处方：柴胡１８克、生石膏４５克、知母１２克、粳米１２克、甘草６克、沙参３０克、枳实９克、板蓝根２４克。２剂急煎，每３小时服药一大杯，日夜连服，嘱每４小时测体温１次，作好记录。
次日午后８时三诊：得知昨日夜半开始退热，今晨热尽，体温３６５℃，午后未回升，大便已解，腹中不痛，知饥，舌上已有薄白苔，舌质正常。观其脉静身凉，神清气爽，乃以竹叶石膏汤加谷芽去半夏，生津养胃作善后调理。３日后走访，病已痊愈。
［评析］恶寒一证，是仲景辨别阴阳表里的重要临证指标。阳明为三阳之里，自无表证可言。但阳明初感外邪，阳气内郁，热邪尚未发散之际，也有一时性不发热而恶寒者，或发热恶寒兼见者，必待热邪蒸发，则恶寒自罢。故《伤寒论》第１８３条云：“病有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者”；第１８４条云：“……始虽恶寒，二日自止，此为阳明病也。”临床所见，阳明病患者，每多于恶寒或寒战之际前来就诊，此时与太阳表证之恶寒如何辨别，则是论治的关键所在。若属阳明初期之恶寒，误用发汗解表，必定伤其津液，助长热势；若属太阳表证，误用寒凉清泄，使表邪遏郁，不得外解，则会促使病情恶化，甚至造成变证、坏证，此仲景所谆谆告诫者。本案初诊不识其恶寒为阳明病初起之一时表现，误作表证投解表之剂，伤其津液，故次诊时热势更高，大有阳明气分之热将入腑内结之势。其往来寒热表明邪热旁涉少阳之域。幸好所投是辛凉解表剂，若是麻桂辛温之品，可能已成坏病矣。于是，改用重剂人参白虎汤加板蓝根，清泄阳明邪热而生津液，加柴胡枢转少阳，加枳实导行腑气，旨在使上焦得清，津液得下，腑气通行，热去津回而愈。
郭氏观察到，发病初期不发热而恶寒，或发热恶寒并见，而属阳明病者，必具下列三条：一是热势高。病人恶寒或寒战虽不自觉发热，或扪之亦不甚热，但体温测量已是高热；二是烦躁、脉滑数。病人外证似无热候，但烦躁不宁，脉滑数疾，为内热暂未外散之象；三是亡津液。这是阳明病的主要成因，即使病之初起也比较显著，这当从舌象、二便与口渴与否去辨识。此诚可谓经验之谈。
第四卷６５５四、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二案例１丰某某，女，５４岁，干部。
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４日初诊。病史：患者５年前因鼻衄、齿衄，全身紫癜住本市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诊断为“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采取输血小板、激素等治疗而缓解，但住院数月，血小板从未恢复到正常范围而出院。其后又因病情转剧住过２次院。出院后长期服用激素，后改服环磷酰胺，数年来未曾一日中断，而血小板也只能维持在２０～３０×１０９／Ｌ的水平，皮肤大块瘀斑从未消失，并云西医谓其血小板相关抗体过多故也（未持检验单来诊）。１周前请某中医诊治，开出黄芪、党参、当归、鸡血藤之类处方与服，并嘱其停服环磷酰胺等西药。忽于昨日鼻衄不止，全身紫癜，去某医院就诊，查血小板１８×１０９／Ｌ，不愿住院而来求治。
现证：患者时时鼻衄，牙龈出血肿痛，今晨觉喉痒咳出两口紫色痰血，心烦躁，不得眠，手足心热，口干不欲饮。测体温３８１℃。察其形体肥胖（自谓久服激素所致），面色潮红（自谓经常如此），精神尚佳，呼吸平匀，全身皮肤满布针尖样瘀点，四肢皮肤夹杂大块紫色瘀斑，舌红无苔有瘀点，脉沉细而数。
辨治：患者心中烦，不得眠，手足心热，是少阴热化，阴虚阳亢之证；而其出血瘀斑、低热、口干不饮、舌红，又属营热瘀滞之象。取寒温合法，滋阴降火，凉营活血止血，用伤寒之黄连阿胶汤与温病之犀角地黄汤合方化裁与服。处方：水牛角３０克、生地２０克、丹皮１５克、赤芍１５克、黄连１０克、阿胶２０克（烊化）、黄芩１５克、丹参１５克、血余炭１０克、三七末１０克（冲）、仙鹤草２５克。４剂，浓煎，每日１剂，日３次、夜１次与服。
８月１８日复诊：自谓服药３剂，出血即完全停止，牙龈肿痛消失，针尖样瘀点消退大半，未出现新的大块瘀斑，目前正在服第４剂汤药。察其舌色略红，有少许白苔，脉沉细。
辨治：根据经验所见，本病慢性型良由肝脾虚损所致，而当其血小板急剧下降之时，又常表现为阴虚、营热、瘀滞之证。本案阴虚营热诸证一有好转，仍当从肝脾论治，即养肝阴、补肝血、益脾气，兼以活血化瘀法治疗。乃嘱上方再服２剂后，续服“郭氏升血小板方”，即：黄芪３０克、制首乌３０克、鸡血藤３０克、党参３０克、大枣４０克、山药２０克、阿胶２０克（烊化）、枸杞１５克、丹参１５克、旱莲草１５克、女贞子１５克、仙鹤草２５克、三七末６克（冲）。每日１剂，服４剂。嘱病情稳定自行配方再服４剂。
８月３０日三诊：患者出示昨日职工医院查血小板４５×１０９／Ｌ，见其瘀斑瘀点几全消失，精神转佳，并谓从初诊起一直未服任何西药。鉴于本病反复性大，仍从肝脾论治，续服“郭氏升血小板方”一月再来复诊。
１０月３日四诊：复查血小板７８×１０９／Ｌ，患者自谓从发病后血小板从未升至这一水平，目前体重已减轻数斤，舌质红活，上有薄白清洁之苔，脉平。嘱其仍以原方，３日２剂、２日１剂、３日１剂，逐步减量，以巩固疗效。半年后随访病情稳定。
例２郭某某，女，３７岁，工人。
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８日初诊。病史：自述西医确诊为“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已有数年，曾住院治疗数次，用激素、长春新碱等治疗有效，但疗效不巩固，往往随着西药用量的减少或撤除，血小板亦随之下降，各种出血现象及皮肤紫癜又相继出现。患者曾于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３日就第四卷６５６诊，当时血小板２１×１０９／Ｌ，四肢散在性瘀斑，牙龈出血，月经量多，手足心热，饮食、二便均可，舌红无苔，脉细弦。当时辨证为“肝脾虚损”，给予前述“郭氏升血小板方”，连服２０余剂。１２月１日复查血小板８２×１０９／Ｌ，诸证悉解，瘀斑消失。后因感冒咳嗽，停服本方，在外院诊治，服用多种西药及注射青霉素等治疗，仍频咳不止，近日血小板骤降至１８×１０９／Ｌ，出血症状加剧，皮肤紫癜满布。患者鉴于过去住院久久难以出院和前段时间中药提升血小板的效果，拒绝了外院要求立即住院治疗的通知而来求治。
现证：患者面色红润，神情佳良，形体坚壮，频频咳嗽，喉痒少痰，牙龈出血，鼻出血，手足心热，不烦躁，不发热，口干而不思饮，饮食、二便尚可，舌红无苔，上有瘀点，脉细数。
辨治：从血小板急剧下降和出血瘀血的情况，断为肝不藏血，脾不统血，瘀血阻滞的“虚损”证，潜藏危笃之象。至于外感所致肺失清肃，此时已难顾及。法当大补肝脾，止血活血，旨在迅速提升血小板为急务。乃用前述“郭氏升血小板方”，加藕节２５克，三七加至１０克（冲），浓煎，１日１剂，分４次，日３次夜１次与服。
３月１１日二诊。初诊后时值春节放假，患者一直坚持服用上方，未加服任何西药。陈诉服药３剂瘀斑开始消退，出血大减，咳嗽也有所缓解。服药１周，自去医院查血小板升至５３×１０９／Ｌ；服药２０天血小板升至９５×１０９／Ｌ，紫癜全消，未见出血；随着紫癜的消退，咳嗽亦止。血小板已属正常范围，此次来诊要求巩固疗效。
由于患者病程较长，肝脾虚损严重，治疗不可放松。嘱服“郭氏升血小板方”，１日１剂，续服２０天后，改３日２剂服１月后，改２日１剂服１月后，改３日１剂并以大枣５０克、花生米（红皮者佳）３０克、鸡血藤２０克煮粥作早餐食用，如此３月，每周至间周查血小板一次，如疗效稳定，改每周服药１剂，食疗照旧。１年后随访，病人已停药２月余，仍坚持食疗，疗效巩固。
［评析］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是一种常见于儿童、妇女的出血性疾病。近年来研究证明，本病是由于血清中存在自身产生的血小板抗体，引起血小板破坏，导致血小板减少的自身免疫性综合病症。西医治疗常采用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输血小板、脾切除等，仍然反复性大，有１０％～３０％属难治。从中医角度来看，一般认为，其急性暴发型属中医“温毒发斑”、“葡萄疫”范围，而慢性型则属“内伤发斑”或“阴斑”范围。郭氏认为这些认识都未能揭示本病的病机本质。他从诊治本病数百例的实践中体察到，本病良由肝脾虚损所致。因肝主藏血，是指肝有调节周身血液质量之功能，多余者藏之，不足者补充之。血小板减少是血液质量亏损，实为肝不藏血失于调节之故。而脾主统血，是指脾气有约束血液循常道运行之功，脾气亏损则血不循经而外溢，于是出现紫癜、出血等症状。本病急性暴发型，多是在肝脾虚损的基础上，营血郁滞化热动血所致，治当先凉营活血止血，用方如犀角地黄汤、黄连阿胶汤之类，待营热清解，继以补益肝脾收功。病例１有慢性型化热转急性的明显倾向，就是本此而治疗的。本病紫癜、出血倾向、血小板减少即肝脾虚损之明证，不必拘泥于有无其他肝血不足（如面色无华，唇甲淡白等）或脾气虚弱（如纳差食少，消化不良等）症状，概从补益肝脾论治，用“郭氏升血小板方”多可取效（其他原因所致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用之也有效），其慢性型多属此类，如病例２。本病反复性很大，不论是用激素或中药治疗，如突然中止服药，血小板往往迅速下降，有的甚至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只能逐步减除，愈慢愈能成功，欲速则不达。对正在服用激素的病人，以中药逐步代替激素，然后再逐步减除中药，过程应更长些。对兼外感或湿热内盛的病人，在治疗外感和湿热的同时，也不能放松服用升血小板方药。但两种方药宜分别投服，不宜混合与服，因混合与第四卷６５７服药味太多，药物作用可能互相抵消，效果不好。一般可采取隔一日或二日交替与服的方法进行，即服治外感或湿热方药一二日，又服升血小板方一二日，交替进行。本病外感多是正虚邪实，只治其外感往往难以收效。如病例２，其顽固之咳嗽，初由外感触发，继则夹瘀为患而使肺失清肃，故待其血小板升高，紫癜消退，咳嗽才缓解。治疗本病所用升血小板方，为一派滋补之剂，常有碍气滞湿之弊，若服后觉脘腹痞胀不舒，可酌加白蔻、砂仁、陈皮、木香之类一、二味，以催动运化。本病顽固型多年不愈，长期使用激素，甚至引起骨质疏松，病由肝脾虚损发展到肾阳肾精不足，表现为一派阳虚精亏之候，只用“郭氏升血小板方”已难奏效，当加用鹿茸、鹿胶、龟胶、补骨脂、淫羊藿、巴戟天之类，补肾填精，促使“精以化血”。虽然，中医治疗本病对提升外周循环中血小板数量的疗效显著，但要降低其血小板相关抗体仍属难点，当进一步摸索。还当指出，本病无流行性、传染性，即使急性暴发型称之为“温毒”或“疫”也不恰当。
五、原发性血小板增多案陈某某，男，６０岁，干部。
１９８８年４月３０初诊。病史：自述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突因大量吐血、便血，虚弱甚，而急进本市某医科大学附一院住院治疗。当时手足多起青紫色结节，一身酸麻，查血小板１２０～１８０万／ｍｍ３，并查骨髓，诊断为“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骨髓纤维化”，作血液交换治疗３次，除去血小板，并服环磷酰胺、潘生丁、丹参片无效，后来加服中药而降至６０万／ｍｍ３左右，从未降至正常范围而出院，且脾大１０ｃｍ（平脐），目前常服潘生丁、丹参片等维持，昨日查血小板５６万／ｍｍ３，慕名而来求治。
现证：患者除时有手足酸麻，左胁不适外，余无所苦，眠食二便均正常。察其形体偏瘦，面色苍暗无华，精神略差（自谓尚有“贫血”），皮肤无紫癜，左胁下有痞块质软，舌质淡，苔白厚有瘀点，脉滑数而弱。
辨治：认定其血小板增多为肝之疏泄太过，胁下痞块为脾之瘀滞积久。肝疏泄太过为肝热所致，肝热导致营热，营热加重瘀滞。故营热瘀滞为标，肝脾失调为本，治以先标后本，凉营活血为法，清营汤化裁与服。处方：青黛６克（包煎）、丹参１５克、丹皮１５克、银花藤３０克、连翘１５克、玄参１０克、栀子１２克、降香１２克、三七９克（冲）。１日１剂，浓煎，３次分服。嘱间周查血小板１次。
７月２０日二诊。自述服上方血小板陆续下降，服药两月下降至２６万／ｍｍ３。继因郭氏因故未上门诊，乃就诊于另一医生蒋某，以其面色、舌象为据，认为气血两虚，当双补气血，用黄芪、党参、当归、枸杞、阿胶、鸡血藤、白术、大枣之类，服１０余剂，血小板又上升，再诊时蒋某医生仍原方加减，以致目前血小板已升至５０万／ｍｍ３，其脉症与初诊无异。由于患者宏观证候并不突出，当以微观辨证为主，仍从营热瘀滞论治。初诊处方加牡蛎２０克、鳖甲２０克。１日１剂，浓煎３次分服。
此后，每半月复诊１次，并查血小板，均以初诊方为基本略事加味，其血小板陆续下降，服药１月左右下降至正常范围，脾脏缩小２ｃｍ。此后间断性服初诊方，并随访。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７日查血小板２６４万／ｍｍ３；１９９０年１月５日查血小板２５５万／ｍｍ３，脾未再缩小；直到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３日查血小板２４４万／ｍｍ３，脾如原状，舌苔清洁红活，脉沉滑，一般情况佳良。
第四卷６５８［评析］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是一种原因不明的骨髓增殖性疾病，多起病缓慢，反复自发性出血倾向，血栓形成，脾脏肿大，血小板计数持续高于８００×１０９／Ｌ，且大小不均、畸形、集聚成堆为特点。西医以抑制血小板生成，拮抗血小板凝聚，血小板分离置换等为治疗方法，并严禁切脾。对无出血及血栓形成时，西医主张不给药物治疗，认为药物治疗的副作用与疾病本身的危害性相等，这种情况正好发挥中医治疗的优势。
郭氏认为，本病之辨证当以微观为主，认定血小板增多为肝之疏泄太过，就如血小板减少为肝不藏血而疏泄不足一样，无论宏观所见如何。肝之疏泄太过为肝热所致，肝热导致营血伏热，当有出血倾向时（包括鼻衄、齿衄、皮下瘀点或消化道、呼吸道、泌尿道出血等），为营热动血；而血栓形成时（脾、肠系膜、下肢浅静脉和周围动脉均可发生，引起相应症状），为营热瘀滞，都当清营凉肝，兼以化瘀止血为基本治法，本案即本此认识而治愈。过程中某医生以宏观辨证为据，大补肝血益脾气又使血小板复升的事实提示：（１）当宏观证候不突出时应以微观辨证为主；（２）从中医理论视角去认识微观指标，并指导治疗方向，是可行的，也是中医辨证论治内涵的发展。
六、充血性心力衰竭二案例１邝某某，男，７４岁，干部。
１９９４年５月６日初诊。病史：患者多年“风心病”，反复浮肿，多次住院治疗。两月前又住本市某医院，诊断为“风心病、心房颤动，心功能Ⅲ级”，一直服地高辛、速尿等药，浮肿消而复肿，自觉腹中灼热如火燎，始终未减，苦楚难当，认为效果不佳而自动出院，前来求治。
现证：全身浮肿，下肢肿甚且冰凉，按之凹陷如泥。自觉心悸、气短，动则更甚，不能行走，两足麻木，腹中灼热似火燎，时而热气上冲，则面赤、身热、头晕、自汗出。咳嗽痰少而带血。口不渴，小便短少。察其精神委顿，面色苍暗，颈脉怒张，呼吸短促，舌光无苔润而紫暗，六脉呈虾游之象。
辨治：阴盛格阳，气阳欲脱，寒水停聚，血流瘀阻，虚阳浮越，病险。治以大力益气温阳以救脱厥，利水活血以通格阻。方用生脉散、防己茯苓汤、心宝（含鹿茸、附子等）合方化裁与服。处方：（１）黄芪９０克、白术２０克、茯苓２０克、泽泻２０克、丹参２０克、红参２０克、麦冬２０克、五味子１２克。浓煎，１日１剂，服３剂。嘱进低盐饮食。（２）心宝１２０毫克，１日３次。
５月１８日复诊。浮肿全消，仅踝关节部轻微浮肿，小便略增，自觉腹中灼热、冲热、面赤等症状消失，咳嗽大减且未见痰血，下肢转温，心悸、气短、精神均好转，舌无苔而红活，脉沉细而缓，参伍不调。是阳气已通，阴寒已去，虚阳潜藏，气阳回复之象。患者诉服上方３剂后，又自配３剂服完。效不更方，仍以上方减黄芪为７０克，加制附片１５克，以温阳气。再进３剂。
５月２３日三诊。诸证缓解，脉仍不调，是标证已去，本证未除，全在调补之功。此后均以上方略减芪、术、苓、泽，略加归、地、桂之类，调补月余，病情稳定。
例２余某某，女，８０岁，教师。
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２日初诊。病史：自诉患冠心病，时发心房颤动已１０多年。近年来常于冬季加重，发生浮肿。此次复发，住本市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诊断为“冠心病，心房颤动，左心衰竭”，给予地高辛、速尿等药。患者感到以往服这类药效果不佳，自动出院而来求治。
第四卷６５９现证：自诉头眩晕，心悸，心慌，时有心前区隐痛，气短甚，不能行走；小便短黄，大便３日未解，腹胀满，两腿灼热难当，口燥咽干不欲饮。察其形体枯瘦而浮肿，面苍，神清，懒言，语言低微而断续，两足高度浮肿至膝以上，按之如泥，右胁下痞块（肝大），舌质光剥无苔而少津、紫暗，脉呈雀啄之象。
辨治：气阴衰竭，浊水停聚，瘀血阻滞，格阳于下，有脱竭之势，病险。治以益气滋阴，利水通津，辅以通下活血之法。方用生脉散、防己茯苓汤化裁与服。处方：（１）红参２５克、五味１５克、麦冬３０克、生地１５克、黄芪９０克、白术２０克、泽泻２０克、茯苓２０克、前仁１５克、丹参２０克。浓煎，２日１剂，服４剂。嘱进低盐饮食。（２）大黄１０克，泡服，解便则停后服。
４月２５日复诊。上方服４剂，大便通，小便逐日增加，浮肿渐消，两腿灼热大减，诸证均有明显缓解。又自配（１）方２剂服用，浮肿全消，能在室内行走，诸证消失，但仍感头晕，乏力。察其头前倾似无力支撑，一身枯槁如皮包骨状，舌光剥无苔而有津，脉沉细而参伍不调，未见雀啄之象。是气阴回复，浊水消退，阳气通达，但病根未除，元气大伤。以麦味地黄丸加参芪与服，调养善后，随访一月余，病情稳定。
［评析］虾游脉，指脉率一息二至或以下，脉形细微，脉势极弱，脉位表浅之象。雀啄脉，指脉九至以上，脉位深沉在筋骨之间，脉形细微，脉势极弱，且久久而至，疾速三五下，如雀啄食之象。这两种脉象均多见于各种器质性心脏病所致心力衰竭的严重阶段，元气有将脱之势。
不过，虾游脉为气阳虚极、将脱，而雀啄脉则是气阴衰竭、将脱，属性不同，治疗有别。
例１为阴盛阳衰，浊水瘀血停聚，残阳被格拒而内郁、上浮，故出现腹中灼热，热气上冲，面赤，咳血等症。由于心肾气阳虚极，故心悸，气短，小便不利。阴阳互根，阳虚阴亦不足，故舌光无苔。气阳大虚不能鼓动与充盈血脉，更加虚阳浮越，故出现虾游之脉。郭氏认为，叶天士所云“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法则，不仅适于外感温热病阳气内郁之证，内伤杂病用之比单纯使用四逆辈温通阳气效果更好。故以防己（因当时市售者品质不佳而未用）茯苓汤重用黄芪以益气利水而通阳气为主，配以心宝温阳气，生脉益气阴，加丹参活血。小便利则阳气通、格拒解，浊阴自消，气阳回复，诸证缓解。
例１是气阳衰出现格阳证，例２说明气阴衰亦可出现格阳证，皆因浊水停聚之故。气阳衰之格阳证，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气阴衰之格阳证，救阴不在滋亦在利小便，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浊水停聚。因津液不化气阴，反凝聚而为浊水，阻碍阴阳升降故也。当此之时，使小便利则津液通，阴液自生，气化有源，含有以“通”为“补”之义。故例２仍用大剂芪、术、茯、泽、前利水，配合生脉益气滋阴，加丹参活血，而用大黄旨在通下大肠积滞，以改善胃肠郁血状态，利于阴阳升降，亦有以“通”为“补”之意。对此种气阴衰惫而又浊水瘀血停滞，本虚极而又标实甚之证，只通利化瘀，恐正气难支，纯补气阴，又愈补愈滞。故其方攻补兼施，双管齐下，力挽狂澜。
上述两例所用芪、术、苓、泽，具有益气与利水的双重作用，即在改善心功能的同时又具利尿作用，不能视为单纯的“利尿药”。临床实践表明，运用这组药物往往使浮肿消退而小便并不明显增多，可能是通过调节体内水液平衡而起作用的。这组药物适于各种虚性浮肿，是郭氏的常规用方，其中黄芪可用至１００克之多。
第四卷６６０七、肺癌案刘某某，男，５３岁，干部。
１９９３年６月３０日初诊。病史：患者于１９９３年２月上旬出差深圳，突然咳嗽、咯痰、胸闷，伴以痰中带血，随即去当地医院Ｘ线照片检查，疑为“肺癌”。因其体力、精神均佳，偕行同事将其检查结果对其保密，服西药咳血止，仍咳嗽吐痰，胸闷，半月后回成都进一步检查。３月１２日某省立医院放射科会诊报告（照片号：３３７６１８）：“双肺非特异性炎变可能性大（病因过敏性）”，血液检查：抗核抗（ＡＮＡ）阴性，白细胞１２５×１０９／Ｌ，多核８０％，淋巴１６％，嗜酸性４％。
为进一步确诊，同年４月进住某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查（住院号：０１０８７０；门诊号：１５７６００）。
４月１９日ＣＴ检查报告（ＣＴ号：４５２）：“双肺的改变除不开肺泡癌，建议肺穿活检”。４月２３日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报告（镜检号：３５３３）：“ＣＴ示双肺多个结节影，纤支镜检未见异常，结合临床考虑，右肺周围型癌症可能性大”，并于右下叶前外基底段取活检，冲洗刷片分别送细胞学、病理学检查。４月２４日病理科病理诊断报告（病理号：外－４８０９－９３）：“纤支镜活检（右下肺）查见少量肺细胞癌组织”。主管医师据此主张立即放疗。患者家属不放心，特请该院病理科主任对标本作最后判定，结果仍如上述，指示立即放疗。于是，医生、家属、单位领导都积极做患者的思想工作，动员放疗，以免延误。但患者却自动出院延某中医诊治，服其处方一月余，病情毫无改善，除胸闷、气粗、咳嗽外，更觉精神疲乏，肢体困倦。出示处方一叠，尽皆扶正固本，大补气血，兼抗癌中药之类。经人介绍而来求治。
现证：胸闷，气紧，偶有咳嗽咯痰，乏力，眠食尚可，二便调。察其素体肥实，精神欠佳，面色晦滞，舌苔满布，薄白滑润，舌边尖红，脉沉细滑数。患者情绪安稳，无烟酒嗜好。
辨治：患者咳痰、胸闷、气紧，病位在肺，结合体质、舌、脉，辨为痰湿壅滞，气道不利，且有化热倾向，是为实多虚少之证。以治实为主，兼顾其虚，以苦辛通降，清肺逐痰法治之。用小陷胸汤合千金苇茎汤加味与服，辅以按摩、食疗以观其效。处方：（１）黄芪４０克、全瓜蒌１５克、法半夏１５克、黄连１０克、苇茎４０克、冬瓜仁２０克、桃仁１５克、苡仁３０克、鱼腥草３０克、橘络１０克。
１日１剂，浓煎，３～４次分服。（２）嘱其家属进行胸背部按摩：以手掌紧贴胸背部，顺、逆时针各按摩３６次，１日２次，以利气降痰，促进气道通畅。（３）每日早餐用苡仁、大枣各２０克，百合、莲米各１５克，煮粥食。
此后，每半月至２０天复诊一次。治疗过程中，除因胃脘不舒或痰咳不利等，酌加白蔻、茵陈、枳壳、郁金、萝卜子、桑白皮、枇杷叶、海浮石、山楂、谷芽、白芍、浙贝等一、二味外，基本方一直未变。到９月６日，咳嗽、咯痰、胸闷、气粗等症状全部消失，精神、体力显著好转。１１月５日Ｘ线照片检查（Ｘ线号：３２８３８）报告：“双肺下部仅见纹影增多，肺内病变基本吸收”，患者开始上半天班。１２月１０日起上全班。患者面色红润，精神、体力已如常人。在此期间，其家人相继多次罹患感冒咳嗽，而患者自觉抗寒能力和抵抗能力增强，从未因被传染受凉而诱患感冒。１９９４年２月３日去原医院ＣＴ复查（ＣＴ号：４５２９７）报告：与前片（９３年４月）比较，右肺和左肺各部实变影及结节影已消散，未见肿块。原主管医生大为惊奇，认为可能诊断有误，乃复查原来的活检标本，确认无误，不可理解而已。为避免损伤，患者不愿再作活检。随访至今３年余，未再复发。患者工作如常，去年评上了高级职称。
第四卷６６１［评析］精神为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精神安定，情绪乐观，则脏腑功能活动强健；气血津液的化生活跃，营运畅利，生机活泼，才能充分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而收到应有的效果。如情绪悲观，神气涣散，则五脏六腑皆摇，气血津液的生化营运低抑，生机消退，即使辨证用药正确，也难以产生相当的应答效应，必然事倍功半。本案患者心理素质良好，情绪稳定，又属病之早期，加之能坚持服药、按摩、食疗综合治理，故取得如此良好的效果。
本病例通过辨虚实，察寒热，明主次，辨证论治，进行整体、宏观调控，从恢复紊乱的生理功能着眼而收效，是不治癌而治癌的途径。郭氏认为中医治癌仍当坚持辨证论治，才能发挥中医的治疗优势，并指出应当纠正当前治疗癌症的几种不良倾向：其一，凡癌皆虚，见癌就补，不知“补可留邪”之弊。若属实证而纯补之，必使气机愈补愈滞塞，不仅不能补养正气，反而补养了癌细胞，促其生长更加活跃；其二，凡癌皆巨毒大实，见癌就剧破猛攻。不知峻猛之药多有大毒，克伐生气，用之往往癌未除而气先伤，即使实证病人也当慎用，如芫花、大戟、甘遂、丑牛、虻虫、斑蝥之类；其三，辨癌不辨证，见癌就使用抗癌中药。现代药理研究具抗癌作用的中药不下百余种，寒、热、温、凉、补、泄均有之，但都是实验室里的观察，在临床实际应用的效果都不肯定，不管药性而盲目用之，是不会有效的。须知，就消除癌块而言，西医的三大法宝：放疗、化疗与手术，目前仍是其优势，而中医的优势在于辨证论治。公认，通过中医辨证论治，对改善体质，提高生活质量，减低放疗、化疗的副反应，改善癌块所致炎症、胃肠功能和免疫功能紊乱，降低血液高粘状态以减少癌栓向远处转移，延长生存期等，疗效是肯定的，有的病人通过辨证论治而达到痊愈水平。当然，癌症毕竟是当前的一种难治之症，其中许多规律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摸索。所以，治愈了甲的肺癌，不一定能治愈乙的肺癌，皆因甲和乙的体质状况、反应状态、心理素质、病理程度、环境条件等等，都不一样。不过，治愈了甲的肺癌与没有治愈乙的肺癌，两者都是事实，只有不断地、大量的积累这些事实与经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摸清其规律。
医论医话
一、“毒”的内涵与解毒的多途径“毒”作为病因概念，早在《内经》中就有叙述，如《素问·刺法论》有“避其毒气”之云；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有“阴毒”、“阳毒”为病之论。晋·王叔和《伤寒例》阐述了“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的机理。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更有“伤寒毒”、“温病毒”、“时气毒”、“热病毒”、“蛊毒”、“注毒”，以及各种虫、酒、食物、药物中毒的记载。唐·王焘《外台秘要》搜集了许多毒气为病和解毒之方。宋·庞安时《伤寒总病论》发挥了《伤寒例》的寒毒说，认为当严寒之时感受寒毒，寒毒与营卫相混，即时成病名曰伤寒，“其不即时成病，则寒毒藏于肌肤之间……因春温气而变，名曰温病也；因夏暑气而变，名曰热病也；因八节虚风而变，名曰中风也……”。还认为，“假令素有寒者，多变阳虚阴盛之候，或变阴毒也；素有热者，多变阳盛阴虚之候，或变阳毒也。”强调一切外感病的共同病因是“毒”，并说明“毒”有阴阳寒热的不同属性，所以临床表现也有伤寒、中风、温热、暑湿等不同证候，其治疗则首重解毒之法。此后，宋之刘河间、张从正，清之吴第四卷６６２有性、戴天章等，治疗外感疾病无不以解毒攻邪著称。
然而，“毒”毕竟不是一种特定的病因，而是多种病因的产物。故寒邪成毒称寒毒，温邪成毒称温毒，热邪成毒称热毒，风邪成毒称风毒，湿邪成毒称湿毒，还有蛊毒、虫毒、痢毒、疟毒等等。而从阴阳性质来分，又有阴毒、阳毒之别。由于“毒”的性质不同，“毒”侵袭的部位不同，故解毒之法是多种多样的：有清热解毒、辛温散毒、苦寒泄毒、利湿祛毒、涌吐排毒等法。不能把“毒”仅理解为“热毒”，而视解毒法只有清热解毒一端。
凡邪气成毒，最忌闭郁。毒气闭郁，极易内陷，形成血为毒滞，气为血阻的厥逆危候。所以，解毒之要在于“开泄”祛毒。张从正立汗、吐、下三法，旨在“令无壅滞”；庞安时治温毒五大证，所用柴胡地黄汤、石膏竹叶汤、石膏地黄汤等，既用麻黄、柴胡、葛根、桂枝等，开泄皮毛以发表，又用硝黄泄下以通里，复用栀豉涌吐，车前通利，目的都是为祛逐温毒，开导去路。郭氏曾用辛温散毒法，治愈一例严重蜘蛛咬伤，也属罕见病例，特录之于此，以资借鉴。此１９７４年春，下乡巡回医疗事也。
张某某，女，２６岁，卫生员。
患者茅屋居室多蜘蛛，夜半正熟睡间，忽有蜘蛛叮咬上眼皮而惊醒，初觉眼皮微痒痛，渐次肿起。至天明，肿势甚剧，整个头颈部均高度浮肿，以致头颈难分，口眼难开，不能进食，浮肿已扩展到胸部，见者无不惊异。察其面肿迅速而皮色淡白，神志清楚而不烦不躁，呼吸平匀，知饥欲食，小便通利，脉象浮缓，舌象不可见。盖“风善行而数变”，其肿处皮色不红而是淡白，其病势如此迅速，显系风邪为患，不过，其风未从热化而化毒也，是为“风毒”。其神清不躁，是心肝无患；气平知饥，是肺脾无病；小便通利，是肾脏正常。总之，其病势虽然剧猛，但其毒气未干脏腑，尚未出现败象。辨为蜘蛛咬伤，风毒在上之证。用辛温散毒法，开泄皮毛，使毒从表解。
处方：麻黄６克、白芷２０克、连翘２０克、防风１２克、牛蒡子１２克、菊花６０克、僵蚕１０克、蝉衣１０克、甘草１０克。嘱１日１夜服２剂。
当晚１０时许，肿势顿挫，口能微开，可进食面条。面部浮肿之皮肤表面出现粟状小丘疹，微有痒感，是毒气外泄之征。原方再进２剂，浮肿消退而愈。
二、运用王泰林治肝法得心应手王泰林，字旭高，以擅长肝病证治为其学术特点，而居清代名医之列。王氏以肝气、肝火、肝风为治肝之纲，确也抓住了肝病的基本病机，故凡肝之病不越其外，治肝之法尽在其中。郭氏临床诊治肝病不少，遇有疑难常翻阅王氏著作，灵活运用王氏治肝法确有得心应手之效。兹举三则分述如下：一曰：柔肝法治肝气。肝气之病，以“胀”为特征，主要表现为胸胁胀满作痛，或少腹胀满，妇女乳房胀满等。王氏以“疏肝理气”、“疏肝通络”为首选，但指出：“如肝气胀甚，疏之更甚者，则当用柔肝法，药如当归、枸杞、柏子仁之类。夫肝气作胀，何以疏之更甚？而柔肝之药多偏滋腻，肝气郁滞，最忌补塞，又何以用之？”这正体现了王氏治法之精妙。须知肝气郁滞之由，有气滞血瘀所致，亦有阴血虚肝脉急引起，而疏肝理气通络之剂，多为辛温香燥之品，若用于后者势必更伤阴血，故胀痛更甚。用柔肝法治之，正是《内经·脏气法时论》所谓“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义。阴血不足所致肝脉急而郁滞的证候，其辨证要点在于：一是有阴血虚象；二是胁下胀第四卷６６３痛不适。常见于“肝炎后综合征”、慢性肝炎，以及诊断不明的黄疸肝区痛等，尤其用疏肝理气通络而胀痛反甚者。由于阴血难成而易亏，故柔肝法只能缓缓取效。其代表方如一贯煎（《柳州医话》）、滋水清肝饮等。举一病例以示一斑：刘某某，女，３０岁，干部。
１９８９年８月２７日初诊。患者自诉，两目发黄，右胁下苦满４年余，经本市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多次会诊，反复各种检查（包括ＣＴ），除黄疸指数１０～２０单位外，余无任何异常发现，一直诊断不明。先后服中药数百剂，处方一厚本，尽是疏肝理气、利胆除湿、活血化瘀、实脾治肝为法，无不用其极，而黄疸与胁下苦满毫无改善。察其形体中等，精神尚可，面白少华，两目黄染，唇甲偏淡，舌质瘦小，苔薄白微黄少津。自诉咽干口燥，小便微黄，大便调，口苦，手足心热，胁肋肝区似胀非胀，似痛非痛，是一种难受的酸楚疲乏之不适感，劳累时加剧。扪其脉细而弱。
初诊亦循常法，疏肝利胆，用柴胡疏肝散加茵陈、郁金、黄芩之类。服１０余剂毫无效果，黄疸及胁痛如故。同年９月２０日复诊，诸证如前，改用柔肝法，滋水清肝饮加味：生地２０克、山药２０克、枣皮１５克、丹皮１０克、茯苓１５克、泽泻１０克、当归１０克、白芍３０克、山栀１０克、柴胡１０克、大枣１０克、加麦冬２０克、枸杞１５克。１日煎服１剂。并嘱证情若平稳，可连服２０剂。
同年１０月１５日来诊。胁下酸楚疲乏不适之感大有好转，只偶有发生，惟黄疸如原状。减白芍为１５克，加茵陈１５克，继续柔肝疏郁，嘱服２０剂。１１月１１日复诊，两目黄疸变浅，胁下偶尔轻微不适短暂即过，手足心已不觉烧热。原方续服２０剂，查黄疸指数正常，诸证消失。随访半年未复发。
二曰：养肝法治肝风。王氏养肝法包括养肝阴与养肝血。养肝阴以制肝阳之亢，养肝血以制肝风之动。故养肝法是王氏治肝风内动之常法。惟肝风之起，常挟痰热为患，故王氏用养血法治肝风，总是与清火、熄风、豁痰、通络诸法配合，或以诸法顿挫标证之后，再以养血法消除残证，从本论治而收功。临床表明，凡肝风之证如不用养血法难以竟全功。兹举一例以资说明。
沈某某，女，６０岁，本市居民。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２日初诊。陈诉５日前晨起忽觉左侧面部不断抽动。随即就近去某医院诊治，西医诊断为“面神经痉挛”，用针刺疗法４日未效。察其人形体偏胖，颜面红润，左侧面部连及眼睑不停地抽动，每分钟７～１０次之多，自觉该侧面部麻木，口苦，眠食二便正常，唇红干，舌红苔薄白微黄，脉沉弦而滑。认为外感风邪，引动肝风，挟痰热上扰，横窜络道所致。治以平肝熄风，豁痰清热，通络镇痉法。处方：钩藤３０克、白芍２０克、菊花３０克、蒺藜１５克、石决明３０克、全蝎８克（水洗去盐与药同煎）、地龙１５克、僵蚕１５克、蜈蚣２条、制南星１５克、银花藤３０克、板蓝根２０克、甘草２０克。水煎服，１日１剂，嘱服２剂。
同年１１月６日复诊。患者服２剂面部抽动停止，但停药又抽动，乃先后就近自配原方８剂服用，不敢停药，外出办事也用保温杯盛药液随身携带，按时服药。目前面部抽动已停止，并已停药二日未复发，惟觉左侧面部有麻木烧灼之感，咽喉亦觉干燥。患者在旁候诊１时许，暗察其左侧面部尚有一丝抽动数次，只因程度轻微，患者不自觉而已。察其面正眼合，面唇红干，舌红苔薄黄，脉弦滑数。认为本病例风痰热为标，标证缓解，当从本论治，才能竟全功。王氏养肝法不仅养肝阴，更在于养肝血，即所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理。乃以养血平肝为主，佐以祛风通络清热，作善后调治巩固疗效。处方：第四卷６６４制首乌３０克、生地２０克、桑椹子１５克、白芍２０克、鸡血藤３０克、天麻１５克、菊花２０克、夏枯草２０克、丹皮１０克、赤芍１５克、甘草１０克、蜈蚣２条。１日１剂，水煎服。
１１月２２日三诊。诉服药１０剂，已停药数日未复发，无不适之感。未给方。随访２年余，亦正常。
三曰：温肝法治肝火。肝火上亢当以清肝、泻肝治之，这是其常；如肝火不足，阳虚生寒，又当以温肝治之，这是其变。因肝为刚脏，火盛阳亢是普遍现象，而阳虚生寒是特殊现象故也。
但两者均为肝火之病，一盛一衰而已，故王氏将温肝法列入肝火证治之中，不无道理。肝火上亢，以情绪激动、易怒，头目眩晕，面红目赤，唇红咽干等症为特点；肝火不足，阳虚生寒，则以情绪抑郁低落，肌肉疲乏无力（肝主筋为罢极之本），畏寒喜暖，唇甲色淡为特点，更多的则表现在肝之经脉为寒邪凝滞之证。此证治当温肝火、壮肝阳，才能解经脉之寒凝。也举一例治验说明。
顾某某，男，４８岁，教师。
１９８９年８月３日初诊。自诉右侧臀部、少腹、连及睾丸、大腿冷痛已半年余，遇冷则更甚，炎夏之日也不敢坐冷凳、扇风，扶杖而行，常觉一身疲乏无力，眠食二便正常。察其面苍少华，精神尚可，右腿较左腿已略痿小、松弛，拍打无痛感，舌质淡嫩有齿印，苔白润，脉沉弦而缓。脉症合参，认为系肝火不足，阳虚生寒，寒滞肝经所致。乃用温肝通阳，祛寒活血法治之。处方：制附片１５克（先熬）、肉桂１０克、细辛５克、吴萸１０克、当归２０克、川芎１５克、川椒３０粒、川楝１０克、荔枝核１５克、白芍２０克、鹿角霜２０克、麻黄４克、炙甘草１０克。１日１剂，水浓煎服。
同年１２月２５日来诊。以上方为基础，其间复诊数次略事加减，服药４０余剂，其冷痛尽解，弃杖而行，舌正脉平，乃以十全大补汤作善后调治。随访至１９９０年秋未复发。
王氏治肝，诸法齐备，药不拘泥，故其疏肝法不一定用柴胡。由气郁所致者常用香附、青皮、郁金、苏梗等，由血瘀所致者常用新绛、归须、桃仁、泽兰等，较之柴胡更有针对性。何况疏肝之药甚多，治湿郁有茵陈、藿香、苍术等，治热郁有丹皮、栀子等，治食郁有麦芽、神曲之类，这些药物更切中肝郁之病机。世人有谓王氏疏肝不用柴胡是缺点，而不知此正是其脱俗而高妙之处。如果说，王氏疏肝不拘泥于柴胡，那么，其缓肝、敛肝、泄肝、补肝则均用白芍，随其配伍不同而体现不同的作用，也是王氏熟谙方药组合之独到。如白芍与甘草合则为缓肝剂；配山茱萸、木瓜、乌梅之类则为敛肝剂；配石决、蒺藜、钩藤、夏枯草之类则为平肝剂；与地黄、当归、制首乌、鸡血藤、枸杞之类合则为补肝剂；与芩、连、栀子之类合则为清肝泄肝剂。王氏治肝之法从临床中来，也只有在临床中才能体味其真缔。
三、“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活用“通阳”一语，似是宋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首先明确提出。他说，通脉四逆汤“散阴通阳”；白通汤“葱白之辛，以通阳气”，是针对阴盛于内，格阳于外的证候所运用的治法。那时，“通阳”似只仲景创制的辛温通阳一法，别无二法。清代名医叶天士从大量医疗实践中认识到，辛温通阳的治法，不适于温热病过程中阳气阻闭的证候。特别是湿邪化热，热处湿中，湿蕴热外，湿热交混，阳气阻闭的证候，如不“通阳”则热邪不能宣透，阳气不能开达，结果是发热不休，第四卷６６５而“通阳”、辛温之药又最易助热。所以，叶天士说：“热病救阴犹易，通阳最难”。他根据自己丰富的临证经验，继承刘河间分消宣化之法，针对温热病阳气阻闭的问题，提出“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治法，确也补充了前人之未备。通利小便旨在引三焦弥漫之湿浊或停聚之水饮从小便而去。湿浊水饮既消，热邪自然宣透，而阳气得以通达。这种“以利为通”的治疗手段，对后世无穷启迪，誉为“金针度人”。
郭氏治疗乙型脑炎，当出现高热、昏迷、抽搐、面苍、四肢厥逆、小便不利、苔厚腻，脉沉伏等，湿浊蒙蔽心包，阳气不能宣透的证候时，认为用涤痰、开窍、醒脑是不够的，如加上利小便以通阳气的治法，则效果更好。他治疗多例重型乙脑，除用安宫牛黄丸、竹沥等外，于汤药中必用大剂量泽泻、茯苓、茵陈、前仁之类，效果甚佳。他治暑湿蒙蔽，气阴虚脱，表现为大汗出、肢厥逆、心慌、神恍惚、脉微欲绝之证，每用大剂量生脉散加茵陈而化险为夷。他指出，自叶天士以后，“伤寒、杂病以温为通，温热、湿热以利为通”，便成为通阳的两大法门，其实，不仅温热、湿热阳气阻闭于内，必用“以利为通”的治法，某些杂病由于水饮湿浊阻闭，使清阳不升或格阳于上的证候，也须用这种治法，才能更捷效地达到通阳目的。所以，他治美尼尔氏病，由于水饮停聚中焦，清阳被阻不升，表现为头目眩晕，如坐舟车，胸痞呕吐，苔白滑等证，每用五苓散加半夏、生姜，或半夏白术天麻汤（《医学心悟》）重加泽泻、前仁而收捷效。他治疗心力衰竭，表现为心悸，气短，浮肿，或格阳等证，也是“以利为通”为主法，认为较用真武、四逆单纯温阳的疗效为优，下列病案可资说明。他指出，“以利为通”治法，有下述两种情况时即当慎用：一是阳气下陷，小便清长、失禁；二是高热伤津，气液亏竭，而小便短少，大便秘结，舌干少津。
牟某某，男，５３岁，干部，住院号：６１８６。
因长期患原发性高血压，导致全心衰竭，发生浮肿入院。当时病人咳逆喘息，不得平卧，吐痰甚多，心悸气短，胸腹胀满，右上腹痞块（肝肿大），按之疼痛，口渴喜热饮，小便不利，大便溏薄，下肢冰凉，全身浮肿、发亮，按之没指，久久不起，口唇紫暗，舌质淡嫩，苔白润，脉弦而结代。
时正初秋，已有凉意，同室病员均需裹被而眠，而本例病人却睡不盖被，还摇扇不休，不畏寒而反恶热。当时认为阳虚水肿，是阴盛于内，格阳于外的证候。用真武汤、苓桂术甘汤等，温通阳气，凡２０余日，浮肿略减，余症如前。当时病房实行中西医“双管”制，西医试图降其血压，配以硫酸镁注射，连续５日，浮肿大作，较前更甚，病人自诉体热难受。乃停用上述方药与硫酸镁，采用“以利为通”治法，用大剂五皮饮合五苓散，稍加丹参、红花，取行水先行血，血行水自行之义。服第一剂，当晚尿量大增，连予４剂，肿消大半，体热尽解，心功能改善，再事调理，出院。
赵某某，男，５６岁，教师，住院号：６８４２。
因原发性高血压、脑血管意外入院。病人晨起突然昏仆，不省人事，经家人救护，内窍忽开，神志清晰，惟遗半身不遂，左侧肢体废用，颜面歪斜，舌体不正，语言謇涩，不能完成吹口哨和鼓气等动作。自诉头眩脑胀，胸中热气上冲，小便短少。察其体丰形肥，面色红光，两目发赤，下肢不温，仰卧床榻，神情忧郁，常自发悲泣、恼怒，苔白滑而腻，脉弦数。诊断为中风，认为阳浮盛于上，阴虚陷于下，风痰阻滞，气血奔逆之证。用牵正散、钩藤钦，平肝潜阳，祛风豁痰，并重用泽泻、前仁等利小便，以引阳入阴，反升为降。连服２０余剂，小便逐次增多，病情日趋好转，渐能下床弃杖行走，自由活动，恢复工作和学习。
第四卷６６６四、简谈“久病入络”学说清代叶天士所创“久病入络”之说及其通络治法，是对前人瘀血学说及活血化瘀治法的重大发挥。叶氏认为，“经主气，络主血”，“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络脉阻闭，瘀滞更深一层，是为疾病久治难愈之由。络病因“邪非在表”，故“散之不解”；“邪非着里”，故“攻之不驱”；且“补正却邪，正邪并树无益”，于是提出通络治法，却也别开门径。根据叶氏所述，“久病入络”之证的临床表现特点，至少包括下述三条：①病久顽固不愈；②有固定的疼痛部位或包块，或较为固定的发作性症状；③一般活血化瘀或缓解症状的药物无效或效果不明显。叶氏所提通络治法，包括辛温、辛润、辛咸等具体治法，其中尤以辛咸通络法，亦称虫类通络法，常用全蝎、地龙、山甲、虫、蜣螂等虫药，搜剔络脉，松动病根，最有特色（以上均见《临证指南医案》）。
就“久痛入络”证候而言，郭氏认为，往往既有络脉瘀滞的邪实，又有气血亏损的正虚，在其疼痛发作期，万不可补，愈补愈壅滞闭塞，愈痛气愈虚，故古人有“痛无补法”的垂训，一般都当从实论治，冀其通则不痛，以通为补。病人往往于疼痛停止后即精神爽快，饮食、睡眠随之改善，于是气血渐趋复原。他以全蝎８～１０克（水洗去盐，与药同煎）、地龙１５～２０克、僵蚕１５克，为通络固定方，再据寒热加味，治疗各种神经痛，往往应手取效。其加减法如下：（１）血管神经性头痛：属寒证者，酌加川芎、羌活、细辛、白芷、荜拨之类；属热证者，酌加石膏、菊花、黄芩之类。认为本病必用全蝎搜剔络中之痰瘀才能获捷效。
（２）三叉神经痛：属寒证者，酌加细辛、当归、蜈蚣、玄胡；属热证者，酌加银花藤、丹皮、赤芍。
（３）舌咽神经痛：加减法同（２）。
（４）坐骨神经痛：重加白芍４０～５０克、甘草１０克、牛膝１５克，痛剧者加罂粟壳１５克、玄胡１５～２０克。寒证酌加细辛、桂枝；热证酌加丹皮、黄柏、银花藤。
（５）臂丛神经痛：本病属热者较少见，故一般均酌加羌活、防风、桂枝、细辛、当归、葛根之类。寒凝络瘀重者，酌加蜈蚣、甲珠、鹿角霜、麻黄少许宣通阳气。
（６）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寒证酌加细辛、桂枝、鹿角霜；热证酌加丹皮、赤芍、黄柏、银花藤之类。带状疱疹急性期神经痛难忍者，用固定方加罂粟壳１５克、玄胡２０克、枣仁１５克、并酌加板蓝根、银花、连翘、蒲公英之类，也有较好的减痛效果。
以上诸病若系寒热错杂的证候，则其加减法则寒温并用。还观察到，以上述固定方加味治疗，痛愈甚其止痛效果愈显著，而对绵绵作痛，症状轻微者，其止痛效果反而不明显。后者多系虚证突出，属于“不荣亦痛”之类。还观察到，虫类通络药，如全蝎、蜈蚣等，性偏辛温，易燥热，有的病人连服数剂后往往出现唇口干燥，咽干灼痛等症状，加用石膏、玄参、银花、丹皮之类即可缓解。
郭氏用虫类通络法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得心应手。如用上述固定方加在常规用方中，治疗慢性气管炎或支气管哮喘，常能顿挫喘咳；加在礞石滚痰丸中，治疗顽固性外伤性癫痫，可逐渐终止其发作；加在常规用方中，并加甲珠或蜈蚣等，治疗顽固性腰腿痛、肩周炎等，多能迅速缓解疼痛；加在常规用方中，治疗顽固性心绞痛，亦能显著地提高止痛效果。这类病症多是宿痰入络，痰瘀互结所致，非虫类通络，难以松解病根。他的研究生用实验证明：全蝎、地龙、水蛭、第四卷６６７虫等虫类通络药，能降低周围循环血液中５－羟色胺和组织胺的含量，明显提高实验大鼠的痛阈和耐痛阈，显著地改善血流状态。这部分地解释了虫类通络药的作用机理。兹举病案数例以示应用。
例１三叉神经痛。
马某，女，６２岁，退休干部。
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３日初诊。５年前起病，右侧面部上下颌连鼻翼、眼、耳呈发作性剧痛，本市某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断为“三叉神经痛”。前几年每年发作一二次不等，近年发作渐趋频繁，今年已是第二次发作。３天前打呵欠引起复发，该侧疼痛部位如前，呈烧灼样、针刺样剧痛，阵阵发作，深夜睡中痛醒，说话、吃饭常引起发作，以往服止痛片有效，此次效果不明显。察其形疲体弱，始终以手护按患侧，面色潮红，患侧眼目红赤，舌质红干，苔薄黄，脉细数。辨证为络脉瘀滞，郁久化热。用固定方加味：全蝎１０克（水洗，同煎），地龙、僵蚕、丹皮、玄胡各１５克，白芍、石膏、银花各３０克，甘草１０克。１日１剂，浓煎服。
服药１剂，疼痛锐减；服药５剂，发作中止。此后２日１剂，又进３剂，触按鼻唇等处未诱起发作。后以制首乌、白芍、生地、鸡血藤、枸杞之类养血柔肝，间断服用８剂，追访半年未见复发。
例２坐骨神经痛。
李某，女，５３岁，家庭妇女。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１日初诊。患者右侧腰部、臀部疼痛牵引及大腿后、小腿外侧直至足部，持续性疼痛阵发性加剧，呈针刺样剧痛难忍，夜晚或咳嗽时更甚，坐骨孔点、?点、腓点等均有压痛，Ｌａｓｅｇｕｅ征阳性。本市某医院诊断为“坐骨神经痛”，用针灸、理疗效果不显，每隔２～３小时需服止痛片以暂缓疼痛。察其面色萎黄，形瘦神疲，舌瘦红少苔乏津，脉弦细略数。辨为络脉瘀滞，筋失濡养。用固定方加味：全蝎１０克（水洗，同煎）、地龙１５克、白芍５０克、甘草１０克、玄胡、罂粟壳、木瓜各１５克。１日１剂，浓煎服。
服药１剂，当晚疼痛缓解；服药３剂，疼痛大减，乃去罂粟壳，加牛膝１０克，服药４剂，症状体征消失。后以白芍、甘草、当归、鸡血藤、制首乌、牛膝等常规用量，养血柔筋善后。随访一年余未复发。
例３慢性支气管炎。
李某某，男，６８岁，退休干部。
１９８８年７月３０日初诊。自诉１０余年来，每于咳嗽气逆之际，随即昏倒不省人事，一月发作数次，或数月发作一次。近月来咳嗽气逆而昏倒，一日数次之多，其咳呈痉挛性连续频咳，以致颜面通红，气逆不转，随之昏倒，历时数分钟至十余分钟不等，气息平缓方才慢慢苏醒，吐少量稠痰。西医检查照片诊断为“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近日发作频繁，服中西药无效，家人十分惶恐，特地护持前来就诊。察其形体丰盛，唇甲微紫，苔白滑，脉弦滑。认为此证乃是风痰阻闭，引起一时性气机升降失调所致。由于风善行而数变，挟痰为患，上壅气道则痉咳气逆而昏迷，直当痰降气平，气息缓和之时又苏醒，乃拟祛风解痉、降气豁痰法治之。处方：全蝎８克（水洗，同煎），地龙、僵蚕、法夏、茯苓、厚朴、杏仁各１５克，竺黄１０克（冲），甘草５克。水煎，１日１剂，分３次服。
８月３日复诊，上方服后症状大减，仅在服第一剂后咳嗽短暂昏倒一次。效不更方，再进３第四卷６６８剂。８月７日三诊，一直未发作，咳嗽昏倒完全停止，乃以柴芍六君子汤调理善后收功，服４剂。随访至１９９２年６月，除偶因感冒引起一般咳嗽外，未发生痉挛性频咳昏倒的现象。
查此例病人原服之中药处方，尽是祛痰止咳、降气之品而无效，加入全蝎、地龙、僵蚕祛风解痉而立效，可见祛风解痉有利于降气祛痰。而降胸中之气逆，则厚朴优于陈皮，故方中二陈汤以厚朴易陈皮，加入善化风痰之竺黄，降气缓咳之杏仁、前胡，以增强其作用强度，而收一举制胜之效。风痰之痉咳如此治疗，而寒痰之喘咳，郭氏则用小青龙汤加上述三虫药；热痰之喘咳，则用麻杏石甘汤、小陷胸汤合方加三虫药，治疗无数病例，均有良好的顿挫喘咳的作用。还观察到，三虫药似有协同之功。因有些病例只用僵蚕、地龙加大剂量，或只用全蝎，虽也有效，但不速捷，多难起顿挫效果。所以，他治疗喘咳重者，强调三虫合用，而一般喘咳则不必使用三虫。
经验方
一、眩晕方
组成：石决明３０克、赭石３０克、夏枯草３０克、半夏１５克、前仁１５克、泽泻２０克、茯苓１５克。前二味先煎１５分钟，后下其余诸药再煎２０分钟即成。１日１剂，分３～４次服。
适应证：本方对内耳性眩晕（美尼尔氏病）、迷路炎、前庭神经元炎等，以及脑性眩晕，如脑动脉硬化、高血压病等，多种内伤实证之眩晕，均有迅速中止的显著疗效。
方解：古谓“无风不眩，无痰不晕”，上述诸病之眩晕，多由肝风挟痰上扰头目，或阻于中焦使清阳不升所致。方中前三味平肝清肝以制风之动，半夏祛痰降逆，妙在后三味通利小便，引上逆之风痰下行，有上病下治之义。是方药味不多，却包含从三焦论治之理，故其性味平和而效验彰著。
加减法：（１）眩晕重者，加天麻１５克。
（２）呕吐频繁者，加生姜１５克、竹茹１２克，先少量频服以和胃止呕，呕止则分次给服。头痛者加羌活１５克，血压高者加钩藤３０克。
（３）大便秘结者，大黄１０克另泡服，解便停后服。
病案举例：例１美尼尔氏病。
王某，女，１５岁，学生。
１９８８年７月６日初诊。其母代诉：患者几乎每年在此月份即发眩晕，发时卧床不能动，天眩地转，频频呕吐，心中不适，必住院治疗，打针输液才得缓解。西医诊断为“美尼尔氏病”。昨日复发，卧床不起，头晕目眩，自感外物旋转，恶心呕吐，大便二日未解，好在假期中未误学业而来求治。察患者表情烦躁，舌苔薄白而润，脉略弦数。认为风痰上扰，胃气失和。以眩晕方加竹茹１５克、生姜２片，嘱服３剂。７月９日复诊，陈诉服完２剂诸症消失，开始复习功课，３剂第四卷６６９服完已如常人。察其舌正脉平，再给原方加谷芽、白术调理脾胃以巩固疗效。１９８９年暑假中随访未复发。
例２高血压病。
田某某，男，５８岁，退休干部。
１９８８年７月５日初诊。患者高血压病多年，提前退休，常服罗布麻、降压灵等维持。突于近日晕眩异常，天旋地转，不能动弹，动则眩而呕吐，耳鸣如蝉，口苦，不渴，四肢麻木，小便黄，大便已三日未解，由家人护持前来就诊。察其形体壮实偏胖，目光炯炯，面色红华，舌质略红，苔黄白相兼，脉弦滑，血压：２４／１５ｋＰａ。认为肝阳上亢，阳化风动，挟痰上扰，气血奔逆，腑气不通之证，是中风之先兆。急当镇肝潜阳，祛风豁痰，利水通腑，引奔逆之气血和上扰之风痰下行，方可免中风之虞。以眩晕方加天麻１５克、大黄１０克（另泡服），１日１剂，并嘱静卧少动，情绪安静，以免扰动阳气。７月９日复诊。患者不需人照顾走来门诊，自诉服药３剂，大便日２～３次，小便增多，诸证大减，已不眩晕呕吐，四肢麻木减轻，查血压：２２／９ｋＰａ。上方去大黄，加钩藤３克，又服４剂。自觉无不适而停服中药。
例３脑动脉硬化。
张某某，男，５５岁，干部。
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２日初诊。患者经常性头痛、眩晕、耳鸣，近日加重，不能上班工作，西医脑血流图检查：脑血管紧张度增加。目前头痛、眩晕殊甚，尤以眩晕突出，动则更甚，仿佛天旋地转，但不恶心呕吐，口和知味，二便调畅。又其耳鸣如蝉，有时“咚咚”作响，与脉动一致，夜静时尤明显，而五官科检查，两耳本身并无异状。察其形体偏胖，面色红光，目光炯炯，舌质红苔白滑，脉沉弦滑。其血压不高，血脂正常范围。认为证属肝阳上亢，风痰上扰。用眩晕方加天麻１５克、羌活１５克。服两剂眩晕和头痛如失，惟耳鸣虽减未除。后以养肝阴、活血化瘀之剂，从本图治。
二、过敏方
组成：防风１５～２０克、蝉蜕１５克、丹皮１５克、地骨皮２０～３０克、白鲜皮１５～２０克、生地１５～２０克、白蒺藜１５克、银花２０克、连翘１５克、甘草５～１０克。忌虾、蟹、甜酒、酒等发物。
适应证：各种原因引起的过敏性荨麻疹、皮肤划痕症、过敏性皮炎、鼻炎等。
方解：各种过敏性荨麻疹和皮炎多是血热生风引起。方中防风为祛风之圣药为主，而以蝉蜕佐之，蒺藜助之，其余诸药均为清热凉血之品，平淡之中具有协同之效，因血热得清则风无由生也。
加减法：（１）过敏性鼻炎，风多于热者，可去银翘，酌加桂枝、白芍；自汗则加黄芪、五味。
（２）治各种过敏性皮炎、荨麻疹，尤须保持大便通畅，若大便结燥者，加大黄１０克另泡服，便通停后服。
病案举例：例１过敏性鼻炎。
钟某，女，１７岁，学生。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初诊。患者一年多来，每日早晨起床后遇冷即不第四卷６７０断喷嚏，有时连续数十下，清鼻涕长流，平时遇冷风也发作，甚感痛苦。西医诊断为“过敏性鼻炎”，服西药后有疲乏倦怠之感，而来求治。察其舌苔白润，脉浮缓。是为风邪外袭，肺卫不固之证。过敏方去银、翘、生地、白鲜皮，加黄芪２０克、五味１２克、桂枝１５克、白芍１５克。服４剂而愈。
例２过敏性荨麻疹。
鞠某，男，１３岁，学生。１９８９年８月２１日初诊。患儿一周前全身突发皮疹，痒甚。一般先从耳后发际等处开始，继则胸腹、四肢皮肤出现红色突起之痒疹，有的由散在性逐渐融成一片。
西医诊断“过敏性荨麻疹”，用扑尔敏等药有所减轻，但未控制发疹而来求治。目前仍大片发疹，痒甚，且腹中隐痛，大便正常。察其舌质偏红苔白干，脉滑数，乃血热生风之证也。以过敏方加白芍１５克，服３剂而愈。
三、口炎方
组成：麦冬３０克、天冬１５克、生地２０克、黄芩１５克、枳壳１５克、茵陈２０克、石斛１５克、玄参１５克、丹皮１５克、连翘２０克、枇杷叶２０克、前仁１５～２０克、生甘草５～１０克。
适应证：口腔炎、舌炎。
方解：各种口腔炎、舌炎多是心胃阴虚生热夹湿为患。方中二冬、地、玄、斛滋阴；翘、丹、芩、枇、草清火；茵陈除湿；前仁引心胃之虚火湿热从小便而出。且湿与热结多有气滞，故用枳壳宽中调气，共奏滋阴清热除湿之效。此方实即甘露饮（《和剂局方》）加减化裁而成，但其作用较之更强。
加减法：（１）大便干燥或秘结者，加大黄１０克（另泡服），解便停后服，务必保持大便通畅。
（２）口腔粘膜溃疡多，痛甚，口臭甚者，用银花３０克、连翘２０克、黄连１０～１５克、蒲公英３０克、煎汤待温，含漱。用靛玉红撒布溃疡面，更妙。
病案举例：例１．舌炎。
冯某某，女，５７岁，干部。
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７日初诊。自诉一月来喉头常感不适，舌边有小泡疹作痛，常含化余柑子、润喉片等药，暂时缓解，未予介意。７天前突感舌痛异常，冷热之物均不得入口，去本市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口腔科门诊，诊断为“舌炎”，注射庆大霉素并内服中药未效而来就诊。目前舌体连及咽部烧灼样痛，遇辛辣更甚，张口困难，口渴不思饮，３日未大便，小便黄，且微恶寒。察其形体肥胖，面色苍暗少华，咽部?红，舌体红肿边有点状溃疡，上覆白色假膜，脉细而数。此乃感染性口舌炎，原因心胃阴虚生内热引起，近乃内热化毒之象，其恶寒绝非表证，是热毒蕴蒸由里达外而使营卫失和所致，绝不可表散也。以口炎方加赤芍１５克、黄连１０克、大黄１０克（泡服）。并嘱用淡盐汤漱口，保持口腔清洁。
８月２０日复诊。上方服３剂，舌红肿及疼痛大减，大便日一、二次，能进饮食，恶寒已。原方去大黄再进６剂。８月２７日三诊，舌咽淡白，外观正常，脉细缓。但患者陈诉仍感咽喉干燥而微痛。是口舌热毒已去，阴津未复也。乃以养阴清肺汤加味，服而收功。
第四卷６７１例２复发性口腔炎。
魏某某，女，６２岁，干部。１９９５年６月９日初诊。自诉口腔溃疡反复发作已数年之久，服维生素无效，严重时注射青霉素等缓解症状，但不能痊愈，更不能防止复发。近年来口腔溃疡一直存在，只是症状缓解与加重交替而已，多次查白细胞等均属正常。此次疼痛加重，口苦，口干不思饮，手足心热，心烦，睡眠欠佳，饮食尚可，小便黄，大便每日一次而干燥。察其形体偏瘦，面色苍暗，神情易激动，舌体偏瘦，其边有豆大溃疡两个，周边微红，上呈白色。舌苔白滑，脉细数。此证阴虚湿热之象甚明。以口炎方予服，因当时无靛玉红外用，仍嘱淡盐汤漱口保持口腔清洁。６月１３日复诊，上方服２剂，证大减，自感比以往注射青霉素等效果好，且大便滋润，每日解２次。舌苔变薄，脉细。再给予４剂而愈。３月后，患者因感冒咳嗽来就诊，询知口腔炎未曾复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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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 10:3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