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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梁知行 于 2011/5/25 17:12 编辑
作者：王教授
兴许是小时候《十万个为什么？》看多了的缘故，以后凡事都得问个为什么？学习中医之后，更不例外。刚刚开始时曾奢想毕业之后有朝一日也写本《十万个为什么——中医分册》什么的，待到登堂入室之后才知道这中医的事儿还真不好多问几个“为什么”？而且越问越糊涂，越问越感到困惑，只好作罢！
记得到中医学院上第一堂中医课时，先生在黑板上大写了一个“信”字，并说学中医首先就得相信中医，不相信是学不好的。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哦！私下里曾问过自己，这“科学”的殿堂里，科学怎么就不是促使人们去思考而是成了要人信仰、盲从了呢？
也就是这位先生后来成了有名的中医妇科专家、“国医大师”什么的。有同学向他请教不孕、不育症的治疗，先生说，那不容易，女的四物汤加减，男的四君子汤加减，不过，我治就行，你们治就不行！当时真使我那同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事实确如其所说，轮到先生的女大弟子我们那高年级的师姐时，却只能在家偷偷加些“激素”了。我那同学后来才明白，其实不孕、不育症的原因很多且复杂。他跟我说，心因性的尚可，果真是功能性或器质性的什么障碍和异常，或者生殖系统的小小炎症，老先生也难哦！
还有位先生更逗，有同学问手腕关节压碎了截肢后，针灸尚存肢体手阳明经的“曲池”穴，断端原同一条经络上的“合谷”穴位置上是否还有感觉？问的确实是深了一点。都不存在了，还有没有感觉？！我揣测那同学想问的是“经络断了之后能否接起来”？“经络的感觉是否由大脑支配”？或是“经络——大脑——经络是否能形成通路？当通路被切断之后短期内大脑是否还有记忆痕迹存在”？等等经络与神经、大脑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其实断的岂止是一条经络，手三阴三阳可整整有六条啊，还有与之紧密联系的“脏腑”呢！后来才知道那同学所问的，实际上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人的一种“幻肢现象”，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控制断端的神经还在活动，所以产生幻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慢慢消失。
先生完全可以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笑置之；或者学一下爱因斯坦氏，就明说自己不懂，等我回去看书弄懂了之后再告诉你们；或者更髙明的做法是叫学生回去看看关于针灸学、经络学方面的教科书和著作，或者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最为时髦的朝鲜人金凤汉先生的论著，弄清楚明白之后麻烦学生再告诉自己。想不到先生却在课堂上答非所问地说，“我劝同学们还是学一下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读书不要钻牛角尖！那我问问你们，你两只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而不长在后面呢？”弄得全班同学愕然！
其实，先生这个问题早在中学上生物课时，生物学教师就告诉过我们，这是人类的选择性所决定的，因为人要向前走而不是向后走，如果往后走自然就长在后面了。真想不到上了大学，先生还会问这个问题。同宿舍的几位同学回来之后彻亱不寐，有同学打趣地说，他怎么不问问我们为什么会有两只眼睛？两个鼻孔？两扇耳朵？为什么只有一张嘴巴呢？夫子言，君子有九思……，难道“疑思问”错了不是！那老外笛卡尔也说，只有经得起普遍怀疑的知识，才是真实而可靠的知识。心里嘀咕着这还能学下去？！后来，据说老先生很不髙兴，年级主任要班干部代表全班同学去向他赔礼道歉。“文革”中老先生为此还吃了不少苦头，级主任也连带遭罪，那已是后话。
我在这里绝无抵毁之意，只是想将那段求学经历如实地留下来。事实上，尽管这两位先生在我们读书时还算不上学校的“十大名老”，但我对他们还是非常敬重的。前面那位先生懂得名人、名医的效应，更懂得意识、情绪和精神对人体的反作用。后一位先生在当时学生心目中则是“良相良医”、“国身治同”的榜样，如果不是走得早，如今兴许也会成了“国医大师”。后来在大新县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他曾跟我们说过：我们有医得好的病，也有医不好的病；人家〔指西医〕有医不好的病，也有医得好的病。可见他知道中医、西医的局限性和医生个人的局限性。这些对我后来的中医生涯不无启迪，也就是这些问题促使自己在日后的工作中一直不断地学习、思考和探索，中医到底能治什么病？能治好什么病？是怎么治好的？希冀能寻找岀个中原因，不敢有半点懈怠与盲从。
学问、学问，既要学又要问，可以说是我们那个时代大多数学子们求学的基本态度。大家一直是将自己所学的专业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认真学习和研究的，何况当时是中、西医课程是齐头并进，同时开课，中、西医学之间不同的思维范式和行事方法难免不发生冲突和碰撞，擦出火花，自然会产生诸多问题来。同一病证，中、西医之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论和解释，而最终的判断只能看实践、看效果了。
何为大学？大学何为？在大家看来，髙等教育所培养的应当是能够自主获取知识、挑战知识、创造知识的人材，而其最终目的是使人“常惑常问”，不断地提出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例如，中医藏象学说中说到肝，认为“肝开窍于目”、“肝主筋”、“肝藏魂”、“在志为怒”、“在液为泪”、“其华在爪”等等这些藏象相关、经络联系的表述，虽然在理论上说明了它们的固定联系，但是，这些联系的内容实质，如肝为什么能开窍于目，怎样开窍于目，治肝为什么能治愈眼病；怒又是如何伤了肝，怎样伤肝，……等等问题，能多问几个为什么？以此类推，则五脏六腑的表述亦然，都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再如，五行学说将自然和人体内外无限复杂的联系简单地归结为仅仅是木、火、土、金、水五种实物的“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关系，从方法论而言，这种比类取象的方法所能得到的推论，只能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难道说这就是对人体科学性的认识和解释？《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肝病有“肝木太过”与“肝木不及”的不同，肝木太过，乘脾土之虚，木克土而使脾病，则“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可以理解；若肝木不及，脾土不虚反实，则肝木不但不会传脾土，脾土反而会反侮肝木而使肝木为病。还要不要实脾？实脾则脾土更实而反悔肝木更甚，使肝木更之为病。岂不成了“治一脏损一脏”、“治一经损一经”？以此推演下去，则其他五行所属脏腑、经络都一样。
在这种五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稳态平衡中，只要一行稍为失衡则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可循环而为病！其实，失衡、异常是生命的常态而并非都是病态。那断肢残人，至少也断了手、足三阴三阳分别六条经络，是为异常，可曾影响了与其紧密相联的脏腑功能？不照样没事活得好好的吗！那雷锋叔叔就是一种异常，不过是异常的好，所以毛老人家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向他学习。
又如，《黄帝内经·素问·腹中论》所说的“鸡矢醴”〔用鸡屎泡酒做药用〕，真能治鼓胀？一剂知，二剂已？还有所谓“裤裆灰散”、“人中黄”、“人中白”、“粪清”、“金汁”等等什么呢！〔男人或女人内裤裤裆部分剪下烧灰、人的屎尿都可用作做药治病〕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扁鹊是按照“非人”长桑君的传授用“上池水”服其“禁方”“怀中药”三十天，就能看得见墙垣另一边的人，凭这神力看病，能尽见五脏症结，为什么扁鹊却“特以诊脉为名耳”？以诊脉为名作幌子骗人！扁鹊真能“望而知之”犹如神仙？史载齐桓公、赵简子、虢太子、秦武王这些人时空相距四百余年，难道扁鹊是活了400多年的神仙？ 仓公又真能如同相命先生般知晓他人的死法？据《华佗传》所记，华佗真能开腹剖肠？当时真有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吗？写《伤寒论》的张仲景到底是“留神医药”的医生还是“余宿尚方术”、“精究方术”的方士？〔见张仲景：《伤寒论序》〕。经络又是怎样发现的？是“内景返观”吗？确有其事？〔见李时珍：《奇经八脉考》〕……。那《抱朴子·至理篇》中所罗列的“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开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澣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等事，连那作者葛洪都认为“此医家之薄技，犹能若是，岂况神仙之道，何所不为？”都是假设，如同神仙，不能当真！
整天不厌其烦地在这些近乎神话般的故事传说中兜圈子，既无观察依据，更无实验证据，值吗？难道仅听其言，就信其行？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应当信以为真！
何者已知？如何得知？知识何用？用之如何？所学的内容“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几乎完全关注于“是什么？”，而关于“怎么样？”的论述则往往是想当然而被理想化了，至于“为什么？”则表述得非常简单和十分模糊，甚至根本缺乏表述并与前两者相对脱节。概念模糊不清、命题模棱两可、推理缺少逻辑，使人迷茫而终不得其解，犹如云山雾罩。
其实，任何具有生命力的科学学说都是离不开概念的准确、推理的精确和逻辑的严密。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人类追求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为人类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行为准则，包括质疑、批判、否定、创新、诚实、尊重事实、开放的心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及对反对意见的宽容、甚至渴求。因此，科学应当说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人类活动。
凡此种种，只要思考，问题所在，层出不穷，举不胜举。“糟粕”故然要去掉，“精华”也未必都是可取的好东西！
稀里糊涂混到快毕业，心想总得学点真本事吧！记得那年从太平到大新，从大新到茏名、荃名，从茏名、荃名到天等，从天等到东平，从东平到容县，再从容县到杨梅、黎村，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分别在县医院、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开门办学、见习、实习。每到一处都是先到门诊，后到病房。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是容县人民医院，先是在门诊部的中医科，后又到了住院部。住院病房里则是以西医〔严格的定义应当是“现代医学”，后文同〕为主，中医〔严格的定义应当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学”，后文同〕为辅，只是配合配合。一天，或两、三天看一次，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凭着那人类最为简单、一般的感觉刺激，去寻觅以往的记忆，取象比类一番，开个方而已，犹若蜻蜓点水。在诊疗的过程中，对同一病人带教的中医老师各人的理、法、方、药完全不同。使人感到中医无论是诊断或是治疗上都没有一个统一客观的标准，缺乏标准化的操作程序，有点随心所欲，如同“孩童辨日，如盘如汤”。相反，西医老师所教给的现代医学知识在这里一一得到验证。
不管你学习怎样努力用功，治好了就是辨证辨对了，学好了中医，治不好就是辨证没辨对，没学好中医。有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干脆不辨了，胡乱开个“心水”方子也能治好。到底是自已治好的，还是病人自愈的，或是用西药的缘故，没能弄个清楚明白，落得个“行时医师”的美名，自己也感到十分困惑。年青时确是心有不服，想找出个究竟。如今，随着年岁的增长，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不为怪了。兴许应了那句“医者，意也！”自己至今尚没搞清楚弄明白的老话吧。
现在看来，与其说中医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个人艺术更为确切。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对病人机体的反应以至对“病证”的认识及其防治实践，医生的主观体验可以占相当大的成份，望闻问切，四象而已。同一病人，不同的医生对“病证”和“治则”的认识是大不一致的；就是同一病人，不同的医生即使对“病证”和“治则”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在处方用药上仍有较大的差别。似乎治疗效果和作用更多的是来源于施治者本身的魅力，而不是辨证施治、处方用药的结果。而病人对疗效的认识更是跟着感觉走。医者也是在病人今天好一点，明天差一点，后天稍好一点，大后天又差一点的回答中耐心地等待着，最后却是以病人不再来复诊为治愈标准。
倘若不能治好治愈者，医者多以时辰相背、没有缘分、药选不精、吃不禁忌乃至命中所定等等为托辞。正如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三十多年的中医职业生涯，使自己后来方才逐渐明白，医者的形象仪表、举止言行，药物的君、臣、佐、使结构及味数、价钱仰贵、稀少难找，乃至处方书写的字迹端庄、布局严谨与否等等对病人来说都是一副“良药”。
困惑，从学习中医的学生时代开始，到从事中医工作当上中医师、中医教师一直悬绕在心头。至今退休了，仍惑而不解、惑而求解，不断地求索。当中医师遇上的多是些小伤、小病，一些大伤、大病、急危重症自己确实也处理不了，连病家也都知道中医没多大能耐而会主动去找西医，真要找上门来的也多是西医认为没什么病或者已经没什么办法的绝症了。中医的疗效虽有一些，但多侧重于症状的缓解，且多是个人直接经验的个案，不能举一反三，无法重复，疗效评价标准更是因人而异。情势紧急起来，人命关天，“传统”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现代”了，因而这“科班出身的中医”也就成了“三、四流的西医”。这还得感谢那些年县医院西医同事们的教导和帮助，以及病房、门诊、值班室的轮番磨练，由于有了西医的临床实践，因而对中医的偏狭就更生敏感。当中医教师就更不容易了，且不说自圆己说，课堂上讲着讲着，有时连自己也失去信心。说真的，至今我仍无法讲清楚“恶风”与“恶寒”的区别，不都是患者发烧時所出现“怕冷”的自我感觉嘛，还会起鸡皮疙瘩呢！有时祛风寒的汤药尚未煎熬好，舌尖边红、脉浮数等风热症状马上显现，不知当初所感受的到底是风寒抑或风热？原来是审证求因，以症推因，病因是随时随地变化着的哦！
发展到后来甚至有些迷茫和焦虑了。心有迷茫可问谁？我将这些诉诸中学时代要好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都说适当的困惑和焦虑兴许就是动力，会促使自己去作更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有位较为达观的老师说，其实，学术上的研究和探讨，对人的一生来说，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是一种积累和沉淀，倘能留下来也是一种财富，一种奉献。他还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髙致”！我的学生，后来成了我的学生们的师傅的阳波先生，就曾私下与其同学及弟子们说过，王老师思维严谨、逻辑性强，是学不好中医的。我自己也深感不是学中医的料子，没有“天地存乎一心”的内省和深沉，更无“面壁而坐”的定力与修行，只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德性。想当年学有困难时，连梦里都希望有“非人”相助，传授“禁方”，赐饮“怀中药”、“上池水”，以求得道“知物”，是为“圣贤”、“良医”。有道是：“我读越人列传，心随桑子饮上池”！
后来由于相信“道在山林，学在民间”之说，曾寄希望于熟读《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的“民间中医”，因而演绎了一段“隐谦斋问道沙井”的故事来，成全了“沙井学派”后来的崛起。也曾寄希望于“中医现代化”，寄希望于“中医现代化”后所导致的“医学科学革命”以至于产生“科学革命”。希冀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将中医理论“翻译”出来。
其实，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不就是一个“气”，只要把握“气”的本质、功能、作用及其运动形式和规律，捕捉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气”，就算把握了中医。憧憬着如同“髙压氧仓”般的“平衡仓”出现，所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偏颇、升降出入异常的病人，只要进去出来就“平衡”了。损太过补不及，精足、气充、神全，一切疾病都会转好。可这“气”却是地地道道哲学意义上的“气”，怎么也看不见摸不着啊！
再后来，基于现实只好寄希望于“中西医结合”了。一位曾在县医院共过事的西医外科医生问说，兄弟，别瞎扯了，马褂套在西装上！“占星术”与“现代天文学”，“点金术”与“现代化学”能结合吗？其实，所谓“结合”，在我自己看来，就是用现代医学的诊断，加上中医的辨证施治，或者西医的治疗。在现代医学诊断明确的基础上，一个一个病地进行研究和探讨，什么病只能用西医治疗，什么病用中医治疗较好，什么病什么阶段用西医治疗好，什么阶段用中医治疗好，什么阶段相互配合治疗更好。这样做，由于诊断的明确，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治疗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是承认差异，寻求互补，而绝不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然而中医“辨证论治”的效果却最终未能如愿以偿，想不到后来竞成了不管什么病都是“中药”加“西药”了，既增加了病家负担，又浪费了医疗卫生资源，也看不出到底是“中医”还是“西医”，“中药”还是“西药”的疗效，成了“半吊子西医”，甚至最后完全西化了，使人更加茫然。
自己的心情正如余云岫老先生〔1879～1954〕当年所说：“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之后，再把中国医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见余云岫：《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
往后也就逐渐明白了先生之所以提出“废医存药”的道理。
记得美国杰出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刘易斯·托马斯博士〔1913～1993〕在其1983年出版的《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下称刘易斯·托马斯的书〕一书中曾经对十九世纪前页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的状况写到：“……探讨医学的历史并不怎么让人愉快。……医学的起源……是和纯粹的猜测和最为粗陋的经验主义相依相傍的。在人类的活动中，真难料想还有比它更不科学的行当。实际上，凡是想得出可能用来治病的东西，不在此时就在彼时已经用过了；而且一经试用，便持续使用几十年、几百年才把它放弃。回顾起来，在人类的实验之中，它真是属于最为儿戏、最不负责的实验，完全依靠先试试然后看看错不错的办法，而结果常常是总是出错。放血，导泻，拔火罐，服用各种植物的浸剂、金属的溶液、想得出的各种膳食,包括完全禁食，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根据对病因的一些荒诞绝伦的想象，完全是空想虚构。这就是略多于一百年前医学的遗产。医学……能延续如此之长的时间，侥幸获取去如此之多，但却遭到如此之少的谴责，这真是不可思议。……蒙田……前几百年就严厉地论说了医生给人造成的疾病。可是大多数的人却坚信医药的神奇魔力，耐心地忍受着它。……”。
作者虽说是在述说自己行业过去的历史和状况，美国或世界的医学史，但他所描绘的史实似乎与我们的国情，与我们所学习和工作的内容似乎完全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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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5 14:0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