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献发展史与中医学术发展史概述
1. 引言中医学是中华文化历史长河的一条支流，在人类文化的氛围中生生不息，以其旺盛之生命力自立于古今学科之林，
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更强烈的继承性，凡是新的进步和新的创造发明，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攀登的结果。因此，研究医学的过去，温故知新借以为鉴，成为解决当前存在问题的宝贵财富。
中医文献是中医学伟大宝库的主要载体，是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是对中医学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因此，对中医文献的研讨，也是对中医学术的继承与挖掘。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与提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中医文献的诞生、形成与发展，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就中医文献发展概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个人所见，加以概述。
2．先秦、秦汉医学——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辨证论治体系的确立
这一时期，从总的方面看，中国的封建社会，正处于稳定阶段，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文化的提高。加之先秦及秦时期留下的大批文献资料，为汉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自战国以来，简、帛等书籍载体的广泛应用，加之秦始皇统一文字等，均为汉代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反映在各种文献事业上，值得提及者有两大方面。一是对汉前及汉初文献，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一是在前朝文献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形成了一大批新的文献。这两方面，在医学文献领域中，均有所体现。体现于该时期文献著述与整理的另一特点，则是托古之风较盛。西汉人刘安的《淮南鸿烈》云：”世俗之人，多遵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一点在中医文献中，也有所体现。以下从文献概况与学术成就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2.1存世医籍
自春秋战国到东汉末年，《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以及《伤寒杂病论》（《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的先后成书，奠定了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千百年来，被历代医家尊为中医四大经典。
l、《黄帝内经素问》
该书自宋代学者，己开始否定为黄帝时之作，并对其成书年代，进行了探讨。如邵雍以为七国时书，程颢以为是战国时人作，司马光以为“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更耳”。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通过文字气象、学术发展情况、音韵等多方考证，倾向于形成于西汉时期。由当时医家，根据或利用存世之汉以前医学文献，通过编辑加工，综合整理，使诸多散在文献，合编为一。亦即皇甫谧所言，为《黄帝内经》中之九卷。
2、《黄帝内经灵枢经》
《灵枢经》一书，经后世学者多方考证，即张仲景《伤寒论·序》所言之《九卷》，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所言之《针经》，此书的形成情况，经近代学者考证，与《素问》亦同。此书即皇甫谧所言《黄帝内经》之另外九卷。至于《灵枢》之名，虽今存文献中，首见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而“灵枢”之名，似与道家有关，故其命名，疑在南北朝时，出于黄冠之手，详见“隋唐时期医学文献”一节。
以上二书，也就是《黄帝内经》一书的问世，是对中医基础理论方面包括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腧穴、针道、诊法、治则等全面而系统的概括与总结。是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奠基之作，为后来中医学术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故后世奉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
至于《素问》、《灵枢》是否即《汉书·艺文志》著录之《黄帝内经》，近人提出了诸多质疑，并有持否定意见者。但根据提出的诸多理由，似难成为定论。据近代学者对我国天文、历法等科技发展的断代水平及文字、语音等文化演变的历史情况，倾向成编于西汉者，亦颇多(其具体情况，尚需专论，兹不烦述)。因此，在尚无确证之前，仍据皇甫谧说，维持旧论。同时，皇甫谧氏去刘向父子校书时，仅三百年左右，去班固修《汉书》时，亦仅二百余年。其时或有其他文献或传说为据，故尚不能认为皇甫谧说毫无根据。至于从今存《素问》、《灵枢》之内容看，至少可以认为其基本内容，在汉代传本中，已皆具备而无疑。这从《针灸甲乙经》之内容，即可予以证明。
3、《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一书，简称《本草经》，本系依托之作，既无撰人，《汉书·艺文志》又不曾著录，故对其成书年代，则众说纷纭。
《神农本草经》原书早亡，今存辑本，皆明清以来，学者据《太平御览》及《证类本草》等有关文献辑复。
《本草经》一书，详记上、中、下三品三百六十五药之功效、主治、生长环境等有关内容。另有“序录”之文，提出如君臣佐使、阴阳配合、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之七情，四气五味等药性理论；在剂型方面，有九、散、水煮、酒渍、膏煎等；在服药时间方面，则根据病情，有先食服、后食服、空服旦服、饱满夜服等不同服用方法。如此等等，说明本草之学，己开始向理论方面发展。
《本草经》一书，是对汉及汉以前药物治疗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象征着本草学已开始形成，故后世奉之为本草的经典著作。该书对后世影响极大，它不仅是本草的奠基之作，而且其功效主治，直至今日，仍具有应用与研究的价值。然其中上品药中，诸多“延年神仙”、“轻身不老”等说，亦系受秦汉时方士、神仙之流的影响，此亦历史之局限所致。
4、《难经》
《难经》一书，现存本皆署曰“卢国秦越人撰”。然考之古代文献，《史记·扁鹊传》中不曾言及此书，《汉书·艺文志》亦未著录。《隋书·经籍志》及引梁代书目，虽有《黄帝八十一难》及《黄帝众难经》之名，但均未著录撰人，直至《旧唐书·经籍志》始著录为秦越人撰。关于《八十一难》之名，在今存文献中，首见于《伤寒论》张仲景序。
根据现有文献及《难经》的内容分析，似可认为，《难经》一书，或出于汉人佚名氏依托之作，其所解之经，并非《黄帝内经》，当是另一家言。其中有诸多问题，如诊脉“独取寸口”、“三焦有名无形”说、“命门”说，均可体现另一学术流派的不同学说。也是汉代医学基础理论文献的一个特点。
5、《明堂经》
关于古《明堂》一书，除西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有大量引文外，在后人如唐人杨上善及王焘等，亦皆提及，并在其著作中，有所引用，而古《明堂》这一早期针灸学专著之原著，却早已亡失，然诸多古籍，有书虽亡而内容或部分内容尚存者，亦不鲜见。如宋人郑樵《通志·校雠略》在“书有名亡实不亡论一篇”中曾专论及此。文中除以文史诸书为例，并举医书为例。详古《明堂经》一书，基本上属于此种情况。考之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援引类编之《明堂经》文、唐．杨上善类编《黄帝内经明堂》(原为十三卷，今仅存序及卷一，《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之《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当为此书)及唐．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九援引之《明堂经》文，虽其体例尚难确断，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可知，古《明堂经》一书，应为三卷本，内容包括经脉、脏腑形态及五脏旁通、360多个腧穴、腧穴主治等，据内容推断，其成书年代，必在《黄帝内经》之后，故极有可能成编于西汉末期或东汉时期。其内容亦基本上可以辑出，故是书虽亡，实则未亡。
6、《伤寒论》
今存《伤寒论》为宋臣林亿等校定本。详《伤寒论》一书，宋以前书目著录或别书援引，并无是名。如隋、唐时书目著录有《张仲景方》或《张仲景药方》，《新唐书·艺文志》又有《伤寒卒病论》之名等等。则今名有可能为南北朝或隋唐间人所取。观其内容，实则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之“伤寒”部分。
7、《金匮要略方论》
今存《金匮要略方论》，亦宋臣林亿等校定本。
张仲景作为汉末一代宗师，对医学文献的贡献极大。《伤寒杂病论》的问世，体现了医学的总体水平，特别在临床治疗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与提高。
从该书内容及张仲景自序看，它是一部以《内经》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故书中对各种疾病的论述，亦可谓有论、有说、有理、有法、有方，体现了理、法、方、药的治疗学理论体系。在辨证万面，对病与病、证与证、病与证之间的关系，充分显示了辨证的思想，体现了六经辨证，脏腑辨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辨证等具体方法。在治疗方面，充分反映了“法”在治疗中的意义和作用，使治疗方法由朴素的感性的方法过渡到理性指导的阶段。对方剂学的发展，已达到了比较成熟和完善的阶段。方剂从简单的不稳定的经验方过渡到有方名、有主治、有相对稳定的药味(有些方剂并有加减)、有剂量、有制法、有服法、有禁忌等。使方剂这一药物治疗的重要形式，达到了系统的理论化水平。
张仲景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创立了辨证施治的体系，首创临床各科(包括“伤寒”与“杂病”、“妇人病”等)专著，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8、《太平经》
《太平经》的真正作者，古无确记，现亦难考。据《后汉书·襄楷传》：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阳人也。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桓帝延熹九年，自家诣阙上书曰：“臣前上琅邪宫崇受干吉(按或称于吉)神书，不合明听。”又云：“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令书》。”李贤注：“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是则襄楷传中所言干吉神书或《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也。
今存《太平经》一书，残缺较多，就其内容而论，诸如阴阳、五行、天文、历算、驱灾祛邪、守一养神、祝由复文等无不论及。其中固有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与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总的思想体系，则不失其神道设教的基本教义。今仅以医术为例。(按用王明先生《太平经合校》本)
尽管该书中有关医学方面，有诸如此类内容，但作为道家早期的这一经典著作，其立说的基本思想是“神权”和“天命”，人只不过是“神权”和“天命”的代表者或奉行者。这在上文引诸有关医学内容中，己表述得非常明确。如人之所以数有病者，乃“上天共诉人也”。草木之所以能治病者，以“天上神木也，下居地而生”。灸刺之治病者，“此得天经脉谶书也”。方之所以可用者，“是万二千物，悉皆受天地统而行”，如此等等，大凡如是。此所谓天，绝非物质的天，自然界的天，而是精神的天，意志的天，也就是上帝的代称，神的观念。故在道教医学文献中，一直是受这种教义规范的约束，贯穿着神学的思想。
作为道经经典的《太平经》，也是今存有关道教医学文献的最早著录者。
9、《参同契》
《参同契》，汉末魏伯阳撰。伯阳，史无传，晋葛洪《神仙传》云：“魏伯阳者，吴人也，高门之子，而性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知其所从来。谓之治民、养身而已……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说如似解《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殆失其奥旨矣。”
详该书内容，虽曰言《易》，实则是对秦汉以来内养与丹术之总结与发展。正如清乾隆五十三年元真子董德宁《周易参同契正义》再识云：“三篇之作，总叙大易、内养、炉火三道。是以上篇言易道为多，而次之以内养，其炉火则兼及之；中篇则内养为多，而易道次之，炉火则又次之：下篇乃炉火为多，而内养为次，易道更为次也。此三篇之中，其三道之详简有不同也如此。故魏公之三篇者，以象三才之体也。”该书在道教中影响较大，一直流传至今，而从未间断。其内养与炉火之术，对两晋及南北朝期间影响尤大，故后起之作，多不胜举。
《太平经》、《参同契》二书，作为道教早期古籍，具有一定的代表。其中有关医学之内容，己具有道教的某些特色。作为医学基础理论，在《太平经》中，己突出了对精、气、神的论述。为后来《黄庭经》的问世，奠定了基础。而《参同契》之内养与炉火，则是继承先秦以来，养生法与黄白术(即丹术)的成就，加以发展而成。
2.2 学术成就
根据以上情况，尽可说明，该时期医学文献的是一个十分辉煌的时代，它具体反映了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伟大成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基础的建立与学术体系的形成。中医学术，在直观的感性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时期的总结，特别是受先秦时期，阴阳五行学说被广泛运用于各个学术领域作为说理工具的影响，在中医学中，亦借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说明人体生理、病因、病机、诊法、治则等有关问题的机理。两汉三国时期文献，在继承先秦医学成就的基础上，体现得尤为完备。从而说明，中医学术，己从感性知识，发展到理性阶段，建立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主体的理论基础。
在学术体系方面，亦从多家学说的发展中，形成了以五脏六腑及十二经脉为主体的藏象经络学说，并根据“人与天地相参”的指导思想，与“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形成中医学术体系的框架结构，为中医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在汉代最终成编的“医经”类书，特别是《黄帝内经》是最富有代表性的著作。
2、一批经典性著作的问世。在汉代最终形成及汉代形成的大量著作中，今日犹存世的一批著作，如上述诸书，虽经后人多次整理及辑复，难能尽复旧貌。但就其内容来看，应当说，基本上属于原作。这一批文献之所以能够存世而流传至今，决非偶然。主要是由于它是该时期学术水平最高、应用价值最大的代表性著作。它不仅对中医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医当前和今后的继承发扬，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故后世奉之为经典，良有以也。
3、辨证施治的奠基之作。辨证施治是中医治疗学中的一大特色。它把治疗从直觉的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体现了治疗学中理法方药的完整过程。辨证，意味着说理与立法，施治，意味着遣方与用药。张仲景撰用之《辨证》一书，当属此类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之《辨病形证》，或即此书之传本。又张仲景医书，犹充分体现了辨证施治的法则。从辨病到辨证，从六经辨证到脏腑辨证，从同病异治到异病同治，从方剂变化到药味加减，均可充分显示这一法则的运用。故仲景著作，是在总结汉代及汉以前治疗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医治疗学的一个飞跃，是辨证施治的奠基之作，为中医治疗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方剂的完善与成熟，医方的运用，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念》著录“经方”有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然皆亡佚，不得详知。今所见者，唯《素问》、《灵枢》中仅具数方，特有近年出土之汉简医方，如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及《武威汉代医简》，从诸多古医方看，概犹“经方”之属。类此诸方，皆无方名，惟言主治何病证等。故仍为纯经验之记录。然仲景医书，乃博采众方(亦或合《汤液经法》等方书)，故所存诸方，大都具方名、主治、药味、用量、煎法、服法及加减、禁忌等，说明对诸多医方，经多次运用调整，严密的选汰，合理的配伍，己形成一批定型的处方，予以命名，而成为有名方。此乃医方发展的一大进展，象征着医方的完善与成熟，为方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故梁陶弘景赞曰：“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宗。”
5、一批专科、专病及综合性著作的形成。在这一时期成书的文献中，有一批属专科性或专病性医书。在专科性医书中，针灸如郭玉之《针经》、托古之《明堂孔穴针灸治》等；妇科如卫汎之《妇人胎脏经》；儿科如卫汎《小儿颅囟方》；本草如托古之《神农本草经》、张仲景撰用之《药录》、吴普之《吴普本草》等；按摩如《汉书·艺文志》著录托古之《黄帝岐伯按摩》；诊法如张仲景撰用佚名氏《平脉》等。在专病性著作中，如《汉书。艺文志》著录之《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五脏六腑瘅十二病方》、《客疾五脏狂癫病方》、《金创瘛疭方》等。综合性著作中，如《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妇人婴儿方》，为两科合著；又有张仲景撰用之《胎胪》，据近人余嘉锡先生考证，“妇人婴儿方书也。胎谓妇人胎脏，胪与颅皆从卢得声，古字通用，即颅囟也。”是说有一定道理；此中最有代表性者，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实为一部多学科综合性医学著作。惜大都亡佚，幸存者唯仲景书经后人多次整理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这批医籍的问世，不仅说明中医学术的发展，己及较高水平，而且在文献著述方面，亦具有重大成就。
6、针灸学术的成熟及文献的形成。针灸作为一种治疗技术，固是在较长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并且逐渐由经验而概括为理论。如果说《素问》与《灵枢》为针灸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而《明堂》一书，则是在理论的指导下，为针灸学术的应用，提供了范本。因此，汉代针灸学术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络系统的建立，说明人们对经脉的认识，已达到系统、全面和完善阶段。第二，腧穴体系的建立，包括名称、部位、归经、针刺深度等，说明人们对腧穴的认识，已相当深化；第三，针刺手法的运用，已根据中医理论，提出了诸多可操作性原则与方法；第四，腧穴的主治与禁忌，已进行系统的总结。而《黄帝内经》有关针灸学术方面的众多论述，及《明堂》、《甲乙经》等书的问世，正充分体现了以上几点，说明针灸学术已臻成熟阶段。
7、本草学的创立。据现有文献足资考证者，先秦时期尚无“本草”之名，亦未发现有本草方面的专著，而《汉书·艺文志》亦无著录。故《神农本草经》一书，据近代学者考证，倾向于该书成编于汉代者日多。“本草学”者中医药物之学也。《本草经》一书，它不仅记录了每一药物的功效主治等，而且对药物理论方面的问题，亦有所论述，而且概括出某些共同性与规律性的内容，说明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已不是简单的感性知识的阶段，而是逐步向理论方面发展。故《本草经》的问世，象征着本草学的创立。
8、传世医学文献的整理与著录。如果说先秦时期，传世医书尚多以单篇别行的形式出现的话，而到了两汉时期，则经过官方或个人的整理，而发展为较多的综合性医书。西汉刘向校书，是首次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其中“方技”部分，由侍医李柱国担任。最后由刘向父子总合著录，形成了《七略》，后被班固删选其要，编成《汉书·艺文志》，此为今存首次对文献之著录，也是医学文献的首次著录。个人整理今存世者如张仲景书。其自序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是知该书，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次文献整理工作。当然，仲景之书，并非单纯地对已有医学文献的编辑，而是吸收已有文献，结合个人经验进行的整理工作。
9、对“房中”与“神仙”学术的重视。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著录之方技书，不难看出有两个特点，一者就门类而言，医经、经方，与房中、神仙并列四类，足见其在方技文献中的地位；一者就家数与卷数而言，医经、经方合共十八家，四百九十卷；房中、神仙合共十八家，共三百九十一卷，亦近半数。足见其存世文献及整理入目者之多。详自古王室贵族，一方面过着荒淫侈奢的生活，一方面又追求神仙不老之术，在秦汉两代帝王如秦皇、汉武等，尤重此事。此正统治阶级在个人追求中的矛盾现状。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房中、神仙之类文献的大量问世，并被官方较多地整理入目，与此种历史的社会背景有一定关系。当然，就房中与神州两类文献内容而论，除具有淫秽与荒诞的一面外，更多的是对性医学与养生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0、对胎教问题的重视。胎教之事，虽据史料所记，其来已久，然据现存古文献所记，仍当以汉代更为重视，且对后世之影响尤为深远。如北齐．颜之推《严训．教子》云：“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于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其例一也。
ll、气象医学的滥觞。气象医学是研讨气象变化对人体的影响以至于致病的学说。在今存《灵枢经》中已有“九宫八风”一篇，言及太乙游宫及八风致病情况，或系汉代或汉以前文献，被收入该书中。详八风之说，由来尚矣，在《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中均有这方面的记载。然记有太乙游宫及八风致病者，则莫详于《易纬书》。如《乾凿度》卷下云：“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郑玄注：“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日，太乙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游，息于紫宫之内外，其星因以为名焉。故《星经》曰天一。太一主气之神。行犹待也。四正四维，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宫。天一下行，犹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则复。”此说与《灵枢·九宫八风》之义尽合，可证其渊源本同。又《通卦验》卷下云：“凡此阴阳之云，天之云，天之便气也。坎、震、离、兑为之，每卦六爻。即通于四时二十四气，人之四支二十四脉，亦存于期。”其二十四气八风之当至不至或未当至而至所致经脉之病，前已摘引。此较之《灵枢·九宫八风》文，尤为详备。又张仲景撰用之《阴阳大论》一书，在今存《伤寒论·伤寒例》尚存部分引文。可证其以二十四气为序言医学气象者也，与“九宫八风”说，显非一家之言，自是另一流派。凡此类记载，正为早期气象医学文献之渊源。与后来运气学说内容，虽非一种体系，然从气象医学而论，亦不无源流关系。
12、道教医学的初创。宗教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早在人类祖先进入文明社会之前，便己悄然产生在人类精神活动之中，不管经过多少时代变化，它始终保持着其共有的特点--有神论，演变为不同的形式与教义。道教则是产生于后汉，以元始天尊、太上老君为教祖，以不老神仙、清静无为等为宗旨的一种宗教。处于其教义的规定性，必然地与方技类之“神仙”一派有相同处，与医学相结合，因而在早期的道经经典中，便包含有诸多与医学有关的内容，并在继承先秦行气导引术与黄白术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总结发展，形成了特有的内养修炼等方法，在理论上也具有自身的某些特色，为道教医学发展开创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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