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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市襄城区清菁气味科研所 李德敏
[关键词] 郎中 医师 药证
[摘要]
医生职称始于何年，中药药证始于何年，郎中的存在无法计年。
中成药上万种，古典药方有多少，民间验方有多少，无人知晓。
给医生定职称、给中成药发药证是社会的进步，但数典忘祖、以蠡测海、削足适履亦不足取。
近日报端文章“艾滋病拯救中医”，其文辛辣其义苦涩，诉尽中医心头怨，民间中医望文落泪。
民间中医走在治艾第一线
有人将艾滋病比作二十世纪的瘟疫，西医西药治不了就断言是不治之症。1996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应坦桑尼亚总统邀请，派中医赴该国治疗艾滋病已历时八年。2000年河南省上蔡县发现艾滋病高发村，去那里义务治病的却都是民间郎中。2001年5月中国政府颁布《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提出“要政府负责，加强部门合作与群众参与”，还强调“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提倡艾滋病的中医与中西医结合防治”。中国的大小医院收治艾滋病病人的仅区区三家，响应政府号召到艾滋病疫区送医送药的人都是民间中医药研究机构和村医。2004年7月，科技部委派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去河南调查,被当地政府和群众公认的疗效较好的七路民间中医都是无行医执照和医生职称的，他们无人委派，无人组织，无报酬，用自己配制的中药治病。民间中医为什么有胆量有勇气，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被传染，不怕“犯法”，不怕坐牢，因为他们有一颗为国为民的红心，有振兴中医的决心，艺高人胆大。他们被骂做无业游民、游医、骗子，社会舆论和政府无人为他们说话，但他们不改初衷，不能公开治疗就搞地下活动，艾滋病患者和他们心连心，疫区群众到政府请愿，要他们召回民间中医，当地政府向上级请示希望上级政府批准民间中医回村，这是为什么？民间中医进入文楼村前后的情况对比最能说明问题。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科技部的调查报告就是总结，艾滋病的死亡人数少了，发热、腹泻、身上长疮的人少了，挂输液瓶的人少了，不吃政府发放的鸡尾酒吃中药，民间中医敢治顽症能治顽症说明了什么？
民间中医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没有治疗过艾滋病，但他们自己配制的药能治艾滋病，他们没进过中医院校，但他们能开处方配制剂，他们的医术是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是从群众中学来的，中医药伟大宝库深藏在中华大地，土生土长又根深叶茂。
民间中医退出历史舞台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医的培养是以家传和师徒传代为主，虽然没有形成流派，但是在每个地区都有少数威信较高的中医在支撑着一方的医疗工作。1958年是一个大转折，人民公社化不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公社普遍成立卫生院，民间中医都集中在公社卫生院工作，后来又将小公社合并成大公社，卫生院的数量减少了，给广大农村造成医疗空白点，看一个头痛脑热的小病要跑十几里几十里路，当时农村不通汽车，牛车也公社化了，用板车送病人最为常见。党和政府为解决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实行了赤脚医生制度，每个大队都配有赤脚医生，大队的规模基本上是一个大的自然村或邻近的几个小村，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赤脚医生的来源一大部分是农村老中医的子女，有一定的基础，又有老一辈撑腰，可以独立工作，还有一部份农村文化青年到医院培训后成为赤脚医生。
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赤脚医生这一提法没有了，大部份赤脚医生的医术已经成熟，相继建立农村医疗点，办门诊兼售西药和中成药，设中药药房抓药的基本上绝迹，不开处方抓中药对提高中医诊断治疗技术极为不利，不自觉地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对全面掌握中医医理和中药药理十分不利，能自拟处方的人少了，自己采集中药材的几乎绝迹，这对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极为不利。
造成这种局面的另一个原因是使用西药和中成药方便，医生也不愿意动太多脑筋，这样长此以往，很难出现名医。中药新药的研究与创新失去了群众基础，千斤重担落在了少数人手里——大医院和官办的医药研究机构。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医家传和师带徒方式转变为单一的中医药院校培养学生方式。兴办中医院校故然是社会的进步，但其培养的人数却减少了许多，教材统一，从书本到书本，流派少了，教材内容有限，根本无法继承前人的成就。
老的民间中医自己的行医资格已成了问题，培养接班人更无可能。笔者的一位叔叔十年前去逝，享年九十四岁，是远近闻名的中医兽医，没有开过诊所，义务行医八十多年,经他手医治的牛马不计其数，他的子女无一人懂兽医，倒是官办的兽医医院的医生们从他那里“偷”到了不少技术。
民间中医药研究所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笔者没有进过医学院校，一辈子没有行过医，对中医的兴趣是从小看叔叔给牲口看病引起的，他不止一次地看到叔叔露着涂着香油的臂膀给牛马掏结，牛马一动不动，不一会儿功夫掏出一大堆成团的草。他还看到把小公牛吊在两个树桩上将睾丸割下来用冷水往上浇。还看到将活鸡的脖子扭断，将鸡血顺竹筒灌进牛嘴里。节假日还跟随叔叔外出采药，这就是家庭的熏陶吧。本文的三作者是一家人，李晓、李梅心是李德敏的子女。他们走上中药研究的道路不是偶然的，是父亲对中药的执迷感染了子女。医学的魅力是很大的，只要你深刻地接触到它，就不会不被吸引。他们的道路是中国目前民间中医现状的一个缩影。
李德敏和其夫人韩玉芝是在四十岁以后弃工从医的，是汉代的防腐技术点燃了他们少年时的梦想，当一名中医救死扶伤。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破译千年古尸不腐之谜，三年功夫配制成了和汉墓棺液中相同颜色相同作用的防腐液，并证实它的杀菌效果达到了高效化学消毒剂的水平。他们又进一步研究其在体内的杀菌效果，终于有了能治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感染性疾病，又对乙肝、癌症、艾滋、非典等疑难症做了初步临床观察，效果显著前景诱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前副院长王有森教授的讲话给了他们很大鼓舞，王有森说：“李德敏先生研制的消毒剂是目前植物消毒剂中杀菌力最强的一种，由于它是纯植物制剂又有杀菌力强这一特点，必将由它派生和发展成许多对人类健康有益的产品。”三十年过去了，他们的成果累累，回顾他们走过的中医药研究的道路充满着荆棘，他们没有自己的诊所，他们的药物试验是怎样进行的？非临床试验是在国家正规单位完成的，临床效果的观察是自己和周围的亲朋好友志愿进行的，先涂涂抹抹治疗外部疾病，再试着喝一喝治疗感冒、腹泻等小病，积累得多了影响也有了，就有人敢于拿它治疗乙肝、结肠炎等难治的病，终于他们大起胆来到艾滋病村治疗艾滋病。假若他们是正规医生或在大医院工作，这些研究也许只用三二年即可完成，而他们却花了漫长的三十年，尽管如此，他们还没有能力和资格申办中药新药证书。他们树的牌子是气味科学研究所，医药二字他们没资格使用，既办不起医院又开不起药厂。凡了解他们的医学专家都对他们肃然起敬，已故的科学院前院长卢嘉锡题词鼓励他们“研究气味科学，勇攀科学高峰”。已故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曾经两次安排知名医学专家帮助他们进行治乙肝和癌症的临床试验，只因为他们资历太浅不受重视。陈部长的夫人李家熙研究员深感惋惜，提笔为他们写了这样几句话“科学的工作态度执着的追求精神是事业成功之本”，落款却用了“李家熙代陈敏章题”，其中寓意深刻。
是的，李德敏、韩玉芝夫妇和子女所走的中医药研究之路离开了“执着追求”能坚持下来吗？他们攀登的是科学的高峰。中国中医院前院长唐由之有过一篇谈话，题目是“气味学使中医药学有个大发展”，他们一家人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创出了新中药，还走出了一条研究中医药的新路。唐由之院长总结得最好:
在座的李德敏先生20多年来深入研究中医药学并做出了贡献，我支持他的工作。我参加过他于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气味医学研讨会，他写的一些学术文章我看过一些，他提出气味医学新观点很有新意。据我所知，李德敏先生是搞航空的，在马王堆汉墓防腐术启发下才开始学习医学的，我对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表示敬重。
李德敏先生提出“气味致病又治病，植物依天又医天”符合辩证法。植物能净化空气，不同的植物能吸收不同的“毒气”，用植物作空气净化剂，消除空气污染，用“医天”一词很形象。
他提出的《气味是生物界的共同语言，嗅觉是生命的守护神》的观点是有一定科学性的，有必要提倡气味学。因为动物*气味辨别是否同类或异类是否是食物或毒物，植物*产生气味防虫防细菌，这就是生物界的相生相克，植物产生的次生代谢物如甙、酮醌、生物碱等有的有特殊气味的，也就是有的植物含的药用成份，是有特殊气味的，用气味来研究药物机理，亦是可探讨的问题。李先生提出了“植物产毒与动物解毒是生物进化的原动力”的观点值得重视，对医学有所新的探讨。
李先生提出的“化学成份单一是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根源”的观点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有一定的道理，但学术争鸣是好事，在争论中明辨是非，在争论中提高认识。
李先生对中医有继承、有发展。《光明日报》发表的报告文学“还地球一个清新”的文章对李德敏夫妇的钻研精神给予肯定，在国内外都有反响，因为《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了这篇文章。今年，这篇报告文学又编入了高中语文实验课本，让学生们也关心气味学。《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1996年8月19日）向中共中央委员们呼吁支持李德敏的气味学研究。
回顾对中医药发展有贡献的历代名医华佗、扁鹊、孙思邈、张仲景、李时珍……他们所走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李氏家族正在亦步亦趋地继续走下去。时代发展了科学进步了，民间中医仍然能创造出医学史上的奇迹：植物消毒剂出现了，治理空气污染的中药出现了，中药抗生素出现了，谁还能低估民间中医的作用呢？中医院校已经很多，规模宏大设备先进的中药研究机构出现了，当代的中医名医却很少，有竞争力的中药成药也很少，这种反常现象不应该引起中国人的反醒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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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9 16: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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