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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岳沛芬 ⊙ 编辑/蔡仲逊
编者按：这篇文章我反复看了很多遍。这是自学中医的典范——岳美中先生的学医自述，不仅仅是经历，更是他几十年学医行医的心得，以及对后学者的殷殷嘱咐。凭自学而成名的中医有一些，但理论与临床实践都拿得出手的，恐怕不多。本文在民间自学中医的同仁中必能有很多的共鸣。但在我看来，科班出身的同仁，更该阅读！文章有点长，实在忙碌的朋友，先看我飘红的语句并收藏吧。
岳美中：无恒难以做医生
一
我出生在河北省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早年扛活，后来靠种几亩薄田兼做挑担叫卖支撑家计。我们兄妹五人，我是老大。八岁上，父亲看我体弱多病，难务耕事，也为将来添个识文断算的帮手，咬咬牙送我上学，东挪西借地巴结着供我上了八年私塾。我看家里作难，跑到滦城县考进半费的师范讲习所学了一年多。这种求学的情况，我在《六十初渡》的诗中，有一首写到过：
少小家贫病不休，
学耕无力累亲忧。
因规夜课迟安梦，
为备束修早饭牛。
酒食屡谋精馔供，
序庠颇遣远方游。
严亲纵逝慈亲在，
六十孩儿也白头。
我十七岁当小学校员，一边教书，一边随乡举人李筱珊先生学习古诗文词。其时，军阀混战，滦县正当直奉军阀的要冲，烧杀奸掠，民不聊生。我当时抱着空洞的救国心，慷慨激昂，写了小说《灾民泪》、鼓词《郭兰英告状》、《民瘼鼓儿词》等许多诗文发表在《益世报》等报刊，想移风易俗，唤醒痴迷。但少年意气，呐喊无就，转而想从古文中找出路。
一九二五年夏听说梁任公、王静庵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又和裴学海等几个同好一起重温经学，兼研小学、史学、准备投考。暑期应试落榜。虽然受了一次打击，却更加发愤读书，每日教书、写稿、苦读并进。不久累得吐了血。某医院诊云：“肺病已深，非短期可治。”考学无望，教职也被辞了，真觉得前路漆黑，大难将临，几无生趣，又不甘心那样死去。
难道医学对开肺病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床第呻吟之中，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买了《衷中参西录》、《汤头歌诀》、《药性赋》和《伤寒论》等书，边读边试着吃药。一年多田野间的生活，休息为主，吃药为辅，肺病竟慢慢地好起来了。觉得中医确能治病，于是决心学医自救救人。
学医，到哪里学呢？穷乡僻壤，无师可投；家口为累，又无力外出从师。只好托朋友找了个村塾，学生不多，一面教书，一面学医。一边继续写诗文。这一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和爱好，二是想小补于经济。学资供养家口，稿费就用来买医书。三年之中拖着病弱的身体，日教夜学，读了宋元以后许多医学家的名著多种。
缺少师友商问，就反复钻研揣摩；为了体察药性，就攒钱买药回来品尝体验。能尝的药，大都尝试过。有一次尝服石膏过量，泄下不止，浑身瘫软，闹得几天起不来床。学东知道我在读医书，有时家里人生病也找我看。我慎重地认真用药，往往有些效果。
一九二八年春天，学东一个亲戚的女人患血崩，找我去治。我初不敢应，后经学东面恳往治。几剂药后，竟见平复。春节时全家人坐车来致谢，引起轰动。就在这同时，邻村一个叫徐福轩的小木匠，突然发“疯”，烦燥狂闹，忽地登高跳房，忽地用手抓炕，新铺的炕席，一抓就是一片。发病月余，家里人捆管不住，经医不愈，村人荐我。我细察其脉诊证候，系阳狂并有瘀血。与调胃承气汤，仅一剂，竟拉赤屎而愈。阳狂一病，并非难证。但在当时，村人却传为神奇。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
一九二八年秋天，好友吴道先古道热肠，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在司各庄帮我开了个小药铺，力劝我行起医来。说是个药铺，起初就是一间小房，里边一张床，两个药箱，几堆书。睡觉、吃饭、看病、卖药，都在里边。后来起名叫“锄名医社”。因为原来教的一些学生的家长不愿易人，恳我继续执教。一则于情难却，二则专靠行医难糊家人之口，就和二个友人一起在医社后边的一间房子里办了个“尚志学社”。
白天，看病卖药之外在这里讲四书五经；晚上攻读医书，思索日间的医案。我行医之初，靠书本上的一点知识辨病投方，疗效并不高。但几年之中，却对农村的经济状况、疾病种类、药品需要等，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同时从读书的感豁、临证的效失、病家的愁乐之中，进一步体认到中医学术对社会人群的作用，益发坚定了终生研讨中医学，献身学术的决心。
业医之初，生活十分艰苦。出诊看病，经常以病弱的身体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波于夏日的湿暑、隆冬的海风。有人劝我还是读书找事谋个前程，我当时曾作《道情歌》数首述说心境。其一是：
懒参惮，
不学仙。
觅奇方，
烧妙丹。
针砭到处癥瘕散，
秋风橘井落甘露。
春雨杏林别有天，
山中采药云为伴。
莫讥我巫医小道，
且羞他做吏当官。
一九三五年，朋友把我介绍到山东荷泽县医院任中医部主任。一边看病，一边教授几个中医学生。不久，灾难就接连而来。先是丁丑夏，山左地震，烈风雷雨，屋倾墙崩，连续数月，辗转逃避，仅存生命。不久就是日寇进攻山东。
一九三八年春，我应诊到傅山，遇日寇攻城，被围在城中五天五夜。城破后，落荒逃到济南。身上一文不名，几箱书籍无处去找，仅剩下随身珍藏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各一本和数册医稿及《习医日记》。为防路上丢失，从邮局寄回家。郝云山先生送给了二十元路费，只身由洛口过黄河，千折百难地逃回了家乡。人倒是活着回来了，邮寄的书稿却总未收到。行医十载，流落千里。身上，仅一条御寒的破被和一根逃难用的棍子；眼前，是一个沦落了家乡。茫茫冀鲁，竟没有一个医生悬壶之地！
悬壶无地，只好重操旧业，又当了半年的小学教员。暑期，教员集训要受日本的奴化教育。我不愿，跑到唐山避难。经亲友协助，在唐山行起医来，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解放。十年间，我朴素地抱着两条宗旨：做一个无愧于祖宗的中国人；当一个对得起病人的医生。这又谈何容易！
一九四三年，当时做地下工作的一个学生，为八路军买药，暴露被捕。经我保释放走后，日本特务每日或隔日上门寻衅，一直监视了我三、四个月。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能够从容临证和专心治学呢？但是，既做医生，又不容对病人不负责任，不甘于学业的荒废。
十年间，我以经方为主，兼研各家，以求提高疗效；搜读各家中药学说，摘选验证，写成了二十余册《实验药物学》笔记；研读《甲乙》，访求师友，对针灸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应用。这十年，我正当壮年，刀匕壶囊，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因为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又缺少明确的哲学思想作指导，苦自苦矣，却没有做出多少可观的成果来。
解放后，特别是1954年纠正了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以后，中医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我调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后，才有条件结合读书与临证，对一些问题进行较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治疗方面，除在国内执行医疗任务外，还曾九次到欧亚一些国家，参加苏加诺、胡志明、崔庸健等人的治疗和进行学术交流，这是过去不曾想到的。
晚年，我考虑得多的有两件事：一是把多年积累的经验多整理出来一些留给后人；二是再为中医事业培养一些后继人才。“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我被抄走书物，在医院里喂兔和清扫厕所，其他无从进行。一九六九年八月，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我为胡志明主席治疗。不久，我被恢复工作。我自知身体渐差，来日无多，要抓紧做些事情。一九七六年，我为培养高级中医人才倡议多年的“全国中医研究班”招收了第一期学员。我的学术经验出版。在科学的春天里，工作刚刚开头，我却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次讲课后，病发不起，一直至今......
二
我年近中岁学医。一跨进医林，面前数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医学术是如此繁茂丰厚，而又如此庞芜错杂，走一条什么样的做学问之路呢？既没有家学作依托，又没有专师引导或学校的规范，只能靠自己摸索、探求。
回过头来看，也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十几年的旧教育，培养了读书的能力和习惯。二是几十年来未脱离过临床。我的注重临床，起初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去进行专门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后来，也是我认识到中医学术的奥妙，确在于临床。
书，没有少读；目的首先是为当好一个医生，争取当一个好医生。围绕这个目的，对历代中医大家的学术思想都做过一些探索。有过徘徊，出现过偏执，也走过弯路，才逐渐地得到了稍好一些的疗效和较为深入一步的认识。认识发展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我学医之初，是从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入手的。临证稍久，逐渐感到其方有笨伯之处，往往不能应手。转而学习吴鞠通、王孟英等人的温热著作。用之于临床，效失参半。其效者，有的确为治疗之功，有的则非药石之力。
在一个时期里，疗效总不能很快地提高。思索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对其学说研究的功力不到，经验不够，但细察其方剂，也确有琐细沉弱的方面。苦闷彷徨之中，又重读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前此虽然学过，但未入细）。见其察症候而罕言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性，准当前之象征，投药石以祛疾。其质朴的学术，直逼实验科学之堂奥，于是发奋力读。
初时曾广置诸家诠注批阅。其中不乏精到之言，也常有牵附穿凿反晦仲师原意之处，反不如钻研原著之有会心。于是专注于研讨原著。将读书所得用于临床，每有应手，则痊大症，更坚定了信仰之心。稍后，又涉猎唐代《千金》，《外台》诸书，觉得其中精华亦是祛疾之利器。当时，曾有过一个认识，以为中医之奥妙，原不在宋元之后。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后期，主要是以古方治病。这中间，还在另一个方向上走过一段弯路。
一九三六年前后，在山东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应付门面，生搬硬套地学了一阵中西汇通的学说。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疗效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真所谓“邯郸学步，失其故封”。苦闷之下，害了三个月的眼病，不能看书，经常闭眼苦思其过，好久好久，得出了两句话：“人是精神的不是机械的，病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这也是仅存未丢的一点灵光吧！当时既不敢自信为是，也不敢人前道及，只取它指导自己的治学。于是，又归真返璞地研习古老的祖国医学。
第二，在第一阶段的后几年，实践得多了，逐渐感觉到偏执古方存在一定的弊端。一方面，临床遇到的疾病多，而所持的方法少，时有穷于应付，不能泛应曲当之感。一方面也觉得经方毕竟是偏于温补，倘有认证不清，同样可病随药变。持平以论，温、热、寒、凉，一有所偏，则偏离病症，造成失误的后果上是一样的。临证治病，若先抱成见，难免一尘眯目而四方易位。只有不守城府，因人因证因时因地制宜，度长短，选方药，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机。
一九五零年我在唐山就此问题和孙旭初等同仁做过长时间的讨论，进一步受到启发。归纳当时的认识是：仅学《伤寒》，易涉于粗疏，只学温热易涉于轻淡；粗疏常致于偾事，轻淡每流于敷衍。应当是学古方而能入细，学时方而能务实；入细则能理复杂纷乱之繁，务实则能举沉寒痼疾之重。从临床疗效方面总结，治重病大证，要注重选用经方：治脾胃病，李东垣方较好；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把这些认识用之于临床，确乎有法路宽阔、进退从容之感。这是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这段时间的认识。
第三，一九五四年前后，我在治学思想上又有了一些变化。此时我治医学三十年，在读书和临证方面，有了一些积累和体验。也开始学习了《矛盾论》和其他一些唯物辩证法的著作。并学习着结合自己治学道路和方法上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思索。在肯定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也感觉到执死方以治活人，即使是综合古今，参酌中外，也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情况。但若脱离成方又会无路可循，走到相对主义。
要补救此弊，不但需要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地研究辨证论治的原则，还要在足够的书本知识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以若干病类为对象，从研究药物如何配伍入手，进而探讨方剂如何组织。因为中医治病，基本是采用复方。复方从根本上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逞奏疗效，而不是群药分逞其能。而复方方剂，中药物配伍和组织，又有它历史演进变化过程。从它演变的痕迹中探求用药制方的规律，并结合当前的实践加以验证、补充和发展，指导临床，就能高屋建瓴，动中肯綮。对一个医生，这是又进了一步的要求。
习医至此，不禁废书而三叹：学问没有止境，学问不可少停。在我，其知何其晚也。我在当时的一首诗中，写了这样的感慨和决心：
于今才晓作医艰，
敢道壶中日明宽。
研古渐深方悟细，
临床愈久始知难；
星槎不惮一身老，
寻案浑忘五更寒。
假我数年非忘寿，
欲期补拙在衰残。
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我结合临床、科研与教学任务，对药物配伍和方剂组织方面的材料做了一些整理和研究，对肾病、热性病和老年病等病种的用药组方规律做了一些探索，得到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但是，因学力不足和环境的原因，远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三
如何学习和掌握祖国医学这门科学，应当是有规律可循的，对此我们还总结研究得不够。我个人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可谈，能说的大半是走过弯路的一些感触。
（一）读书宁涩勿滑，临证宁拙勿巧
学医离不开读书。但我国医学著作汗牛充栋，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欲有所成，就要摘要而攻，对主要经典要扎扎实实地下功夫，读熟它，嚼透它，消化它。读每本书都要在弄清整的背景的前提下，一字字一句句地细抠，一字字一句句地读懂。无论是字音、字义、词义，都要想方设法弄明白。不可顺口读过，不求其甚解，不了了之。也不可用望文主义的简单方法去猜测。更不能拿今天的意思硬套上去。
比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篇》中的“痰饮”有二义：篇名中之痰饮，是津液为病的总称；条文中之痰饮，是指水在肠间摇动有声之流饮。读书时若不细考究，把痰饮当做今义的“稠则为痰，流则为饮“，就失去了经典的原意。这样逐字逐句地读书，看似涩滞难前，实则日积月累，似慢实快。那种一目十行，浮光掠影的读法不过是捉摸光景，模糊影响，谈不到学问。
要把主要的经典读熟，背熟这是一项基本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一遍有一遍的收获，背得熟和背不熟大不一样。比如对《金匮要略》、《伤寒论》，如果做到不加思索，张口就来，到临床应用时，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不但能触机即发，左右逢源，还会熟能生巧，别有会心。否则读时明白了，一遇到障碍又记不起，临证时难于得心应手。我自己虽曾在主要著作的背读上下过一番功夫，但总不能象童时读《论语》、《孟子》和古诗文那样至今背诵无遗，常有学医恨晚之叹。因此背书还要早下手。
读医书还要边读边记，勤于积累。积累的形式则宜灵活。比如说，可以结合自己研究方向相近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专题摘要积累，读书时留意于此，随时摘抄记录，并部别类居，主要的加以标志,散漫的加于条理，怀疑的打上门号，领悟的作出分析，大胆的附以己见。对日后的研究工作会有好处的。
临证宁拙勿巧。对症状要做病与症的综合分析，寻求疾病的本质，不可停留在表面的寒热虚实。立方遣药，要讲究主次配伍，加减进退，不可用套方套药取巧应付。遇大病复杂症，更要格外细密，务求丝丝入扣，恰合病机。既要有临证时的分析，还要做事后的总结。数年来，我自己无论在哪里就诊，坚持每诊必做记录，半月做一次阶段性的检讨，找出需要总结的经验，发现有进一步探讨价值的问题提高疗效。
（二）自视当知其短，从师必得其长
我学医，主要是自学。但绝不是说，自学不须求师。做任何一种学问，绝对意义上的无师自通是没有的。自学，难免遇到不解之惑,，攻而不破之谜，更需要请教师友。因而凡有从师学习的机会，尤知珍惜。
一九三五年，我读到陆渊雷先生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学有自己未见之义，稍后就加入先生所办的遥从（函授）部学习。当时，我看病教徒，诸务虽繁，但对所学课业必认真完成寄去请教。记得我写过一篇《述学》的课卷，陆渊雷先生曾加了鼓励的按语，发表在《中医新生命》上。这段函授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对我这样一个自学出身的人来说，感到十分可贵。
一般地说，一个人从师学习的机会和时间毕竟是不多的，而在共事的同道中，学术精湛经验丰富之人却随时都有。只有虚心汲取，他人所长，皆可为攻错之石。我在中医研究院和蒲辅周等同志共事多年。在一起临证、执教的过程中，有时见到他们的得意之笔，恰是自己的薄弱之处，从中比对思索，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比如，早年我用玉屏风散治“习惯性感冒”，多是大剂突进，虽数剂可效,往往不易巩固。蒲老治“习惯性感冒”也用玉屏风散，却是小量长服，疗效颇好。我思索这里的原因，加深了对慢性病的转化要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有“方”还须能“守”这个道理的认识。从师是为了求学问，在学问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架子。
我在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时，市内有一位高怀医师精针灸术，擅长用“大灸疗法”，系其祖传，能起大证。年事已高，秘未传人。为防绝技失传，我和王国三等几个同道以弟子礼去执贽受学，每至巳夜即趋及灯前，问难请业，无间风雨，袒臂跣足，按桥量度，力求一是。终于掌握并整理了这个疗法。当时我虽年过五旬，不无劳顿之感；而其中授受之乐也确有非可言喻者。
（三）读书多些有益于专，知识博些源头更活
我习医之后，半是积习，半是追求，研读文史和爱好旧诗词的兴趣一直很浓厚。习医之余，喜读<二十四史>。对六经，诸子，宋明学案以至佛教、道教的部份主要著作，都做过一些涉猎。兴之所至，还习作了一千多首诗词。我常以占用了一些时间为惜，但回顾起来，由这些爱好中得来的一定的文史知识和修养，对中医的学习和长进，也并非全无益处。
第一，中医经典是古文字，和现代白话距离较大，又流传辗转版本繁杂，字词驳错，诠释者既多，难免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如果没有一定的古文化、文字知识，对这些经典著作就不易读懂，就算读懂了，也难于读深。理解上，或浮于约略，或止于沿演，可以逐浪而难能探源；临床上，则易于套对而难能用活。要想对经典医籍的研究深入一些，就非有一定的古代文化、文字知识不可。我自己对〈伤寒论〉等经典的文字作过一些研究，写过一篇[〈伤寒论文字考〉补正]，就很借力于早年积累的一点古文和“小学”的知识。
第二，文史的书籍和古诗文中掩藏着丰富的医学资料。这些虽是不期而遇的零金碎玉，却可常补某些医学著作之不足，亦属珍贵。读书时随手积累，需要时即可驱遣使用。我在整理中医麻风病学，写作〈中医麻风病学汇编〉时，就从文史著作中得到了许多有用的材料。
第三，中医学是从中华民族古代文化这个土壤中生发出来，是整个民族文化之林的一枝。它的形成和发展，受整个社会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发展状态的影响和制约。对各个时代社会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对由当时时代所产生的医学思想的理解就可以更深刻一些。比喻地讲，专一地研讨医学，可以掘出运河；整个文化素养的提高则有助于酿成江海。养到功深是可以达到境界上的升华的。不待说，今天的青年人学习掌握古代文化知识，应当有目的，有选择，要适当要因人制宜，全无目的，漫无边际地读书，也不足取。
（四）勤能补拙恒斯效，俭可养廉贞自清
有时青年问及学问之道，我常说，论天分，我至多是中中之材。几十年来，如果说掌握了一些中医知识而能承乏医务，所靠的一是“勤”，二是“恒”。做任何学问都要勤和持久，治医学尤需如此。医生这个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一举手，一投足都接触病人，医术好些精些，随时可以助人、活人；医术差些粗些，随时可以误人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生可以说是病人的“司命工”。一个医生，如果不刻苦学习，医术上甘于粗疏就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
当然，就是勤奋学习，也不等于就能万全地解决疾病。但无怠于学，至少可以无愧于心。这是我早年用着鞭策自己读书习医的一点认识。如今我垂老病榻，回顾治医生涯，成果之少，每自赧颜；稍可自慰者，唯有勤奋读书未曾松懈这一点。几十年的生活，基本上是“日理临床夜读书”。临床常无暇日，读书必至子时。六十岁以后，医责渐重而年事渐高，为了抓紧晚年，完成温课和研究计划，曾规定了几条自我约束的“自律”。大致是：
（1）要有恒。除极特别的事情外，每日按规定时间温课，不得擅自宽假时作时辍。
（2）要专一。不得见异思迁，轻易地改变计划。要有始有终地完成一种计划后再做另一种。“主一无适”谓专。非专则不精、不深不透。
（3）要入细。不可只学皮毛，不入骨髓；只解大意不求规律；只识藩篱不求堂奥。入细，还要防止轻淡，轻淡则流于薄弱，薄弱则不能举大证；要防止琐屑，琐屑则陷于支离。支离则不能集中主力，也不能理细症。
（4）戒玩嬉。此后，忌看小说。非星期不着棋。不赋诗。非有应酬不看戏。
（5）节嗜好。衣食方面，不求肥甘，不备华美，随遇而安，自甘淡泊。否则必致躁扰不宁，学术上难于控深致远。此后，不独茶酒不事讲求，即书画篆刻，也不宜偏好过多，免得耗费有限的光阴。现在检查起来，除在旧诗词方面有时情有难禁，占了一些时间外，其他都尽力遵守了。
人们都知道医德的重要。我以为，做一个医生，治医之时，有两条至为要紧：治学，要忠诚于学术的真理，直至系之以命；临证，要真诚地对病人负责，此外决无所求。只有这样，才能认真热诚地对待患者，谦虚诚挚地对待同道，勇敢无畏地坚持真理，实事求地对待成败。相反，如果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不热爱，不相信，惜献身，对患者缺乏负责的精神，甚至把自己掌握的一点技术当做追求个人利益的手段，那就丧失了做医生的根本。不特失之于医德，且将毁及于医术。
在祖国医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代中医都有自己不容推卸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中医的命运是幸福的，毕竟也是坎坷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亲见了中医界的同道们，在旧社会的贫苦中自处，与反动派的压迫作抗争，对偏见者的歧视不动摇，在存亡兴衰的磨难中迎来了国家的解放，为民族生存、继承、丰富了中医学这份珍贵遗产。他们是无愧于历史的。我仅是同辈先进的一个追随者。蹉跎时月，如今也已是行将就木之人了。向前展望下几代中医，他们将处于社会安定思想解放科学昌兴的时期，只要他们勤奋而能够持久，善于继承又勇于创造，中医事业在他们的手里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医学必将以更绚丽的身姿挺立于世界科学之林。顾后瞻前，寄希望于未来。
【本文由岳沛芬整理，摘自《名老中医之路》，中医书友会（微信号zhongyishuyou）编辑整理。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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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7 21:4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