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篇免疫细胞的中枢调节作用
作者：杨鸿智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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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留行》在《从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看中医现代化的切入点》这篇文章中，提出了“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把免疫系统列入中枢调节系统。《王不留行》的论述如下：
论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是中医现代化的最佳切入点
记得某位西方医学家论述中西医学的不同时曾说过下面一段话：西医是“唯头脑的医学”，中医则是“无头脑的医学”。这句俏皮话背后隐藏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那就是西医的理论体系主要是建立在神经调节基础上的，而中医则更重视体液调节。这是中西医学的又一重要不同点。
究竟是神经调节还是体液调节更重要呢？从进化的观点看，体液调节是更基本、更原始的调节方式，例如在植物中并不存在神经调节，却已经存在原始的体液调节，假如一块树皮损伤了，损伤在体液调节的作用下可以愈合，这是植物的原始的抗损伤调节表现。神经调节只是在以后的进化过程中，多细胞动物为了适应更复杂多变的环境而在原始的体液调节的基础上产生的更高级、更现代的调节方式，已经有种种证据表明，神经系统的生长、发育乃至再生、修复是在体液调节尤其是免疫调节的作用下完成的。体液调节主要就是指免疫调节，其次是内分泌调节，而疾病就是损伤与抗损伤不断斗争的过程，因而考察疾病过程免疫调节就具有比神经调节更重要的地位。
中医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在朴素系统观的指导下以及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体液调节理论认识，具体的讲就是营卫学说，就是气血理论。也许说中医主要讲的是体液调节。很多人会一下子难以接受，其实体液病理学比神经病理学要“科学”的多，也正确的多，每一种疾病的病理过程往往是起于体液尤其是免疫的变化，而不是神经。在西方神经生理学和细胞、细菌等学说兴起之前，占统治地位的也是以“四体液说”为代表的体液病理学，采取的也多是放血、导泻等类似于中医的疗法。与西方“四体液说”不同的是我们的祖先天才的把体液调节分为“营”和“卫”——营养代谢和防御免疫两部分，“营”对应着“血”，“卫”对应着“气”，然后用阴阳这种古代的哲学理论把营卫气血的变化进行了动态的、整体的、辩证的考察和总结，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理论，这点要比古代西方的“四体液说”高明多了。
实际上，在具体的生命过程中，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是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的，因此无论单纯考虑哪一种调节方式而忽视另一种都是不全面的，必须综合神经和体液两方面因素分析问题，而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恰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两者结合的良好框架。现代医学最新的进展表明：人体的生命活动并不是仅仅受神经系统的调节，还要接受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的复杂调节和影响，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共同形成一个复杂广泛的调节网络，机体内所有细胞、组织无一不受这个网络系统的调节和控制，它们既是这个系统的成员，亦接受这个系统的调节，以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维持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发挥防病和抗病作用，这就是著名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
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不是某一特定层次的特定物质，而是适用于多层次、具有自相似特点的机体所有细胞外信息分子的集合，它可以联系具体的分子、器官，但它却是高度抽象的产物，是系统整体性得以形成的根本；同时由于卫气与免疫、营养代谢与内分泌的近似相关性，这就为中医营卫学说与现代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进行对照研究提供了联系的桥梁，从而可以有效避免由于中西医学语言差异而造成的两者“不可通约”的困难，因此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无疑是中医现代化的最佳切入点。
以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为研究切入点，也是符合系统论要求和中医重“关系”而轻“实体”的研究特点的，系统论认为：要素与要素之间的联系才是系统呈现整体性的根源，而人体系统中器官与器官、细胞与细胞等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是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完成的，所以，神经-内分泌-免疫之间的有机网络式的联系才是人体呈现整体性的根源，真正代表着人生命的本质，因此，考察疾病本质，也必须把注意的焦点放在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上，而不应该放在细胞或者基因这些要素形态的变化上，笔者认为：所谓疾病就是在内外环境损害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个体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自稳调节紊乱而发生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而证则是相对短暂稳定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异常整合型式,（同样，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不可逆的瓦解代表了人个体整体性的终止，这就是人的死亡，这样，所谓的“脑死亡”和“心脏死亡”就和谐的统一到了一起）这是我基于系统论方法对疾病和证下的最新定义，如果能将这个定义贯彻到每种疾病、每个证的分析中，那么一种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的、以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为研究切入点的，综合中西医之长的新的医学将渐渐浮出水面，而这就是中医现代化的归宿，我将为此而不断努力。
杨鸿智：
《王不留行》在这里提出的概念是把免疫系统看作是神经体液调节系统中的一部分。也许还有些网有对于免疫系统与神经体液调节系统的关系不太清楚。为了使这些朋友能够进一步理解《王不留行》文章的内容，我在下面把免疫系统与神经体液调节系统的关系讲一讲，题目就是《免疫细胞的中枢调节作用》
《免疫细胞的中枢调节作用》
一“神经肽”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激素的发现，开创了内分泌学的历史。然后是肽的发现，知道激素中大部分的化学结构是肽。然后是大量胃肠激素的发现，同时发现许多胃肠激素不仅存在于胃肠，而且存在于脑中。这样就出现了“脑肠肽”的概念。从这里出发，进一步的研究，一方面是在脑内发现越来越多的肽，知道肽在脑神经功能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同时进一步发现，肽不仅在消化道，在脑，总之，在全身外周神经中也广泛存在并起重要作用。这样人们就意识到，肽不是机体哪一部分特有的内分泌现象，而是全身神经调节的重要介质之一，这样就将肽综合、提高到“神经肽”的程度。
二“阿片肽”是神经肽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片一词代给人的感觉，一个是神秘，另一个是恐怖。因为它除了使我们想到一种药品外，更使我们想到的是毒品。阿片是罂粟植物浆果中提取的粗制品，再从阿片中提取的纯化学成分是吗啡。到1902年吗啡的化学结构完全弄清并在此基础上合成了一系列的化合物，如海洛因、可待因等。同时还发现一些化合物化学结构与吗啡不同，但作用相似，如度冷丁、芬太尼。
自从1973年发现了动物体内存在吗啡受体的证据，人们就开始在体内寻找机体自身产生的吗啡样物质。首先是英国的阿勃丁大学的休斯和考茨特里茨，他们从猪脑中提纯了一个5个氨基酸组成的小肽，命名为“脑啡肽”。（1975年）。这个发现轰动了科学界：动物脑子里有了自己的“吗啡”！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有一位华裔生化学家李卓浩，从脑下垂体中分离出很多肽类物质，其中有一种31个氨基酸构成的肽，不知为何物。当看到英国休斯和考茨特里茨的论文，发现这31个氨基酸的前5个氨基酸竟与脑啡肽完全一致，才想到去试试是否有吗啡样作用。结果证明确实如此。遂在1976年将这种肽命名为“内啡肽”。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哥德斯坦在1979年发现了一个有17个氨基酸组成的阿片肽，命名为“强啡肽”。
三免疫细胞上存在阿片受体，阿片肽参与应激时免疫功能的下调
研究发现，在全部免疫细胞上具有所有阿片肽的受体。这表明阿片肽参与应激时免疫功能的调节。研究表明这个调节是向下的调节。吸毒者免疫功能的下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非吸毒的人应激时，阿片肽也同样起免疫下调的作用。应激时，机体主要以交感神经——肾上腺素反应来对抗致病因素对机体的损害。但是，如果应激性疾病不能在短时间内解除，长时间过度的应激反应又反过来成为损害机体的原因。这次抗非典使我们很多医生知道和熟悉了什么是“反应过度”。机体在进化过程中早已经自己解决了如何抑制反应过度的问题。集体主要采取两个措施：
第一个，是用垂体——肾上腺皮质机制。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是免疫抑制剂，这是大家熟悉的。这次抗非典激素起了重要作用，也使大家纠正了一个对垂体——肾上腺皮质机制的片面认识。传统上我们习惯将这个机制看作是“加强抵抗力”的，并且认为加强抵抗力就是好事。现在我们知道抵抗力过强是坏事，并知道了垂体——肾上腺皮质机制是纠正反应过度的重要措施。上海第一医学院出版的《人体生理学》书中对此早有论述，书中写到：“内环境中的一切有害的刺激都能引起机体的应激反应。此时通过下丘脑及垂体前叶引起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大量分泌，这对机体适应这些有害刺激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肾上腺皮质的这种反应又称为抗紧张作用。在应激状态中所释放的皮质激素，大大超过一般生理水平。如将同等剂量应用于正常安静机体，将会产生皮质功能亢进症状。但在应激状态下，并不伴有任何明显的皮质功能亢进症状。说明这时机体对于皮质激素的需要量增加。”（第599页）
第二个，就是用啊片肽机制。阿片在吸毒者因免疫抑制所造成的损害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使我们很少去想它的治疗作用。研究表明，这个免疫抑制作用在反应过度时的治疗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杜雨苍在《神经肽与脑功能》书中写到：
人们早就知道吗啡有强烈的心血管效应，特别是它能减少外周阻抗和降低心率。动物研究结果表明，此作用是发生在交感——肾上腺髓质支路的中枢抑制途径。阿片肽对心血管功能的作用是因人而异的，所产生的效果随所用肽的种类、给区途径，对象和麻醉方式而不同。在人类，脑啡肽类似物可使体循环中的肾上腺素，含量下降，加深体部低血压和抑制压力反射。压力反射是通过孤束核传递的，孤束核又是含阿片肽和阿片受体特别丰富的地方。有证据说明，在此区内局部使用阿片肽，可以抑制压力感受器的传入，重组反馈环，诱导心动徐缓或低血压或两者兼有。对人而言，儿茶酚胺基础浓度只稍稍地受脑啡肽类似物的抑制，但在低血糖刺激而升高时，儿茶酚胺水平就会被脑啡肽类似物深深地抑制。除非采用大剂量，一般纳洛酮单独使用对心血和基础功能几乎无影响。Mannelli等发现，10mg丸片剂量的纳洛酮可提高血浆内的肾上腺素水平。有人观察8mg纳洛酮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未见任何作用，不过在急剧锻炼或低血糖之后，同样的剂量可使血内肾上腺素水平增高1倍。较小的剧烈刺激（如实验对象的手浸入冷水5分钟），也会使肾上腺素水平升高，同时升高程度也会被纳洛酮增强，因而认为，内源阿片肽虽不介入基础的交感和肾上腺髓质功能，但这些系统的活化却伴随着内源阿片抑制机制的建立。低剂量的纳洛酮无效的原因可能是涉及的受体只属于者说或 亚型。
纳洛酮是否起作用，关键要看阿片肽是否起作用，阿片肽在机体内起作用时，纳洛酮就会起作用，而相反，阿片肽在机体内处于不起作用的状态时，纳洛酮的使用当然也会不起作用。而阿片肽在机体内是否起作用，有一个重要规律，即：基础状态时不起作用，应激状态时起作用，而这也正是应用纳洛酮时需要明确和注意的。
研究表明，不管何时，只要交感系统或肾上腺髓质系统处于活化状态必有内源阿片肽这一“制动器”在操纵并削弱此反应。这种阿片肽的控制，可使机体得以适应长期而频繁发生的交感——肾上腺刺激所带来的后果。（《神经肽与脑功能》P103-105 ）
四免疫细胞产生神经内分泌肽
1980年开始就有人注意到免疫细胞也可能产生和分泌原来由内分泌细胞产生的激素。这一现象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直到1996年Zurawski 等在小鼠T辅助细胞株中找到了脑啡肽前体的mRNA，以一种刺激细胞分裂的刺激剂，刺激T辅助细胞后，在上清液中可以测到脑啡肽样免疫活性物质。说明已经产生了这种肽类激素。这一发现从基因表达以及最终蛋白质的生成两个水平上明确证明小鼠T辅助细胞可以合成并释放脑啡肽。大量实验结果明确表明，免疫细胞能合成某些神经递质样物质和激素。目前以发现的这类激素多达20几种。
淋巴细胞产生的内分泌激素往往是在病毒或毒素刺激下产生和释放出来的，如病毒可以刺激淋巴细胞产生内啡肽和ACTH，内毒素也可以刺激淋巴细胞产生β-内啡肽。由于病毒可以刺激淋巴细胞产生ACTH，而ACTH再作用于肾上腺皮质引起肾上腺皮质激素增加，肾上腺皮质激素可以抑制机体的免疫功能。这样人们就会想到，这正好说明了病毒感染时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可是，现在，在我们经过了抗非典的斗争以后，当我们知道了免疫过度的危害性以后，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免疫下调可能正好是机体对抗免疫过度的有效措施。
五免疫细胞的中枢调节作用
机体中负则整体调节的机构是神经体液调节系统。
这个系统中的第一部分，就是植物神经系统。这个系统的作用是比较快地直接地调节内脏器官的功能状态。
第二部分是内分泌系统。内分泌调节是属于缓慢起作用的调节。但是，这种调节却表现得稳定而持久。
第三部分是神经肽调节系统。这个系统是比较新的，正在研究中的系统。肽是早期生命中负则信息传递的物质。在生命向高等有机体进化发展以后，一部分肽成为神经介质，另一部分成为内分泌腺的激素。还有一些肽，作为一些细胞组织的分泌产物，在局部组织或全身起作用。这些细胞未形成内分泌腺体。研究发现，这些细胞组织基本上是生命早期的细胞组织，如肠上皮组织，神经细胞，皮肤等。所有这三部分调节系统的中枢都是脑。并且，在脑中又按从低级向高级排列。最高控制中枢是大脑皮层。这样就使生命的物质过程与大脑皮层的精神过程相联系。正是这个联系，包含了许多尚未研究清楚的神奇部分。这也是医学发展的空间。
肽在体内信息传导作用的发现，是近年来生命科学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如果早期生命是以肽作为信息传递工具的话，这就表明肽是生命调节的最基本物质。研究还发现，尽管生命已经有了许多进化和发展，但机体内仍保留着最原始的调节物质。这表明高等生命体低等生命体在物质构造与功能调节方面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将使我们有可能利用低等生命的某些功能优势，解决高等生命的某些功能障碍。高等生命在整体功能和对环境的适应方面，比低等生命先进。但是，在维持基本生命方面，有时反倒不如低等生命。如组织再生方面。保持机体的整体功能和对环竟的适应是医学的任务，但是，保证生命的基本存在，是更基本、更重要的任务。因此，肽的研究将给医学带来许多新的可能性。
神经体液调节在现代医学体系中已经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系统。但是，在大多数临床医生处理各系统疾病时，往往忽略了神经体液调节系统的作用。人们往往只在内分泌疾病时才想起它。比如，在治疗肺炎、肝炎时很少会想到神经体液调节。我们在后现代医学中，把神经体液调节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在诊断和治疗时首先要弄清此时神经体液调节系统处于什么状态，这种状态与疾病的发生有什么关系，如何调节神经体液系统的状态更有利于疾病的治疗等。
最新的研究表明，免疫细胞也有多肽受体，可以接受神经体液的调节信息。而免疫细胞自己也可以分泌多肽激素，向中枢传达局部组织的信息。这样，由神经、内分泌、免疫三个系统共同组成了一个中枢调节机构。调节中枢的功能状态，就是要同时调节这三个系统共同组成的网络的状态。
免疫系统中枢调节作用的发现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解剖定位的神经细胞既经其很长的神经纤维，向各脏器细胞传递信息，又经游走的免疫细胞加工放大细胞信息，并产生新的信息，启动和调节各脏器细胞功能，显示机体的整体效应。驱体或精神刺激作用于神经系统，可通过神经内分泌，产生各种激素或应激免疫抑制因子，对免疫系统和全身器官组织功能进行调节。病毒、毒素、肿瘤、异体蛋白等刺激作用于免疫系统，产生各种细胞因子，和免疫反应性激素也可作用于神经内分泌系统，起激发和调节作用。作用于全身器官、组织，动员各种机能活动对刺激作出反应。这就是应激反应与免疫反应的相互作用。
病毒、毒素、肿瘤、异体蛋白等的刺激是神经系统无法感受的刺激。而免疫系统则对它们十分敏感。通过免疫系统释放的各种免疫调节物，以及免疫细胞释放的内分泌激素，对这些刺激作出恰当的反应。最终达到清除病因保持机体稳态的目的。因此，免疫系统不仅是机体的一种防卫系统，它同时还是机体的另一种重要的感受和调节系统。它能感受神经系统不能感受的刺激。由于免疫细胞可随血流循环到全身各处，所以，Blolack等（1985）在《今日免疫学》中提出免疫系统可以起一种“游动脑”的作用。从而形象地勾画出了免疫系统的重要功能。
《论坛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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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berson
发表于 2008-8-12 18:21
道理，也许没什么问题，但是别忘记了，怎么治病啊？医学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你给患者讲道理能把瘤子消了，我们就跟你学习讲这个道理。杨先生和王不留行先生，不知道您这些理论落实到牛皮癣这个病上有何高见啊？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如何治疗过敏性哮喘，也就是中医说的喘证，你治疗的这个效果能和现有的中医疗效相等，还是超过，还是不如啊？什么道理？什么治则治法？什么方药？（偏方也行）说说让我们这些后学受点教益！
伤寒论坛 » 中医发展交流版 » 第9篇 免疫细胞的中枢调节作用
phkk
发表于 2008-8-12 22:23
楼主努力，也许新天地就在转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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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
发表于 2008-8-12 22:37
感谢tyberson网友对我的文章的关心。如果您那里有病人需要我帮助治疗，可以与我具体联系。联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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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些病人应该是现代西医和中医都没有办法治疗的。如果现代西医和中医有办法治疗，或者，你们大家相信现代西医和中医能够治疗（只是时间问题，现在还没有见效果）就没有理由再找我浪费时间和金钱。
我是个已经退休的医生。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医院，没有治疗条件。但是，如果你们想找我治疗，我会想办法解决医院的事情。
我不是想赚钱，我现在已经不做任何赚钱的事情。我也不想证明什么，我的《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为《后现代》的时候准备的知识。现在，我们的国家连《现代化》都没有实现，我不期望现在就得到大家的理解。
我只是想做一个医生所能够做的事情，帮助病人度过难关。在这样的情况下，病人是否懂得医生的技术不是重要的事情。关键是是否有病人需要我的帮助？或者，这个病人是否需要我帮助他？
第10篇转贴《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李致重的一组文章
作者：杨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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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留行》在《论“中医西化”的方法论失误是造成目前中医困境的根本原因》
一文中提到《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李致重的文章，如下：
什么是中医西化
中医西化的说法我不知道是从谁开始提出来的，比较著名的有李致重教授的文章《“西化”——中医科研的致命错误》，以“肾的研究”作为西化的样本，对中医西化进行了多方面的剖析。把“肾的研究”作为西化的样本，抹煞和忽视“肾的研究”的积极意义，对此我是有些不同意见的，可是文中对西化的实质认识很有见地。在作者看来：“西化”就是“用西医生物医学的观念、理论、方法，把中医作为被研究的对象”的研究方式，这超出了中医学了西医或者以西医的知识阐释中医就是西化的庸俗认识。但所谓“西医生物医学的观念、理论、方法”，外延也太广了些，似乎把西医全部都包括进去了，它的确切内涵是什么，文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杨鸿智：
我没有《“西化”——中医科研的致命错误》中篇文章，但是我有他的其他几篇文章。我想许多网有也许没有看过李致重的文章，那么，我就把我手头的这几篇文章转贴在这里，可能对大家认识“中医西化”有帮助。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李致重的一组文章
一以科学的态度推进中西医配合——致陈可冀先生的公开信
二写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佩云的一封信
三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
四从近代科学主义到伪科学
一以科学的态度推进中西医配合——致陈可冀先生的公开信
http://www.ctmrc.com/cuiyueli/zhenxingzhongyi/zhongyizhanlue/zlyj27.html
陈可冀先生：您好！
今年本人出版的《中医复兴论》一书，可能没有来得及送给您。值您来香港浸会大学接受荣誉博士之际，赠一册，请指正！同时送上今年撰写的《中西医配合清议》与《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二文。另外也送上陈士奎先生“批判”本人的两篇文章，以供对照参考。您此次来香港，时间安排紧促，为了不耽误您的时间，也为了您对我所提的一些问题有充分、冷静的思考空间，谨以书面形式谈以下几点，容以后有机会时，再共同讨论。
第一，关于口号和求真务实。
关于“中西医结合”这方面的口号，这些年实在太多了。老口号、新口号、大口号、小口号连连不断。似乎推进中西医结合，就只有靠口号才行。比如，您在2004年10月14日《中国中医药报》的“团结合作，共存共建”一文，以及2004年10月20日在“南京国际中医药论坛暨第二届世界中医药大会”上的发言中，所提到的口号有：“着眼现在，把握未来，以葆有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我们当今必须明确的战略需求”；“中西医结合没有终点，中医现代化永不谢幕，应当与时俱进地去不断完善和提高”；“继承、创新、和谐、融汇、发展中去葆有中医药学自己固有的千姿百态的风格和魅力”；“协同奋斗，为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作贡献”；“多元创新，有新作为”；“互补才能双赢多赢”；“乘时代进步的轻舟，鼓励创新和自我超越，挑战未来”；“努力实践，提高疗效，造福人类”；“与传统中医药理论结合得更完美者，那更是一种真正的成熟的美和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要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责难，多一些帮助，少一些帽子”；“中医药的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更是时不我待”；“希望中医药的足迹走遍全球，希望中医药学的桃李满天下”；“洗刷掉一切困顿、无奈、疑惑、猜忌，继承优秀传统，建设先进文化”；“实现中医现代化，促进中西医结合，为中医药学堂堂正正的进入世界主流医学领域，为建设富强的中国，充满激情地洒脱前进”；“发展中医药学，促进中西医结合，实现中医现代化，是建构'风景这边独好'的顶天立地的举措”；“永葆中华医药文化常青”；“创制新型复方，走向世界”；“现代创新模式”；“独到高招模式”；“并用互动模式”；“不封闭、不排他、和而不同，继承发展，共同为繁荣中华民族医药文化作贡献”……
以上这些，完全是口号，而且是2,500字的短文中，如此之多的口号！
本人并不完全反对口号，因为口号常常是上级行政领导号召大家应该努力去“做什么”的一种方式。然而，专业人员在科学问题上，没有制造口号的职责和必要。譬如“中西医结合”，它原本始于上级行政领导提出的一种号召或口号。而专家则应当在充分研究或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解决好“如何做”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人不再是一天听不到口号，就不知道今天该“做什么”什么的时候了。尤其在“尊重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当代，更应当知道科学自身的发展，首先是“内在于传统的历史性演进”。靠口号来推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对“中西医结合”上的混乱理解和各行其是，必须冷静反思；现在最紧迫的责任是，要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给“中西医结合”做出一个符合中医与西医科学原理的、准确而又规范的定义（或解释）来。只要学术界理解和接受这一定义或解释，接下去的“如何做”，相信自有所为。您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责任重大。与其用口号鼓动、宣传大家，说中西医结合“应该做”，说“风景这边独好”，倒不如对“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做出科学的定义来。当什么叫“中西医结合”的问题解决后，接下去的“如何做”，便会如影随形，不言自明的。
第二，关于“二”和“一”。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呢，还是人类医学体系只有西医一家？这个问题是研究“中西医结合”定义时的首要问题。近一百年来，人们多是把中医学当作一具尸体来解剖，企图用西医还原性研究方法从中获取西医可用之物。或者人为地认定中医是经验医学、经验疗法，否认其基础理论的科学原理及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
《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10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声称：“不管是英、美、德、意，还是中、日、法、印，都只有一个主流医学”；“中医西化”是“必然的”、“十分正常的”；强调中医特色与优势，那就是“恐西症”，就是“复古寻旧”，就是“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所以，“还想成为主流医学，这样是行不通的”(吕维柏先生语)。
这些观点，其实是中西医结合界的主流观点。按照这些观点，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可以不要了，“中西医并重”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也可以不要了。而且更为尴尬的是，按照这些观点，中西医结合的根，便被中西医结合界自己亲手挖掉了。既然世界发达国家和中国的“主流医学”都是西医一家，那么，用西医的还原性方法从经验的中医中将可用之物拿到西医里去，不就行了吗？如此可见，“结合”从“一”而开始，到归于“一”而告终。那么，被称之为的“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结合医学”，其存在的土壤和价值，究竟在何处呢？如果“结合”的最终结果是把中医的经验，“化”到西医体系之中了，中医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么，“中西医结合学会”2001年迎春联谊会上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是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重要途径”，又应该做何解释呢？
您也许知道，本人从事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已经20多年了。
从1993年12月在中国《科技导报》发表“中医现代化的若干思考”一文时起，本人的思考和研究就已经基本定型或接近成熟了。那时候，本人就曾对“中西医结合”概念的混乱，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
接着于1995年发表了“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和“论中医学的定义”两篇文章。而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学”做的定义的同时，也研究了西医“生物医学”的定义。正如本人在“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一文中所说：“至今我不愿意说本人对'中医'、'中西医结合'和西医'生物医学'所做的定义准确无误，而是热切地寄望于学术批评和科学检验。但是可以无愧地说，从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的比较中，从中西医的科学、技术、经验层面的比较中，研究这些定义的思路是正确的。”如果再经过历史与实践的检验，当这三个定义为学术界所理解和承认时，便无可争议地填补了我国医学辞书的几个空白。我一向说话谨慎，但“填补”二字，相信没有夸张。
当年仓颉造字，每一个字造出来时，必然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意思。后来在文化科学的发展与传播中，每一个新概念的出现，自然要首先以定义的形式对其内涵加以规定。因为科学研究就是理性思维，而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倘若一个概念出现之后，长期没有对其内涵加以规定，由此所进行的思维，只能用“混乱”二字来概括。
“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提出来近50年了，其定义至今还在“探讨”(陈士奎先生语)之中。而且就连这种“探讨”，仍然有人认为：没有必要“问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沈自尹先生语)，没有必要“为怎样给中西医结合下定义”而争论不休（见《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9月24日）。提出这一观点的竟然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院士，我不知道他在科学研究中的“理性思维”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尤其令人难堪的是，在“中西医结合”没有定义的前提下，持这一观点的他，竟然是中西医结合的学科带头人和中西医结合的科学院院士多年了。科学历史会说话，到时候真不知道将如何交待！
第三，关于“配合”与“结合”。
在从科学的层面上，理清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之后，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关系，则是两种医学在技术、经验层面上的配合关系。把两种医学从科学层面上合二而一，从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史的比较来看，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没有可能性的。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原理，也解释了这一点。
本人在2000年发表在中国《科技导报》上的“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一文，从中医和西医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三个方面，做了论证。接着在“中西医配合清议”（台北《自然疗法》杂志2004年第2期）一文中，从亚里斯多德“形质论”原理，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陈士奎先生在“也谈中西医结合--兼驳李致重的几点谬误”一文中，对“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结合医学”所做的“定义”，真可谓见笑遐方了。
其一，他缺少学科分类和定义的一般常识。
其二，他分明缺乏逻辑学常识，却要玩弄逻辑词汇，结果是愈描愈黑。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并没有从科学层面上，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三个方面，做认真深入的中西医比较。
他眼中所看到的始终是结构实体的人，而没有信息（状态）实体的人；他所认可的始终是还原（分析）性研究方法，而无视系统（综合）性研究方法；他所承认的始终是以具体概念描述的西医的知识体系，而无视以类比概念所揭示的中医学知识体系。归根结底，他完全站在西医生物医学的观念、方法、标准一边，没有顾及中西医两者在上述三方面的“范式”完全不同，所以无法理解中西医之间是“不可通约”、“不可翻译”的关系。
在科学学、软科学研究上，本人有一种体会：我们欲知一个学科发展的今天，就必须首先知道它的昨天；我们欲知一个学科发展的未来，更需要知道它的前天。否则，必然陷于肤浅或茫然。
人们都知道《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的科学（理论）基础，但是，《黄帝内经》又是建立在哪些知识基础之上呢？不知《黄帝内经》之前的文、史、哲，则对《黄帝内经》所奠定的中医科学基础，注定理解不深。须知春秋-秦汉之际，是整个人类文化科学的第一次高峰时期，而决非文化或文明的原始起点。人类第一次文化高峰时期的深厚积淀，岂是“复古”、“落后”几个字可以了结的吗？倘若陈士奎先生不是把中医学作为西医观点下的尸体来解剖，他在《也谈中西医结合》一文中所提的“定义”，必定会自我收回的。
第四，交流与讨论。
我们都是长期搞学术工作的人，深知学术民主、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性。不论中医或中西医结合，都需要我们以“和而不同”的心态来面对不同观点的学术讨论。从“大字报”、“大批判”式的“语言暴力”干扰学术讨论的做法，早已是历史的陈迹。用这种做法干扰学术讨论，必将走向历史的反面。
读过近来《中国中医药报》上的一组文章后，有人建议我写一些反驳的文章。我以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其中的不少文章，既没有阐明自己，也没有说服别人。而且，恰恰自我暴露了在“中西医结合”认识上的科学（理论）贫困。本人从那一组文章中得到的感受是，“中西医结合”在科学理论上的危机（或危险），比中医当今的处境更为严重。中医的问题是，其理论的科学性被“近代科学主义”所尘封，所蒙蔽。而“中西医结合”的问题是，它经不起稍微深入一点的科学推敲，至今众说纷纭，而又抓不住科学的支点。
早在30年前，赵锡武先生(也是我们的老师)就讲过一句深具哲理的话：“中西医要结合，首先要分清”。他所讲的“分清”，就是要搞清楚什么叫中医，什么叫西医。所以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本人选择了中西医比较研究的动力。这几年，本人在浸会大学讲过内经、伤寒、金匮、温病、内科五门中医主干课程，又在系统研究中、西医发展史的同时，系统地复习了中医和西医的基础理论。所以在浸会大学新开了“中西医比较”一课。全课程分总论与各论两部分，共14个专题。我以为，这门课程对理清中、西医的历史与特点，是十分有益的。其实，这门课程也正是研究中西医结合或配合时，所必须的。为了人类医学的共同事业，为了中、西医的繁荣发展，如您认为可以在《中西医结合杂志》上连载，请告知，我可以定期提供讲稿。
此祝
冬祺！
李致重谨此
2004年12月12于香港
二写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佩云的一封信
消亡的边沿，突破的前夜
http://chensilu.go1.wy8.net/wenzhang/xiaowangdebianyan.htm
彭佩云副委员长：您好！
遵您所示，寄上近作《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科学学检讨》一文，请一阅。去年九月及今年二月曾寄您《为中医教育诊脉、处方》、《西化——中医科研的致命错误》两文。这一篇应该是为中医临床疗效问题的“诊脉、处方”，也可称之为以上两文的姊妹篇。
另外附上《当代中医的自医》、《不尽言谢》、《邓序》三文。前一篇是本人即将出版的《中医复兴论》一书的“前言”，概要谈了当代中医学术衰落的主要表现与原因。第二篇是《中医复兴论》的“后记”，记述了与本书有关的话谢和本人的心路历程。最后一篇是邓铁涛老先生特为本书写的序文。
我在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执教已经两年半时间了，还要接着再做下去。两年前我在国内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这算是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吧。虽然没有走出国门，毕竟可以说是“出家人”了——丢下了往日的羁绊，争取到一点读书、思考的机会。不过对于中医这一不断衰落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我的心永远不会“出家”的。
正像当年泽东所讲的：中国对世界能做出贡献的，也就是中医了。可惜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被高唱“现代化”畅想曲的愚蠢的现代中国人丢得差不多了。尽管为中医建的高楼还在，书和人都在，琳琅满目的中药也正冲斥着市场，然而中医学术，尤其是原汁原味的中医基础理论几乎被丢光、或者成为口头上的摆设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这“根本”就是中医基础理论。根本不固的“繁荣”，如果不是裱装出来的张贴画，也一定是表面性、皮毛性的，或者丧魂落魄的躯壳。
造成中医学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现在看来至少有１０个方面。
第一是民族虚无主义。
一百多年来，国人在异族的坚船利炮之下骨气锐减。对自己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或者数典忘祖，或者一批再批。自己越是变得好象无根的浮萍，便越有勇气把历史辉煌诬为“落后”、“封建”。在对待中医学的问题上，至少是这样。
第二是“近代科学主义”。
以近代物理学、化学、数学为基础的还原（分析）性科学，代表着近代科学的潮流。以近代还原性科学的观念、方法作为衡量一切科学的唯一信条和至上标准，即近代科学主义。而以现代医学的观念和研究方法来评判中医、来研究中医，则是近代科学主义在中医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所以，“中医西医化”一直是一百年来带在中医脖子上的枷锁。它与“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中医的唯一道路”相比，只不过“西化”中医的不同版本而已。表现在中医学术问题上的这种思潮，便将“中医按照自身科学规律向前发展”的正常道路，长期被视之为“不可行”、“不科学”的落后做法。
第三是方法论的扭曲和贫困。
一方面在民族虚无主义思潮里，中国古典哲学以及中医赖以建构的阴阳五行学说，统统被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东西。另一方面当代系统科学方法的出现，虽然使一些有识之士从中看到了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现代科学意义和价值，遗憾的是这一认识并未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普遍醒悟。这样一来，便形成了近代中医学术发展中“方法论扭曲和贫困”的特殊现象。直到现在，中医界竟然没有给“中医药学”这一标志学科特性的总概念，界定出一个达到共识的现代定义来，就是这一“扭曲和贫困”的真实写照。１９９５年本人曾经从学科的角度给“中医药学”下过一个定义，至于正确与否，尚有求于学术界批评指正。然而在“中医药学”这一学科总概念的定义上，符合科学和逻辑原则的第二个说法，至今仍然没有见到过。方法和方法论是各门科学发展的“强大发条”，方法论的扭曲与贫困，中医便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自我发展的“真正活力”。
第四是具体做法与大政方针相悖。
“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不断总结中医工作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国家为了保证中医的健康发展，逐步做出了一系列的明确规定。国家《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条款，卫生事业上“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都是在承认两个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的前提下，发展我国医学科学事业的大政方针。但是在民族虚无主义、近代科学主义、方法论扭曲和贫困的一百年里，中医学术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医工作，一直处于“西化”和反对西化的两难困惑之中。如果不去发扬学术民主，不在广泛、深入的学术争鸣中群策群力地努力寻求中医发展的出路，而是由少数管理者包办，或者为“维持权位”而在“西化”和反对西化的矛盾中忙于“维持平衡”，那就使中医工作不可避免地陷于与国家大政方针相悖的局面。
显而易见的是：既然《宪法》认为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那么中医学术的发展为什么要以西医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为标准呢？中医的管理是完整、准确地贯彻、落实国家为中医工作制定的大政方针呢，还是继续沿袭过去的习惯做法泥？这种相悖的状况，突出地表现在中医教育、科研、临床、管理等具体工作上。
第五是“亦西亦中”的中医教育。
中医教育首先忽视了“中医学知识结构体系”这一根本性的前提，所以在“课程设置”这一核心问题上，便失去了决定性的科学依据，长期陷于难以自拔的盲目状态。中医学院里中医课程与西医课程的比例，大体是7：3—6：4。而1／3左右的西医课程，主要是西医基础医学的内容，这对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来说，将作何解释呢？中医临床医学是建立在西医基础医学之上的吗？
第六是“西体中用”的中医科研。
“西体中用”与“中体西用”相对，是２０世纪早期一些人在中国和西方文化关系上的一种观点，即主张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然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其吸收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作补充。４０多年的中医科研工作，一直困守着“西体中用”的研究方向，以西医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和改造。这种研究的立足点是：不承认中医基础理论之“体”而只承认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这显然是“科学对科学的误解”。以怀疑或不承认中医之“体”的观点来研究中医，这就注定了它的最好结果，只能是从中医学里为西医捡回去一些支离破碎的可“用”之物。这对处于“中西医并重”前提下的中医学的主体性发展来说，丝毫没有可取之处。
第七是“日趋西化”的中医临床。
“亦西亦中”的教育很难培养出熟谙辨证论治的中医人才，“西体中用”的科研路线不可能为辨证论治注入新的活力。所以中医临床治疗也就必然由以往的辨证论治，朝着早期依靠经验而不是理论的临床方向大踏步地倒退。这种状况不改变，临床中日趋西化的问题将无法逆转。
第八是“以西代中”的管理。
中医事业的管理必须以中医管理科学为基础，而中医管理科学则必须以中医的科学原理为根据。国人呼吁多年的国家“中医法”，是保证中医健康发展的大法，然而至今未能出台。一方面可能因为中医对自身科学原理的表述还未达到足以令“多数人理解”的程度；另一方面则因为社会上“近代科学主义”的思潮仍然十分顽固。在这种情况下，中医管理上的“以西代中”，似乎就是无可奈何、难以避免的了。对于中医临床医疗事故的评判，至今仍然以评判西医的法规为依据。这一长期不变的事实，已足以说明在中医管理上“以西代中”的普遍性和顽固性。
第九是固步自封的行政保护。
上述八个方面错综复杂的情况，是当今社会上任何一个学科或者事业发展中极少见到的。所以，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承认中医管理的困难性和特殊性。然而，中医界多年来也流行着两个颓废的说法：即“成绩是主要的”，“不要争论”。前者是文过饰非，安于现状的口头禅；后者则是错用了处理具体社会问题的特定说法，来限制学术民主，取代“百家争鸣”的做法。这种固步自封、安于现状，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也小心谨慎、不敢放手的状况，在中医界上下各部门表现得十分突出。这种状况可能出于中医行政工作者的一种自我保护心理，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里中医工作上不应有的颓废现象。
第十是草菅人命的拜金狂潮。
十多年来，中医、中药方面的拜金狂潮愈演愈烈。在中药方面，从“保健食品热”、“保健药品热”到整个中药新药的研究开发，伪劣假冒产品冲斥着整个市场。中国自古以来认为：“人为天地万物之灵”。当着人们有病而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掌握医药的人却乘人危难而牟取不义的经济利益，这是连伦理也不能容忍的草菅人命、谋财害命的双重犯罪行为。孟子曾有明训，“上下皆征利，其国危矣”。由此对中医造成的损害，对社会道德、公正文明方面所造成的连索反应，切切不可等闲视之。中药的伪劣假冒问题，主要有两类。其一是原料、配方、生产工艺、质量控制等不合格；其二是“科技伪劣假冒”品，即在研究思路、选题立项、成果鉴定、新药评审等环节上严重背离中医药科学原则，以科学名义推向社会的伪科学产品。所以，防止伪劣假冒医药产品，首先要从肃清伪科学入手。
直到今天，全国在“中药”和“西药”这两个最基本的科学概念上，对其定义仍然没有形成共识（本人曾于１９９８年在《关于“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的若干意见与建议》一文中对“中药”与“西药”的界定做过详细论述）。而大减大叫十多年的“中药现代化”，其实就是“中药西药化”。所谓的“中药西药化”，也只不过是从化学结构十分复杂的中药里提取西医认为的一、二种有效成份，由此从中药里被丢掉的却是西医、西药理论所不能理解的绝大多数。如此执着地“化”下去，到底被西医所理解的有效成份能够“化”出多少来，这里姑且不说；自成体系的中药理论，从此则被“化为乌有”了。那时候，中医面前没有中药可用，它还会生存下去吗？如此荒唐的“中药现代化”，令人生畏，令人可悲！由此说来，中医药学术上最使人担心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是当今“官僚加无知”所造成的。几十年的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称之为“民族文化瑰宝”的中医学，即将毁于这种“官僚加无知”！
我所以孜孜不倦地为中医而鼓呼，是因为：其一，中医是中国科学史上真正成熟、完善，独具特色的一门科学体系，这一点已为长期历史和实践所证明。其二，西医学在其反思中，正在呼唤着传统医学的互补，而中医是世界传统医学中最成功的一家。其三，中医走向世界的时候，中医药就将成为中国独有的、可持续发展的、在中国经济上举足轻重的知识经济产业体系。其四，中医的复兴是推进中华民族在文化、科学、经济、社会以至民族精神等全面复兴的突破口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重要方面。
彭副委员长，上面向您谈了这许多困难和问题，其核心意思在于：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动力。用我几年前的一句话讲：“中医正处在即将消亡的边缘，也处在新的突破的前夜”，这是指中医现在的状况而言的。它同时在说明，中医目前所面临的优势不容忽视，如果抓住机遇，中医完全有可能摆脱困境，取得突破，走向复兴。现在，实现我国中医复兴的优势是：其一，国家的《宪法》和新时期“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方针，已经为中医的复兴确定了方向。其二，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防病治病，需要中医药。其三，历经数十年的困惑之后，中医队伍中越来越多的人充分认识到中医学术的特色与特长，认识到中医学术在中医事业发展上的决定性作用。其四，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利于冲破“官僚加无知”的束缚，通过更新体制、解放科学，中医就一定能够获得新生。
彭副委员长，请原谅我一拿起笔就给您写下这许多！前面已经向您说过，我是“出家人”了，对于个人的名利，我一无所求。您很关心中医的复兴和发展，因此衷心地希望你们老一辈革命家能够参与到拯救中医的伟大工程中来，为人类的健康而造福！只要中医能够复兴，我们个人也就于心无愧、无憾了！
专此，恭祝
夏祺！
作者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６日于香港浸会大学
三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
http://www.ctmrc.com/cuiyueli/zhenxingzhongyi/zhongyizhanlue/zlyj10.html
中医药学（以下简称中医）和西医药学（即现代医学，以下简称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在这两种体系里，各自都包括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临床诊疗技术三方面内容。因为各自的基础医学所揭示的关于生命与疾病的观念、原理，是两种医学的核心，所以本文讲的中、西医，主要指两者的基础医学而言。
“通约”一词的原形，出自数学中分数加减运算时的“通分”与“约分”。即用求“最小公倍数”的方法先使分母不同的两个分数实现“通分”，然后加以计算；接着用求“最大公约数”的方法对繁分数进行“约分”，使其化简。近年来，学术界常引申其意，在表述属性或本质相同的两种事物关系时，便说“两者可以通约”。当然，如果拿分数与平方根在一起相加，这两种属性不同的数学命题因为相互不可通约，这样的命题便不能成立。本文旨在说明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因此我们将着重于两者基础医学范畴之内, 来进行讨论。
一、从科学多元的基本理念谈起
１．关于“科学”的含义及科学态度
“科学”一词的本意即“知识”。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科学必然是多元化的，所以，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均称之为“科学”。世界上只有人类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科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２．关于形上科学与形下科学
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存在，都决定于两个基本前提。首先是支配万事万物形成、发展、变化的共同规律，其次是在共同规律支配下各个事物自身的具体规律。对此，《易经•系辞上第十二》的说法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形上与形下，就成为两类走向不同的研究路线和知识体系。于是，人们所获取的科学知识，便逐步地划分成形上科学和形下科学两大类。前者关注于万事万物相互间的变化、和谐、联系及其支配万事万物的共同规律，并以此来认识具体事物；后者关注于具体事物以及内部的结构与功能。
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也称“后物理学”），即超乎物性形体之上的学问。它与中国古代的《易经》以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哲们所研究的“道”、“德”、“气”，都属于“形而上”的学问——超乎物性形体之上，是万事万物存在与运动规律的高度总结。现今所说的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性科学（或综合性科学），多系形上类；而自然科学中的还原性科学（或分析性科学），多系形下类。
３．关于系统性科学与还原性科学
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也由于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人们所能看到的客观实有，常常不是事物的全部——或物质的“运动”，或运动着的“物质”。因此人们的研究工作往往着手于某一类事物的某一个侧面。物质的“运动”呈现给人们的，首先是事物在时间意义上的异时连续的运动方式，即信息、状态、现象及其它们的变化。社会、历史、人文如此，自然科学中的天文、气象、物候、生态、生物进化、心理等也皆如此。都是以运动着的信息、状态、现象为研究对象，而逐步获取该领域所特有的科学知识。运动着的“物质”呈现给人们的，首先是具体事物在空间意义上的物质形态。人们通过研究组成这一特殊形态的结构及其功能，即逐步达到了认识和把握它的目标。在近代，人们常把前者视为系统性科学（综合性科学）研究的对象，把后者视为还原性科学（分析性科学）研究的对象，并以此成为近代人们对科学在总体上的分类。
４．关于“人”的定义
中国古代有浓厚的“人本”观念，认为“人是天地万物之灵”。 其实，人是万物之灵，人就是万物，人的身上处处都彰显着万物的投影。在西方，由亚里斯多德提出、后经圣托玛斯•阿奎那认定的关于“人”的定义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有三个内涵：“理性”、“动”、“物”。除“理性”为人所独有外，其中的“动”，也是任何“物”无与伦比的。因为人是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过程中的“自立体”—;他与周围事物广泛联系，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从和谐出发，在与周围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中趋于和谐，以保持自身的动态平衡和稳定。中医学理论的奠基巨著《黄帝内经》上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以“神明”为其“君主”，而“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这个观念与西方先哲的看法一致，更与西方哲学家叔本华不谋而合—：“人是天生的形上动物”。用当代系统科学的表达方式讲，这个有“理性”的“形上”的“动”着的“物”，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有保持和恢复自稳态能力的巨系统。
５．关于“近代科学主义”
18世紀以来，还原性科学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人们对“科学”也产生了一种“潮流性误解”。 这种误解是还原性科学固有的错误所造成的，同时也与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相关。在当代许多人的头脑中, 往往只有还原性科学的价值标准，并且, “科学”二字甚至被视为还原性科学专用名词。因此在当代，人们常常越俎代庖，做出过许多用还原性科学来代替、解释、改造、非议形上科学、综合科学成果与价值的蠢事。这便是当代从事科学学研究的学者，一再警示人们的“近代科学主义”。尽管如此，“近代科学主义”仍然占据着潮流，并引导着当今的“技术疯狂时代”。面对人类“回归自然”的觉醒，在我们讨论中、西两种医学关系时，这的的确确是值得我们冷静反思、真诚面对的又一个大问题。
６．关于“学科”的要素
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具备三个根本要素，即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体系。研究对象是该学科的根本出发点，也代表了该学科的本质属性。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对象的方式与方法的学问，它是科学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因为科学总是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而发展的。人们用特定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特定的研究对象，便逐步形成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并借助语词以概念、范畴的形式加以表述。当用来进行理论思维的概念、范畴积累起来，形成认识或解释对象的理论体系之后，便标志着这一门科学走向了成熟。为此，下面将围绕这三个要素，对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做一些简要的讨论。
二、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可通约性
广义的生命科学是天地万物的生生化化之学，而狭义的生命科学则是习惯上仅限于生物范畴的生存、变化之学。而医学是生命科学中一个有限的组成部分，其根本的目的在于人的健康、长寿，其主要任务在于防病、治病。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医学服务的对象和研究对象相混淆。因此，摆在中、西医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要回答医学家面对的“人”究竟是什么。
按照“人是天生的形上动物”的理念，从研究对象而言，医学家面对的人，至少有以下七种属性：
自然属性的人，
社会属性的人，
精神、情志（心理）属性的人，
活的整体状态的人，
组织、器官属性的人，
细胞属性的人和生物分子属性的人。
中医研究的具体对象，是以活的整体状态的人为中心而扩展的。所谓活的整体状态，包括生理的和病理的两个方面。医生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所获取的，自然流露于外的机体反应状态，即中医学中的“证候”。而生理性的状态，也是医者为探求疾病而对正常的人进行观察所见的表现，《黄帝内经》所称的处于生理情况下的象、态、候等，其实也是证候。故《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候之所使，道之所生”。意思是说，中医学是以证候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
证候的显现，与以下四个方面直接关联。
其一，社会的安定与战乱，文明与落后；人在其中的贫贱富贵、饥饱劳逸、荣辱炎凉等等，都会塑成肉体和精神的个体特性而表现在证候上。
其二，自然的环境气候，土地方宜，春夏秋冬，阴阳晦明以及风、寒、暑、湿、燥、火等等，都会以每个人的体质特点为转归，在证候上显现出来。
其三，一个人的文化素养、思想观念、道德情操以及性格、爱好等，既造就了每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左右着每个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的个体特点其及太过、不及情况下的证候表现。
其四，一个人肉体的先天禀赋，后天长养，素体的盛衰强弱、既往疾病以及男女老幼等，既决定了本人对某一方面疾病的易感性，也决定了他在自然、社会、精神情志影响下, 发病以后的病机转归和证候表现的个体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证候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中医学从防病治病的目的出发，把人的自然、社会、精神情志和机体的反应这四方面，以证候为联结点，使之融合为一体。
其二，“证候”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具有鲜明的形上学特点。换言之，自然、社会、精神情志、活的整体状态的人，就是形上的人。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证候的形上的特点，也就无所质疑了。
其三，中医通过证候，实现了人的形上属性的具体化和个体化。就是说，中医的证候，把每一个人生存过程中的形上性个体特点，都以各种不同的脉、舌、色、证表达了出来。
其四，证候来源于病人的主动提供和医者望闻问切的全面诊察。在科学领域中，任何一个学科都没有象中医诊断那样，即由被研究者（病人）主动参与于研究之中的先例。况且，中医的诊断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身为“万物之灵”的两方面“理性”活动的高度配合。这就增进了证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上述四个特点，奠定了中医的本质属性，也是中、西医相互间的基本区別。
我们知道，就西医的生物医学而言，它一开始见到的人，也首先是人的整个机体。但西医的视线随之即往下走--从组织、器官水平到细胞水平，又从细胞水平到分子水平，力求在最微细的水平上研究机体的结构与功能。不難看出，西医生物医学最关注的具体研究对象，显然是形下属性的人。即人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属性。这与证候的人自然是不可通约的。
需要说明的是，西医也讲症状与体征。但是，西医只把症状视为“诊断疾病的嚮导”，并没有作为抓住不放的研究对象来对待。至于体征，西医也只把它视为内在的组织、器官病变在体外的特异性反应，并没有在人的形上联系上找原因，因此也不具有中医证候的特点。需要强調的是，当代西医也讲“生物、心理、社会”综合性医学模式。但是，心理和社会领域有显而易见的形上特性，而西医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对象具有鲜明的形下特点。所以西医的生物、心理、社会三种医学，必然是不相融合的三个医学分支的关系。毋庸置疑，只要哲学与化学不能合二而一，那么，西医学之中的心理、社会医学，将必然与其生物医学之间, 保持着今天这种多元并存的关系，而不可能相互通约，结合为一。
三、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约性
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是选择和被选择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譬如冶炼而成钢、掏沙以取金。是铁矿石与含金的沙，选择了“冶炼”和“淘沙”的方法，不可取代或互换。所以，人们不可能因为还原性方法或技术的发达，把它任意“拿来”解决逻辑学和哲学的难题；更不会用化学方法合成七情，用解剖方法打开精神。
第一，由于中医研究对象的形上学特点，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中医的学习与研究者，首先要知道形上学。 形上学其实并不神秘。一般来说，形上学是“论有之学”。按照亚里斯多德的定义，形上学是“论万有之有及其特性之学”。所谓万有，就是人们感知到的（包括暂时还没有感知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我国古代讲的天、地、万物，佛陀讲的色、受、想、行、识，现代哲学定义中所指的自然、社会、思维，其实指的都是至大至多，甚至令人难以想象、难以全部把握的万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首先必须承认万有的“有”（即存在）。不要因人为的私欲偏情、卑微无知、狭隘武断、自立门户，只承认其中一些“有”而否定其它的“有”。当普遍确立了万有的观念之后，人们共同来研究万有的特性，就容易趋于一致, 而减少门户之见或左道旁门之谬了。
正是因为形上学是关于万有之有及其特性的学问，因此形上学是一切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基础。中国古代的道、德、气、理是形上学；毫无割裂地把自然、社会、思维看作万有而总结出来的哲学，当然也是真正的形上学。尽管在形上学上，至今仍有许多不同的学派，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只要承认“万有”，承认有共同规律支配着万有，并不断朝着真理的方向努力探求，学会用形上学的思维方法来解决实践问题，这就可以称得上掌握形上学的真谛了。
“人是万物之灵，人就是万物，人的身上处处彰显着万物的投影。”所以，中医在学习和研究中，必须熟悉形上学的基本原理。这并非要求每一位中医工作者都必须是形上学家，但起码要把握其基本概念、原理和思想。如此，我们在中医的研究上便获得了主动。
第二，中医研究的证候（状态），与当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中所讲的信息、涵义相同。所以系统性方法将为中医的当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系统性方法是当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方法，已为世人所熟知。在系统方法里，信息被看作研究或被调控的对象；控制则作为对信息进行存储、处理、调控的方式；系统论是对整个系统性方法原理的揭示。
在中医里，证候是活着的人表现出来的不断运动、变化的信息；各种治疗则是依据证候，察明病机，对疾病施行控制的手段。
中医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现代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的合理内核。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中医面对的人则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 有保持和恢复自稳态能力的巨系统。因此，认真掌握系统论的原理及其研究方法，对于学习、研究和推动中医的发展，无疑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还原论与系统论，综合与分析，本来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所面对的不同的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也是不能随意置换的。比如，以水来说。用物理学方法看到的水，是无色、无味、无臭、透明的，在摄氏零度时凝固为冰、一百度时变为气态，四度时比重最大、体积最小。而用化学方法看到的水，则是由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构成的。假设置换研究方法，用物理学的眼光，如何能发现或理解日常所见的水，必然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构而成的呢？
数十年来，我们往往从近代科学主义的偏见出发，怀疑或不承认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地位；无视形上学和系统性方法。我们常常主观地把中医、中药当作被研究的对象，用西医生物医学研究中习用的还原性方法，进行“研究”。虽代价沉重，但“成果”寥寥。根本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两种医学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约性。
四、两种医学基础理论的不可通约性
中医与西医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不同，所以两者所形成的理性认识，用语词形式所概括的概念、范畴体系自然也就不同。
比如中医的脏象学说。
中医在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即证候）的过程中，首先把人视为证候的人、信息的人，视为一个由不断运动、变化着的状态构成的整体系统。然后在形上学观念和方法的指导下，运用包含系统方法内核的阴阳五行学说，以综合-演绎的逻辑原则，把整体系统再分为若干功能不同、相互联系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以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胃、胆、膀胱、三焦，精、血、津液、气等名称命名。对于各子系统的职能，中医多以不同的“官”或“主”来界定。表面上，各子系统有粗浅解剖的影子，但事实上，它是信息系统模型，是某一方面职能主管者的代名词。故中医称之为“藏象”，而非西医所指的“脏器”。恽铁樵在他的《群经见智录》中说，中医的五脏是“四时之五脏，而非血肉之五脏。”联系到系统理论，更准确的讲,以五脏为中心的各子系统，是天、地、人相统一的五脏。
再如中医的病因病机。
在中医看来，疾病的发生，一方面归结于外在的自然和社会原因，另一方面归结于内在的精神情志和整个机体的原因。在上述原因共同作用下，导致正常的机体反应状态发生紊乱，因而形成疾病。在疾病过程中，中医把具有“善行而数变”之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为“风”；把具有“润下”、“沉滞”、“留连难除”之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为“湿”。如此等等。这些病因是基于病理状态而演绎的信息性病因模型，不同于西医的“致病因子”，也不同于自然界直观的风或湿。人体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使脏腑、经络，精、气、血、津液出现疾病状态，分析产生这种状态而认识的内在本质，即称病机。它同样是一种信息性病机模型。不是来源于按照逻辑实证论而设计的实验室指标，也不是分析性研究下的病理解剖。这种信息性病机模型，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因为它是人们认知活动的结果, 所以离开了医者和病者的共融现场，就变得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营卫失和”、“枢机不利”、“心肾阳虚”、“肝阳上亢”、“脾虚湿停”、“寒滞经脉”……均是如此。它来源于人们对客观实在的理性概括--具体的病理状态在理性思维的作用下，经过抽象而形成的更高一级的理性具体。应该说，它也是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的形上病理学。
又如治则与方药。
中医的“论治”，即根据辨证所得的病因病机，对疾病进行审因审机而采取的负反馈调节过程。“调和营卫”、“通利枢机”、“温补心肾”、“平肝潜阳”、“健脾燥湿”、“温经散寒”……皆是针对病机，从相反方向制定的治则。用控制论的语言来表述，即负反馈调节的决策。用于治疗的方法或药物，是落实治疗决策而采取的具体措施。不难看出，中医的针灸、推拿、按摩，在医生与病人之间，没有物质、能量的交换，完全是负反馈性的信息调节。至于口服的中药--“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所信守的准则，不是药物中的所谓有效化学成份, 仍然是负反馈性的信息调节原理。
讲到这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特点，我们不妨作一种比喻。脏腑经络相当于一个国家的中央各职能部门，因为它担负着全国家某一个方面的管理职能；证候则相当于某一个，或某一些职能部门工作出现失职或紊乱时的病理表现；病机则相当于导致这些部门出现病理表现的本质原因；治疗（包括治疗原则和各种具体的治疗方法）则是从整体出发，对有关职能部门进行相应调控的战略性原则和措施。那么，中医大夫呢? 他便是总理, 每一位病人的总理。所谓“医者意也”，“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说的便是一个中医大夫要善于理性思维，要具有良相之才。果能如此，则他眼中有全局，紧紧地盯着境内、境外；心中有整体，明了他所管辖的各个职能管理部门的状态；胸中有明镜，善于透过现象正确判断各部门的寒、热、虚、实；手中有良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全是他用于“宏观调控”的有效决策。各个职能管理部门的机制理顺了，功能健全了，用不着总理去参与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原料供给、成品生产、废料处理等生产力方面的具体问题，也用不着担心钢铁够不够用, 粮食够不够吃, 照样可以实现财源不断, 国泰民安的总目标！这就是中医--形而上医学的防病治病的基本理路。对于处在世界主流医学地位的西医来说，两者在基础医学上的不可通约性，不已昭然若揭了吗！
五、结束语
人类的科学发展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在物质财富迅速膨胀的热潮中，近代科学主义盛行，逻辑实证论、机械唯物论充斥人们的头脑，“技术疯狂”正成为一种时代的特点，引导着当代潮流。在这样的潮流中，人们甚至忘记了自己天性的局限和卑微，随之滋生和蔓延的是人的狂妄与骄傲。因此，形上学遇到空前的冷落，科学多元性遇到挑战。在医学界内，连人自己是什么几乎也成了大问题，“人是各种物质元素构成的一架机器”, 依然是许多医家奉守的信条。这个时期，人们正以自己执着的努力，实践着“黑瞎子掰棒子”的滑稽--似乎一类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在“现代化”的渲闹中，以丢掉与己相异的另一类科学为代价。当此之时，中医学术发展的道路能不艰难吗！
无论如何，人类文化、科学是多元的。多元共存，才有五彩缤纷的文化、科学殿堂。好在西方传来了“回归自然”、重视传统的可喜曙光。世界需要中医，中医要走向世界，这或许正是中华民族的科学瑰宝，需要重新振兴的原因和机遇所在！
本文讨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只是希望在“近代科学主义”冲击下，处于“百年困惑”之中的中医，尽快抓住机遇, 找准自己的科学位置。如果把形上和形下两种医学，比作太极的两仪，那么，与其执于一而偏安，不如合而二以满全。“孤阳不生，独阴不长”，人类医学，需要中、西医共存。
欢迎知我者罪我，谨此拋砖而引玉。
中国中医药学会 李致重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８日
于香港浸会大学
第11篇对照李致重教授的文章再次表明我对中医的认识
作者：杨鸿智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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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一篇文章中，我转贴了《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李致重的一组文章。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转贴这些文章，主要是给《王不留行》的文章做个注解，做个补充。希望这样会使大家更了解李致重，也更了解《王不留行》。至于我自己的观点，有许多地方是与李致重教授不同的。下面，再次表明我对中医的认识，当然也是给大家加强印象。
目录：
一中医学是科学
二应该坚持“古代经验医学”的定位
三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四“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的说法不正确
五整体论不是系统论。
六朴素辩证法不是辩证法
七系统论不能解释中医里面虚构的东西
八中医引进系统论不是全盘西化
九医学不是原创科学，不能自然发展
十中西医结合的思路不合理，结果不成功
十一后现代医学与中医学的理论渊源
十二中医后现代化
一中医学是科学
（一）总的说明
关于经验医学第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它是否科学？就我们中国来讲就是：中医是否科学？首先应该知道，这个问题是在现代西医产生并传入我国之后才产生的。在我国几千年、数万年历史中，有什么人会怀疑自己的中医学的科学性吗？经验医学是认识论中第一个阶段感性认识的成果。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产生、发展、形成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认识过程的某一部分给予否定。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提问者不明白一个正确的理性认识产生的正确过程。我们前面曾提到，因为医学不是原创科学，医学是由当时的自然科学直接派生出来的，不可能由经验医学直接上升为现代实验医学。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经验医学在认识史上的感性认识的地位及与现代实验医学的内在联系。只不过，它是以古代自然哲学的一部分的身份，与自然哲学一起向近代实验科学转化，并成为近代实验医学的基础的。这种情况可以用基因与个体生命的关系作比喻：父母生育了我们，我们以为是父母的身体变成了我们的身体，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父母的身体是由上一代基因增殖分化而来，这个机体一旦形成，只能走向死亡，只不过在父母的身体死亡之前，基因离开他们的身体，又发育成了我们。我们与父母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和父母都是基因的产物，是基因的依据，是基因的房子。这个观点，出自道•金斯所著《自私的基因》。
（二）如何认识评价是否科学的标准
科学有三个阶段和形态，不能用一个标准来判断。现在批评中医不科学的人，基本上是现代科学观点的人。这些人的观点就是机械论思想。他们评论是否科学的标准是：
1 实证科学。
你要说你的东西是科学的，就要拿出一个具有直接的、线性因果关系的、可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可以被人们证明或者证伪的客观事实来。也就是要拿出一个实验来。
2 可重复性原理。
即。这个实验是可以被别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可以重复进行，并且得出与你的实验相同的结果。
中医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现代科学的人说中医不科学。通过前面科学发展历史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科学作为一个事物（上层建筑）是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的。这个发展的历史现在已经很清楚，这就是：
（1）古代经验科学
（2）现代机械论科学
（3）后现代系统科学。
从这个发展历史的思想来看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的，应该有三个选择，或者三个答案。很简单，因为科学已经有三个形态，其中的任何一个形态的理论都应该是科学。现代机械论科学观点的人所提出的科学标准，只是现代机械论科学的标准。不符合这个标准，只能说这个理论不是现代机械论科学。但是，不能否定这个理论是另外两个科学形态中的一个。我们说中医是科学，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中医是现代机械论科学。现在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已经变成文字游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际上我们只要脱离机械论思想的束缚，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就很简单，也很清楚。中医和西医虽然有本质的不同，但是，都是科学的。而这里所说的“科学”两个字，不是指同一个事情，是指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两个事情。如果我们承认发展的思想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在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中就会达到如上的统一的认识。如果现代机械论思想的人仍旧不能接受这个发展的思想，那么这个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就永远也不能达到统一的认识。这样，这个讨论的本质，这个讨论的核心问题已经发生变化，已经不是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而是机械论思想的人什么时候能够接受发展思想的问题了。
二应该坚持“古代经验医学”的定位
与否定中医科学性的同时，存在一个扩大中医科学性的范围和程度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我们中医内部的人在反对外界说中医不科学的时候，不但认为中医科学，而且认为中医是最科学的医学。这主要有两个观点，一个是说中医是超前于现代；另一个是说中医是成熟的理论医学。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有时候是以中医的定位出现的。总之是看你把中医放在医学发展全过程中的什么地方。
我们在前面说明医学发展历史的时候已经指出，中医学是“古代经验医学”。我们认为：许多有悠久历史民族都有自己经验医学，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我们中国的中医学。经验医学就是将经验直接应用于临床而对医学机制的说明，不是用医学这门自然科学，而是用物质运动的一般理论，即用哲学理论来解释。古代的这种容自然科学与哲学为一体的哲学叫做“自然哲学”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一段空白，只能用哲学推理相联系。人们公认，这种理论属“黑箱理论”。经验医学所产生的时代是在人类社会的古代，它所研究的物质对象是人体的整体，它所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理论，它思维方法是朴素的辩证法。
这里，我们再次重复这个意见，除了表明我们对中医定位的具体意见以外，也是表明我们不同意扩大中医科学性的范围和程度的意见。我们认为，扩大中医科学性的范围和程度不利于中医学的发展。如果我们已经超前于现代；已经是成熟的理论医学了，我们还需要什么发展呢？
三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这个命题是说，中医学作为一种经验医学，有数千年，数万年的历史，因而它所积累的经验，在数量上是非常巨大，非常丰富，非常全面的。它不仅可以使我们能解决眼前疾病治疗的需要，（即使尚不能给出完全清楚的解释），甚至可以为以后的医学研究提供启示，提供课题。具体来讲，与西医相比，在有些方面，中医所积累的经验是西医尚未触及的领域。
与“宝库”的命题相对应的是中医学界提出的一个口号“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这个口号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在西医学传入我国之前，是不可能有这个口号的。因为，那时的中国是中医的一统天下。在改革开放之前，也不会有这个口号，因为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主要的口号是“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的前提是承认中医的科学性和承认中医的存在。中西医结合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对中医的保护政策。既然已经在保护之中，中医没有在“存在”方面受到威胁，因此，也用不着提什么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
这个口号的提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医学界进入市场之后的产物。医疗市场的逐渐形成，促使患者在就诊时又有了中医、西医的选择，这种选择，又将中医放在西医对立的情况下。事实上，由于这种人为的选择，中医界又受到巨大的压力。特别是中、下层医疗市场上，特别明显。中医院或综合医院里的中医科，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同级别的西医院或西医科室。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口号被重点提出，并成为中医界办院、行医的主要方针。
这个方针在保持中医学的学术地位和中医行业的经济效益方面，是肯定有实际效果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医学是医学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阶段，这些感性认识还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那么，保持和发扬现在的中医学，使中医学停滞的目前的感性认识阶段，那就有些不合理了。我们对于宝库的理解，不能只着眼于它已经具有的眼前效益，更应当看到它的战略的长远效应。就是说中医学是未来医学发展的起点。中医学这个大宝库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本身，而是为了未来医学的出现。这正如一个受精卵的价值，受精卵就是一个宝库，它包含着一个未来生命的全部信息。可是，如果永远保留着一个受精卵又有什么价值呢？只有促使它生长、发育成一个婴儿，再长成一个能创造生活的人才，那才真正体现出这枚受精卵的意义和价值。
正是按着这个逻辑，我们认为，中医学只有在向着后现代医学发展时，才有意义，有生命力。后现代医学的出现将更能使中医学的宝库作用得以体现。离开了前进和发展，静态地死守宝库不改变，只能使中医学失去活力，最后宝库变成历史博物馆，失去了实用价值。
四“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的说法不正确
与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相联系，产生了一种为许多人接受的流行的说法，即：中医学与西医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这种说法希望以中医与西医无关系来避免对中医的否定。既然无关，既然无可比性，也就无所谓谁科学，谁不科学。如前文所说：
“微观是科学，宏观也是科学。西医是微观医学，从细胞到分子、基因......越来越细。中医学的理论与之相反，是宏观医学，把人(病人)放在天地之间去观察去研究。西医能治好病人，中医也能治好病人，按照真理的标准来看，并结合上述观点，中西医不能互相排斥，正好是互相补充，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会创造出更深的理论，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后现代科学的发展方向。”
然而，研究科学的人都知道，任何结构的物质只能有一种与该结构相对应的运动规律。不可能有两个。这在哲学上也形成一个规律，就叫做结构与运动的相关性。如果我们现在承认中医学与西医学是说明同一个生命结构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相互独立的理论体系，那就等于实际上承认，这两种医学中一定有一种是不科学的。而这种说法实际上增加了否定中医的可能性。为此，我们认为，还是将中医学视为认识史上的一个阶段，以此来保证它的科学地位更好些。
五整体论不是系统论。
系统论科学已经产生半个世纪了。并且已经得到最新、最先进、最正确的科学的美名。不论是否真的掌握了系统论的知识，人们都要说自己已经是系统论者了。
现在我们许多人不能区别整体论和系统论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在实际问题的分析中常常认为整体论就是系统论。整体论是我们人类在没有能力认识事物内部细节的时候对事物的处理方法，而系统论是人类在已经了解事物内部细节的时候对事物的处理方法。这是完全不同的。
整体论对事物的处理，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因为不了解细节，这样的处理肯定是带有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成分。这些不足，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对事物的处理没有明显错误的影响，这是好的结果，但是，一定会有一些情况，这些不足对事物的处理有明显错误的影响，这是不好的结果。在整体论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后一种情况的发生。这表现在中医临床治疗中就是，宏观上说，中医治疗肯定有效果。但是，具体到一个人的一个疾病上说，就不一定有效果。有时候我们确实对一些疾病的治疗有神奇的效果，但是，有时候治疗效果就很小，或者很慢。而系统论科学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
系统论是在整体论的基础上，经过还原论的分析研究，已经掌握了事物内部的细节，已经知道了决定事物整体功能状态的子系统是谁，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目的地针对这个子系统进行处理，并且最终达到改变大系统整体功能状态的目的。
整体论就整体论整体，行动是粗糙的，结果是没有保证的。系统论从微观入手，改变整体，四两拨千斤，办法简单，行动准确，目的性强，达到结果有保证。
在这样的系统论中有什么成分是整体论的？当然，是没有的。整体论只不过是我们童年记忆中的一个美好的理想，当我们在成年以后真正实现这个理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用的方法和最后所达到的程度，都是与那个理想无关的。这样，我们就应该知道，在系统论的时代，还高举整体论的旗帜，宣传整体论的先进性，甚至认为整体论就是系统论，或者认为在未来的系统论科学中有整体论这个组成部分，这些思想都是不对的，这些思想的存在，只是表现了我们队伍内部对新的科学知识缺乏了解。
六朴素辩证法不是辩证法
我们说整体论具有思辨性的特征。我们常常把整体论的思辨性称为朴素辩证法。在朴素辩证法这个概念中包含两个意义。一个是说“像”辩证法；另一个是说比辩证法“朴素”。这个“朴素”是指时间的古老和内容方面的“不到位”。用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论思想来认识“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的关系，就可以知道，“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是处于认识的螺旋线中同一个认识螺旋的两端。如果是在同一个水平中的圆圈，那么这两个端点应该是重合的。也就是说“朴素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在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是一个圆圈式的发展。但是，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同样用辩证法命名的两点，并没有在同一个平面重合。这个由螺旋式上升所形成两点之间的距离，说明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之间有时间的不同，更有本质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层次。
七系统论不能解释中医里面虚构的东西
我们已经说过，许多有悠久历史民族都有自己经验医学，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我们中国的中医学。经验医学就是将经验直接应用于临床而对医学机制的说明，不是用医学这门自然科学，而是用物质运动的一般理论，即用哲学理论来解释。古代的这种容自然科学与哲学为一体的哲学叫做“自然哲学”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一段空白，只能用哲学推理相联系。人们公认，这种理论属“黑箱理论”。经验医学所产生的时代是在人类社会的古代，它所研究的物质对象是人体的整体，它所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理论，它思维方法是朴素的辩证法。而用哲学推理的部分内容除了许多天才的思想以为，必然有一些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东西。2000年后的现在，当我们希望用实验科学和系统论科学来认识中医的时候，会发现，这部分内容是没有办法解释和说明的。如周东浩的文章中就说到：
“阴阳五行的哲学虽然朴素，可是古老的中医用它来总结实践经验，建立起一套完整、系统而且行之有效的理论，这套理论中所包含的很多古人呕心沥血所发现的系统规律，却是现代的系统论和现代的西医理论里所没有的。所以从医学上看，古代的中医“系统”又超出于现代的“系统”。您可以说它“笼统”，可以说它“缺乏必要的分析”，甚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这些规律历经几千年中医临床实践的检验，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这些规律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些规律到现在也还没有被阐明，为什么用尽了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手段，却连古人在落后的条件下所创立的理论也解释不了？而这些理论所描述的事实不过是我们习常所见，相信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对它有所体验。但为什么解释不了呢？”
这里所说的阴阳五行就是的对物质相互作用的一个比喻和推测，就是应该放弃作废的东西，可以用系统论中有关的思想代替。
另外，系统论知识与中医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说明的关系。我们是用系统论创造一个新的医学，不是用系统论来解释中医。因为中医中有许多东西是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推测，这些东西是根本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必要解释的，只有放弃作废。
对于中医的理解，必须要在思想上发生飞跃，在经验科学水平和在机械论水平都不可能理解中医，只有在系统论水平才能理解中医。当然，已如前述，系统论不能理解或者解释中医中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推测部分。更重要的是，系统论对中医不是解释，而是要创造一个新医学。强调理解和解释中医这个说法本身，实际是要保持中医不变化，还是要发挥中医特色。
八中医引进系统论不是全盘西化
不要把系统论与机械论的实验科学混淆。认为引进系统论就是原来所说的“全盘西化”就是用机械论的现代化改造中医。这其实是对系统论没有正确的认识。系统论与机械论的现代实验医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系统论是对机械论的否定。系统论指导的医学一旦建立，不仅中医没有存在的必要，西医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系统医学是医学的最后完成，是中医和西医两者共同的归宿。
九医学不是原创科学，不能自然发展
医学虽然有这三个发展阶段，但这三个阶段之间却没有直接的联系。现代西医不是由中国的中医产生的，当然现代西医也不是西方经验医学的产物。同样，后现代医学也不是现代医学的产物。这里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医学不是原创科学，医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正是这些学科的发展，它们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向医学的应用，才造成医学的发展，是自然科学由经验向实验科学的发展再到理论科学的发展，促成了医学三个阶段的出现。即每个阶段的医学，是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产物，而不同阶段医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曲折地由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来体现的。那么，各个医学阶段之间总该有点联系吧，这个联系就是：新阶段医学对旧阶段医学的内容，正确的就吸收，错误的就淘汰。
说要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寻觅出其内部所蕴含的某些带有本质性的规律，就是说中医的进步要靠中医自己。这表面看好像是说要靠内因，但是，这首先是没有找到中医的内因是什么，在哪里。医学的基因在自然科学中，产生中医的那个基因已经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从经验科学通过实验科学到了系统论科学。我们要用系统论这个基因再造一个新的医学。原来的中医已经把自己的基因储存在系统论这个基因库中等待我们应用。至于中医的那个身体，虽然仍旧能够治疗疾病，但是已经不可能再直接产生出一个新的医学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说过：“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时间又过去了一百多年，现在的西医学仍然是沿着分析的轨道不断前进，知识的积累比恩格斯的时代不知道又翻了几番，可是医学的有机综合仍未实现，试问：中医学，曾经在历史上创造了一次医学综合典范的中医学，能否在新的历史时期，担此重任呢？！如果能把西医的“白箱”和中医的“黑箱”完美的统一起来，最终达到“水晶箱”的结果，那才是系统医学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中医理论凤凰涅磐的时刻。
十中西医结合的思路不合理，结果不成功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政府在卫生工作方面的一个基本政策。它除体现了一定的学术思想外，更主要地是体现了国家对中医学的保护政策。几十年来，医学界，中、西医两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最大的成绩是不论在医学界内部，还是在一般的社会领域中，中医都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尊重。因此，中西医结合方针，在保护中医这方面来讲，已经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是，在学术方面，这个方针却未取得同样的成功。最突出的标志是，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中西医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宣布：中医和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这种说法，在学术上再一次肯定中医学的地位。然而，一个非常深层的信息表露出来：既然这两个理论体系是完全不同的，相对独立的，那么怎么会有相互结合的可能呢？这一共识宣布了中西医结合思想在学术上的终结。现在，我们再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中医学属早期的感性认识阶段，西医学属第二个阶段，即分析研究的阶段。这两个阶段都是暂时的，是过程，而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通过这两个阶段，使认识产生飞跃，最终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中西医结合，就是要将两个认识阶段结合起来，这种思想在理论上是一种混乱，在实践中是缺乏可操作性。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我们经过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最后到了老年。请设想一下，我们如何可以将童年和中年结合起来呢？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人类对疾病认识的不同阶段，最后，它们都将上升到后现代理论医学阶段。一旦到了这个认识阶段，中医和西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类将只有后现代理论医学这一个医学。但那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后现代理论医学就是中医和西医结合的产物。通过对后现代医学的学习，我们知道，后现代医学的直接来源是后现代自然科学，后现代医学不是现代医学的产物。后现代医学的出现是对中医学的否定，也是对现代西医学的否定。当然，这种否定是科学和哲学意义的否定，不是生活中感情意义的否定。
中西医结合在医学临床实践中的情况是表面的中西医结合，实际是中医西化：
（一）数量的结合
做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人，中医出身可以，西医出身也可以；只要在一个人身上有两种医学知识就是做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人。在疾病的治疗中，以中药为主加一点西药可以，以西医为主加一点中药也可以，只要在治疗中同时应用了两种药就是中西医结合的治疗。这是一种把中西医学知识在一个病人身上简单的相加；是把中西两种药在治疗中简单的相加。基本上可以说是典型的机械论思想方法。科学技术含量非常底。
（二）中医和西医没有在理论方面进行本质的交流与融合
对中医是“要尊重传统医学的理论跟思维原则”；对西医是“也要参照现代医学的模式”总的说就是“西方医学很好，但是它不是什么都好”， “中医也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中医也不能包治百病”。两面讨好，谁也不得罪。
（三）坚持机械论的可重复性原理
在中药的研究和制造方面，“要在标准化、规范化以及可重复性等这方面做很多科学研究，比如说我们的很多中药，它有一个采集时间、产地、炮制方法等讲究，中西医结合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实事求是的研究，提出一些科学的依据，保证质量和疗效”
十一后现代医学与中医学的理论渊源
中医学强调整体观，而现代医学是机械论、还原论。目前，我们所讲的后现代医学又提出了整体思维方法，即系统论。这样，医学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朴素辩证法——机械唯物论——辩证法（系统论、整体论）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医学与后现代医学的思维方法更接近，所以中医学向后现代医学转化更方便些。后现代医学的诞生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000年10月4日《健康报》报道，周光召考察中医研究院时的讲话，其中特别谈到中医整体论符合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周光召在讲话中指出，中医药科技是世界生命科学最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中医药是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人民卫生保健不可或缺的。目前，科学正处于还原论向整体论发展的趋势中，中医注意整体、系统的观点，符合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影响正在日益扩大，中医药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发展，中医要加强自身的学科建设，尤其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以上观点不仅发自中医之外的研究人员，在中医界内部一些敏感的研究者也触及到这个问题。如现任天津市精粹国医研究所所长，南开区红十字会博爱门诊部主任张维耀，津门一代中医宗师邢锡波的传人，1994年出版了《中医的现代与未来》一书。在这部医著中，张维耀认为必须用自然辩证法和其他现代哲学流派的合理观点剖析中医经典著作，才能看清中医理论体系的真髓所在。正确地认识中医，首先要解决，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古代哲学已转化成为中医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核心，在古代自然哲学发展初期有功可叙，而当今已成为中医升华的桎梏。用科学的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评价中医理论体系和要素构成，探讨中医学基本原理的合理内涵，确定严格的定义和原理核心。该淘汰的不能勉强固守，该保留的也要翻新。如对阴阳学说，要限定其外延，才能明确它的合理内涵；对五行，去除单一循环的生克关系，保留制度化原理，为引进系统论思想创造条件。张维耀鲜明地指出：探讨现代中医的方向，首要的问题是观念的转变。加强实验技术研究是战术目标，是发展中医之“标”；突破基础理论，是战略目标，是发展中医之“本”。他倡导以现代哲学作为发展中医的指导思想。
十二中医后现代化
中医保持经验医学本色不变，只能说是保持历史，不再前进。虽然有“落后”的批评，但仍能存在并与西医争衡。现在，后现代医学的诞生，它在更高层次上的整体理论，势必淹没中医学的低层次的整体论。因此，从现在开始，中医学再不前进是不行了。中医学向后现代医学前进，是中医学最好的出路。
过去曾有过中医现代化的提法，但这种提法，在实践操作后，只能是西医化。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自从后现代医学诞生以后，现代医学也面临着自己的消亡。这样一来，中医现代化也自然不存在了。
后现代医学是医学的理性思维阶段。中医学和现代西医学都将前进一步，达到后现代医学。届时，中医学也许仍将保存下去，但它的现实意义会越来越小，历史意义会越来越大。这对中医界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大多数中医工作者将在后现代医学的队伍里重新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现在可以预料，中医界向后现代医学的转化，也许会比现代西医学更早些，更快些。这也许就是周光召所说“中医药科技界是世界生命科学最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的内在含义。所谓“突破”，就不是“保持”而是变化，而且要大变化，本质的变化，这个变化归根结底，就是后现代化。
中医的“阴阳自和”理论，实际上就是中医的自组织理论。中医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自组织”这个名词概念，但是实际上中医已经把人体理解为一种自组织系统。把人体的发病和愈病都看作是机体自主性反应过程，强调人的自组织机制是健康，疾病，愈病的枢机。中医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疾病有标，本之分。中医治病重在治本。中医的治本主要是运用推动机体自主调理的艺术。主要内容是扶正祛邪，五藏生克，阴阳自和。而这些是用后现代科学的混沌论和协同论才能认识到的科学道理。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后现代医学为我们打开了理解中医之门，同时也为中医在未来后现代社会的更大发展打开了一个更大的门。
中医与西医的关系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西医不能理解中医。通过对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科学的对比分析，我们就可知道现代西医为什么不能理解中医。因为现代西医所依据的是以还原论为基础的整体负反馈调节理论。而中医则是依据促进子系统正反馈调解从而达到使机体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的自组织理论。只不过中医的这个自组织理论是扑素的原始的，而后现代医学则可使中医进入科学的理性的新阶段而已。后现代科学的理论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医学的语言。通过这个语言的桥梁，中医学才可能走向世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学懂后现代科学理论并把它作为我们中医走向世界的桥梁。
与“阴阳自和”、“自主调理”的中医理论相配合，中药的作用靶点也不是机体的临床症状，而是按中医所理解的这些症状后面的机体深层的变化。也就是后现代医学所说的细胞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完全苻合系统理论的。与此相比，现代医学用简单机械的思想来理解中药的作用，将中药的作用与临床症状直接相联。而以现代西医理论为根据的对中药的研究，是希望在中药众多成分中找到一种与临床症状直接对应的成分。实践证明，这是对中医理论和中药药理的歪曲。
中医的现代化问题一直是中国医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半个世纪来，我国在中医方面走了一条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但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并未真正解决中医发展前途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西医结合正是出于保护中医的目的提出来的。而目前医疗市场的重新建立，中医面对医疗市场的竞争，又处于不利状态。后现代医学的出现，为中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光明出路，中医的前途不是“现代化”，而是“后现代化”，中医将跳过现代西医一步到位进入后现代医学阶段，成为后现代医学的组成部分。
《论坛反应》
中国中医论坛 » 思考中医 » 第11篇对照李致重教授的文章再次表明我对中医的认识
luoyu520
Posted: 2008-08-15 18:17
[ 经验医学就是将经验直接应用于临床而对医学机制的说明，不是用医学这门自然科学，而是用物质运动的一般理论，即用哲学理论来解释。古代的这种容自然科学与哲学为一体的哲学叫做“自然哲学”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一段空白，只能用哲学推理相联系。人们公认，这种理论属“黑箱理论”。经验医学所产生的时代是在人类社会的古代，它所研究的物质对象是人体的整体，它所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理论，它思维方法是朴素的辩证法。]
从上面几句看来,系统论是在填补空白,但是2个极端是不错的.所以中医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旧是中间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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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郎中
发表于 2008-8-15 21:58
李先生在大陆受到打压抬不起头来，去了香港倒是逍遥自在，夏天一到就跑到夏威夷去度假了，呵呵，还是资本主义好啊，尊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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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馆主人 (邓舒群)
发表于 2008-8-15 23:09
李先生是当代对中医,及当代发展有着独到见解,和认识的稀有之士,可惜其理论见解在中医故乡还是曲高和寡,而不被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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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宇
发表于 2008-8-16 00:47
回复 #2 杨鸿智 的帖子
有一定道理，请通俗阐明后现代医学。谢谢！
伤寒论坛 » 中医发展交流版 » 第11篇 对照李致重教授的文章再次表明我对
杨鸿智
发表于 2008-8-16 09:14
什么是《后现代医学》
（一）后现代主义
如果简单地说，“现代”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最早对现代化提出异意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由于他们是在资本主义早期提出的批评，所以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大工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激发了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抗。在法国发生了1968年的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在美国出现了与现存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嬉皮士运动。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缺点的一种反思。意大利罗马俱乐部的出现，把这种反思引入科学界。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家指出机械论的生产技术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将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证明了这个思想的正确性，并使后现代主义思想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也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进入后现代社会。因为同样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所以，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样，后现代主义就将马克思主义看做自己的鼻祖。正因为如此，2000年世纪更替的时候，发达国家把马克思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人把这件事看成不可理解的新闻，因为中国人不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内容和后现代主义在世界的发展情况。
（二）后现代科学
当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家认定机械论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目前所遇到的困难的原因之后，就想到要寻找一种比机械论科学技术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当人们这样去寻找的时候发现，原来这样的科学技术已经存在了。这就是系统论这门科学技术。20世纪的一百年，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接着又出现了量子论，最后是系统论，这一系列理论，最终表明，人类在认识物质运动方面又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原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研究的只是简单物质的简单运动，而现在人类发现，除这些运动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对于这些复杂运动，牛顿物理学已无能为力，必须采用新的系统论的方法进行研究和认识。因为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新的科学已与旧的牛顿物理学完全不同了，已发生了新的质的变化，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从相对论开始，自然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牛顿物理学已经叫做“现代科学”，那么，这个发生在牛顿物理学之后的新阶段就叫做“后现代科学”。这就是说，自然科学并没有到现代科学而止步，而是在现代科学已经充分发展的时候，开始了新的后现代科学阶段。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虽然看到了这些科学的新发展，但把这些算在旧的现代科学的范畴内，没有认识到这些东西已经是新阶段自然科学的表现。造成这些人没有及时看到新阶段开始的错觉的原因还有，就是旧的现代科学并未到19世纪末结束，而是在20世纪中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基本理论已经没有大的成果出现，而只是原有科学理论向实用技术的转化，如无线电、电子技术、原子核技术、基因技术等。20世纪是这样的世纪，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向其最后顶峰冲刺，另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已经产生并正在完善自己的基本理论，准备着在21世纪转化成技术，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
当后现代主义拿起系统论作为工具批判现代科学的机械论时，也就同时使系统理论与现代科学分离开来，使系统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被人所知，并走了脱离现代科学独立发展的道路，后现代主义将系统科学命名为“后现代科学”。当后现代主义与系统理论结合之后，后现代主义就完全摆脱了对现代社会消极抵抗的破坏者形象，而走上用系统理论建设更美好社会的道路，因此，现在社会公认，这样的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目前，美国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大卫•雷•格里芬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科学的结合，对后现代科学起了一个宣传作用，使人们认识到后现代科学与机械论的现代科学有什么不同，并促使后现代科学脱离现代科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现在，后现代科学还不为大多数人所认识，但后现代主义却已经为大家所熟悉（当然对中国来讲仍是陌生的），通过后现代主义对后现代科学的宣传，能帮助后现代科学的更快普及。
（三）医学不是原创科学
医学不是原创科学，医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正是这些学科的发展，它们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向医学的应用，才造成医学的发展。
(四)现代实验医学
现代实验医学是现代机械论自然科学指导下的医学。
西方世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自然科学也蓬勃发展起来。随着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研究成果在医学中的应用，“黑箱”逐渐被打开，人们看到了人体内各种精细的构造和各种复杂精密的功能。这样，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现代实验医学开始了。这时期的代表有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学、哈维的血液循环，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巴期德的微生物学等等。这期间发明了听诊器、体温表、X光、心电图，以及临床化验的出现，使诊断学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消毒、应用全身麻醉和输血及吸氧技术的出现，外科学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初，抗疟药、磺胺药，以及后来青霉素药出现，大大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曾经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急性传染病和大部分细菌感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类感到空前的解放。人类平均寿命和全世界人口数也空前延长和增长了。这时，人们借助于现代科技技术在细胞水平上，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对疾病的症状和发病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积累了大量实验资料和临床经验。通过这些，人们认识到一个完整的机体是由不同功能的系统、器官、组织、细胞等组成的。细胞是组成机体的共同的基本结构物质。所谓疾病是细胞结构、功能改变的结果。现代医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整个的机体，而是细胞。因此，现代医学又称“细胞医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是实验的方法，从大体解剖到细胞显微镜观察，以及进一步的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实验，或者再包括化学、生物学的实验。因此，现代医学又称“实验医学”。而正如本文前面分析指出的，现代医学所使用的思维方法是由现代自然科学那里继承下来的机械论和还原论。
(五)后现代理论医学
后现代自然科学既然已经产生并有了一百年的发展，那么，它肯定要向各分支学科渗透，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医学。后现代科学向医学渗透的结果，必将产生一门新的医学学科，按照同样的命名方法，这门在“现代医学”之后新生的新的医学就应该叫做“后现代医学”。“后现代医学”还可以是指由“后现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医学。后现代医学就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医学，就是以辩证法为指导思想的医学。后现代医学不仅在思维方法上进入了辩证法阶段，而且研究的物质层次也进入分子或超分子层次。后现代医学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它不仅象现代医学一样，继续进行实验研究，同时更增加了将后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向医学领域引进的工作。因此，后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方面，是理论的整理工作和用理论指导临床医疗的形式。因此，可以将这种形态的医学称“理论医学”。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第一欠真正揭示了生命运动的本质，也终于将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从这种意义上讲，后现代医学也有理由称为“理论医学”。总之，后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是理论综合，思维方法是系统理论或称辩证法。
《论坛反应》
岐黄中医论坛—岐黄传薪火，悬壶济苍生 » 医理探讨 » 第11篇 对照李致重教授的文章再次表明我对中医的认识
却波渔翁
分区版主
发表于 2008-8-20 11:40
是个思考问题的学者！
第12篇要正确认识现在正时髦的《系统生物学》
作者：杨鸿智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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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留行》在《系统医学和系统生物学》一节中对于系统生物学有下面这些论述：
根据系统生物学创始人胡德的定义，系统生物学是研究一个生物系统中所有组成成分（基因、mRNA、蛋白质等）的构成，以及在特定条件下这些组分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也就是说，系统生物学不同于以往的还原生物学——仅关心个别的基因和蛋白质，它更加关注的是基因和基因之间、基因和蛋白质之间以及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试图从相互关系着手，通过计算机仿真，建立起从分子到细胞、器官、进而到生物体水平的坚实知识结构，从而理解生物系统的整体性质，也就是说。系统生物学与以前还原医学过分重视要素的实体中心论不同，它更重视关系，强调研究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关系——系统的联系性原理是它建构的哲学基础，但它走的是从部分到整体、从下向上的认识道路。
系统生物学研究各个要素怎么通过相互作用涌现整体性，这要求我们对每一种相互作用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差之毫厘，就可能谬以千里，虽然系统生物学企图通过理论建模来弥补这一点，但依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深刻困难，
系统生物学由于采取了从下向上的研究道路，即使在所要研究的系统各部分联系已经基本清楚的情况下，海量数据的处理也是个难题，对此系统生物学采取了理论假设和计算机仿真的方法，但由于生物系统的极端复杂性，这种方法实行起来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对研究条件要求也相当高，据预测，系统生物学研究对计算机的要求高达1000万亿次浮点运算速度。
系统生物学虽然号称要通过研究相互作用阐明分子、细胞、器官乃至整体各层次的性质，但由于研究方法的限制，目前系统生物学只能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系统研究，研究层次比较集中在基因、蛋白质这些比较低的层次，即使仅仅在这一层次，它也遭遇着巨大的难以克服的困难，人系统整体性能的阐明对它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未来。
从理论来源来说，系统生物学更多的继承了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研究的成果，功能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可以说是它的前身，同时系统生物学还借鉴了计算机科学和系统论研究的一些知识，从而确立了从部分的相互关系探讨整体性质的方向，研究的重点从分析走向了整合，从实体走向了关系，从方法论上说，系统是对还原的一个反动，但从理论渊源上说，系统生物学则是现代西方还原医学的一个必然的发展。
系统生物学希望从部分的相互关系入手涌现整体性质的研究思路，在我看来存在巨大的方法陷阱，也许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取得成功，在更高的层次上却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
杨鸿智：
我认为这些论述是非常好的。说得非常深刻明白。特别是作者的结论：
“系统生物学希望从部分的相互关系入手涌现整体性质的研究思路，在我看来存在巨大的方法陷阱，也许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取得成功，在更高的层次上却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
《王不留行》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说明了为什么“存在巨大的方法陷阱”，“在更高的层次上却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但是，我感觉《王不留行》的说明还有点含蓄。下面，我把这个思想说得再明确一点：
《后现代理论医学对系统生物医学的认识》
一
系统论是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在20世纪40年代建立起来的。因为贝塔朗菲是生物学家，是生物学的教授，终身以在大学教生物学为业，所以，可以说，系统论是贝塔朗菲在研究生物学时候所用的思想方法，系统论是生物学研究的产物，贝塔朗菲的功绩在于，他把这个思想从生物学广大到一般科学，建立了适用于一切科学门类的一般的系统论思想。因此，在我们说贝塔朗菲建立了系统论的时候，同时就已经把一个事实作为前提条件承认下来，这个事实就是，贝塔朗菲已经是用系统论的思想在研究生物学。贝塔朗菲的生物学，是人类第一部系统论思想的生物学，用现在的说法，就叫做“系统生物学”。
二
贝塔朗菲在20世纪40年代建立了系统论以后，在自然科学中相继出现了信息论，控制论，混沌论，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等等理论，这些理论，现在统称为“系统理论”。这些理论的出现，表明，在20世纪的整个后半个世纪中，系统论思想在自然科学的广大领域中得到迅速的发展。还原论思想得到应有的批判。
三
贝塔朗菲在20世纪40年代建立了系统论以后，不久，在20世纪50年代一开始，因为沃森和克里克建立了DNA双螺旋结构，生物学进入“分子生物学”的新阶段。在生命科学领域，在生物学中，研究基因，用基因来说明生命的思想成为生物学的主流思想。这个思想是一个典型的还原论思想。也就是说，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生物学与整个的自然科学发展呈现两个完全不同的景象。自然科学整体在向系统论科学方向发展，而生物学在向还原论方向发展。当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完全相反的方向。在这个时候，许多重要的自然科学家都对生物学发展的还原论发现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个研究方向是错误的，是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的。但是，一方面是生物学还原论研究正在不断发现许多新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是人类对生命问题的美好期待，人们默认了生物学的这个研究方向。人们的潜意识中在想，也许这个研究真的能够解决生命的秘密？
四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是人类科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情。现在，在我们中国的普通公民中的印象是生命科学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甚至，在许多科学研究人员中也是这样认为。其实，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以后，科学家发现，这个计划没有达到原来预期的结果。原来是认为基因组结构完全认识以后就可以解决所有生命问题了。但是，当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发现，基因与生命活动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说人类基因组计划有什么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就是：人类并没有如沃森和克里克两位科学家所预想的那样“揭示生命的奥秘”。当然，在科学上，这也是一个成果，但是，这是应该反面的，否定的成果，它告诉我们，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这里，我们又发现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本来，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个失败，是还原论思想的一个失败，而我们中国人却认为是一个胜利。
五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第一次在生物学领域引起了对还原论思想的批判。
生命科学的研究长期以来受研究手段的局限，只能把复杂系统分解成非常细小的局部加以研究，无法完整地理解系统水平的行为规律，长期以来的研究方式多是基于“还原论”的思路，把人体分割成许多独立的部分，层层细分进行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已经在生物医学应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无论是对于人体的癌症、糖尿病这样的复杂的疾病的机理和诊疗方法，还是对单细胞微生物的生长代谢规律的认识，都没有在本质上取得突破。
因此复杂性疾病研究和治疗的突破必须依靠综合的、整体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式。
传统生物学主要基于还原论的研究，通过实验的方法解决问题。传统生物学家通过直接的观察与实验收集数据，试图在纷繁复杂的生命世界中寻找规律。10多年来，基因组计划的实施使这一研究达到了高潮。
然而，生物体是一个复杂系统，它不仅仅是基因与蛋白质的集合，系统特性也不能仅仅通过勾画其相互联系而获得完全理解。生命所具有的性质往往涌现于整体而不是各个分离的部分。毫无疑义，这要求我们从系统水平来理解生物学系统。这一观点已获得广泛的认同，生物学研究重点正从20世纪的还原论研究转向21世纪的整体论研究。
对于20世纪的大多数实验生物学家而言，生命是一架基于还原论原理建造的“自动机”。随着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有机体是一个由成千上万生物大分子和小分子相互作用形成的完整的复杂系统；只有认识整个复杂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才能真正地了解生命。系统生物学就是应运而生的研究复杂生物系统的新兴学科。当生物学已经进入对还原论进行批判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生命科学界的研究人员，应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应该想一想自己的思想是什么思想，如果自己的思想方法是还原论的，就应该赶紧进行学习和改变。而问题的严重性这于，我们大多数研究人员没有意识到自己还原论思想的实际情况，不但没有学习新知识的需要，而且还把这些新的系统论的东西，周围“伪科学”来反对和打击。
六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发起者和重要带头人胡德，在发现人类基因组计划不能解决生命问题以后，立刻从还原论的立场跳出，打出“系统生物学”的新旗帜。胡德在1999年年底与另外两名志同道合的科学家一起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生物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Systems Biology）。随后，系统生物学便逐渐得到了生物学家的认同，也唤起了一大批生物学研究领域以外的专家的关注。2002年3月，美国《科学》周刊登载了系统生物学专集，该专集导论中的第一句话这样写道："如果对当前流行的、时髦的关键词进行一番分析，那么人们会发现，'系统'高居在排行榜上。"现在的问题是，在科学界已经形成一个说法，认为胡德是系统生物学的第一个创始人。
七
已经如前面所说，系统论是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在20世纪40年代建立起来的，贝塔朗菲已经是用系统论的思想在研究生物学。贝塔朗菲的生物学，是人类第一部系统论思想的生物学，用现在的说法，就叫做“系统生物学”。现在说胡德是系统生物学的第一个创始人，是与系统论思想发展的历史，与生物学发展的历史不符合的，是明显，完全的错误。
八
这个错误之所以出现，不能用字面上的东西来理解，必须要从理论的实际内容来理解。根据胡德的定义，系统生物学是研究一个生物系统中所有组成成分（基因、mRNA、蛋白质等）的构成，以及在特定条件下这些组分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这里有一个词“所有组成成分（基因、mRNA、蛋白质等）的构成”。也就是说，用普通公民很容易理解的语言来说，胡德的系统生物学，就是动用现在最先进的信息工具，对生命所有结构进行信息测量，以后，再把所得到的生命结构的所有信息整合起来，这个整合的结果，就是我们对生命的最终的最全面的最正确的认识。而这个思想，完全违背了系统论思想中最基本的原理。系统论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说，系统虽然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组合而成的，但是，这些组成部分的“简单加和”不是系统整体。系统的一个明显特点是1十1不等于2，而是1十1大于2。请看系统论内容小结：
1 世界上的物质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简单物质，另一类是复杂物质。
2 系统和子系统
复杂物质是由简单物质按等级层次原理有机组合的物质，复杂物质称为“系统”，复杂物质的组成部分称为“子系统”。
3 机械论的适用范围
机械论只适用于简单物质的简单运动，不适于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
4 系统的整体功能状态有谁决定
系统的整体功能状态是由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不是由领导决定的）
5 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正反馈
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常呈正反馈性质，有破坏系统整体稳定趋势。
6 中枢调节控制是负反馈
系统为保持整体稳定有中枢调节控制系统，中枢调节控制一般属负反馈性质。
7 1十1 > 2
系统整体功能大于子系统功能之合，任一子系统的运动状态不能说明更不能替代系统整体的功能状态。子系统功能的简单相加不代表系统整体。
胡德的系统生物学是希望用子系统功能的简单相加来说明系统整体，这是对系统论的错误理解，也是系统论思想明确否定的思想，这不是系统论思想。实际上也很好解释这样思想是怎样产生的。所谓机械论思想，是直接的线性因果关系的思想，还原论，就是要在生命活动中找到每个活动的直接的线性因果关系。现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告诉我们，原来认为可以顺着基因这个线，不断追下去，就可以找到那个决定我们生命秘密的基因。现在，知道，生命不是基因一条线，还有许多以“组”命名的线，那么，我们就按这些已经知道的线都去走一遍。都走过了，都知道了，我们就完成了对生命整体的认识。但是，现在我们要说的是，这些人在走生命系统的每一条线的时候，都是用的还原论的直接的线性因果关系这样的思想方法，所谓的全面，只是多次重复的机械论。
九
胡德的系统生物学思想除了不符合经典的系统论思想以为，更缺少协同学思想，这个协同学的内容是：
1 系统论说系统整体功能状态有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
2 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有负反馈和正反馈两种。
3 负反馈的作用是维持系统整体平衡。
4 正反馈的作用是在系统出现危机时使系统发生质变，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
5 哈肯用“协同”代替“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在牛顿经典力学中是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在系统论中主要强调为保持系统整体功能状态的负反馈调节，而负反馈是以压抑、限制子系统为目的的，哈肯指出，相互作用除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和压抑，限制之外，还有合作共同促进的一种，哈肯将这种相互作用称为协同作用，其实协同作用就是维纳在控制论中已经提出的正反馈。但维纳在创立控制论时主要目的是如何实现系统的稳定、平衡。如何维持现状，因此，主要研究如何发挥利用负反馈控制的问题，而对正反馈问题未予重点研究。啥肯在研究了这些正反馈之后指出，这些协同作用在系统处于平常正常稳定状态时不表现出来，只有在系统发生相变、质变、飞跃时才表现出来，而且正是这些正反馈协同作用促使了系统发生质变。因为这些协同关系在平常时不存在，故科学界称这正反馈协同作用为“影子系统”、“第三只手”（我们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6 序参量：在子系统中，慢变量是决定系统整体功能状态的主要子系统，这个慢变量又称为序参量。即决定系统有序程度的参量，也即决定事物状态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哈肯发现在影响系统状态的众多参量中有快变量和慢变量两种，而慢变量决定系统演化的过程，决定演化结果出现的结构和功能，因此称慢变量为序参量。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转化的理论，但毛泽东没有得出确定主要矛盾的客观指标，因此，限制了辩证法在科研和生产实践中的应用，而哈肯用慢变量的方法解决了确定主要矛盾的客观指标，这也就为辩证法在自然科学中的普及落实开辟了可行性。
7 支配原理：以上条为基础得出结论：在系统中快变量服从于慢变量、快变量受慢变量支配。“支配”现象也是社会生活中和科研、生产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普遍现象，而这个现象一直没有客观指标进行研究和控制，协同学为此提供了客观工具。
8 正反馈在相变中起主要作用的理论，为复杂系统的自组织理论打下基础。
协同学说了两件事情。
1 系统的质变是有正反馈决定的。
2 提出了确定主要矛盾的定量方法——慢变量
也就是说，一个系统，不但是由许多子系统组合而成的，而且，在这个系统中，上一层次的系统都是由下一层次系统经过正反馈的突变形成的，这些突变是直接的线性因果关系没有办法计算和测量的。
十
因为上面的原因，我们说胡德的系统生物学，实际上不是系统论思想的生物学，所以不应该叫“系统生物学”，它是机械论还原论思想方法的多次重复，是多次重复的还原论。如果知道了胡德的系统生物学与贝塔朗菲的系统论的生物学的区别，那么，我们倒是可以承认系统生物学是胡德发明的了，只不过这里的“系统”二字应该加上引号，用还原论来理解。
十一
胡德的系统生物学，已经传入我国，陈竺的系统生物医学研究所就是这个思想的产物。大家都用系统论这个名称，是一个好事情，说明还原论终于从生物学的最高处跌落下来。系统论已经得到充分的宣传，使许多人不得不用系统论这个口号了。当然，在还原论向系统论转变的初期，出现表面的系统论，实际的还原论，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只是向真正的完全的系统论前进的一个过程，真正的完全的系统论是肯定会实现的，比较几年前，还根本没有人愿意说自己是系统论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