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简史-转

雪山来客

《伤寒杂病论》简史

转自“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31056433.html?si=6)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另有一种说法，中医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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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宗金鉴》中的《伤寒杂病论》

在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医宗金鉴》中的《伤寒杂病论》，是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由政府主持整理的《伤寒杂病论》，名为《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和《订正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注》。这部书被完善地保存到了现在，成为学习和研究《伤寒论》的重要版本。

《医宗金鉴》是清乾隆帝敕命编纂的大型综合性医学丛书。清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国力鼎盛，宫廷医学也达到顶峰阶段。乾隆皇帝务求标榜文治，于乾隆四年（1739）下谕太医院编纂医书：“尔等衙门该修医书，以正医学”。由大学士鄂尔泰和亲王弘昼督办，任命御医吴谦、刘裕铎担任总修官（相当于主编），陈止敬担任该书的经理提调官。为保证医书的质量，选派有真知灼见、精通医学、兼通文理的学者共同编纂，设纂修官14人，副纂修官12人，武维藩等作为纂修官参加了编写。此外，还有审效官、誊录官等人员，共70余人参加了编写工作。编撰中，不仅选用了宫内所藏医书，还广泛征集天下新旧医籍、家藏秘籍和世传良方。

1742年，《医宗金鉴》纂修完成，乾隆帝赐名为《医宗金鉴》，并御赐编纂者每人一部书、一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自1749年起，清太医院将《医宗金鉴》定为医学生教科书；这部书还广泛流传于民间，深受读者的欢迎。

《医宗金鉴》是作者们对18世纪以前的历代医学著作加以校订、删补，并节录编辑而成书的，是宫廷医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医宗金鉴》一书，从医学文献校订整理的角度体现了宫廷医学的学术水准和成就。

吴谦（1689～1848年）：《医宗金鉴》的总修官，字六吉，安徽歙县人，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的名医，曾任太医院右院判。作为御医，吴谦经常随侍于皇帝身边。乾隆五年（1740年）早春二月，乾隆帝患了感冒，吴谦、陈止敬等御医“敬谨调理，甚属勤劳，……且奏效甚速”，使乾隆帝很快就痊愈了。吴谦等因而受到了嘉奖。在为宫廷服务期间，吴谦多次受到这样的恩赏。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乾隆帝诏令编纂医书，命吴谦、刘裕铎为总修官。作为总修官，吴谦为《医宗金鉴》的成书做出了重要贡献。吴谦认为，医经典籍以及历代各家医书，存在着“词奥难明、传写错误、或博而不精、或杂而不一”等问题，应予以“改正注释，分别诸家是非”。

吴谦崇尚仲景学说。在撰著《医宗金鉴》时，他参考引用清·乾隆以前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 的20余位医家的著述，对这二部经典著作的原文逐条加以注释，汇集诸注家之阐发，撰成《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17卷、《订正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注》9卷，列为《医宗金鉴》全书之首。

刘渡舟老前辈对《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的评价

《医宗金鉴》这部书，原为清乾隆太医院右院判吴谦的未成之著，后被政府发展，认为可以作国家的医典，仍指令吴谦、刘裕铎本着“酌古以准今，芟繁而摘要”的宗旨，在原书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修纂。大约又过了两年，于公元一七四二年方始告竣。全书共为九十卷，计分十一个科目。它与唐代的《新修本草》，宋代的《和剂局方》可以互相媲美而并驾齐驱。

徐灵胎评价此书有“源本《灵》，《素》，推崇《伤寒沦》、《金匮要略》以为宗旨，后乃博采众论，严其去取，不尚新奇，全无偏执”的美誉，也就说明了这部书的成就是非凡的。它不仅在东北三省发生影响，而且远及全国和东南亚各地。

在老师的指示下，我买了一部《医宗金鉴》。通过自己的学习，发现其中的《订正伤寒论注》搜集了诸家之长，参以己意，说理明畅，使人读之发生兴趣．于是，我如饥似渴地埋首于《伤寒论》的学习。从这开始，方由被动的学习，变为主动的学习，而向自学迈出了新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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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去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辨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药制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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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一）



  公元2世纪以前，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更由于当时传染病不断流行，据《后汉书》记载，在光武建成13-26年(公元 37-50年)之间，曾有7次大疫，灵帝建宁4年到中平2年(公元17l一185年)之间，曾有5次大疫，因此也就促进了医学家们对疾病防治的认识，在从事医疗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其中最具价值的要推医学家张仲景的著作——《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二）


  总之，三阳经证多为热症、实症，三阴经证多为寒症、虚症；六经论治在指导临床实践方面，使人们有了规矩可循。


  通过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采用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方法。因为疾病的来由，都是人体抗病能力的正气同致病因素的邪气作斗争的表现，其结果不是邪盛就是正衰，或者是正胜则邪退。所以在治疗上就要运用扶正祛邪，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方法。这些都是按照扶正祛邪的原则而制定的。



  此外，张仲景还提出“舍脉从证，舍证从脉”的灵活辨证方法，在讨论治疗中要根据病情的标本缓急，运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以及表里兼治的方法，并对治疗的禁忌，以及针灸综合疗法，都有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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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读到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伤寒论》中制定了22篇、397法，立113方；《金匮要略》则制定了25篇，立262方。从其记载的内容，可以知道，祖国医学早在公元2世纪时，经过医学家张仲景的实践和总结，已能正确使用解热药、导泻药、利尿药、催吐药、镇静药、兴奋药、健胃药、截疟药、止痢药等等，其中极大多数方药，已由现代科学证实它的疗效可靠。



  人们还可以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中看到：“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今九窍闭塞……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保养谨慎，勿使致病的邪风侵犯经络，要是刚中经络，还未流传到脏腑，就给予治疗，四肢一感到不方便，就用调整呼吸，施用针灸、推拿，使得耳目口鼻以及大小便都畅通……穿衣服要调节冷热，饮食要注意甜酸苦辣，勿使人体有所衰退，疾病就不可能侵入肌肉皮肤。这是指导人们对疾病作斗争的认识和方法，要求人们做到末病先防、有病早治。



  一千七百年前的张仲景，在祖国医学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巨大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总结了我国在公元3世纪以前的医学经验，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严密选择疗效可靠的方药，对掌握疾病的防治以及推动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承先启后作用。此后，历代很多医家对张仲景学说作了进--步的探讨，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钻研，有所发挥、有所前进，从而形成了祖国医学中的伤寒学派。



  据有关记载，除《伤寒杂病论》外，张仲景尚著有如下著作：《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口齿论》；《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等等。上述各种书目，可能是《伤寒杂病论》分解出来的部分内容的单行本，未必是另有所述。

天津何氏

仲圣的医品和人品皆是我等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