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前，证严在台湾最偏远贫穷的东部沿海地区创立的社区慈善组织慈济，今天已成长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慈善基金会。人们尊称这位创始人为证严上人。
▍原文发表于凤凰周刊2011年11月5日封面故事
位于太平洋和一道险峻的海岸山脉之间，台湾东部的中央公路边上，有一栋比传统寺庙高大威武许多、更似大礼堂的白色佛教建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佛教慈善基金会的所在地，也是其创办人证严上人和她的追随者打造济世梦想的地方。
作为台湾的骄傲，它不只在东方世界获得广泛追随，也被西方国家高度认同。“9.11”事件中，只有三个团体被批准进入现场救灾：国际红十字会、基督教救世军（基督教最大的慈善组织）和慈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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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宗教人士释证严在小城花莲创立“慈济功德会”时，这里只是一个名为普明寺的极为普通的寺庙，狭窄简陋的屋子里，证严与几位弟子在这里做手工，发放救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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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十年发展，它在全球的会员（长期捐赠者）数目逾1000万，志工近200万名，次级团体的会员（全职志愿者）接近30万名。除了台湾本土外，它在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有分会，拥有372个据点。
这位创始人，现在被人们尊称为证严上人。佛教以“上人”称呼高僧，谓“内有智德，外有胜行，在众人之上”之意。2010年2月25日的美国《读者文摘》（台湾版）对台湾人进行的“台湾民众对岛内名人信赖度”调查中，证严位列台湾最值得信赖名人榜榜首，并以绝对优势遥遥领先第二名的李昌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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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到慈善】
每天清晨7时，打开电视机，调到“大爱电视台”频道——这几乎成为慈济人每天的必修课，电视里，证严上人正在“开示”，慈济人称为“早课”。
相应的，证严每天清晨3时40分准时起床，4时20分带着精舍师父（在证严门下出家的尼姑）做早课，7时通过卫星连线的方式和慈济志工们再做一次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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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济人都坚称，证严这样的做法几十年从未中断过。
证严俗名王景云，1937年出生于台湾台中。自幼，证严便过继给叔父为长女。1952年，其养母患胃穿孔，需要动手术，在那个年代，这是场大病。据证严回忆，当时她想起日据时期每次飞机轰炸时，邻居大婶都双手合十口中默念“观世音菩萨”，于是她对天祈愿：“如果母亲能好起来，愿减少12年的寿命，并从今天起茹斋吃素。”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痊愈了，而证严也履行自己的誓言继续茹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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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证严的父亲因脑溢血过世。证严在哀痛之余，开始接触真正佛教。在慈云寺为其父做佛事期间，证严往来于寺庙，此后萌生出家之意，并坚定了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和普通佛教信徒不同的是，证严并非只对佛经感兴趣，她还广泛阅读《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四书》，这让证严日后有了罕见的宗教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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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母亲的阻止，证严数次弃俗不成。某日，路过花莲秀林乡一个村庄，正逢该村的普明寺举行落成典礼。她决定在这儿安住，并在没有剃度师父的情况下自行落发。
1963年，证严来到台北临济寺受戒。寺中印顺法师成为其正式的剃度师父。印顺是著名的“儒僧”，后来成为台湾比丘界第一位以论文获得日本大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僧人，被台湾佛教界尊称为“导师”。印顺为王氏起名为“证严”，使其成为正式的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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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度后，证严返回普明寺，不久也成为一名师傅，有了女弟子。她成为印顺法师一直推崇的“人间佛教”继承者——“人间佛教”的目的是将佛教理念推广到全社会，而不是只招收剃度弟子。和其他寺庙不同的是，证严和弟子们从不化缘，也不做法会，而靠自力更生维持修行生活。她们到毛衣厂拿原料加工织毛衣，或把水泥袋改装成小纸袋充当饲料袋，靠这些手工活来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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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证严在医院探望一位弟子生病的父亲时，目睹了一场悲剧：一名台湾原住民妇女难产，但因付不起保证金及医疗费用，医院不肯收留，被迫离开。在证严因自己无力帮助那位妇女而自责时，偶遇三位天主教修女。交谈中，修女们认为佛教与基督教虽然基本理念颇为接近，但佛教对社会缺乏具体的表现，至少台湾佛教界没有具体作为。
这番对话，让证严发愿要进行佛教的济世工作。她的初步设想是，寺里包括她在内有6个人，每人每天生产1双婴儿鞋，每双可盈利4元钱，一个月能赚720元。另外可动员30名由花莲家庭主妇组成的信徒，每天到市场买菜前，先将省下的5毛钱投入寺里的募捐竹筒，一个月下来信徒们可凑成450元，二者相加近1200元的收入，成为最早的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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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妇将5毛买菜钱捐出的消息很快便传遍整个花莲，“5毛钱也可以做善事”的故事吸引了更多人将零钱投入竹筒。当年4月14日，证严在普明寺创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并定下宗旨：救济贫民与病人，改变台湾东部地区医疗水平落后的状况。
证严的良好品质也为慈济树立了典范——静思精舍不接受供养，连静思精舍建筑本身都是由证严的俗家母亲出钱建造的。竹筒收集到的基金全部存入功德会名下，与证严的生活费用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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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慈济的成员大部分是家庭主妇，这重新定位了女性的地位和作用，令慈济在女性中获得其他团体无法比拟的认同度。
功德会成立不到3个月，证严又创办了内刊《慈济月刊》。这本小册子，除了报道会务、转载佛学文章外，最主要内容是账目征信，这是慈济最早的账目公开。和一些收香火钱的寺庙相比，慈济的美誉度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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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慈济成立最初数年里，除在花莲地区增长迅速外，它的会员成长一直非常缓慢。在这个“两蒋”治下的岛上，基督教和天主教会正在享受自己在台湾最后的黄金时代。基督教长老会在台湾已经扎根一百多年，历史可从加拿大牧师马偕1873年来台算起。马偕是加拿大第一位海外宣教士，他挑选台湾北部淡水作为传教根据地，最出名的两件事是免费为患者治病：当时疟疾在台湾肆虐，患病者死亡众多，他提供的特效药奎宁被当地人称为“马偕白药水”；此外，他还曾免费为台湾人拔了总共超过两万一千颗牙。这位外国牧师后来还娶了台湾本地人为妻，被称为“将生命献给福尔摩沙（台湾）的牧师”。为了纪念马偕，教会在台湾建立了马偕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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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偕传教一直到1970年代马英九们在大学里奋力模仿猫王的时期，教会在台湾的慈善事迹受到广泛赞誉，他们向贫民提供面粉、奶粉及医疗用品等民生物品，神职人员既有学问又有拯救世人的道德使命，吸引了大批台湾知识分子加入传播福音的行列。
但好景不长，1971年，伴随着蒋介石的痛骂声，“中华民国”无奈地退出联合国。8年后，蒋经国宣布美国将与之断交。从前对在台各教会给予重金和人员支持的机构和资源，逐渐退出台湾，甚至被对岸开始打开国门的红色中国吸引过去。一度在台迅速扩张的教会声势渐弱，慈济等本土宗教团体开始浮出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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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济综合医院成为新起点】
1979年，证严提出筹建佛教慈济综合医院的构想。此时的台湾长老会等基督教会组织已经没有力量走出台北。而台湾早期的医疗资源分布严重不平衡，台北是繁华的首府，还有众多公立医院，台东一带则缺少正规的大型医院。除了距离远，由于北部的医院都需要缴纳保证金，贫困的东南部民众看病成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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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严试图盖一座不需缴交保证金就能医病的医院的想法，发表在《慈济月刊》上之后，很快被其他有影响力的佛教杂志转载。彼时，东部就好像是被台湾政府遗忘已久的地方，尤其是东部居住着许多原住民，这成为当时台湾社会的原罪。如何关怀东部地区，一向是能够打动整个台湾社会的议题（台湾女权运动便是以关怀东部原住民雏妓问题为起点发起的），因此慈济的想法不仅很快让台东的大学教授、官员、议员、商人、工人、家庭主妇都起而响应，也进而引起整个台湾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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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朝着有利于慈济的方向发展：蒋经国的一些开明政策促进了台湾的民主化和本土化，本省籍政客正在成为地方选举的明星，向慈济靠拢对他们是加分之举；而国民党当局也希望能借此机会调整长期政策上的失衡，他们与民间团体严重对峙的局面正在趋缓；王永庆等企业家只会将台东这样的地方视为工厂扩展的新地盘，他们的公益事业还未走出台北，在这些落后地区，政府、企业在社会慈善上的缺位，让宗教慈善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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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17日，耗费慈济近8亿元新台币善款的慈济综合医院落成。
向来严谨的证严，深知慈济还没有经营医院的能力，为了取信于社会，便把慈济医院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把经营权委托给在台湾最具公信力的学术机构—每年台湾联考最吸引理科状元的台大医学院。前台大医学院院长杜诗棉出任院长，医师等重要干部最初都是从台大聘请过来的。这等于是两个机构的共生结合，使慈济医院几乎等同于“台大花莲分院”。
这种巧妙的安排，为慈济医院的成功奠下了极佳的基础。在台大医学院的全力支援下，慈济医院在东部轻易建立起医疗权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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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济的声势壮大，也让证严成为全台最具影响力的佛教人物。1980年代，伴随着慈济医院“不收保证金”、廉价医疗的济世口碑，居士陈慧剑描写慈济和证严故事的书籍《证严法师的慈济世界》第一版便发行30多万册，将证严的个人魅力散播到全台各地。
证严的确令人敬仰，加上书册将她描述成现代版活观音，极大满足了人们对现世圣贤的渴慕心理。
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成就了一批暴发户。“这些富人阶层有不少是佛教徒，他们把具有济贫扶弱特色的慈济医院当作回馈社会的对象，乐于出钱出力来帮助东部落后地区……台湾社会真正热心公益的人找到了追随的对象，即证严和慈济。”台湾学者江灿腾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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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济基金会盖好医院后，它的声势立刻扶摇直上。今天，研究慈济的学者把这之前的慈济称为“草根性、地方性的施善济贫庙宇组织”，而把慈济筹建医院视为慈济转型的开端。
为了取得建立医院的资格，慈济功德会遂以260万元新台币的母基金向台湾当局申请成立“财团法人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并于1980年1月份获立案通过。慈济正式进入一个被台湾社会众星捧月、自身不断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基金会时代。
二次转型：“社区志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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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建医院前，证严已经在那个被称为“施善济贫庙宇”的组织里建立了慈济独特的组织模式。
起初，证严曾下定决心，自己除了不接收任何出家弟子，也不接受在家人皈依，但是有不少希望加入慈济的人要求皈依。证严最终答应收这些人为弟子，但是要求皈依的俗家弟子首先必须是慈济会员，同时还必须实际承担基金会的社会救济工作。
一批最虔诚的人成为证严的俗家弟子，后来这些人被组织授予了“慈济委员”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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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穿上海青色的委员制服、皈依证严上人，信众都必须从普通会员做起，而且需要两位正式委员推荐。接着，还必须跟着委员见习至少半年、至少参加慈济精神研讨会、新晋升委员的训练课程一次，这被称为“幕后委员”时期。
早期慈济会员大部分是委员的朋友、亲戚，这种靠熟人网络建立起来的“委员—志工”组织模式，显示了惊人的能量。1979年，慈济医院准备开工时，慈济委员只有125位；到了1991年，慈济会员达到120万人，委员有3000多人。即便在离岛澎湖，6万人中也有1万人是会员。1991年之后，很长时间里，慈济会员几乎以每个月6-7万名的速度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宗教团体，慈济并没有排斥其他宗教的信仰者，会员的招收工作向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开放。一个被慈济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是：慈济医院的首任院长和慈济大学的首任校长都是基督徒，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慈济服务，而且他们直到卸任也并没有皈依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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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慈济委员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多，传统“上人—委员”直接互动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一场台风让证严坚定地推行了慈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组织结构再造。
1996年，“贺伯”台风造成大灾，慈济委员和志工们从花莲等地区赶到救灾现场，虽然他们已经先于政府救援队和其他NGO，但还是有很多民众不满地质问：“慈济的人怎么到这个时候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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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静思精舍的一场会议上，证严描述了部分民众的不满，她认为如果当时本地慈济委员能够在灾害发生时更有效组织当地民众开展救灾，而不是等待来自总部的指示和外地志工的到来，那么救灾工作将更迅速、更有针对性。
次年，慈济全力推广“社区志工”计划。这个计划要求慈济委员改变熟人推广和接受上人垂直管理的模式，以社区为单位，在各地推展健康照顾、环保志工、社区绿化等工作。慈济委员今后必须组织自己所在的社区志工，进行日常培训。证严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组织再造，能实现“人间佛教”的蓝图：每个人都关怀邻居、热心公共事务，每当灾难来临时，所在社区自然就有许多慈济人可以就近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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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证严描述新制度的优越性时，却出现了来自内部的反对者。协助证严策划这场变革的慈济委员王文茜说，这样的改革会让一些老慈济人失去在组织内原有的领导地位，因此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不少慈济委员不能忍受组织再造带来的阵痛，离开了慈济。然而，证严不希望自己被反对意见劫持。
不久后，组织规模开始发生改变。伴随着“社区志工”计划，慈济开始在全台各地建立分会。此后又因为国际赈灾，海外组织也得到了发展—此前慈济组织即使扩展到海外，也主要在当地华人社群中发展。无论是岛内还是海外分会，一般没有“领导”，除了少数行政人员外，主要都是依靠在地委员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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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某个社区志工组织的慈济委员超过了20人，那么就要分出新组，独立运作。小组人数少，组长才能照顾周全。当举行大型活动时，又整合多个小组的能力，这样可以有效地运用资源。”台湾《润渍苍生——证严法师的惜水智慧》一书的作者潘煊丝毫没有掩饰他对证严的推崇，这种组织形态使慈济的基层组织能同时发挥小团体灵活和大组织规模的优势。以慈济在南非的分会为例，志工中包括一群祖鲁族女性，她们会进入一些其他组织不敢进入的高犯罪率城镇，帮助照顾艾滋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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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在很多救灾行动中，慈济能够比其他救援组织更快速地展开行动，证明了证严当初不顾阻力推广“社区志工”计划的正确。
1990年以后，慈济的志工群体已经不仅仅只局限于家庭妇女，其会员中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及青少年加入，覆盖了各种职业。“次文化族群团体”开始出现，包括以男性资深会员为主的“慈诚队”、大学生会员组成的“慈济大专青年联谊会”（又称慈青队）、教师组成的“教师联谊会”，还有精通外语的会员组成的“外语队”，甚至还有“警察暨亲属慈济联谊会”等。如果说慈济委员加入慈济是因为宗教的力量，而后发展出的“慈诚队”等团体则和慈济在慈善领域的专业化、企业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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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慈诚队为例，它的成立得益于慈济1989年创立的护士专科学校。为了保护这些美丽的准护士，慈济组织了资深的男会员担任保卫工作，起到很好的效果。此后在证严的鼓励下，以他们为基础的慈诚队成立了。此后其承担的工作可谓无所不包，例如各地委员组的总务、环保、大型活动的场地布置、交通指挥、安全防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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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转型：慈善帝国】
1989年，为了给慈济医院提供专业人才，慈济成立了护理专科学校，后来这所学校发展为慈济大学。此时的慈济已经拥有庞大志工体系、教育和医疗事业群。 越大越大的事业群带来管理上的压力，同时，为了符合当局对基金会的管理要求，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燃眉之急。为此，慈济设立了董事会，由七位董事组成，证严成为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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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济需要制度，需要管理，现代管理制度，虽然我都不懂。”证严表示。慈济已是一个跨越现代医疗、教育领域的庞大基金会，一个董事会远远不够，需要专业的慈善基金会团队。原有的静思社等行政团队已经无法符合组织要求，慈济于1990年成立了“总管理中心”，而后又在1999年更名为“志业中心”，下设宗教处、文化志业发展处、人力处、财务处等8个部门，证严兼任执行长，该中心成为慈济行政体系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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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业中心”的出现，也让慈济的决策机制发生重大变化，“志业策划推动委员会”成为决策机构。每周四，这个委员会会在静思堂开会，由证严主持，志业中心的三个副执行长—慈济大学校长、医院院长、电视台负责人参加会议。
证严的俗家弟弟王端正成为慈济改革的推手，他担任志业中心的副执行长。记者出身的王端正十分善于处理与媒体间的关系。正是在他的倡导下，慈济在志业中心设立“文化志业发展处”。这个发展处显然承担了相当重要的枢纽作用：将慈济和证严的力量，不断从宗教界推向世俗世界，令慈济的事业生命力得以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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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发展处，慈济除了买下广播、电视时段为自己宣传外，还建立自己的媒体群：除了《慈济月刊》，还有《慈济道侣》、《外文季刊》等杂志，一个“静思文化出版社”，一个24小时上星卫视—大爱电视台。大爱电视台将受助者的苦难故事拍成电视剧形式，在《草根菩提》栏目播出，同时在公交线路上播放，令需要帮助的人们能及时获得关注和捐助。有的节目能获得黄金档电视剧一样的高收视率，并因为感动整个台湾社会，不断重播。台湾世新大学2005年公布的“媒体风云排行榜”中，大爱电视台获得“对社会影响最大”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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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志业发展处吸引了不少台湾专业新闻人加入，台湾著名的新闻主持人何日生便是其中之一。何现任慈济的发言人兼志业中心文化志业发展处主任。
大众传播媒体时代来临后，当年那本《证严法师的慈济世界》小册子上的故事又从慈济委员和会员耳语传播的时代搬到电视和报纸上，证严不仅很快成了佛教界崇高道德的典范，而且还在世俗社会上树立了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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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严在经营慈济的策略上，把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慈善事业作区隔，让大学、文化、医疗、教育四大事业体由台湾的主流精英来筹办和管理，非常正确地规划了事业发展的方向，再倚靠媒体的充分配合，很迅速地便征服了台湾社会，威力之大所向披靡，影响力还渐渐扩散到亚洲之外的地域。”江灿腾称。
其实，证严法师本人就是一位说故事的天才，她能够用既通俗又流利的国、台语，在电视上运用简单且生动的比喻讲解佛经，劝人向善，具备成为传奇人物的个人魅力。1990年获菲律宾麦格塞塞奖，1994年获“艾森豪威尔国际和平奖章”，1996年获台湾当局颁发医疗奉献奖，2000年获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50“亚洲之星”之一，2001年获香港大学颁给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因为这些荣誉，证严被誉为“亚洲的特蕾莎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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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之后的台湾社会，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成为不少台湾人憎恨的新对象，工业化又让现代人的心灵产生疏离感，宗教信仰被视为清除社会罪恶的万灵丹，佛教的禅学在台湾变成既时髦又有智慧的商品。”一位台湾资深记者认为，慈济的成功除了有赖证严本人的信仰力量，也是时势使然。
佛教在台湾本就拥有很大影响力，不只佛堂寺庙四处可见，不少城市道场就设在都市写字楼内。在台湾，不只结婚生子、丧葬仪礼有佛家参与的传统，随着工业化时代带来的普遍精神焦虑，短期出家、假日修道等生活方式也越来越流行。经过在台湾一段观察后，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哈利·艾利斯曾撰文称，宗教信仰在这里似乎比在西方世界里更加成为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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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念经、不“化缘”、更似志愿者的僧人，让台湾的佛教更显得与众不同。台湾由是出现了证严、星云、圣严、惟觉四大佛教领袖。不过在这四位当中，只有证严是台湾本土人，其他三位都是从大陆到台湾的外省人，证严在本土信众中也更有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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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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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9.21”大地震、美国“9.11”事件、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8年汶川地震……都成为慈济的成名之战。但慈济在深度参与世俗事务的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多来自世俗世界的审视。
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慈济名为基金会，却还是以宗教慈善的方式行事，即在很多方面以宗教信仰共识代替企业化的现代管理制度，虽然宗教信仰能够较好解决慈善信用问题，但会否有欠专业化？2.慈济似乎过于依赖信众对证严个人的感召力，后证严时代一旦来临，慈济会否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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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依赖宗教信仰的后果还包括，慈济认为只有真正有舍己奉献精神的人才能承担慈济的事业，因此对全职行政人员的管理十分严苛，甚至对发型、日常穿着和形象都有严格规定，并要求他们吃素食，且待遇十分低。一些行政主管拿的年薪甚至比其进入慈济前的纳税额还要少。此外，志业中心的每个部门都配有僧侣作“指导师父”，这些证严的出家弟子会对行政人员讲解上人的佛教观。因此，行政人员的流失率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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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志愿向导到众学童们，每个人都身着整洁无瑕、蓝白相间的制服。他们对通奸行为的贬斥以及对参与政治的抗议行为，也让我感到困惑：这更像是‘老大哥’或毋宁说是‘老大姐’的做法。”一位英国报纸记者刚参观完慈济时写下这段文字，他甚至想到了看《1984》、《我们》等反乌托邦书籍的感觉。后来经过深入观察，他对自己的看法有所修正，表示：“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应该被扔进垃圾筒，特别是慈济这种温和和非神祇论的佛教思想。”不过，他显然还是在某种程度的困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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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人没办法像这位记者那样得到深入了解慈济的机会。慈济的封闭往往让试图了解它的媒体头痛。
慈济过于依赖证严也成为潜在的问题。随着证严年岁已高，早已有人担心后证严时代慈济的志工体系可否维持下去而不崩解。竖立另一个“克里斯玛”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即便是证严，都让内部人士担心，仅靠过往传奇经历的传播，会不会由于故事重复性太高而很难带来新鲜感，以至不少支持者希望慈济或证严能获诺贝尔和平奖，以持续振奋支持者的信心。
尽管证严一直反对自己被神化，也时常鼓励追随者“人人都可以成为人间菩萨”，但是台湾人已经在证严身上寄托了太多感情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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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证严和佛教的力量的确让慈济与众不同：不愿意掏钱给官方慈善机构的人们，却乐于将钱交给慈济；由于慈济的志工行善，多是自己掏钱，因此行政费用低得惊人，最新的数字是只占捐款的3%；慈济的文化也让志工们得到了平等相处的机会，社会地位再高的志工也必须服从组织安排—汶川地震中，台湾味全食品董事长魏应充负责人员与物资的交通运筹事宜，生产“康师傅方便面”的顶新集团董事魏锦霓则亲自炒菜。
在普通世俗力量不能达到的领域，信仰力量却可能直达—1993年台立法院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案》，开放非亲属间的骨髓捐赠，却由于打开捐赠骨髓风气十分不易，加上耗资巨大，当局无力承担骨髓资料库的建设，结果在台湾卫生署和医学界呼吁下，慈济成立了骨髓捐赠资料中心，迄今岛内累计捐赠已经超过30万份，而整个中国大陆的骨髓库存也仅有65万份。
2010年12月12日下午，台湾中天电视台在一档介绍台湾电子书的节目中，特别提到慈济。华硕公司为慈济特地定制了一款电子书，除了可以用来阅读佛教经集及慈济的各种读物以外，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让使用者看到个人捐款的使用情况。电子书的第一个试用者，就是73岁的证严本人—这仿佛就是这个以古老宗教为背景的慈善机构成功嵌入现代人生活的一个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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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4 21: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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