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价医院调查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黄乐桢 张俊才 张伟★特约记者 阮加文★实习记者 谈佳隆/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报道
不经意间，卫生部成了2006新年伊始的“春风”使者，“平价医院”如一阵温暖的小旋风，几乎瞬间便刮过大江南北。
饱尝医疗难、医疗贵的普通百姓，在2006年春天到来之际，开始步入平价医院大门。
这股平价旋风起源于1月7日，当天举行的200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语出惊人”：“各地市都应选择部分公立综合医院，作为转换运行机制的试点，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主要为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低保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及老人、儿童服务。”
时隔3天，1月10日，在卫生部首次“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毛群安再次阐述，平价病房对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有重要作用，并称，公立医院就应该是平价医院，而当前的平价医院才是真正的公立医院。
一时间，卫生部的平价医院号召之声，迎来如潮好评，并旋即在全国上下得到响应，平价医院成了医疗改革的最新热门话题。
此时，医疗领域表现出了别样的景象：1月8日,浙江省首家平价医院—中兴医院开业；1月12日，长沙市第六医院分院率先在全省公立医院开设平价病房……
“可以用雨后春笋来形容，凡是与‘平价’有关的都出来了。”1月12日，卫生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对《中国经济周刊》笑谈，“关于平价医院目前更多还停留在概念化和表象性阶段，而关于平价医院的研究目前国内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刚刚成立的这些平价医院，在运行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实际难题谁也无法预料。”
与这位研究人员的理性担忧不同的是，网络上的网友评论更多是对评价医院的质疑：会不会是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平价是否意味着医疗的低水平？医院会甘心因平价而减少收入和降低医生收入吗？如果没有政府在投资和政策上的配套措施，平价会长久吗……
卫生部的号召、百姓的质疑，还有各地平价医院的试点，面对如此纷扰景象，《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兵分四路，选择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展开了“平价医院”的实地调查。
北京：将公立、平价进行到底
北京，应该是全国最早设立公立平价医院的省市地区之一。
早在卫生部部长高强首次亮出平价医院这一概念之前，北京的首家实质上的公立平价医院—上地医院就悄然正式挂牌营业。不过，上地医院最初并没有称为“平价医院”，而是自称“惠民医院”。
一个月前，这家位于京城北五环以北、地处北京海淀区高科技园区—上地的医院，开业之初打出了“惠民”、“廉价”的招牌，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
但自从1月7日高强部长讲话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时间，鼓励、赞扬、质疑、试探、审视，纷纭而至。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上地医院由北京市海淀医院、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下称海淀妇幼）共同出资组建，开设便捷、廉价的服务项目，是一所非营利性综合医院，有人称它为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平价医院。
作为北京第一家自发成立的平价医院，公众对其给予了空前关注，而关注焦点是：它将采取何种运营模式？
1月13日，《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了上地医院院长王玲：“医院实施收支两条线，采取政府拨款、收入上交、慈善组织补偿等运营方式。”而对于上地医院能否解决低收入人群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王玲称“老百姓心中有杆秤”。
此后，《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又连续几天“私访”上地医院。
服务态度优于服务水平
北京北五环以北，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树村西街的南口，就是上地医院。医院门前是一条不宽的马路，马路对面是一排破旧的平房，有小饭馆、洗车铺，铺面上方照例是巨大而花花绿绿的宝丽布喷绘招牌，和所有的城乡结合部一样，僻静中带着杂乱。
1月14日，上午9点30分，一楼大厅里空空荡荡，只有五六个人在排队挂号。为了亲身体验一把惠民医院的服务，《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决定排队挂号。
9点40分，记者开始排队，医院的两个挂号窗口，只有一个开着，有5个人在排队；9点46分，第一个人还没有挂完号，记者的身后增加了两个人；队伍开始骚动，有人抱怨：“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慢？”前面的人说，挂号处的打印机坏了，打出的单子时好时坏。
9点50分，第一个人终于挂完了号。挂号处的工作人员着急地又试了几次打印机，这时，机子已经彻底打不出字来。排队的人建议她用手写。
9点55分，一位工作人员从窗前走过，边走边向窗里的同事大声发着牢骚：“XX药，XX药，又没了，气死我了！”挂号处的人无疑和她一样着急，但态度尚可，可惜效率不高。
几乎每个人挂号，工作人员都要问上几遍，才能确定姓名。有一次，工作人员问了几遍都无法确定，就干脆把电脑显示器转了过来，问：“是这个字吗？”
有一位患者掏出了一张百元整钞，挂号处的人把钱递给坐在对面的同事，同事又转交给后排收费窗口的同事，收费窗口的同事拿出验钞机验了验，然后又把钱传递过来。挂号处的人准备找零，又发现零钱不够。于是，百元大钞又原路返回，在收费窗口换作两张50元的钞票，又原路递了过来。找零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
王玲院长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医院的系统软件开通不久，正处于磨合期，所以容易出现故障，“和机器无关，机器都是新买的”。
等到《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挂号时，工作人员已经有些忙乱，只递出一份病历，便喊“下一位”。在记者的提醒下，她才反应过来。
10点01分，记者挂上了号。总共花费为：挂号费0.5元，普通号3元，病历本0.5元，共计4元。
11点30分，据记者目测，大约有80多人挂了号。
平价进行时
上地医院尽管地处偏僻，但仍有不少北京人远道而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上地医院实地调查的某一天中，在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内，先后有4个人向记者询问，“这是不是电视上说的惠民医院？”得到肯定回答后，往往伴有一句感慨，“好难找呀”。
据了解，这4人中，路程最远的是一对河南籍外来工夫妇，这对王姓夫妇一大早从北京市房山区出发，坐了近3个小时的公交车，到这里看病。
老王对上地医院的价格非常满意，“原来在房山看胃病，抓付中药就得100多元，这里只花了38块7，便宜”。至于医生的水平如何，老王说：“不知道，药还没吃呢”。
王玲院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说，目前上地医院主要通过减少中间环节，来降低药价。“我们所有的药都降了10%的利润。其中，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30%，而大医院的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50-60%，甚至更高。”
据了解，药厂也对上地医院做出了特别承诺：药款月结，供药没有问题。
此外，上地医院还尽量控制患者细节上的开支。比如，一般医院的妇产科是“打包服务”，产妇一进医院，就要购买被褥、尿不湿、婴儿盆等一系列附加服务用品。即使顺产，一次分娩的价格最少也要2000-3000元；剖腹产则高达6000-7000元。但上地医院鼓励孕妇自备这些用品，因此，分娩的价格最低可以降到1000元。
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王效俊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平价主要靠医生的开方标准。上地医院的药价和海淀医院的药价差不多，只比他们低5个百分点。
“关键是我们开方子的标准就低，我们本着实用治病的原则，给患者开一些能治病而且便宜的药，检查能不做就不做，因为我们的个人收入和药费、检查费没有关系。但别的医院，医生的收入和方子有关系。”
平价能走多远
家住中关村的刘大姐在报纸上看了关于上地医院的报道后，便决定来这里拔牙，“今天拔牙花了40多，确实不贵”，王大姐捂着腮帮子说，“也就是过来看看小病，大病还要去大医院看，这地方这么便宜，估计看大病不行”。
王玲院长表示，上地医院的医疗水平取决于海淀区医疗资源的调配。“海淀区有18家三级医院，调配各科专家支援绝对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就是靠海淀医院和海淀妇幼两家30名骨干在支撑。”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则对此表示担忧。“短期内在政府的协调下，专家支援还可以，但长期肯定不行。我们请协和医院的专家来讲课，专家都不来，人家一个号200块钱，一下午能挣多少钱？而我们能给专家多少钱？”
专家会不会支持，专家能支持多久，对于上地医院来说，恐怕都是未知数。
至于有媒体质疑上地医院医疗器械的质量问题，王玲院长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设备都是从海淀医院和海淀妇幼“挤”出来的，都是新买的。而据《中国经济周刊》观察，挂号处和B超室的相关设备，看上去很明显是“挤出来的”，看不出是“新买的”。
王效俊医生认为，平价医院能否生存下去，最关键是政府的支持力度到底有多大。“病人来了，不管有钱没钱，不管钱多钱少，先治了，可以。但这笔亏空怎么办？运行一年后，亏空能有多大？政府到底能补多少？政府能否很快补上？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再者，平价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平价到底包括哪些花费？这些对于海淀区和上地医院来说，恐怕也说不清楚。
《中国经济周刊》发现，到上地医院就诊的除了外来务工人员，还有退休职工、私营企业主、上地的IT白领等等；从地域上看，北京各区县的都有。“就诊人员成分复杂，如果我们一视同仁，普遍实行低价，不太现实，对海淀其他的医院也不公平。”
让王效俊医生困惑的还有绩效工资的评定办法，上地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医护人员的收入和处方金额脱钩，由三部分组成：即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每个人的收入根据工作成绩灵活调配。
至于绩效如何评定，王玲院长的解释是根据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工作成效等因素评定。
王效俊则认为，院里的医务人员都很关注绩效的评定办法，但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据了解，王效俊目前处在三个月的试用期阶段，每月工资1200元。吸引他的是成就感，“耳鼻喉科就是在我手里做起来的”。
王效俊说，对于自己转正后的收入，大部分医生应该都有一个底线，因为“海淀医院的普通大夫月收入是三四千，海淀妇幼要高一些，如果将来我们的收入差不多就没问题。”如果低于这个底线，要么会造成人员流失，要么会出现医生私下里开大处方赚钱，“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但也不能因为天职而饿死”。
一位业内人士直言：平价医院能否存活，关键在于国家是否全额支持，否则，肯定倒闭，“平价医院很可能又是一个秀。”
采访临近结束，一位孕妇在一楼的B超室门口坐着，稍微有些不安，B超室的门大开着，里面空无一人。这位孕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医生去接急诊了，半天还没回来。
走在卫生部前面
不管平价医院今天有哪些不足，明天能否继续，海淀区确实在做一个解决百姓看病难问题的尝试，卫生部确实又给了大家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希望，部分老百姓也确实有了一次平价看病的初体验。
据北京市海淀区公共服务委员会副主任于小千介绍，海淀区政府一直在考虑如何减小贫富差距、兼顾公平，惠民医院的成立就是海淀区为实现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覆盖性做出的重要决策。目前，仅依靠社会保障体系无法解决众多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尚不够宽，许多人一时难以进入。因此，建立像上地医院这样收费低廉的医院非常必要。
于小千副主任表示，上地医院是海淀区的第一家惠民医院，属于个体尝试，政府将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目前海淀区公共服务委员会正在筹措资源，改建西站附近的羊坊店医院，2006年底之前，这里将针对海淀南部的老市区平民，开诊第二家惠民医院；未来，还将在半山区的海淀北路一带，再建一所惠民医院，以满足农村贫困人群基本看病、治病需求。
在刚刚落幕的北京两会上，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表示，北京的试点平价医院首先应解决流动人口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医疗保障。目前北京市除已开诊3周的上地医院外，还没有出现其他平价医院。北京卫生局正在调研并着手制定北京市医疗机构设置布局规划。
对此，金大鹏表示，非盈利性医疗机构要保证社会公众的基本医疗需求，但仅靠政府投入难以支撑，还要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但非盈利性医疗机构要维持运行公益性，需要政府统一的管理规范。
据上地医院有关人士透露，卫生部在1月7日首次提出平价医院概念之前，曾专门派人来调取了上地医院的相关资料，“作为北京市经济实力雄厚的一个区，海淀区有开办平价惠民医院的实力。我们走在了卫生部的前面。”
沪、粤、浙：民营医院在“平价”中游走
事实上，除了北京的上地医院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省市也走在了卫生部的“指示”前面，《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中了解到，其它地区也早已有不少“平价医院”试点。
不过，对于经济发达的沪、粤、浙三大地区而言，公立的平价医院的缺位，民营医院的“平价”崛起让人或多或少感觉有点意外。
上海：“平价医院”两极分化
“上海市只有民营医院有‘平价’，而且，300多家民营（医院）中只有我们海江医院1家是平价医院。”1月16日，打出平价大旗的海江医院办公室主任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上海公立医院中暂时还没有平价医院。”
为了验证该说法，《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网络上搜索“公立平价医院”，均无法得到“试点”和“推广”的平价医院名称。
“上海市公立医院没有对外称‘平价’医院；但是，从法理上讲，公立（医院）就是非赢利性公益医院，也就是所谓的‘平价医院’。”1月16日，上海市卫生局宣传处相关负责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这位人士还补充说，“平价医院”是新生事物，对于上海市医院系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更是一个了解适应的过程。
“平价，对于看病的人的确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我们打出平价旗帜后，来就医的人数明显增多了。”海江医院徐主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平价对老百姓肯定是有益处的，‘让利于民’，别人看一个病人赚1元，我们就赚2角，别人赚2角，我们就赚几分，这叫‘薄利多销’。”
“平价，是一个新概念，事实上，很多打平价旗号的医院并不平价；而且，据我们了解，很多平价医院在操作过程中，严重违反相关规定。”声称非正式接受采访的上海市卫生局一位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此间媒体报道，申城一家民营医院在媒体上大做广告，称“要创建上海首家平价眼科医院”。记者以“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双眼不适”为由，来到上海市古北路上的这家民营医院。导医小姐简单询问了“病情”，很快帮着挂完号。在被带到诊治医生办公室之前，一名护士不由分说把记者拉到大厅的一角做了视力检查，也没问“是否戴隐形眼镜”“需不需要摘下来再测”之类。
在接下来的整个诊治过程中，医生丝毫没有提及视力高低的情况。而在最后的付费清单上，却有“视力检查1次1元”这一项。从头至尾，医生没有要求“患者”做视力检查，而是积极推荐指定地方的眼镜店。
1月15日，星期天，《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海江医院，正在值班的施承中院长用“微利”概括了海江医院一年的业绩，“打出平价的招牌并不代表医院会亏本；如果不出现意外，医院在最高限价后，依旧有15%的利润空间。”
这位海军出身的秘尿科专家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微利是医院的必然趋势，2005年12月20，我们医院可以接纳医保患者，下一步，我们在坚持平价的同时，积极向社区推进服务，让更多的人享受平价治疗。”
“药房透明，药价也透明，比全市公立医院要便宜多了，所以，一打出平价大旗，看病的人明显增多了，就连浦东、闵行的患者也来我们医院就疹。”海江医院的蒋医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至于平价是什么？施承中院长对《中国经济周刊》笑答：“这个概念其实很模糊，我所理解的平价，就是便宜。”
“我们也有‘亏本’的时候，如有的病人出现并发症感染，但是，医疗本身就存在风险，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会‘一包到底’，绝不食言。”施承中院长告诉记者：“单病种限价是从2005年８月尝试推出的，一开始，我们对能不能坚持也心中没有底。现在已经有100多名患者接受了单病种限价，总体上医院也是赢利的。
随着媒体对“平价医院”的报道增多，地方政府也对平价医院更为关注。1月14日，上海市政协讨论会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左焕琛表示，“平价医院”的立意很好，但是提法值得商榷，这会让老百姓误以为以前的医院都是高价医院；可以叫做“慈善医院”、“平民医院”之类，要有一些让低收入者看得起病的地方。
广州：“平价”不亏有术
1月16日，在广东省卫生工作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表示，今年在全省探索设立慈善医院、平价医院、平价门诊，为城乡低保人群和低收入人群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将如何规划自己的“平价医院”？《中国经济周刊》从广东省卫生厅了解到，目前在广州，像北京上地医院一样的公立平价医院还较为罕见，但一些价格较为低廉的民营医院，早在几年前就在广州等地区开始打出“平价医院”的口号了。
1月14日，广州气温逐渐回暖，《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走访了位于广州大道附近的协佳医院，了解这家广州市较早“平价医院”的生存和经营之道。
据了解，协佳医院2003年经过省卫生厅审批成立，并开始营业，性质为“董事会领导下院长负责制”的一家民营医院。2004年，协佳医院率先在广州打出“平价医院”口号，号称自己是广州第一家平价医院，曾在业界引起一片哗然，对此议论纷纷，但这一探索得到了广东省卫生厅的好评。
广东省卫生厅医政处翟祖唐处长针对协佳医院的发展情况表示：“民营医院在医疗服务市场大有用武之地，希望协佳医院越办越好。”
“在我们医院看病的费用要比一般的公立医院便宜30％－50％，这就是我们的平价特色。”张建军直截了当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药品运作上，协佳医院的作法与北京上地医院基本一样。
张建军表示，其实他也从报纸上看到了卫生部的指示。高强部长说的平价医院供应的对象是农民、下岗职工和老幼等弱势群体。事实也如此，很多农民工就是因为在大医院看不起病，才来他们医院。
据院方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协佳医院实行平价后，患者人数增加20％以上，周边的居民和外来打工者，常见病、小病更愿意到协佳医院就诊。
协佳医院是如何做到“平价”之后不亏损的呢？“民营医院都是股东自己的钱，我们充分做好了成本控制，用最低的价格提供最好的服务。”张建军说。
据了解，协佳医院的营业收入，2004年比2003年翻一番，2005年比2004年增长50％，据此数据看，民营医院拥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张建军向记者表示，像协佳这样的民营医院，虽然是平价，但目前资金不是问题，除去建院时候的先期投入一两千万之外，投资方还正在不断追加投入扩建，而且目前已经有外资希望入股。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广州较为知名的几家民营“平价”医院的规模都相对较小，平价民营医院在全部医疗机构中所占比例也很低，因此，即使采用“平价”经营的方式，对大医院也并未造成冲击。
然而，面对大多数富足的广州人而言，“便宜没好货”的“臆断”在患者的心中比较普遍。在一家公立医院采访的过程中，一个病患也向记者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现在看病好贵，但小医院不敢去，毕竟身体不是开玩笑的，来大医院贵就贵点，属于国家的，比较放心。”
张建军也向记者表示：“对于平价，现在病患还是有疑虑，会不会价格降下来了，医疗质量也打折扣了。所以很多病患宁愿花大钱去看大医院，图安心。所以民营医院还得靠大量广告来树立品牌。”
事实上，公立医院的一些医生在听说广州市的一些大医院可能改成“平价医院”后，都议论纷纷。有医生就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他才不想去公立的平价医院呢。一方面对于未来的待遇无法预期，医疗设施和水平不会好过公立医院，还担心可能会更辛苦，“这样吃力不讨好，调动不起积极性。”
广州最久的民营长安医院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民营医院很难和大医院竞争，实施平价的都是民营医院，价格是民营医院的优势，他们都是自主定价，自主经营，可以把价格定得比一般医院低。
广州新市医院负责人则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物美价廉的前提下，医院实行平价对消费者来说是福音。他表示，作为民营医院，他非常支持平价医院。
杭州：平价的寂寞
1月8日,杭州首家平价医院—中兴医院一经问世，便在缺乏改革动力而显得死气沉沉的浙江医疗界掀起一阵微澜。该医院向社会承诺，所有常规用药低于省市级公立医院药价的10%—30%，所有普通门诊挂号一律免费，所有诊断治疗过程及收费全部公开。
据中兴医院院长韩益民介绍，经过测算，在三项承诺中，仅挂号费全免就将向患者让利百万元。
《中国经济周刊》从该医院了解到，杭州中兴医院设立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20多个科室，目前共有40多名医生，其中10位是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专家，护士20余名；医院一期工程大楼共8层，4千平方米左右，病床位20张左右。在规模上仅局限于小医院的水平。
据悉，中兴医院筹建时间很短。去年10月份公开招聘职员时，医院经营的不少事项还未完全谈妥。医院计划聘用60多名职工，包括40多名医生。但目前实际到岗的医生是20多名。在这个医院里，除了个别是从外地引进的人才外，绝大多数医生都是杭州本地退休的老医生。
中兴医院的院长解释，因为老医生有亲和力，而且没有收入上的压力，这是民营医院经营管理上的优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发现，在中兴医院收费处旁的墙壁上，电子屏滚动显示着这家医院的药价和省市级公立医院药价的比较。譬如，感冒药泰诺，公立医院一般是每盒10.5元，这里的价格是每盒7.5元；板蓝根冲剂，公立医院价格每盒2.45元左右，这里是每盒2.21元。
一些在这里看过病的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平价医院看病，的确比其他地方便宜很多，看个腹泻只要1.2元。但遗憾的是，因为是民营医院，中兴医院并不接纳医保卡，让许多乘兴而来的患者深感遗憾。
价格低廉，作为民营医院，它日后将如何运营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问题。对此，该院的韩院长表示，既然打出了平价医院的口号，就是希望靠价格取胜，利用价格优势维持运营。
然而，事与愿违。1月16日，《中国经济周刊》看到，空荡荡的走廊里，诊室的门都开着，没有空调，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坐在桌边等着病人到来。用该院负责人的话说，“一上午只有10多个病人。”
平价医院如何避免平价药店覆辙？
就在社会各界热火朝天地讨论“平价医院”的时候，有一个群体意外地沉默，即通常对新生事物愿意发表各种高见的学者专家们，对平价医院没有给予应有的讨论热情。
1月12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政策与管理系主任吴明在电话中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平价医院了解并不是很多，我不好做评判，就中国而言，对它有研究的人很少。”
同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这位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专家也向《中国经济周刊》坦承，对平价医院了解甚少，更不要说怎么运营了。
而对于卫生部为何在此时推出此项政策，众专家一致表示不清楚，并称此项课题他们没有与卫生部有过接触。
事实上，在卫生部的首次“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上，从毛群安的回答中或许能找出些许答案。他说，这种较低价格的医疗机构，公众是非常欢迎的，是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也根据了一些地方实际经验而推出的。
他同时称，一些研究人员对此持怀疑态度，也有专家提出，中国有这么庞大的公立医院系统，何必再提平价医院？
1月17日，浙江大学医学院的李教授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在整个医疗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的背景下，中国出现平价医院，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如果平价医院能够像它的创建人最初预想的那样茁壮成长，它就有可能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个方向—为公众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并且证明目前遏制公立医院居高不下的医疗费用方面的确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间。
另外李教授还认为，民营医院可以做成平价医院，公立医院同样也能够做到。关键是要看这家平价医院的生命力和今后的发展态势如何，这还需要耐心观察。此时，来自浙江台州的人大代表王向明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几天在省里参加“两会”，也注意到了平价医院谈论的特别多，这对为“看病贵”而愁眉不展的老百姓来说肯定是件大好事。
但王向明表示担忧，平价医院要持续发展，还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支持。在他看来，这次的平价医院会不会像一年前搞的平价药店一样，一阵风似的刮过了也就刮过了，炒作的动静很大，很多药的价钱不久又慢慢地长了上去，患者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实惠。
而世界卫生组织宏观经济与健康体系顾问Hana Brixi博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中国，正在讨论中的“平价医院”可以暂时地帮助解决目前急迫的医疗问题，但这应该仅仅被视为实行全面综合改革之前的应急机制。
Hana Brixi博士认为，在政府执行全面改革之前，将某些医院转化为“平价医院”，可能是弥补目前医疗体系缺陷的切实有效的办法。但是，平价医院本身仍然不能解决为贫困者提供低价高效的可承受的医疗服务。
此外平价医院会加重现有的问题，包括医院扭曲的激励体系和医疗服务的安全质量。因此，为了使得负面效应最小化，中国医疗政策制订者非常需要加强针对“平价医院”的财政、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管理体系。
他进一步分析指出，按照国际经验将医疗体系将医院分成“平价医院”和“高价医院”并不十分成功。“平价医院”总是面临资金人才不足的困境，医生缺乏能力和激励，来提供好的医疗服务，结果导致贫困者无法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这个情况已经在印度得到证实，那里只有富人才能享受更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服务。
对此，Hana Brixi博士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需要医疗财政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对公共财政系统进行改革，以保障医疗资源能够到达贫困的乡村地区。同时也需要更好的法制与治理体制，以激励和推动医疗服务供应者提供城镇乡村所需要的高质量的服务。
此外，这项改革还需要财政支持计划，比如足够的基本医疗保险补贴和医疗费用资助，这样才能使得贫困者有所保障。最好，要建立医疗服务成本核算体系，因为这个现有体系将医生和医院的收入与病患支出直接挂钩，会导致前者只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
（资料）国外的平价医院
从国外的经验看，政府的钱应该投向基层医疗、慈善医疗，而不是大医院，应该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应该鼓励慈善机构来办医院，全球很多国家都有教会医院，人们都知道教会医院不收钱，见到无主病人都知道要送到那里去。
建立慈善医院，可由民政部代表政府来投资，或宗教团体用一些香客或教友的捐款来建，还有纯粹的民间善心人捐款建立，当然这三种投资可以相互渗透，他们构成主流的慈善医院。
另外，市场可以进一步提高包括医疗卫生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的效率。比如政府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甚至直接开办非营利性质的医院。上世纪90年代末，欧美和日本等国用于医疗保健的“公共支出”基本上都超过了GDP比重的5%；除美国外，公共支出占医疗保健总支出的比重均在80%左右。一些国家的政府还开办了很多专为高风险低收入人群提供救助服务的医院。同时，提高城乡医疗保障覆盖水平，将更多的人纳入医保范围。
美国政府规定，任何医院都应该争取对弱势人口提供免费或低收费服务，如果一家医院对相当一部分弱势人群提供了免费或低收费服务，那么这家医院就是DSH（Disproportionate Share Hospital-DSH-Payment）医院。在DSH医院，低收入人口对医院的利用率必须超过25%，这个指标是下面两个指标之和：一个是MEDICAID（政府医疗救助）收入（不包括对DSH病人的政府补助）占医院总收入的比重，另一个是医院慈善性住院应收费额占医院住院应收费额的比重。政府对这类医院予以免税及其他政策优惠与资助。
美国国家安全网医院从上个世纪80年代组建，负责对低收入人口提供廉价的门诊和住院服务，提供社区卫生服务、对突发卫生事件做出准备、负责进行医学教育承担教学医院的任务。从1980年的5家公立医院，发展为现在的100多家。他们把这些公立医院称为国家的安全网医院，构建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
英国是政府主导全民医疗事业，医生和医院的经费都是政府供应，大约需要5％左右的GDP产值来维持这一福利。而法国也是全民医疗保障，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是医生独立开业，医生和医院是从事商业的，因此法国实现同一目标就花费了11%的GDP，当然美国医疗事业占GDP的比重就更高一些达到13％。在这个巨大的差距背后，是英国由国家供应事业经费，取消了医生趁人之危的机会，医疗事业在病人面前的强势地位无法转换成为“剩余索取权”，因此仅仅用了不到法美诸国一半的GDP产值，就实现了更全面的医疗保障。
在国外，公立医院经费国家通过投入及保险方式予以保障，为国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也就是平价医院。这样做的理由不光在于，政府必须为国民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更在于，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兑现了对于纳税人权利的保障与承诺。
（评论）
如果卫生投入不足的矛盾依然无法得到实质性解决的话，医院到底应该如何在为老百姓提供廉价、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保障自身的正常运营以及健康发展呢？“平价医院”的建立，希望是为了日后逐步加大医疗卫生投入作铺垫，而不是医院发展有困难就将包袱推给患者，而患者不堪忍受之后再将包袱卸给医院的“历史重演”。
★文/何楠
平价医院：让利于民还是虚幻游戏？
在医疗支出普遍被老百姓视为“新三座大山”的时候，由卫生部传出要建“平价医院”的声音，无疑很令人振奋。不过，在欣喜之余，也许我们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平价医院”的大规模出现，到底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也即在打造“平价医院”的过程中要面对哪些困难？
所谓“平价医院”，显然是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医院高收费而言。既然有“平价”，自然也就有“高价”，但到底什么样的收费标准算是“平价”，这个标准又应该由谁来定呢？医院的“专业权力”，决定了患者根本不可能平等地享受到其他消费者所能享有的权利，因此医院的“平价”与否，普通患者无法作出客观真实的判断。在患者纷纷对医疗收费叫苦不迭的时候，却难有医院承认自身存在高收费问题，比如在不久前的“哈尔滨天价医疗纠纷”中，医院竟然也还是坚持认为自己是“少收了钱”的。因此，如果由医院来“自我打分”的话，显然并不公平。
既然医院和患者都无法对“平价医院”做出一种准确的评判，那么要想真正把建立“平价医院”落到实处，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尽快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来定义“平价医院”。当然，仅仅依靠“下定义”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让“平价医院”能够真正“让利于民”，就必须要保障医院自身积极健康地发展。
在老百姓的眼里，公立医院是非营利的，本身就不应该高收费；而公立医院的日常运营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难题，其中根源就在于公共卫生投入的不足。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但卫生投入却不足全世界卫生投入的2%，而且分配极不均衡。由于卫生投入不足，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有利于医院改革与发展的筹资机制，从而使医院生存环境恶化，因此导致医院的公益属性与市场化生存方式发生严重分裂。在片面强调市场化的一边倒局面下，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名正言顺的追逐利润，从而导致了医疗费用的逐步攀升。
降低医疗费用是老百姓的实际需求，而满足老百姓这一需求的前提是，要有足够多的高质量有保障的医院来为之提供医疗服务。在医疗投入明显不足的前提下，为了医院的发展，医院开始独立经营；当片面强调市场化所导致的医疗高收费日益饱受诟病之时，卫生部重新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要求建立“平价医院”。但是，如果卫生投入不足的矛盾依然无法得到实质性解决的话，医院到底应该如何在为老百姓提供廉价、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保障自身的正常运营以及健康发展呢？因此，希望此次卫生部提出建立“平价医院”，是为了日后逐步加大医疗卫生投入作铺垫，而不是医院发展有困难就将包袱推给患者，而患者不堪忍受之后再将包袱卸给医院这样一种“历史重演”。
要想保障医院的公益属性，使之真正造福于民，首先就要医好现在的“医疗体制病”；而要想让“平价医院”能够大规模涌现，就必须要加大医疗卫生的政府投入。如果离开了这样两个前提，即使“平价医院”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它们到底又能坚持多久？最终的结局无外乎两种：要么是“平价医院”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片面性，乃至虚假性；要么是医院由于无力支撑而最终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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