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公共卫生方面的比较
中印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联系是相当重要的，但鲜为人知。自法显于公元401年抵达印度后，他就对印度当时的卫生制度极感兴趣。5世纪时巴特那的城市医疗设施给法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国家的所有穷人……和所有病人，都到这些收容所，并得到各种帮助，医生给他们检查病情。他们可以根据病情需要得到食物和药品，在收容所里他们感到轻松自在；如果他们的状况有所改善，他门就会自行离开收容所。不管这一描述是否过分夸大了5世纪时巴特那的医疗诊所(看起来很有可能是过分夸大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法显渴望了解印度的公共卫生供给，他在那里呆了十年。
两个半世纪以后，义净也表示出同样的兴趣，在他写的关于印度的书中，有三章用来描述印度的医疗卫生。对义净来说，印度的医疗实践比医药知识给他的印象更深刻。虽然他也对那些有助于减少病痛和不适的印度疗法(例如印度酥油、油、蜂蜜，或者糖浆可以缓解感冒)表示赞赏，但是他认为“在针灸治疗和拔罐术方面，在穴位治疗方面，印度从来没有超过中国；延年益寿的药品只能在中国找到”。另一方面，他又写道，可以从印度学到很多医疗卫生知识：“印度人利用精制白布过滤水，而中国会用上好的丝绸。”而且“在中国，当时人们吃的鱼和蔬菜都是没有经过烹饪的，印度人却不是这样”。义净在爱国激情的感召下回到中国(他曾经有些夸张地提出了这样的诘问：在印度的五个部分，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仰慕中国吗)，但是他仍然认为中国可以向印度学习。
公共卫生是一国能够向另一国学习的议题。很清楚，目前印度在公共卫生领域有许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确实，几十年以来，中国的期望寿命要比印度长很多。然而，两国延长期望寿命的历程显得很有意思。革命胜利伊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开始提供广泛的医疗卫生服务，而同时期的印度却无法与之相比。到1979年实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时，中国人平均要比印度人长寿14年。
1979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突飞猛进，比印度快得多。尽管中国有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但自1979年以来，印度的人均期望寿命增长率是同时期中国的3倍。目前中国的期望寿命是71岁，印度是64岁；两国的期望寿命差在中国经济改革开始的1979年是14年，中国明显占优，而目前缩小了一半，为7年。
事实上，中国71岁的期望寿命比印度有些地方要低，比如喀拉拉邦，有3000万人口，它的期望寿命比许多国家长。喀拉拉邦非常成功地把印度式民主(包括公共辩论和市民在公共生活领域里的广泛参与)和中国在革命胜利初实行的政府主导型的医疗卫生计划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优势不仅表现在提高期望寿命上，还在许多领域体现出来。比如，中国总人口中妇女与男子的比率仅为0.94，印度总的比率为0.93，而喀拉拉邦的比率为1.06，与北美和欧洲极为相当。在妇女没受到不平等对待时，这个高比率反映了妇女的生存优势。尽管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喀拉拉邦的生育率比中国要明显低很多。
1979年中国实行经济改革时，喀拉拉邦的期望寿命比中国仅稍低一些。但在1995年到2000年间(这是能获得印度期望寿命可靠数据的最近一段时期)，喀拉拉邦74岁的期望寿命已经明显高出中国2000年71岁的可靠数字。
而且，自1979年改革以来，中国婴儿死亡率下降得相当慢，而在喀拉拉邦下降得非常快。1979年喀拉拉邦的婴儿死亡率与中国的几乎一样，为千分之三十七，而目前是千分之十，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中国目前的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三十，在最近几十年几乎没有变化)。
与民主问题有关的两个因素有助于解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第一，1979年的经济改革几乎取消了免费医疗保险，绝大多数居民不得不购买私人医疗保险(除非在极少数情况下由雇主提供这种保险)。这种高价值公共服务的悄然退出却并没有引起波澜。
第二，民主和政治自由不仅有其自身的价值，而且也会对公共政策(包括卫生关怀)产生直接的贡献，因为这些公共政策经过公共审查后也可能会被否决。印度对一些诸如来印度求医的相对富裕者提供优质的医疗设施，但我们从印度的媒体批评中得知，基本的医疗服务还是很糟糕。不过这种言辞激烈的批评也为改进提供了机会。其实，关于印度医疗服务短缺的持续报道和随后的改进努力是印度优势的源泉，中国和印度期望寿命差距的急剧缩小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种优势也体现在喀拉拉邦通过把民主参与和基本社会责任相结合所取得的成就上。
以上选自阿玛蒂亚·森所写<<通向中国(PASSAGE TO CHINA)>>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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