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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洪钧：我为什么和怎样写《内经时代》
一
看见这本小册子，读者先想到的应该是：“内经时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多数人会认为：大概是考证《内经》的成书年代吧？
笔者不妨先告诉读者：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倒不是考证《内经》，至少和以往的“考证”大不同。真能明白《内经时代》，须待看过它的主要内容之后，但无妨先作简单说明。
《内经时代》是把《内经》放回产生它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当然，对这一切都力求作到用现代认识进行评价。其目的对《内经》来说有两方面。
第一是帮助人们更快、更好地读懂《内经》，使初学者迅速掌握《内经》体系的基本精神。但是，它不同于有关入门书。已经系统学过《内经》的人，翻开本书就会看到一些别开生面的内容。《内经》专家更能从中发现一些研究《内经》的新方法、新资料、新观点。总之，它对一切和《内经》打交道的人都有用处。
第二是更科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内经》。这与第一个目的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若作者对研究对象没有科学的认识，则无论他写多少文字，终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要达到上述两个目的是很困难的。比如，对怎样才算读懂了《内经》，就有几种有分歧的看法。有人说，通读几遍《内经》白文，就算懂了。有人则认为，必须多看几家注解或最好自己再作一次集注。有人以为，能从头至尾把《内经》讲“通”，水平才算可以。还有人则以能否细讲“七篇大论”为试金石。近年来的风尚，又把“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时间生物学”等新学说拿来围绕《内经》大做文章，以为这样才能领会《内经》的真谛。我曾经按照上述各种主张学过《内经》，觉得没有一种令人满意。最后，只好走自己的路。所以，这本小册子是我的学习心得，是把我的认识过程理一理写给大家看。
我感到，就《内经》读《内经》、就中医读《内经》或就医学读《内经》是读不懂《内经》的。即或再带点儿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头脑，也不能左右逢源，了无障碍。
如此说来，这是要否定前人的一切研究成果吗？是说别人都不懂《内经》吗？是说用“控制论”等新学说解释《内经》的作法均不可行吗？当然不是。不过，我至少可以指出，虽有上述研究，至今对《内经》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并未说清楚。后学者读了有关著述后，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很多地方是勉强说得通。有的地方尽力附会也说不通。其中不少问题本来不必等到现在才能研究得比较彻底。毛病就出在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上。
比如五行学说的研究吧。从王冰注《内经》、张景岳编《类经》，直到最近的教科书、最新的大部头《内经》注本，对五行与四季、五方、五味等相配的道理，都从常识出发解释，没有超出《尚书正义》的水平。这种解法只在五行配五味方面大体说得过去。即“木生子实，其味多酸”、“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甘味生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卤，卤味乃咸”。（《尚书正义》卷十二）可是，许多学问家仍觉此说牵强。
郭沫若先生说：“润下作咸是从海水得来的观念，炎上作苦是物焦则变苦，曲直作酸是由木果得来，稼穑作甘是由酒酿得来。从革作辛想不出它的胚胎。本来辛味照现代生理学说来不是独立的味觉，它是痛感和温感合成的。假使侧重痛感来说，金属能给人以辛味，也说得过去。”（转引自张子高等编《中国化学史篇》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61页）
蒋伯潜先生说：“我国言五行者往往以与五味、五色、五方、五官、五脏等相配。至今中医尚以此诊病处方焉。说者乃谓水可制盐，故曰作咸。火焦味苦，故曰作苦。果实未熟时皆酸，故曰作酸。然则金之作辛，土之作甘，又将如何解之？”（《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254页）
五行配五味最好解，亦有牵强处。五行为什么与五方、五季那样配，至今没人说清楚。北方水、南方火、东方木、西方金、中央土，靠常识说不通。四季为配五行改为五季尤难为常人接受。我们何以能让现在的青年从信数理化，一下子接受这种学说呢？
有人说：“我国地处北温带，从地理上看，东西南北中五个不同方位，气候条件有很大差异。经过长期观察，古人认识到，春季多东风，其风柔和温煦，万木荣发，大地苍青。……秋季燥凉，西风扫落叶，犹如金戈挥舞，一派萧杀。田里庄稼收割，大地脱下绿装，给人以白空之感。”（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93页）
简言之，木配以东、春、青，就是从春天多东风，其风柔和温煦，万木荣发，大地苍青来的。金配以西、秋、白，就是从西风扫落叶，如金戈挥舞，给人以白空之感来的。这说得通吗？春天果然多东风，秋天果然多西风吗？现代气象资料不能证实这一点。难道真的古时也其风正，今世也其风不正吗！况且风不论东西又都要去配木的。这样解只能使现代学生怀疑五行说。现行《中医学基础》教材中，连这种解释也没有。一个五行归类表，加上几句《内经》等书中的话，就算交待了五行说的渊源。这样，学生接受的五行理论必然不牢靠。它经不起有心人稍稍一推敲。
上面所说还基本上是《内经》之外的五行理论。五行与医学结缘，最关键的一步是五行配五脏。其配法更难靠常识理解。假如学生又知道古代文献中还有与《内经》不同的配法，就更要怀疑了。
五行学说研究的不彻底处，先举上面几点，约已足以说明问题了。至于五行的生、克、乘、侮，五行与五运六气的关系，则真正能用现代认识说清其本来意义、发展过程者则还没有一家成说。想知道拙见的，请看第四至八节。这是本书想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近代以前，很少有人用唯物辩证思想解释阴阳学说，故常被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利用。近代医界也只有杨则民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予以解释。请参看旧作《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五章，第四节。解放后，大量的文章和专著都这样讲了。近年尤其活跃。但并非研究深透了。试问：既然“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素5》）何以《内经》说理又多用三阴三阳呢？至今并无有深度的文章说清这一问题。阴阳说也大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再如运气学说，很多人视为深奥。其实，接受《内经》原说很容易。只是进一步问：五行与六气为什么只少一个“火”？太过、不及、平气等术语来自何处？原始意义是什么？从来无人讲明白。好讲运气者至今仍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一种书讲“七篇大论”竟写了近百万字。翻翻内容还是老一套。宜乎能读下去的人很少。有些人用时间生物学来证明运气学说的科学性，文章虽多，见解均浅。今日已极少有人用《内经》推运指导临床实践。连最受重视的病机十九条也大多被冲破。若不能深入运气说腹地，结果必然是泛泛曲护，反而在古人基础上后退。
以上举了较重要的三方面问题。意在指出《内经》研究方面至今还有不少重大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因而不可能使人读懂《内经》，也不可能更科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内经》。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内经时代》。
二
我将怎样写《内经时代》呢？看到上述拙见之后，很多人会以为本书要搞繁琐考证，大翻故纸了。要抛弃前人的一切成就，标新立异了。要撇开最新理论，以古论古了。暂不正面讲答案。先谈几点我对《内经》研究的一般指导思想的看法，并再次说明了《内经时代》是什么意思。
第一，要承认研究《内经》确实是比较难的。因为它：①成书年代久远；②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③卷帙浩大，头绪纷繁。对付它不能浅尝辄止。表述研究成果可尽量简明，研究过程中需下许多苦功——占有足够的资料。
第二，占有的资料多，不一定能保证得出正确而又使人信服的结论。还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要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科技史的一般规律要有足够的认识。这绝非老生常谈。话说来容易，行诸实际很难。以《内经》成书时代而言，古人考证很多。如果是圣人创造医学论者，就会死抱住成书于黄帝的观点不放。这种观点连明末的《内经》大专家张景岳、马莳等人都不能免。
按：张介宾《类经》自序云：
“内经者，三坟之一。盖自轩辕帝，同岐伯、鬼臾区等六臣，互相讨论，发明至理，以遗教后世，其文义高古渊微，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虫鱼，音律象数之兆端，脏腑经络之曲折，靡不缕指而胪列焉。大哉！至哉！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其为德也，与天地同，与日月并，岂直规规治疾方术已哉？按晋皇甫士安甲乙经序曰：黄帝内经十八卷，今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即内经也。而或者谓素问、针经、明堂三书，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夫战国之文能是乎？宋臣高保衡等叙，业已辟之，此其臆度无稽，固不足深辨。”（１９６５人卫１版）
马莳《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序云：
“素问者，黄帝与六臣平素问答之书。至春秋时，秦越人发为难经，误难三焦营卫关格，晦经之始。晋皇甫谧次甲乙经，多出灵枢，义未阐明。”（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版３３页）
近代还有很多人这样说。较聪明的古人如朱熹、程颢等方提出《素问》成于战国。
按：找出朱熹、程颢关于《素問》的话。
学识更渊博的人，拿《内经》和《史记》、《汉书》、《淮南子》等略作比较，大体定为秦汉之作。但是，近代之前从未有人作过严密的考证，多凭一般印象立论。其原因又不仅是唯心史观作怪。这里仅先提一句，即古人考证《内经》反以医界之外的人较深入。可知古时医家多为衣食奔走，学术每较浅薄，具备孙思邈要求的“大医”条件的人实在很少。
第三，《内经》研究中的唯物主义，除抛弃圣人论等唯心史观外，还应强调两点。
１．医学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孤立的学科。它基本属于自然科学门类，与各时代的社会科学亦有关系。特别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必然在医学著作中留下印迹。一般情况下是社会统治思想左右医界，而不是相反。《内经》涉及许多哲学问题，古代的自然科学理论与自然哲学原很难分。《内经时代》将特别注重这一点，否则会得出自相矛盾的荒谬结论。
２．生命科学往往落后其它学科一步。我们不能设想在农业出现之前，人类能认识很多生药；石器时代会有金针；天文历法比较精确并为较多的人了解之前，医书当中会涉及有关知识并用以说明医理。医学虽然是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也只能在某些纯经验积累方面有时超过其它学科。近现代科技史常识也足以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可能想象，氧气发现之前，会有较科学的呼吸生理；微生物发现之前会有微生物病因学。显微镜、X光、进化论、相对论、激光以及当前在知识界普及的三论，都不是首先由医家发明、发现的。例子很多，不胜列举。为说明医学必须植根于其它自然科学学科，再引恩格斯一段话：
“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关于简单的位置移动的理论，即天体的和地上物体的力学，随后是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即物理学，紧跟着它，几乎和它同时而且有些地方还先于它发展起来的，是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即化学。只有在这些关于统治着非生物界的运动形式的不同的知识部门达到高度的发展以后，才能有效地阐明各种显示生命过程的运动进程。”（《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５３页）
《内经时代》忠实于恩格斯的论断，把《内经》放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中去研究，看那时的有关学科为医学提供了什么条件。这主要是为了研究《内经》，反过来也可以供研究那个时代参考。
把《内经》时代的各主要学科（包括社会科学）拿到一起来研究，方能揭示《内经》中许多难解之迷，给《内经》以恰当的评价。
本书的含义大致如此。因读者着重点不同，可以看它作考证、解释《内经》的著作，也可视为医学史著作，赶赶时髦又可算是多学科研究《内经》。
第四，这样说来不是还要大量翻故纸吗？不错。研究古代科学不管用什么新方法，持什么观点，都必不可少地要占有原始资料。自杨上善编《太素》以来（更早可从皇甫谧整理《甲乙经》算起），历代研究《内经》者，都多少曾这样做。在我看来，历来《内经》学家们查考资料的工作还是做得太少了。解放后的研究也不太令人乐观。故观点虽新，功夫却少，搞来搞去，大多跳不出旧圈子。加之崇古思想至今阴魂不散，有创见的著述实在不多。多数人离不开考证和集注的老路，一般文章往往华而不实。这不是说解放后没有成就，也不是说古人全无见地，只是距希望太远了。
举注家解“七损八益”的例子来说吧。千余年中陈陈相因，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发现这典型的房中术语，倒是日本人发现了这一点。这就是做学问不扎实的结果。
按：“七损八益”见于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而且仅此一见。原文如下：
岐伯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
这段话的其它语句都很好解，关键是什么是“七损”？什么是“八益”？
因为可以运用，显然是一种技术或技巧。
王冰的注释，说这是关于男女房事的，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但不准确。
马王堆医书出土之后，人们才知道这原来是标准的房中术语。意思是有七种性交动作或反应对男子有害，八种对男子有益。见于出土帛书“天下至道谈”。原文是：
什么叫“七损”呢？《天下至道谈》说得很清楚：“一曰闭，二曰泄，三曰竭，四曰勿，五曰烦，六曰绝，七曰费。”即一损是指性交时阴茎疼痛，精道不通，甚至无精可泻，这叫内闭。二损指性交时大汗淋漓不止，这叫阳气外泄。三损是说性生活不加节制，交接无度，徒使精液虚耗，称为“竭”或“衰腠”。四损是说交合时阳痿不举，故曰“勿”。五损指交按时呼吸梗促，气喘嘘嘘，心中懊恼，神昏意乱，这就叫烦。六损是说在女方根本没有性冲动或性要求时，男方性情急躁，不善于等待，甚至态度粗暴，强行交合，这样的性生活自然极不协调，将会给女方带来很大痛苦，不仅损害其身心健康，还会影响胎孕的优劣，给下一代造成危害，因而叫“绝”，意即陷入绝境。七损是指交接时急速图快，滥施泻泄，徒然耗散精气而已，所以叫做“费”。
那么，什么叫做八益呢？原来“八益”指的是寓气功导引于两性交媾活动中。《天下至道谈》又写道：“一曰治气，二曰致沫，三曰知时，四曰蓄气，五曰和沫，六曰积气，七曰持赢，八曰定顷。”即一益是指性交之前应先练气功导引，导气运行，使周身气血流畅，故曰“治气”。二益是说舌下含津液，不时吞服，可滋补身体；又指致其阴液，亦为交合之所不可少者，这些都叫做“治沫”。三益是说要善于掌握交合的时机，这就叫做“知时”。四益即蓄养精气，做到强忍精液不泻。五益是指上吞唾液，不含阳液，双方在交合中非常协调。六益是说交合适可而止，不可精疲力竭，以便积蓄精气。七益是说交合之时留有余地，保持精气充盈，做到不伤元气，叫“持赢”，即持盈。八益是说两性交合时，男方不要恋欢不止，称为“定顷”，即防止倾倒之意。
日本学者森立之早在１８３１年从《医心方》悟出，“七损八益”是房中术术语。
尽管如此，《内经时代》仍力求继承一切前人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前进。
有人会问：古人对古代文献不是读得更多吗！为什么那时不能全面解释《内经》之谜呢？对此有两点需说明。其一，大多数古人，特别是医家并不比我们手头的文献多。以笔者的环境而论，条件很差，却可以于一两年内看到数百种最需要的文献。其二，古人往往身在此山中，不问真面目。阴阳、五行、象数之说，读书人从启蒙开始就习以为常，深究其理者很少，怀疑其出处，究其源流者更少。况且，有几个人肯冒怀疑经典的风险呢。自然，出类拔萃的人也有。如批判运气说的沈括、张洁古，怀疑五行说的尤在泾、徐灵胎等人即是。不过他们没有现代哲学、现代科学和现代研究方法这三大新式武器。近代医界对阴阳、五行、运气等持批判和维护态度的人都很多，真正搔到痒处的人却少见。
按：沈括关于运气学说的见解如下：
“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多不验。假令厥阴用事，其气多风，民病湿泄，岂普天之下皆多风，普天之民皆病湿泄邪？至于一邑之间，而旸雨有不同者，此气运安在？……随其所变，疾厉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虽数里之间，但气候不同，而所应全异，岂可胶于一定？”（沈括 梦溪笔谈 吉林摄影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版３５页）
显然，沈括不认为推运结果适用于普天之下。不但不能适用于普天之下，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也常常不适用。总之，此术“多不验”。
第五，原始资料到底到查多少？这直接关系《内经时代》的时限。为叙述方便，先提出我的看法。以下各节还会有具体论述。
浅见以为，《内经》成书的基本条件到西汉初才具备，灵素骨干内容成型不会早于两汉，一些篇章可粗定成文于东汉。“七篇大论”出现更晚。本书也要对它们略作探讨，但重点不在汉后。这样，两汉及以前的文献均在查考之列。重点是战国秦汉的文献，即那时的经、史、子、集都要看过。按新体系重新翻检编排《内经》的工作还不在内。这是相当头痛的工作。像我这样没有读经功夫的人，再硬着头皮去读经（还有史、子、集）真是苦不堪言。但不亲自过目就容易上当，心里就不踏实。这不是反对借助拐杖。近现代研究《内经》时代经、史、子、集的各种专著也要尽量多看。先从这些书读起，可免走许多弯路，但不能只靠第二手资料立论。因为，《内经》时代的许多文献也和《内经》一样——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专家看法颇有分歧，而且，他们多从本专业出发进行研究，不是为研究《内经》服务。科技史、医学史、重要《内经》注本及近年一切有关《内经》的论文、专著均应较为熟悉。总之，工作量很大。
由上述五点可知，本书几乎涉及《内经》时代文化领域的各方面。
三
一般说来，今日的《内经》研究多属于文化史范围。狭义些说应属于科技史范围。研究文化史，从来都是用眼前的观点检验过去。因此，认识总在不断深化。本书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把有关《内经》的问题都搞得很清楚。科学发展随时可能启发人们回头看《内经》。如用“控制论”等解释《内经》，日本人五十年代初就这样做了。那时国内还很少有人接受，甚至以为怪论。不料，过了二十多年，“控制论”等竟成了行时的口头禅。所以，尽管有关《内经》的这类研究深度不够，总是说明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在揭示文化史时更有说服力，并往往能发现以前没有认识到的东西。换句话说，研究文化史总不能离开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内经》研究的指导意义尤其重大。
为使读者了解《内经时代》的研究方法，下面把近代以来有关《内经》时代的各种文化史研究做一极简略的介绍。
《内经时代》的文献基本上限于汉至西周。它与史前研究联系很少，与甲骨学、金文学关系也不大。但应知道，以上三方面，特别是前二者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极有成就的领域。专业医史工作者和《内经》学者有必要对上述研究作一概略了解，从中至少可以知道点科学的文化史研究及其发展趋势。假如连有关常识也没有，就会思想僵化。
《内经》时代的文化史研究，现在可分为社会科学史、科学技术史两方面。开头都与古代学术发展相衔接，其中最重要的是“经学”。清代朴学重考据，很近于史学。清末的重要政治改革运动——维新变法，就是打着研究古经的旗号造舆论的。进入民国，“六经皆史”的观点为更多的人接受，加之读经不再是文化教育的重点，经就更加变成史料。“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努力打倒孔家店，二千年来，作为中国意识形态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及其经学，被全面批判。此后，读经更不为经世致用，而成为搜集文化史资料的一个方面。旧有意义上的史学文献，也陆续被持不同观点的人，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具有近代气息的单科文化史也只有这时才开始出现。
由于中国全面接受近代文化较晚，某些最早的专科文化史倒是日本人或西方人先做了一些工作。科技史的研究也只能发端于这一时期。其中，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医学史专著出现是较早的，并且是中国专家先写出来的，即1919年陈邦贤写的《中国医学史》。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史研究基本上是受外来思想影响。先是表现为经学回光返照数年。随之，输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再后，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史学观在中国的变种——实证主义与考据学相结合。最后，至二十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开始被一些学者接受。科技史的研究必然也受这些流派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资料——特别是《内经》时代的内容，主要也从经、史、子三类文献当中去寻找。不管是哪一领域的研究，就《内经》时代而言，大家研究的文献基本一致，唯着眼处各有侧重。
医界青年对上面这一段话，可能有些摸不清头脑。我意在交待近代史学背景，然后再说近代史学研究中与《内经》有关的部分。下面略介绍近代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三家，看史学观点、研究方法，对史学家有多么明显的影响。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曾经掀起大波澜。究其思想则是受日本维新影响，想到中国必须改良封建制度以免危亡。理论从哪里来？当时还不可能跳出经学圈子。但他在新思想激发下使经学跃进一步。康氏继承了清代今文学派的成就，加上自己的一番工作，断言《周礼》、《左传》等地位很高的经是汉代人伪造的。周公制礼既不可靠，当时的制度也不妨改一改。从史学经世角度看他的著作，意义在此。康氏治学不免有门户之见，考证也难免不严密之处。但此后《周礼》、《左传》等经的地位被动摇却是事实。
胡适的名字便是进化论的产物，其早期著作直接用进化论命名。不过，他更喜欢讲“实证主义”。他的奠基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很不受他的美国先生的重视，在中国出版后却风行一时。“五四”运动前后影响颇大。在他的书中不可能找到唯物史观。他大讲一通主义之后，却让别人“多研究些问题，少讲些主义”。实际上，他的书全是杜威主义与考据方法结合的产物。他把古代哲学理了理，但不能揭示其真面目。
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开创了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先河。该书主要立足于恩格斯的《家庭、社会与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拿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古代史便从迷雾中显出真面目。中国何时是原始社会，何时是奴隶制，何时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变，历史的辩证发展、古代思想的哲学流派等等重大问题便很快基本解决了。一切旧史体系均经不起它的检验，于是渐渐败退。
按：关于近代史学流派
历史就是用现代的文化、思想和政治眼光看过去。史学家尤其注意政治。于是，近代史学流派必然和近代文化、思想、政治密切相关。对此，本书的读者不一定熟悉，这里作一下极简略的说明。这样简略的说明不可能引用多少原作。但笔者相信不会有大误。怀疑拙见或确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下面提到的著名人物的有关著作。
近代文化名人、思想家、历史学家中最早登上政治舞台的是康有为。历史的古为今用，在他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影响——《大学》认为学者的最高境界是治国、平天下。
１８８８年他就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新学伪经考》。所谓“新学”指为王莽新朝服务的“经学”；所谓“伪经”指王莽的国师刘歆争立的《尚书》、《周礼》、《左传》、《毛诗》等。总之，此书断言“古文经”是刘歆父子伪造的。这对读经和科举取士还是主要文化制度的当时的知识界震动极大，因为这些经还是那时标准的经。于是，《新学伪经考》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８、１９００年三次被清廷降旨毁版。
康氏治经为了达到三个目的：第一步先动摇“古文经”；第二步宣传“今文经”也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第三步是结论现行制度应该改革——维新。
若问为什么康氏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其中自然有经学史上的“今古文”派别因素——今文经没有《周礼》、《左传》、《毛诗》，《尚书》也和古文不同。不过，当时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应该是刺激他得出“伪经”结论的时代原因。
康氏原籍广东南海，较早了解日本维新，又于１８７９年游香港，后游学上海，颇知世界大势和西方思想学术等。即１８８８年之前，他早就认为中国应该效法日本维新。
１８９５年“公车上书”之前，光绪皇帝的师父翁同龢曾经访问过康氏，知道了他的变法要点，却并不赞同。１８９４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知识界要求变法极其强烈，朝廷不得不考虑政治改革——变法。翁同龢就到处宣传康有为的主张。
于是发生了所谓“公车上书”——朝廷提供专用交通工具以方便为政治改革而上书的人。
１８９５年，康氏组织了著名的１８省会试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清廷改革。不久有《孔子改制考》进一步为变法造舆论。他的思想主要是一句话：中国“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康有为曾经三次公车上书，而且是最有名的上书的人。加之翁同龢极力推崇康有为，于是他成为戊戌变法的主持人。
变法失败后，康氏退出了政治舞台，除了年龄因素之外，大概主要出于忠君思想的封建观念。即他还是以光绪皇帝的遗臣自居。文化方面提倡孔教。
另两位著名的变法人物——梁启超、谭嗣同，本来和康有为没有关系。他们认识康氏而且成为康氏的弟子，主要因为《新学伪经考》。
谭嗣同殉难于变法，梁启超则流亡日本。但梁氏放弃了忠君思想，不但参与了护国运动（蔡锷即是梁氏的弟子），后来还曾在北洋政府任职。不过，他的主要精力用在学术方面。特别是积极介绍西方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等。对传统文化，也作了大量的开创性研究。很多人认为，在引进西方知识方面，梁氏的贡献为近代第一。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显然是受西方教育影响。他是那时对西方文化、思想、科学技术、政治和经济制度了解最多也最切实的人。总之，他的革命思想不是从传统文化中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不是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必然。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也要解释中国历史。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他不但有经学研究基础，对古文字学、特别是上个世纪初中国史学的一个新领域——甲骨学，也颇有造诣。故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主要是郭氏支撑着。
关于疑古学派
广义而言，近代以来的各个史学流派都是疑古的。不过，狭义的“疑古学派”主要指由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辨》学派。除顾氏外，其中的主要人物有胡适之、钱玄同、童书业、吕思勉等。戊戌变法的第二号人物梁启超也偶尔参与，而且实际上开古史辨学派之先。
章太炎是俞樾的弟子，和疑古学派的另一著名人物崔适同出一门。不过，后来崔适成为康有为的信徒，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章氏则主要是民族革命家，没有直接通过经学造舆论。他的革命思想更多来源于明末清初浙西学派的反清思想，经学方面倾向于古文。虽然长于小学，但不愿意接受甲骨学。
章氏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在１９００年前后。最著名的事件是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公开反对满清而被扑入狱。１９００年之前，也曾经赞同改良主张，不久与之决裂。出狱后赴日，参加同盟会。民国初年，他不和北洋政府合作，学术上和政治思想上，很快落后。晚年定居上海，和中医界关系密切。
早期的古史辨派虽然看法不一致，但没有严重的政治分歧。当南方国共合作时，他们虽然在北京，但政治上都倾向于南方。大约１９２４年，鲁迅、顾颉刚等先从北京到厦门，又从厦门到广州，于是不但国共合作，倾向于北伐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也聚集到广州。
政治分歧始于国共分裂。最明显的是鲁迅和顾颉刚之争，他们争的不是历史观点，而是对当时革命的看法。鲁迅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历史上，主要是就时弊写杂文。
国民党掌权后，以胡适为首的学派，自然成为主流学派。可以和这个主流学派抗衡的就是郭沫若了。他于国共分裂后流亡日本，主要史学研究都是在日本做的。范文澜等人，也偶尔可见于《古史辨》，但是公开讲唯物史观的人则很少。
近代史学的派别可以从郭沫若对胡适和《古史编》的评价看出来。他说：
顾颉刚所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我发现了好些自以为新颖的见解，却早已在此书中有别人道破了。例如：“钱玄同说：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生殖期的记号……许多卦辞爻辞，正如现在的《谶诗》一般”。
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发的。
便是胡适对于古史也有些比较新颖的见解。如他以商民族为石器时代，当向甲骨文字里去寻史料；以周秦楚为铜器时代，当求之于金文与诗。但他在术语使用上有很大的错误……
胡君的见解比起一般旧人来是有些皮毛上的科学观点。我前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于中国古代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边际’就《古史辨》看来，他于古代的边际确实是摸着了一点。……顾颉刚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说’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不同，并多少夹有感情作用，凡在《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辩自是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１版，３６１—３６７页。）
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郭沫若的看法如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些整理功夫的要算是以满清遗臣自视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１９２９，序言）
解放后，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古史辨派”的文献辨伪成绩给以明确的肯定。
他说：“研究中国古代，大家所最感受着棘手的是仅有的一些资料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混沌，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的研究素材。
关于文献上的辨伪工作，自前清的乾嘉学派一直到最近的古史辨派，做得虽然相当透彻，但也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毫无问题的止境。而时代性的研究更差不多是到近十五年来才开始的。”（郭沫若《十批判书》 １９７６年人民出版社，１－２页）
如上所说，就《内经》时代而言，史家所据的文献完全一样。资料均从那时的文献中来，各派的总结论却大大不同。可见，史学观点对文化史研究有决定性的意义。研究方法方面，考证、分析、对比、归纳、演绎等具体方法，各家大略相同。但马列主义派别之外的思想方法均不重视辩证思维和整体把握。往往会因小失大，因局部失全体，看见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立论时即不免有大漏洞。
然而，也决不能说不用占有足够的资料，拿来马列主义便一通百通。也不是说旧史学流派的工作都不屑一顾。欲批判学术上的对立面，至少先要占有同对方一样多的资料以便知己知彼。否则，只能动其枝节，不能动其根基。全面读一下郭沫若、范文澜等前辈的著作，便知道他们下过多少功夫，如何批判地继承了。
四
唯物史观指导文化史研究，在我国是最后起的，近代不占主导地位。解放后，迅速居于统治地位。大家匆匆向这条路上走，学界几乎没有对立面。这应是一件好事，也有不利的一面。不少人满足于简单套用唯物史观解释一些史实和理论，批判地继承则不足。加上一些其它政治原因，在郭沫若、范文澜等老一辈学问基础厚实广博的大师之后，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很多方面的研究深度不够。近年情况渐渐改善。
医史研究则问题更多一些。一是医史界和社会科学史界联系松散，一般史学家极少研究医史，医史家也不大接触社会科学史。通俗些说是两家分工太清。更有甚者，医史界和其它科技史界也分得太清。结果是互相了解、渗透都不太多。这种情况对医史研究尤其不利。如前所说，医学是植根于各时代的多学科综合知识。研究数学、天文、化学、地理学史等，基本上不了解医学史影响可能不太大。医史学者对其它科技史没有起码的了解，则会受很大的限制。特别是研究《内经》这种成书时代久远，内容复杂的理论性著作时，受限制就更严重。
其实，自二十年代开始，医史研究、医学争鸣就和古史研究、史学争鸣联系不够了。比如，《内经》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在近代医界是争论最热烈的问题。可惜参加争鸣的大部分医家和医史学家没有充分借鉴同时代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下面略举近代著名学者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看法，供参考。
近代学者最先拿阴阳五行说开刀的龚自珍。他多次攻击汉代经学大师刘向以五行灾异附会《春秋》等经典。
他说：“刘向有大功，有大罪。功在七略，罪在五行传。”“如欲用春秋灾异说《尚书》者，宜作《洪范》庶徵传，不得曰五行传。”“窥于道之大原，识于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贵因，一呼一吸，因事纳谏，比物假事，史之任讳恶者，予于最为下也。宜为阴阳家祖。”（龚定安全集类编，世界书局1937年版，286－287页）总意思是说阴阳家极浅薄，汉儒用阴阳五行解经是歪曲。
梁启超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饮冰室合集》1941年版 第13册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章太炎说：“五行之论亦于哲学何与？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见医界春秋汇选 第一集）“隋唐两宋惟巢元方多说五行，他师或时有涉及者，要之借为掩饰，不以典要视之。金元以下……弃六朝唐宋切实之术而以五行玄虚之说为本。尤在泾心知其非，借客难以攻之，犹不能不曲为排掩护。徐灵胎深底阴阳五行为欺人，顾己亦不能无濡染。夫以二子之精博，于彼众口雷同，终无奈何，欲言进化难矣。”（见王一仁 中国医药问题 章太炎序）
严复说：“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干支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原富）又说：“金胜木耶？以巨木撞击一粒锡，孰胜之邪？”（栾调甫 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 东方杂志 1924年 5期 97页）
顾颉刚说：“这种五德、五行相胜、相生的把戏，对于上古史固然是假，对于汉代的史还是真的。汉代社会是一个以阴阳五行为中心思想的社会，这种把戏就是那个社会的真实产物。”（顾颉刚编 古史辨 五册上 262页）
郭沫若说：“所谓水、火、金、木、土，这是自然界的五大原素，大约宇宙中万事万物就是由这五大原素所深化出来的。……这些分化的理论虽然很武断、很幼稚，但它的着眼是在说明：宇宙中万事万物由分析与化合的作用演进而成。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五行和印度、希腊的四大说（水、火、风、土）相似，是科学方法的起源，我们不能因为它本身的幼稚与后人附会便一概抹杀。”（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科学出版社 1960年版 72页）
范文澜说：“直到现在，任何中国人把头脑解剖一下，量的多少固没有定，‘五行毒’这个东西却无疑地总可以找出来。颉刚说 ‘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这几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见顾颉刚编 古史辨 五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640页）
要言之，近代著名学者当中，只有郭沫若先生对五行说的批判是略有保留的，对此说在科学史上的意义评价仍不超过古希腊印度的四大说。1924年之后，疑古学派曾就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阴阳五行思想被批得几乎无立足之地。
数十年前，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人思想影响之大，现代青年已体会不深。因而可能对近代学者为什么大批阴阳五行有些不解。先举几个至今还为众人熟悉的文学方面的例子，以便知其大概。
按：为加深印象再举例说明古人如何重视五行以便理解近代人何以对此说深恶痛绝。据笔者所知，对五行评价最高的古人是宋代人萧吉。他说：“夫五行者，盖造化之根源，人伦之资始，万品秉其变易，百灵因其感通。本乎阴阳，散乎精象，周竟天地，布极幽明。子午卯酉为经纬，八风六律为纲纪。故天有五度，地有五材以资用，人有五常以表德，万有森罗以五为度。……吉每寻阅坟索，研穷经典，自牺农以来迄于周汉，莫不以五行为政治之本。”（［宋］萧吉《五行大义·序》 商务印书馆 丛书集成本 １９３９年版）
在萧吉看来，不但造化的根源是五行，中国有史以来的政治也以五行为本。显然，一切事物或学问中，没有比五行更重要的了。
《西游记》是妇孺皆知的神话小说。若问：其中心人物何以必凑够五个（白马不可少）？很多人未必知作者用意。其实是从比附五行而来。倘以此说附会，请看其中章回题目。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第八十九回 黄狮精设钉钯宴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其中八卦配五行亦常见。众怪作法，欲兴风必从巽地吸气，要玩火需从离方用功。青年读者未必知其所以然。
又，倒数第二回：九九数完魔灭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三、九、八十一，这几个数在《内经》时代均有奥义。这又不仅是五行说了。不知其说所本，也难懂《内经》。当然，《西游记》的文学价值不在此。
“古道、西风、瘦马”是一句很妙的词。人人知是形容冷落凄凉。不过，若值春暖花开，雨过天晴，即有西风也无碍“春风得意马轻肥”。问题是风不在东西，意思指春秋。故春联多用“东风浩荡”。
荣国府的女主人说：“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一句家常话，也是五行说的流风。同书中有一段史湘云和丫头谈阴阳，大观园的使女也热衷此道。
假如是学过中医的，应该很熟悉三个方名——六一散、左金丸、戊己丸。我看能很爽快地说出三者含义的人不一定多。有些人能答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名六一。若再问何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能引经据典说出一、二、三的人便少。再能用现代认识予以解释者，恐怕更少。
按：六一散出自刘河间《宣明方论》。原名益元散，一名天水散。后人通称六一散，既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又说明滑石、甘草用量比例。主暑湿。又《伤寒直格》（思想颇类刘河间）有益元散，为六一散加辰砂。
左金丸出自朱丹溪《丹溪心法》。药用黄连、吴茱萸，比例为六比一，共为细末，水丸或蒸饼为丸。左金者，制肝气也。今人或解为泻肝火，不确。
戊己丸出自《和剂局方》。药用黄连、吴茱萸、白芍各等分为细末，面糊为丸，如梧桐子大。戊己者，化土也，乃制木扶土之义。主治肝胃不和。
以上三方，都与象数和／或五行有关。
关于象数之学，见第十三节所附：象数略论。
以下略作介绍。不过，需说明，这里需要的只是象数之学中的数的部分，故下面不介绍与象有关的内容。
象数之说起自先秦，大盛自汉人解《易》，由于五行学说也大盛于汉代，于是象数迅速和五行发生关系。
今可知《易传》中的象数之说有：“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系辞传上》
单就《易传》理解，这段话不过是说从一到十奇偶各五个数是相合的。引进阴阳思想，也不过把天地、奇偶代以阴阳。
可是《尚书·洪范》中有：“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这个顺序既不是相克顺序，也不是相生顺序。但无论如何，五行有了一个排列顺序。先秦人也没有五行出现先后之说，但是还是有人把一至十这是个自然数的序数意义和五行排列勉强牵和在一起。
《尚书大传·五行传》据此做文章说：“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天五生土。”（《尚书大传·五行传》）
于是五行生成有了顺序，而且和天地联系在一起。只是，这个五行生成数和后来定型的说法还不一样，定型的说法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即一、二、三、四、五为生数，六、七、八、九、十为成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
今可知，此种说法最早见于？？！
张介宾《类经图翼》“五行生成数解”（１９６５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第１版，７～８页）说：“五行之理，原初自然，天地生成，莫不有数，圣人察河图洛书而推定之。其序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夫五行各具形质，而水火最为轻清，乃为造化之初。故天以一奇生水，地以二偶生火。若以物理论之，亦必水火为先，以小验大，以今验古，可知之矣。如草木未实，胎卵未生，莫不先由于水，而后成形，是水为万物之先，故水数一。化生已兆，必分阴阳，既有天一之阳水，必有地二之阴火，故火次之，其数则二。”
总之，古人确实认为，五行生成与数有关。水、火为最先生成的东西。当然此说的经验依据和推理方法，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其答案均需求之《内经》时代。类似中医术语还多。如果说它们不过是虚名虚套，懂得它们不一定当上名医，不管它们照样治好病，此类话不应出自中医之口。倘若《内经》专家碰到这些地方也支吾，则《内经》之学岌岌可危了。这已不仅“乏人”、“乏术”，而是“乏学”了。学说不乏，技术自兴，技术能兴，何忧乏人！《内经时代》欲追根溯源，求歧黄之理。用意如是，尚冀时贤不以为“大可不必”。苟蒙高明赐教，群贤切磋，又不仅作者一人之幸。
最后有必要再次强调，前人的一切有关研究成果都是借鉴、继承的。实际情况是学习得很不够。加之坚持本书的篇幅不超过《内经》原文。故采用了尽量明快的论述方式和尽量通俗简洁的语言。下文会提出一些前人的看法而不详细引用原文并注明出处。这绝非有意掠人之美以自饰，也不是怕触犯权威引起麻烦。即便自以为前人未论及处，也可能早有人先我而发了。这本小册子从各方面看都称不起严谨的科学论著。如果其中真有些能站得住脚的新东西，也只是由于我借助了许多拐杖，踏过许多高人的肩膀。文中涉及非中医学术史的部分，往往要先作些常识介绍。这样作，一是方便对有关领域不很熟悉的读者，二是笔者在这些领域也仅知道些常识。《内经》和医学史方面的基本知识，也不能保证没有严重错误。热切期望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细节上的疏漏肯定更多，并请指正。假如较重要的新论点能有一半经得起批评，即本书的目的达到二分之一，就很知足了。笔者的一贯信条是，宁可写出错误较多、新见解也不少的东西而受到批评，也不写没有新东西，因而没人批评的文字。没有批评反响的著述，我很疑心是没人读过，或没人认真读过。那种下场对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学术著述来说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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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7 07:4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