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的方子能治疗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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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冬至2003年春，在广州等地暴发的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再度引起世界对急性烈性传染病的关注，也激起中医界对《温病》、《伤寒》的再探讨，并积极投入到非典的临床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2003年10月5日《羊城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世纪前粤港疫情揭秘》一文作者翻阅了当时《申报》，揭示了1894年粤港两地遭受的特大疫情袭击，该次疫情来势凶猛，朝发夕死，死者达数万人，疫情持续时间达一年之久。病症：则染上病时，身上生一恶核，大如青梅，小如绿豆，痛彻于心，顷刻间神志昏迷，不省人事。当时广州府太守张润生，于城隍庙设坛祭祀三日，“不理刑名”，市民亦舞狮迎神，企图驱赶瘟疫，无效。香港政府则批准施行《香港治疫章程》，同时，还主动出击，寻求国际合作，“英官电致现驻日本之英国水师提督，欲延聘西医来港，借以诊治”。
阅后该文，觉言有未及，1894年的疫情是什么病？当时的医药界，特别是中医界如何应对？我也翻阅了手头的资料，特撰本文，以供同好。
清末甲午年（1894年）粤港两地遭受的特大疫情肆虐，实为鼠疫。据当时广州名中医易巨荪曾撰文曰：“甲午吾粤港鼠疫流行，始于老城，渐至西关，复至海边而止。起于二月，终于六月，疫疾初来，先死鼠，后及人，有一家死数人者，有全家绝者，死人十万有奇，父不能顾子，兄不能顾弟，夫不能顾妻，哭泣之声遍闾里”。曾检阅民初名医张纯编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其中转载时贤刘蔚楚的《遇安斋证治丛录》中一段医话，应该是指此次疫症流行，当时引发了中医术界与西医的一段纷争，兹录原文如下：“前约二十年（即清朝末季）香港鼠疫流行，沿门阖户，死人如麻，香港西医谓中医不识治疫，请港政府禁绝中医，各中医求东华院绅联谒港督华民政务司，请选西绅院绅十人为监督，以病疫者发授中、西医各半，表列成绩，不尚空谈，一考，中医治效超过之，西医不服，三考，平均以百分计，西医得三十余分，中医竟超过六十分，中医赖以保存。
查实鼠疫的流行除甲午年外，往后几年，丙申（1896）、戊戌（1898）以至巳酉（1990）等均有流行，鼠疫是急性烈性传染病，病势凶险，中医竟敢与西医较量，一是由于西医传入国内不久，尚未普及，是时抗生素尚未问世，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二是连年的发病，当时的中医已积累了一定经验，有一定信心，发挥其所长，在情在理。而实际临床上，中医是当时与疫症抗争的中坚力量。
究竟中医治疗鼠疫之如此急性的传染病，用什么方法，我翻阅了清末民初的一些粤港名中医的医案医话，如陈伯坛、谭星缘、易巨荪、郭梅峰、谭次仲等，他们都用升麻鳖甲汤加减并收到肯定的疗效。《广州近代老中医医案、医话选篇》载了黎庇留及易巨荪的医案共八例，称本病为“核疫”，据易氏说唐代《千金要方》早有岭南产恶核，朝发暮死之记载，病症与近患疫症无殊，其方有五香散，亦以升麻鳖 甲汤为主。按升麻鳖甲汤出自汉代张仲景《金匮•百合狐惑阴阳毒》篇：“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中被杖，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黎庇留、陈伯坛、谭星缘、易巨荪乃同时代人，皆治仲景之学，常聚谈交流。
黎庇留第一次用本方是治其叶姓朋友的婢女，用本方后数小时，便渐渐清醒，已能下床，以后再服几剂，便告痊愈。因当时中医界流传着用：“升（麻）不过五”的说法。黎氏恐人非议，事前先把升麻研末，制成药饼，每个重一两三、四钱，处方中升麻仅用一钱许，但嘱病人在煎药时要放两枚同煎，即升麻每剂之用重为二、三两之多了，日服两剂，危者三剂。
郭梅峰先生是私淑陈伯坛的，但陈伯坛用药剂量大，时称陈大剂，而郭梅峰却以用药量轻称著。不过郭治本病也用升麻五钱至二两。谭次仲是谭星缘之侄，崇仲景学外，应属中西汇通派、革新派。谭次仲十岁时，在广西读书，适鼠疫流行，其家男仆趁墟归来，即倒地呻吟，不及半小时，便谵语吐血，两侧腹股沟淋巴肿大，谭父处本方用升麻一两，每日二剂，次日诸证渐失。后来，谭次仲之母，染此疫。因心理因素，不敢投以此方，其母竟亡。
上述说明本方治疗鼠疫并不是一个人的偶然经验，而是经过多位医学家临床验证，经得起重复考验的。当时黎庇留、陈伯坛、谭星缘、等均为清末省港名医，有否参与香港中西医界纷争其事？则有待考证矣。
由于治疗鼠疫取得疗效，黎庇留于甲午（1894年）创办了“广州太平十全堂”，丙申（1896年）又创办了“衷圣医院”，在这两个中医机构为患鼠疫的市民赠医施药，救活无数。
从清末省港鼠疫流行的侧面可见，祖国医学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确实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中医药学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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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26 11: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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