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昂《汤头歌诀》的历史贡献
论汪昂《汤头歌诀》的历史贡献——与孟繁东先生商榷
《中国中医药报》刊发的“方歌趣编”与“方歌趣记”两文（分别见90、8、17和92、7、13）都是论方歌编法，但存在原则分歧。它关系对方歌大师汪昂的评价和方歌的健康发展，并对方剂教学和临床有重要实际意义，故有必要深入研讨。
古时行医，除了靠艰苦摸索和有限呆记之外，主要靠翻查书简。如将常用方编成专书悬于肘后以备查考，但深感不便。于是方剂歌括应运而生。创编方歌始自何时何人待考。最初编成口诀传诵，后来进化为歌括。明清之交的汪昂编出《汤头歌诀》一书，“始称善本”。其前尚有明李埏《医学入门》采取文、诗混杂方式，在列述方剂内容时单将药名编成歌括以助记忆。这可视为《汤头歌诀》的前期形态。其后陈修圆父子又将时方和长沙方（经方）束为歌括，在文学性上较汪大进一步，因而迅速流传大江南北。但汪氏《汤头歌诀》选方范围广泛，方剂代表性、实用性强，又首创“以法统方”分类法，编排合理。其歌诀文学性虽然逊于陈本，仍被广泛采用。尤经近代名医严苍山增辑、北京中医学院加注后多次刊行，遂成为发行量最大、影响最著的版本。其“销数为各种医书之冠”“与唐诗三百首之被读者欢迎有一样的价值”。它为培养有清以降中医临床医师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汪昂的重大贡献，还在于他创立了一系列正确编歌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由中医大师秦伯未作了简明提炼：“此书借诗之体，作记事之珠，数语之中，方名立、药品具、病证彰，因病以求方，因方而举药，诚有如探囊取物，而无苦心搜索之憾，”
据此，我在《方歌浅谈》（《湖北中医杂志》1986、1）中将方名、药组、主证（或功效）规定为方歌内容三要素。谓之三者缺一不可，舍此不成其为方歌。
汪昂在方歌学上的重大历史贡献不容抹煞；其创立的正确编歌原则不容否定。
孟氏在《方歌趣记》一文中不加分析作出了否定，且欲以药名趣记法取而代之：“学习方剂，首先必须记住其药物组成。在中医界，此类书籍中流传最广的要数清代汪昂所著《汤头歌诀》了。但是，‘汤头’的句式比较呆板固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更好方法就是对方剂进行趣味记忆。”
孟文抓住了“首先”却忘掉了“其后”。他把对方剂的记忆变成了单纯药名的“趣记”。他不但取消了方歌必具的另两项重要内容，还同时取消了方歌体式。这里已经谈不上“方歌趣记”，仅仅是“药名”趣记。从方歌史论，他倒退到明李埏处。就编法言，他返回到方歌编写的原始形态（口诀）。从实用上说，将方名、主证等排除在外，只记药名，确实省事。然而这一主张只能视为“短期行为”。一旦记的方子多了、时间长了，就会感到晦涩难解、混淆不清，无法收到事半功倍的记忆效果。临时应付一下考试尚可，要对付临床，则难以为继。
孟文所举之例，均为口诀而非方歌。其中大柴胡汤为匡套自编小故事，竟削足适履将大黄删去。。背了口诀连药味也记不全，更谈不上同时记住方名、主证（功用）或兼及古人制方之义，遂成单纯文字游戏，诚不足取。
笔者并非否定药名趣记法的作用，仅认为它只是方歌一个重要方面而非全部。有鉴于此，余提出“方歌趣编”主张，并在拙著《新编方歌》（已版，各书店经销、本人协销）一书中广收博采各种有用的“趣记法”，在继承汪昂编歌传统的基础上，将所有音形义上的巧合和噱头收集起来编进方歌，尽力提高方歌趣味性、文学性，以增强其助记助辨作用和临床实用性。
笔者坚持认为，方歌发展应当继承汪昂既定的编歌原则，吸收现代方剂学、语言修辞学、音韵学、教育心理学、美学等相关学科新成果，致力于提高方歌文学性与趣味性，使读者不但得到医学方面的教益，同时受到诗文音韵学方面的熏陶，“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趋雅脱俗，以充分发挥方歌助学功能，为培养中医新秀作出更大贡献。上有不当，盼请教正。
（本文原载成都《中医药信息报》1992年10月3日第三版）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