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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则能润身――儒家养心学说中的健康心理学思想
摘要：本文从儒家相关文献出发，整理分析儒家养心的独特思想和方法，从正确对待欲望，健康人格塑造，养心方法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源远流长的儒家学说蕴藏着丰富的心身调摄的内容，其“修身养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就是中医学中的养生。儒家的养性亦可称做养心即心的境界的提高，有利于身体健康，已被历代实践所证实。因为儒家经典浩如烟海，不能尽阅，本文试从儒家相关文献出发，整理、分析儒家养心的独特思想和方法，寻找出它们的合理内核，以冀对现代人维护心身健康有所帮助。
正确对待欲望
世人常常因为宋朝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认为儒家思想不近人理，其实不然。“男女饮食，人之大欲”(《礼记·礼运》)，儒家承认饮食男女是人的基本欲望。孔子一再要求弟子学习《诗经》，他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人如果不学《周南》、《召南》，就像面对墙壁站着那样寸步难行!《周南》、《召南》是《诗经·国风》中的第一、第二部分，《关睢》是《周南》第一篇，是一首优美的情歌，它描写青年男子对妙龄少女的爱慕和相思，可见孔子不回避男女情爱的正当性。孟子也承认人应该有正常的欲望，他说：“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荀子认为人不分贵贱，皆“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虽为天子，欲不可尽”(《荀子·正名》)，无论欲念恶劣与否，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宋朝张载同样认为，“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正蒙·乾称篇下》)，人欲是不能灭的!
那么，如何对待欲望呢?
欲望是与生俱来，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但如果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完全被外物迷失本性，与动物无异。“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作乱之事。……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礼记·乐记》)所以儒家要求人们克服物质与精神上的过度欲求。
“《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孔子主张男女之爱是快乐的，但不应放荡；相思之情是忧愁的，但不必悲伤。
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的重要命题，认为只有减少欲望，才能保存道德本心，多欲则必然会丧失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养心首先在于克制人对声色、财富和名位的欲望与追求。
荀子认为人的种种欲念是天生的，“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理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认为不必去欲或寡欲，而以心来调节欲念或节欲。欲念虽不能尽除，但可以节制。节欲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欲望。
“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人的欲望太多，怎么能刚强?因此，孔子提出三戒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不同年龄段人的欲望不同，节欲(心理调节)的要求当然也有侧重。
节欲就要“养心”，“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心为身体形神的一切活动的主宰，与物质之气有密切的关系，“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荀子·王制》)，“治气”方能“养心”，“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弃，则之以灾祸；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荀子·修身》)以虚静专一的内守功夫来调节人心的各种偏向，又称之为以诚养心，“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他事矣。”(《荀子·不苟》)正如《礼记》提出的“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所谓正心，即心要端正，诚意谓勿自欺。强调内心的道德自律，限制情感等心理活动的变化，也就是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塑造健康人格。
健康人格塑造
儒家追求完善个人的道德人格，努力达到“从心所欲不矩”的境界。孔子提出君子应该具有“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第七·三十七》)，“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第一·十六》)，“君子泰而不骄”(《论语·子路第十三·二十六》)，“君子耻气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第十四·二十七》)，“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十九》)，“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孟子·公孙丑下》)，“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十五》)等品质，也就是现代心理学称之的理想人格，如何培养，孔子的论著中没有谈及。二程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提出了气象的概念，程颐说：“今观儒者自有一般气象，武臣自有一般气象，贵戚自有一般气象，不成生来如此?只是习也。”(《二程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气象就是人内心的修养形于言表，使接触到它的人感受一种独特的气氛。“儒者”、“武臣”、贵戚”的气象各不相同，都带有自己的身世、职业的特征。这种气象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长期“积习”诸方面的熏陶所致。
“习”指习性、社会本性，是学习得来的后天因素，程颐强调在气象的生成中“习”是相当重要的，“习到言语自然缓时，便是气质变也。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人只是一个习。”(《二程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积习既久，能变得气质，则愚必明，柔必刚。”(《二程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这种“积习”长期坚持，到了一定阶段，昏愚柔弱的气质之性可变得清明刚强。“吾受气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后定，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于盛年无损矣。”(《二程遗书·卷第二十二·伊川先生语八上》)程颐认为即使像他这样禀气甚薄的人，只要“非礼勿视、听、言、动”(《二程遗书·卷第六·二先生语六》)，坚持一定的修养，通过后天艰苦磨练，日积月累同样可以改变自己的气质，塑造良好的人格。
二程认为改变气质的方法因人而异，难求一致，但一定要针对自己的特点进行。“人有实无学而气盖人者，其气有刚柔也。故强猛者当抑之，畏缩者当充养之。古人佩韦弦之戒，正为此耳。然刚者易抑，如子路，初虽圣人亦被他陵，后来既知学，便却移其刚来克己甚易。畏缩者气本柔，须索勉强也。”(《二程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对于柔弱的人来说，要注意使自己的气质向刚强转化，性情急躁的要向缓静转化，过于倔强的要把自己培养得温顺一些……总之，二程主张因人制宜，采用各种适宜的方法来改变自己的偏驳气质，已具有行为矫正的含义，对于今天心理调摄具有借鉴意义。
养心的方法
儒家强调通过修养使人的内心达到安宁与平静的境界。孟子提出了求心、养心和尽心循序渐进的一套理论。首先“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止》)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丧失的善心找回来而已。找回以后，再加修养，“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修养心性的方法最好是减少物欲。因为人的欲望不过分，善性纵有所失，也不会多；而人欲太多，善性纵有所存，也是极少的了。修养不断，才能扩充。“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扩充善心，也就懂得了人性。懂得了人性，也就知道了天命。这样，就达到了孟了追求的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要达到这一境界是不必外求的，只要“求在我者”就够了，因为所探求的对象就在我的心中。
孟子的理论较笼统，现代人难于操作。宋朝时二程的养心术则较易理解。程颢认为养心并不是使人的内心完全停止活动，也不是使内心仅仅集中于自我意识上，更不是对外物不作任何反应。“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与其非外而事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二程集·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人接触事物，当然有情感，但情感应完全顺应事物的自然状态。程颢认为，外物的影响和干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没有必要避免。圣人的“无情”并不是毫无人性，只是没有从个人利害出发，他的情感顺应于事物的来去，这样，一切由于个人利害得失而产生的失望、不安、烦恼、苦闷、怨恨等不良心境都可以免除了。人的养心正是在与外物的接触中顺应万物而隐没了自身，这是一种“内外两忘”的极高境界，如果强行地要在内心中驱除外物的影响，那不仅不合修养之道，而且妄念也会“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反而使自己的内心狂乱不已，心猿意马，哪里还能保持内心的安宁和静穆呢?
要达到“内外两忘”的境界，程颐认为必须心中有主，有主则实。“吕与叔尝言：患思虑多，不能驱除。曰：……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实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来。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二程遗书·卷第一》)这段话阐述了外物未来时自己内在意识的控制问题，如果心中无主，就像一个空的器皿，思虑杂念就会像水一样涌入这无主的意识之中。如果心中有主，则会像器皿中已经盛满了水，再把它放在水中，其他的水也就无法进入，杂念自然就不会产生了。
如何才能心中有主呢?程颐认为心中有主并不是强制心去反复念一个什么“中”字，也不是强制心寄寓在某一特定的形象上。因为这样做，好像心中有主，但却都极不自然，只要内心保持“敬畏”的状态，思虑的纷扰就可以自然排除。他极力推崇“敬”，要求人在外在的容貌举止与内在的思虑情感两方面同时约束自己。不仅要克制内心的种种欲望，同时也要注意约束自己的外在举止和形象，衣冠要端正，表情要恭敬，视听举止要符合规范(礼)，要时时刻刻从容貌举止上检查自己。这看起来似乎是外在修养的问题，而实际上，经过这样长久的修养而形成习惯，就会在内心里使邪念私意逐步减少，有了这样的外在的严格要求，就会自然使内心得到修养。
程颢与程颐不同，他认为“诚敬”如果只强调敬畏严肃，难免失于拘谨，不能达到自由活泼的精神境界。所以，应该强调“诚”所包涵的本质内容，以“诚敬”作为人内心中的一种修养，不必处处都用力去设防，在用“敬”之时，应该“勿忘勿助”，不要过分用力把持。修养要与自然相结合，主张在修养过程中应该放开，在“外物”之来的情况下调整对于外物的反应。理想的境界应该是敬乐合一的，任何对敬的过分强调都会伤害心境的自然和安详，达不到“内外两忘”的境界。
朱熹认为精神状态可影响身体的健康，其《大学章句注》阐释“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时说：“胖，安舒也。言富则能润屋矣，德则能润身矣，故心无愧作，则广大宽平，而体常舒泰，德之润身者然也。盖善之实于中而形于外者如此。”心态的平和，胸怀的宽阔，十分有利于身体健康，所以“人常须收敛个身心，使精神常在这里。似担百十斤担相似，须硬着筋骨担。”“若行时，心便只在行上；坐时，心便只在坐上。”(《朱子语类·卷十二》)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胡思乱想，放荡不羁，造成对身心健康的损害。《朱子语类·卷五》载：“问：‘先生尝言，心不是这一块。某窃谓，满体皆心也，此特其枢纽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宁也。凡五脏皆然。心岂无运用，须常在躯壳之内。譬如此建阳知县，须常在衙里，始管得这一县也。’某曰：‘然则程子言‘心要在腔子里’，谓当在舍之内，而不当在舍之外耶?’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这些子上也。’”心作为人的神明发生和寄托之处，必须安居其位，而患有“心疾”则会出现精神错乱的种种症状，因而不能维护正常的生理机能，致使脏腑功能失调，精神委靡不振，这就是二程“心要在腔子里”的真实涵意。因此朱熹十分重视保养精神，说：“人精神飞扬，心不在壳子里，便害事。”(《朱子语类·卷十二》)这些论述包含有现代心理卫生的一些内容。
“主敬涵养”，朱熹主张养心要从根本做起，要在无所思虑和情感尚未发生时就开始涵养，而不是等到思虑情感已发之后才去修养。这里“敬”是关键。世人常常精神颓废，放纵声色，虚度光阴，就是因为他们内心中缺乏一种对生活、对自己生命的敬畏之心。敬畏并不是人们对某个具体事物的恐惧，而是指内心对于一个以理为本体的运作着的神圣世界的敬畏，是一种对生命的内心执着。所以“主敬”就是要求人们在情感思虑未发时就注意涵养自己的精神境界，时刻保持一种收敛、谨畏和警觉的状态，使内心清明洞察而不昏乱，达到一种觉醒下的特殊宁静状态。只有在这种极高的精神修养前提下，人才能真正地洞察事理。
二程对调节心理偏差也颇有研究，有人患思虑纷乱、达旦不寐，以为不断念“中”字可治失眠，二程认为却不如与他一串数珠，“殊不知中之无益于治心，不如数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则合眼，不知苦苦思量个甚，只是不与心为主，三更常有人唤醒也。”(《二程遗书·卷第二上》)以数珠来转移患者焦虑的心理状态，这样便可较快入睡。同时强调夜晚不可过度用脑，应按时作息，保养精神。应该说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二程还探讨了恐惧心理产生的原因，《二程遗书·卷十八》载：“或问：‘独处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惊惧，何也?’曰：‘只是烛理不明。若能烛理，则知所惧者妄，又何惧焉?有人虽如此，然不免惧心者，只是气不充。须是涵养久，则气充，自然物动不得。然有惧心，亦是敬不足。’”二程认为恐惧心理的出现是因为不明白事物的道理，如果洞明了事理，则不会害怕那些虚妄之物。并认为这与个人的气禀、涵养等身心状况相关。他们提出了“明理可以治惧”(《二程遗书·卷第一》)的方法，并举例说：“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过，便与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须以理胜它，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二程遗书·卷第二下》)说明二程在当时已能通过改变患者的认知来治疗恐怖症。
儒家养心学说博大精深，以上仅试用健康心理学对其作浅显的分析，对提高个人工作的科学性，密切人际关系，减轻心理负担，增强社会适应力，促进身心健康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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