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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先中
内容提要 西医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冲击。从疑虑、惊诧到认可、接纳甚至崇拜，基本构成了晚清以来中国人对西洋医学的认知轨迹。清朝统治阶层对西洋医学的态度缘于他们自身对西医的体验，历经矛盾与反复，最终产生认同感并完成了医疗体制上的变革，这一过程暗含着政治观念和制度层面的演进；由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和维新派人士构成的知识精英群体，运用进化论的思想方法，从救国保种的高度，积极倡行发展西医，引领着中国近代医学思潮的变迁；中医药界则以平和的心态应对西医的冲击，通过研究和比照，取开放的姿态认可与接纳西医，并试图通过“汇通”中西医精华，寻求中国医学的发展路径；普通民众是西医面对的最广泛的群体，也是其取信中国、扎根中国的社会基础。他们对西医的态度从畏疑、迷惑发展到接受和信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而西医的实效性最终成为征服普通百姓的密钥。
关键词 西洋医学；统治阶层；知识精英；中医药界；社会民众
西洋医学最初登陆中国要追溯到明朝末年。据载“1600年以前，西方的医术已渐次流入中国。”[i]但是，西医有规模地登陆中土则发生在十九世纪。这项医疗技术的嵌入，对中国传统医疗格局乃至社会生活、社会心理都带来了微妙而深刻的冲击，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对西医的认知和接纳都经历了复杂的心理转折。
一、统治阶层： 疑虑与接纳
西洋医学与中国统治阶层的最初接触始于康熙帝。《燕京开教略》有载：“康熙偶患疟疾，洪若翰(1687年来华)、刘应(1687年来华)进金鸡纳，……皇上以未达药性，派四大臣亲验，先令患疟疾者服之，皆愈。四大臣自服少许，亦觉无害，遂请皇上进用，不日疟瘳，……特于皇城西安门赐广厦一所（按：即北堂）。”[ii]
受益于西来之术，康熙开始格外宠信传教士医师和西药。据《中国医史》记载：“康熙好了不久，威风凛凛地带着一大批随从从宫廷骑马出城，并且破例允许人们在街上观看，……陪同出游的有四位神父：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iii]
此后，一些传教士医生继续为宫廷服务，著名的有罗怀忠、罗德先、安泰等。另外，巴新、巴多明等教会医生也先后在雍正和乾隆宫中充任御医。
清初，西洋医学对以康熙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形成了第一波冲击。康熙对西洋医学的垂青，在清朝历代统治者中最具代表性。即便如此，他最初也没有掩饰对西医效用的疑惧。前文所述，传教士医生洪若翰和刘应带着金鸡纳到宫中为他治疟疾，康熙并没有立马服用，而是令四大臣和其他疟疾患者先行服用以观效果。在他和传教士医生乌尔达的一次玩笑中，也多少流露出对西医不信任：“皇上望西洋内科乌尔达说玩话：‘你治死了多少人？想是尔治死的人，比我杀的人还多了。’皇上大笑甚欢。”[iv]这种心理反映了国人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微妙心态。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优越感支配下，习惯于把外国视为蛮夷之邦，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成见，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构筑了一道心理屏障。康熙晚年，清政府出台禁教政策，中国又经历了近百年的闭关自守。耶稣会士的活动进入低潮，“无论于传教或传医，都仅仅是匆匆过客而已。”[v]
西洋医学卷土重来，一般以1805年牛痘术传入为起点。传教士医生通过种牛痘的方法博取了中国人的欢迎。1805年冬至1806年春，内地天花流行，在广东，很多人涌到洋医皮尔逊的诊所要求种痘，一年之中，皮尔逊曾为数千人施种。但西医真正在规模上的拓展，则是进入近代以后。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在中国取得一系列特权，其中包括“设立医馆”（中美望厦条约第17款）、建造“医人院”（中法黄埔条约第22款）。[vi]虽然清政府迫于条约束缚，给西方以传教和设立医院的特权，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官方仍持漠视和限制的态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再次强迫清政府承认自由传教和设立医院，西洋医学与官方的关系才有所松动。面对一大批并不认可西医的官员和士大夫，教会医生往往主动出击，通过在上层社会的公关活动，对名流显要施展影响以扭转局面，争取获得中国官方对西洋医学的认可与信赖。伯驾、雒魏林、德贞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星豆栏医局，开创了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广州的官员一度产生畏疑，为此他们“专门派了一名密探，到医局去刺探外国医生的意图”[vii]，但是未加干涉。伯驾在报告中写道：“没有什么反对被激起，相反，我一直确信医院不仅被政府官员所知，而且为他们所赞同。”[viii]1838年中华医学传教会在广州成立时，政府也没有干预，并“获得中国官方的默许”[ix]。伯驾在1839年就托人给患有疝气的林则徐送去疝气带，并有这样的记载：“疝气带送去给钦差大臣之后，健康状况良好，只有当他咳嗽时肚子上的东西较易滑落。从他所说的症状看来，他似乎还有气喘，我给他送去一份药。为了向我道谢，他送来了水果等礼物。”[x]
伯驾十分重视这次交往，并“专门为林则徐立了一张病历书，编号为6565。”[xi]林则徐对伯驾医术的青睐，增添了伯驾的自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政府通知伯驾停办医院。1842年，战争结束以后，伯驾重开广州的医院，次年，时任钦差大臣的耆英到伯驾的医院看病，并对医院赞不绝口。事后，耆英不仅赠给伯驾一些小礼物，还赠了两个匾额，上书“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落款为“耆宫保书赠伯驾先生”。[xii]从林则徐和耆英对伯驾医师的亲和可以反映出，清朝官员在禁教政策下对西医在某种程度上的默许和宽容。
当伯驾等教会医生在南方大展拳脚之时，作为中国统治中心的北京，洋医生依然形单影只。英国人雒魏林开创了北京的西医事业，1861年他来到北京，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医生，后来开办了自己的诊所，即北京首家基督教会医院。
1864年雒魏林回国，医学博士德贞接替他，主持北京的医疗工作。起初，德贞的工作并不顺利，直到1867年局面才有所改观。这一年，他接待了两个特殊的病人。一位是总理衙门大臣的儿子，德贞每天应邀去病家替那位九岁的孩子治疗胸伤。孩子的康复令大臣感激不已，他两次来到德贞的诊所致谢，并送来一大堆昂贵的礼物，其中还有道光皇帝的赐物。此外，他还送给德贞一块题有“西来和缓”的楠木匾，将德贞与中国古代名医医和、医缓并称。最让德贞兴奋的是，“这位大臣曾坚定地主张反洋观点” ，而“现在友谊因此产生了”[xiii]。另一位特殊的病人是内阁大学士贾桢。1866年，69岁的贾桢因患脑震荡，陷入轻度瘫痪。次年，德贞开始为他治病，贾桢很快康复，并亲自到诊所拜访致谢，还和德贞就照相机、幻灯机等西方科学仪器的特性进行交谈。由于贾桢是深得同治帝宠信的重臣，因而德贞在向伦敦会报告这两份医案时自豪地说“它们（的成功）证实了偏见和排拒的障碍被迅速清除”[xiv]。
最令德贞得意的莫过于治好了荣禄的病。1877年春，荣禄的腰部生了瘿瘤，自述“痛苦情形不堪言状”，经数十名中医诊治皆无济于事。德贞用麻醉进行两次手术割除，不久，“患处日见起色，疮口之见收缩，七十日而平复，大愈。”荣禄大赞其“术技精深绝妙，竟克臻此，夫乃叹人之少见者。”[xv]另外，德贞曾任曾纪泽的私人医生，两人经常长谈至深夜。同时，他与大学士沈桂芬、崇厚的友谊也可为圈点。毫无疑问，“德贞一系列成功的医疗活动在中国官方对西医知识的接受及以后的认可的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xvi]。其高明的医术终于打动了清廷，1871年，他被同文馆聘为第一任生理学教习，任教长达23年。同文馆因德贞的到来而开设的生理学讲座，被认为是中国官方正式接受西医知识的开端。这一举动也意味着中国官方开始接纳迥异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人体观念。
自此，德贞在北京打通了一条官路。在断绝一百多年后，西洋医学再次从南方辗转迂回进入京城。一些懂医术的传教士再次被召进皇宫为帝王和贵族们治病，许多传教医生被聘为清廷高级官员的家庭医生，清廷上下在心理和行为上开始接受新式医学。可以说，突出的疗效是西医在当时被认知与接纳的唯一尺度，因为清廷官员对西医的认同，较多地缘于他们自身对西医功效的体验。
洋务运动后期，中西文化交流日甚。一批清廷官员开始热衷于西方的生活方式，他们甚至走出国门，放眼域外，目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这期间，对西医的认识也产生了飞跃。李鸿章对西医的认识和理解就居于更高的思想层面，他对西医的认知与众不同，是在先相信西医且对西医有一定了解后，才延请西医治病的。他认为“泰西医学有专官、有学堂，又多世业孤学，藏真府俞悉由考验，汤液酒醴更及精翔，”西药化学“格致微渺、务尽实用，非仅以炮制为尽物性，则尤中士医工所未逮者。”[xvii]后来，传教医师马根济治愈李鸿章夫人的沉疴，是促成了李鸿章投资创建医学校的契机。1881年，他聘用马根济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官办医学校­­——北洋医学堂，此举的用意不再局囿于西医单纯的疗效，而是使医学与海军事业相配套， 1894年他在奏章中陈述：“臣查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沉痼，西医尤独擅专长，其学以考求经络，辨别药性为始基，以察脏腑之运行，练临症之法理为进步。其究以调内科之精微，平诸家之同异为极功，非专门名家，历经考试，该国家未能给凭诊治。北洋创办海军之初，雇募洋医分派各舰，为费不赀，是兴建西医学堂，造就人材实为当务之急。”[xviii]
对西医考核制度的赞赏，至少说明，由政府统管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观念已渗透到李鸿章的意识之中，他的目光也开始投放到军队的近代化建设上。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一些教会医师也得到了清廷的重用。除上述德贞长期担任同文馆的生理学教习，马根济帮助李鸿章建立医学校外，一些教会医师在洋务运动中异常活跃。不少人被聘到海关参与检疫工作，如玛高温被赫德聘为温州海关帮办兼医务官，梅腾更曾任杭州海关外科医师。一些教会医师还受聘参与战争救护，如查尔斯·卫理曾在中法战争中被清政府聘为军医。清政府还对在战争中有功者予以奖励，如达斯维特在甲午战争中救治了不少伤员，战后他不仅得到了一位将军赠给的匾额，还得到光绪皇帝赐予的双龙宝星，此外还获得在休假时配有一名荣誉卫兵的殊荣。[xix]
1898年8月，光绪帝接受维新派的主张，创立京师大学堂。并下谕：“医学一门，关系至重。亟应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xx]1902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分科仿日本体例，共七科，医科为第七科，下设医学、药学两目。1903年，同文馆被成译学馆和医学实业馆两部分并入京师大学堂。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医科被列为第四科，分医学和药学两部分，并规定医本科修业年限为三到四年，预科三年。可见，此时的西医学在统治者眼里已是关系重大的学科了。不独光绪帝及宫廷大员如此，掌握清廷权柄的慈禧太后对西医也有相当的好感。伦敦会传教医师科克伦曾深入宫闺替慈禧和李莲英治病并获得信任，1904年，教会筹建北京协和医学堂时，就曾得到过慈禧万两白银的襄助，其他京内外大臣也各有捐献。[xxi]
至此，西洋医学在经由被排拒、信任与接受的百般波折后，终于在地位上得到了清政府的肯定和支持，这些都体现在官方的态度和政策上的变化中。西方殖民政策的权力护驾，西学东渐的强烈渗透，中国近代文化资源的极端匮乏等一系列相关因素，最终促发清政府在西医政策上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而统治阶层的认同最终为西医在中国传播、发展与畅行开启了绿灯。
二、知识精英：推崇与倡行
近代中国，开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群体，在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总能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发展的气息，成为社会中最早觉醒的一部分。面对欧风美雨的扑袭，他们显得异常清醒，甚至有些心血来潮。西医东渐以后，以薛福成、郑观应、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从不同的视角看待西洋医学，他们对西医的了解和认识是深刻的，推崇的倾向也十分鲜明。
薛福成和郑观应是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前者算得上政学两栖的人物，他原是一位洋务派实干家。1890年，薛福成受清廷派遣出使西欧，历时四年。西方的政治思想、社会制度、科学技术以及生活习俗既让他开阔眼界，也触动了他的报国之志，开始寻思西方富强的本原。在欧洲期间，薛福成对西医学的发展状况及成就也颇为关注，他考察了医院，并向西洋医生请教西医理论：“泰西医书及格致诸书，咸谓人之记性悟性皆在脑。余每晤西士，诘以人之记性悟性在脑有何证据。西士云：人死之后，每称其脑，凡其人生平愈睿智者则脑愈重焉，愈愚蠢者则脑愈轻焉，试之百而无一或爽。”[xxii]并派随员赵静涵赴德国细菌学家科赫的实验室学习治疗痨症的方法。薛福成之所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对包括医学在内的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
在改良主义代表人物中，对中西医问题具有全面见解的当推郑观应。郑观应“昔年久病，屡濒于危，备受庸医之苦，始信养生慎疾之论不可不知”。[xxiii]因此，对涉及社稷民生的医学问题倍加关注，他在大量的论著中屡有医学问题的阐述。最有名的是其改良思想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专列“医道”一章，对西医详加介绍：“西国医学皆设专科，立法有七：曰穷理，曰化学，曰解剖，曰生理，曰病理，曰药性，曰治疗。其治病之法二十有四，大要有六：曰漏泄，曰分解，曰清凉，曰收酸，曰强壮，曰缓挛。皆有名师教诲，各尽其长。迨至学成，官为考验，必须确有心得，给予文凭，方能以医师自命。其难贵如中国之科第然，故学问阅历精益求精。……” [xxiv]他进而建议效西人之法，表奏朝廷，饬下各地督抚，将各省之医生设法考验：“考诸《周书》，参以西法，自太医院始，一律详加考核。各省、各府、各州、县、镇、市之间，令殷户集资建立医院，考选名医，充当院长。肄业诸生须由院中主教考其文理通顺者方准入院学习。悉心教授，无玩无欺。……不分中外，学习数载。考验有成，酌予虚衔，给以执照，方能出而济世。其无照而私自悬壶，草菅人命者，重惩不贷。”[xxv]
“医道”篇成文年代不详，但此文对西洋医学的推崇是十分明朗的。他比较中西医之优劣，得出“中医失于虚，西医失于实，中医程其微，西医贵其功”的结论。批评传统中医在诊断、治疗、药物、器械诸方面的非科学和不精准，进而建议政府创立“医院”（实则医学校），“内症主以中法，外症参以西法”，不分中外悉心教授。他甚至设想“拟请华人精于西医、深晓西学者，将中国《本草》所载之药逐一化验性质，详加注释，补前人所不及，并将人之脏腑经络查于古书所论方位是否相符。”[xxvi]这些运用西方医学知识印证传统医学理论，采用近代科学手段检验中医中药，以促进传统中医科学化的设想，在当时可谓超凡脱群，别有洞见。
郑观应另一专著《中外卫生要旨》编于1890年，1893年刊行。该著选辑中外养生及卫生之说而成，书中记载了当时最先进的卫生概念。他依据西洋医学理论，指出“欲求治未病之方，先绝其治病之源，绝病源有六理，即光、热、空气、水、饮食、运动。”该书“实际上是一部宣扬社会改良与卫生有关的具有政治内容的书籍”[xxvii]。
郑观应被认为是改良派知识分子中最早提倡中西医合璧的思想先驱。他明确提出“中西医合璧”一词，见于1880年致盛宣怀一封讨论创设上海医学院的信中。他写道“中外医理各有所长”，“互相参考，弃短取长，中西合璧。”强调“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xxviii]此主张与19世纪下半叶中国医学界出现的“中西医汇通”思想不谋而合，相互呼应，对近代中国医学改良思想的萌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世纪末的中国面临被列强蚕食的危局。一些仁人志士开始寻找救国济世的良方，并为此不懈努力。科学救国、医学维新的精神追求也嵌入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之士力倡医学维新以强身保种，较之于早期改良派人士，他们的认识又爬升到更高的层面。
梁启超痛陈“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之理，认为：要想避免被“强食”的厄运，就必须“保种”，“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躯壳，”[xxix]保种有两个层次，一是心灵的健全，一是肉体的康健，心灵的健全就是世界观的改造，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理论；生理康健乃是保存国力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客观写照。并对历代统治阶级无视医学事业以及医界水平低劣进行了抨击，认为中国医学无体制、无学校，无奖惩，任凭庸医充市，卫生不行，疾疫丛生。因此，他主张开学堂、开医会、刊医报，“采中西理法，选聪慧之童，开一学堂，以昌斯道”，进而“通海内外之见闻”，“甄中法西法之美善”[xxx]。梁启超的思想鼓动了民间兴办“新医”的热情，例如他“在广坐中，慷慨哀激，论保种之道”，力陈庸医之弊时，忽有人“涕泗长跪而言曰：‘此举若昌，某愿粉身碎骨相赞助’；‘愿悉所有以其半养母，而散其半以就此事’”。[xxxi]
梁启超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范例，在《时务报》上撰文，宣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医学改革：“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无有它学。……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而讲割扎。……学堂通课，皆兼卫生，举国妇人，悉行体操；故其民也，筋干强健，志气犹烈，赴国事若私难，蹈锋镝若甘饵，国之勃然，盖有由也。”[xxxii]不难看出，强国保种思想已被梁启超推到了极端，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讲求摄生之道”。
严复对医学救国论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他在《原强》一书中写道：“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种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xxxiii]这种视保种强身为挽救中国的观念，构成了维新派知识分子“强国必先强种”思想的理论基础。一些甚至不了解西医的激进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医学救国的讨论。康广仁在澳门主持《知新报》，辟专栏介绍西洋医学，不断发表关于医学维新的评论，如：“泰西医学日盛。其审病也，通过格致，其用药也，必须分化。故卫生之道，日精一日。英国之强，始于强种。善哉此举，本原之道矣。……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且骎骎乎进于道矣。”[xxxiv]
1909年，何炳元在《医学丛编》刊载“论中国急宜开医智”一文，极力倡导西医科学为保种之根本：“欲强国，必先强种；欲强种，必先讲卫生；欲讲卫生，必先明生理；欲明生理，必先兴医学；欲兴医学，必先开医智。”[xxxv]
维新人士对西医的宣传，引起了社会上对西洋医学研究的兴趣。“有志于西洋医学者不断增多，许多地方开始出现‘医学研究会’、‘函授新医讲习班’、‘自新医学堂’等组织，以及各种介绍西洋医学知识、探讨中西医学异同的报刊。”[xxxvi]医学救国思想的涌现，既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变革与升华，更对统治阶级的制度变革产生了影响。正是维新派的鼓吹，光绪帝于1898年在变法时下谕“另立医学堂，考究中西医理”。梁启超对此有过这样的评说：“医者，泰西大学为一科，今特许增之，实为维新之一政也。”[xxxvii]
可以看到，医学维新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知识精英的视野，“医学救国论”一时成为时髦名词。维新派知识分子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们对西医的认知、讨论与推崇比之其他社会群体都要深刻、激进。无疑，他们的思想代表了社会变革思潮的缩影，对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的宣传也难免夸大其词，西医地位被过分地拔高，甚至被无意中误读。
三、中医药界：兼容与参合
明末清初，一些传教士把解剖学、生理学知识带到中国。如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罗雅各的《人身图说》、艾儒略的《性学觕述》、高一志的《空际格致》、毕方济的《灵言蠡勺》和汤若望的《主制群征》等。这些译著曾引起当时中医药界的注意，但反响不大，仅寥寥几人有所回应。汪昂、赵学敏、王学权、王宏翰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汪昂在其所著《本草备要》“辛夷”条中，谈到了“人之记性，皆在脑中”，与西医“脑主记忆”相符，且“金氏确与西士 有交，故此说实源于西学”。[xxxviii]
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收入了《本草补》中的一些药物，如吸毒石、辟惊石、奇功石、保心石、日精油、吕宋果等，以及各种药露。然而“赵学敏收入外来药物不过是要补《本草纲目》之未备，并无融会中西之明确概念。”不过《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了药露法“始于大西洋”，又介绍强水制法：“西人造强水之法，药止七味，入罐中熬炼，……”[xxxix]
廖育群认为，真正对西医解剖学作出“反响”的，要算王学权一门四代。生于乾隆时代的王学权，读过《人身图说》和《人身说概》，认为“人之记性，含藏在脑”有理；解剖方面“虽有发明，足补华人所未逮，然不免穿凿之弊，信其可信，阙其可疑，是皮里春秋读法也”。其孙王升亦认为“若非泰西之书入于中国，则脏腑真形，虽饮上池水者，亦未曾洞见也。”其尊孙王士雄虽为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却也接受了合信氏的《全体新论》，认为“其说教邓氏更详”。[xl]
王宏翰被认为是“清初积极接受西医的第一人”。[xli]他在学术上全面接受西洋医学的内容，并试图与中医学进行沟通。他在所著的《医学原始》（1868年）中，博采教士性学诸书，而成“四元行论”、“四液总论”以及“知觉外官总论”等篇。他以胚胎理论解释“命门”学说，最具代表意义：“夫男女之交媾之始，皆动元火元气，而后精聚，两火气感，则两精渗洽，凝于子宫，如炉炼金，如浆点腐，两精凝结细皮，即成胚胎之胞衣矣。……此细皮不但为胞衣裨益凝结之体，更为胚胎脉络之系，乃先生一学络与一脉络，以结成脐与命门。但脐络乃九日后结成，而脐系于胎，以代口之用，吸取母血以养，渐化为胚胎也。……命门者，立命之门，乃元火元气之息所、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四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xlii]
总体看来，《医学原始》中的西医，仍限于“选录当时西士性学物理等书中之数篇或一篇中之数节原文而已。其自立之说仍多依傍,《素》、《灵》、《甲乙》、《难经》，故泾渭判然不相混也”。原因在于“王宏翰之医学思想渊源盖成于大学致知格物之说。此致知格物与西国医学颇合，因而采用其说。”因此可以说，王宏翰之医学是“以宋儒之说融会西方医学，反之亦可言以西方科学诠释宋儒之说。此犹宋儒以禅学入儒也。”[xliii]
王清任被称为传统医学家中“一位彻底的先觉者”，是清代最著名的解剖革新医家。他将观察尸体解剖所见著成《医林改错》，修正了前人对人体解剖认识的错误，创造活血化瘀的理论和方法，并用脑髓说解释癫痫病机，还认为脑主宰生命，“一时无气，必死一时”，是当时流行“脑说”的引申和发挥。脑说是早期西洋医学传入时影响最大，也是最早为中医界接受的内容之一。虽然《医林改错》只字未提西方解剖学著作，但按照时间顺序推理，王清任在北京仍能看到《人身说概》等西医译著，间接接受了西医著作的影响。
分析表明，鸦片战争以前，早期医家对西洋医学的反响不大。只是他们在接触西医以后，在其医学著作中对其有所记述而已。而“导致这一现象的思想渊源，主要是在于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影响，而不在于西学本身。”[xliv]
早期中西医学的接触是有限的，尽管流散在社会上的几种西医译书仍有潜在的影响，但“中国文化界那种传统的心理上的否定倾向，即不承认别的国家在科学和文化上会有什么有价值的新东西，能和自己民族高度发展的文化相比的观念，始终在中医界占着统治地位。”[xlv]西医的早期流传，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中国医家的偏见甚至被视为异端。
一些顽固中医“既不愧不学无术，以人命为草菅，反而造谣诽谤，大有不与西医两立之势。”[xlvi]叶德辉在《西医论·郋园书札》中武断地声称：“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辩，即有先天人禽之分。”[xlvii]
即便在早期汇通医家中，也存在着重中轻西思想。像唐容川（汇通派代表）这样的开明人物也对西医心存鄙薄，他认为中医必西医高明，即使在解剖生理方面，也不超出《内经》、《难经》的范围。他在《本草问答》中写道：“近出西洋医法全凭割视，谓中国古人未见脏腑，托空配药不足为凭，然欤，否欲？答曰：不然。西人初创医法，故必剖割方知脏腑，中国古圣定出五脏六腑，而实有其物，非亲见脏腑者不能，安得谓古之圣人未曾亲见脏腑耶。……且西洋割视只知层析而不知经脉，只知行迹而不知气化，与中国近医互有优劣，若与古圣《内经》、《本经》较之远不及矣。[xlviii]唐容川还对西医在中国的影响却深表忧虑: “夫医学乱于晋，失于唐，而沉伪于宋。西医近出似精实粗，群焉趋之，以为新异，而古圣之大经大法久恐湮没不彰，下乔木入幽谷，去明就暗以术杀人，岂非世之大患哉。”[xlix]
中医学界对西洋医学认识的升华，要推延到鸦片战争以后，伴同洋务运动和维新思想的产生，中医界出现了一些潜心探讨西洋医学的人。“汇通学派”思潮也逐渐形成并产生了影响。其代表人物有唐容川、罗定昌、朱沛文、恽铁樵、陈定泰、唐宗海等。
医学史界通常认为，唐容川是最早产生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人。[l]虽然对西洋医学的看法有过周折，但是提倡取长补短，通过汇通寻求中国医学发展，仍是唐氏的思想主流。他说：“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因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之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中归于一是。”[li]
四川的罗定昌和唐容川的认识很接近，他在《中西医粹》（又称《说症治要言合璧》，成于1881年）中，将英人合信《全体新论》、《妇婴新说》中的解剖图和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中的脏腑图说进行对照，这种“合璧”式的参照研究，“是中国人最先研究中西医异同的方法。”[lii]不过，罗定昌的成就要稍逊于广东人朱沛文。朱氏著有《华洋脏腑图像约纂》（成于1892年），详细地记述了当时西方医学的解剖生理知识，对西医的基础表示了肯定。他在著述中写道：“少承庭训医学，迄今临证垂二十年，尝兼读华洋医书，并往洋医院亲验真形脏腑，因见脏腑体用华洋著说不尽相同。窃意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大约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liii]
朱沛文比较了中西医的学理与方法，认为“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西洋智士长于格物”，比唐容川的西医“只知形迹而不知气化”要公允得多。他认为中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的见解，在当时是比较客观的。朱沛文生活在西医影响最大的广州，与西医常有来往，且略通英文，因此被誉为“当时中医界最了解西医的人”。[liv]与朱沛文观点接近的还有广东人陈定泰，他在《医谈传真·自序》中，述说了仔细研读西医解剖图后的感受：“知古人之医者洞见五脏症结，非有他术，得真脏腑之传也。余乃以洋图之绘考证于王清任先生之说，及古传人脏腑经络图，而孰真孰假，判然离矣。”[lv]
对中西医全面比较研究的还有恽铁樵。他认为“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地位”，“西医之生理以解《内经》之生理以气化”，[lvi]他提出中西文化背景不同，中西医学的基础也不同，“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由立脚点。”[lvii]但也意识到“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lviii]坚信中医一定能吸取西医之长，与其汇通与化合。
甲午以前，汇通派医家多半自行采撷西医学，相互之间并无联系。后人依其对待西医的相同态度而称之为“汇通学派”，但多讥其“汇而不通”。这些试图汇通中西的医家，由于对中医理论、疗法、效果均有较深的了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普遍采取“衷中”的立场去参照西学、研究西学。而对于中西医学体系的长短、优劣及差异没有能够充分的认识，这是历史的局限。
庚子以后，中国被迫开放的局面加深了思想界、知识界的民族危机感，改良派思潮呼唤“医学救国”，中医界也真正觉醒起来。此时的中医学界多以西方医学作比照，发现自身之不足，于是纷纷力倡“改良中医学”，主张引进西医、吸收西医之长，周雪樵、丁福保是代表人物。1904年，周雪樵在上海创办《医学报》，是中医界觉醒的重要标志。他“是清末中医界最先以近代方式介绍西医者”[lix]。早期《医学报》对现代医学多持赞美之词，极力提倡引进西医。丁福保是中西皆通的名医，青年时期学习中医，1909年受清廷委派为考察日本医学专员，回国后，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甚至陷入贬中倡西的极端。中医界觉醒的另一标志是各地纷纷成立医会，这是在组织形式上对西洋医学的效法，最早见于记载的医会是1904年周雪樵等人在上海创立的“医学研究会”。“至1908年左右，除边远省份外，各省会以上的大城市都有医会活动。长江中下游及福建、广东等省份一些中小城市也有医学团体出现”。[lx]
四：社会民众：畏疑与亲和
西洋医学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异天外来客。起初，对西医的怀疑、恐惧是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反映。伯驾的“眼科医局”开业的第一天就遇到挫折，竟然无人问津，第二天只有一名患青光眼的妇女上门，后来情况才慢慢好转起来。事实上，民间对西医的疑惧和偏见很长时间没有完全消除，一直到19世纪下半期，由于教案迭起，社会上针对教会医院尚有种种讹言。如：教会医师以迷药诱人入教，以媚药淫亵妇女，教会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用以做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均被认为是出于各种匪夷所思的邪恶动机，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等等。
英国人宓克对此抱怨说：“就医院言之，施医散药，教士视为施惠行仁，而在齮龁教会者之目中，则一散一丸皆在疑窦，至医院中割验诸事，尤易滋人口实相传。中国扬州教案由西医割验，死胎酒沁瓶中，为士人所窥而起。……夫医院诸端，本民教交益之事，而论往日情形，外间百姓动辄生疑，不知本意之所在。”[lxi]
这种从“齮龁教会者”中产生的疑虑，清楚地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人有关西医的各种讹言，更多地出于他们对教会及其文化背景的抵触与排斥。也可以说，这种自发的疑虑并不一定指向教会医学本身，而是针对与医院相关的教会以及教会背后的列强而已。
西洋医学抢摊中国，广州是前沿地带。传教士发现，除了商业往来外，他们很少有其它机会和中国人深入交往，更谈不上拓展中西方交流的内容。他们意识到，只有与中国人友善，形成社交往来，彼此信任，才能使西医在中国生根发芽，这一动机正好切合了传教团赋予教会医师的使命：“要鼓励在中国人当中行医，并将赐给我们的科学、病例调查和不断鼓励我们的发明等有益的知识，提供一部分给他们分享。……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消除偏见和推倒长期以来所持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利用这样一个代理机构，就可铺平更高的道路，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lxii]
局面的转机完全依赖于教会医师高超的技艺。伯驾“凭着他在外科上的技巧，不久就为他的医局赢得了朋友。”[lxiii]一大批病人通过伯驾的亲手诊治而痊愈，畏疑心理逐渐消失，就医人数日益增加。“眼科医局”开始出现了繁忙的局面，据伯驾自己的报告说：“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灯，在清晨二三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以便及时到达。如果当天收住病人的数目有限，他们将在前一天晚上到来，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张挂号票。”[lxiv]
伯驾很快得到了当地百姓的信赖,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以“医院”为题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伯驾的眼科医局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道光十四年(1834年)，有医生名谓伯驾。自北亚墨里加国来，自怀慈心，普爱万民，不可视困危而不持不扶也。始到广州府，暂往新嘉坡，再返，于十三行内开医院焉，其宅广，其房多矣。恃上帝之子耶稣之全能，伏祈恩赐德惠术，知医杂病矣。如此服药开方，无不效也。虽昼夜劳苦，然不取人之钱，而白白疗症。设使病痼许病人寓医院。闾阎之人贫乏无钱，悦然供给饮食，待病愈回家矣。自无财帛，各国远客驻粤贸易并汉贵商一位联名签题银几千有余元。致买药材还赁行之钱。既使病豁然而脱，大有名声。病人不远千里而来，得医矣。传说此事者亲眼看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曦来。莫说广东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矣。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愈去矣。”[lxv]
显然，伯驾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拥有很高的尊重和信赖。美国学者也认为：正是伯驾的乐善好施，拯困济危，才使他“赢得了朋友”并“作为一个美国人而为人所知。”[lxvi]
其他教会医师也有同样的经历：“他们的医务工作，不单表现在形式上，而且深入到患者的家中，医生治疗并安抚他们的心灵，诊治他们的身体，耐心倾听患者反复诉说的重重心事：因病痛带来的苦恼和忧郁，用同情的语言抚慰、鼓舞患者。陌生人立即觉得医生是个朋友，是可以信任、倾诉的，从而获得慰籍。”[lxvii]
教会医师在中国的数量是有限的，为了扩大西医在中国的规模，赢得更多人的信任，“中华医学传道会”设想在中国培养和教育青年掌握西医知识，通过他们传播西洋医学，以寻求一条促使中国百姓能够完全信任和接受西学的途径。
西洋医学对中国百姓的影响也是从南到北逐渐扩展的。1861年，雒魏林到北京后，不仅赢得了清廷的信任，也在普通百姓中产生了影响。1873年，《申报》载文，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京都有西人设立医院一所，用以救济疾苦之人，意至善也。据云去夏至今一周年中共医有九千六百十八人，可见华人亦皆信其术精胜矣。”[lxviii]
早期教会医院还出现在上海、福州、宁波、汉口、汕头等地。1873年，《申报》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当时西医在上海地区的景况：“自中西通商以后，凡泰西诸国医士接踵而来，药材齐集而至，如上海一区，西医之设立医馆已有数处，……无论中西富贵贫贱之人，均可就医于各馆，富贵者求医而不求药，贫贱者则医药皆出之馆中，甚至贫苦无告之人，沉重难治之症，并令住宿馆中，供其饮食，遣人扶持，病愈即行，不费分文，立法之善，诚莫与京矣。”[lxix]
西医对中国社会的深入渗透，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态度，也扭转了中国人的医疗观念。1883年教会医师蓝华德、柏乐文在苏州创立第一所教会医院，开始行医时，苏州“社会对于西医毫无认识，盲从反对者甚众。”[lxx]一直到19世纪末福音医院建立时，“中户以上，不乐西医”，[lxxi]前往医院看病的“惟附近村农暨无告之民”。惠更医师“以医泽民，临诊恳挚”，对病人“爱护若家人”，“病者辄霍然而去，欢赞之声，渐澈路衢，求治者日众。”[lxxii]苏州人因此对惠医生“称道不去口”。到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苏州人开始接受西医，西医被苏州各阶层广泛信奉。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士往往到教会医院投医问药，治疗疾病。一些富门望族还将子弟送到更生医院自费学习西医。[lxxiii]对西医的态度改变以后，治病观念也随之转变，许多居民“有病辄就院治”[lxxiv]，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遇到疾病就求神拜服了。
只有赢得社会公众的兴趣和关注，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才有肥沃的土壤，民众的认可是西洋医学在中国扎根生存的基础。
中国人对西洋医学的早期认识，经历了曲折的心理变化和态度转折，这种变化来源于西医在功能意义上的优势以及中国人对科学力量所产生的崇尚。毕竟，西医首先是在表演形式方面如治愈率上得到中国人的认可并由此产生“一种相当普遍的迷恋情结”[lxxv]。然而，由于古老中医学的悠久传统和及其所包含的深厚的文化底蕴，西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像其它学科如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那样有着全面的优势，因而遭遇了不少阻抗和拒斥。其直接影响是，不论统治力量、知识精英、抑或中医学界和普通民众，在对西医的接受过程中都经历了一条极为相似的心路历程：从恐惧和疑虑的心态中解脱，到信赖和认同倾向的确立。这一认知过程，客观上形成了西洋医学在中国推广与普及的社会心理基础，其潜在影响甚至超乎一切制度因素的干预和介入。西洋医学开始在中土植根与播散，并逐渐对中医的地位和规范提出了挑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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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85页。
[ii] 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中篇，第37页。
[iii] Wang &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1932:132.
[iv]《扫荡报》“文史地周刊” 第8期，1934－03－19。
[v] 马伯英等著：《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页。
[vi]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4、62页。
[vii]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viii] Chinese Repository vol.IV,p472.
[ix]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p551.
[x]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p624～639.
[xi]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第80页。
[xii]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I,p303.
[xiii] Report of Missionary Society 1867:103～104.
[xiv] Report of Missionary Society 1867:103～104.
[xv] [英]德贞：《全体通考》，光绪丙戌孟夏。“荣禄序”，藏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所。
[xvi] 高晞：《西医传入过程中的京师同文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2期。
[xvii] [美]洪士提反译：《万国药方》，李鸿章序，美华书馆1890年。
[xviii]《李文忠公全集·奏稿》，文海出版社，第2261页。
[xix]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Vol.XIV,1900.
[xx]《大清德宗（光绪）皇帝实录》（六）台北华文书局1960年印行，第3879页。
[xxi]《北京合众大医院开院志盛》，《万国公报》第207册，1906年4月。
[xxii]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94页。
[xxiii] 郑观应：《复盛宫保论创设医院书》，《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
[xxiv]《郑观应集》（上），卷十四，“医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20～524页。
[xxv]《郑观应集》（上），卷十四，“医道”。
[xxvi] 郑观应：《复盛宫保论创设医院书》。
[xxvii] 赵璞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xxviii] 郑观应：《复盛宫保论创设医院书》。
[xxix] 梁启超：“医学善会序”，《时务报》第38期，光绪23年8月11日。
[xxx] 梁启超：“医学善会序”。
[xxxi] 梁启超：“医学善会序”。
[xxxii] 梁启超：“医学善会序”。
[xxxiii] 严复：《原强》，《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11 页。
[xxxiv]“富强始于卫生论”，《知新报》1897－11－11。
[xxxv]“论中国急宜开医智”，《医学丛编》1909年初集。
[xxxvi] 廖育群：《歧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
[xxxvii] 梁启超：《医学善会序》。
[xxxviii] 廖育群：《歧黄医道》，第259页。
[xxxix] 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第479页。
[xl] [清]王学权：《重庆堂随笔》，及其孙王升、尊孙王士雄的注语。中医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4页。
[xli]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xlii] [清]王宏翰：《医学原始》卷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1～55页。
[xliii]《反响》，《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卷九，引自廖育群《歧黄医道》，第261～262页。
[xliv] 廖育群：《歧黄医道》，第262页。
[xlv] 邹振环：《西医译著与近代中医界的反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xlvi] 伍连德：《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东方杂志》第12卷第2号。
[xlvii] 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页。
[xlviii] 唐容川：《本草答问》，转引自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77页。
[xlix] 唐容川：《金匮要略浅注补正叙》，转引自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77页。
[l] 赵洪钧认为，李鸿章关于汇通中西医学的提法至少不晚于唐氏，干祖望也有类似的观点。参见赵洪钧《中西医汇通思想初考》，《中华医史杂志》1986年第3期；干祖望：《第一个议论中西医学的是谁》，《江苏中医》2000年第11期。
[li] [清]唐容川：《中西汇通医经精义·自序》，引自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页。
[lii]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79页。
[liii] [清]朱沛文：《华洋脏腑图像约纂·自序》，引自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第160页。
[liv]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80页。
[lv] 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第158页。
[lvi] 恽铁樵：《群经见智录·灵素商兑之可商》，民国11年武进恽氏铅印本，第120页。
[lvii] 恽铁樵：《对统一病名建议书之商榷》，载《医界春秋》（81）1933年。
[lviii] 参见《伤寒论研究》，民国13年恽氏上海铅印本。
[lix]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93页。
[lx]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83页。
[lxi]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p.28.
[lxii] Chinese Repository. 1938.(5) pp37～44.
[lxiii] Ceorge H.Danton,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Earliest Sino-American Culture Contact 1784～1844,New York:1931,p.45.
[lxiv] W.W.Cadbury and M.H.Jones:At the Point of a Lancet,Shanghai,1935:pp42～43
[lxv] 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04～405页。
[lxvi] Ceorge H.Danton,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Earliest Sino-American Culture Contact 1784～1844,New York:1931,p.45.
[lxvii] Sir.A Ljungesedt:A Brief Account of an Ophthalmic Instituton ,By a Philanthropist. Canton.1834.Chinese Repository,vol.II.p.270.
[lxviii] 《申报》1873－08－02。
[lxix] 《申报》1873－12－16。
[lxx]《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1935（10）。
[lxxi] 杨廷栋：“记苏州福音医院”，《东方杂志》，第12卷第16号。
[lxxii] 杨廷栋：“记苏州福音医院”。
[lxxiii] The Chinese Recorder,Vol.34,1903.
[lxxiv] 杨廷栋：“记苏州福音医院”。
[lxxv] 杨念群：《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2页。
原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5期.
郝先中，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安徽皖西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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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6 11: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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