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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现代研究不应只走自然科学的道路，还应增加中医哲学、中医心理学、中医社会学、中医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这样才可以真正全面地再现传统中医学的原创精神，避免现代人在中医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困惑、价值混乱和方向迷失。
中医元哲学的研究
中医元哲学是指中医理论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如气化学说、易经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数理学说等。中医元哲学是中医理论的形而上学，是中医观察、思考问题的先验图式，是中医世界观、生命观、人体观、疾病观、方法论的逻辑起点。研究中医元哲学的意义在于有助于回答中医理论的合理性问题、特质问题和观察的理论与文化负荷。《易》是中医的元哲学之一，古人曰，易为中医医理之母，医“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中医哲学研究就是中医知识谱系的考古学。
我们研究中医元哲学既不需要抽象空洞无物的元哲学争论，也不需要建构什么体系，更不是为了让中医附和于某种所谓正确的哲学，而应该坚持具体的、语境化的、实证化的研究道路。中医的元哲学思想渊源于风俗习惯、神话传说、汉语言字形义、先秦哲学等远古文化，而渗透和体现在《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之中，因此，离开了文本的实证研究就不可能真正对中医有所帮助。那些将哲学“大词”同诸多具体问题割裂开来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其理论性强和崇高，反而是坚持旧哲学的蒙昧与倒退。当代哲学是逻辑实证的、分析哲学的和现象学的。如果说中医是一个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的体系，那么中医元哲学就是中医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达到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根基。
中医逻辑的研究
逻辑既是哲学的骨骼，也是分析的工具，中医理论的特质反映在其文本的逻辑构造上。中医逻辑的研究内容涉及中医基本概念、命题和推理形式结构与内容，中医逻辑的类型、、方法等多个方面。运用逻辑实证的方法研究中医概念和命题，有助于中医理论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促进中医概念和命题向可操作化与可检验的方向发展，促进概念的清晰化、准确化、标准化和实验化，避免概念的误用与混乱，避免将词与物的关系颠倒。如那种尝试用实验找出阴阳、五行物质基础的做法，其实是不懂得中医文本中阴阳、五行，不是指两种或五种实体，而仅仅是用来明确概念外延的划分法。
中医逻辑的研究既可以从中西医比较的角度入手，也可以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和辩证逻辑为工具对中医的文本进行分析。中医逻辑具有很多特点，如在概念层次上，中医属性概念使用较为普遍，如脏腑、经络等，如果将其与西医的具有解剖形态的实体概念等同起来，就会造成张冠李戴的现象；在判断层次上，中医关系判断较为丰富，是中医辩证思维的表现特色；在推理层次，演绎方法和类比方法尤为突出，是古代逻辑思维的普遍特点。可以预见，中西医理论的真正结合必依赖于两种医学理论在逻辑上的解构与重构。当前，我们只有解决了中西医在概念层次上的通约，那么，判断、推理等高层次的沟通与转化障碍才能迎刃而解。实验和临床的外部检验是必要的，但理论内部一致性分析的逻辑检验才是深刻的。
数学与逻辑同根同理，中西医数学理念及其应用亦有相当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是影响中西医发展方向与速度的重要变量。中医数学思想及其方法论应当成为中医逻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果关系只是事物之间诸多逻辑关系中的一种，并不是惟一的关系。经典的力学、物理学和化学中的许多定律揭示了不少因果关系，但现代和后现代的研究却显示出更多的复杂关系（即非古典的逻辑）也存在于这个多样的世界之中。中医文本不仅基本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也具有突出的多值逻辑、模态逻辑、时态逻辑、模糊逻辑、辩证逻辑等文化特点。
中西医哲学的比较研究
一般来说，跨文化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明某种文化类型的优劣，而是为了克服某种文化认识的局限性，避免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完善人类的知识。中西医比较研究的目的亦是如此。文化比较研究可分为历时性的纵向影响研究和同时性的横向比较研究，谁先孰后提示的只是文化发育影响存在的可能性，而不能作出先进与落后的评判。
中西医的差异根源于其所依赖的哲学体系的不同。原子论与气化学说、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计算度量与数理推演、分析与综合等认识论与方法论取向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医不同的认识成果。中西医哲学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打破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认识局限性或是民族中心主义，扩大认识的视野，改变认识的角度，有助于防止将自己在社会化过程中不知不觉内化的文化逻辑当作理所当然的和惟一正确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医学理论本质的认识，理论并非惟一就是对客观事物本身的正确反映，也可能是从一组命题推出另一组命题的规则或工具，甚至仅仅只是一种猜想而已。事实上，中西医所面对的人和疾病世界并无二致，有区别的只是他们对这个同一的世界的理解和解释不一样。人是居住在栖息地的动物，而地域是有文化差异的，因而地域中的人所构造的逻辑与相应的民族精神文化的特质是相一致的。比较研究将对我们形成的某些刻板印象和主观猜想带来强烈冲击和促进反思。
中医文本的语言哲学的研究
米歇尔·福柯认为，“认识和语言是严格交织在一起的。”因为语言是表象与反思之间的具体纽带，认识就是严格地讲话，语言不仅记录了人的认识过程与结果，而且产生虚假的观念和导致谬误。人是一个符号的动物，人使用语言符号创作了科学和医学。按照西方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关于“三世界”划分的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中西医所面对的人体与疾病世界（世界1）并无二致，导致中西医理论文本（世界2）的差异，源于认识主体精神世界（世界3）的不同，而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是现实第一信号的信号。语言和物在一个共有空间内相互缠绕。古代的遗产，古人的发现都埋藏在语言的化石之中。例如汉字的构词法与中医的认识发生过程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运用阐释学的方法从中医典籍的文本来研究中医概念（名）与实的关系，还原文本作者的原创精神，比较中西医理论差异的语义学根源及其探讨结合或统一的可能性，澄清中医史学上有争议的许多关键问题。例如果按照语词起源在心理需要上的不同，可将其区分为显示他物存在的“写实性符号”与开放主观世界的“心灵经验性符号”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中医史上的“三焦”、“命门”、“经络”、脏腑之争，可能仅仅只是一个文本世界解读的误会，即将“心灵经验的符号”当作“写实性的符号”，循名责实以致陷于迷惘之中。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知识的本义在于阐释，而不是注释与证明。知识在于语言与语言的关系，在于恢复词与物的巨大的、统一的平面。我们并不缺乏医古文研究（称之为小学研究），缺乏的是具有高瞻远瞩的语言哲学研究。福柯正是从东西方植物学的比较中发现，无论是不同时期的，还是两种不同文化中的文本区别就在于“对物做分类时把物交付知识的秩序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借此可以这样推断，中西医差别的关键点在于对物与词的关系的处理方式不一。解决许许多多的中医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的困惑的出路也许就存在于中西医文本的解构与重构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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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17 12:0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