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赤脚医生" 历史在人们的记忆中复活
本报1月16日A4版刊登了《粤7位“赤脚医生”获卫生部表彰》一文后，一下子把很多读者的回忆拉回到了那个“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的“赤脚医生时代”。有读者认为，虽然现在医学发达了，但他们仍然怀念过去的“赤脚医生”，怀念那个身背药箱半夜进门的身影。专家说，跨度20余年的“赤脚医生”在历史上留下过深刻的印记，这种模式值得今天借鉴。
文、图/柯学东
“赤脚医生”去世全村人怀念
上世纪七十年代，很多农家人的厅堂内都会贴一幅画：一个浓眉大眼的姑娘，扎着两条短辫，穿一件碎格红上衣，下身是肥肥大大的蓝裤子，打着赤脚，肩上斜挎一只药箱，深红的箱盖上涂着浅色十字，意气风发地走在麦浪翻滚的田埂上。画上这姑娘就是一名“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即是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说得通俗些，村民叫那些光着脚丫下田种地的医生做“赤脚医生”。作为一段历史，“赤脚医生”深深地印在了一代人的心里。
日前，增城市正果镇黄塘村党支部副书记梁榕灼给记者讲述了原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梁北深的故事。
2005年6月20日，梁北深去世了，走得悄无声息，前一天的晚上他还给同村的孩子打过针。去世的时候，梁北深只有50岁，却做了30多年的医生。
据梁榕灼回忆，梁北深是1973年开始当“赤脚医生”的，当时他只有18岁。30多年来，他为村里700多人看病，自己却落得个恶病缠身，但这些村民并不知道。梁榕灼说，记忆最深刻的是，几十年来，梁北深晚上一直睡在卫生站里，一有人招呼，他连夜就赶往村民家里看病打针。
梁榕灼说，现在黄塘村很多村民，小的时候对梁北深印象都很复杂。村里的小孩都怕打针，那时梁北深会千方百计哄他们，或为他们唱歌，或买上一颗糖送给他们。村里的小孩见了赤脚医生，既爱又怕，大都会缩到母亲的身后，伸出头来，怔怔地盯着赤脚医生身上的药箱———那里面，既有糖果，更有针筒。有些村民遇到孩子淘气的时候，往往用这样一句话来恐吓他：“再不听话，我就去叫你梁阿叔了！”
在梁榕灼的印象中，梁北深身体一直不好，很瘦，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好，6年前他曾经花5000元在广州大医院为自己治病，搞得家徒四壁，但他给村民看病依然一丝不苟，收费也很便宜。“去年他死的时候，村里很多人都哭了”。
网络出现怀念“赤脚医生”风潮
随着近年看病贵看病难现象的日益突出，很多人，包括城里人开始怀念起了“赤脚医生”时代。网络上也出现了怀念“赤脚医生”的风潮。
网名为“echina”的网友回忆说：“每当生病的时候总想到赤脚医生，就像饿了时总想到食物一样。小时候家在农村，每当生病，找村里的医生看一看，吃两副药或打两针就好了，顶多也就输两瓶廉价的液。长大了，进了大城市，医疗条件好了，有了医院，我却对现在的医生到底有没有医术怀疑了起来。”
网名为“廉军”的网友回忆说：“母亲是一位医生，过去当过甘肃农村的‘赤脚医生’，当时，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数九寒冬，甚至是半夜敲门，只要患者有求，母亲都毫无二话地出诊，除了成本药价以外从不收取其他费用。母亲离开甘肃农村二十年之后，至今那个地方仍然有人记住了从前有个好医生‘葛大夫’。”
网友“大江东尽去”也回忆说：“三十多年前，母亲得了心脏病，已经奄奄一息，父亲急忙叫来赤脚医生，医生说，只要给母亲吃一些药，并经常吃猪心，这样慢慢就会好。父亲照赤脚医生的话去做，真的把母亲的病治好了，医药费只用掉了十几元。假如现在我母亲得这种病，并且有三个小孩在读书，我不敢想象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赤脚医生模式值得借鉴学习
“赤脚医生”在二三十年前为中国的卫生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专家认为这一制度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上世纪70年代，“赤脚医生”模式曾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卫生官员的极大兴趣。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模式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广东药学院原院长梁仁教授说，“如果把经济发展、生活水平考虑进去，当时农民所得到的医疗保障比现在可能还要好一些。那时农民的常见病、多发病都能得到治疗，而大病城市照样治不了，因此城乡医疗条件的差别非常小。”
省政协委员、广州市儿童医院的曾其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建立了以赤脚医生为核心的医疗组织模式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相关人士认为，怀念“赤脚医生”并非是一种倒退，而是对我国过去有效的农村医疗方式的肯定和呼唤。目前，国家医疗事业的投入应该兼顾到更大范围的人口，完善农村医疗服务和保障体系，建立有效的疾病防治机制，恢复乡村医疗服务网络。好在近年来，政府已加大资金投入，承诺在几年内建立起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服务保障制度，但愿这是农民朋友的真正福音。
20年“赤脚”史
据省政协委员、广东药学院原院长梁仁介绍，半个世纪以来，农村的医生经过了三个时代：卫生保健员、“赤脚医生”、乡村医生，而跨度20余年的“赤脚医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记。
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国部分地方的农村社员开始实行交纳保健费的办法。人民公社化后,包括广东在内先后有十几个省、区的部分县、社办起合作医疗,有的叫集体保健医疗，随之出现一批“卫生保健员”。
1965年，毛泽东主席发表批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引发批示的，是一篇有关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主人公王桂珍，后来被称作“赤脚医生”第一人，事迹屡次被搬上银幕。电影《红雨》主题歌《赤脚医生向阳花》中“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至今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了1969年，赤脚医生遍布祖国的山山水水。到20世纪70年代，“合作医疗”制度与农村“保健站”及数量巨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三件法宝。
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人。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这以后，中国百万“赤脚”大军转行的转行，退休的退休，也有的仍继续以“赤脚医生”（农民习惯这么称呼他们）的名义行医。 奖励乡村医生 粤7位"赤脚医生"获卫生部表彰
新闻提示：
日前,广东省清新县的朱桂祥医生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赶回老家,旅行袋里装着各种奖励证书。本月上旬,卫生部授予了全国200名乡村医生“优秀乡村医生”称号,并首次奖励每人5000元。朱桂祥是广东7位获奖者中的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到北京领奖的代表。
今年58岁的朱桂祥有着37年的农村行医记录,他一路从“赤脚医生”做到乡村医生,在他看来,卫生部的奖励是对他这位“赤脚人”扎根农村的肯定。有专家说,政府必须为农村提供医疗保障等公共产品,卫生部首次奖励乡村医生透露出国家重视“恢复农村优良卫生传统的一个信号”。策划窦丰昌文/图记者柯学东
人物
朱桂祥
经历 “赤脚”行医37年
现状 自收自支的镇卫生站医生
作为一名持证上岗的乡村医生,朱桂祥现在任职于清新县禾云镇黄田卫生站。记者到访,恰遇他背着一个旅行袋从北京领奖回来。尽管称呼改了,但朱桂祥还跟30多年刚做“赤脚医生”时一样,现在仍然经常背着那个贴有红色“十”字的药箱,骑几里的车到来到某个村民家里打针。
入行后从未按工计酬
“赤脚”行医赢得尊敬
1969年,20岁刚出头的朱桂祥被公社派去参加县卫生局召开的合作医疗卫生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朱桂祥响应号召成了一位“赤脚医生”,而这一当就是37年。
朱桂祥说,那个时候在生产队里,“赤脚医生”在外人看来是受人尊敬的,平常不需要参加劳动,为社员看病打针可以收些药费,另外还要从生产队里拿到补贴的工分。但是,只有朱桂祥自己了解当时工作的不易,村民的那份尊敬、“赤脚医生”优良的医德,都是他们长期不计报酬工作的结果。
急诊一来就得上路
大年初一也不离岗
朱桂祥回忆说,在1978年某个风雨肆虐的晚上,屋顶上的瓦片好像要翻起来似的,有个村民急冲冲地跑到朱桂祥,说他妻子在家里生产,孩子是出来了,可是胎盘没出来,正流着血,家里人吓坏了。
朱桂祥立即披上雨衣,背起药箱,推着自行车就出门了。可是没走多远,风太大了,自行车根本就骑不上去,他只好推着车赶路。赶到产妇家一看,病人已经奄奄一息,大出血!“不行,得马上送卫生院!”朱桂祥又帮着产妇的丈夫,冒着大雨,艰难的把病人送到了卫生院,救下了母子俩的生命。
还有一次,是1985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朱桂祥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风风火火赶来的一个老病号说他的妻子病得很厉害,又拉又吐。朱桂祥二话没说,背起药箱,骑着自行车就往他家赶。原来老病号的妻子得了急性胃肠炎,经过打针吃药,病人的病情逐渐好起来。朱桂祥这才赶回家,和家人一起过春节。
上世纪80年代初,清新县开始包产到户,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了依托,对朱桂祥来说,“赤脚医生”的“甜蜜的时代”结束了。他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公共补贴,成了完全自收自支、市场化的农村医务人员。
曾经同行或歇手或改行
三儿宁打工不愿“接班”
此后,为了生存,朱桂祥必须提高收费标准。但是清新县是贫困县,政府无力支持乡村卫生站的建设,而农民的收入也非常有限。他的卫生站现在平均一天大概要为10个村民看病,大多是感冒、发烧之类的,他也就收费几块、十几块不等。而此间村里的三个赤脚医生,后来一个年纪大了,一个转行做生意了,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
朱桂祥告诉记者,他有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愿意跟他学医日后接班的,老三曾经跟过他几个月,但后来抛下一句“太辛苦了”的话也出去打工了。“现在的年轻人受不了苦,我做‘赤脚医生’晚上步行上门打针是常事,但现在的人不愿做。”朱桂祥很无奈。
尴尬
赤脚医生“转型”如何避青黄不接?
据卫生部统计,在我国百万乡村医生大军中,46岁以上的乡村医生占了1/3。令朱桂祥没想到的是,在本月卫生部的表彰会议上,代表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同一个现实而又值得思考的问题:他们这一代“赤脚医生”,用不了几年将要成为历史,年轻人暂时又接不上来,以后农村的卫生工作谁来做？
全省农村
近四成人患病不就诊
作为“赤脚医生”,朱桂祥是受人尊敬的,但他所代表的那个群体影响不了我国农村医疗体制的变迁。
省政协不久前的一项调研显示,广东省农村有38.4%的人患病后未就诊,26%的人需要住院治疗而未住院,“部分群众因为没钱到医院看病,常常小病忍,大病拖”。医疗保障制度缺失已成为农村不稳定因素之一。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生病一住院,一年就白干’,这是广东省部分农村医疗的真实写照。”“医疗保障是个社会安全机制,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大问题”。省政协委员、曾任广东药学院院长的梁仁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必须向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梁教授说,几十年前,我们曾经用极少的资金投入解决了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这是我们优良的传统之一。这次卫生部首次奖励乡村医生,向公众发出了重视农村医疗,“恢复优良卫生传统的一个信号”。
“赤脚医德”
应该获得社会尊重并传承
长期在广东药学院从事医疗教育工作的梁仁教授对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有着非常直观的感受。1971年、1972年,广东省每年优选几百人到广东药学院培训。“他们有很好的经验,有优良的医德,我们要提高的只是他们的科学性,操作的规范性。”梁教授说。
梁教授还提到,优良的医德是赤脚医生的重要特点之一。“‘医生不医自家病’是行规,但‘赤脚医生’顾不了这些,他医治的全是自家人、亲戚和邻居,不但自己为他们看病,还要陪他们到医院看病,他们的医德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自发而成的。” 广东省获表彰的7名“优秀乡村医生”
周海妹:广东省湛江遂溪县黄略镇深沟卫生站
王展熊: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桂头镇七星墩村卫生站
林淡玉: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大拓镇梅东卫生站
陈昌标: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南街镇城南村委会巷口卫生站
朱桂祥: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县禾云镇鹿田村黄田卫生站
黄臻: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周田镇考山村第一卫生室
张国明:广东省云浮罗定市连州镇榃升村卫生室
在上世纪70年代,梁教授多次随医疗队到农村驻扎,因此对“赤脚医生”行医的艰苦环境也有着切身的体会。“有些地方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晚上出去看病,只能打火把。”
“如果把经济发展、生活水平考虑进去,当时农民所得到的医疗保障比现在是要好一些。那时农民的常见病、多发病都能得到治疗,而大病城市也照样治不了,因此城乡医疗条件的差别非常少。”梁教授说。
基层医护
奠定国家医疗网根基
“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初期。“集体经济解散了,他们不再分享工分,也就失去了依托”,梁教授解释说。从此以后,市场先把合作医疗培养起来的“赤脚医生”按“市场化原则”改造为自食其力、自负盈亏的“乡村医生”。据统计,到1985年,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陡降至5%。
1999年5月1日,我国首部《职业医师法》实施,规定医师都要经过考试和持证上岗。梁教授说,这又从制度上去掉了“赤脚医生”的根基。但是,农村规模庞大的“赤脚医生”中大多数也像朱桂祥一样经过培训、考试等取得了“乡村医生”资格。
“事实证明,不管是‘赤脚医生’也好,乡村医生也好,中国农村缺不了最基层的医生,他们是我国三级医疗网的‘网底’,目前的乡村医生某种意义上是‘赤脚时代’的回归”。
剖析
基数庞大制度保障薄弱
农民有病参保无病退保
瓶颈一
医疗资源城市独占八成
赤脚医生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的瓦解,把农民看病完全交给了市场,同时市场再按“效率原则”配置卫生资源———卫生资源因此“返城”了。据统计:医疗资源城乡不平衡问题相当严重,其中80%集中在城市。2004年,广州、深圳两地卫生中医经费占全省卫生中医经费的48.8%,如加上省直,则高达58.2%。
瓶颈二
农村潜在医疗“供需”脱节
调研中还发现,在剩下不多的医疗资源中,各地又大部分集中在市县两级。农村和边远山区卫生技术人员严重缺乏,人才流失严重。其中,乳源县柳东镇余东林卫生院工作人员11人,日平均门诊人数只有5~6人。
瓶颈三
保障不力致农村医保结构单一
面对农村日益严峻的医疗缺失状况,2002年,我国明确提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而广东省政府决定从2002年起,用9年时间分阶段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工作,要求2006年全省农村参加合作医疗覆盖率达60%以上。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国家出一点,地方出一点,农民自己出一点”。而据2003年广东省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农村有71.8%的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而且是“有病才参保,无病就退保”。农村居民一旦患上大病,医疗费用七成靠家庭和亲友,二成靠借款,不到一成靠合作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
建议
乡镇医院暂缓市场化
镇卫生院国家发工资
对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梁仁教授认为,这个制度现在来看的确是个好制度,但问题是不能照顾到大多数人。梁教授建议从农民的医保费用中拿出一部分钱给门诊,降低门诊的费用,方便农民看“小病”。
另外,梁教授认为,乡镇一级的卫生院是解决农民看病难的关键。“乡村医生只是看看感冒发烧之类的,平常负责在防疫、卫生宣传,村民真正生病了应该就近去镇一级卫生院。”梁教授还说,让农民“坐着牛车走几十里去县医院不现实;而一个乡镇一般10来万人,可以照顾村民就近治疗。”
“现在乡镇卫生院既要靠自己挣钱为医生发工资,又要靠自己挣钱买器材、盖楼,农民的医疗费不上去才怪。我的建议是:政府应该像支付教师工资一样,同样支付乡镇医生的工资,乡镇医院也不要市场化了。这样才能实实在在减轻农民的负担。” 乌拉圭170年来首位左翼总统是个赤脚医生
他曾是一名社区医院的肿瘤医生，也曾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总裁，同时还是社会党的领导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但就在3月1日这一天，他正式成为了乌拉圭总统。他就是塔巴雷·拉蒙·巴斯克斯·罗萨斯。作为乌拉圭170年来第一位左翼总统，不少人对巴斯克斯充满好奇，因此随着他的当选，他的出身、他的职业、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个性特征，以及他的个人爱好，都随之被公布于众。
1940年1月17日，巴斯克斯出生在乌拉圭拉特哈区的一个普通家庭，是家中的第4个孩子。在一次采访中，巴斯克斯无限留恋地谈起了童年生活，“到现在我都记得小时候家里饭菜的香味，那些家常菜好吃极了。我父亲是个普通工人，家里似乎一年到头总没有余钱，但我母亲从来都让我们穿得干净利落。在我们住过的拉特哈区，踢球是穷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我们可以在街道的任何角落里带球或者玩捉迷藏，劳动人民的生活就是那么单纯而幸福。”
成人后的巴斯克斯选择了从医，他开设了自己的健康咨询所和一家免费为穷人看病的诊所。尽管如今已经贵为总统，但巴斯克斯表示自己仍然不会放弃治病救人的天职。
也许由于他的出身，巴斯克斯成为了坚定的左翼社会党人，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1989年，他真正迈入政坛，以“广泛阵线”候选人的身份竞选首都蒙得维的亚市长并一举成功。
真正将巴斯克斯推向成功的还是他强硬的作风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他总是能将权力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一旦遭遇不同政见，他甚至不顾情面地当面拍案，语气强硬地提醒对方别想搞什么党内分裂。尽管有人并不喜欢他的性格，在关键时刻，巴斯克斯也懂得收敛自己的锐气以团结更多的政治力量。从成为总统候选人开始，他就慎提纯粹的政治理论，而是尝试着套用医学理论来向民众解释他的政治主张，以免引起一些民众对于从未执政过的左翼政党的恐慌。同时他还主动与从前的政敌———参议员阿斯托里示好，请他担任新政府中的经济部长，来解决困扰乌拉圭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了从左翼政府向中左翼政府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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