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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医 反 思 与 研 究
—— 拟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演讲
张 流 秀
站在这里，不禁想起上个世纪曾经有过一位长着长白胡须美髯的老人，他就是齐白石。齐白石本是典型的学徒出身，但却并未妨碍他终于成为国宝级艺术大师；他没有大学文凭，却到北大的课堂上为大学生们讲课。
北京中医药大学也可算是中医的“北大”吧。我作为巴蜀郎中、民间医人，能够受邀到中医这“北大”来交流和自由演讲，自然是很荣耀和开心的事。我在想，是否这可以表明，北京中医药大学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也应该像上个世纪蔡元培先生时代的北大一样，要有兼容并包、没有所知障的胸襟？我希望这所“中医北大”，能够从此恭请更多的民间医人来此演讲或交流！
我这是自去年以来的第三次到中医大学的演讲。第一次是在浙江中医学院，第二次是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通过那两次演讲，我建立了深厚的中医学子缘。学子们从我身上看到了民间中医的真实，很多人因此摒弃了所知障，有的已经开始了假期去民间寻友拜师，个别的甚至告知我准备要辞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感觉到了，中医的精髓恐怕并不只是学院内大家正趋之若骛所学习或科研的东西，而中医治病的真正能力也非让人很不自信的那么一点点。
事实上恐怕也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学院中医可能真的发生了橘枳之变。一个中医药大学的学子透露，他们的校长在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竟然说了一句大跌眼镜的话，说中医无非要么是阴虚，要么是阳虚，搞不懂就阴阳两虚。于是很多学子就只能认定学好西医是第一，中医慢慢来，不会也可以骗。
记得某个学院还有一位校长级的权威学人如此抱怨：“为什么现代的疾病谱已经不再是叶天士、张仲景时的疾病谱了，但我们还在用过去的理论在指导治疗？”那么请问，咱们真正有几人读懂了张仲景、读懂了叶天士？过去的理论，你可曾深入研究过？你可曾已经懂得？或者你究竟懂得了多少？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就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咱们明白了吗？没有。
大家都知道，咱们现在这个时代，再不是能轻易让人“板凳一坐十年冷”的时代。对于中医，我们已经很难得再葆有沉下心来悟入精研的心态。但除此心态浮躁以外，我们对中医的学习或研究更存在着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方向错了，一切白搭。于是就出现了—— 一个同道问参加过攀登计划经络课题、拿过数个经络大奖的研究人员关于经络的问题，“经络？！”，那位博士、针灸副主任回过头来，“不过是巫术罢了！”话语中那种心平气和、漫不经心和对经络深深的厌倦让人胆战心惊，黯然无语。
我作过关于现今中医药科研问题的一点反思，说：一直以来，中医药学术界对中医药津津乐道的研究，始终自觉不自觉地犯着根本性方向错误，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而且积重难返。这好比领着国家宝贵科研基金的水利专家，来这样研究祖国的母亲河——黄河：黄河要么干涸断流，要么泛滥成灾，可水利专家不是去研究黄河的源头与支流，不是去研究黄河两岸的生态环境，而是要么拿着放大镜，去努力找出黄河水流的泥沙成分；要么拿着显微镜，去试图对证黄河流水的水分子是否也是H2O。
象这样的水利专家，可能很多并不真正在水利部门，而是在咱们中医药学术界，只不过研究对象，由黄河置换成了我们祖先一辈辈流传下来的中医药而已。这样的研究，对中医究竟何益？对中医药临床究竟何益？
一位不愿粉饰太平的工程院院士，于几年以前就已经揭露过：在医药卫生界，小成果多如牛毛，大成果寥若晨星；医药科技人员言必及基因，话不离分子，结果基础医学研究在进步，医学模式却在倒退。他好象并没有专指中医药界，殊不知中医药界更糟糕，比如每年会议多多，奖项多多，论文汇编多多，刊物文章多多，可就是不见中医药总体上有多大的提升。这或许并不能一定说明中医界人未曾努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家的方向恐怕是错了，就算方向未曾完全错误，搞的又大抵无非是一些点滴零碎的临床经验，或闭门造车的小家子气研究，于中医从基础到临床的整个水平并无多大的影响。
中医事实上是大医学，而大医学需要大智慧的投入。据我所知，不曾拿过国家一分科研基金的民间医人投入大智慧的不在少数。他们在最底层默默地救治着不少人的生命，解除着不少人的痛苦，节约着不少人的钱财，然而却既没有谁给他们定以合法的身份，更没有谁给他们授以相应的职称，以致他们总是提着自己的脑袋在救人，救人好象就是在犯罪。由于每天他们必须直面各类病家的绝望和痛苦，因而他们对中医药的研究高度自觉，对中医药的体认最为深刻和精确。因为他们，所以可以说，真正的中医还原汁原味地在民间。主流医界理当尊重他们，重视他们，使他们的智慧和成果不至于被人为禁锢而湮没。可能也惟有这样，中医在总体上才有真正与时俱进的未来。
下边，我简要地汇报一下个人对中医研究的情况。
我在发表于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网络杂志——《中医大讲堂》专家论坛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作者安于寂寞的从医十年, 通过学思并重的读书、课徒和临床,领悟了中医的真谛,也反省了中医自身。遂着力构建具有特定意义的新中医科技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首先建立在对传统岐黄医学各中心概念内涵的悟入精研基础之上, 对20世纪中医科技理论一系列基本概念范畴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清理、整合和发展。”
我对中医的研究结果是系统的，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新中医”。在发表于国内最为厚重的中央级学术刊物《中医药学刊》的一篇论文中，我透露说：“新中医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岐黄医学宏观把握人体生理与病理等生命现象的基础上，对二十世纪中医科技理论所进行的一系列全方位现代化系统规范、重组和发展，从基础到临床，足以改变现行整个中医停滞、落后的理论体系。”
我对新中医的构建，是从对中医的一系列反思开始的。中医学正如某些人士所感知的，其不完善、不完美、难以让人满足是显而易见的。确实，中医的很多问题都急待反思，比如：基本概念多重涵义不究竟规范问题，某些学理解释不能自圆其说问题，临床教材不能直接指导临床应用问题，用药剂型落后不适于住院病人问题，太多急救成药没有立竿见影的急救功效问题，西药的中药化利用问题，诊疗方式单一和工具简陋问题，某些绝病中医尚茫然束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论民间或科班，都有解决的责任和义务。但遗憾的是，这些问题至今依然严重存在，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我对中医的一系列反思，最早源于1997年末与1998年初，为带好弟子而写课徒讲稿。当时，写到气血阴阳部分，就有了疑问：既然气属于阳，血属于阴，为什么又会有一个阴阳与气血并列？比如脏象心系，有心血、心气，还有心阴、心阳；是不是心阳就是心气？心阴就是心血？显然不是。此阴阳其实原非彼阴阳矣！此阴阳为何？经过深入思考，而得自圆其说。此后，便以此为起点一路悟去，新中医理论体系竟得以明晰构建。
新中医具有化繁为简的大气，与中医作为大医学是相适应的。它把人放在了天、地、人三才环境里边来研究，认为个体人的生命物质、动力和能量，必须与外界天、地、人三才环境的物质、动力和能量相交通与往来。也就是说，个体人与外界必须保持“三通”。其中，主要通过皮肤与鼻，人与天通；通过口与二阴，人与地通；通过眼与耳，人与人通。三通顺畅无阻，人即无病；三通失畅阻塞，则疾病发生。
那么，什么是疾病？新中医认为，疾病就是人体内正失常或邪存在。我在一篇新中医论文里，说：“医学所面临的问题总是复杂而多因素的非线性问题，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因而必须要求对问题有深刻的理解，方能抓住主要矛盾而加以简化。”事实上，变繁为简是智慧的表现。而新中医正好抓到了提纲挈领的主要矛盾，那就是中医宏观上的正与邪。
那么，正、邪所指为何？新中医认为，正、邪都有具体所指，正指生命的宏观基本要素——精、气、津、血，新中医称为生命元素。其中，精是人体的生命能量，气是人体的生命动力，津与血是人体的生命物质。邪呢？是指一定的病原作用于特定的机体而产生或形成的宏观产物,有原生邪和继生邪之分。其中，原生邪直接来自体外,由体外病原通过皮肤、口鼻或生殖器等器官直接侵入而成，比如风、寒、暑、湿等邪，寄生虫、食物毒或有害气体，以及滴虫、梅毒或爱滋病毒等等。继生邪属于病理产物,是人体生命元素精、气、津、血等在个体心理情志作用下自动变异或在原生邪作用下被动变异的结果,比如风阳、死阴、滞气、瘀血、痰饮、结石、积水等等。
众所周知，中医自古以来都不从病理学的微观角度研究细菌病毒,也不从解剖学的精确角度研究组织脏器。它不是从解剖室或试管里蹦出来的精致理论,更与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无关。但是它作为大医学, 却通过上观天文、下察地理、中晓人事的取象比类方法，而建立了人境相应观、动态联系观和生物全息观, 并从三大观出发，在活的生命体上来宏观地研究人体的生理、心理与病理过程, 针对的核心就是正与邪，即人体生命的宏观基本要素和一定的病原作用于特定机体而有的宏观产物。
既然疾病就是人体内正失常或邪存在，那么，为什么正会失常、邪会存在？归根到底，不过是因为人天、人地和人人三通发生了障碍。治病最终是要还原正或祛除邪。但是不管怎样，首先必须解决三通，即人天通、人地通、人人通。如何解决三通？汗、下、利、吐四个字。即通过发汗法通透津液，驱散外邪，解决人天通障碍；通过泻下法通下大便，解决人地通中下焦伴食障碍；通过渗利法通畅小便，解决人地通中下焦伴水障碍；通过涌吐法吐出痰食或毒物，解决人地通中上焦障碍，涌吐法也可同时解决人天通和人人通障碍。
需要特别提到一点，人人通障碍导致的身心疾病，即主要是心理影响生理的疾病，医家必须首先或同时也要施以心理疗法，至少从言语上要作一些相应的思想疏通工作。心理治疗是中医解决人人通障碍的主要手段，这一手段可能是“润物细无声”的，有时也会是惊心动魄的。民间历代大医中，有不少心理疗法高手就常有出乎预料的运用。今天的中医人应当对此加以总结和研究。
解决了三通障碍，还原正或祛除邪就好办多了，若是邪重致病，甚至三通一解决，就能自然地达成还正祛邪的病愈目的。
那么，具体怎么来还原正或祛除邪呢？那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正量少，即生命元素由于机体生产不足或病邪消耗损害，表现出数量亏耗而不足失荣，则勿使不足施以补，滋阴、助阳、益气、养血、增液等是；正行阻，即生命元素由于自身亏耗或病邪阻遏，表现出流通障碍而淤滞失畅，则勿使淤滞施以理，通阳、行气、活血等是；正位离，即生命元素不能安居正常本位而逸失失固，则勿使逸失施以纳，降逆气、升陷气、摄脱液、固亡阳等等是。再比如，邪势盛，则挫其锐气，施以抗，如清解热毒等是；邪质坚，则促其溃散，施以化，破瘀血、化结石、消宿食等是；邪蓄留，则断其后患，施以排，也就是上边所讲的达到三通的汗、下、利、吐的措施。此外还有术，即通过手术器械直接取出形质性病邪，当然这如今已成了中医之短、西医所长。但是，当病家疾病一旦发展到需要动刀动枪开肠破肚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如履薄冰应该加以检讨的下医了！
提到下医，我得多说几句。中医作为大医学，实际包括了上医学和下医学两大组成部分。上医学部分是真正的人医学，人医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体形而上的气质性存在。这种存在就是人体的精、气、神，具体化即人体生命的宏观基本要素，也就是生命元素。生命元素在生理条件下是始终保持按着一定的途径安分守己地顺畅流通的，其消耗、补充与融合，吸纳、转化与排泄，都是相对平衡的。这种相对平衡一旦遭到破坏，人体即进入病理状态，使身心健康受到影响。这时，对此的治疗正是上医之所长，而下医多半无能为力。但当这种相对平衡被破坏到形质性病变的时候，从前咱们中医先辈就要说了：“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上医骄傲地说：“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 —— 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
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医人欲做上医而不得也。无法做上医怎么办？还好，中医作为大医学，还有下医学部分。下医学也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都知道，中医历史上，以下医高手名世的大医，当数三国时期的外科医家华佗。华佗刮骨疗伤、剖腹理肠的下医学水平从技术上，在全球范围内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境界。可惜天妒奇才，权力为害。华佗之后，中医作为下医学的外科一蹶不振。
下医学是近乎兽医学的形质医学，它建立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解剖学理上，研究的是人体形而下的形质性存在，具有精粗之分。由于咱们最早的中医先辈都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重点主要在研究形而上的气质，治未病，而不怎么在意形而下的形质，治已病，因而下医学部分很粗，不发达，以致后来清朝医家王清任在《医林改错》著作里边很有意见。这方面，自傲的西医学了不起，咱们理当向西医学习，不可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应该在保持中医自身固有特色与特长的同时，把纯技术性的西医“拿来”，补充和丰富咱们中医的下医学。
但是千万要注意，“我们吃牛肉不是为了变成牛，我们学习西方不是为了把北京变成纽约”。同样，我们把西医所长的东西“拿”入我们的下医学部分，也不是要把整个中医西化，变成西医。中医的下医是在上医学指导下的非纯生物性的形质医学，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西医。
中医作为大医学的两个组成部分，我在一篇论文里边，把它归纳为：上医学作为纯然人医，治未病，不战而屈人之兵，防患于未然；下医学则近似兽医，治已病，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亡羊补牢。上医、下医，人医、兽医，作为“中医北大”的学子，在座的各位，你们打算将来做什么医呢？但愿我们都不要成为一流的兽医、二流的西医和三流的中医！
好啦，为了让大家有机会和我作双向交流，我这一言堂的演讲就告一段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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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次演讲拟由《中国中医药报》安排，具体演讲时间约定在2006年4月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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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11 17:5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