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西医为何难容中医

梁知行

记者◎朱文轶

　　今年这场激烈的争辩，其实是何裕民引发的。作为一本医学专业杂志《医学与哲学》编审之一的何裕民在上百篇来稿中看到一名哲学教师的题为《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和杂志主编赵明杰讨论后，他打算原文发表，希望在被民族情感、传统文化重重符号所束缚、很难有所争议的中医界内部引起一些讨论，构成对中医现状的反思。慎重起见，何裕民配发了
另外几篇意见相反的文章明确刊物立场，自己写了一篇《跳过中西医之争看医学》作为这组文章的开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过于醒目的标题终于还是引发了专业范围外又一场社会层面关于中医生死问题的争辩。

　　这是一百年来多次争辩的持续，只是中西医的力量对比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

　　最近一次，27年前，改革开放伊始，在1979年 卫生部的广州会议上，当时力量看上去仍然均衡的中西医就曾有过一场“谁是主导”的激烈争论。争辩的起因，是在五六十年代对抗传染性疾病的斗争里，“抗生素”和西医力量居功至伟，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动摇了中医信仰深厚的民间基础，卫生系统内的官员也明显出现“中西两派”。时任卫生部长的崔月犁平衡了双方意见，以“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重”方针，从表面上结束了这次纷争。
　　当时何裕民是上海中医学院一名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他对这场争论记忆深刻，因为上海中医学院的师生当年对这场上层论争高度关注。中医存废首当其冲者，是他们这一批青年中医的前途。五六十年代，西医技术推广的同时，国家医疗政策是开展“低成本、广覆盖”的合作医疗，这种近似“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中西医结合式方针的重点是以“投资少成本低”的中医深入到这个国家基层防疫的方方面面，来应对迫在眉睫的流行病问题。那个年代，中医被鼓励，中医学院广泛设立，中医人才井喷式出现。1958年，国内的中医专业人士超过50万，到1978年人数大为减少，但仍有近30万之多。何裕民是他们中的一员。

　　“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上面又有什么新精神传达下来’。”何裕民说。中医失势，何裕民们的前途和出路的确是更现实的矛盾。况且，中医和西医在经济收益上的分野已经渐露端倪。70年代，广设中医的后遗症也开始出现，医院和中医们供多于求，他们又没办法参与供不应求的急诊市场的竞争，西医西药的立竿见影不仅迅速走俏，西医手术和借助医学仪器的诊疗收费也明显比中医更好地解决了医院的生存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卫生部高层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尽管当时的国营医院还未必能从中嗅出未来市场化生存的残酷，但国家财政逐渐退出医疗领域而带来的“饭碗”问题，对整个行业，对这些即将进入行业的从业者而言，却都是眼前的事。

　　现在已经是中医治疗肿瘤界佼佼者的何裕民曾两次试图摆脱成为一名中医的命运，他坦言刚入行时自己对中医毫无兴趣。1978年他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就报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西医研究生，虽然分数上线，他却因种种原因被调剂到中医专业，这让他拒绝了这次录取，接受了上海中医学院的留校安排。1979年他报考本校“中西结合专业”研究生，也是为努力使自己的专业与西医挨边。

　　何裕民的好朋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史博士袁钟更好地表达了当年这种在青年中医中普遍流传的困惑情绪。他认为，疑惑一方面来自现实的忧虑——同为医生，谁也不甘于在将来的身份上有边缘和主流之别，另一方面则是价值观上的剧烈冲突。

　　1975年仍是一名知青的袁钟被他所在的农村大队推荐到四川中医学校学中医。结果第一堂中医课，袁钟上了一半就“愤然离席”了。“恐怕任何一个在基础教育里已经深受逻辑思维影响的人都会像我一样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冲突。”袁钟说，第一节课就是讲“阴阳五行”，并且回应和解释所有医学概念全部是感觉性描述，这让他极为不适。“老师告诉你，什么是‘芤脉’，‘如按葱管’;什么是‘滑脉’，‘如盘中滚珠’;什么是‘涩脉’，‘如轻刀刮竹’。我相信私塾教育出身的人，对这些知识的接受是水到渠成的，但大多数被分配到这个专业的年轻人，这些知识无异于强加。‘阴阳五行’在当时我们看来，都是算命先生干的事。”

　　作为逃避，袁钟选择了医学史方向作为他的研究生专业，“中医是中国传统里的活化石。把它当作一种史学现象来研究，我还是能接受的”。同何裕民和袁钟一样以怀疑的态度坚守在中医业的也并不多。袁钟说，他的很多同学在中医学校里一心钻研西医课程，他们从中医学校一毕业，就改弦更张了。

　　国家使命和个人命运选择的多重力量似乎充满宿命意义地将中医的命运往1929年那场“废止中医运动”的反面推。1929年那场声势浩大的“中医存废争辩”中，中医是胜利者。一小伙西医的实践者和推崇者试图在中国普及推广西医标准，他们发现自己的努力很快被强大的中医力量所击垮，20世纪30年代虽然“西学东渐”在整个社会是更具号召力和潮流性的趋势，但遍布这个国家城市和乡村的大小药铺以及储备其中的药物仍构成着中医系统的主体，并在很多地方充满生命力。中国古老医学的神秘力量把医生、药师、药商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医学家和药学家使用着共同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它们意味着根深蒂固的中医信仰。

　　而半个世纪以后，如同刚刚闯入陌生的华人世界、以传教和慈善事业为载体传播以获得中医世界里人们道德好感的西医那样，中医通过竭力迎合西医标准去适应后者，它在教育传承方式、医药生产方式上几乎全盘西化以成为现代医疗体系的一员。“很多中医内部的人想方设法用西医对中医进行解释，试图证明中医在现代社会有一个合法的出生证。”何裕民说，实际上，1979年那场争论之前，现实已经是“争辩未起，结论昭然”。

　　中医现代化之道尽管暂时解决了中医的身份问题、解决了特殊时期的防疫体制问题，却也将中医拖入了无穷无尽的争论深渊。在西医的激进派看来，中医是规则的破例者，是现代医疗系统的安全隐患。在中医的保守派看来，现代中医又正在成为传统的背叛者。1979年平衡发展方针终止了一场争论，却没有提供“三者并重”的财政解决之道，也没有取消中医西医由来已久的分歧和深层矛盾。-

杏林痴叟

对梁知行先生的转帖，近来更觉有疗我眼盲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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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有无下文？

Waicai

我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自然属于现代科技派，也曾经对现代科技的精确量化与控制有着近乎迷信一样的崇拜，但亲身经历使我改变了这一立场。
       我的女儿2001年3月9日出生，同年8月经海南省人民医院及当时的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确诊为β型地中海贫血，意味着要么骨髓移植要么过早夭折。我自然决定准备骨髓移植，但最终种种原因使我放弃，其中当然有医生们功同良将般表现的原因。
       求医无门后我开始研读《黄帝内经.素问》，尝试自己给女儿治疗。今年10月30日，我拿到女儿的血常规化验单，我所最关心的HGB＝112g/L（30天不输血），这就意味着我对女儿的治疗取得初步的成功，她摆脱了输血以及去铁胺的纠缠。
       西医乃至现代科技不过是形而下很小范畴里更小系统里的“科学”，但它却自以为是地认为它是绝对真理，是“道”——这不过是科学旗下的无知。(限于篇幅，这里不作长篇大论，我正整理材料准备写篇长点的文章)

梁知行

Waicai先生:你好!

请看论坛相关帖子,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中医VS西医--我师父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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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调查——地贫患儿死亡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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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知行

“两会”年年都要提出大量关注中医药生存发展的提案和议案，这不仅因为中医药得传统文化之精髓，更在于其“简便廉验”的比较优势更符合国情，但似乎代表们和委员们的呼声并未能扭转中医药发展颓势。因此，对中医药而言，最为紧迫的是尽快摆脱西学所谓“科学”的束缚，加紧制定“我主人随”的发展战略，把中医药的评价标准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简便廉验”适应国情  

    人民群众对见效、价廉的中医药有着广泛的需求，国际社会“中医药热”也在持续升温，这些认可和理解都证明了中医药的实用性。尤其目前社会低收入群体屡屡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发展中医药更加顺应现实国情。  

    一、中医药疗效好、价格低。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2004年10月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医药既对一些慢性病、疑难病、老年性疾病、功能性疾病和病毒性疾病等有很好的疗效，同时在急性传染病的防治中也可以发挥作用，其在治疗非典和早期艾滋病中都有很好的表现，同时成本低、无明显毒副作用。因此，她在2005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继续开展对恶性肿瘤、病毒性肝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重大疾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积极探索中医药在大骨节病、氟中毒等地方病防治中的作用。  

    二、中医药适合国情，在社区大有可为。北京中医医院院长王莒生表示，中医可以实施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提供个性化服务，同时又具有简、便、廉的优势，容易进社区，容易进家庭，符合国情。  

    三、国际社会“中医药热”持续升温。继1996年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针灸作为治疗方法后，针灸在大多数国家的医疗体系中获得认可。1999年，第一个中药复方经美国FDA批准进入了临床实验，2000年至2002年间，中药先后在古巴、俄罗斯获准以治疗药品形式注册，这是国际社会首次针对特定的传统医药进行立法管理和药品注册，相对于其他传统医学，中医药在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方面获得了先期突破。此外，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日益广泛，中医药的特点和优势逐步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国际市场对中药产品需求加大，都表明中医药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科技部副部长、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程津培委员在本届政协大会发言说，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必须解决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卫生与健康保障问题，因此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的比较优势，这是西方医学所不能替代的。  

    中医药发展处于颓势  

    远者不论，仅自2002年以来，在“两会”上引起广泛反响的关注中医药的建议议案就包括“将中医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列入我国重大科技专项规划”（2002）、“加快中药现代化的步伐”（2003）和农工党中央“提议加强中医药基础研究与建设”（2004）等，但这声声呼吁，很少能够落实为切实有效的措施，所以在一片“振兴中医药”的口号声中，中医药正在艰难度日。  

    首先是中医医院与西医医院差距逐渐拉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医医疗机构数量不足。据统计，在全国县级医院及县级以上的医疗单位中，中医院的比例仅占12.94％。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县都有中医院，中医院覆盖面只有66.145％，而西医医院则平均每个县有4.45个。二是中医队伍发展缓慢。据政协委员锁贺祥和马志伟的不完全统计，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有27.6万人，到2004年还是27万人，53年没有增长。同期西医医生由8.7万人增至157万人，增长了17倍。中西医医生比例由3.2∶1变为1∶5.8。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520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50万人，不足1/10。

    其次，中医院西医化倾向严重。锁贺祥和马志伟称，目前全国有2800多家等级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一方面，名老中医相继离退休后，中青年医师逐步淡化了“望闻问切”和辨证施治的传统中医诊疗技术，热衷于借助仪器化验应对病人，纯中医方法查房、讨论病例的情况已很少见；另一方面，尽管中医院也一直在强调提高中药使用率，但2001年全国中医院药品收入中中药40％、西药60％的份额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还有更多的中医院在“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下大量购买西药与医疗设备，这些都致使中医医术退化萎缩，与患者的需求脱节。  

    第三，中医药产业整体水平还很低。从生产企业看，虽然数量多，但规模小、效益低，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弱、工艺设备落后、管理不规范。从中药产品看，由于中药材质量不稳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已经制约了中药产品的水平。从出口创汇看，药材约占70％～80％，成药仅占20％～30％。出口中药材不仅附加值低，而且一些地区的狂采滥挖已经破坏我国的资源和生态。  

    第四、中医药科研难以深入。这表现在：国家投入太少、企业能力有限，导致中医药研究科技含量较低，中药制剂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此外，中药应用基础研究方法滞后，对中药的作用机理、物质基础、应用理论及新技术、新方法的开发等方面的研究都不够深入。  

    另外，中医药教育没能培养出真正的中医。从院校、生源等方面看，我国的中医药教育确有一定改善，但由于体制、机制等的限制，这些学生名义上是中医的接班人，实则难扛“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任。中日友好医院的焦树德教授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邓铁涛教授强调：“中医高等教育如现在还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再过10年，恐怕能用老中医们那种传统的方法治病的中医就没有了。”  

    中医药需要自己的评价标准  

    中医要发展处于颓势，有社会变迁、文化兴革的关系，有名老中医行将老去、传人平庸的原因，但关键是中医药理论自身没有本质的创新和发展，反而受困于西方医学的理论藩篱，盲目地“削中医之足”以“适西医之履”，泯灭了中医药学独有的特色和优势，用已故的前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先生的话说，就是“让牧师领导和尚”，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有人认为，科学是能够“实证”的，医疗的价值须具“可检验性”，有效的方药应当经得起“重复”。而中医治病，即使针对同一种疾病，今天用这个方子有效，可能明天就没效果了，或者对这个病人有效，对另外的病人又无效了。据此，他们认为中医药不科学，甚至是“巫术”。其实，并非中医不可重复验证，只不过西医重复验证的是“病”，而中医重复验证的是“证”，例如《伤寒论》中的两百余首经方，重复了1800余年，至今仍然疗效卓著。  

    而且，中医与西医虽然研究领域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重叠。从方法上着眼，中医重宏观，重归纳，辨证论治，其优势在宏观准确性；西医则重微观，重分析，其强项在微观精确性。从源头上着眼，中医是临床医学，研究的始终是活人，中药更是几千年间在无数活人身上试验的结果；西医则以人体解剖为基础，从研究死人开始，西药则是从诸多化合物中筛选出来，通过动物实验、临床试验确定其安全性、有效性。从体系着眼，中医药体系既学药又学医，医、药不分家；西医药体系则让医和药分离。所以，中西医学各有所长，西医长于治疗实质性的病变，中医则擅于治疗功能性的病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药不能简单移植西医的医院结构、教育体系、资质认证程序，而是迫切需要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和评估体系，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医药学。这也正如政协委员、河北以岭医药集团董事长吴以岭所言：“如果我国不抓紧制定中药标准，那么美国等发达国家就会抢在我们之前制定，难道我们拥有2000多年中医理论与经验的传统中医药大国，中药标准还要等西方国家来制定？”

    为此程津培、锁贺祥和马志伟等代表、委员建议，要正确处理中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开发和保护的关系。中医药的原创优势不仅使我国能够在该领域中确立长时期的领先地位，而且有可能将这种领先优势延伸到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等领域。为了保持这种原创优势，一定要合理分工，培本固元，在抓好中医基础理论创新研究的同时，加强中医药自身的标准化建设，以原创化主导标准化，以原创化处理开发和保护的关系。创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提高中医药整体科技水平，强调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开发研究和中医药产业化发展研究。还要注重培养人才，完善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尽快制定中医药法。  

    张大宁委员：中医药事业“提速”的关键在临床疗效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积极发展中医药事业，我认为当前发挥和提高中医药的临床疗效是中医药事业‘提速’的关键。”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张大宁说，发展中医药学必须把“临床疗效”摆在第一位。  

    张大宁说，中医药学是一门非常完整、独立的医学体系，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属于自然科学中的应用科学的范畴。近百年来，现代医学即西医飞速向前发展，对世界各国的传统医药产生极大冲击，而唯独中医药学没有被冲垮，相反还向前发展了。主要原因是，中医药有很多疗效是现代医学所不能比拟的。  

    张大宁说，从宏观上讲，任何一种医学都是以临床疗效作为宗旨和归宿。中医药学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几千年中，都是以不断提高临床疗效为基础的，而这种基础是以实践经验为前提。因此，当前要加快发掘整理中医专家的临床实践，尤其是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再加以系统研究，才能真正发挥中医药学的优势。  

    张大宁表示，国家要从财政上支持和发展中医药产业，中医药行业要从“临床疗效、医疗速度、方便就医、治疗价格”4个进行方面改革。他还建议，有关部门准备启动的“医药分家”政策对中药行业要特殊对待，因为中药在中医治疗过程中占60％至70％的比例，如果中药行业被强行执行“医药分家”的政策，将给中医药的发展带来极大冲击。

Waicai

非常感谢你所提供的帖子。实际上，在我着手治疗我女儿之前，我已经成功地治疗了我三弟，这是一个患了十三年“精神病”的病人，也是海南省187医院（安宁医院）挂了号的病人。今年9月，由于病情恶化，到187医院，医生给他开了博思清等药，结果病情不但没有缓解，还变本加厉，搞得全家不得安生。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我着手给三弟治疗（在此之前我从未治过别人），很幸运，经过六天的治疗后，三弟恢复正常（至今从未出现异常）。我开始质疑是否真的存在“精神病”这种东东。我对女儿的治疗基本从五运六气着手，10月初施治，结果却很令人鼓舞。我所以选择自己治疗并不是我不想找好中医，实在是好中医太难找，我所见到的中医了不起算用中药的西医。看了你师父的事迹，我感到这是希望所在，希望梁先生能提供具体联系你师父的办法。

[ Last edited by Waicai on 2006/11/21 at 23:56 ]

Waicai

如果可能，请梁先生用这个电子邮箱与我联系：waicai_hot@hotmail.com

高品山

中医才是真正的人医，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万世不变的真理，中医急需要本身独立的发展、管理、教育的特殊体制，中医药合一，是中医快速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和保证，独立是第一，中医要从卫生部尽快独立出来，成立中医部，才能争取不被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