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振钟:江南女科及薛己在明清的文化潜影
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宋代以来医学技术的变化与拓展。十世纪由尚药奉御、翰林医官使王怀隐率领众医官修撰的《太平圣惠方》,标志着一次重大的医学技术革命,作为这次医学革命的一部分,女科通过宫廷的认可进入主流医学,尤其是一件令人鼓舞的大事。中国医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当然并没有拒绝女性为医疗对象,然而面对女人身体和疾病的医学知识和技艺,却是零碎不全的和缺乏深度的,无论早期医学史,还是后来在隋唐之间的巢元方和孙思邈,都把女科局限在“带下”。他们提供的医学方法,包括医药的使用,虽然有所分类,但由于对女性的认识局限,因而只能以“别方”的形式,附于有关男性疾病的叙事之后。女性的身体和疾病,在医学中仍然没有完整突出和独立的性别意义。??但到了宋代,随着经典的复苏,这一切在新儒学理论影响下,受到重新审视和辩证。儒家哲学的宇宙论,亦被运用于对女性身体的认识,一个标志女性疾病性别特征的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分析。这就是月经。月经进入医学视野,打破了它从前的诸般禁忌。血作为阴性的主导能量,与以气为主的男性的阳的能量相区别,使女性身体的解读发生关键转变,从而赋予新的身体哲学和医学诊断含义。有趣的是,新一代儒医,恰恰是在无性别倾向的经典知识范围内,通过对月经的机理研究,格物致知,确定了医学分科的性别化。月经作为女性阴阳合体的血气运行的身体功能及其表征,与经典脉络观点重新连贯,从而带来女科学科的“八纲辩证”建立。于是,在越来越严密的规范性和系统性要求之下,性、生殖和生育成为医学关注的重点。一位叫费侠莉的美国学者,通过她细致周密的研究,肯定地告诉我们,宋代医学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更注重女性之不同,而且有可能比其后的朝代做得更好。仅就医学技术而言,宋代实在可以说是中国女人的幸运时代。
??因此,宋代女科的医学权威陆续出现了,齐仲甫、郭稽中、陈自明都为一时之选。受命于官方的任职,他们不仅担负研究之责,而且主要还兼做“教授”任务,这样,有宋一代,至少到十二世纪,女科从宫廷到地方,通过教科书和医学教程得到确认和普及深化。出现在南宋的萧山竹林寺女科,在民间有着巨大的传奇性,由一名医学造诣颇深的寺僧创立的竹林寺女科,首次揭开中国传统女科流派和家传序幕。个人方面,齐仲甫的《产宝百问》一百个问题中,关于女性月经的疾病问题有五十个,是指导女科医疗诊断的简明手册,甚至还被视为家庭必备用书。多年后,南宋陈自明则以《妇人大全良方》总结八十名医学官员和五十名普通儒医的经验,进一步奠定了中国女科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虽然女科权威在面对女性的身体和疾病时,仍然没有足够信心。与男性比较,女性认知的困难存在于性别的社会区分,严肃端正的儒医由于不能直接接触女性身体,而丧失细致观察和询问的过程。弥补的方式则需要依赖一个更高的宏观模式,即阴阳一体的宇宙模式,用这个模式对应女性身体功能的微观世界,然后加以临床推理和诊治。这既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思想。所以,宋代的女科医学权威,与其说是技艺高超的女科医师,还不如说是思想深邃的医学思想家。
??回到女科的传承发展上说,女科医学的流向似乎由北而南,这并非仅仅因为宋朝有北、南政治之易,更多的可能还是出自文化和经济原因,这已非本文区区数言就能讲述清楚的。要而言之,陈自明作为活动在南宋末期的浙江医人,既是宋代女科医学的总结,又是明代女科医学重振昔日风光的种因。十三世纪前后的女科医学,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可能有一段时间遭到忽视,然而到明代,随着城市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社会对女性差异的进一步强调和约束控制,在医学理论对女科的主动调整下,有关女性身体与疾病的认知与诊断,发展了新的观点和方法。女科在中国江南以“养阴”为医学目标,重塑女性身体经验,形成了明清两代女性医学特色。
??这就必须说到吴郡的薛己了。她十九岁继承他父亲的太医位置,此后在南京太医院工作了二十四年。虽然太医院的“太医”身份,在当时已不如前代荣耀,但有利之处至少能够读到官方大量收藏的医学书籍,有理由相信薛己任太医期间,通过阅读和研究,获得充分的医学资料和理论知识。所以,1530年辞职回到苏州,薛己有足够学养和能力完成多方面的医学著述。薛己是医学上的多面手,各科兼擅,但他六十一岁完成《校注妇人良方》,让我们的视点,一下子集中到宋代女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和技术嬗变,为此之故,薛己在女科医学上的贡献就显得突出了。
??显然,二百五十年前的陈自明,这位建康府明道书院的教授,他的《妇人大全良方》,首先进入薛己视野。薛己对前辈女科大师的“气血”理论自然尊崇,但在女性是“调经”,还是“生血”,薛己就要另出意见了。薛己论述女性月经的生理特征时,这样说,“血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五脏,洒陈六腑。在男子则化为精,在妇人则上为乳汁,下为血海,故虽心主血,亦皆统摄于脾和胃,血自生矣”。说是校注,实际上薛己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思想逐节补入《妇人大全良方》,而且慨慷地将他历年以来观察、诊治妇人疾病的四百多个医案,也收录其中。表面上,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因为薛己校注,有了完整的标准版本,实际上薛己悄悄完成了他对陈自明所代表的宋代女科的修改。作为女科医学承上启下之关键一人,当《校注妇人良方》在明清两代大量刊行时,薛立斋先生的个人分量和时代意义,就在医学史上体现出来了。
??这里,还有一个技术上的要点须特别指出。那就是从薛己开始,我们发现有了比较详实的女性疾病单独的医案记录。一份完整的女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记录,其意义不仅仅在医学,而在于对女性身体历史的关注,虽然它出自男性的观察和视点,但这里面最大限度包含女性的自我表达。在现实社会,女性是被压制的,但女科医案却通过医学这一特殊途径,让我们有机会听到女性的声音。所以,当薛己的女科医案随着他校注的书本流传后世时,我们这些后来者,可以了解到历史深处中国女性的现实生活感受,和来自她们身体的情感欲望状态。
??薛己承继陈自明自不待说,他在发挥陈自明“以血为主”的理论时,却又从金元四大家之一、浙江医人朱震亨那里受到启发,朱震亨无分男女,均以“阴常不足”来看待人的身体和疾病,薛己就把这“阴常不足”拿来,作为女性血液功能受损的内在原因,既然他已把女性健康的身体归之于脾脏之血充盈丰实,而女性疾病的产生是七情过度,相火妄动,真阴被耗,那么治疗之法,当然就是补土培元,就是济阴养阴了。
??女科在薛己的努力下,重新成为众多医人和医学思想家深入研讨的医学主题。在明代后期逐渐形成新的话语中,他个人的理论贡献或多或少在多次修正后被弱化。然而,一本十七世纪初刊行的医书《济阴纲目》中,薛己仍然常被引用和讨论,这不只说明薛己在女科医学的影响犹存,地位犹在,也不只在说明薛己的女科技术和用药范式并未中断,而是暗示明代女科医学文化的一个中心词,与薛己“补土培元”的密切关系。这个中心词,就是“济阴”或“养阴”。它涉及的哲学思想和医学知识,可以在多种层次上理解明代女科的持续发展和终结。跳过女性疾病诊断与治疗的具体内容,“济阴”或“养阴”之所以凸现明代女科的文化含义,那是因为它直接诉诸女性身体,与社会、与生活、与情志欲望、与生殖伦理、与道德要求之间的对话。当明代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与压抑是一种公开性的文化力量时,“济阴”或“养阴”就是一种最为“现实主义”的医学要求和方法。比如,要求女性在日常生活起居中抑止愤怒,以免过分的“火”消耗阴津损害身体,女性也不能有过分强烈的情感,年轻女性尤其需要节欲,以保证生殖与繁衍的基本能力;关于女人怀孕,则希望孕妇饮食合理举止得当等等,这些都可归结到“济阴”、“养阴”范围之中。不难看出,明代女科医学在合道德性的身心合一上,把女性置于更高也更严的道德责任之中,从而达成与整个社会文化现实的同谋和共构。明代女科,就在这种矛盾的文化选择中徘徊不展以至故步自封。而身为苏州这个文化最发达地区的女科权威,薛己是一个不能绕过的潜影,他的理论思想实足以为明代以至清代女科医学文化作一写照。
??贵族之殇:身体的医学与宗教
??1632年,叶绍袁第三个女儿叶琼章(小字小鸾)的死,是吴江这个贵族家庭中一件最为悲痛的事情。她的父亲和母亲,以及所有那些知道才女叶小鸾的亲友们,都为她在十七岁这个花样年华早夭而一掬伤心之泪。叶绍袁自己亲手编辑的《午梦堂集》里,由少女叶小鸾逝世激起的遗恨与追忆之情,显然是最强烈的中心主题。她那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展开的绝世才艺,以及艳丽的生命颜色和声音,化为仙凡之隔的语言梦境,永远笼罩在午梦堂,成为一个永生的神话。
??这是用文学和审美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一个江南贵族家庭的诗意故事,尽管富于悲剧性,但它的非日常、非世俗、非现实的指向,实乃人生世界的艺术象征。然而,问及叶三姑娘的死因,回答显然是因为疾病。根据叶绍袁在《返生香序》里记述,叶三姑娘疾病发作前后共二十五天,仅仅不到一个月时间,病魔就夺去了她的生命。但到底是什么样的病,由于没有具体的医案记录,现在已难判明。叶家居住的吴江以及近在咫尺的苏州,并不缺少医术高明的女科专家,以叶家的名望和人缘交往,这些医师也一定会全力救治,而医案之阙如,我宁可相信这是出于对一位贵族少女身体的遮蔽和隐匿。这是符合礼法和社会习俗,以及诗礼之家的尊荣观念的做法。然而叶三姑娘的死,不仅仅是十七世纪江南失去一名青春诗人文学淑媛,成为引人嗟叹的文学事件,而且还是一件值得探究的医学事件。我能够感到叶三姑娘的伤逝所包含的献身精神:从更高的生命理想上把身体交给宗教,通过女修成为“永生者”。
??现在,先让我从另外一个人说起。学者、宗教家兼朝廷官员袁黄(1546—1618),他出生在医学世家,祖籍浙江嘉善。袁黄在万历十四年会试得中进士,先在北方做过一任地方官,万历二十年以兵部职方主事参与了平壤战事,接着因为与主将的矛盾,遭诬陷罢官回乡。这样一个人物,地方志的书写者出于荣誉传统,自然不肯轻易放过,然而史志片言只语,也不过应景故事,天长时久,还是容易被大多数人遗忘。现在袁黄受文化史研究者重视,完全不是他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功业,而是他的养生医学,这一点倒是让人吃惊。原来,袁黄有一部不大不小的著作,就是主要以道教思想改头换面写成的《祈嗣真诠》,完成于1590年左右,当时袁黄尚在宦中,属于业余之作。这部仅仅二万六千字的著作,至少表明,袁黄作为世医后代,仍然保持了对医学的职业兴趣,同时又因他寒门独根和入赘女家的经历,深感生殖繁衍为人伦之重大事情,所以特撰这本指导性的夫妻必读书。不用说,由于这部著作的主体内容,从第三章到第九章,事关两性、**、生殖之义,所以为性医学文化研究者所重视,尤其是它出现在明朝后期,一个性放纵与节欲控制十分矛盾的时代,这部著作提出了一种平衡的观点。
??也许袁黄的性医学目标只在建立合理的家庭人伦秩序。《祈嗣真诠》在论及两性关系时,强调男性对于生育与**的重要,要求他们负起身体和道德品质上的主要责任。对于女性,袁黄则在从属和被动的意义上,对她们提出身体的保护。从中国医学与道教思想的关系来说,袁黄的特点,就在于他将经过修饰的道家内丹法与生育医学联系起来,并在其中突出了女性身体的宗教意义。道教内丹法,主要是男性通过身体内部的修炼,从“采药”到“结胎”、“安胎”,最后修成“婴儿”,即可化为神仙,其过程和方法十分神秘和复杂,袁黄把它移植过来,既用于男性也用于女性的“养生”。从女性方面说,女性的生殖过程,从受孕结胎到安胎,似乎亦须通过虔诚的宗教修炼,才能使生育得到可靠保证。同时,修炼可以在**中抑制性高潮,使女性身体处于平静中,对女性是有益的。总之,袁黄的《祈嗣真诠》用明白易懂的语言,融合神仙道教的内丹法与女科医学,以其民间宗教方式,影响了明清之际的江南女性,尤其是上层社会青春女性的身体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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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真相很快清楚呈现在我们面前。作为袁黄的养子,或者干儿子,吴江叶家的男主人叶绍袁本人,从小受教于养父,自是一个虔信之徒,他取名绍袁,不单有承嗣上的人伦之义,亦有学术思想继承人的意思。至于绍袁的诗人妻子沈宜修及他的女儿们,又何尝不深受影响。特别那位叶三姑娘,不仅仅是才色双全的青春诗人,而且早就是一位练习修真的“修女”。比较起来,叶三姑娘,比她的两个姐姐似乎更能感受到女性身体的困惑。她的母亲沈宜修嫁到叶家时名义上十六岁,实际年龄十四岁。初嫁过来时,婆婆茹氏就用很好的借口,要求沈宜修不要早孕,且先避免性事。后来,沈宜修接连不断地生了许多孩子,地方志中说多达十四个,有名姓可证者四女八男。虽说这是他们夫妇琴瑟和谐的结果,但作为家庭主妇,沈宜修一直体弱多病,生育过多损耗过大可能是主要原因,为此沈宜修未必不深致苦恼。像很多江南贵族妇女为了解脱身体的欲望一样,沈宜修也持斋礼佛。而早慧的叶三姑娘,既从母亲那里学习诗艺,也从母亲身上领会到女人生命的柔弱,以她的敏感,叶三姑娘对于女性身体不用说有着深深的疑惧。女人身体到底是什么?女人“低能”的身体为什么要承受如此苦难和不幸?那么,怎样才能解释和克服这种疑惧呢?佛教的禅定加道教的内丹修习,是当时能够找到的好办法。恰好叶三姑娘有足够的家世条件,她的宗教家爷爷,已为她做好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准备,她的父亲母亲姐姐妹妹也热心支持。于是,我们看到叶三姑娘发愿投身“修女”事业,她要用全部的虔诚和信念,修习童真之体,立志为自己身体找到理想归宿。
??然而,现实却又如此吊诡。十七岁这年,当叶三姑娘还沉浸在她美好的修习之中时,早已许字的昆山张家却来催婚了。没有任何拖延不嫁的理由,像她母亲一样,哪怕仍然没有做好准备,也必要成为一个男人的妻子,走她母亲为人之妇生儿育女的可怕道路。可以想象,叶三姑娘那业已分散抑止下来的种种疑惧,现在重又结集升腾,前数年那些内心里的热切希望,亦抵挡不住逼在眼前的冰冷事实。一旦走出这个家门,她的身体将不复为己所有,不复再为完人!一念及此,叶三姑娘忧伤绝望至极,说不出的痛楚,反复煎熬着她,终于在嫁期前五天,“一疾而遽亡”。这突然之疾,无医可医,无药可药,再也不能挽留她尘世里的生命。
??我们不知道少女叶小鸾逝世时的个人感受,是否“求仁得仁”,有种弃世的惊奇。但叶家伤心过后,舍悲转喜。叶绍袁和沈宜修在追问女儿生命的去向时,反复回忆女儿十七年来的夙缘仙根,种种迹象让他们坚定相信女儿不是病逝,而是修成真仙,羽化而去,作为处女的身体,到达了理想去处。为了确证不疑,他们甚至请来时称泐大师的金人瑞(金圣叹)设醮扶乩,当看到女儿小鸾现身目前,并报告她已成为纯洁的月府侍女时,他们得到了最大的安慰和补偿。关于女性身体的宗教实践,以叶三姑娘的超凡脱俗,在叶绍袁《窈闻》、《续窈闻》的叙事里,获得了理想主义的解读。
??当女性身体处于一种弱势的文化认知中,当女性的身体权利没有得到儒家女科医学充分解释时,养生修真的道教/医学,启发和给予女性以更隐秘也更强烈的身体诉求,以贵族少女叶小鸾为例,可知袁黄之道在江南女性身上的宗教实践价值,而他的理论和方法设计,亦为明代吴中医学思想技术的一个特殊部分。
??十六世纪:女医谈允贤和医学权力
??女医谈允贤的故事,一直尘封在故纸堆里。如果没有人挖掘,以一个女医的单弱身份,她将仍是医学史遗忘的角色。要说中国十六世纪,谈允贤能够从种种社会文化束缚中脱颖而出,那当真是医学史上令人欣喜之事。
??宫廷设有女医,时间上会更早,但我们现在知悉能详的女医制度建立,可能在唐永徽或者开元年间。近年发现的天一阁藏书中一份明代手抄本宋《天圣令》,其中有关唐《医疾令》,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宫廷女医选择的标准,人数,教育内容、方法和时间等等。整理复原后的文件写道:
??诸女医,取官户婢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无夫及无男女、性识慧了者五十人,别所安置,内给事四人,并监门守当。医博士教以安胎产难及疮肿、伤折、针灸之法,皆按文口授。每季女医之内业成者试之,年终医监、正试。限五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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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在中国医学制度史上的意义,可以多方面探讨,最突出的是,在中国医学的性别研究中,它使我们的目光至少准确地延至帝国时期的唐代。
??中国历史上特少职业女性,如果有,那就是女医为最具职业特征者。但女医的工作,往往在宫廷的才有合法身份,宫廷女医在历史书写中,偶有机会得以露面,是沾了宫廷政治和人物的光,个别女医的名字,也仅仅成为宫廷历史的一点点缀。至于民间以医为业的女性,人数较宫廷为多,但身份复杂,面目暧昧,她们的技艺很难得到认可,书之历史的可能性则更加微乎其微。
??直到明朝,终于端倪初露,十六世纪初期的中国南方,名门女子谈允贤和她的《女医杂言》,出现在太湖地区的无锡县。通过谈允贤的典型例子,我们能够确认,因为上层社会和士绅家庭的需要,女医的医学活动合法进入社会体系,公开的职业女医因此得到一定的鼓励和认可。
??当然,谈允贤并非那个时代的异数,在她生活的周边,在整个江南地区更大范围内,那一时期,职业女医亦已呼之欲出。比如一位姓名不明的徐氏,她的丈夫徐孟荣是无锡地方上的文化人,丈夫去世后,徐氏用她世代家传的医术从事这一职业。由于她本人坚贞守节,作为女医,她获得了与个人美德相符的社会声誉。徐氏等一批女医,从男性儒医的传统格局中,划取了一块领地。对她们的来说,女性与儿童将成为她们发挥技艺的对象,她们也靠这些医疗专科,分享男性的医学权力。女性从长期的历史限制中突围,也许医学是唯一可能的取径,对此,新儒学的价值规范表示了它的通融和默认。考虑到明代文化专制对待女性苛刻的贞洁要求,男性医师与女性病人的接触障碍更大,而民间“三婆”亦因她们名声不良威胁到深闺里的安全,可明朝的女人也必定是要怀孕、生育和生病的,怎么办?这个由男女性别隔离造成的现实处境,反而对职业女医提出更多需求,促使职业女医兴起。江南社会较之其他地区,看来要求更为迫切,这里的经济文化在明朝中期极为发达,城市和乡村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士绅社会,士绅家庭的女性由于文化教养,于男女大防看得更重,对身份低下的江湖“三婆”防范更严,所以只有那些道德良好、出身世医家庭、受到儒学经典教育的女医,才是她们的首选,被邀请到闺帏,为她们诊疗。遭逢如此社会氛围,职业女医肩负时代和社会重任,应时而起,蔚然成为气象。
??谈允贤的祖父谈复本人是医师,他又入赘到本地另一位著名世医黄遇仙的家中,黄的女儿,即谈允贤的祖母,自然也是医术精明的女医。尽管谈允贤出生后,她的父亲谈纲放下医学走上仕途,到南京任职,然而她们家的医学传统却没有丢弃,这使她从小就生活在浓烈的书香药香环境中。受家学影响,更直接来自祖母的亲自教导与授受,谈允贤在诗书之外,很早就开始学习重要的医学经典《难经》和《脉诀》。她的医疗实践,开始于她成为母亲并成功地为自己的孩子治病,在诊断和药方上,她最终获得祖母的认可。但直到严格的祖母去世后,有一次她自己生病长达七个月,梦中得到祖母指示方药,并且要求她行医术以济人。谈允贤依方调治,病好之后,她这才最后确定做一个职业女医的决心。谈允贤在《女医杂言》自叙中,讲了一个有关她自己的传奇故事,目的显然在为她的医学寻找更为强大的道德支持,虽然她有良好的家世和儒学文化背景,但比起来自于天理人道的授权,对她成为职业女医更有至关重要的说服力。当谈允贤担负起“济人”的社会职责时,她就有了天经地义的合法性理由。如果她的理想是跻身于男性名医行列,那么她更需要说明,所有这些个人目标并非女人大胆妄为的僭越,而是秉承天命,她和男性一样,身负不容置疑的使命感。这样看待谈允贤的故事,并非一定如费侠莉所说,出于巫的传统而争取女性社会地位,而是女医的权力必要正统思想加以正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谈允贤五十岁出版了她的著作时,为这本书写序言的亲友,不是从医学技术的角度,而是从道德角度,强调了一位著名女医的社会和文化荣誉。
??在漫长的岁月里,谈允贤终成一代名医,尽管作为职业女医,她在取得医学权力的过程中,遭逢种种曲折和困难,然而她在九十三岁高龄逝世之前,可以说她的业绩和著作,代表了吴中女医的公开成就。她晚年获得的医学声望,不仅对她被罪死亡的儿子和孙子有所帮衬,而且她通过儒医内科和民间外科技术结合,治好众多疑难病患,她的奇妙治法在民众中广为传颂。十六世纪,因为谈允贤,女医亦成为江南杏林的传奇和骄傲。
??大量的医学临床实践,不一定全被记录在案,《女医杂言》三十一例病案,可能仅是谈允贤写下的很少一部分心得。其中主要为女性慢性病的诊断和治疗,她的医疗风格,体现了女性细腻平和的特点。我这里主要不是指她怎样把古方、局方与当代名医名方结合起来,得其折中之法,而是说谈允贤对她所医治的女性对象的认知,是建立在亲密接触上的平等对话,是对她们情感和生活的仔细观察,是来自于女性对女性身体的同情,所有这一切内化为谈允贤的医学思想,最后反映到她的技术方法之中,形成她的风格。在谈允贤这里,作为医学对象的女性的身体和性别,得到更为亲切的医学认识,她们受社会压制的声音也得到放大和彰明。《女医杂言》中有则医案颇见意味:“一妇人,年三十二岁,其夫为牙行,夫故商人,以财为欺,妇性素躁,因与大闹,当即吐血二碗,后兼咳嗽,三年不止,服药无效。其先有止血凉血,次用理气煎药,再用补虚丸药。四生丸(出良方),去生荷叶,用生地黄、扁柏叶,加黄连、山栀仁、杏仁、贝母各二两。”
??四生丸,出于薛己《校注妇人良方》,方歌云:四生丸中三般叶,侧柏艾叶荷叶兼,生地合用为丸服,血热吐衂效可验。妻子吐血而得血虚症,但起因却是“以财为欺”的商人丈夫激怒了她,愤郁之下,情志不遂。所以需理气补虚,方为对症。
??城市商人家庭中,女子受财力之欺,其身体和情感欲望遭致伤害,这是最好的关于明代女性日常处境的一种医学解说。这些城市商业阶层的普通女性,本无可能被历史记录,而谈允贤通过她与女性对象的对话,通过医学给予她的书写权力,得到关注和表达。从女性文化史的意义上,谈允贤终归不能轻易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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