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星河 发表于 2007/10/23 13:44:01

关于反中医逆流的思考

张流秀
(重庆市秀山县平凯小桥南桥湾路3号 409902)
近年来,一股反中医的强劲逆流席卷着医界内外。这其实是近现代以来反中医潮流的余绪和翻版,之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还能沉渣泛起,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中医界有识之士必须全面分析,冷静反思,并以果敢的坚决行动来回应这股反中医逆流的闹剧。
1、历史根源
1.1 因循守旧,固步自封 中国本土历来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人们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知足常乐。因而几千年中尽管并不乏战乱纷争,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自得却是主流。这就导致了因循守旧、封闭保守的民族性。反映在医学上,则中医数千年来没有较大改进,虽然肯定也会有着一定的发展,比如形成伤寒派、温病派,或滋阴派、攻下派等等,但其任何一派都不过是中医之一偏,过于强调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难免不使学者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事实上从基础到临床,从概念到体系,中医从源头经典以降,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在理论上依然概念含糊,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体系上依然逻辑混乱,派别林立,各执一端;临床上则“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一见知病,出手即效”的医家修为至今还认为传说。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让居心叵测的反中医人抓到把柄。
1.2 国门洞开,中西难通 清末以降近现代以来,随着国门的被动或主动打开,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益深入,国人眼界大开,而中医界内更为异域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所震动,有识之士如唐容川、张锡纯、章次公等遂自觉主动地进行中西医汇通。但却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终于汇而未通。西医主要来自于战场的外伤急救和感染预防,当然其切割手术和感染治疗为最擅长(“十”字这一医院或医疗的特有标志,即源于“十字军东征”),其主要针对的首先为“伤”而非“病”,属于中医“下医”所治“已病”范畴。中医界不知自己最擅长者却是“上医”所治“未病”,而以彼之长比己之短,自惭形秽,形成了严重的“侏儒观念”,丧失了应有的自信心。于是方效理错、废医存药的言论一时甚嚣尘上。追求秘方的获得,忽略理论的研究愈演愈烈,以至于“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造成今天一切疾病的诊断结论或治愈标准皆唯西医马首是瞻,而某某方治某某病多少多少例则成为中医真假八股论文的标准范式。反中医人不是笨伯,他们看得出中西医试图汇通而通不了的无奈。
1.3 迷信西方,矫枉过正 近现代以来,西方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促使国人对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痛切反思。眼见民众积弱、政治黑暗、国将不国的积重难返形势,一些政治改良主义者,尤其是一些喝过洋墨水的激进革命家,要清除绊脚石,不免矫枉过正,不问青红皂白,把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也一律视为旧传统、旧文化而彻底打倒。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说:“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因为中医被认定为“不科学”,所以就有一位名人露出花岗石脑袋胡搅蛮缠,称:宁可被西医治死,也不找中医治疗,否则对不住所受十几年的西方科学教育。民族虚无主义的“自贱心理”形成如此。而中医界人士也产生了错觉,以为西方医学也必然全面先进,中医就是不如西医。于是,中医没有学术地位,更丧失了临床阵地,渐降而成了西医无可无不可的补充或辅助。
2、现实原因
2.1 明扬实抑,决策失误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的医药卫生政策一度为反中医人士所左右,多亏国家最高领导人发觉,才使公然灭亡中医的举措有所收敛。但是其批示和随后的一系列政策虽用心良苦,客观上却让中医被隐蔽地釜底抽薪,而处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比如告知西医界中医药是个“宝库”,指望西学中两年后出几个高明的医家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以便产生既高于中医也高于西医的“新医学”,殊不知意愿良好却事与愿违,“新医学”并没有诞生,从这个“宝库”中倒是发掘出了麻黄素、黄连素、青蒿素等新的西药门类。后来又在中医界倡导中西医“并重”并鼓励中西医“结合”,结果是“并重”重了西医轻了中医,中医愈加萎缩,“结合”使中医放弃了主体地位,成了找不着北的“泡沫”、扶不起来的“阿斗”。泡沫中医、阿斗中医丧失了太多真中医的成分,空耗了国家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反中医人正好找到了口实。
2.2 截断源头,否定民间 民间是中医的源头活水,汗牛充栋的历代中医著作几乎都是民间中医人所作,而中医学院最早的师资基本都来自民间。一部中国医学史,可以说主要就是民间中医的历史。但是民间中医虽然一直都默默地救治着不少人的生命,解除着不少人的痛苦,节约着不少人的钱财,却因为比照着西医定制的《执业医师法》的出台,如今倒反而成了打击、压制甚或扫荡的对象——很多为病家所信赖的医家一夜之间成为非法。至今民间中医在本土的生存竟然比在尚未正式承认中医的国外还难!而本可指望的《中医药条例》结果也遗憾地露出了对民间中医的漠视。源头断了,纸上谈兵也就多了。于是出现了“如数家珍引岐黄,论文繁荣本已忘,虚实莫辨寻常事,中西结合乱处方”,中医总体萎缩,一蹶不振。反中医人很冷静地看到了这一点,便很不冷静地叫嚣什么废医验药,甚至试图要中医中药退出国家的医疗体制。
2.3 自我从属,名存实亡 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反中医逆流之所以在当今21世纪之初再度沉渣泛起,中医界自身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管理上,不能争取行政独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无法集中中医药管理权力,甘于成为实质的中西医结合局、中医不管中药局。再比如教育上,不敢独立地开办一所培养真正中医上医和下医人才的纯正中医药高等学府,满足于甚至津津乐道培养一流兽医、二流西医或三流中医等杂合全才。还比如临床上,具备“一见知病,出手即效”修为的医家已是凤毛麟角,满足于不出命案也医不好人,或者西药中药杂下,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或者沦为在“消炎”指导下用植物药的西医生。学术上呢?中医学理要向西医靠,中药必须符合西药标准,治疗研究也基本多是针对靶点。如此,名为中医,实为冒皮。大家都心照不宣,于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位截瘫”,中医药高等院校学子一毕业即失业或转行,中医院不为病家看好而冷冷落落,而所有中医药杂志基本都为中西医结合靶点治疗论文所充斥。
3、回应对策
3.1 摒除民族自贱心理和侏儒观念 中医的科学性决非局外人和浅尝辄止者所能理解、深信和精究。中医人固不能夜郎自大,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但也不可妄自菲薄,因不“现代”而自卑,应当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予以张扬、研究和运用,努力开放心胸,坚持科学发展观,团结民间科班,并以“拿来主义”心态吸收和圆融包括西医药在内的人类一切智慧成果,使中医学其概念得到最大限度的规范,其体系得到最大限度的完善,而其科学性得到最大限度的阐扬,救人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如此,有一天会让反中医人心服口誉予以称道,中医学的确是中华民族对国内和世界人民的又一伟大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反中医逆流仅仅是民间性的,而且反中医人主要都是一知半解的外行。自从“非典”以后,政府加大了对中医的扶持力度。让反中医人尴尬者,反中医逆流更促成了政府对中医的扶持有了实质性的举措。不知这是否为反中医者流所始料未及?
3.2 保持平和心态并深刻反省反思 有个话说得好,一个人挨骂总有可骂的地方。反中医逆流的沉渣泛起总不是没有中医界自身的原因。一是中医理论的用词和表现形式的确并不科学化也不现代话,既让别有用心者抓其作为攻击中医的把柄,也让有心自医医人的学习者信心顿失只好敬而远之;二是中医人急功近利,心态浮躁,或者远离经典数典忘祖,或者钻入故纸堆食古不化,结果导致临床普遍萎缩,阵地失去,既不能以此济世救人,也不能借以儒门事亲,甚至自己患病也只好赶快到西医院去打点滴。中医在理论上理当科学化、现代话,在临床上也应该能一见知病、出手即效,赢得学习者的热爱和广大病家的首选。这是回应反中医逆流的最好举措。
3.3争取中医继承发展有法律保障 中医的继承和发展必须要有一部明确的中医法来保障。据说以中医为核心的传统医药法的制定已六易其稿,之所以还难以出台是因为里面要写进一句话:“鼓励中西医结合。”遭到了起草小组中为中医说话的一两个人的抵制,称“中医业内人士宁可不要中医法,也不能让一部这样的法规出台”。毕竟还有良知者在。“中西医结合”,甚或“中西医并重”,不是不可以提倡,但在中医尚萎缩不振的形势下,还是由西医界来提倡和进行比较好,中医的法律实在不宜鼓励中西医结合和提倡中西医并重,否则仍然意味着民族自信心的缺失,必然还会给反中医人授以把柄,中医处境的改善怕从此将永远无望。必须强调,中医法不是中西医结合法,不是中西医并重法,另外也不是中医不管中药法。必须确保中医药行政部门集中并独立行使医、教、研、产管理权力,必须改变所有中医医疗机构的西医化设置标准,必须鼓励全社会优秀人才进入中医药行业,必须支持中医药基本知识在教育和全民中的普及。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要咱们中医界自信、自立、自强,反中医逆流的几个跳梁小丑别有用心又能怎样呢?终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张师该文被评为重庆2007全国传承创新中医药高层论坛优秀论文叁等奖,并于10月27日在重庆接受相应获奖证书与奖金)


附:四川省巴中市中医院沈舫钦、沈华文《反中医闹剧的根源探析》分析反中医闹剧上演产生的如下好处:
   1、能够获得各方面各层次对中医的各种信息,包括瘕疵、缺点和谬误,以利中医的改进。
   2、可以获取实现中医继续探索,继续前进的一些有益的建设性意见、方法和步骤,以利中医的进步。
   3、从反面为中医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激情。
   4、活跃了学术空气,有了广泛的自由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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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师简介:师承中医,号巴蜀郎中,虎溪楼主,弟子尊其“虎溪公”。张师救人,每力挽危急,且多倚重大黄、附子,遂被誉为“年轻的老中医”、“张大黄”、“附子王”。其所创新中医,既是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现代医学实践的修正与圆融,是通天、地、人三才环境之大道,从基础到临床足可改写现行概念含糊、逻辑混乱、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的整个中医理论体系。有著作《中医,魂兮归来》(21万字已内部出版)和《中医反思与研究》两部,经典学术论文20余篇分别发表于海内外多家科技学术期刊或收载于国内外多种权威论文集。已独立举办了两期全国性“新中医师承研究班”,并曾应邀演讲于浙江、上海两地中医药高等学府及四川成都龙江书院和时间简史大书坊,收海内外高层次入室弟子10余人。坚持“恻隐仁心术体现,出手即效快救人”,其“一见知病、出手即效”主张,在业界已产生相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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