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关停强拆“末路”

梁知行

北京强行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引发舆论汹涌。这场由大兴、朝阳、海淀3区主导的行动，在推进中呈现了怎样一幅乱象？市教委提出的“三先三后”原则和“不让一个孩子失学”的承诺是否得到兑现？

朝阳区东扩是北京市推进的规划重点，而拆迁打工子弟学校的成本相对较低，这可能也会成为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一个理由。

———郭宇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近期强行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引发舆论汹涌。这场由大兴、朝阳、海淀3区主导的行动，在推进中呈现了怎样一幅乱象？市教委提出的“三先三后”原则和“不让一个孩子失学”的承诺是否得到了兑现？北京的行动轨迹的源头在哪里？上海的做法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在持续一周的走访中，记者试图找到答案。

混乱的城头令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关停行动，在8月20日这天集中展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政策及执法的矛盾和反复可见一斑。

在大兴区西红门镇，这天下午涉及关停的4所打工子弟学校校长被召集到镇教委办，得到了教委办主任赵永生“同意继续招生”的口头通知。与此同时，一条无落款的短信“飞”到了4所学校的学生家长手机上：育红学校等4校是在违章建筑内举办的未审批学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家长将孩子转到龙海等5所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就读，转学学生将一次性减免学费300元，以后每学期有3证免学费80元，免教科书费。

早在今年6月7日，上述4校就接到镇校园安全办公室下发的“告知书”，称其“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于6月20日取缔”。6月16日，校长们也曾被召集到镇教委办开会，被要求“在10天内清退书学费，做好善后工作，否则强拆房屋”。

8月20日是周六，东坝实验学校，朝阳区最大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却破例让370多个学生继续上课。学校接到一纸“强制拆除告知书”，称“东坝乡政府曾责令其于8月20日将此违法建筑物自行拆除”，未果，“经决定于8月25日对该违法建筑依法强制拆除”。和区内3所待关停的学校一样，东坝实验学校在8月15日抢先开学，但原先的1300多个学生只剩下零头。校门外，村联防队员和乡保安每日“蹲点”上班，住在校内的校长和老师，则对学校寸步不离。

在海淀区东升乡，自8月9日区里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红星小学被强拆之后，8月20日这天，学校的废墟外展开了一场招生大战。邻近的昌平区东小口的4所打工子弟学校挂横幅，搭展台，学费普遍从一学期600元涨到了800元。

而原红星小学的近邻，同样无办学许可证的新希望学校，除了涨学费，甚至还紧急将校门口的老师宿舍和居民房腾出来做教室。校教导主任称，该校不在规划拆迁范围内，因此得以保留。

而他们的兄弟学校———另外一所“新希望”，则因租房合同到期，地块涉及城中村改造，8月15日被东升乡强拆。

一个都不能少？

8月16日下午，北京市教委就打工子弟学校关停事件做出回应，承诺“不让任何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会上公布目前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总数为43.37万人，其中70%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还有不足10万人在自办校就读；同时强调“今年随着北京城乡结合部拆迁整治的推进，将有24所自办校被拆迁，涉及学生14000余人”。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表示，北京城乡结合部改造也涉及不少公办校，针对不符合办学条件的自办校的拆迁，教委确定了“三先三后”的工作原则，即：先拆迁民居，后拆迁学校；先有安置分流方案，后实施拆迁；先分流学生，后拆校舍。包括此次拆迁的24所自办校，目前全市未经审批的自办校总数为114所，教委将采取审批、加大投入扶持和分流安置三种方式分类对待。其中分流安置学校数量约占总数的1/4.

那么北京各区县有否遵循“三先三后”原则？“不让任何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的承诺能否兑现？记者连日走访了朝阳、海淀涉及关停的几所学校以及学生家庭（大兴区最终不再取缔西红门镇的4所学校）。

8月20日，朝阳区教委通报了学生分流安置情况。公办校可腾出850个学位，有借读证明可以就读；另增加6所委托办学安民分校，加上扩建的博雅学校，及扩充学位的星河双语学校，委托办学学校共扩充5300个学位，这类学校不需借读证明就可入读。学费方面，公立学校免费，委托办学学校学费只要350元。而据东坝实验学校校董万天兵的计算，朝阳区取缔的9所学校共需分流学生6000多人。

记者实地从东坝实验学校驱车到单店安民学校，再到博雅学校再返回，3所学校的距离都约3-5公里。其中博雅学校孤零零地处于一片拆迁空地之间，校长李玉英表示学校是否拆迁还不清楚。学校内的操场一端，正在紧急加盖简易教室。

东坝实验学校的学生家长何中山骑车带着10岁的儿子何胜利，也去看了这两所分流学校。他家就住在东坝实验学校的对面，骑车到博雅，“至少要半个小时”。两所分流学校和他家之间都不通公交，也没有校车，孩子又不会骑车，“即使会骑，穿过杂乱的郊区也不放心”。他考虑过是否在博雅附近重新租房，但是学校周围空荡荡的。

何中山是个建筑工，经常在工地上一住就是几个月，他老婆是个园林工人，每天早5点出门上班，晚7点才到家，河南老家的父母又已经去世，没有人可以接送孩子。他只能考虑老家的寄宿制小学，尽管孩子很不愿意离开父母和北京。

何胜利班上原本有50多个同学，8月20日上课的只有10多人。“有的同学回老家了，有的转到其他学校去读了。”他说。

在海淀区，4所关停学校3200多名学生，被承诺将被分流到5所公立学校，待遇与京籍学生相同。

东升驾校大院内的外来户，以往很多孩子就读红星学校，学校被拆后，3公里外的昌平区打工子弟学校来招生，很多家长都在振华、明欣等学校报了名。这些学校有校车，入学不需要“5证”是最吸引的因素。

家长们并不知道分流学校———石油附小北校区后来入学也不用5证了。孙晓光带着10岁的双胞胎兄妹去看了之后有些动心，公立学校不收学费，但交通问题没法解决，她在考虑是否要搬家。

被拆除的新希望学校的学生家长赵振坡，8月20日这天也来到石油附小。他家住新希望学校旁，周围并无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可以选择，到分流学校没有公交车，骑车要四五十分钟，这让他犯难。

而且，作为红星学校和新希望学校的分流学校，石油附小北校区能否接收两所学校总共2200多名学生？学校方面并没有明确作答。


拆迁账本

据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协会会长易本耀的观察，北京此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并不像2006年的全市统一行动，而是从大兴区开始，到朝阳区跟进，以“安全隐患”为名开展的整顿，“起因就是4月25日大兴区旧宫镇的一场火灾事故”。海淀区因为这些学校确实涉及拆迁，“和大兴、朝阳的行动正好赶在一起”。

大兴区西红门镇建新庄实验学校校长罗亮证实，旧宫一个非法经营的服装加工厂发生火灾，事故造成17人死亡，24人受伤。此后大兴区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都在5月中旬收到了区里下发的文件，要求学校15天内做好房屋和消防安全方面的清理整顿，随后西红门镇的全部4所无证打工子弟学校都在6月7日接到了取缔告知书。而自6月以来，大兴区涉及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已达到11所。

西红门镇在给记者的说明材料中也解释道，“为落实北京市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精神，确保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安全，西红门镇对违章建筑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无安全保证的未审批自办学校予以清理整治。”

而今年4月底开始的这场“打非”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中写道，要“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维护首都安全稳定……”

从6月27日开始，朝阳区将台乡、东坝乡、金盏乡的9所打工子弟学校也先后接到了关停告知书。和大兴区西红门镇一样，这些告知书都指出关停的依据是学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而和大兴区西红门镇多为自建校不同，朝阳区的9所学校中只有东坝实验学校属自建，其余多为租用的校舍。大兴区的这些自建校大多投入了上百万元建房和加固，“按北京市政府的要求完成了抗八度地震的校舍抗震加固任务。”罗亮说。

2004年朝阳区教委审批了14所打工子弟学校，2005年之后，所有申请都“暂停审批”。“区教委说我们学校是扶持对象，要列为待审批的第1号。”东坝实验学校校长杨勤说。结果没想到等来的是8月20日的一纸强拆令。

朝阳区教委关停的手法也让几所学校校长感到委屈。“区教委社办所先让我们上报老师、家长、学生的信息和联系方式，然后在6月底到8月不断给老师和家长发短信，告知我们学校已经被责令关闭，请老师和学生到分流学校去报到或应聘。”将台乡育才学校校长刘继贵说。

分流学校多为废弃的公办校校舍，交由退休公办校校长或老师来委托办学，减免一定的学费和书本费。“老师都还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校舍条件也未必比我们强，为啥就不让我们办了呢？”杨勤质疑。

自建学校难以接受的还有，若以“违法建筑”的名义拆除，学校将得不到任何赔偿。东坝实验学校校董万天兵告诉记者，除了办学的利润之外，如果学校纳入规划拆迁范围，按惯例还将对地面房屋给予补偿，一般是每平米1300元。有办学许可的学校，还附加每平米500元的经营补偿。“这样算下来，一旦纳入拆迁，我们学校应该有200多万元的赔付。而东坝乡有证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拆迁赔付，有的甚至可以达到上千万元。”

“朝阳区东扩是北京市推进的规划重点，未来朝阳和通州的拆迁会越来越多，而拆迁打工子弟学校的成本相对较低，这可能也会成为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一个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宇宽说。

在海淀区，政府对关停的4所打工子弟学校采用的是合同到期不续约、学生分流到公办学校的做法。被强拆的红星小学成为地主和房东经济纠纷的牺牲品。房东败诉后，地主清河小营物业公司强拆了校舍，校长谢振清当天被法院和警方限制自由，造成校内暖气锅炉、桌椅板凳等50多万元的损失。谢振清气愤之余准备起诉，“几方都推来推去，我都不知道谁该对我的损失负责，近期将找个律师代理起诉”。

京沪差异

自2006年北京市大规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之后，平静了很多年，“到去年下半年是一个转折点”，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说。

2010年初，当时的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在调任教育部副部长之前，提出了后来形成广泛讨论的“洼地效应”。郭宇宽指出，其主要认识就是：首先，不能“无度”地关心打工子弟教育，对于在京打工子弟的教育“百分之百解决是不大可能的”；其次“北京承载能力有多大，能接纳多少外来人员子女，这个没有‘度’的话，就会形成‘洼地’”；最后对这些打工子弟而言“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的人员就越多”。

而受访学者也表示，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大幅度地突破规划不无关系。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已经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所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的目标，更大大突破了北京“十一五”规划末常住人口1625万的控制目标。

为此，北京市在制订“十二五”规划时，“控制人口规模”成为主导思想。而据杨东平介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采取了一个“急刹车”的姿态。不仅采取了限制外地人购房、购车的政策，还大幅度削减高校毕业生留京指标，“大概能比此前减少了2/3左右”。到今年6月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减少‘低端人口’的政策意图似乎已开始显现”。

学者和关停学校校长们都反复提及“北京应该向上海学习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相关规划和工作思路”。

上海市曾于2008年制订了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关停并转”的3年计划，“初中阶段禁止开办打工子弟学校，原有学校的中学部全部转入公立学校；小学达标的直接发办学许可证，不达标的、规模小的由乡镇主导收购和合并，可以扶持的给予几十万元补助经费改善条件后再发证”。在北京和上海都开办了打工子弟学校的易本耀介绍说。

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海已经100%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也基本都由市教委统一制定标准和发放。其通过政府补贴和监管，使原先的民营打工子弟学校转变为非营利性学校，没有强行取缔过一所学校，到今年已实现平稳过渡。

记者：吴珊

来源：南方都市报

励杏老人

教育面前人人平等。

梁知行

打工子弟学校的另一面：穷孩子遭遇问题学校

在畸形的政策环境下，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同样问题缠身，久受诟病。

在一轮又一轮的取缔、转学的喧哗中，城市打工子弟如羊群一般地被放逐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在体会知识的乐趣之前，他们过早地品尝到人生的冷暖。

当地方政府将打工子弟基础教育完全甩给市场之后，失去监管的民办学校一心逐利的一面被放大。在以弱势群体面目出现的办学者身后，有着大量不为人知的暗处。

在政府政策、投资办学者、老师和学生三个群体的博弈中，教师和学生成了真正的弱势方，他们的利益保障仍亟须破题。

2009年冬天，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陈俊旭到北京一家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拍纪录片，片子开头的一幕就是学生在教室里烧书取暖。看着火舌摇曳吞没课本，镜头后面的孩子们一脸兴奋。这一幕代表了这一类孩子们的现状——贫穷、绝望和教育上的失败。

在过去十多年中，不断有教育界学者和NGO组织呼吁北京市政府承担起更多责任，但政策几经波折，进展迟缓。而在畸形的政策环境下，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同样问题缠身，久受诟病。

不论是相关的政府部门，还是学校的投资者，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这一切。现在，随着新一轮关闭潮的出现，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话题又一次被摆上桌面。

今年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关闭潮从各区来看原因各异。大兴区主要是因为4·25火灾之后对违章建筑进行整改，石景山的学校大部分是面临拆迁，海淀区腾退的四所学校中三所因为租赁合同到期，无法续约，一所位于南水北调工程蓄水池所在地，必须限期腾退……其背后是北京外来人口控制政策的延续。

再度观察这一事件，不仅仅需要老调重弹，同样需要对政府、校方、师生不同主体利益诉求的解析。

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富奇迹”

一位办学者讲述学校的辛酸让人落泪，而近两年他回老家办贵族幼儿园，一次性投资超过3000万

打工子弟学校的困境并非一天两天。起码在十年前就有学者开始重视该领域，民间慈善力量的关注更是从未间断。

比陈俊旭早六年，笔名“肉唐僧”的专栏作家徐志戎就到这类学校考察过。当时他在一家网站工作，请了一位校长做在线访谈，校长的拳拳爱心十分感人，随后网站发起了募捐。

徐志戎的任务是把募到的钱发到学生手上。而校长则希望钱汇到学校账户上。同大部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家庭式经营一样，该校管理财务的负责人就是校长的妻子，而校长本人就是学校投资人。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争执，最后徐志戎坚持了他的做法。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徐志戎遇到了困难，大部分孩子随打工的父母住在窝棚里，并没有门牌号。徐志戎于是通过邮局将钱汇到学校地址，再写明转给哪个学生。

但后来他发现，校方并没有把汇款单转给学生，这些钱都逾期退了回来。他心中浮起一个疑问：“校方真的是为孩子好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宇宽一直担心一个状况：当地方政府将打工子弟教育完全甩给市场之后，失去监管、一心逐利的民办学校是否也会像民营医院那样，演变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

于是在2008年到2010年间，他带领一个调查团队在北京上海两地展开了对1000个学生的跟踪研究。研究的结论至少部分证实了他的担忧，“越是教学条件恶劣，越是能博得同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捐助，民办学校落入了恶性循环。”

因为是盈利性办学，这些学校通常一个学期收800元左右的学费，食堂和小卖部一般都由校长的亲属经营。郭宇宽调查团队还发现，一些位于学校附近的游戏机厅也由学校投资方开设。

在盈利冲动驱使下，很多时候社会的慈善帮扶力量被校方截留，学生无法真正获益。

王春华现在是北京地区慈善组织“农民之子”的工作人员，她曾经在北京华奥学校当过语文老师，在工作三年期间，她发现社会给学生的捐款被校方签字冒领的情况多次出现。有一次，她班上一个学生没有领到钱，王春华向学校讨要多次，最后副校长才极不情愿地将这160元还给学生。

2009年陈俊旭在学校拍片的时候，和学校办学者有很多接触。这是一所由河南人开办的学校，父子三人家庭操办，陈俊旭习惯称呼这些人为“老板”，而不是“校长”。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完全不把教育当回事。学校接受了大量社会捐助的物资，小到乒乓球、铅笔盒，大到风扇、二手电脑，有的低价卖给别人，有的由家庭自己使用，最终都未到达学生手上。

郭宇宽则注意到一位办学者，“他在记者面前讲述自己白手起家的办学经历和在京打工子弟读书的辛酸，曾经让很多人感动落泪，而近两年，他回老家投资办贵族幼儿园，一次性投资超过3000万。”这一说法南方周末记者在向其他业内人士求证中获得证实。类似的创富传奇亦非孤例。

2007年，南都基金会启动“新公民学校计划”，当时准备出资200万元接管民办学校，最终应者寥寥。“因为办学有盈利空间，如果按我们的设想改造成非营利的公益学校，对投资办学者无疑是一笔损失。”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分析。

但是在拆迁议题中，学校通常在媒体上把自己塑造成弱势群体，而其追逐利益的一面往往被忽略。

师生失声

老师甚至没有行动自由，晚上出校上网都得翻墙；学生小升初平均分仅15分

未被社会舆论注意的是，在一个缺乏监管的市场环境里，校方和教师之间是简单的打工者和雇佣者的关系。王春华介绍，大部分教师和学校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有的则是由校方单方面持有合同。

学校和教师之间纠纷频发，“农民之子”《烛火通讯》团队积累了大量案例。石景山华奥小学的一位老师曾遭遇无故解聘，后来通过劳动仲裁，学校赔偿其两万余元。在另一起案例中，一位老师状告朝阳区东北亚学校无故解聘，法院并不受理，理由是由于该校当时没有办学许可证，主体不存在。校方则在庭上表示：“我本身是违法的”，以此为由成功脱责。

陈俊旭在长店实验小学的拍摄进行了三个月。与学校投资方进项丰厚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学校教师工作强度极大，工资却只有1200元，甚至低于同期北京市外来务工群体的平均工资。那里的教师行动也不是十分自由，校门的钥匙由办学者掌管，老师晚上要出去上网，都得翻墙出校。

而在校方极力压缩成本，提高利润的过程中，安全问题确实存在。陈俊旭的纪录片中就记录了该校一次锅炉爆炸，事故是校方在严冬的周末停烧锅炉，管道结冰导致。2011年8月21日，南方周末记者前往已经拆除的海淀区新希望小学校舍调查时，废墟上堆满了塑料泡沫，据学生介绍，该校校舍是简易房，外面是铁皮，中间则是泡沫。有的学生甚至每天击打墙壁练拳法“一点也不疼”。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创新、育红、新希望等几所学校，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学质量均不满意。育红初一一位学生甚至对学校被取缔表示高兴，理由是老家的学校老师讲课更加生动深入，“学校关了以后我就可以回老家念书”。

在新希望小学，一个四年级学生告诉记者，老师平时上课虽然很凶，可是考试时会把答案写在黑板上。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介绍，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小升初毕业成绩平均分仅为15分。

当学校遭遇搬迁等问题时，学校和师生之间的利益诉求差异更大。2006年，海淀区打工子弟学生分流就是一个显例。当时该区教委把解释学生安置政策的《学生家长告知书》交给打工子弟学校，要求把告知书传递给学生家长。但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隐瞒了该信息。

民办学校校方本身诸多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北京市教委进行整治和规范的“合理性”。


记者：陈鸣 沈念祖 杨雯

来源：南方周末

梁知行

北京打工子弟分流遭遇办五证 家长被索赞助费


学校关停 200打工子弟分流遇阻

家长称分流过程遭遇办五证等阻碍；通州区张家湾镇镇政府表示已安排接收学校

本报讯 新学期即将开学，通州张家湾镇200余名打工子弟却面临失学。多名家长称，孩子原来就读的宝录小学被关停，分流过程遭遇办五证、被索赞助费等阻碍。对此，张家湾镇政府表示，已安排学校接收分流学生，且分流不收取任何费用。

学校因无证等问题被关

6月16日，因没有办学许可证、校舍为危房、校车未通过年检等问题，位于通州区张家湾镇的打工子弟学校宝录小学收到镇教委下发的关停通知，于7月1日正式停办。

宝录小学学生家长岳女士称，学校关停后，至少370名学生面临失学，多为外来打工者子女。其中240余人在张家湾镇居住，其余孩子分散在相邻的台湖镇。

“学校关停后，镇教委和陆新庄乡政府下发通知，称失学的孩子可以分流到公办的陆新庄小学”，岳女士说，但分流对象仅限于居住在张家湾镇的孩子，且家长须办齐五证，到陆新庄乡政府登记后，凭登记证明于8月17日至19日参加考试。

家长称被索赞助费

多名学生家长称，因办理五证门槛较高，且时间仓促，8月17日前，仅有40余名孩子的家长办齐了五证，被允许参加入学考试。

“试题难度偏大，只有不到10个孩子及格了，被告知可以报名入学”，家长曹女士说，不仅题难，陆新庄小学还随意更改考试时间。原定于19日下午2时30分开始的语文考试，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被提前至2时开考，3时收卷。“孩子卷子都没写完，能考好吗？”

岳女士则表示，在与陆新庄小学负责人协商孩子入学问题时，不少家长还被暗示要交纳3000元至一万元不等的赞助费。

对该说法，10余名家长予以证实。

镇政府称不收费用

张家湾镇政府宣传部工作人员马女士表示，宝录小学被关停后，镇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安排学生分流。宝录小学的学生分流点，安排在陆新庄学校，家长可自愿参加分流或自行联系学校，分流不收取任何费用。

马女士称，经与陆新庄小学负责人核实，学校未在分流过程中，收取或提出过任何关于交纳赞助费的要求。

■ 追问

分流为何仍需“五证”齐全？

张家湾镇政府表示，不设“五证”门槛的新政策不适用于宝录小学

家长岳女士称，镇政府下发的通知称，学生家长在办齐“五证”后，方可申请分流登记。“海淀等区在对关停的拆迁打工子弟校学生分流时，已不需要‘五证’，为何张家湾镇还要设此限制？”

对此，张家湾镇政府宣传部工作人员马女士表示，海淀等区不设“五证”门槛，是今年市教委针对拆迁地区学校打工子弟分流所制定的新政策，即“当地拆迁，无条件解决原属地学生就学问题”。

“但这一政策不适用于宝录小学，宝录小学关停是因学校没有办学许可证，校舍为危房，校车未通过年检等问题，与拆迁无关。”

马女士称，因目前仅有40余名学生家长办齐了“五证”，镇政府已与学校沟通，在9月1日开学前，家长可抓紧办证，再次进行分流申请登记。“实在办不齐‘五证’的孩子，镇里可以实行‘特殊情况单议论’，如果孩子成绩确实不错，想上学，镇教委将上报市、区教委，争取为其解决入学问题。”

考试不及格不能入读新校？

张家湾镇政府称，是分班考试，考试成绩不影响入学

8月17日至19日，50余名学生在陆新庄小学设立的考场中，完成数学、语文、英语三科的入学考试。但成绩公布后，仅有不到10人考试及格。

家长曹女士对此不解，“我儿子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以前的考试没低过90分，这次却只有50分。”

多名家长称，陆新庄学校校方曾告诉他们，考试及格后方可在9月1日入学报到。为此，家长们质疑，政府和学校故意加大考试难度，借此减少分流人数。

对此，张家湾镇政府宣传部工作人员马女士称，17日至19日进行的考试，并非入学考试，而是分班考试。“考试成绩不影响入学，只是根据分数高低进行分班。”

马女士称，考试也并没有刻意加大难度，“宝录小学此前是非法办学，所使用的教材与公办学校不一样，学生才觉得题难。”

■ 相关新闻

民办小学欲进张家湾遭拒

张家湾镇政府称，事因该校所租校舍存安全隐患，不具备办学条件

本报讯 “公办小学进不去，有资质的民办小学想在张家湾办学，镇里却不允许”，多名家长称，台湖镇一所名为月河的打工子弟学校，因原校址面临拆迁，希望来张家湾镇继续办学，接纳打工子弟，却遭到镇政府拒绝。

昨日，月河小学校长李先生证实，学校欲易址继续办学遭拒。他称，月河小学为北京较早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有学生1100余人。今年4月，因台湖镇所辖14个村整体拆迁，学校也将无法继续办学。

“我们在相邻几公里的张家湾镇租下一处有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的场地，准备继续办学，并开始装修，但随即遭到镇政府制止。”李先生称，张家湾镇相关领导拒绝迁校的原因，是“镇里没规划，也不需要打工子弟小学，镇里的学生都能自我安置”。

“但学校很快要被拆了，孩子们将无学可上，”李先生说，此外，张家湾镇的打工者也表示过想让子女到该校上学，“宝录小学关停后，学校已接收了数十名该校学生。如果不能继续办学，这些孩子也就没地方上学了。”

昨日，张家湾镇政府宣传部马女士对此回应称，该镇拒绝月河小学迁校办学，是因为该校在镇内租用的校舍原为五木服装厂厂房，存在安全隐患，不具备办学条件。

“其实镇里还是很欢迎这样的学校来办学的”，马女士说，但他们即将用作校舍的场地内，没有消防通道，房屋为彩钢板结构，此前国土和消防部门都来做过评审，均未通过。


记者：石明磊 申志民

来源：新京报

梁知行

北京大兴31所打工子弟幼儿园无证被关停


大兴将关停31打工幼儿园

限9月1日前关停，涉及数千幼儿；西红门镇称政府有安置措施

本报讯 因没有办园许可证，近日，大兴区西红门镇31家打工子弟幼儿园收到关停通知，要求在9月1日之前关停，否则将面临强制执行。对此，大兴区教委表示，辍学孩子的具体安置措施由镇政府负责。西红门镇副镇长鲁大春称，黑幼儿园关停后，镇政府会有相应的安置措施，但暂时不便告知。

打工幼儿园无证被关

昨日中午，西红门镇星光社区喜洋洋幼儿园，几十名孩子正在宿舍午休。

“再过两天，他们就要失学了。”园长潘洪艳说，他的幼儿园有6个班，原本有大约200名学生，但因为断断续续地开学和关闭，目前还剩100多人。

据介绍，4·25大兴大火发生后，大兴区针对幼儿园展开安全检查，全区近300家无证幼儿园收到关停通知，“当时要求幼儿园从5月10日开始放假，但6月份我们偷偷地开学，期间断断续续地被迫放假，一直维持至今。”潘洪艳说，直到8月25日，又收到了关停通知。

据西红门镇的一份检查情况显示，此次该镇共有31家民办幼儿园面临取缔。另据一份“西红门镇各村队清理整治校园明细单”上的备注显示，还有部分打工子弟幼儿园将放假整改，没有镇政府和镇教委加盖公章的书面证明，不得开学。

“每家幼儿园至少有200名学生。”潘园长说。

副镇长称会有安置措施

昨日下午，五六名幼儿家长陆续来咨询孩子入托事宜。潘洪艳表示，幼儿园即将被关闭，不能再收学生。

“所有的幼儿园都不收，那孩子怎么办？”来自山东的刘女士说，她刚去了西红门四村的红太阳幼儿园，该园也表示将被关闭。

对此，西红门镇副镇长鲁大春表示，黑幼儿园关停后，镇政府会有相应的安置措施，但目前不便告知记者。

不过，多位家长称，尚未收到任何安置方案，现在只能自己想办法为孩子找幼儿园。

■ 探访

家长称万余幼儿仅两家正规园

据喜洋洋幼儿园园长潘洪艳介绍，西红门镇大约有10万名外来务工人员聚居于此，其中幼儿1万多人。而据多名家长表示，该镇正规的幼儿园只有两家，包括一家公办园和一家有资质的民办园。

4岁孩子随家长卖菜

昨日下午2时许，喜洋洋幼儿园，午休刚刚结束，几十名孩子从教室跑出来，令并不宽敞的操场显得有些拥挤。

园长潘洪艳介绍，2009年6月，他筹资40多万元，租了一所民办中学的一排平房，办起了幼儿园。

“以前区教委对我们是认可的。”潘洪艳从书桌里取出一张大照片，照片中，大兴区领导正在视察喜洋洋幼儿园。“可是大火发生后，一切都变了。”

昨日下午，西红门镇兴海家园附近，几名三四岁的小孩围在父母的小摊前玩耍。来自山东的家长刘女士说，孩子没法上学，只能跟着卖菜，“才4岁，锁在家里不放心。”

正规幼儿园名额不多

来自河南的付先生则表示，在绿林苑小区的新启蒙幼儿园是一家正规民办幼儿园，“但是价格太贵。”

在绿林苑小区，记者看到，新启蒙幼儿园租用了一栋楼房的一至二层，楼下有一处五六十平方米的操场。据该园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该园入托费每月1760元，“由于周边的黑幼儿园即将取缔，最近到我们这儿咨询的家长非常多，所以名额也不会很多。”

此外，西红门镇还有一所公办幼儿园，但付先生称，公办园入托费一般每月1500元以上，而且优先招本地户口的孩子，外地孩子只有少量的名额。

“我走遍了西四环，公办的幼儿园有的要赞助费6000元，不要的每个月学费就2000元，正规的私立园也差不多这个价，根本上不起。”付先生说，现在他只能晚上下班回家自己教女儿识字。

■ 特写

一个幼儿家长的求学之路

得知自己精心准备的舞蹈节目再也无法表演后，6岁的妞妞趴在床上，委屈地哭了起来。

妞妞一家三口来自河北，母亲在一家超市做销售，父亲开车拉货。2010年10月，妞妞到喜洋洋幼儿园读学前班。

万元赞助费阻入园梦

5月31日，儿童节前一天，喜洋洋幼儿园因无办学资质被取缔，社区要求幼儿园停止上课，200多名孩子被迫回家。妞妞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才知道女儿上的原来是黑园。我们吃了大半辈子苦，不能让孩子再吃苦。一定要上好学校。”妞妞的母亲邹女士说。

她首先找了几家公办幼儿园，每月入托费1500元，“本来想咬咬牙让孩子上公办园，但1万块钱的赞助费直接就把我们拒之门外了。”邹女士说。

6月，邹女士向大兴区教育局咨询有没有学费便宜的正规民办幼儿园。“教育局推荐了2家。其中一家每月700元，但学校条件太差，学生不允许到户外活动，只能在室内。”邹女士于是为女儿选择了另一家，每月800元。

再次送孩子回“黑园”

“我跟丈夫每月工资共4000元，拿出800元当入托费，日子过得相当艰难。”邹女士说，7月10日，被关停的喜洋洋幼儿园再次招生，于是一家人决定把女儿送回喜洋洋，“便宜，每月350元，包吃。”

然而，喜洋洋幼儿园重新开园后，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在幼儿园门外敲门，要求停止经营。“老师一说警察来了，就让所有的孩子蹲在墙角。我担心时间久了，对孩子留下不好的记忆。”邹女士说，8月17日，妞妞辍学回家了，白天大人都去上班，她便独自被锁在家里。

9月1日，她将到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读小学一年级。而此前，这所学校也差点遭遇被关停的命运。

■ 声音

打工子弟幼儿园

想办许可证但要求太高

位于西红门四村的红太阳幼儿园赵园长表示，他们每个月的入托费是350元，“价格便宜是许多打工家长青睐我们的主要原因。”

赵园长说，他也曾经想办办园许可证，但是到区教委一打听，硬件要求太高，最终只得放弃，幼儿园就这样办办停停，一直开到现在。

据大兴区教委社教科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办理办园许可证需要提供100万的注册资金，房产证明，校舍面积不低于2340平方米，绿地和活动面积各不低于270平方米，食堂的卫生许可证，消防安全许可证等相关证件，以及由镇政府开具的同意办幼儿园的证明。

“我们也承认自己是黑幼儿园，但是办许可证的硬件条件太高，小规模的民办幼儿园实在无能为力。”喜洋洋幼儿园园长潘洪艳说。

【关停“黑园”时间表】

●5月初

4·25旧宫火灾后，旧宫镇南小街近40家黑幼儿园被关停。

●5月中旬

大兴对全区幼儿园展开安全检查，旧宫、黄村、西红门等镇的无证幼儿园相继收到关停通知。

●截至6月初

大兴近300家无证幼儿园收到关停通知，教委工作人员入园要求幼儿园管理方退还学费，关门停业。

●7月起

随着检查高峰结束，多数被关停的无证幼儿园偷偷自行开课。

●8月25日

西红门镇31所打工子弟幼儿园接到通知，要求9月1日前关停，否则将被强执。


记者：王瑞锋 石明磊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