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博文：医学人类学存在有意义
早报记者 蔡晓玮1960年代、美国、青春，这些词语加在一起总是惹人联想。当时，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而刚从斯坦福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凯博文却在耶鲁的新海文医院内科担任实习医生，“在每36个小时的间隔中，我必须工作24个小时，个人生活的变化和国家局势，都让我觉得非常厌倦并且疲乏。
”当时，凯博文有一位患罕见肝癌的病人，在经历痛苦之后去世，凯博文的上司是一位肝病领域的专家，“在没有取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他命令我提取病人的体液进行实验……当我把长长的测试针插入病人微温的皮肤，看到病人的肤色在瞬间变黑。”
多年以后，凯博文说起这段故事仍然长长沉默。虽然不近人情，但是在当时的美国，这一切完全符合情理，不服从的医生甚至会被指责为懦弱、不负责任，而这在今天的美国医院是不可思议的。这个质的改变，就是医学人类学存在的意义。
“疾病”和“病痛”
凯博文对于医学人类学的首要贡献是提出了疾病和病痛(diseaseandillness)的两分法，而这个重要概念的提出则和他1969年的中国台湾之行不无关联，完全不同的医疗系统给他带来了新鲜的灵感。
“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在美国，医院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区域，在医院周围，你看不到别的建筑。但在台湾，医院旁边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场所。”凯博文指的是，在医院的四周，不仅有各种商业设施，还有许多中医诊所、私人中、西药铺，最让他惊奇的是，还有很多的庙宇。“我发现，这里的医患关系依托于一个完整的医疗系统，医院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去庙里求签，解签的人会神秘地告诉你，你的病可以在出了庙门之后向前走多少多少米得到解救。而之后，你发现那个地点是一个中药铺子。”所有的一切———信仰、命运、经济、人情，在台湾的整个医疗系统中是混合的，“这在美国严谨的医疗体系中根本无法想象。”
这使得凯博文对于医患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医生和患者对于生病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所谓“疾病”就是医生在生物医学模式下对人体生理异常现象的认知。此时，患者和他的家人、朋友是把异常状态作为“病痛”来看待的。在与患者接触的初始阶段，医生首先看到的也是“病痛”,但随着他对症状的分析和诊断推理的展开，“病痛”逐渐隐去，“疾病”逐渐突显。当诊断过程结束，一个医学符号———疾病的名称———代替了活生生的患者以及围绕着患者的心理和社会的问题，“疾病”取代了“病痛”，患者和病痛都被“医学化”了。
“我不想评论中医的科学与否，但我认为这肯定是给了患者一种心灵的寄托和安慰。而这在美国是缺乏的。”
被过度诊断的抑郁
在凯博文的跨文化精神病学和人类学研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对抑郁症的研究。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未知的研究领域。因为抑郁既可以是一种情绪，又可以是一种疾病。当它处于正常范围时，它是一种情绪；一旦超出正常范围，则成为一种病态。最棘手的是，两者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而且，对于抑郁情绪的感受受文化因素的影响非常之大。同样一种情绪，在一种文化中可能被视为病态，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则可能被视为正常的现象，甚至是被鼓励的一种行为。
“我在1980年代的时候到过湖南医学院做交流，发现中国在精神科就诊的病人中有75%被称为神经衰弱，但是在当时的美国，这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在10年前就已经被否定了。”基于在美国所受的理论熏陶，凯博文当时提出的意见有两条，一条就是所有的病人复诊以后几乎都符合抑郁症的标准；另一条则是在实践了抑郁症的药物疗法以后，别的症状都可以得到医治，但是头晕、头痛、疲劳这三个症状则要等到导致抑郁的社会关系问题———诸如失恋、家庭矛盾、工作挫折等等都解决了之后，才能得到缓解。
20年后的今天，凯博文再次提到这个话题，他认为目前的问题在于精神病科过多地将正常的悲伤诊断为“抑郁”，这是对患者不负责任。“虽然我现在并不认为当初给予中国精神病科的建议是错的，不过我认为在当代，抑郁症的确是被过度诊断了。”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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